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伴大运河
如果以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辟邗沟为滥觞源头，京杭大运河已有2500年的历史。然而真正意义上的京杭运河，当以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会通河与通惠河的凿竣作为标志，依照新的规划线路，将原有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运河转向大都（今北京），让运河有了京杭的冠名，至今也超过了700年。这一南起杭州北至大都的人工运河新航线的全线贯通，是个伟大的历史创举。它横穿了东西流向的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五大水系，一路向北，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天津和北京六个省市，成为世界上最长的人造河流。与埃及的苏伊士运河、美国的伊利运河、俄罗斯的莫斯科运河、德国的基尔运河、英国的曼彻斯特运河、瑞典的约塔运河以及巴拿马运河等一道，共同载入人类交通史上最具盛名的漕运史册。
在全长近1800公里的大运河中段，有个地处长江流域进入华北丘陵过渡带上、“临齐鲁之交、据燕吴之冲”的关键城市济州，它是运河全程海拔的制高点。如何让亘古不变的“水往低处流”的河水逆向穿越“水脊”，且能在缺水少雨的北方河道提供足够水源，成为运河改道直通大都的最大难题。尽管从至元十七年（1280年）开始，元朝先后疏通了任城至东平的济州河，开凿了东平到临清的会通河和大都至通州的通惠河，初步打通了京杭运河的南北航道，但枯水季节的航运仍然受到严重制约，尤其是明朝洪武年间的黄河决口，新开水道大多壅塞，运河漕运一度陷入瘫痪状态。如果再不解决河道水源问题，运河航运濒临崩溃。
紧要关头，临危受命的明朝工部尚书宋礼，在多方探寻、勘察和尝试未果的情况下，最后采纳饱读诗书且精通水文地理的当地乡贤白英老人的建议，在济州境内的制高点南旺筑堤加坝、“立郾建闸”，引济水、黄河、汶水和洸府河水“会其源”，形成湖湖相依、河河相通、渠渠相连的巨大水网系统，按照“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的比例“置闸以分其流”，“以六闸撙节水势，启闭通放舟楫”，从根本上解决了河道决淤和水源不足的难题，确保了大运河水运的畅通无阻。这一极具科技含量、堪称历史奇迹的南旺水利枢纽工程，为后世水利专家所盛赞，认为可以与都江堰工程相媲美。引水与分流工程的顺利完成，完全打通了隋唐运河裁弯取直的关键节点，彻底把过去横向绕道豫鲁中原的老河道，改造成以北京为中心、南下直通杭州的纵向大运河，比原有运输线缩短了一千多公里，节省了巨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迅速让此后的运河航运步入鼎盛期，承担了南方税粮、木材和丝织品之类80%以上的进京输运职能。
鉴于济州作为调控南北河运大动脉枢纽的特殊地位，元朝取“济水安宁”之美好寓意，把因济水而得名的济州县改名且升格为济宁府；元、明、清三代均设有专职的河道总督衙门，除短时间有过淮安和京畿的并行机构之外，当时最高的水利衙门一直设在济宁,“并领济之南北漕”。衙门有专职的兵营和分工明确的72个内设机构，前后有上百个有案可稽的像宋礼、潘季驯、林则徐等治河名吏在此任职，济宁由此成了名副其实的“运河之都”。
作为漕运的重要节点和河道管理中枢，“车马临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官舸商舶鳞集，麻拥于济城之下”，济宁很快发展成商贾云集、行栈店铺林立、南北商品大宗交易的商贸与交通重镇。马可波罗曾由衷赞叹：河中船舶数量之多，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诗人笔下更是一派“日中市贸群物聚，红氍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楼歌馆相喧阗”的繁盛景象。密集的客流、繁荣的商贸和富庶的经济，带动各种兼容南北风尚的园林府第、楼堂馆所和客舍饭庄等纷纷涌现，这让济宁当之无愧地成为鲁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坊间一直享有“江北小苏州”的美誉。
我的老家祖屋就坐落在济宁城南石佛闸口北侧的运河大堤上。其所谓大堤，其实就是当初因导流建闸所挖土方堆积而成的“土山”。尽管早年用于防洪泄水的闸门早已废弃，仅存斑驳的青石闸基，但拱卫闸口抗御洪流冲击的巨型夯土堆，却成了后世居民造房安家的风水宝地。老辈人评说，其地势之高，可与济宁市最高的太白楼顶持平。这处老宅保障了我们家虽居水乡，却从未受到过洪水侵袭。倒是每逢发水时节，家里西厢房经常借住着逃水的亲戚或外来的灾民。
出门就是运河，每天一睁眼，拥入眼帘的不是河水的涨落，就是河中穿梭的船只。直到20世纪中后期，家乡运河的漕运依然红火，各种货船、渔船和客轮川流不息。那年月，除了少数客轮备有内燃机动力之外，大多数渔船和货运船只全靠人力操控。遇上繁忙的货运季节，拉船纤夫的号子此起彼伏、昼夜不息。印象中所喊号子虽节奏单调，却也铿锵有力。号子通常由船头撑篙引航的艄公起句，岸上的拉纤人应答，内容似乎没有固定格式，多是顺口现挂、即兴创作，比如“伙家们哟，加把油哟，前面就是济宁州哟，妹子等在大门口哟，盼着哥哥去喝粥”之类。纤夫们的答词更为简洁，多是起句尾词配以“嗨嗨哟”或“嗨哟哟”之类的虚词作回应，估计只有这种短促简洁的腔调，才能起到振奋情绪、统一步调、化解疲劳的神奇效能。或因沿堤而居之故，家里常有声嘶力竭、汗流浃背的纤夫敲门讨水喝。记忆中祖母总是热情倒茶，纤夫大多婉言谢绝，他们只喝缸里的井水，因为焦渴和赶路的急需，着实等不及开水变凉。
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尽管临河而居的日子比较清苦，却时时充满欢乐和幸福。常年流动的活水，为居民日常的各类洗涮提供了极大便利，也是人们夏日消暑、游泳和纳凉的天然浴场。运河里鱼虾和蛤类水产十分丰富，几乎每家都有一些简单的捕捞工具，傍晚河边下些鱼笼、渔网，第二天多少都有收获。许多潜泳高手，每次都能在运河里捉到成盆的河蚌和螺蛳，足够全家吃一顿丰盛的河鲜。一年三季，随便找个大头针弯个钓钩，再挖几条蚯蚓，坐在河沿上垂钓一两个小时，基本不会空手而归。运气好时，钓几条三两斤的大鱼也毫不稀奇。石佛闸口当年分流挖出的巨大圆形闸湾，后来无须船舶停靠，宽阔的水域常年支着渔民捕鱼的网罾，一旦谁家来了客人，随时可以买到待客佳肴。早年分流开掘的越河已经变成种植莲藕和饲养鱼虾的池塘，成了居民休闲娱乐的街心公园；即使到了冬季运河冰封禁航的时光，静态的河面仍然会变成人们滑冰、打陀螺以及用雪橇类工具运送物品的人间天堂。
当然，临河也存有巨大隐患，一是不期而遇的水灾，二是对不识水性儿童的潜在威胁。前者可预测可防控，后者则防不胜防。印象中，运河沿岸每年都有儿童溺水而亡的惨剧发生。所以，小时候每个家长经常性的启蒙训话内容，差不多都有千篇一律的“不准下水”四个字。光嘴上说说还不够，上学的时候，离开家长的视线，老人依然放心不下。祖母最拿手的秘诀就是，每天在我后背上抹一点锅灰，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检查锅灰的有无，以此筑牢小辈不能下水的心理防线。当然，最能防患于未然的办法，还是尽快学会游泳。那时节，自行车在人们心中是宝贝一样的存在，一般家庭买不起，拥有的家庭肯定格外珍惜。为了教我游泳，父亲不惜每天拆卸一次自行车，用充气的内胎绑在我身上用于游泳训练，这使我在小学一年级就具备了“狗刨式”的防范溺毙的本领。
从童稚到成年，运河始终不渝地伴我长大，直到外出求学为止。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到外地读书或工作，我这一生终究也没有远离过运河。在济南读大学，其辖地临清属运河城市；北京就业，更是大运河终点。单身时节，每年回家探亲，少不了在运河边上重拾童年旧梦；娶妻生子再回来，运河更是向妻小炫耀故乡的资本。类似情况持续多年，直到上世纪末才有巨大转折。有次，出差顺道回家再看运河，突然发现，熟悉的运河已不见踪影，航道淤塞，航运停滞，河水遭到普遍污染，扑鼻而来的臭气和满眼的萧瑟景象，让事先毫无心理准备的我，顿时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悲凉与忧伤。回京后一直闷闷不乐，连续数日徘徊于曾是运河终点的什刹海，试图以积水潭残留的那一池碧水和葱郁的芙蓉，唤回某些对故乡运河的美好记忆。
进入新世纪，古老运河的命运出现了巨大转机。先是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大部分业已弃航的运河重新承载起东线调水的重任，运河的清污治理纳入国家重要的议事日程；后是大运河列入2006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运河的历史价值得以重新评估；紧接着又把京杭大运河作为候选项目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冥冥中有机缘巧合，这期间，本人因工作变动调入天津负责文化工作，运河申遗理所当然成了自己任内的一项重要任务。时隔多年，我依然清晰记得分管市领导的严肃话语。她说：天津是运河的一个过路城市，如果因天津工作不到位影响了申遗全局，文广局就有推脱不了的责任。在此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我带着压力、带着使命感、也带着对大运河的满腔热忱，不时奔波于古运河的整治现场。全线动员、分段施工、资金保障、责任到人，对废弃了近百年的天津运河故道，展开一场全方位的疏浚、清理与改造，终于赶在验收之前完成了各项预定任务，算是为大运河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尽了一份运河子弟的绵薄之力。
去年，京杭大运河实现全线水流贯通，存续了2500年的大运河水再一次开始了浩浩荡荡的欢快流淌。今年夏日，我再回故乡，同样十分惊喜地看到家乡运河的巨大变化：一度荒芜的运河大堤整饬一新，河岸两侧花草葱茏、绿树成荫，河水清澈见底、碧波荡漾，三五成群的垂钓者悠闲自得地重现于运河两岸，孩童在岸边奔跑嬉戏，老人扎堆诉说当年，大妈们在锣鼓喧天中扭着秧歌，古老的大运河确乎“死而复生”、焕然一新。尽管北运河大多卸下了昔日的漕运功能，但毫不妨碍这举世闻名的珍贵文化遗产，依然生机勃勃地存活世间。作为曾经在运河边长大且从事过运河保护工作的一分子，心中不由自主地泛出一缕暖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