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梳理文脉传承与当下写作之间的关系、从新的文化使命的角度重新思考新时代文学的现状与未来，成为文学界重要的工作，文学理论评论领域很多重要的系统性思考与专题性文章，都与此直接相关。

铁凝在《求是》发表文章《江山多胜迹 炳耀新文明》，从中华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层面上指出了文化的重要作用，强调“文化是民族血脉里奔涌的长河，大河汤汤，沾溉着我们的心灵，把我们从根底上连接起来，凝聚为不可分离的共同体”，要“把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指引文化发展和创造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激发文化发展的澎湃动能和文化创造的旺盛活力”。新的征程，文学工作需要有新的气象。《求是》杂志2023年第16期刊发了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的署名文章《作家要做人民的学生》。文章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生活的承载者”“人民是文明的传承者”等角度分析指出，向人民学习是文学创作的必然要求。向人民学习，作家重在学习人民的伟大实践，学习人民的奋斗精神，学习人民的艺术表达。做人民的学生，作家要积极与生活共振、诚恳向人民取经、自觉请人民阅卷。做人民的学生，是作家的光荣职责和使命所在，对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岁末年初，《求是》杂志又刊发了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的署名文章《识古今之变 展时代气象》，文章重点分析阐释的“坚定文化自信，创造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秉持开放包容，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守正创新，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等内容，也正切中文学界近年来共同思考和普遍热议的理论抓手和话题点。

一系列重大文学活动和诸多有影响力的刊物栏目，也围绕相关主题开展设立。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中，“繁荣文艺创作”分论坛聚焦新的文化使命，以及新时代文艺创作由“高原”不断迈上“高峰”的方法与途径，南帆、毕飞宇、韩少功、何向阳、王跃文等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共话中华文脉灿烂传统与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等话题。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办“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研讨会。《文艺报》开设“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等专栏，刊发仲呈祥《“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白烨《文化主体性：当代文学繁荣发展的依托与动能》、杜学文《聚焦新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文章，《文学评论》开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笔谈专栏。在诸多研究成果中，贺桂梅《“重写”百年文学史：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张福贵《中华文明视野中的文学演进》等文章，都显示出理论思考的代表性特征：研究者将站位与视角不断抬升，努力从文明总体视野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层面，来重新观照和理解中国文学的形态变迁与精神演进。

聚焦新时代文学的跨界破圈

文学工作如何真正与互联网思维结合适配，如何冲破路径依赖、借助新模式和新平台获得更大的传播效能及发展空间，是近些年来文学界普遍关注的命题。在2022年的“鲁迅文学奖之夜”获得成功后，中国作协继续打造和扩容“中国文学盛典”品牌名片，在2023年又成功举办“茅盾文学奖之夜”，并推出“文学嘉年华”式的一系列相关活动，在社会层面形成了亮度极高的“文学聚焦点”。“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家活动周”等重大的文学行动和工作机制，也都格外强调文学的社会面向和公共影响力。就近年来文学领域的发展趋势来看，强烈的跨界意识正在建立，显著的破圈效应正在形成。

文学的“跨界破圈”作为引人瞩目的大潮流、热现象，正越来越多地获得理论研究领域的关注言说。在2023年获得颇多关注的“无界漫游计划”，由《收获》杂志等牵头启动，以音乐、戏剧、电影、动画、剪纸、摄影、现代舞等艺术形式，对小说、散文、诗歌等传统文学文本进行改编；活动在2024年元旦后以首届“无界文学奖”颁奖的盛典形式阶段性收官，邀请学者、评论家、作家乃至其他领域的艺术家一起，面向公众深聊文学跨界转化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思考。《文艺报》及其新媒体公号设置“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笔谈”等栏目，围绕文学“破圈”发展的全新姿态组织文章，何平、桫椤、李音的笔谈《文学“破圈”的可能与文学边界的拓展》、贾想《进击吧！文学！》等十余篇文章对文学的环境变化与自我更新作出了各具角度的分析。《扬子江文学评论》主办的第七届“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将“新媒体时代文学的‘出圈’与‘破圈’现象”设为主题；有趣的是，论坛的另一主题是“‘理论’的焦虑及其限度”。其言外之意或许在于，文学以及关于文学的言说，其对传统边界和日益固化的途径渠道的冲破及跨越，能够为频繁陷入焦虑、日益感受到限度危机的理论话语提供新的生长可能；如要与文学生产的迭代转型相匹配，文学批评也必须实现视野拓宽、话语创新乃至跨媒介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开设“泛文本研究”栏目，将研究视域覆盖到与文学相关、但又与传统纯文学有所区别的“泛文本”及其中泛化的、新形态的“文学性”。其中，黄平《“往前看，别回头”：〈漫长的季节〉与普通人的救赎》、倪湛舸《旅行的故事：〈盗墓笔记〉、粉丝经济与虚构性问题》，以及关于脱口秀和电子游戏等的研究成果，都具有新意和见地，在拓宽研究边界的同时，也增加了文学理论研究的思想活力和话语活力。张柠在《小说评论》开设“电影灵韵”专栏，从文学学者的身份对电影展开研究，其所关注的电影作品叙事形态及诗学秘密，与文学叙事领域相异，但根脉相通。2023年末，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繁花》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话题热度一路飙升，这部改编自小说作品但又与原著内容区别颇大、极具自身风格的电视剧，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引来不少评论分析。在文学作品影视改编已成热潮的当下，小说故事与影视故事之间的互动转化可能以及此过程中以不同程度和形态存在着的强大“间性张力”，正成为活跃的理论话语新增长点。

此外，相比于从文学跨向其他艺术门类，从人文话题到科技话题的贯通，则又是跨度更大的“跨界”。与此前几年的情况相同，AI及人工智能依然是不断被文学理论界深化探讨的热点话题。《文艺争鸣》推出“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文艺生产”研究专辑。《南方文坛》刊发的钱文亮的《AI训练、“自动化写作”与当代诗歌的现代性诗学知识》，则颇可代表当下此类研究的思路与着眼意图：从科学技术问题入手，研究者最终要关注的仍是文学技术乃至文学伦理；从前沿科技问题出发，我们所要反观的终究是文学与生活、生命的互动，“朝向未来的人类诗歌仍然需要超验的、经验的、直觉的和知性的生命维度……需要植根于个体生命的切身遭遇与反应——需要作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此在’（dasein），有着自己的历史、周围世界和身体，承受并操劳着整体的世界”。也就是说，文学的合法性乃至存在的必要性，终究是来自文学背后的人。而这个“人”，他的尊严，他的坚持、承受、骄傲与力量，他真正的生命力和生命感，才是至关重要甚至根本性的。

重建文学性与理论评论的自我思考

针对文学理论研究和评论实践自身展开的思考，近年来不断走向深化和细化。张清华在《当代文坛》持续主持“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学性’问题”专栏，并指出关切此问题的缘由在于“这些年文学的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历史研究的‘热’。这种热度，已使得人们很少愿意将文学文本当作文学看待，久而久之变得有些不习惯了，人们不再愿意将文学当作文学，而是当作了‘文化文本’，当作了‘社会学现象’，当作了‘历史材料’，以此来维持文学研究的高水准的、高产量的局面，以至于很少有人从文学的诸要素去思考问题了”。进而，一种在当下值得被重新注视的需求便是：“在拥有了上述研究路径与资本的情况下，借此来重新考量一下文学性的诉求。换言之，有没有一种可能，通过并借助上述研究，来重新寻找一种抵达‘文学性观照’的途径呢？”（张清华《为何要重提“文学性研究”》）这一话题的背后，隐含着文学批评实践过度史学化、理论化、知识流水线生产化的某些反思和不满。洪治纲发表于《文艺报》“锐评·锐见”专栏的《近年来文学批评的困境》也对此表述得颇为直接：“近些年来，当代文学批评无疑一直在发展。无论是批评家队伍，还是批评文章数量，都在显著增长。但绝大多数的文学批评，都是满足于对作品的文化阐释，文学批评本身的作用、影响，以及对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构的能力，都越来越弱”；“学术化和科班化的倾向特别突出，缺少感性丰盈、坦率直接的批评……这类批评多少缺乏审美的敏锐度，尤其缺乏将具体作品与文学发展状况联系起来，敏锐地捕捉到文学发展的某些重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辨析。”陈培浩的《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经验与反思》、赵勇那篇引起颇多讨论兴趣的《今天的博士论文应该写多长？》，都可与此话题关联互文。

而在方法和技术问题之外，与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文学性”“有效性”更深刻相关着的，还有“人”的问题。王尧在《文艺争鸣》发表的《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与“文学性”危机》，便将反思的聚焦点引向了文学评论的写作主体即文学知识分子：“读者对文学的失望，其实是对文学所呈现的生活、世界和心灵的质疑和不满……在这样的状况之中，文学知识分子如何可能在自身的局限中突围？他们能够突破知识生产和文学圈子的壁垒，重新确定自己看待历史和时代、中国和世界的支点吗？他们能够在新的文学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吗？他们能够重新获得‘五四’文学知识分子的那种敏感性，并将这种敏感性转化为‘春江水暖鸭先知’一样的先声吗？”在文中，王尧颇为尖锐但又十分准确地指出了当下人文知识分子身上的问题和缺陷，例如陷入狭隘意义的学科专业、耽溺于“学术经济”的内部循环、在重大公共性问题上缺席失语、日渐失去对复杂现实的回应能力甚至感知兴趣等。换言之，问题在于研究者主体自身的思想能力矮化、生命能量萎缩。就此而言，文学理论批评文学性的重建和有效性的增强，不仅是“术”的问题、更是“道”的问题，不仅是“文”的问题、更是“人”的问题——我想，一些鲁迅式“抉心自食”的勇气，在今天或许正变得越来越必需。

当然，在问题反思之外，文学理论评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当代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推进，仍在不断贡献出新的可喜的成果。规模巨大的“新坐标书系”在京举办首发式暨研讨会，这套以“同代人编选同代人”为特色的丛书，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杨庆祥担任总主编，一批青年批评家担任分卷主编，每位作家单独成卷，深度梳理新一代作家的创作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和经典化奠定基础，目前已推出首辑14部。《当代作家评论》开设郜元宝主持的“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专栏”，《当代文坛》开设张学昕主持的“发现经典”系列专辑。何平在《小说评论》主持“重勘现象级文本”专栏，不仅是作文学史意义上的梳理述评，更着意于文本背后的现象思辨及话题发现，就此从文本拉出如文学史中的“失踪”与“发现”、文学的市场空间和社会性溢出、写作与青年思想的互文互动等更“高维”的线头。八卷本的《陈晓明文集》在2023年出版问世，并举办一系列相关研讨活动，呈现了一位文学理论评论家的学术体量。新的文学实践与新的写作队伍持续涌现，无疑将不断启发新的思考与话语：2023年，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迎来成立十周年庆典并举办新时代文学教育高峰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主办了“创意写作高峰论坛（2023）”，华东师范大学则牵头成立了中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由北京出版集团和《十月》打造的“北京文艺观察”在2024年初已公号上线，后续亦将推出纸刊，新平台的打造推出，也正为文学理论评论实践不断注入新的动能。

“地域”抓手与文学新可能

“地域”是近年来文学界讨论热度很高的现象级话题。2023年，对“文学地域性”或“地域文学”的关注讨论形成了新的高潮。辽宁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中心、《南方文坛》杂志社等单位主办的“文学南北”学术研讨活动，聚焦地方叙事与审美伦理等话题，将“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这两股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文学新浪潮贯通讨论。《文艺报》开辟了“从地域出发——”笔谈专栏，以“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等当下文学创作中的热点话题为抓手，力图将关于文学地域话题的探讨引入更为开阔、深入的领域，所刊文章中有总体性分析，亦有具体文本评述，同时不乏不同观点间的商榷碰撞。

除了已成多年来“资深热点”的“新南方”“新东北”文化话题，更多的地域文学版图或概念也正在加入被关注的行列。《北京文学》自2023年第1期起开设“新北京作家群”栏目，后又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合办“新北京作家群写作”文学沙龙。新的主体、新的北京，包括新北京作家作品里“北京”的“显”或“隐”、其与故乡空间之间复杂隐秘的经验情感互动及意义相互生成，都涉及到典型而重要、值得深入探讨的文学话题。杨庆祥《新北京作家群写作：空间、视野和问题》、徐刚《“新北京作家群”：总体性消失之后的文学图景》等文章，都对此有关注和分析。《文艺报》刊出的张燕玲《地缘气质与文脉新质——以〈江南〉讨论“文学新浙派”为中心》关注从浙派文脉中生发出来的浙江新一代作家群，认为“如果说‘新南方写作’‘新东北作家群’体现更多的是空间和文学表征的意义，是地缘政治与文学气质的互文关系；那么‘文学新浙派’，则是时间意义上，文脉生发艺术新质的关系”，指出“地方性叙事的讨论，令我们重新理解人与地域的关系，重新讨论地缘与文学气质、文脉与艺术新质”。张晓琴的《新的西部美学原则在崛起》关注当下西部文学新的美学特质。而《文艺报》外国文艺专刊新开设的“世界文学地图”栏目，则是将地域视野扩展向世界，选取那些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大放异彩的城市，顺着经典文艺作品的脚步和印记，尝试勾勒另一种“文学地理学”。

在与行超的对谈《在流动中识别自我和世界》中，杨庆祥表示，“在目前的语境中，也许可以生成一些有生产性的学术话题，比如，为什么空间变得如此重要了？……从时间轴（批评界一度热衷使用的‘50后’‘70后’‘80后’等）到空间轴，这也许意味着一种新的价值趋向。”空间和地域话题热度的背后，这种新的生产性和价值趋向显然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但同时，这种关注和讨论如果只停留在浅尝辄止和跟风量产，则又会变成十分可惜的事情。在《扬子江文学评论》“地方性的辩证法”学术工作坊上，陈思和对当下新增的诸多“地方性”概念能否深描当代文学的肌理表示了怀疑，何言宏强调了“地方”对个体与世界情感结构的连通作用，以及差异性的个体在相关文本实践中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当我们试图以“地域”为抓手触及文学的新可能，重要和有价值的显然不该是抽象的概念集合、空泛的文本生产、成绩单式的地方文学绩效展示，而是有机性、具体感和真正的深度。

这种“有机性”和“真正的深度”，恰恰是我们在讨论新的理论可能和批评范式时，需要时时记挂在心上的东西——它不仅指向“生产”，更呼唤着“创造”，不仅关系着理论研究，更激荡着作品创作，不仅是“文”的事情，更是“人”的事情。谢冕在《一部小说的开篇和另一部小说的结语——文化传承与文艺原创力》中说：“我们仍然面对匮缺，当代文学仍然期待作家为我们创造出无愧于前人、也无愧于今人的作品。太多的平庸和琐碎充斥着我们的书刊和屏幕，我们有太多对于文化的无知和盲点……文艺创作者要从人类和世界的角度思考问题，人生、世界、幸福和痛苦、复活与再生、战争与和平……作者要避免囿于一隅，避免满足于小体验而缺乏大智慧。”这种大视野与大智慧，永远是文学理论评论的写作者所应当具备的，因为我们这些手持理论的人也一样是“作者”，是在从事着创造的工作。进而，呼应着前面那个关于AI的话题，我想起的还有在2023年里被说出的这样一段话：“真正的问题不是超级AI会不会砸掉我们的饭碗，而是，我们如何在超级AI在场的情况下，证明作者还活着、还在，证明我们依然是那个作为创造者的作者，证明我们能够捍卫人类对人的语言的主权……我们确信如此炫目的色彩并非数字选择的结果，而是一个人生命的风暴，这风暴将裹挟我们。”（李敬泽《语言主权与作者的存亡——关于超级AI，自凤凰文学之夜开始的演讲》）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研究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