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路遥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
内容提要：研究路遥的新著《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从两位外国作家的维度入手，深入剖析路遥的精神世界和创作世界，提出了自己不乏独特的见解。由于作者是以文艺理论介入当代作家评论，这就增加了作家论的理论感和辨析力，而在他目前的路遥研究中，是其努力开辟的一条新路。显然，路遥与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尤其是与俄罗斯文学的继承阐发关系是极为复杂的，至少，将之建立与对当代中国农村观察的有效连接，吸收外来影响兼与自己思想分析和艺术表现的内在关系，是尤为应该注意的地方。
关键词：路遥 李建军 俄罗斯文学 伦理态度 相互对话
近年来，路遥研究在朝着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是材料整理的工作，这方面，陕西本地的诸多研究者贡献甚多，已有三十本相关著作问世；另一个是路遥专论，一直鲜有具有分量的专书，李建军先生刚刚面世八十多万言的新著《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弥补了这一不足，说它把路遥研究提高到一个新阶段，也是符合事实的。
建军是文艺理论出身，其博士论文《小说修辞研究》，以修辞学为理论底版，对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大作家做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在当时，是不多见的重要成果之一。他后来转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领域，但理论思辨的精确、情感态度的劲拔崇高的自身优势，却始终保持着，这使他在众多研究者和批评家中独具特色。他的柳青研究，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并不为贤者讳，但从文本分析和其精神世界体悟中得出的结论，是让人信服的。他对陕籍另一大作家陈忠实，也情有多钟，写过不少颇有见识的研究性论文，先后出版了十六万字的专著《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和三十八万字的专著《陈忠实的蝶变》（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8年版）。当然，建军对俄罗斯文学崇高感的追踪和宣扬，在他同辈学人中是不多见的，他的思想标准和艺术趣味，也一直停留在那个高地上，这种坚持，可能令一些人们所不快，然而在我看来，一个人始终坚守自己的艺术理想，不在社会潮流中多变和怯懦，也是难能可贵的态度吧。
我对路遥缺乏深入的研究，不过，凭我的直觉，以及对当代文学史的观察，相信他在作品中提出的社会问题，他对千百万农村青年人生命运的特殊关怀，包括所倾注的深沉情感，并没有在快速剧变的当代社会里消失，相反，它在新时期历史进程中留下的深刻辙印，被人们时时记起、品悟和感知，由此集聚的特殊思想力量和艺术魅力，也从未在我们的生活中退场、消失。对路遥材料接触的越多，对他出现前后中国当代史的认识，我的这种感觉，愈发强烈和自觉了起来。因为我一向认为，对于研究文学史的人来说，“功”和“利”的观念，是最要不得的。凡对作家，都应该一律平等地对待；文学史，也不是以进化论为动力的，它有时候需要一直往前看，有时候又需要往后看，一个文学哲人说，文学无所谓新旧，思想也无所谓新旧，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在文学史复杂多层的年轮中，如何分辨主要和次要的现象，判定重要或不甚重要的作家及其艺术价值，是考验一个人的尺度和标准。在新时期文学进行了四十多年、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之后，凭借个人直觉和观察，路遥的地位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有不断加强的趋势，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局面，我认为可以平心静气地加以探讨。
该书有两个特色，一个是强调路遥受俄罗斯文学影响的一面，另一个是将他置于当代文学史的进程中来关照。
作者认为，有这几位俄罗斯作家对路遥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的形成，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他们是：列夫·托尔斯泰、肖洛霍夫、艾特玛托夫、拉斯普京和尤里·纳吉宾。而肖洛霍夫的影响，所借助的是柳青这个中介。“托尔斯泰对路遥的影响主要在情感态度方面，对柳青的影响主要在技巧形式方面。”柳青是在“有限的意义”上接受了肖洛霍夫的影响，而路遥则在“全面的意义”上接受了这种影响。这是因为，肖洛霍夫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敢于冒险给领导人写信，而一旦进入小说世界，所进行的则是人性化的写作。柳青难以在写作中体现肖洛霍夫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也导致了，他会把主要注意力，投放到一个次要人物梁三老汉的身上；但路遥，却是直面自己作品的主要人物的，比如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之中就是如此。另外还有，《平凡的世界》还汲取了《静静的顿河》的那种苦难又崇高、苍凉又温暖的叙事调性。这就使得路遥的小说，没像柳青的那样是从“政策”的角度去解读人物，而是把人物和时代环境，放大到人类命运的大图景当中。
而艾特玛托夫“对待善的伦理态度”，“极大地影响了路遥”。这在以下几个方面得以鲜明地体现出来：一是艾所喜欢选择的第一人称的叙事态度；二是艾将古老的民间歌谣，引进到自己的小说之中，以浓厚的民间气息，来渲染和强化作品的感染力。而在路遥身上，包括小说中，则是弥漫着这种浓厚的感伤的气氛的；另外，是艾更接近于契诃夫的文学气质，这也对路遥有这样那样隐形的启示。有材料显示，七十年代初在陕北延川的蛰居时期，路遥的人生曾处在最低潮的状态。这种处境，很容易加深和加重一个人对于社会的仇恨感，如果没有艾特玛托夫思想力量和艺术视角的巨大启迪，可以说，很难再有一个后来的路遥出现。路遥笔下主人公在《人生》《平凡的世界》所构造的逆境中，传递给读者的巨大的奋起力量、坚韧的挣扎和不屈，以及一直向善的主导性动力，所传导的正是从艾特玛托夫那里继承来的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渗透在路遥生命和作品里的浪漫主义乐观精神，是他的创作至今令人难忘的主要因素。
建军显然是希望把路遥作为当代文学的一面镜子来认识的。他在著作中，多次抨击和反省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转向世俗化和形式主义化的文学创作，在坚持理想性方面的萎缩，在深度认识人的精神世界方面的迟疑和游离。这种批评性态度，是由他所认可、坚持和希望不断将之发扬的现实主义文学态度所决定的。比如他表示，“孙少平已经超越了那种活得沉闷而乏味的现实。能在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将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到不俗的水平”，而在不少的当代作品中，人们更多看到的，则是“极端意识”和“极端行为”这种倾向利己的生存原则和思想态度。当然，在分析、比较这些现象的时候，他也不失时机地反省孙少平身上某些“极端”的行为。“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当代文学叙事作品却热衷于将贫穷伦理化和诗意化。贫穷不仅是道德上的光荣，还被夸张地理解为一种积极的精神。”这在近年来的一些底层文学叙事的作品中，也能或隐或现地表现出来。这种单向度的而非丰富和立体地研究普通人生活的文学作品，在不少流行的作品中互相传染着。对于路遥来说，他一方面对普通人充满了同情和挚爱，另一方面，也不忘十分凌厉地批判这种借唯我独尊来维护自己精神贫困的现象。
在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的评价中，人们看到的更多是从善如流的姿态，而缺乏明确的思想，有深度的分析态度，尤其缺乏将一种更有价值和超远眼光的文学标准，来加以分类、甄别和剖析的镜子。仅仅拿一个作家做标准，自然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因为它会把一个维度推向极端，而牺牲了更丰富和多维度的分析能力。不过，在我看来，对于乡土题材小说来说，路遥却不失为一面认识其创作得失的镜子。因为，从1979年开启的农村改革，对千百万农民的命运走向和归宿，有巨大的影响和刻画；但是，对其进行整体性把握和研究的作家还真不多——某种意义上，这就显示出了《平凡的世界》在思想认识和建构方面的特殊地位。如果说，这部小说是以1975年到1985年中国农村的深刻转型为背景的，那么可以说，具有这种眼光和气魄的作家，他本身就具有了历史镜子的作用。
李建军关于路遥的系统性探讨，是以材料为基础、以理论为导向的“精神谱系学”的研究。或者说，他的材料是为思想服务的，而他的思想观念，在某几个重要的点面上，好像从未发生过任何的动摇或犹豫。有些时候，人们会把这一现象归结为他所研究的作家对象的反哺和给予；在另一些时候，也是研究者，不断在研究对象身上加重、渲染和强化自己思想的力量所致。它们相辅相成，似乎有了一种默契，这种默契，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更迭，似乎达到了一种水乳交融的状态。在我看来，一个批评家，一个研究者，如果他不是以前者为谋身之道，而是将其当作一种精神向度的坚守的话，也都会越来越接近于这种关系的，当然，也不排除有其他相反的现象发生。
李建军的路遥研究，还有一种自问自说的叙事风格。他似乎不单是对读者大众，而更多时候像是对自己，在做着这样那样的“发问”。例如，在下卷封底，他引用路遥的话来明志，“我就是一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你就是这个房子的拿破仑，尽管你不是社会的主宰，但你起码是这个房子的主宰”；又例如，“我们承认伟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可人类生活的大厦从本质上说，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放大一点看，在高加林身上，在孙少平身上，在建军对他们的叙述中，他都投入到了这些人物“自说自话”的话语活动之中，而且经常是彼此不分，也可以说达到了双方话语的复调的效果。这一特色，渗透到这部著作的深处，贯穿于它行文的始终，给人留下了颇深的印象。
我还想说，一旦著作面世，它就开始在接受读者的检验、时间的检验、学术的检验。对这部著作，读者都有他选择、评判的标准和权利，我想建军在写下它的第一个字的时候，恐怕也意识到了，或说已经做好了某种准备。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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