新东北作家群“子一代视角”的现实主义再思考
内容提要：首先从“子一代视角”研究中“阶级论”和“人性论”两种观点的有待商榷之处入手，论述该视角是这一作家群体符合现实主义的共同选择，是“子一代”知识分子在遭遇市场经济冲击下，与下岗大潮中失去主流地位的父辈工人阶级之间最强烈的情感共振；进而讨论这一视角下，作家们“对父辈的历史现实主义关照”与“子一代自我书写”之间出现的明显悖论及实质：他们在讲述父辈历史意义的过程中遭遇言说困难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回忆”和“虚构”来回避意义，倾心于言说本身；最后新东北作家群的作家们虽然意识到自身“子一代视角”的写作也许终将成为自己作品中寓言的一部分，但他们仍然会坚持以一种特有的方式来重新续写寓言。在对新东北作家群“子一代视角”的论述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对现实主义从认知到实践的不断探索，现实主义不只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同时也是一种氛围、一种气质，它将以自己的方式在新的时代获得新的生命力。
关键词：新东北作家群 “子一代视角” 现实主义
“新东北作家群”的提法最早应该溯源到2011 年《渤海大学学报》设置的“当代辽宁作家研究”栏目，“新东北作家群”的概念就是在这个栏目中被率先明确提出来的，之后被纳入“新东北作家群”的作家有孙惠芬、白天光、丁宗皓、高晖、李铁等数十人之多1。但学者丛治辰明确指出，就渤海大学的“新东北作家群”中所包含的数十位作家而言“写作的面向都大相径庭，只能说他们之间存在着同乡之谊，却很难在文学层面找到相互间的关联”。22019年黄平在与张定浩的对谈中，依据作家创作的共同特征明确了“新东北作家群”主要是指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人为核心的东北作家群，这一界定基本被后来研究者所沿用。之后他与李雪等人论述了这一作家群体所共同关注的“父与子”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就该作家群体在创作中所采用的共同视角，提出“子一代视角”的概念。笔者主要立足于这一视角，结合近年来围绕该作家群体所展开的不同层面的现实主义研究成果，论述研究者无论是谈及工人阶级的城市乡愁，还是东北的工业文明，乃至于工人阶级在城市的重新复活等重要话题，从研究视角来看都仅仅是聚焦于“子一代视角”的客体——“父辈”而言，在此主要通过视角转换，把关注点转向“子一代视角”的主体，着重从“子一代”作家们在经济和精神上自我认同的双重困境出发，重新关注这一视角。
一、“子一代视角”是符合现实主义的共同选择
黄平明确提出“子一代视角”的说法是在他的《“新东北作家群”论纲》一文中3，文中他明确了“子一代视角”是一个既“外部”又“内部”的视角。此后他还从“外部”与“内部”详细论述了这一视角所产生的对父辈工人阶级而言，既言说历史又关注个体的现实主义特征。至此“子一代视角”便开始以父辈工人阶级的立场有理有据地取得了和现实主义密切关联的合法性。于是就出现了张思远、武兆雨等学者对这一作家群作品中现实主义特征的相继论述，尤其是武兆雨在《东北工业文明视野中的“新人”形塑——以“新东北作家群”作品为例》一文中4，大力发掘这一群体作品中工人阶级的各种优秀品质，肯定他们始终都在坚韧地创造新的生活，追求个体的尊严；进而把他们下岗之后，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摆摊、拉车，甚至跳大神，定义为“牺牲奉献”；甚至把《盘锦豹子》中印刷厂的孙旭亭为了获得奖励解决孩子出生后迫在眉睫的住房问题，不远千里跑到北京，晚上住在地下室白天向教授求教，废寝忘食没日没夜组装那台美其名曰“试图与国际接轨”，实则是“出口转内销”过了时的一堆没有说明书的废铜烂铁，称之为是工人阶级渴求发展和追求尊严的强大内力，在实践中转化为伟大的学习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等等，这些都被该作者定义为是共和国“新人”的特质。这样的论述不得不让我们迫切地感受到，“父辈”的阶级性这一聚焦点对这一作家群所带来的现实主义回响已经进入到了有待我们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时期了。
为什么我们对新东北作家群的现实主义讨论会进入到上述的极致化状态？其实从“子一代视角”的提出和得到共识的过程中我们就已经看到，对它的讨论自始至终都是局限在对这一视角的客体——“父辈”的讨论范围内。也就是说我们始终都在讨论这一视角的共同出现对父辈对历史意味着什么，却从来没有考虑为什么这一批80后的作家们会不约而同地选择采用这一视角来进行叙述？诚然就这一问题，在一些访谈中几位作家都曾被问及过，他们的回答也几乎如出一辙。如班宇所说：“原因也许是，我对工人这一群体非常熟悉，这些形象出自我的父辈，或者他们的朋友。他们的部分青春与改革开放进程关系密切，所以其命运或许可以成为时代的一种注脚。”5这一回答听起来特别具有合理性，因为众所周知，作家自然会把自己最熟悉的内容作为写作的首选。但只要我们稍加认真思考就会发现这个回答几近于没有答案的回答。因为可以说任何人对自己的父辈都是最熟悉的，但为什么单单在东北就突然集中出现了这种明显的“子一代视角”的书写呢？毫无疑问，这显然与东北的地域特征有必然联系，但我们须要注意的是“有必然的联系”并不等同于“只与东北的地域特征有关系”，而且很有可能更为本质的联系恰恰并不在于这一必然联系中，而在其他。
要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首先必须要把对“子一代视角”的关注点从“父辈”转回到“子一代”身上来。其实对“子一代”本身的关注在此之前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丛治辰在他的文章中就针对刘岩他们对新东北作家群所做的论述，明确提出为什么一定要从“东北”及其特定历史时刻去理解双雪涛、班宇和郑执呢？为什么不可以是从“父亲”的角度去理解？6很显然，丛治辰是站在人情、人性的角度，基于新东北作家群中的“子一代”立场来发声的。他采用研究者分析朱自清《背影》从“儿子”也同样具有父亲的身份这一视点入手，进而建立起“儿子”与“父亲”之间人性向度上理解与认同的类似方法，着重强调了新东北作家群中“父辈”的父亲身份，而不是阶级身份。也就是说丛治辰以人性否定了刘岩他们所言说的阶级性和社会性。那是不是丛治辰的这一人性论就真的是无懈可击了呢？对此其实在之前我们提到过的，2019年黄平与张定浩的那一次座谈中就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对谈中，针对张定浩所说的“人类社会结构在不断变化，触发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欢乐和痛苦的那些东西可能也在不断变化，但那被触发出来的欢乐和痛苦却都是类似的，是具有某种普遍性的”。7黄平说：“我同意。不过这个普遍的情感是不是要和具体的身份勾连在一起？我相信有一个抽象的范畴在天上，但是总要具体化地来落地。”8很显然，黄平所言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我们的确可以把一个普遍性的概念当作完全合理的论据，但如果从实际意义上来讲普遍的也几近于是无意义的。然而黄平的问题在于他在否定“人性论”观点的同时，却又过于固守了自己所持的“阶级论”观点，他在对“子一代视角”的现实意义进行内部分析时说“因其在‘内部’，血缘与阶级上的父子关联，使得‘代言’的道德难题迎刃而解，他们天然地有‘代言’的合法性”9。很显然，黄平从这一视角出发，其立场仍然在“父辈”，主要还是强调“子一代”对“父辈”历史意义言说的合理性。站在“父辈”立场真的就如黄平所说的，这种“血缘与阶级上的父子关联”就使“代言”的道德难题迎刃而解了吗？他们的“代言”也就天然地具有了合法性吗？
是否能迎刃而解，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我们暂且先放置一边，我们重点讨论的是这里的“代言”真的就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子一代”对“父辈”的代言吗？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进一步讨论班宇、双雪涛、郑执的身份归属问题。实际上他们一直以来都有着双重身份，一是“工人阶级的子弟”，二是都上过大学，都对社会和历史有着自己的独立认知，都想对社会尽一己之力，因此我们可以换一个说法——都是“知识分子”。前一身份按黄平的说法，那么代言的道德难题和合法性基本都可以算作是迎刃而解，但后一身份的代言，即“知识分子为工人阶级代言”的问题就需要另作讨论了。比如为什么这群知识分子要去为工人阶级代言呢？诚然很多人都会用这一作家群所说的父辈“那代人是沉默的”来进行回答，所以顺理成章，对待沉默的“父辈”必须要有人来代言也就言之凿凿了，问题在于为什么就一定要是知识分子来代言呢？因为从古至今知识分子都是最会言说的。那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为什么这群知识分子又恰恰都会在这一时期最想去言说无产阶级过去的故事呢？”这就回到了我们最开始提出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会共同选择‘子一代视角’？”
我们都知道三位年轻作家在大学及成名前都经历过各自的不如意。班宇大学的专业是计算机，毕业后当了十多年的乐评人，没有太多成就感，直到快三十岁，参加了2016年的豆瓣征文比赛获奖以后，才成为了掀起“东北文艺复兴”大潮的青年作家之一10；双雪涛，大学毕业后当五年的银行职员，感觉工作了无生气，后来正为筹措新房的首付焦虑不安的他，因为被朋友转给他的“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征文启事的高额奖金所诱惑，意外成功地进军了文坛11；郑执，虽然在读大学期间就开始创作和出版小说，似乎比前两位作家都要顺利，但在他的父亲突发疾病去世之后，他才真正开始面对经济上的困境，尝尽人情冷暖。他曾因为交不起学费休学，借高利贷，酗酒，最后才醒悟过来，决定用写作来缓解痛苦，最终取得了写作上的成功12。
显而易见，三位知识分子在成名之前，都经历了市场经济全面发展所带来经济和精神上自我认同的双重困境，他们所经历的这种困境一点也不亚于他们的父辈。我们都知道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大解放，使得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了“五四”启蒙时期的主流引领地位。也就是说班宇、双雪涛、郑执小时候所处的年代仍然是知识分子成为人们仰望对象的时代，所以我们才会在他们的作品中频频看到不管是下岗后卖茶叶蛋卖烧烤的父母，还是骑三轮拉活的父亲都会竭尽全力地供自己的孩子读书，只要孩子能够考入重点中学，砸锅卖铁，到处找人借钱也要给交上9000元的“入学费”。因此即便在这批作家还并不知道知识分子的身份对他们的将来会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竭尽所能地在向知识分子靠拢了。
然而走过了近二十年，正当他们一个个取得进入大学的资格或者已经大学毕业，已然正式踏上通向知识分子群体的台阶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已经从初期进入到了全面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从之前的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中心转为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甚至教育也被纳入到了市场经济的范围内，高校的扩招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可以说80后刚刚历经十年寒窗才获得知识分子身份的这一批年轻人，在他们还没有尝到成为主流的滋味时就已经被时代甩到了轨道之外，这种体会无疑跟他们的父辈在90年代所经历下岗大潮时期的感受是一致的，甚至他们的感受更加深切更加惨烈，毕竟他们的父辈在经历下岗之前还拥有过成为社会主流中坚的无上荣耀，而这群80后的东北作家们，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还没有来得及成为主流就已经被边缘化了，因此他们内心始终有一种难以言明的苦楚按捺不住地想要倾诉，然而蓬勃市场经济的高速向前发展使他们始终难以找到具有共同步调的倾诉口，这个时候向后转、向内转，转向自己的记忆深处就成为了他们最好的选择，于是他们就不约而同地开始讲述父辈们的故事。正如班宇所说：“那个年代对我来说，更近乎于一种诉说的介质、一种镜像，而非实际存在，或者说，我是在假托于此，进行一种更为自我的表述。”13
二、“子一代视角”下现实主义的悖论呈现
上述部分我们解答了三位青年作家为什么会不期而遇地共同选择“子一代视角”。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在选择了这一视角之后，他们是如何遭遇书写现实与表达自我的难题。其实这一问题在北京大学“‘我们’文学社”的一次对话会上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当时刘岩引用双雪涛曾经讲述《平原上的摩西》创作初衷时所说的话，从阶级论角度强调了这一作家群的写作更多的是对工人阶级父辈历史意义的关注，当时双雪涛明确表示认同，他说他写小说的确是想要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故乡人留一点虚构的记录。但紧接着刘岩又说道“当今天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和媒体以‘东北’这样一个标识来塑造你作为小说家的形象时，你似乎要从这种定型化的塑造中挣脱出来，强调自己不是在记录、反映真实的东北。这就形成了一种悖论”。14这里刘岩所说的双雪涛要“挣脱出来、强调自己不是在记录”是针对双雪涛在一次访谈中的回答来说的。当时双雪涛被问及“你的小说似乎总是聚焦工厂工人，为什么？所书写的工人阶层背后有怎样的核心命题？”双雪涛一方面肯定他确实对工人这一群体非常熟悉，而且也表示这一群体的命运或许可以成为时代的一种注脚。但随即他马上说道：“工人阶层也谈不上，坦白说，在我的小说里，虚构成分居多，并非是要借此控诉或者发泄，相比社会命题，我其实更愿意对小说本质进行一些探寻，包括语言与叙述技巧等等，把文学还给文学，也许收获能更多一些。”15由此可见这群作家在“子一代视角”下的具体写作过程中，的确如刘岩所说是存在着一种悖论的，而这种悖论式的写作也许恰恰就已经不知不觉成为了他们潜在自我表述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接下来我们需要讨论的是这种悖论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在他们的具体写作中会出现这种悖论？
很显然这种悖论其实是在“子一代视角”下，对“父辈”历史现实主义的关照和“子一代”在书写过程中具体采用的写作手法之间的矛盾。从“子一代”立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自己被边缘化难以言说自身，进而想要借助对父辈的历史时代意义进行言说时，伴随着自己的讲述，他们越发感到自己的言说不仅离“用父辈的青春和命运来为时代作注脚”越来越远，同时离自己想要言明自己的那种被边缘化状态也变得更加遥不可及。这种对于言说困难的感受在他们的作品中几乎都有具体呈现，如在郑执的《生吞》里，我们看到天才秦理的大半生，几乎都是不能言说或者不愿言说的，甚至当自己最爱的和自己相依为命的女孩儿黄姝在自杀前，向他诉说自己遭到性变态富商惨无人道的虐待时，他那来自内心深处原本可以震彻宇宙的愤怒，也只能化作电话里的那一声野兽般的怒吼，甚至最终在他历尽万难用天才的智慧终于将真正的凶手绳之以法后，他依然是选择无声无息地“从天台边坠落，跟黑夜真正融为一体”，只留下“楼底传出一声闷响”16；双雪涛在他《平原的摩西》中也写到天生喜欢火的小姑娘李斐为了在圣诞节晚上如约给小庄树做一片超大的圣诞树，阴差阳错让下岗的爸爸误遭警方的怀疑犯下大案，开始了十多年非人的隐匿生活，命运无情，当长大了负责续查这一案件的庄树拨开重重迷雾找到李斐时，此时曾经两小无猜的那份情谊，已经因为现实而有了不可跨越的鸿沟。作品结尾处面对李斐提出的难题“如何让湖水自己分开，让你能够走到我的面前来”，庄树把印有童年李斐画像的“平原牌香烟”扔进湖里，最终让湖水变成了永远只属于他俩自己的平原。相信在这段唯美的描写中我们既感受到浪漫，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沉重的难言的遗憾。这两部作品中我们都看到了，其实作者非常明确对于自己来说有一些东西是必须要言说的，但在真正言说的时候他们又分明感到了言说的困难，这种感觉在班宇的《冬泳》里表达得更为直接，当他意外从爱人隋菲口中得知，自己原来就是造成隋菲父亲所谓“意外死亡”的凶手时，主人公本身面对生活、面对爱情的无力感，再加上此时面对命运的无奈感，使得他最终选择了用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冬泳”无言地走向了生命的尽头。尤其是小说结尾处对主人公自杀后意识的描写：时而看到了岸上的萧瑟，时而又感受到了水中的温暖；时而离岸上的隋菲很近，时而又离隋菲越来越远；既有在水下与隋菲的父亲共同在水草的层层环抱中各自安眠，又有自己最终独自赤裸着身体浮出水面，整个感觉亦真亦幻，真假难分。至此已经无须任何言说，他迷醉在冰面之下、生死之际、明暗之间，那种所有重负因生命的结束而得以释放的超现实的奇异体验感，已经难以遏制地真实地向着读者扑面而来，挥之不去。
由此我们可以说对这三位作家来讲，这种难以言说的感觉已经是他们作品所传递出来的不争的共同感受，对此他们几乎都共同选择了专注于用“如何言说”来代替了“言说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回避了意义的言说而倾心于言说本身，他们不再想竭尽所能地去告诉我们他们难以言说的到底是什么，而是各自采取不同的方式把我们带入到他们的氛围中，让我们确实去感受当下他们那种强烈的难以言说的无奈感和苦楚感，甚至还有对感知到这种难以言说状态未来的持久性而产生的强烈恐惧感，所以他们三者都非常强调“虚构”可以给他们“表达自我”带来前所未有的强烈满足。班宇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他的小说除了某几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原型之外，其他大部分都是虚构的。他说他在写作里面得到最大的愉悦可能还是虚构的愉悦，或者说是一些精神的乐趣。17很显然他在这里的“愉悦”和“满足”并不是对现实而言，而是对于现实畅快淋漓的表达而言。因此也许有人会认为他们的这种写作是对现实的逃逸，但事实上他们却通过逃逸把我们带入了其中，他们只不过是在用书写的手法来解决书写本身的难题而已。在这个方面班宇甚至认为回忆也是一种逃逸，班宇说对他而言，他总是感到对当下事物难以把握，总觉得当下过于纷乱，无从应对，更没办法去讲清楚，人在其中的很多感受极其微妙。但他又觉得对于过去的时代，自己仿佛总归是可以有一点点可怜的发言权的，所以他就总是会试图去讲那么几句。18很明显，他的这种努力其实就是想通过“虚构”和“回忆”在看似逃逸的书写过程中，把我们不知不觉带入氛围，进而用氛围引领我们去用心感受那个本身就难以言说的当下。
但回忆所能实现的也只是暂时言说的畅快，当回忆已经不能够满足他们言说的愿望时，他们就开始倾心于寓言、魔幻等表达方式。在这方面双雪涛的《大师》《长眠》，班宇的《蚁人》《山脉》等作品都是很好的代表。在双雪涛的《长眠》中我们看到，诗人老萧独特的家乡——一座正在日益下沉的“玻璃城子”，玻璃城子里有着魔力的苹果鱼，老萧置生命于不顾吞下玉石苹果阻止玻璃城子下沉保护村子，而村民们却为了玻璃城子下沉时能得到自动浮出水面的鱼，执意通过各种激战抢夺的老萧尸体重新获得玉石苹果，“我”应她妻子小米的请求而来，为了守住老萧的尸体决心跟小米一起与村民战斗到底……，作品中的一切都既像是梦魇又像是寓言。老萧那种对于自己追求的执着，我和小米对于老萧义无反顾的支持，以及村民们对苹果鱼嘴里玉石苹果的执念，这一切都是作者对于历史和当下最真切感受到的另一种表达，甚至可以说作品中所带给我们的现实感，是一种比现实还要真实的感受，这种难以言明的现实感似乎让作者和读者都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言说现实的过程中深感无奈的我们，只能倾心于深深陷入清醒的沉睡，就像文末老萧留下的唯一遗产——那首诗《长眠》——的结尾处所写“让我们就此长眠，醒着，长眠”。19班宇的《山脉》和双雪涛的《长眠》相比，在这一方面的表达上更具有先锋特质，班宇自己就说过：《山脉》“为喜欢智性阅读的读者提供了挑战已有美学经验的空间：喜欢叙事迷宫的可以在其中读出孙甘露格非甚至博尔赫斯的意味，喜欢马原洪峰的可以从中获得真实与虚构交织的混沌感”。20在《山脉》中我们经常会处于“现实中的作家班宇”和“他作品《山脉》中的作家班宇”两者之间的两相迷幻状态。《山脉》的结尾部分班宇虚构了小说中创作《山脉》的作家班宇来接受采访问答，当他在虚构中设置自己被问及“现实与虚构呈何种关系时？”他又在虚构中自设性地回答道：“现实与虚构本来就是同一个词语，虚构的情节被写出来，也会变成现实，一切都会发生只是时间问题，或者说现实也是对虚构的一种投射、复制。”21很显然这种在虚构中来如此“现实”地回答“现实与虚构的关系”，比起我们常见的现实问答更能够挑逗我们的思维神经，让我们不自觉地融入其中跟着他们一起思考，产生更多我们从未曾想过的多种可能，进而更接近现实本身，接近自我本身。从这一意义上来讲，难道这种用虚构来言说虚构没有现实意义吗？难道他们还不够现实主义吗？
至此，我想我们已经算是清楚地回答了这一部分开始之初刘岩所提出的班宇他们写作过程中出现的悖论问题了。事实上他们关注历史现实本身和看起来像是对现实逃逸的书写其实并不矛盾，恰恰相反，还有着高度的统一，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说“逃逸”也许是比“直面”还要真实的另一种面对，作者和我们都被带入到虚构中不得不真正地面对现实、思考现实。所以班宇说：“小说带给我的逃逸，为我在另一个维度上打开了新空间，是我所创造出来的，又平行于我而长久存在。”22他们深深地在他们的虚构中体会到了一种真实的存在感，被它的魅力深囿于其中，并在其中从过去走向将来……
三、“子一代视角”的现实主义超越
上述内容中我们看到，班宇他们并不只是在竭力挣脱历史现实主义的形塑，也不仅仅是单向度向着叙述的逃逸，他们真正逃逸和挣脱的是“被某种唯一所确定”。但事实上他们能做到吗？
从最初我们讨论为什么他们会共同选择“子一代视角”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他们对自身以及自身所处的时代都有着非常清楚地认知。他们渴望通过对工人阶级父辈记忆的书写来找回那些失去的尊严， 他们在写作上的成名似乎也预示着他们已经把渴望变成了现实。就如双雪涛所说“我愿意在虚构中让趴下的人能够再站起来”，“我觉得这是虚构的特权”23。我们先不说小说中的人是不是站起来了，但写小说的人却似乎的确是以虚构的特权站立了起来。也就是说吊诡的是，知识分子同样濒临被摧毁的尊严，却是以对父辈工人阶级最后尊严的深情顾盼来实现逆转，这也许是他们在最强大情感共鸣之后产生的最为迥异的命运分歧。他们深知作为一个代际，这种逆转不可能成为永恒，终有一天他们的“子一代视角”书写最终也将成为自己作品中寓言的一部分。对此他们其实早已自知，就如同班宇所说“在谷底的两个时期的人们，一定会感受到一个相同的状态。同样，对于站在峰顶上的人们来说，也会看见曾经的低谷是什么样子的”24。
不仅班宇有这样的认知，双雪涛也深有同感。他讲述了自己去广州录制“一席”讲演的过程中，如何从一个作家变成讲演者全程的各种不适，他在创作谈里写道：“看某些名家招摇而过，穿行于各种局面之间，其实已丧失与世界交谈的能力。看某些新作家低头垂目，似乎清醒，转身便与人合影，琢磨着找谁写推荐语，为研讨会奔忙，似乎也无甚大趣味。”25所以最后他说他希望自己能像小说家一样存在，而不是像别的什么，虽然他深知寻求单纯的身份在现代社会好像有点不合时宜，但是他明确表达这恐怕是他唯一能够向往的虚荣。由此可见双雪涛对自己作家的身份抱有一种时刻的自我警醒，尽管他深知当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对于他人的意义，就会越来越发现想要坚持做自己是多么地困难。即便如此，但他仍在时刻警惕地坚守着，就像他在谈到《平原上的摩西》中自己塑造的傅东心这一形象时，他直言不讳自己对这一形象的“偏爱”，并且进一步解释道他确实需要这么一个人， 或者准确地说他确实迫切地需要写这么一个人。他认为如果说时光是恶棍的话，那么他所需要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地去写出一个能与时光对抗的人，而且他需要把这种对抗通过这个人物永远地传递下去。26傅东心就是双雪涛笔下的这样一个人物，傅东心与周遭的隔阂，其实就是诗与现实世界的隔阂，在双雪涛那里这个人物可以不用去拯救现实世界的沉沦，但她一定要存在，因为对于他来讲傅东心只要永远地存在着就是这一形象本身最永恒的意义。
双雪涛的这种坚守在班宇那儿则更为直接地体现在班宇对于自己写作的认知上。班宇说他后来逐渐醒悟，他意识到其实并不需要用一种语言去解释另一种，因为这对于许多人来讲，也许这根本就是相当徒劳的事情。他认为：“文学，或者写作，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生命角色？也许不过是一束稻草的影子，没办法攀附，更谈不上拯救了，只是在漫长的、趋于空白的时间里，人与自己做的一点游戏。”27尽管他对自己的写作有着透彻的认知，但他依然觉得写作是真正能够带给他愉悦和满足的事，所以最终他只能是在“意义的荒诞”和“过程的美好”这一对痛苦的矛盾中来寻找方向，他是这样来描述这一历程的，他说：“在写作过程里，我逐渐确认，经历过的许多时刻，也许是为了落笔的那一瞬间而存在，这种感觉十分美妙。美妙过后，也有愧疚，常在深夜里，质问自己，该如何去面对那些陷落于空白之处的人与事物。怎么回答都不完整，像在躲闪，唯有继续依靠写作，不断去校正，尽管始终无法命中靶心。”28他的写作也许就像是在海边堆一座沙堡，堆好以后退后几步，然后再等待海水冲刷过来，继而将之覆灭，如此循环往复而已，即便如此，他仍然希望在潮汐来临之前，自己还是能竭尽全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由此可见，即便他们对于自己“子一代视角”的写作将会何去何从已经早有所预知，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只能是自我救赎或自我毁灭，而不可能是解放或牺牲”29，但他们仍然还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像双雪涛《走出格勒》中的“我”一样，嘴里咬着父亲送的钢笔，背上背负着尸体，坚定地朝着那扇锁着的锈迹斑驳的大门走去。他们看过了父辈的历史，却仍然学着父辈们的样子始终并肩于未知的空白里，去对抗那无止境的命运。就如同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和《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一样，他们终究会以一种自己独有的方式来重新续写寓言。
综上所述，我们在对新东北作家群“子一代视角”的讨论中，在商榷了“侧重父辈的阶级论”和“侧重子一代的人性论”两种观点不足之处的基础上，发现只要我们从子一代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出发，就能清晰地看到这一作家群体的创作，其实际的着眼点并不在于强调工人阶级最后的尊严，而是在为知识分子精英立场遭受严重退潮之后的那种浮游感寻找最后的依托，是当下市场经济冲击之下知识分子的尊严，与过去工人阶级曾经丧失的尊严所产生的最大强度情感共振，是对“父辈”切身的现实主义关注回落自身这一代人身上，所转化为的知识分子内心的无声呐喊。
在“子一代”对他们无声呐喊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遭受过因言说内容和言说本身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所带来的困境，但即便在困境中他们也要坚持对困境本身作出最为真挚的表达，从而把更多的人带入其中，复活我们的感知力，让我们不得不跟随他们一同融入他们作品的氛围中，去感受和思考他们那代人所承载的现实的真实与历史的厚重。因此，我们可以说现实主义不只是理性还可以是共情，不只是直面还可以是“逃逸”；同时形式也不只是技术还可以是氛围，不只是氛围还可以是意义。在这一作家群体的身上有着时代赋予他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特质，使他们的作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无限的魅力。因此笔者认为现实主义既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更是一种氛围，一种气质。这种氛围和气质可以使他们吸引更多的我们跟他们一起并肩，勇敢地穿梭于自我与父辈、过去与将来、现实与虚构之间，不管结局如何，从不止步。
注释：
1 参看林喦：《“新东北作家群”的提出及“新东北作家群”研究的可能性》,《芒种》2015年第23期。
2 丛治辰：《何谓“东北”？何种“文艺”？何以“复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
3 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4 武兆雨：《东北工业文明视野中的“新人”形塑———以“新东北作家群”作品为例》,《文化学刊》2020年第12期。
5 13 15 18 28 朱蓉婷、班宇：《我更愿意对小说本质进行一些探寻》,《南方都市报》2019年5月26日。
6 丛治辰:《父亲：作为一种文学装置——理解双雪涛、班宇、郑执的一种角度》,《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7 8 张定浩、黄平：《小说家的多重身份》，《文艺报》2019年12月23日。
9 黄平：《从东北到宇宙，最后回到情感》，《南方文坛》2020年第3期。
10 蒯乐昊：《班宇：我写小说不是为了自圆其说》（2020年6月22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s/186754。
11 双雪涛《这些人身上有种尊严，是独特的》(2017年3月23日)，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323/c404032-29163843.html。
参看姜雯：《黑马郑执》(2019年6月24日)。
14 三色堇、双雪涛:《写小说是为了证明自己不庸俗》，《北京青年报》2016年09月22日。
16 郑执：《生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44页。
17 24 江怡、谢宛霏、班宇：《小说更像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张的容器》，《中国青年作家报》2020年4月21日。
19 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42页。
20 周荣：《班宇的“分身术”》，《青年作家》2019年第1期。
21 班宇:《逍遥游》，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92页。
22 班宇:《为了逃逸而书写》，《文艺报》2019年4月17日。
23 鲁太光、双雪涛、刘岩:《纪实与虚构：文学中的“东北”》，《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2期。
25 吴呈杰：《双雪涛:像小说家一样存在》（2017年12月19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7173379285658970&wfr=spider&for=pc。
26 参见张悦然、双雪涛《时间走廊里的鞋子》（2015 年3月2日）https://book.douban.com/review/8017907/。
27 班宇:《鼓手与圣徒——〈逍遥游〉创作谈》(2020年05月14日)http://www.liaoningwriter.org.cn/news-show-17151.html。
29 徐勇:《成长写作与“小说家”的诞生——双雪涛〈聋哑时代〉阅读札记》，《鸭绿江》2015年第5期。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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