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淡巴菰，女，本名李冰。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文学》专栏作家。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江南》《飞天》等发表小说、散文若干。出版散文集《下次你路过》、纪实随笔“洛杉矶三部曲”、小说《写给玄奘的情书》、纪实文学《人间久别不成悲》《听说》等12部图书。《听说》被译为英文出版。

秃头山上那群鹰

◆◇ 淡巴菰

1

凯文的全名是Kevin Lee，不会说韩语的韩裔美国人。结识他纯属偶然。听说我对摄影感兴趣，想采访几位有意思的美国摄影家，老友史蒂夫（Steve）主动引介凯文这位水下摄影师给我。他们都是百年老店美国探险家俱乐部会员。我和凯文虽然都住在南加，可并不在一个郡，电话聊过几次，采访是通过电子邮件完成的。他在海洋深处拍到的软体动物海蛞蝓堪称精灵，其色彩斑斓，千奇百样，一枚枚如海底神游的蝴蝶。后来我把发表文章的《中国摄影家》杂志带回美国。凯文给了邮寄地址，不久告知刊物收到了。我们仍是地道笔友，从未见上一面，倒是不止一次约了要同去登秃头山(Mount Baldy)。可瘟疫袭来，一切梦想都搁浅。

住在洛杉矶，没人不知道秃头山，这座高达3068米的山虽然并非加州最高峰，但因为离市区近，加上其几百年鲜被人类染指，那股自生自灭的野性幽静很是诱人。凯文就是对这“秃头”情有独钟的登山狂——像会情人一样，每周开车赴约，不论冬夏，风雨无阻，不登顶不归。

某天史蒂夫约我吃brunch（早午餐），说到凯文，他面色有些凝重地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熟人患癌，凯文居然也没逃脱，他得了淋巴癌，都四期了。你不能说他不锻炼吧？”我听了一惊，脑子里飞过的是那些色彩鲜艳的海底蝴蝶。史蒂夫心细，告诉我不要主动问及，以免凯文难堪。

于是我给凯文发了个简短问候。他回复得像往常一样快，仍提到了要同去秃头山。

半年过去了，再没凯文消息。美国宣布新冠瘟疫结束，尽管每天仍感染数万死亡数百。忽然听史蒂夫说，他和凯文一同去了趟圣巴巴拉，参加一个探险家聚会。

“他恢复得很好，头发也长起来了，仍然快乐如常，好像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史蒂夫说他们二人聊了一路，让他吃惊的是凯文的身世，“他竟然是个不知父母是谁的孤儿！他出生在韩国一个农家。大约是三岁那年，他父母去地里干活儿，让他在家里不要出门。可邻居家一个大孩子来了，带着他走到了离家不远的集市。一眨眼，俩孩子走散了。凯文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家，而被送到了孤儿院。四五岁时，他被一家美国人收养，到了伊力诺伊州，在一户白人的农庄长大。养父母关系破裂，他成了被嫌弃的对象，被迫换了无数次寄居的屋檐，直到他去读大学，遇到了情投意合的女友。然而不幸再次降临，他的女友竟然出车祸身亡……他年过六旬至今单身。”

我听得唏嘘不已，难以把那个总幽默搞笑的凯文和这一切定格在一起。史蒂夫说他很少佩服谁，可真心感觉凯文了不起，“经受了这么多悲惨遭遇，他仍是那么乐观、友善，乐呵呵的，对人随时伸出援手。这是多么强大的内心！”

我更加期待和凯文见面了。史蒂夫年轻时也逢山必登，直到腿残了，有自知之明的他尽量不去碰触伤疤，但这次他爽快地说：“让我跟凯文约，天气一凉，我们仨同上秃头山。”凯文像个敏感的电子终端，迅速回复并麻利地敲定了时间：“两周后的周五，秃头山脚下，不见不散。”说他还约上另一个也叫史蒂夫的山友同行。

我是个很没出息的人——无论好事还是坏事，凡让我大脑皮层兴奋的事出现，我都会失眠。头一天尽管已经把想的到的水、衣物、防晒霜、湿纸巾都放进了双肩背包，煮好的毛豆、洗净的黄瓜、包好的干果亦都放进冰箱，可直到凌晨还辗转无眠。吃了一片褪黑素，也不知几点才迷糊了一阵，睁眼看表，已是六点钟。后背疼痛难忍。放弃？其实很容易，发个信息给他们就可以。可一想到要见到凯文和秃头山，还是毫不犹豫地打消了。

七点钟，我已经站在这山谷小城的火车站了。阳光像最不节制的败家子，任意挥霍着手中的银钱，让万物享受到福泽。这天本是美国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日子，可不知拜登总统跟铁路工会达成了何种妥协，罢工暂时取消了。

车厢里不过十来个人，都有意保持距离坐着。看到有戴口罩的人，我还真有些不习惯，因为美国早就取消了戴口罩的政策。这列车也曾一度取消了口罩强制，因病毒变异，传播速度快，便再次要求戴口罩上车。有不戴的，也没人较真儿。

四十五分钟后，列车准点到达格兰岱尔(Glendale)。透过尚在徐徐前行的车门缝隙，我看到了史蒂夫等候的身影。他背靠柱子，两腿细如麻秆，还一长一短。我心头不禁一热：每次我来洛杉矶市里，一个电话或信息，这位不过相识了几年的美国老人就准时准点出现，像个最忠诚的老仆。七十二岁的他有一条腿神经受损，走路有点跛。他在洪都拉斯花十五年发掘出埋没了四千年的古城，这腿就是探险的代价。他不接受残疾，坚决不领残疾人停车证。每次宁愿停在正常人才能停的车位，一瘸一拐走一大截。

听说我还没吃早餐，上高速前史蒂夫拐进一家麦当劳，给我从窗口买了一瓶奶和一个松饼夹蛋。看着高速上如梭的车流，我一边吃着喝着一边问：“你说，凯文为什么每周都去登秃头山？”

“我猜是心理诉求。一个经历过太多命运捉弄的人，肯定要找到适合他的疏导苦痛的方法，深山适合meditation（冥想）。”他边说边扭头张望。

车窗外，车轮滚滚，天下貌似太平。那一刻，我压根儿没想到，这麦当劳差点成了我最后的早餐。

车的自然颠簸让困意来袭，听着收音机里的乡村音乐，我竟然睡着了。模糊中听到车载导航说“目的地到达”，我才睁开了眼。

一片松林夹道的木屋出现在路边，不用下车就感觉到了进山的寒意。“我二十五年前和我太太来过，这山一层套一层，我们迷路了，走了五六个小时都找不到来时路。我太太吓坏了，那回差点跟我离婚。”史蒂夫说着摇下车窗，大声问路边一个年轻人：“滑雪缆车停车场在哪儿？”那小伙很友好地大声说继续往上开，开到丁字路口左拐，再往上盘几圈就到了。

果然，背靠群山，出现了一个孤零零的停车场，中间有两株挺拔的松树，落了一地的松塔已被啃得只剩细瘦的核儿。几只松鼠拖着毛茸茸的长尾巴，沿树干练习飞檐走壁。

树下有辆车膜颜色很深的雷克萨斯，与史蒂夫的车同款。车门开了，凯文轻快地走下来，上前与我们拥抱。他很瘦削，精神却很好，露出满嘴白牙的美国式微笑让人放松。“终于见面了！”他打量着我说，好像要确认无误。他面相年轻，黑眉黑眼，目光亲切，像我在中国失散多年的大学师兄。

我们发现，三个人的登山杖一模一样。正说笑间，一辆有些发旧的淡绿色小车不慌不忙驶了进来，另一个史蒂夫到了。凯文笑说今天的登山队该叫“史蒂夫和李”，两个史蒂夫，两个李。

2

为了区别两个史蒂夫，我们按年龄称呼另一个史蒂夫小史。小史也不小了，59岁，地道的美国生美国长，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连根拔起去了中国，娶了位新疆达坂城的姑娘，在喀什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我的中国话还行。”小史坐在车踏板上，低头系着鞋带，一张嘴，让我忍不住笑了，他的汉语真是太流利了。他随即又用英文道：“其实有些中国人的英语也很厉害。多少年前我去北京一所大学办事，当时我的汉语还不灵，跟路边一个不起眼的老头结结巴巴地问哪儿可以买到矿泉水。他看了我一眼，当下接口说：Do you drink tap water（你喝自来水吗）?看我点头，他说：I know you Americans do. Follow me （我知道你们美国人喝。跟我来）。天哪，地道的美式英语！我乖乖跟他去了他的实验室——聊起来才知道，人家原来是早年留学美国的化学家！”就这样，他不时在美式英语和新疆普通话之间切换。我开心地跟他说起了汉语，习惯了，再跟旁边长着中国脸的凯文说话，也不由得说中文，弄得他一头雾水，愣怔片刻，随即接口用英语说：“太对了，没错，棒极了！”大家都笑起来。

凯文像个在自家田间的地主，小跑着到坡上那小屋去找缆车运营员，却被告知因为旺季结束缆车停运了。史蒂夫有些失望。他知道这山高路陡，本打算坐缆车到小半山腰，节省点体力好攀登至顶。

我们四人开始沿土沙路上山。

四人自然分成了两组。我和小史边走边聊，说中国话。凯文和史蒂夫在后面跟着，也聊得热闹。

“我当年去中国是做节能灯的生意。你知道那灯刚出来很贵，而中国当时没这技术。虽然厂子建在东部一些城市，但我常年住在新疆。现在又租了七百多亩地种西梅。”小史给人高大安静的印象，可一开口却很健谈，好像憋了很久终于找到可以痛快说中国话的人了。“我喜欢新疆，可能我这人比较没出息，我喜欢那里的美食。那里全中国的吃的都找得到。而且我也和中国北方人一样，辣椒、大蒜、醋，一天三顿都离不了。”他甚至还会做拉条子、大盘鸡。

“天哪，他真是被中国同化了。你们看他的身体语言，完全是中国人！”四个人站在树荫下喘口气，史蒂夫忽然叫起来。小史规矩地立在那儿，双臂垂直，两手手腕互搭，像个贤良的中国女子。我们互相望望，又都笑了。

我留意到小史右手的食指明显短了一截，只剩下秃秃的一个指节，像根烧剩的雪茄烟蒂。“你这手……”史蒂夫声音洪亮地率先发问。

“呵，这又是一个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差异。跟美国人握手，往往是礼节性地碰一下握一下，即便看到我的手指也闭口不问。而中国人则会认真的握着看着，关切又小心地问：啊呀这是怎么啦？”小史笑眯眯地说，他五六岁时在印第安纳州的农场跟大人收获玉米，往切割玉米皮的机器里送玉米，有个玉米不听话，他用小手去帮，结果两根手指被切掉，到医院去接指，只成功了一根。

大家唏嘘着继续走。

我发现这四人登山队还真都和中国有缘；我是中国人；小史娶了中国老婆，生养了四个儿女；凯文年过六旬未婚，有位中国女友；史蒂夫的继母是中国人。

“这一点都不奇怪，中国历史长，人口多，到哪儿都开枝散叶落地结缘。”听我这么说，众人都点头。

“我喜欢中国人，他们很质朴、善良。他们平时谨慎内向，要是喜欢你，就会特别慷慨大方，什么都会为你着想。我的中国名字叫白浩文，街坊熟人都叫我老白，或者浩文。”望着眼前这位微笑着侃侃而谈的地道美国人，我仍是难以想象他是如何在新疆入乡随俗的。

说到令他不快的事情，小史抱怨的口气也都是中国式的：“我这人太老实了。当年在一个地方请人打水井，打好后对方给我一份质检报告，说水质合格，我就签了字付了款。结果那水根本不能饮用，我只好又花钱打了一口。新闻来采访我，我还只能说一切都很好。有些真儿是不能较的，在哪儿都一样。”说罢他停下脚步，掏出手机让我看一张照片，脸上是期待的揶揄的笑。那是一个三四岁中国小女孩的照片。“这是我孙女。有人就打趣我，说没搞错？这真是你的后代？完全是中国人！”

说话间又一辆车从山下驶来，凯文兴奋地和司机小伙称兄道弟打招呼。我和小史继续边聊边走。那车卷着灰尘从我们身边驶过，一转弯不见了，只在半空中留下一句“一会儿见！”

“这俩家伙搭车上去了。”我为能搭一段车的史蒂夫高兴。

小史从双肩背包侧袋里抽出瓶水喝了一口。他显然是个有经验的登山者，除了插着登山杖的双肩背包，吊在前胸的微型相机，还在腹部挂着个腰包，拉链敞着，露出里面鼓鼓的杏仁和小点心。他和凯文就是在两年前登秃头山时偶遇相识的。

小史说他现在主要搞农产品种植。“我们也种猕猴桃。那本是地道的中国物种，被西方偷了去，改成洋名kiwi，就成新西兰特产了。柿饼好吃吧？可现在市场上速成的太多。我一看就知道是天然的还是喷过药粉的。”他已经开始与中亚几个国家合作，对方给提供相当优厚的政策。两天后，他就和凯文启程，去尼泊尔走一趟，花一个月的时间做些接地气的走访。然后转道吉尔吉斯斯坦。

我想到我那华北平原的故乡，便问他是否对无污染小批量的农产品有兴趣。他立即问：“你说核桃，是大核桃还是小核桃？”我愣住了，真不知道核桃还分大小。

“我其实特别想让大家吃上无公害的农作物。你看凯文，怎么就得了病？我猜是环境导致的，饮食不安全。你知道全球多少粮食和水都受Roundup（一种广泛使用的除草剂）的影响吗？我在新疆吃到的水果、蔬菜，真是太香甜了，越是小地方的食物越接近食物本来的味道。我不理解为什么人们都往大城市挤。”小史个子足有一米八，除了微微有点小腹，体型相当匀称挺拔。也许是为了节省体能吧，他走路的步伐并不大。

许久没有在这么高的海拔爬山了，加上睡眠不足，后背酸疼，我已经感到相当吃力了。有人聊天似乎可以分散一下注意力。又走了一会儿，终于到达缆车终点，看到了正坐在地上等着我们的两位队友。

“You guys are cheaters（你们俩是作弊者）！”小史的英语像水一样从嘴里自然流淌出来。

凯文看我举着手机要拍缆车，招手叫我跟他上前几步跳到一个土坡上，“从这儿拍，对着阳光，角度最好。别浪费每一张照片。”我听从这位专业摄影师的建议，拍了几张，果然效果不错。

“水下摄影和登山，哪个更危险？”我问。

“都一样。两种人最容易丧生：富有经验的人和丝毫没有经验的人。前者因为大意，后者因为无知。”凯文不假思索地说，看来他早就思考过这个问题。他曾告诉过我，当年之所以开始迷恋上潜水，只是因为某天看到一些水下摄影作品，海底世界的美妙神秘，让他放下手头的贸易生意，专心拜师学习，不过几年时间就小有名气。我知道他经常受邀为一些大学的海洋生物专家潜海拍摄海洋物种，有一种海蛞蝓因为在世界上首次拍到，科学家便以他的名字命名。

“带你们到我的老巢做客。”我们跟随凯文拐进一条不起眼的岔道，穿过几丛灌木，来到面对山谷的老松树下打尖儿。那松树的根部横卧，像一把可坐三个人的长椅。听说我羡慕他们的尼泊尔之行，二人立即邀请我同去。“落地签证，订机票就行，而且还很便宜，往返机票才1600美元。旅店也不过40美元一晚，到了乡下更便宜。”可是我实在走不开，只能心痒遗憾。

山谷空阔，一望无际。凯文指着灰蒙蒙的远处教我辨识，那条延伸的细带是15号公路，从洛杉矶去拉斯维加斯的必经之路，那块浅黄色的沙漠是印第安部落的保留地。“等到登顶了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要登顶。白云在你眼前，你真的可以抚摸它们。往下望，沙漠、山野、海洋、城市，全都尽收眼底。”凯文像个好脾气的邻家大哥，不急不缓地给我讲解着，说到一些生僻的词，还停下问：“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我拿出一盒葡萄请大家分享，凯文递上一个青李子给我，“刚才小史不是说青李子好吃吗？你说没吃过。”我看他一共只带了两个，让他自己留着，可他执意递给我。

补给完毕，继续上路，走到写着devil’s back bone的路牌前，听凯文的安排，合影。我看到他把一大方蓝色手帕压在棒球帽底处，遮住后脖子，便笑说他像个日本兵。“日本兵？算了吧。”听到小史也说像,他急急地反对，“要不是怕紫外线太强晒伤，我不会用这东西。”那一刻，他一下暴露了孩子气，好像他其实并没长大，只是个装大人的孩子。

阳光渐强，似乎我们身处的世界只有两种东西：灰白色的山石，暗绿的松树。那树有些极高大粗壮，像三四百岁的老者，有些则正经风见雨使足劲儿拔高。

而这一路没见到任何其他登山者，这山好像是专为我们静候着,等待着我们去亲近。

难道没有猛兽吗？“这里有黑熊，我朋友不久前还拍到了照片。是一百年前从北加的优胜美地林区运过来放养的。加州国旗上那grizzly bear（棕熊，以凶猛著名），早在十九世纪就因为人为狩猎绝迹了。”凯文说看到熊千万不要跑，你跑不过它，熊每小时奔跑速度是30英里（48公里），要把登山杖高举显得你很高大，一旦熊有攻击的企图，就高声尖叫。

“万一不管用，熊不放弃呢？”我着急地问。

“那你就doomed（完蛋）了。”他故作轻松地笑道。

我曾看到过一个名叫I Survived（我逃生了）的电视节目。其中有两集都由亲历者讲述自己从豹子、黑熊嘴下逃生的故事，极为血腥可怖。我很后悔没有带上那一小罐bear spray（喷熊剂）。可一想到有他们几位男子汉同行，又放下心来。

我们小心地走过一道极窄的山脊。“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叫恶魔的脊梁了吧？有两位著名的登山家就在这里丧生的。冬天的时候冰雪覆盖，这山脊就显得比实际的宽阔。如果走到边沿，浮在那里的冰层，有个单词叫cornice，冰檐，承受不起重量，就会瞬间碎裂。那两位探险家就是那么掉下去摔死的。”凯文继续耐心地给我脑补。

史蒂夫有些沮丧，说他估计爬不到山顶了。走到哪儿算哪儿。如果在半路等不到大家回来，就在刚才打尖的地方会合。凯文说现在是中午了，估计登顶下来要三个多小时，最晚大家可在四点会合。

路越来越难走，除了窄、弯，还更加陡峭，不时有竖着歪着的石头，像长得不正的牙齿，嵌在路中央。

很快，走在最前面的小史没了影子。他一直没用登山杖，也一直腰背挺直如履平地。

走到树荫处，脚步蹒跚的史蒂夫一屁股坐在地上，眼神悲壮得像个不愿连累别人的伤兵，对战友们豪迈地说：“你们走吧，别管我。我歇会儿再走。”

脚步轻快的凯文为了减轻我的重量，主动接过我的厚夹克，放进他的背包里。我也坐下歇了口气，再起身上路时，看到凯文在高处拐角的身影，他走得那么轻松，真像个影子。跟了一段儿，实在体力不支，我又歇了口气。再迈步向前，凯文已经不见了。

……

全文请阅读《长城》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