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创业史》中“有意味的内容”的缘起与肖洛霍夫的文学叙事有密切关系。从“题叙”的来路、素芳形象的塑造，以及梁生宝和徐改霞的情感关系处理方面，都可看到柳青对域外文学资源的移用、修正与重构，这是“顿河故事”能在中国语境下讲述并转化为“蛤蟆滩故事”的关键所在。俄苏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影响深远，这种影响不应该简单地视为一种被动性的叙事鉴仿，能在“鉴仿”中辨析到中国文学“拿来”的主动性，辨析到内化过程中民族性内涵的不断彰显，才是本文论析的主要目的。

关键词：肖洛霍夫 《创业史》 有意味的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创业史》中一些“有意味的内容”引发了研究者的普遍关注。这里所言的“有意味的内容”，通常是指作品中间或涌现的一些溢出主流政治叙事的边界并可能对文本意义产生一定冲撞力的情感单元，诸如梁生宝面对异性的生硬与忐忑，改霞冲破世俗的勇毅与痴情，素芳受辱后的惊惧与坦然，梁三老汉等小生产者对传统私有经济微妙的守持与回望等。针对这些耐人寻味的片段，研究者往往将其归因于两个方面：一是受民族（民间）文化叙事传统的影响，二是受俄苏文学的影响。

从前者言，这种推论在逻辑上的确有一定的自洽性。对民族文化叙事资源的征用与新掘，一直是20世纪人民文艺萌生以来不断凸显民族性内涵与大众化特征的重要策略。除过其显在的组织动员的社会功能不论，其实也表征着人民文艺在纾解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复杂关系时所必要的理性态度，以及由此而显现出的文化主体意识。《讲话》之后，这种理性态度和文化主体意识逐渐在创作界蔚然成风，并作为一种创作惯习，从延安文艺一直延续到新时期文学之后，客观上使民族文化叙事传统中的某些基本叙事范式成为人民文艺意义生成与重构的重要介质。作为十七年时期一部重要的农业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创业史》中自然也有一些可能贴近或暗合民族文化叙事范式的细节，如开篇时“楔子”的介入，“诱惑与抗拒”母题的设置，“美人计”或“相思局”模式的内渗等。但这些略具阔大的言说其实不足以阐释相关细节生发的真正内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简单套用、片面阐释之嫌。原因在于，这些叙事图景或许不唯在民族叙事文学中独自存留，同时也在西方文学中不时有所显影。那么，《创业史》中主要人物在情感追求方面的纠结，显然就不能认定为一个单纯的梁生宝式困惑，或徐改霞式困惑，同时也可能复述着一个世界性的个体与伦理之间冲突与纾解的问题。只不过在《创业史》中，这种个体情爱的困惑又与当时传统—现代的复杂社会矛盾交融在一起，客观上造成了研究者对文本“有意味内容”的单向解读。为此，王彬彬就曾对这种不断滥用的“民间理论”有过强烈的质疑，“从所谓‘民间’的角度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这种风气已经流行好多年了。‘民间’是个框，什么都能装”1 。更让人困惑的是，柳青本人与民族叙事传统之间的关联也甚为疏松，因为“征之于他的创作，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对他的创作几乎没有影响”2。这样一来，片面从民族叙事传统或民间文化的叙事范型中来求解这些“有意味的内容”的缘起，难免就有缘木求鱼之隔。

从后者言，俄苏文学尤其是苏维埃文学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影响深远。其中，肖洛霍夫对柳青的影响更趋明显。王蒙曾言“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我自己，从不讳言苏联文学的影响”。3李建军也称“完全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就是苏维埃俄罗斯文学投下的影子，就是它漾出的涟漪”，而且“柳青的介入性极强的抒情化叙事，皆与《静静的顿河》的影响分不开”。4王鹏程则从“题叙”“以人物结构作品”“白羽茅草神话”等多个方面，较为细致地辨析了《创业史》与俄苏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问题是，无论是王蒙对当时中苏文化蜜月氛围的渲染，还是李建军对俄苏作家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的聚焦，抑或是王鹏程对柳青创作谱系的梳理，其实都只能从创作环境或细节借鉴方面佐证俄苏文学对柳青的深度影响，却始终无法真正解答肖洛霍夫的“顿河故事”何以转化为柳青的“蛤蟆滩故事”这一难题。也就是说，柳青向肖洛霍夫借鉴了什么，怎么移用，如何置换，继而让文本呈现出浓郁的“中国性”等意义生成的内在机制问题，却少有研究者触及。上述研究方法只能让中俄文学的关系问题一再驻留于影响研究与细节对照研究的层面之上，不能真正阐明中国文学对外来文学资源拿来时的修正与重构，也不足以彰显这种隐含在被动接受中的主动性与民族性来。我想，这一问题或许才是将俄苏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研究落到实处的重要问题，也是有效克服当前文化研究、社会史研究远离文本的某种局限，继而重勘文学研究的意义秩序、情节图式、民族性内涵建构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重估社会主义文学经验的重要问题。故而，就有了此论题的提出及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当然，本文虽以柳青的《创业史》为个案，但由此引发的辨析与思考并不局限于此。

二、“顿河故事”何以转化为“蛤蟆滩故事”

柳青对肖洛霍夫甚为崇拜，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与《被开垦的处女地》成为他创作《创业史》的重要参考。有人曾回忆1950年代初期去拜访柳青时，“柳青同志正在屋子里伏案写作，桌子上放着一杯茶，一本肖洛霍夫著的《静静的顿河》”。5虽然柳青对《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集体农庄主席达维多夫评价不高，认为他情感关系混乱不堪，但依然在1951年访苏时这样说道，“虽然我们和苏联农业生产中的领导者交谈时几乎没有谈到一点关于他们个人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可是我感到我是那么了解他们；因为我和他们在一块的时候，总是想起达维多夫的许多后进者”。6但个人崇拜与创作参考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作家本就是在俄苏文化的强光映照下成长，加之同样的政治体制、文学观念与审美追求，又不断加深着中苏之间文学渗合的程度。值得思考的是，肖洛霍夫的创作经验如何影响了柳青，即《静静的顿河》或《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哪些情节线索被柳青移用与改造，并适时而有机地渗入到《创业史》的写作当中。事实上，如果对两个作家的文本细致对照的话，不难发现，其中不少情节片段的相互映照，如水月镜花一样虚实难辨。但正是有了这些移用来的线索，《创业史》政治叙事的框架内开始奏响起轻扬的乐符，有意味的内容如黄昏的弯月一般悄然跃上枝头。正是有了柳青对这些线索的有意识的重组，挥抒着俄罗斯风情的激扬粗粝的“顿河故事”，转而变成了秦岭山下稻地草房里烟熏火燎的“蛤蟆滩故事”。下面，我们择其要者对这些枝叶清晰的情节片段做一番稍为细致的辨析。

（一）“题叙”的来路

《创业史》的“题叙”虽有多种读法，但从叙事缘起的角度言，显然受《静静的顿河》的启发最大。肖洛霍夫在开篇始对麦列霍夫家族的婚配、繁衍、兴业等生活事象的描述，与柳青笔下梁三老汉的起家史几可一一对应。如“外乡人”介入的视角。麦列霍夫·普罗珂菲的妻子是他从战场上俘虏而来，梁三老汉的妻子是他从逃难的流民中带回，这一异地血液的汇入共同促成了两个家族的形成与绵延，也由此展开了他们既日常又时逢变故的生活故事。又如“非常态”场景的设置，麦列霍夫·普罗珂菲出场的背景是第二次土耳其战争，梁三老汉所遭逢的是饥饿史上百年不遇的民国十八年。这些打乱了正常生活节奏的特殊历史片段，成为两个家族由“个人不幸”到“他人之幸”、由“社会不幸”到“家族之幸”良性转换的外在动力，也在融合社会史与家族史的叙事视野上为两部作品蒙上了同样厚重的史诗性色彩。还如“另类”形象的营造。在村民眼中，麦列霍夫和梁三老汉的做法似乎都有违常理，鞑靼村妇女们争相谈论的是这个新组家庭的种种奇特之处，尤对麦列霍夫菲妻子迥异的长相与穿戴窃窃私语。蛤蟆滩村民疑惑的是梁三老汉不同往日的忙碌与莫名奇妙的焕然一新。这些与周围村民颇为歧异的形象及由此引发的关注，使这两个家庭迅速与别的家庭区别开来，也使这种在非常时期所缔结的家庭关系一跃成为文本叙事的主流，并因其身份的特殊性迅速勾连起时代与家庭、个人与社会的复杂矛盾。由此，从开篇的题叙可以看出，《创业史》与《静静的顿河》存在着高度的互文关系。《静静的顿河》中如何从历史叙事落入家族叙事，如何从外围视角扭向内在视角，如何拨开枝蔓转入主线的种种叙事安排，给柳青以深刻的启迪。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从开篇起，柳青就有意识地模仿了肖洛霍夫由史经村转人的基本叙事策略。

同时，我们又要看到二者在开篇中的差异性，这是柳青能将顿河故事移用在蛤蟆滩头讲述的叙事基石。为此，柳青在史实拟真、形象设计、文化氛围渲染、发家梦想叙写上颇费思量。

首先，鞑靼村毕竟是顿河哥萨克民族的聚集之地，血性、勇武、光荣、勤谨是其生命的底色。麦列霍夫从战场上掳掠妻子，虽然粗蛮，但也契合历史事实与民族特性。柳青将战场之姻改写为落难之合，一是有民国大灾的史实为证，二也符合流民逃荒之生存心理，何况鳏寡组合在中国本有其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

其次，麦列霍夫掠妇为妻纯属私人行为，尽管归乡后招致村民的种种非议，但他依然故我。直至醉汉寻衅，他才“奔进内室去，从墙上扯下一把马刀”7来，用武力捍卫了自己的尊严。柳青显然不能让梁三老汉也如此处理与乡邻的紧张关系，他必须要让梁三老汉这种自我抉择的婚事获得乡村文化的认可，这是个人行为最终能融入社会文化秩序的必经环节。于是，面对村民的猜疑，柳青没有选择让梁三老汉在家被动等待，而是主动出场，自觉遵从乡村文化的惯习，从而获得村民对这场意外婚姻的普遍认同。为此，文本中就有了梁三老汉买菜请客、红标布酬谢、请老学究书写婚约等常见的民俗景观的描写，直至“人们到梁三的草棚院里，吃了豆腐客梁大忙了一整天准备下的一顿素饭，说了许多吉利话，散了……”8。尤其是婚约上书写的“情愿改嫁于恩人梁永清名下为妻”一句，又使这种多少让人有些不安的临时姻缘，因与救赎——报恩这一传统叙事母题的遥相呼应，从而变得坚若磐石。这样一来，半路搭伙的夫妻圆满履行了谢媒、立约、宴请、告知、收福等颇具民族特性的文化仪式，也顺势完成了进家户、入村落、融文化的身份转换。

再次，麦列霍夫的发家史从儿子潘苔莱开始起步，新盖的仓房、增加的田亩和屋顶上高高翘起的“铁公鸡”，使“这个院子增加了自足和富裕的景象”9。这一景象多年来再无改变，只是作为麦列霍夫家族自给泰然的象征，同时也是《静静的顿河》正文展开的人物前史。接下来就是战争的爆发、时局的动荡所给与麦列霍夫家族的长久苦痛。由于思想主题的不同，柳青没有完全采用肖洛霍夫以人物来拉动历史的写法，而是将人物与时代的关系从“题叙”时就牢牢束结在一起，并特意拉长与增加了“题叙”的历史容量，把中国现代历史行进过程中所有滞缓与激扬的旋律，都充分渗透在梁三老汉前期的发家史中，以其始终不甘心、不言弃的创业心理，续接起新旧中国两个时代下传统农民的朴素愿望，以此拉开了草棚院里“矛盾和统一”的序幕。

这样来看，《创业史》中“题叙”的叙事功能与《静静的顿河》的开篇有异。肖洛霍夫极力镌刻麦列霍夫家族的特殊性，以及家族成员对既有生活状态的沉浸，决定了《静静的顿河》展现的是顿河哥萨克民族在历史巨澜中毫无选择的被动性。而柳青浓墨书写梁三老汉的隐痛与这种隐痛在新社会依然难以纾解的苍凉与酸楚，决定了《创业史》呈现的是关中地区传统农民在社会变革中有选择却不能选择的特殊况味。当这种特殊的况味在同一个草棚院里、在同一家庭中的养父与养子间黯然浮动时，这个耿直的、倔强的、生硬的梁三老汉，就有了浓郁的让人久久拂之不去的中国味道。

（二）“娜克西妮亚”的变体

《创业史》中的素芳一直让研究者较为困惑，原因之一是无论她的成长环境，还是她在情感道路上的曲折经历，还是她有异于社会历史文化规约的精神心理，这个形象似乎都全然僭越了十七年时期主流小说的塑造程式，让人难以归类与解读。郜元宝曾对其新生之后的反常情绪进行了细腻阐释，但并未从形象生成的角度为之溯源。这样难免带来三个方面的局限：一是将素芳孤立化，认为她是蛤蟆滩头一个不能认同的他者，听命于母亲的训导是她难以沐浴社会进步之光的直接原因；二是将素芳悲情化，认为她委身地富实属无奈，示爱无效、缺乏温情的婚姻是她接受姚士杰的直接推力；三是将素芳现代化，认为她对情爱的追求中隐现着颠覆传统道德秩序的反叛力量，与挑战世俗文化的田小娥等有心理的一致性。这些推论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忽略了柳青从肖洛霍夫借力这一重要因素。如果从文本间性的角度看，素芳显然就是《静静的顿河》中那个风流邻居娜克西妮亚的变体。

先看两人身世、生活处境与心理需求的高度相似性。17岁的娜克西妮亚在“出嫁前一年的秋天……她的父亲——五十岁的老头子——把她的手绑起来，强奸了她”10。嫁给司契潘后，婆婆暴戾刻薄，丈夫“在仓房里有计划地和凶狠地把年轻的妻子打了一顿”11，并与“许多放荡的守活寡的女人们乱搞起来”。即使她生了孩子之后，司契潘“仍旧是很少在家里过夜”12。于是，无爱可寻的娜克西妮亚，“每当葛利高里的两只黑眼睛用力和疯狂地对她表示着爱情的时候，她就觉得又温暖又愉快”13。素芳的情形与此大致相似，“十六岁被一个饭铺堂倌引诱怀孕”，过门到欢喜家后，因羡慕“邻居小伙子宝娃灵巧可爱”，“她没有少挨打”14，甚至“打得她多少日子下不了炕”15。只不过梁生宝并没回应素芳投递来的情愫，致使“她和鲁笨的栓栓睡在一个炕上，幻想着和生宝在一块相好”16的愿望付之东流。直到偶然到姚士杰家帮工，这才发现“世界上还有不鄙视她，而对她好的人啊”17。相比之下，可以发现两个文本具有共同的叙事线索，婚前受辱—婚后无爱—转寻他人。稍有不同的是，娜克西妮亚与葛利高里一拍即合，素芳在遭到梁生宝训导后无奈缩回原地。而且，与“邻居”共情，也是娜克西妮亚与素芳具有高度重叠的重要元素。

再看两人被迫失身前后的心理反应。娜克西妮亚到地主庄园做工后，因孩子早夭，葛利高里又远在前线，悲痛万分的她整日以泪洗面。于是，休整回家的地主儿子李斯特尼茨基趁机而入，“被失望折磨着的娜克西妮亚忘记了自己，表现着全部狂暴的、早已忘记的热情，把自己的肉体交给了他”。苏醒过来的娜克西妮亚感觉到难言的屈辱与羞愧，但当“三天后，叶甫盖尼夜间又到娜克西妮亚住的那半间屋子里来了，而且娜克西妮亚也没有再拒绝他”18。素芳被姚士杰占有后，也与娜克西妮亚有过同样的慌乱和羞赧，但当姚士杰又一次“从东厢屋赤脚片摸进妻侄女住的西厢屋来了。这回素芳已经不再是被动的、勉强的和骇怕的了”，甚至产生了一种报复的快感，“叫你指使你儿打我”19。从中不难看出，两人失身前后惊惧、不安、自愿顺从的心理轨迹大致雷同。

尽管这些琐屑的细节无时不在提醒我们两个形象的耦合性，但从形象的整体特征及内在意蕴来看，二者之间的差异又醒然在目。娜克西妮亚如顿河草原上随风起伏的羽茅草，如在干燥的苦风下扬蹄撒欢的骒马群一般，充满了自然原欲的色彩。她对葛利高里执着而滚烫的爱，丝毫不掺杂任何社会文化元素。即使她和李斯特尼茨基的短暂情感，也完全是向往自由、渴望理解的本性使然。她对家庭、丈夫的毫无牵念，她为拥抱爱情的屡次远走，她在爱情面前的率性、勇毅，她对一切阻挠社会力量的蔑视与迎战，处处显示着一种飞蛾扑火般的向死而生，时时逼退着来自传统伦理舆情的围攻，直至最后在流亡途中“死在葛利高里的怀里”20。

与娜克西妮亚相比，素芳明显就是一个在爱的门前小心张望的中国传统女性，稍有自我救赎的火苗燃起，马上就被社会伦理之风吹灭。即使在与姚士杰的偷情过程中稍稍有所宽慰，但接踵而至的社会变革使她跌入无语凝噎的凄怆之中。那么，同样命运多舛、渴望温情的女子，何以在阅读感受中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换句话说，柳青在移用娜克西妮亚形象时，又对这一形象进行了怎样的修剪，从而使这一形象避免成为中国的娜克西妮亚，而成为中国传统农村语境中的素芳？

依我来看，柳青的策略无非有一：即移“生活的不成文法”为“传统伦理规范”。肖洛霍夫将娜克西妮亚为爱而生的行为，理解为“生活的不成文法”。他曾在文本中这样介入性地叹息道：“生活总是用自己的不成文法支配着人类。”21言下之意，人性是多元复杂的，没有一种文化规则和社会力量能够将之完全掌控。这种“生活的不成文法”，其实就是能超越社会文化规范约束的自然力量，即天然、生动的人性力量。娜克西妮亚正是在这种不成文法的推涌下一路向前。柳青断然不能以这样的理路来呈现素芳。他深知传统伦理规范在中国乡村社会的影响力，也知道素芳这种自我寻爱的行为会在当时激起多大的波澜。为此，在他小心地裂开素芳情感外溢之细缝的同时，又紧紧地用文化、道德的铁尺将罅隙封固，由此营造出了一种特殊的尤在中国乡村社会体现深刻的文化氛围。如对家风问题的聚焦，在柳青看来，素芳之所以产生有悖世俗的举动，与其家风有关，母亲与他人的特殊情感关系对素芳影响很大。尤其是母亲以过来者的口吻对她的启蒙：“哪个女人没年轻的时候？哪个女人不贪欢作乐？”22直接让婚内婚外的巧妙平衡成为素芳追慕的幸福模板。这样就把一个本来可能像娜克西妮亚一般渴望爱情的纯真女性，直接转为一个受不堪家风影响从而被乡民所不齿的问题女性。正是借着这副道德伦理的视镜，面对素芳递来的毛袜子，梁生宝自然“气得冒了火”，“很不客气地申斥她，‘你甭败坏俺下河沿的风俗’”23。于是，素芳只能缩回到毫无生气的家庭当中。至于和姚士杰暗情的发生，尽管柳青给予一些必要的铺垫，但与堂姑父为奸，而且是委身于地主姚士杰，更让素芳由一个家风不好的问题女性，再转为与良序公俗为敌、与政治文化为敌的反面女性。这样一来，顿河草原上轻盈的娜克西妮亚，随即成为蛤蟆滩头沉痛黯然的素芳。即使在获得所谓的“新生”之后，她依然号啕大哭，毫无解放的愉悦。原因是这样一个有过如此复杂情感经历的女人，这样一个曾与传统伦理文化有过严重阻隔的女人，在价值观没有完全改变的中国1950年代初期，何来真正的新生？且不说劳动人民接受与否，单是自己就过不了痛定思痛这一关。所以，柳青只能让她将她这种难言的痛苦以泪水形式表达出来，并与作为政治文化镜像的“旧社会”编结在一起，完成了这一形象的中国化重构。

（三）梁生宝、徐改霞身后的达维多夫、罗加里亚与华丽雅

严家炎曾对梁生宝有“三多三不足”的评析，其中，“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之言24，引发了柳青的强烈反诘。这一有关梁生宝形象的文学价值问题，多年来虽经学界多次阐释，但一直盘桓在社会主义新人塑造的难度与限度的层面上，鲜有研究者对这一形象何以如此做更为内在的追问。

其实，只要熟悉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这个问题不难解答。《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退伍海员达维多夫，与梁生宝有着明显的创作血亲关系。作为一个外派到各内米亚其村的主持农业集体化生产的年轻人，他始终没有清晰的工作思路，对村中暗藏的敌人雅可夫·洛济支毫无警惕，且委以重任。他虽然热心赤诚，但在村中划定阶级、清除富农、兴办集体农场等种种复杂矛盾面前，并没有体现出一个工人阶级本有的风范，相反时时陷入受辱的窘境。同时，作为一个尚未婚配的青年工人，他不断面临着房东村支部书记拉古尔洛夫妻子罗加里亚的诱惑。即使得知罗加里亚与富农儿子铁摩菲长期有染，拉古尔洛夫与妻子离婚之后，达维多夫依然沉浸在对罗加里亚的思念之中，甚至“愈益频繁地想到这位本质上欢喜无理取闹的思想非常空洞的女人”25。由此看来，情思漫漶与行动延宕是达维多夫在情感层面上的典型特征。

而这一特征，正与梁生宝之间有着较为清晰的呼应关系。尽管梁生宝忙于蛤蟆滩的互助组工作，但对改霞的念想须臾没有停歇。无论是买稻种时夜宿车站的思如潮水，黄堡镇相遇时的手足无措，还是夏夜田埂上的充满暗示的幽会谈叙，都足以说明这两个形象在情感表现方面的趋同性。即使在面对爱情袭来时的态度，达维多夫与梁生宝也差可比拟。达维多夫之所以不敢吐露自己的心扉，是“他害怕他和她的关系会损害他的权威”26。梁生宝之所以如此刻意保持与改霞的距离，是“很担心他在村里的威信受到损伤”27。至于在爱情面前的慌乱，两个人物更有重合之处。当罗加里亚在夜晚散步时挽住达维多夫的手臂，“达维多夫畏畏缩缩地向周围顾盼着”28。当梁生宝与改霞在镇上相遇时，面对改霞投来的热情目光，梁生宝“左边看看，右边看看，近处的田间和大路上，没熟人，这才克服了他神情上的慌乱”29。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梁生宝形象的背后有着达维多夫的鲜活影子，达维多夫在政治工作与个人情感之间不断摆荡的困惑，成为柳青塑造梁生宝时的重要创作依据。而同属合作化题材的主题及人物关系，又使这两个身份类似、年龄相当、心潮轨迹大致重合的年轻人有了一定的互文性。从这个角度言，梁生宝形象的“三多三不足”本就是达维多夫的“三多三不足”。这一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画廊中的形象，直接启迪了中国文学中社会主义新人的出现。

需要注意的是，柳青在梁生宝身上所点染的特殊色彩。首先，他特意将梁生宝的成长经历嵌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怒潮之下，并经党的化育，使其通过对私有制痛切的体味，快速地越过成长过程中的所有羁绊，完成了精神上的受洗。这就使得这位小伙尽管面嫩口拙，但在合作化运动展开中，从未有达维多夫作为跨行业下派干部的不熟悉、不适应心理，相反呈现出举重若轻的一面。尽管柳青或许对其精神成长的铺垫不足，但从柳青的角度言，内生于蛤蟆滩的梁生宝实在不需要达维多夫式的磨合。其次，鉴于下派干部达维多夫在各内米亚其村借宿的无亲无故，柳青为梁生宝精心设置了草棚院里温情与冲突并置的家庭环境，养父的执拗、无奈与通融，母亲和妹妹的热心、理解与支持，不但使政治视域下公私两条路线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弱化为烟火气十足的生活矛盾，同时也将梁生宝在工作上的顺利与坎坷，巧妙地转移为家庭内部的喜怒哀乐。这种政治叙事的生活化与日常化，恰恰与家国一体的民族文化内里之间有了生动的呼应。再者，达维多夫的私情带有浓厚的个人意味，这种私情在各内米亚其村较为粗放的文化氛围中并未激起太大的风波，村苏维埃主席拉兹米推洛夫同样经受个人情感何去何从的纠结。面对这一外来形象在中国语境下所可能造成的误读，柳青先是修剪了达维多夫情感之树中旁逸斜出的枝梢，将梁生宝的困惑集中在与改霞的单一关系当中，同时把这种关系所引发的矛盾严格限定在两人开放与保守、热情与木讷、单纯与多思的性格层面上。然后，柳青对素芳这条线采取了抑制和转换的策略，用梁生宝的严词苛责抑制了素芳对不合理情爱的追求，以姚士杰的介入将素芳的情爱引入旧社会旧道德的阴影当中。这样一来，面对种种诱惑而无法抉择的达维多夫式的情感困惑，在《创业史》中转换为因对农村与城市、理想与现实的不同态度所导致的梁生宝式的困惑。这种化个体爱情追求为人生价值探寻的转换，恰恰联袂了195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情境，也与当时社会文化所崇尚的“劳动加爱情”主题有了深刻的联系。

至于改霞，在我看来，无异于罗加里亚和华丽雅的合体。为了政治叙事的需要，柳青撷取了罗加里亚的“诱惑”与华丽雅的“本色”，结合当时中国乡村青年普遍困惑的出路选择这一社会问题，合塑了率真、热情、纯朴、上进的改霞形象。既有研究往往把这个形象所体现出来的某些现代性特征，归结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应有之义，唯独忽略了改霞背后隐隐而立的罗加里亚和华丽雅。下面，我们择《创业史》中一段最有意味的内容略作比照。

于是，生宝和改霞，只有生宝和改霞两人，单独在黑夜无边的关中大平原上……改霞柔媚地把一只闺女的手，放在生宝穿‘雁塔牌’白布衫的袖子上……她的两只长眼毛的大眼睛一闭，作出一种娇嗔的样子。好像改霞身体里有一种什么东西，通过她的热情的言辞、聪明的表情和那只秀气的手，传到生宝身体里去了。生宝在这一霎时，似乎想伸开强有力的臂膀，把表示对自己倾心的闺女搂在怀中。改霞等待着，但他没有这样做……‘我这阵没空儿思量咱俩的事’……说毕，生宝坚决地转进田间草路……改霞在路口上站着。夜幕遮盖着可怜的闺女。她用小手帕揩着眼泪。30

这一片段实在耐人寻味。改霞满目风情的主动、梁生宝心潮起伏下的被动与生硬、改霞心愿落空的感伤，是其中颇为醒目的关键情感线索。而这种情感线索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其实已有初步呈现。如达维多夫送罗加里亚回家这一片段，同样是宁静的夏夜，同样是类似田埂的堤脊旁叙话，“罗加里亚卷起了她的裙子……后来他站起来，从他的脚边，干的粘土块发出沙沙的声音地滚到了水沟里，罗加里亚继续仰卧着，她的手臂摊开……她没有用手撑着地，敏捷地站了起来，细眯着她的眼睛：‘我好看吗？’‘你要我说什么才好呢？’达维多夫漠然地回答道，拥抱着她的纤细的肩。”31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罗加里亚对集体农庄主席达维多夫的主动诱惑，也能体会到达维多夫面对诱惑的放纵及漠然。只不过柳青在借用罗加里亚这个人物时，将其野性的风情降低到中国文学观念所允诺的程度。

更具可比性的应属达维多夫和华丽雅这一段。劳作结束后，达维多夫正在地头假寐，十七岁的农村姑娘华丽雅近身唤醒了他，“她全身都发散着正午的太阳、晒热的青草和那种一生只有一次的新鲜而迷人的青春气息……‘多么可爱的姑娘啊！’达维多夫一面想，一面叹了一口气……他们几乎同时站起来，默默地互相盯着对方的眼睛有好几秒钟”32。为了避免尴尬 ，华丽雅借赶牛离开，达维多夫却开始“聚精会神地考虑着：生产队靠本身的力量，要多少天才能耕完全部的五月休耕地”。华丽雅非常失望，“她那少女的纯洁的初恋，竟遭到达维多夫的冷淡反应”，于是，“她一路走，一路用手巾的梢儿揩着泪水”。等到他们向休息站走去时，两人的心绪指向更是判若云泥，华丽雅想的是“他不会爱我的”。而达维多夫则想的是“明天会刮大风，过一天，土地就会干燥变硬，这样牛可得吃苦了”33。这些细节所表征出的渴望理解与不被理解、工作狂与相思症的矛盾，尤其是用“手巾梢儿”揩眼泪的感伤，几乎与《创业史》的相关叙写如出一辙。正是柳青对肖洛霍夫文学叙事手法的借鉴，《创业史》难能可贵地在政治叙事中留下了一些弹性的空间。这些弹性空间既闪烁着苏联文学对人性热情开掘的光芒，又有一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支持，故而成为小说“有意味的内容”。

三、余论：对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细节的再考察

俄苏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不唯体现在柳青的《创业史》中，相反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种整体性的烛照。为此，王蒙才说“整个苏联文学的思路与情调、氛围的强大影响力在我们的身上屡屡开花结果”34。且不论俄苏花与中国花、俄苏果与中国果之间的移用与置换，单是花籽与果苗的出处，就让我们深感俄苏文学的强大生命力。这一方面体现出中苏之间政治文化的同构同体性，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活力资源的一种补给方向，更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必然是一个在自己国家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场中，外国与本土、传统与现代矛盾冲突又互渗融合的复杂格局”35。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试对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细节再作考察。

如周立波《暴风骤雨》中分地主财物的片段。不管是斗争韩老六之后，还是清算张富英管理的合作社中，周立波都极力描摹农民对地主财物的歆羡、贪恋与获取之后的自得感。当张景祥分到一双长筒胶皮靴时，满心欢喜，“天不下雨，他也穿着胶皮靴，在公路上溜达，不走干道，尽挑泥洼子去踩”36。至于老孙头，则直接拿起提篓开始品酒，沉醉不已。《被开垦的处女地》中早有这样的细节，分发富农财物的行动中，“乌沙可夫的小小的老婆一动也不动地呆伏在一个大柜上”，领到羊皮衣服的西奚卡“好像挟着一撮食盐一样，他用他的手指和拇指挟着羊皮衣服的边缘，好像一个女人跨过污水潭的时候提起她的裙边一样的提起衣服的一边，舌头发出啧啧的声音”37。

如孙犁笔下小满儿面对干部在家过宿时那种慌乱、孤独、渴望的情绪，又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李莎的微妙心理高度重合。两个文本的主人公都有不忍青春流逝的宣泄冲动，面对的都是外来临时入住者，而主动靠近、对方漠然则是两个文本共有的叙事线索。十四岁的李莎遭遇父亲一个朋友的到访，令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期待，她突然“渴望着在一片黑暗中慌乱而糊里糊涂的相遇，渴望着他的喘息、低语，甚至是粗鲁的行为……她心里并没有任何邪恶的念头，她仅仅是渴望自己的心灵能突然剧烈地震动，渴望作出什么含混而热烈的许诺……然而并没有人踏着吱嘎作响的楼梯上来”38。小满儿的表现同样令人困惑，外来干部入家之后，长期蛰居在姐姐家的离婚女性小满儿瞬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期待，她不可遏制地展现着自身的魅力并企图让对方有所应答。她先是热情地为干部抱柴烧炕，接着与孤身的干部谈叙良久，直至干部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晨，“天还很早，小满儿跑了进来。她好像正在洗脸，只穿一件红毛线衣，挽着领子和袖口，脸上和脖子上都带着水珠。她俯着身子在干部头起翻腾着，她的胸部时时磨贴在干部的脸上，一阵阵发散着温暖的香气”39。尽管最后的结局依然是期待落空，但这个形象由此生发的意蕴却绵绵不绝。

又如《红岩》中江姐对成岗的劝慰，让人油然联想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丽达对保尔的叮嘱。中国红色文艺作品中的英雄形象，一般都具有禁欲主义色彩，这种理念的摄入与俄苏文学有关。夏伯阳曾专门就此问题作出过响亮的回答，“战士没有女人，能否在前线过上两三年？他自己的结论是，‘一定要这样，不然他还算是什么战士？’”40但这种极端态度在女性革命者身上的体现其实并不明显，相反，她们常以母性的柔情劝慰那些对革命作机械理解的同道者。丽达婚后就曾给保尔写信，特意强调“不要对自己太苛刻，保尔。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战斗，还有很多，比如美好的感情和它所带来的的欢乐”41。有意思的是，《红岩》中也有这样的片段。当听到成岗恐影响工作而不想恋爱时，江姐心里产生了隐隐的担忧，她先以马克思燕妮的志同道合为例，然后又现身说法，“我是女同志，我有个可爱的孩子，他并没有妨碍我的工作”。但成岗不为所动，江姐只能叹息不已，“我喜欢你这种严肃的态度……虽然过于偏激”42。

又如许云峰就义时的慷慨陈词与《青年近卫军》中舒尔迦和瓦尔柯高唱凯歌迎接死亡大有异曲同工之妙。面对徐鹏飞的恶意奚落，许云峰付之一笑，凛然对曰：“我感到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可是一个人的生命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那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43舒尔迦则言“一个普通的工人，命中注定能在我们党内通过自己的生活道路，能追随像列宁和斯大林那样给人们打开通往幸福生活的大道的人，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44。

即使在路遥、贾平凹的小说中，我们也能见到俄苏文学随处洒落的光斑。如路遥《人生》中，高加林与刘巧珍结伴上城，引来众人侧目，“一群碎脑娃娃在他们很远的背后，嘻嘻哈哈，给他们扔小土圪垯，还一哇声有节奏地喊：‘高加林，刘巧珍，老婆老汉逛县城’”45。达维多夫与罗加里亚挽手而行时，“淘气的村童们——情人们的无情鞭子——跟在后头跑来跑去，扮着各种鬼脸，用尖嗓子大声唱着：新娘子，新郎倌，捏成一个酸面团！”46

至于贾平凹《秦腔》中夏天智逢人就举起报纸以展示儿子文章的那种骄傲，也与潘苔莱拿着儿子荣获十字勋章的书信后念遍全村的激动心情几乎类似。凡此种种，不再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对上述作品细节的辨析，如果仅仅落在苏联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广泛浸染方面，则远非笔者的本意。相反，在俄苏文学的深重影响下能时刻感受到中国文学对之改写、重述的身影，以及这一域外文学资源在内化过程中民族性内涵的不断彰显，才是本文论析的主要目的。在此，叶维廉针对“五四”时期文学变革内在复杂性的言说，依然对我们深有启发，即“我们必须寻找出当时能够接受（而且在同一时间内接受）这许多思潮的‘内在需要’”，因为“每一项移植都必须设法纳入某种传统的架构里始可以生根振发”47。我想，俄苏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也应作如是观。

[本文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红色文艺与百年中国研究”（项目编号：21&ZD260）之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王彬彬：《“民间理论”：从孟悦到陈思和》，《文艺争鸣》2022年第11期。

2 王鹏程：《〈创业史〉的文学谱系考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3期。

3 34 王蒙：《苏联文学的光明梦》，《苏联祭》，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4 李建军：《重估俄苏文学》（上下），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8年版，第9、918页。

5 陈策贤：《难忘的印象》，《柳青纪念文集·人文杂志丛刊》（第一集），人文杂志编辑部编，陕西省新华书店1982年版，第70页。

6 柳青：《在农村工作中想到苏联》，《群众日报》1952年11月13日。

7 9 10 11 12 13 18 21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一部），金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10、47、48、48、49—50、477—478、478页。

8 14 15 16 17 19 22 23 27 29 30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0、377—379、389、378、380、380—381、378、379、220、256、547—550页。

20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四部），金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54页。

24 严家炎：《关于梁生宝的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25 26 31 37 [苏联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立波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388、394、393—394、155—158页。

28 32 33 46 [苏联]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草婴译，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23、88、89、23页。

35 黄曼君：《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36 周立波：《暴风骤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93页。

38 [苏联]鲍里斯、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王金陵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版，第79页。

39 孙犁：《孙犁文集》（一）小说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438—439页。

40 [苏联]富尔曼诺夫：《夏伯阳》，石国雄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页。

41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赵淑贤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页。

42 43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55、555页。

44 [苏联]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第二部），水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59页。

45 路遥：《人生》，《全国获奖中篇小说集》（1981—1982）（上），中国作协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407—408页。

47 叶维廉：《中国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98、200页。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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