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田野上的柜门

冬日黄昏，湖区水杉柔软的针状叶全变成深浅不一的枯黄，像中年男人的头顶，日渐稀少的头发使人生出几分“临风听暮蝉”的意味，参天的身影，壮实的树干，在冷风中彰显出一种桀骜不驯的高冷感。成群的麻雀像一块在天空变幻着形状的黑布，一忽儿东，一忽儿西，高天里流传着鸟的絮语，如同大地上冬眠的虫声。

我背着相机往收割了的一望无垠的稻田里去，稻茬有点硌脚，田里的水已经干了，土壤有一点点柔软。这里是洞庭湖的腹部，无论围湖造田有多么成功，无论时间过去多久，芦苇这种事物还是会时不时地在田埂上展示一下它们蓬勃洁净的身姿，以体现它们作为湖区主人的强势地位。从一丛孤独的芦苇里望去，血红的落日，那么圆，光焰平静，像是谁画上去挂在西边大堤上的，这真是绝美的构图。这会儿，垸子里分布零落的几户人家沉落在一片即将暗下去的静默里，似乎亘古以来这里都是这样，又似乎在不久的未来，这里终将真的沉入无人的死寂。

只剩一线天光了。我返回已经亮起了灯的房子，如同一个侠盗返回自己深山老林里遗世独立的窝点。为了让这个临时窝点住上去舒服一点，看上去美观一点，我们对老房子进行了改头换面的整修，不仅做了一个水泥浇铸的顶，内部全部现代化装饰，换掉了所有的旧家具，而且在东面的竹林中间建了一个木亭子，于亭子内放置了石桌石凳，又修了蔷薇花围篱，石子路，修整了两个小池塘，在池塘边堆了大石，种了鸢尾。

作为老家的“匆匆过客”，我们把它改造成了我们喜欢的样子，于当代都市人而言，有一处如此安静恬淡的“世外桃源”，自然是一种奢侈。我们想，如此雅致舒适的环境，对于父母来说，亦是最大的欣慰吧，尽管我们这么安排时，只跟婆婆商量了，完全没有问过公公的意见。他能有什么意见呢，对于婆婆的决定，他这一辈子都没有过意见，他总是默默地做事，黄昏时就开始打盹，凌晨四点准时起床，大声说着一天的打算，把碎布条一根接一根地做成绳，挂在所有他认为能够挂得了的地方。在儿女们这里，他是必要而又透明的存在，没有一个人想过要问他的意见，即使他偶尔会为了什么事大声地表达不满，但谁都装作听不见。

通往房子的水泥路边，码着一大堆干柴。对于摄影者，将夜中的干柴是绝好的意象。我再次举起相机，对准造型独特的柴堆。这时，竖在路边挡住干柴的一块深黄色木板闯入了我的镜头。木板上写着许多小楷，一排一排，歪歪扭扭，但笔画之间，又显得极为严肃认真。调焦，仔细看下去，是一些农历日期：

一九六九年六月初六卯时三刻，女儿，红。生时哭声微弱，瘦小不足四斤，只怕养不活。补充：养活了，长大，像个霸王。欣慰。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一寅时一刻，儿子，军。眼睛很大，很漂亮。我的第一个儿子，以后有劳动力了。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初五子时，女儿，珍。哭声响亮，不停歇。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八辰时，儿子，海。出生一百天，哭一百天，会着看灯，就停止。

每一排字的墨色深深浅浅，看得出即使同一个人的内容，都是不同时间写上去的，那里面凝聚着一个父亲所有的欣喜、期待、惊奇、担忧和责任。木板的反面是掉漆的衣柜表面，上面的铜制门环还没有撬下来。

时间在此刻停驻了，然后又迅速地如同一个漩涡一般，往前，往后，奔腾不息。

这里并不是我的出生之地，尽管我已经来到这里二十年。它如此陌生，又如此熟悉。到目前为止，我生命里有超过一半的光阴，是与这片土地对视而行的，但我从未真正了解过这片土地，正如我从未在意过我丈夫的父亲，他曾有过的年轻过往，和往日时光里作为一家之主的他，对未来岁月的所有预算。

那一辈人，大概认为，把生日，这么重要的日子，以及孩子成长最重要的细节，写在装衣服和储蓄以及所有的秘密的大柜子的内侧，就是永恒的吧？在贫穷而缺乏想象力的过去，他是绝没有展望过有一天这个大柜子将失去它的作用的，毛笔小楷的印记将被书本、电脑、居民身份证，打上真正恒久的印章，这也不是他的认知能够接受的事。

大柜子敲掉，放置于露天，一个父亲的所有与爱相关的秘密在这个黄昏被无限放大。在无数次经过这个被遗弃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大柜子时，在码起干柴，并终将在烧掉这些干柴之后，也将这块木门烧成灰烬的未来某刻，作为父亲的他，是否能够习惯这种巨大的失去？

房子里亮起了灯，但他没有坐进屋子，他在西边的小棚里烤火，双手拢进袖口，默默地看着火光，目光迷离，似要睡去。太阳完全落下去了，鸟已经宿入了竹林，水杉倔强的树影，笔直地指向天空。

那块写着生日的木板，是保留在相机里，还是锯下来留给他做个古物，或许我们应该问问他的意思。

供销社里的凝视

“我三岁死了娘，四岁死了爹，没有兄弟姊妹，我是一个孤儿，我是外婆养大的。”“百禄桥有一孔亲戚。”母亲一边说着，一边开始整理去娘家的礼物，一块腊肉，一袋橘子，几个良薯，还有悄悄用一块手帕包起来的花花绿绿的钱。母亲神神秘秘地对我说，钱是要给姥姥和满姨的，一年见一两次，要尽点孝心，不要告诉你爸爸。

对母亲的秘密，我向来守口如瓶。因为那些母亲要给钱的人，都对我特别亲，而这些钱也只是母亲省了一年才省下来的一点点，厚虽厚，却少得可怜。

从沅江去百禄桥，要在寒风中走十里路，到烟包山大堤边的渡口等船，船在胭脂湖上行走一两个小时才靠岸，再走两三里曲曲折折两面是丛林的小路，才先到外公外婆和大舅舅家。在我很小时母亲就告诉我，他们都不是她最亲的人，只是她的伯父伯母并没有养她，外婆教她做针线活，用半片豆豉下一口饭，但仍然是她的娘家人。母亲见到他们时，眼里有光，脸上的笑有着发自内心的激动。

外公家在百禄桥街边上，做豆腐，卖豆腐，有一个一进一出的房子，厨房里成天黑洞洞，飘着豆子的热香气，卧房的粗布蚊帐整天关着，像围着一堵半黑不黑的墙。大舅舅家挨着外公外婆，房子很长，肥胖的大舅妈生了十一个孩子，两个得了小儿麻痹症，三个夭折了。他们与我相见，总是匆匆忙忙又客套，我完全记不住表哥表姐们的模样，更别说极为相似的名字了。

小舅舅是个木匠，在那个时代，有一技之长的他，第一个住上了楼房。他与母亲更亲近些，据说是因为他已经寄到了我母亲这一脉，算是亲兄妹。

这里还有一位姑外婆、两位姨外婆，小云姨，白鹅姨以及与我年龄相近的两个姨、三位表兄。当然，最重要的是这里住着母亲的外婆，一位年逾八旬双目失明牙齿掉光的小脚老太太。她一听到母亲叫“外婆”，就会瘪着嘴，很激动地站起来，抖抖索索地伸出双手要母亲抱住她，不久她就从怀里掏出一块手帕擦拭眼角的泪。

每年正月，最期待的事莫过于与这些亲人相见，在时光的镜像里，母亲叫“大哥”“小哥”“外婆”“满姨”“大姨”，每一个称呼都十分响亮，饱含着母亲一年来的思念。周围洋溢着一种朴素而真诚的气息，每个人都对我们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大家相聚在小姨外婆家里，挤在一块儿，说一些令我似懂非懂的家长里短，有时候说着说着，母亲和他们就哭到一块儿，好像在痛斥什么，又像是一种怀念。我看不懂大人们的表情，又没有同龄或同性的玩伴，便到她家门前的池塘边看水，又四望着参天的杉树，天光云影，鸟声长长短短，有种说不出的惆怅。

百禄桥从前藏在高高低低的山里面，很闭塞，家家户户用的都是摇曳的煤油灯，一到傍晚，四野寂静，山色笼罩过来，黑得吓人，更添一份神秘。母亲所讲的鬼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这里，这份神秘便分外令人向往。

然而，所有美好的一切抵不过在胭脂湖等船去百禄桥的那一两个小时有诱惑力，为了这一两个小时，无论百禄桥是怎样的，都值得期待，都能活色生香了。大抵因为序曲华丽，后面的一切才更像盲盒，能给人大大的惊喜吧。

等船原本是一件极为无聊的事，天冷起来，只能蜷缩在码头边吹着风傻等，一分一秒都难熬。好在码头边的人家点了个藕煤炉烤火，招呼我们过去坐，陪我们等船。烟包山大堤将外河的沅水与内河胭脂湖一分为二，一边是波涛汹涌惊涛拍岸，一边却水平如镜秀雅沉稳。冬天的胭脂湖失去了往日碧绿的颜色，变得灰沉沉苍茫茫的，万物萧条，水也跟着萧瑟起来。

小孩子不懂萧条是人生的本色，只爱热闹。码头边大堤尽头有一个很大的供销社，红砖外墙，又长又高，气派得很，从大门里走进去，一排长长的玻璃柜台，亮晶晶，崭崭新，和着货物，散发出一种“新”的气味，令人心旷神怡。

跟母亲说，我去供销社里看东西，听到船响就过来。一路小跑冲进供销社，隔着玻璃柜台往里面看文具盒、本子、钢笔，各种颜色、款式、花纹、图案，看得人心动不已，恨不得伸进一只手去，一一拿出来抚摸。柜台里面的墙壁上有各种款式的衣服，各种颜色和质地的毛线，开水瓶……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玻璃柜台的两头，一头堆满布料，一头堆满写毛笔字的宣纸红纸黄纸之类。这里简直无一不新奇，无一不激起人无限占有的欲望。我久久地凝视这一切，仿佛要把它们看到我的心里去，这样我就能拥有它们了。大概因为我是一个小孩子，营业员头也不抬地坐着织她的毛衣，卷曲的刘海微微泛黄，分在额头两侧，颇有几分蒋雯丽的神韵。

我麻着胆点着一个有突起的铁臂阿童木图案的文具盒，说，可以把这个给我看看吗？她放下针线，抬头看了我一眼，微笑着说，可以的呀，小姑娘，想看什么阿姨就给你拿什么，天这么冷，你一个人来供销社，是要搭船吧？

她眼睛亮晶晶，皮肤白净净，身材细柳柳，声音甜糯糯，我发誓，她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我顿时被她牵走了魂，痴痴地看着她，她比供销社里任何一样商品都好看，一笑，整个花花绿绿得近于黯淡的供销社都被她的笑容照得通明透亮。

她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吧，每天陪着这些用不完的东西，出门就是两面大湖，饮着湖光水汽，听着各种风的声音，想宁静就宁静，想闹腾就闹腾，自由自在，富可敌国。

多年以后，我的梦里依然会重复出现两样东西，一是通往百禄桥的大船，一是供销社的玻璃柜台。只是，大船是那种有几层的游轮，坐在上面不似飘在胭脂湖的手划船上一样缓慢，而柜台上的玻璃不见了，伸手就能拿到任何我喜欢的东西。

从烟包山乘船，在胭脂湖上漂流，到百禄桥。每分每秒的时间，都如同欢乐跳动的精灵。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陆路去百禄桥，南北两边都可以，便捷轻松。那时母亲为何执意带我坐船，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乘船的静谧时光，正好可以捋捋她深藏的忧伤？也许是因为，光是听听那船底的水响，看看两岸的山色，就足以让她饮恨的半生得到抚慰？

时间如露如电，生活亦真亦幻。此时彼时，哪一刻才是真呢？或者，母亲还在，我亦仍在供销社那个女售货员的眼眸里，而现在的我，只是童年之我通过炫目的玻璃柜台、繁丽诱人的文具造出的一个像吧？

湖岸高崖与悬镜术

“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雨水整天打在窗上。一层水雾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昏黄的天色黑下来。室内有股闷热之气。”翻开《约翰·克里斯朵夫》，看到第一句话，我怔住了，这不就是每年暑假在大姨外婆家度过的时光吗？那一刻，我爱上了此书，此后，一生的写作与生活，都深受此书影响。如果说，这是一本像火一样燃烧的书，约翰·克里斯朵夫就是一团如火的生命，那么，身处于大姨外婆家的那个朦胧懵懂的少年，那段特殊的岁月，成为了我生命的底色，永远对未知充满向往，永远热烈、蓬勃、欣欣向荣。

西瓜在农历六月底就收尾，暑假还有一个多月光阴，长日无聊，天气炎热得无法可想，父亲乘船将我送到大姨外婆家来，不管我扯着将要回去的他哭得有多凶，也不管在他来接我时我表现出多么强烈的思念。大人总是对小孩的哭闹表现出玩笑的态度，他们理解不了离开他们之后那种巨大的想念的力量是怎样揪住他们孩子小小的心脏，令他们窒息。

她家就在胭脂湖边上，一个红砖半边院落，南边一个半圆形拱门，西边一个月亮门，泥巴地面坑坑洼洼。房子高踞于水面上空，凌空飞起的鸟儿一般俯视着水声澎湃的胭脂湖，地坪前栽了几株垂柳，树体高大，叶儿垂下，也只是悬空照影。每每站在树边，向下望着湖水，我都感到头晕目眩心惊胆颤两腿发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这种危险的地方，难道他们不害怕他们的孩子不小心摔落悬崖，跌入湖中淹死？

向南凸出的房子后方是一个带天窗的房间，我就睡这间房。床是木制的小床，摇摇晃晃，翻一个身就担心床会垮掉。我一旦躺上去，便一动也不敢动，静静地看着天窗，任由黑暗向我围拢，如同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地扼住我的咽喉。这时，房外浩荡的江水声从屋后升起来。我叫，白鹅姨，白鹅姨！

白鹅姨冲进来，抱住我。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像是青艾草，又像是蔷薇花。她长得极像母亲，但她是比母亲年少十岁的少女，那么柔软，那么饱满，长长的麻花辫垂到腰间，乌黑透亮。她还喜欢涂口红，涂着涂着就冲我笑，问，要不要涂一点？我羞涩死了，乡间女子，谁涂口红到处晃，就是浪荡，那可不是一个好名词。可白鹅姨涂上口红，明眸皓齿的，艳丽得如同她家房后山上开出的大红山茶花，比母亲好看多了。

她抱住我，问，叫姨干什么？

我害怕，水声好大，像要把我淹没。

怕什么呀，一家人都在呢，咱们的房子在高高的山崖上。

我白天已经告诉过她，其实我什么都怕。怕那条河淹死人，怕这个床垮了，怕整个房子塌下去，还怕家里那个赶鸭子的湖北人，怕他把我们掳走。我死死地抓住白鹅姨，眼前浮现那个赶鸭子人的脸，胡子拉渣，目露凶光，一个江湖术士相。

白鹅姨噗的一声笑了。放心睡吧，小傻子，你仔细听听，江水的声音是多么美妙，就像一首雄壮的歌，这房子后面就是坚硬的山，几十上百年都没垮过。那个赶鸭子的人是你姨外公的朋友，不是坏人，什么都好着呢。

那你要陪着我。我拉着她的手，不让她走。她的手凉凉的，很舒服，可我脑子里满是赶鸭子人的脸。他就住在最西边的一个厢房里，每天清早就赶着一大群鸭子到胭脂湖凫水，他自己则摇着一条极窄的船跟在鸭子后面，黄昏准时回来，带回一大兜鸭蛋交给大姨外婆。我站在杨柳下遥望他和他的鸭子，想到一句诗“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又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他哪有这样的诗意与美感，他一身鸭屎臭，脸又黑，还说一口听不懂的湖北话，粗嘎嘎的，像锅铲刮在铁锅上。

大姨外公精瘦精瘦，下颌上一颗大黑痣，使他看上去有点像大户人家的账房先生，说话声音尖尖的，给他无端添了几分诡异。傍晚时分，赶鸭人回来，一家人一起吃晚饭，他们俩总要拿个小酒杯，喝上一口。大姨外婆默默地给他俩夹菜，眼光流转之间，仿佛两个都是她的丈夫。有一次赶鸭人喝多了，一把抓住我，说，我观察她很久了，年年来，年年看，我要把她带回去做女儿，古灵精怪的孩子，将来有出息。吓得我一口气喘不过来，差点憋死，等缓过神，哇的一声，哭声飘到胭脂湖上，久久不散。大姨外婆拿起筷子猛敲赶鸭人的头，骂道，你作死！吓孩子！

有一次，赶鸭人的鸭丢了二十几只，遍寻不着，急得团团转。大姨外婆说，要不，你悬镜施个法试试？

赶鸭人连连摆手，不行不行，师父说过，这个法术是拿来救命的，这样的小事不值得用。

白鹅姨鄙夷地白了他一眼，说，吹牛吧，还悬镜术，封建迷信，骗鬼去！

大姨外婆也想亲眼看看这样的法术，便说，二十几只鸭子，抵得我们家半年房租的呢。

赶鸭人为难许久，白鹅姨端来一盆水往他面前一放，说，叔叔，做一次嘛，让我们都见识见识。赶鸭人犹豫了一会儿，搓搓手，眯眼念念有词，过了一会儿，便探头向盘子里看，说，你们都过来看看，原来是何家大屋的李子怀偷了，咱们向他要去。

一家人都跟着说，看到了，看到了，真是李子怀晚上偷鸭子的情景呢，一清二楚，抵赖不得。于是，一家人拿着各种棍棒，浩浩荡荡去找李子怀，剩我一个人吓得魂不附体，躲在房间里听江水浩荡起起落落落的声音。

李子怀乖乖赔了鸭子，赶鸭人也因此被传得神乎其神。大家都说看到他的悬镜了，丢了什么东西就来找他，他白天去放鸭子，晚上就应对各种来找他的人。一时间，各种传说令赶鸭人名声大振，他却在某一个夜晚，带着他的鸭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他从未出现过。

当我再次回忆起这一切，到底这是我童年的幻像，还是真的有过种种，因为几乎所有当事人都已经在这大地上消失不见或者很难再见，我也无从考证了。当时间洄流到当时，我站在赶鸭人悬起的盆子旁，竟真的仿佛看到了盆中的镜像，也看到了大姨外婆与赶鸭人的暧昧眼神。

他们都来过，他们也年轻过，活过，爱过，恨过。只是，我与他们，在时空中交错而过，一个恍惚，那一切，都只是飘过脑中的一片羽毛了。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家龙船与走家

“四月如此清澈，好似烈酒的反光。”四月一定是人间芳菲最甘醇最梦幻的季节，赢家塘那个巨大的池塘边，榆树叶子发出的新芽在春天的阳光下闪闪烁烁，新生的榆荚日渐变深的绿令人心生愉悦。一条废弃的子堤把赢家塘村分成了东西两部分，村东人要到村西去，必须像翻过一座山一样翻过子堤，从绿毯一样的西面堤下坡，穿过池塘边榆荚和杨絮拂面的小路，看一路水中倒映的蓝天白云，来到西边人家。村里人见惯了这种“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生活，只觉得每一个日头都太平静了，平静得让人心生厌弃，让人长日打哈欠，只想躺下来晒太阳。

那一日，废堤正中间，从南面到北面，来了一个人，左肩背着一个木做的一米多长的小船，船头雕成龙的模样，涂了红的绿的金的彩，龙头系一根红绳，绳边一些纱线崩了，随风飘来飘去，绳子被灰尘污渍沾满，泛一层油光；船身是正红色，上挂着花花绿绿的小衣裳小袜子小鞋子，脏旧破烂；右肩挎一个布袋，里面大约是从各家化来的米，还有这个人的行李之类，装了大半袋；脸上一块黑锅盔，头发结成饼，衣衫破旧，行动却精神。他一路晃荡过来，一群正在堤上玩耍的眼尖的小孩，分散向东西两面下坡，从榆树杨树橘子树下奔跑呼啸着一路跑遍整个村子，“划家龙船的来啦！划家龙船的来啦！”正是午饭时分，声音穿过每一户人家的炊烟，惊动了男女老少。

母亲说，划家龙船的每年来一次，不定时节。时间的洄流里，我分明看见，在他来之后，村子里的祸福就像一幅徐徐铺展开的水墨丹青，呈现在人们面前，氤氲一片，似是而非。

毫不在意有多少孩子跟在背后，他径直进了榆杨荫里曾辉家的堂屋，一走进去，手里不知怎么多了一面小鼓，一面敲打着鼓，一面沿着堂屋转圈，念念有词，还带些诡异的音乐感，平添了几分恐怖气氛。曾辉一家人紧张地看着他，等他停下来，就围上前去，曾辉十分恭敬地深深作一个揖，问道，先生，我们家今年一切顺遂不？

他神色凝重，回答道，你家孩子今年会有血光之灾。

啊，孩子还小呢，严不严重？

严重的，重则丧命。

曾辉的腿顿时软了，脸色煞白。抓住那人油污的衣襟，恳切地说，请先生救我的孩子。

他略作沉吟，便从布袋里掏出一块红布，说，我给你在布上画个符，这一年，你给他系在手臂上。血光还是避不开，你拿孩子的小衣系到我的龙船上，我给你保住命。

曾辉的孩子是我们的玩伴，叫曾可可，一个男孩，长得比女孩还要秀气，从来不跟我们一起疯。说他有血光之灾，谁信？可这人说得活灵活现，村里对他很灵验的描述更是神乎其神，便只有我在心里暗暗怀疑他唬人的把戏了。曾辉当即给他包了一个红包，舀了一升米放入他的布袋。

他又来到第二家，第三家。有的是夫妻吵架会离异，有的是会吃官司，人间疾苦，能有的，他大抵都说到。到柴二爷家里时，他的家龙船上的小衣裤又多了不少，我总疑他会背不动，但看那龙船，颜色更丰富，风一吹，翻起的衣角显得越发诡异阴冷。

他的预言到底准不准？那年他说，柴二爷过不到六月。好好的柴二爷被他气得背起长凳就要打人，他也不恼也不气，又悠悠然离开了。柴二爷还在背后喊，想骗老子的钱，休想！结果五月的某个晚上，柴二爷翻了个身，从床上掉下来，可能是撞到了血疮，不出三天就一命呜呼了。

至于一定会有“血光之灾”的曾可可，那年秋天的某个下午，站在人家屋檐下，脑袋被突然掉下的瓦片砸了个洞，血流了半碗不止，所幸还是捡回了一条命。

也许是巧合，也许只是对命运的无力感，在越来越多的传言里，人们确认他就是那个既让人期待又让人害怕的人，但凡他见了摇头不语的，被怎样哀求也不愿意救的，似乎最后确实都死了，而那些送了小衣裤给他挂在家龙船上走家串户的家庭的孩子，也都平平安安地长大成人。没有人知道他来自哪里将去往何方，总是那样毫无征兆地，他说来就来了，首先是出现在大堤上，然后仿佛到了每一家，又仿佛只到了几户人家，不多久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是窥得了天机并钻了上天漏洞的人，母亲说，这样的人自己的命不会长久，在尘世的日子也只能流浪和贫穷，这是上天给他的惩罚。所以即使他得到所有人的敬畏，也无法改变无人愿做他徒弟的现实。

在我确切地能为自己的记忆找到根据以后，他连同他的家龙船，成了时光里一个永远无法寻找到证据的事物。多年以后的某一天，当我坐在桂林的傩戏前，看到面相狰狞的傩神在舞台上跳起来，艳丽的衣影翻动之中，我又回到了多年以前，跟在背着家龙船的人身边，听他说着异乡的方言，看他半眯着的眼睛试图看到未来的一星半点生死故事。

据母亲说，划家龙船的不再出现的那一年，小小的妹妹面黄肌瘦，头发掉得只剩一点点，不喜欢说话，不喜欢吃饭，成天坐着发呆。到县城的医院辗转看病，都没有结论，也不见起色。母亲到处打听划家龙船的人什么时候来，没有谁可以回答她，她只能在祖宗牌位前烧纸，问卦。她轻声地说，如果我儿能救，请祖宗给个阳卦。阳卦是两个卦片都朝上。她紧紧地将两个卦片合拢，一摔，两个都朝下，阴卦，她不信，自言自语，三卦，又丢，一个朝上，一个朝下，送卦，又捡起来，合拢，念念有词，再丢，又是阴卦。母亲的脸都白了，祖宗不救她的孩子，她得自己想办法。

民间有一个传说，像我妹妹这种症状，是魂走到孕妇肚子里去了，叫“走家”，一旦孕妇生产，走家的这个孩子就会死去。妹妹已经连续两个月每日恹恹了，时间紧迫，母亲要救自己的孩子。她每日奔走打听各种江湖高手，终于，有人告诉她，几十里的河边有一个老人可以“挑家”。一般的“挑家”很简单，就是刺破手指头放血，这个人不一样，她能刺破手心挑。母亲看到了希望，毅然带着我的妹妹前往。

那个老人五六十岁，看了一眼妹妹，说，这孩子，再不挑，会死呢。边说边从暗色的屋内拿出一根一寸来长的又粗又尖的针，一一扎破妹妹的十个手指头放血，又在她两手手心小拇指根下一厘米处，猛的一下刺破，使劲地挤，竟挤出足有两粒黄豆大的又黄又弹的浓稠物，他指给母亲看，这就是“脓”，挑了就好了。

妹妹回家后一口气吃了三碗饭，从此一帆风顺地长大。

成年后，有一天我问妹妹，你还记得那个划家龙船的人不？那年如果他来，你是不是不用被扎破手指？扎针时你竟然哭都没哭一声，那么大一根针，那么多血和脓。妹妹一脸迷茫地看着我，啊，什么划家龙船的？什么扎破手指？你是不是记错人了？

我看着她，她看着我。时光在我们的眼光里交错，明明她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一年母亲追着她打，她离家奔逃到河边的事，怎么却把这么疼痛的记忆斩断得一干二净？或者是我被时光抛在了另一条轨道上，看到了我与她的另一种人生么？

洄流的洄流

时间的漩涡一个又一个，有时一个连着一个，有时一个吞并另一个，有时一个与另一个并存，遥遥相望。从时间里走过时，我们只认当下。正因为时间是消逝之物，是不可逆的，个人的记忆才显得如此可疑。它是真实的吗？当我们痛哭流涕地说起某段往事，它以超过现实的真实重新刺痛我们的神经，但是，它也是虚妄的，我们用感知在越来越久远的距离里对它进行修改、补充、填色，使它符合我们的要求。

洄流之后的洄流，虚妄之上的虚妄。没有所谓的意义，比如此刻我坐在台灯下，圆形的灯光照出一片亮色，亮色之外是层次不同的暗，光与暗是并存的，地理上、时间上，皆如此。与我并存的，又何尝不是我那早已经逝去的外公，连同他暗黑的房间，永远关着的蚊帐，不是供销社里那张可以照亮暗黑的脸，还有白鹅姨身上的香味，赶鸭人的水盆，以及花花绿绿的家龙船？

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

每当初春绿意萌动，万物迈出门坎，树香沁鼻，宵寒袭肘，每当夕阳余晖遍洒，河流闪动金光，云缭烟绕，山隐水迢，天地依旧混沌初开的模样，时间自由流淌，将所有人的悲欢恒久地置于它的洄流之中，酿就人间沉浮起落的故事，重复着上演……

斤小米，原名王芳，湖南益阳人，中国作协会员。已出版作品集五本，获叶圣陶教师文学奖，三周文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