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每一份历史悠久的文学杂志带给忠实读者的感受，或许都会越来越像一座伫立在沧桑风雨中的音乐厅：随岁月流逝、季节轮换，依着固定的时令档期和规范的体裁类别，轮番上演主题、格调和旋律都不免让人觉得有些似曾相识的曲目。而差异纷呈的个性化光彩，往往只能绽放在不同的演奏者对这些大同小异的曲目调式所做的细微变通和自由发挥上。

多年来，《民族文学》刊发的散文类作品已经形成题材聚焦县域社会人文生态、写法偏重作者现场见闻实录的鲜明特点。县域社会人文生态的主场景集中在城镇和乡村。作者深入体验或实地探查这类生活场景的方式，则不外游子归乡和寻访他乡两途。前者紧贴作者本人的家世籍贯和成长履历，情理所趋，多着力铺陈从作者自我视点出发的抚今追昔之慨。后者兼具采风纪游和报告特写性质，“我”在文中或者隐身为不直接亮相的导览语音式的讲述人，或者担当近乎记者的角色，止于提供眼见为实的现场报道，尽量避免出镜入戏、显露个性色彩。

以上两类作品诉诸读者，其情境体验，正仿佛聆听抒发归乡情思的咏叹调和赞美田园胜景的宣叙曲。一如往年，这两种类型在2023年《民族文学》所刊散文作品中依然最为多见。纵览全年十二期散文栏目和“本刊新人”“聚焦新时代”“‘亮丽内蒙古’翻译作品”以及行走文山、阿坝、东兰、凤山、舟曲各地的文学实践专题栏目中推出的散文，归乡咏叹和下乡宣叙的双声变奏穿插交迭，往复连绵，衔接起来颇似一部乡土中国主题的歌剧。

但置于多期散文栏目头题或二题的篇章——如第1期李达伟（白族）的《迁徙的鸟》和兴安（蒙古族）的《在普者黑看见一匹马》、第2期徐晓华（土家族）的《巷子里》、第3期朝颜（畲族）的《父亲的大海和太阳》、第6期马明月（回族）的《乡亲们》、第7期温新阶（土家族）的《三个偏正短语》、第9期黄立康（纳西族）的《河口的云》、第10期蔡测海（土家族）的《火塘》、第11期连亭（壮族）的《沿铁轨追寻太阳鸟》、第12期雍措（藏族）的《月光铺就的阴影》，又很显著地表现出从行文笔致、旨趣命意和整体结构各层面，都竭力冲破归乡怀旧和下乡巡礼模式的窠臼，朝着更加轻灵悠远或者更加繁复深切的方向挺进探索的架势。

即便是作者自己的经历、家乡和本民族生活经验，在这些作品中，都程度不同地提炼和转化成了文本语境中的“他者”，跟作者写作时的状态拉开了省思和审美的间隔距离，也产生了便于进行陌生化表现的视域错位。较之因袭已久的抒怀咏叹和报道宣叙式的写作，这种探索性的散文写作路数，吸收、借取了小说、戏剧甚至诗歌等虚构类体裁的不少技巧，可谓将一切现实乡土场景及其中的风物与人事都升腾为他乡意境和他者意象的梦幻曲式的写作。

二

年初前三期《民族文学》登载的散文，论文本形制的新意，如前所述，以《在普者黑看见一匹马》《迁徙的鸟》《巷子里》《父亲的大海和太阳》这几篇最为突出。《在普者黑看见一匹马》中，作者逗留云南文山县彝族山寨普者黑时同一匹棕红色科尔沁蒙古马偶遇的几个瞬间，经细腻传神的心理刻画和情境渲染，并辅以前情铺垫和事后说理的映衬，焕发出了类似契诃夫小说那样精巧动人的讽喻韵味和思想感染力。像这么一篇不涉及非得经旁人佐证才能确保为真的社会性内容的散文，在创作机理和阅读接受效应上，实际上与小说等虚构体裁已无质的区别。《迁徙的鸟》以飞鸟自喻，对作者行走和暂居高黎贡山间的身心体悟，展开多面合围而又四外弥散饱含诗意的抒发。唯穿插于字里行间的大词“我们”，把叙述、描写和抒怀言志的话语调门和立足点，都带动得有些过于高邈。

《巷子里》和《父亲的大海和太阳》，都摆脱了寻常乡土题材散文事无巨细一一罗列的流水账或家史、村史、街巷史的套路，删繁就简，去粗取精，把笔触干脆利落地对准了如同经典话剧《茶馆》和《狗儿爷涅槃》里的茶馆和门楼似的空间地标。一家位于恩施清江河边小城老巷里的只摆得开六张桌子的小餐馆，集聚着扛过疫情冲击后百业渐趋繁忙、众生复归劳碌的时代缩影。一幢在赣南山村麦菜岭的一片荒坡上矗立了四十多年、两扇大门漆着一轮红日浮出蓝色大海图案的二层土坯房，见证着低到尘埃而又高于海天的忍辱负重、坚韧自强的至尊至朴的父爱。洗练的白描、灵动的修辞，更让这两篇剪裁精当的作品平添了一层情境感十足的小说风味。

除上列篇什，其余各文，如陶玉明（布朗族）的《冰岛之恋》、杜伟军（达斡尔族）的《单飞》、霁虹（彝族）的《故乡莫依德古》、卓美（彝族）的《岁月清辉》、吴颖丽（达斡尔族）的《额尔古纳密码》、左丹（满族）的《四牌楼下老童谣》、巫溪（侗族）的《在东莞的六楼》、苏日塔拉图（蒙古族）的《怀念胡日达》，还有收在“‘亮丽内蒙古’翻译作品”专栏里的才布西格（蒙古族）作、朵日娜（蒙古族）译的《难忘的天籁音》，达·巴特尔（蒙古族）作、哈达奇·刚（蒙古族）译的《金秋的倾诉》，恩克哈达（蒙古族）作、席·照日格图（蒙古族）译的《蔚蓝的石头世界》，萨仁其其格（蒙古族）作、岱钦（蒙古族）译的《安详的青色炊烟（外二篇）》，以及“文山行”小辑中陈锐军（回族）的《从“南疆”到南疆》、何华的《在秋天的风口伫立》、宋志军的《山水情 家国魂》、乔丽（傣族）的《存在与消失》等七篇采风札记，皆取材切实、写法质朴，稳稳当当地持守了《民族文学》散文类作品的传统面目。

其中，《冰岛之恋》设题醒目，旨在记述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勐库镇盛产古树茶的冰岛村的独特物候和沧桑巨变，全文三节，前两节流于直陈材料，第三节糅进了作者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当地工作、生活的切身感触，语句间始有温润鲜活的气息流转开来。《额尔古纳密码》和《四牌楼下老童谣》取材方位一在北一在南，文本质地却同样都靠近报告文学，着意将个人经历和家庭遭逢的小叙事摆放进为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做注脚的视域。《怀念胡日达》追述作者父亲养过的一只白色蒙古猎犬，即小见大，映照着父辈人生、民族习俗和时代风尚的曲折流变。《难忘的天籁音》《金秋的倾诉》《蔚蓝的石头世界》这三篇基于蒙古文原作的汉译散文，合奏般地展示了从草原上飘荡来的长调般旷远的抒情文采；而同样译自蒙古文却重在叙述的《安详的青色炊烟（外二篇）》，却宛如从个人视角和日常生活层面落笔的微观风俗志。作者自述驾战机进行高空飞行训练经历的《单飞》，题材稀见，在《民族文学》的散文类作品中显得独具一格。

三

开春时节，《民族文学》的散文栏目里和风荡漾，佳作联翩。马明月（回族）的《乡亲们》、阮殿文（回族）的《野石山上望故乡》、刘惠春（蒙古族）的《我的苏海图》、哈德别克·哈汉（哈萨克族）的《记忆：因为埋藏而久远》，格外好看而又耐读。

《乡亲们》以流畅明快的叙述，引着我们一路走进作者记忆里的叶尔羌河边绿洲上的小村庄，去见识那里性格各异的老少几代维吾尔族乡亲，领略他们素朴如土的生活况味和斑斓多姿的人格面相。爱养花、也爱弹琴诵诗唱歌的喀斯木，自视甚高、诗不离口却因爱揭人之短而落落寡合的赛麦提，承受着老年丧子之恸终日勤谨劳作的克然木，大半辈子四处浪迹、到老才回乡安守家园的尼牙孜，总带着一句口头禅“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抓起工作果然也是粗中有细的村支书伊敏，家大业大、子孙满堂的全村“最美家庭”的户主吾麦尔、白吉尔老两口，年迈体弱的前辈村干部艾萨和他早早闯荡城市做餐饮生意的儿子吐尔洪，以至吐尔洪快人快语的爽朗做派，让作者忽然想到的从库车落户到南宁开烤肉店的另一位维吾尔族乡亲诺尔……呈现在文中的这些精神血脉深植西部文化厚土的凡常百姓，之所以能让读者乍一看就感觉好像身边熟人似的亲近感和真切感，固然得益于实打实的生活素材支撑，但更关键的是作者采用贯通全篇的旁观限知视点和坚持从旁介绍的表达方式，远远绕过各种编排敷演他人遭际、追求戏剧性和完整性的非虚构叙事套路，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这些素材的原汁原味。

与此相仿但角度有别，《野石山上望故乡》所展示的是把散文中的故乡照着离现实生活中人际认知和人地关系意识生成的常情常态更接近的方向，写得更深切和更见新意的一种可能。而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尽管以故乡为题，作者却决不称雄托大，傲然自居为对故乡的一切都门儿清的在地达人。相反，从开篇提及的两句乡邻问询“你是哪里的”“上野石还是下野石”，就牵连出一条作者对故乡的山川土石、草木风物和劳作起居不断增强实感和加深认识的心路历程。其中，既贯穿着作者少时的成长记忆，也包含着乡情和乡愁总会历久而弥新的人间共感。一篇《野石山上望故乡》，是作者用自己的成长记忆给他的故乡所做的生动注解和形象化定义。同时，它又像是一份证词，可以表明我们许多人心底其实都暗藏了一本时刻都在翻动和变化的书写故乡的沙之书。

行文利落且不失风趣的《我的苏海图》，虽然多了些断言立论的概括，少了些探微烛幽的释疑，调门稍显高亢。但它围绕当地俗称“三矿”、位处乌兰布和沙漠南缘的矿区苏海图，搭建起了如同为人立传式的全景描述框架，字句措辞处处流露着俨然视苏海图为一生命体的细腻情态。全文读来绵密婉转、温润感人。

《记忆：因为埋藏而久远》在文本风貌上属于规整的乡土题材散文传统样式，其胜处在质而不在文。顺着作者携妻带子回访少儿时期生活了十四年的阿勒泰北屯林场的一趟行程轨迹和见闻思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新疆建设兵团农十师师部驻地北屯的生产、生活场景，特别是来自京津沪等内地大城市的支边青年和知识青年充实到林场子弟学校任教，为兵团二代传授文化知识、放飞文学梦想，以及不同民族的林场职工家庭在甘苦与共的岁月里结下胜似亲人的诚挚情谊，这一幕幕难忘的历史画面联翩而至、重现光华。如果与近年问世的一批兵团题材的小说做一番对读，《记忆：因为埋藏而久远》选材立意的独到之处，想必可以显见得更分明。

潘琦（仫佬族）的《穿越历史的红水河》、姚静（彝族）的《心上的大佛殿》、李俊玲（布朗族）的《面相》、张雪云（苗族）的《一脉江流下洞庭》、贾波（土家族）的《三层楼》、瑞朵·海瑞拉（维吾尔族）的《复刻忍冬》、王艺伟（侗族）的《在山水间欢庆》，以及“阿坝行”小辑中的散文，也都是第5、第6、第7期上各有一些局部表现可圈可点的用心之作，惜乎全篇构造上还多少略输了几分神气灌注的新意。《复刻忍冬》从医者的视角写住院接受治疗的众多患者，题材别致，殊为难得，遗憾的是整体文风和细节描写都偏向了小说，虚构语态的心境描摹铺排过多，反而不及直来直去地正面调度真实生活素材那么有冲击力。

四

入夏后的几期《民族文学》上，似与丰收季将临的自然节律相应，散文类作品一时稠密起来。有了上半年已刊作品的近距离比照，下半年刊发的作品在文本形态上无疑需要表现得更亮眼一些。

温新阶（土家族）的《三个偏正短语》延续了作者前一年发表的散文力作《村人三题》的选材取向，将湖北宜昌乡土人文志和地方人物列传的格局做了进一步的扩展。但或许是由于聚焦点从人转向了物，《村人三题》里忙前跑后的讲述者“我”，到《三个偏正短语》这里却收敛了形迹，不再活跃。整个文本由此看来已跟笔记体小说毫无二致。散文所特有的作者自我意识滤镜和主观介入视角，也被大幅度撤除。

分别从“本刊新人”和“‘亮丽内蒙古’翻译作品”专栏面世的韦东柳（壮族）的《那乡那人（外一篇）》和特·布和毕力格（蒙古族）作、查干路思（蒙古族）译的《乡村三部曲》，依照较严格的尺度看，都属平中见奇、局部闪光之作。前者的外一篇《大地的心跳》，文辞沉静舒缓，历数母亲一生系于乡土和家庭的爱恨纠葛和尘缘往事，触动读者心弦的力量强过报道体的主篇。后者的“三部曲”分列为三节，第一节追述家乡迎来改革开放的曙光之前的岁月里父老乡亲相濡以沫、甘苦与共的种种细节，画面逼真，氛围全出，比后续两节高歌猛进的粗线条概述，更能感奋人心。

而王奕君（满族）的《另一片阳光（外一篇）》，则属另一类型：循诸文脉情理，本该在主篇中写清楚实际上却没能来得及写的内容，被推移到了外一篇《人间烟火》的最后一节《我的家》里。从读者的角度，若要充分体味作者所表达的对于父爱的深挚感受，那就非得把《另一片阳光》和它的外一篇的结尾部分连成一体，并且一气儿读完。

列入第8期“本刊新人”专栏的邓小宁（黎族）的《四时咸水歌》，胜在选材特殊、文思纤巧。半生漂泊水上、终于登陆住进自建小洋楼的渔民黎亚花，养成了晚饭后到小卖部旁的凤凰树下给大家唱四时咸水歌的习惯。随着对她唱歌情形和所唱歌曲的描述和细究，流传千百年的疍家情歌风俗，也徐徐揭开古老神秘面纱，露出了鲜亮可人的本色。

以别开生面的选材显出新意的作品，还有泽让闼（藏族）的《虫生》、吐尔地白克·买买提白克（塔吉克族）作、苏德新译的《归来的野山羊》，以及雷沃·阿拉腾陶布其（蒙古族）作、乌云其木格（蒙古族）译的《骢马之耐力》。《虫生》通过记录作者兄弟三人的一次亲身体验，细致揭示了流行在青藏高原腹地的采挖、收购和销售虫草的生意经和个中幽暗。《归来的野山羊》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作者和弟弟、表哥为重温牧民生活而特地骑马远游的一趟找寻野山羊之旅，对普遍实行减牧护草政策后，昔日牧区帕米尔西南部一带草原生机蓬勃、野趣盎然的自然风貌，给予了情景交融的画卷式呈现。《骢马之耐力》讲的是姥爷生前养过的一匹其貌不扬、步态不稳，但关键时刻总能表现出非凡脚力的青白杂色马的故事。作为故事主角的颠步子骢马，以它常年出力流汗的默默奉献，赢得了主人一家的尊重、爱惜和感念。主人为此专门写下的故事，也让这份心情有了传递给更多读者的机会。

彭愫英（白族）的《登顶碧罗雪山》、覃姜华（壮族）的《油茶飘香》等“聚焦新时代”专栏作品，和马骏（回族）的《口碑》、宋雨薇（满族）的《东拉河的幸福密码》、哈斯乌拉（蒙古族）的《送别恩师扎拉嘎胡》、黄立康（纳西族）的《河口的云》，还有东兰行、凤山行两个小辑中的散文，形制大体平实，个别句段或有支离空泛之失，但同样都能以密接地气的扎实取材，吸引有心读者的注意。

五

蔡测海（土家族）的《火塘》、连亭（壮族）的《沿铁轨追寻太阳鸟》和雍措（藏族）的《月光铺就的阴影》这三篇刻意经营之作，把《民族文学》全年散文栏目的头题、二题所凸显的创作手法新变趋势，又用力推进了一程。《火塘》通篇气势开张、诗情洋溢，随叙事视点的起落收放和描绘笔触的抑扬顿挫，寻根忆旧的思绪如高天流云般飘飞、似涧水般蜿蜒。一样古老的火种，性格不同的两位祖辈老人，在作者心灵深处永驻为演绎本民族传统习俗和精神特质的生动征象。

与《火塘》类似，《沿铁轨追寻太阳鸟》和《月光铺就的阴影》也大幅度地汲取了抒情诗的意象化手法和现代派小说的内心叙事架构。显而易见，如此求新求变的散文写法，相对于包括两位作者以往作品在内的《民族文学》散文栏目中多年来常见的那种怀乡思旧叠加个人成长和父母家人故事的散文，是一种重建文体理念和探索艺术技巧的试验。

不过，凡是试验，皆属冒险。《沿铁轨追寻太阳鸟》这一标题，已经先声夺人、显豁敞亮地标示了作者力图熔铸出一个独特意象的写作执念。但正文叙事脉络的松散游移，却使得整个作品的架构重心偏离了标题所示的意象，以至近一万字的篇幅也未能给读者带来足够深切的触动。《月光铺就的阴影》叙事造境酣畅淋漓，尤其前半部分，把“我”十二岁时的那趟既莫名其妙又势不可挡的离家出走和之后臊眉耷眼、灰头土脸自行回家的尴尬窘态，写得形神兼备、惟妙惟肖。相比之下，作品后半部分，从“我”十二岁时这次蓄意逃离家人的往事回溯，向昆德拉小说式的哲思悖论境地——“我想用我的逃离，让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变”“而事实证明，我的逃离确实让他们的生活变得生机勃勃起来”，发散出一连串自我戏剧化的自辩自白。为此，各种复杂语态和微叙事技巧被调配得花团锦簇。但最终造成的效果，反倒是文本内在张力的消失和后半部分的文辞冗赘。

横跨体裁边界，引入小说、诗歌或戏剧创作的具体手段和思维要素，向来是散文创作实现推陈出新的有效途径。在所涉人事能够保证实有其人和实有其事的基础上，散文完全可以并且也很有必要动用一切文学技巧，包括对于不影响世情伦理、不牵扯他人利害和社会关系的作者自我的心理活动和言行举止的虚构。正是因为事实上早已存在这样的写作机理，创作实践领域的散文才总是好像受惯性支配似的自动展现着一种从一人兀自哼唱的小曲小调的单薄样态，朝着多声部、多调式齐备的交响乐章式的厚重状态加速演变的趋势。但这样的演变之所以必要，归根结底，驱动在社会需求一端。有兴趣关注散文的读者大多看重散文话语及物切实、感性贴心的长处。即使只是为了顺应这样的需求，散文这一体裁求新求变的目标也应该指向内容承载量和艺术感染力的提升，而不是反过来，被重重叠加的写作技巧和观念企图绑架着，迷失了进击的方向和明确的担当。

其他在临近年底的三期《民族文学》上刊登的散文类作品，如张昆华（彝族）的《金沙江波浪》、邢莉（蒙古族）的《刻在草原碑石上的天书》、马宝山（蒙古族）的《一个人的文学征程》、吴磊（苗族）的《寻访红阳寨》、伊蒙红木（佤族）的《阳光遍洒阿瓦山》、谭成举（土家族）的《祥龙舞动的山寨》、高坚（蒙古族）的《山中即记》、阿娜尔·孜努尔别克（哈萨克族）的《冬不拉梦》、伍睿（仡佬族）的《情回中桶坝》、莫永忠（瑶族）的《胞衣之地》、艾克拜尔·吾拉木（维吾尔族）的《美食串起的回忆》、包成秀（普米族）的《纸鹤不能独飞》、巴燕·塔斯肯（哈萨克族）的《克兰河畔》、瑶鹰（瑶族）的《出山记》，还有“舟曲行”小辑中的篇章，虽未着意求新，却也都属于在多民族特色乡土题材散文创作的传统谱系中各有所本的平实之作。

其中，《金沙江波浪》笔力苍劲，文风雅正，在悠长的个人记忆闪回中，展开史料扒梳和实地见闻迭现的陈述，尽显耄耋之年的前辈作家面对江河岁月壮怀不已的一片赤忱。《山中即记》追忆儿时乡间生活，清爽通脱，简练节制，彻底摒除了同类题材散文中常见的动辄自我感动的琐碎煽情语句，堪称体现传统散文竹简风姿的一例新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