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人民文学》
初识《人民文学》，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了。说起来，与它还确有缘分。
我依稀记得，那是1972年的冬天，我刚好在一所农村中学读初中一年级。一个雪后的中午，语文老师约我去他的办公室，谈上周完成的那篇作文。我刚靠近老师的办公桌，抬头一看，发现在一堆作业本上放着一本发了黄的杂志《人民文学》。我看了一下时间，有些遥远，是1966年3月号(3月12日出版)，封面上是一幅女工的照片。我便随手翻了翻，看了目录和定价。尤其是魏巍的散文《英雄树》，我至今想起来依然清晰难忘。这也许与我的经历有关，因为我曾当过兵，是一名军官，而魏巍又是著名的军旅作家，自然就不言而喻了。该散文是以访问越南通讯《人民战争花最红(之四)》形式出现的，散文一开头就叙述了：“为了赶路，天色刚交黄昏,我们就告别了清化的朋友，登车向荣市驰去……尽管天色还没全黑，敌人的夜班飞机就投下一串串的照明弹，但却阻止不住公路上长长的车队和喧腾的人流……”这种表达，让我感到异常亲切，有时我会猜想，这篇散文是不是我后来创作军旅散文的由头呢？
于是，从那刻起，心中就默默地油生了一种念头，当然是很幼稚的。第一必须把语文学好，由作文向文学发展；第二想订本《人民文学》。就这么简单，其实，这对于一个才12岁孩子来讲，能有这种愿望已经很不容易了。比如，钱从哪里来，虽然一年的订阅费只有几元，看似很少，但在那个“大寨记工”的特殊年代，一个男壮劳力，一天也只能挣到二三角钱，况且都得到年底才能见底。如果家里的孩子多，父母两人一年挣来的工分也不足抵消全家人的口粮成本，所以，大部分家庭都是要倒贴给生产队钱的，我家也不例外。在那样的情况下，怎么忍心再给父母亲增加负担呢？显然不能。那怎么办？脑子一转，我便瞒着家人，利用假期、休息日，走东串西，下河上树，捡破烂、摘野果、抓虾鱼，终于在次年的暑假，我挣到了8元多。
钱是有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去订《人民文学》杂志呀，唯一办法只好求助于原初一班的那位语文老师。
那天上午做完课间操，我兴致勃勃带着钱，来到了老师的办公室。不过，老师是找到了，但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杂志从1966年5月就停办了，至于是什么原因，老师也不得而知，而我就更不知道了。原来那次我看到的那份《人民文学》，是停刊前的第二期。虽然我有幸瞧到了，但彼时的心就像冬天的雪一样，白皑皑一片，失去了颜色，变得冰冷。半晌，我都无语。
到了1976年1月，《人民文学》这部斑斓的“大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份国家级文学杂志终于复出，长达10余年的阅读饥荒总算得以缓解。就在我即将高中毕业的时候，通过邮局如愿以偿订到了《人民文学》。直到现在我还历历在目：当时只要没课或者回到家中，必然会坐下来跟饿狼似的阅读着这份文学期刊。从此，我和《人民文学》有了“亲密的接触”。
是年的7月，因为我是农村户口，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农村人，高中毕业只能回到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虽说命苦了些，但对文学的追求，作品的吸引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劳动之余，我的精神生活就是读书、读期刊、读散文、读小说……实事求是讲，即便当时可读的书少得可怜，仍然有相当多的作品往往只能读一遍，看一个故事而已，第一遍觉得新鲜，第二遍便无味了。而《人民文学》这样的期刊却迥然不同，可以让我一遍又一遍地读下去。
想到这儿，有一件事至今都觉得好玩且有趣，可谓有点阿Q精神。不是当时可读的书少吗，遇到好的作品，尤其是好的小说，我就“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地读。有一次，生产队开社员会议，内容是队长部署秋收秋种。开会前，我就怀揣着一本《人民文学》（1977年8期），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个角落里。我听着听着，觉得无味、无聊，便从怀里掏出那本杂志来读，是杜斌写的小说《今天》。我一读进去，周围的喧嚣声仿佛就不存在了，只有我和文章中的主人翁。我再也听不见队长在讲什么了，耳边只有陆进的声音，那是带着忧伤的声音，低沉的声音，描绘出一幅幅黯淡却又美妙离奇的画，使我迷醉。我从《一》读到《二》，再从《二》读到《三》……直至读到《五》，从那些文字中散发出来的情绪，轻轻地拨动着我的心弦。
“那一天，陆进庄重地坐在人民大会堂里，满怀深情地看着周总理消瘦的面孔，又抑制不住盈眶的泪水……”虽然接下来的这段话，是他的暗自发誓，但在我看来，不是，那忧伤而低沉的声音正如音乐般地在说：
“总理啊，你为人民真是操碎了心，在病中还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您太伟大了！您太辛苦了！我一定要为您在报告中提出的宏伟目标，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工作，就是累病累死也是高兴的。”
听着这样的声音，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突然，有一只大手在我背上重击了一下，于是我猛醒，一下子从小说中被揪回到现实之中。现实还是动员会，只不过是一阵喧嚣之后的间歇，会场上出奇地静，静得有些不自然。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周围社员注意的中心，无数双眼睛正默默地瞪着我，就像在瞪着一个怪物。原来，小队长刚刚点了我的名。开会竟敢开小差，而且是在看一本什么《人民文学》，想当文学家呀！我连忙结结巴巴地声明：
“这份杂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份国家级文学大刊，并且刊名‘人民文学’四个字还是毛主席写的呢。”
“噢，是毛主席写的，那……那你就好好地看吧。”
小队长的表情一下子缓和下来，而周围人的目光也随之收回。是毛主席救了我。
时隔一年，我的人生出现了拐点，始终穿上了军装，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远行的那天，绿色挎包里塞得满满当当。除了母亲装进去几只熟鸡蛋，剩下的空间都被书和期刊《人民文学》占了。由于空间有限，行囊里只装了3本杂志(当年的8、9、10期)和一本鲁迅写的散文诗集《野草》。
在文学作品中，我喜欢读的散文，就像喜欢品茶一样。比如，冰心的《我站在毛主席纪念堂前》(1977年7期)、孙犁的《远的怀念》(1978年9期)、袁鹰的《飞》(1978年10期)等。读散文总是能让心变得明澈而宁静。
小说我也喜欢读。小说跟电影类似，荧屏的基调、造型、效果、节奏、闪回、跳切……全都有。我一次，那天是周六吧，我吃过晚饭，拿着一本从团部图书馆借来的一本《人民文学》(1979年7期)便走进了连部军人阅览室。我是这里的常客。坐下后，我随手翻开，那篇小说是由蒋子龙创作的《乔厂长上任记》。小说讲述了经历了10年动乱后，某重型电机厂生产停顿，人心混乱，老干部乔光朴主动请缨收拾烂摊子，乔厂长上任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最终扭转了生产的被动局面。
刚刚读起，我就像到了现场似的，看到了——
“乔光朴抬起眼睛，闪电似地扫过全场，最后和霍大道那穿透一切的目光相遇了，倏地这两对目光碰出了心里的火花，一刹那等于交换了千言万语。乔光朴仍是用缓慢平稳的语气说：
‘我愿立军令状。乔光朴，现年56岁，身体基本健康，血压有一点高，但无妨大局。我去后如果电机厂仍不能完成国家计划，我请求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到干校和石敢去养鸡喂鸭。’
这家伙，话说得太满、太绝。这无疑是一些眼下最忌讳的语言……”
故事情节的发展，乔光朴的声音奇妙地在我心里回旋，使我也仿佛成了故事中的一员，沉浸于社会变革之中。就在乔光朴兴致勃勃漫步于生产车间的同时，也许我真的读进了，被作品中的情景所感动，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是虚拟的，旁若无人，忘乎所以有些痴。我刚读完乔光朴那段话语，却突然听到有人接上：
“老乔，搞现代化并不单纯是个技术问题，还要得罪人。不干事才最保险，但那是真正的犯罪……我们要的是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和数字’，这才是人民根本的和长远的利益所在。眼下不过是开场，好戏还在后头呢!”
这是霍大道的道白。
我如同从痴梦中惊醒，抬起头来，转过身去一看，应答的那人正是我们连指导员。他可有名呢，年年被团或师党委表扬，要么他本人表彰为优秀连指导员，要么我们连表彰为先进集体。据讲，他写的散文和小说在《解放军文艺》上都发表过，那可是全军最高级别的文学大刊呀，不是谁都能上的，他的文学功底可见一斑！
指导员见我的情绪从小说中走了出来，便跑到我的跟前，拍拍我的肩膀，讲道：“小伙子，看来你很喜欢文学了。”我点点头。
他又讲道：“这段乔光朴的对白，你朗诵得很好，声音清晰、响亮而富有激情，我很佩服！”
指导员这么一讲，我脸都红了。分手时，他又讲了一句：“小吴，你的文学功底是不错的，只要这样坚持下去，多接触实际，和战士们打成一片，你的文学梦一定可以实现。”我不由自主地向他微微一笑，表态似的，但更多地在问自己，“我真的能行吗？那个梦能变为现实吗”？
于是，我带着指导员那句“你的文学梦一定可以实现”，从连队来到军区机关，从战士变为军官。但遗憾的是，我对文学虽然从小就喜爱，但未能如愿以偿地读上文学类专业，却成了一名工科男，也许这就是我的命吧。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还是以独特方式与本职工作平行发展，做到两不误，两促进，用耕耘、奋斗抒发情怀。
几年后，我终于与《椰城》结上了缘分，发表了我的处女作——散文《绝笔》。从那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有数百篇作品先后在《钟山》《安徽文学》《雨花》《散文选刊》《大地文学》《中国校园文学》《海外文摘》《中国文化报》等多家刊物发表，几乎成稿的作品都能用上。由此，我不仅成了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而且也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同时也出版了几部文学专著。
现在想来，这些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固然有自己努力的成分，用坚持换来的，但更重要的是《人民文学》这一路的陪伴与跟随，帮扶与培养，把我引上了一条生活丰富而又宽广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我非常感谢《人民文学》。是因为它，当年的那次相遇，让我萌生了写作的念头；是因为它，通过对它长期的阅读，让我找了写作的最好老师；还是因为它……我的作品连续推出、上刊成自然了，当然这也是必然的。
吴晓明，笔名明子，籍贯江苏如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散文学会理事，海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在《钟山》《安徽文学》《雨花》《散文选刊》《中国校园文学》等刊发表作品百余万字，作品《青瓦房》入选中国散文年度排行榜。出版《逐梦金陵》《触摸心灵的阳光》《岁月的味道》《随风而行》等多部散文集。曾获得丰子恺散文奖、“漂母杯”散文大赛奖、南通市文学艺术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