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任何时代，美好之物都与金钱和闲暇无关。

创造出最美之物的《花笺》出版了，前面有个献辞，说是“金婚在即，谨以此书献给爱妻卫淑娟女士”。因了这句话，我想说说我的妻家和舅家。

我的妻家，也是我的舅家，也是我母亲的娘家，我的姥姥家。这么多的家叠合在一起，只是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我的妻子是我的小表妹。

妻家所在的南连村，在临晋镇南边五里远的地方。这是现在的说法，搁在七十年前，即上世纪50年代初，也能这么说，可意思就不同了。那时临晋镇是临晋县的县城，也叫镇，跟现在的镇是两个概念。1955年吧，临晋县跟东边的猗氏县合并为临猗县，县城设在猗氏，临晋才成了真正的乡镇。临晋还是个县的时候，全县大点儿的村子有个统称，叫“三连四代十八卓”，意思是，全县有三个带连字的村子，四个带代字的村子，还有十八个带卓字的村子。南连村，便是三个带连字的村子里的一个，可见是个大些，还有名气的村子。

说了这么多，也不全是说母亲娘家的这个村子多么好，暗含的意思，是想比衬一下我家的村子也不错。要不，南连村的财主家，也就不会把家里的大姑娘嫁到我家了。

临晋还是县城的时候，我家在东关口上的韩家场。现在成了乡镇，只能说在镇子边上，跨过一条土路，就是东关大街。两家若有什么不同的话，一个是我家在城里，她家在乡下。再一个是，南连村的卫家，是个生意人家，靠做生意发了财，置下了好多地，解放后划的成分是地主。我家是个耕读之家，几辈子都是读书人，祖上传下的地不多也不少，解放后划个富农刚刚好。一家地主，一家富农，半斤八两，都在“地富反坏右”的序列里，按说不该在这里做这样的分辨，我有我的用意，暂且按下不表。

两个村子的位置确定下来，就该说两家的走动了。

，总是那些经过打磨的感知力，着眼于日常生活的目光，以及不懈努力的双手。

母亲嫁到我们家，只有十五岁，她的婆婆，是我爷爷的第三任妻子，比她大十岁，其时二十五岁。年岁不大，可是个真正的婆婆，干净利索，持家甚严。再就是我父亲早早去了西安，一直在外面打拼，好多年连音讯都没有。这样一来，我母亲就成了个真正的小媳妇，平日在家带孩子，侍奉公婆，只有逢年过节，还有“麦罢”这样的日子，回娘家住上三两天。我小时候的记忆，母亲去南连村，总是带着哥哥和我。有时我在家里受了委屈，也会独自跑去向姥姥哭诉，姥姥总是说：“我娃先回去，下次集上我去了，狠狠地嚷他们。”嚷有教训的意思。于是我便欢欢喜喜地回去，等着姥姥上集时来教训母亲，不等姥姥来，早把受委屈的事儿忘个精光。

独自去南连村，是大了的时候。上高中，在百里之外的运城，上大学更远了，是在数百里之外的太原。每逢假期回来，到家的第二天，母亲必安排我去南连村看望姥姥，假期满了，离家前也要去一次。每次我去了，姥姥总会做顿好饭。那时生活艰辛，所谓的好饭，不过是韭菜饺子，白萝卜包子，顶多炒盘鸡蛋。多少年以后，曾听我的一个表弟说：“你是不知道，孙子外孙好几个，奶奶最喜欢的，还数你这个外孙。”

我没体会到那个“最”字，喜欢还是知道的。因了这层喜欢，自我懂事起，姥姥家的事，总牵动着我的情感。两家都受过不少的苦难，从时间的先后、苦难的轻重上说，姥姥家的苦难在前，分量也重些。

最让我震惊的一件事，发生在1960年的春天。我上初中二年级，学校就是镇上的临晋中学。一天回到家里，听母亲正和奶奶谈什么，也不回避我，母亲像是刚从南连村回来，跟奶奶说妗子怎么死的。

镇上拆城墙，通常都是戴帽的地富分子，老头老太太去“服劳役”。那天村里的队长竟让妗子去，妗子才三十出头，受不了这个侮辱，一气之下竟跳了门前小巷里的一眼水井。捞上来搁在井台上的一块门板上。村里死了人是大事，报上去，公社来人检验，来的是公社武装部的曹部长。武装部在官池堰上，离“镇完”（临晋镇完全小学的简称）不远，过去我们上学放学路上，有时会遇见。个子高高的，长脸，黑黑的，爱披个军大衣，看上去很是威武。曹部长到了井边，妗子搁在门板上，衣衫零乱，虽有遮掩，总是不全，手臂脚踝，裸露在外，皮肤分外白晳。曹部长看了，好半会儿沉默不语，村干部再问，曹部长叹口气说了句：“就不是这世上的人。”几十年了，不知为什么，一想起妗子的死，我脑子里就会闪现出曹部长的这句话。你说是冷漠吗？时日久了，我竟体味出隐含的同情与感慨。

我不是一个多么善于思考的人，然而在那个年代，南连村的卫家，韩家场的韩家，两家发生的一件又一件的悲痛事件，如同利器一样，刺入我的灵魂，成了我思考人生，能深入也能浅出的，最锐利也最坚实的依凭。

事件本身，谈不上多少深度，悲痛过去，也就该忘了。加深了思考的力度的，还有这些年来，切身的伤痛，学识的拓展。比如说早先看过王阳明的《传习录》，增进了我对心学的理解，近日读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更让我坚定了对命运的认知。这上头自家说什么，或许带上了一己的偏颇，且看著名历史学家劳榦先生，对傅斯年此书的一个简明的解读。在《傅孟真先生与近二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一文中，劳榦先生说：

孟真先生的《性命古训辨证》，对于中国哲学思想史是一部很重要的典籍。在上卷，他先追溯“性”“命”二字的来源，确定为性字从生而来，命字从令而来。性与生，命与令，到战国时期用字上还没有显明的辨别，虽然思想系统上已经赋予了新的意义了。到了汉代才正式分别使用，因此汉代学者才将古书分别校改，又因为并不能全部改过，这个痕迹现在还可以看出来。在中卷他推论殷周以来的宗教及哲理，与“上帝”观念的产生及周初“人道主义”的发见，俱有独到的见解；从性命二字的解释来推断孔墨荀孟以及名法的异同及其关系，尤其使人感到不少新的启发。

抄得多了些，只是想让我下面的说法更靠实些。不必做更深地剖析，仅仅从“性”由“生”而来，“命”由“令”而来，不怎么聪明的脑袋，也该悟出，早在殷周时代，先民就意识到“生”里有“令”的主宰。这跟后世说的“命中注定”， 更后世说的“历史的必然”，不也就一脉相承，一气贯通了吗？

且看这两家人的遭际，是否暗合了那个“生中之令”。

姥爷有两个儿子，我叫大舅、二舅。二舅从小在西安“熬相公”，就是学做生意，解放后当了西安大华纱厂的会计，有儿有女一大家子。在我的感觉上，姥爷家就是姥爷姥姥和大舅大妗子，还有表弟表妹这么一家子人。大舅原先也在西安做生意，家里有妻室且育有一女。旧时人家，讲究“有后”，女孩不算，得有男孩子才行。大舅在家是长子，长子得有长孙，女儿都十岁了，还没有小弟弟，无奈之下，只有另做打算。依了旧时风俗，在西安再娶一房妻室。娶妻如同置产，能好尽量的好。我这个新妗子，十七岁，还是个中学生，更可喜的是，婚后一年便生下了我的大表弟。这时已是1948年，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想到老家有房有地，衣食无虞，于是便带了新婚的娇妻，还有刚满周岁的儿子，回到老家，就是前面说的临晋县南连村。

回来不久，临晋县就解放了，接下来是土改，是婚姻法的颁布。成分定为地主，当下还感觉不到什么，立马要面对的是婚姻法，一夫一妻，不得有二。 于是他的正妻，我的那个大妗子便嫁了人，女儿留下，由姥姥抚养。大妗子走了，西安回来的这个妗子，也就顺理成章成了大妗子，我叫起来，只叫妗子，不加那个大字。在我小的时候，这个妗子是很风光的。眉清目秀，白净漂亮，一看就不是乡下人。有两年正月里，村上闹家戏，他和我大舅还同台演过戏呢。不是在村里演，是到镇上，在泰山庙的戏台上演。也就是那几年，又生下一男一女，即我的二表弟和小表妹。

成分这个螺丝，一天天拧得紧了，一个西安的女中学生，如何受得了被当作“敌人”的歧视，眼见得是熬不出头了，于是便井口一跃，结束了三十一岁的青春年华。这是1960年，三个表弟表妹分别是十三岁、十岁和七岁。若在正常社会里，没有什么，该上学去上学，该就业去就业，谁也不会怨到什么。然而，有句老话说得好，前头的路是黑的，谁也不知道日头落山，走到哪个地头。

卫家的事按下不表，也说说韩家这边。

我母亲十五岁上嫁过来，我父亲也才十五岁，正在镇上中学上学。十九岁上生下我哥哥，二十一岁上生下我，属狗，按年份说，已是1947年。那两年，山西晋南一带的情形，跟几年后西安的情形正好相反，可说是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我爷爷怕他的宝贝儿子遭遇不测，便送到西安“学相公”，即去商店当学徒。我父亲自恃是个中学生，做不了端屎送尿伺候人的事，正逢上国民党政府号召青年参军，许诺怎么以后，可以保送上大学。父亲年轻气盛，又求学心切，便报名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的207师。洛阳战役被俘，军官遣散，他们这一批中学生，整训后送到石家庄华北军政大学学习。学习期满，派到部队服役，1955年还授了个少尉军衔，随即转业安置在山东德州监狱，当了管教干部。也就在这一年，将母亲和我接了过去，转为城市户口。我哥哥留在老家陪伴爷爷奶奶。到了1959年，兴起一个干部家属返乡支援农业的小运动，父亲年轻，积极响应，二话不说报了名，随即将母亲和我，还有在德州出生的三弟送回老家，又成了农村户口。此后多少年，父亲单身在山东，只有过年才会回来住上十几天，有时农闲了，母亲也会带上一两个小点的孩子去山东看望父亲。

这里我说漏了嘴，前面说了，父亲还在山西老家时，母亲已生下哥哥和我，去了德州又生下三弟，怎么后来去山东还会带上一两个小点的孩子呢？有此疑问，是低估了我母亲的生育能力，回到老家十几年间，是跟父亲离多聚少，可架不住怀孕率高，十几年间，接连生下四弟、五弟和六弟。生六弟时已是四十四岁的人了。所以这么一个又一个的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老想要个女儿，每次怀上，总盼着是个女孩，直到生下六弟，这才彻底失了望。

说了这么多，且是离开卫家的事儿说起的，命意在哪儿呢？这里该说透了，听的人才会明白。我家是富农，虽说父亲在外地工作，遭的罪一点也不少。

举一件事说，我爷爷解放前是小学教员，解放后做生意，公私合营时吸收为县商业局干部，任临晋百货公司门市部主任。四清时戴上帽子，开除公职，回村劳动；苦熬几年，摘不了帽子，一时想不开，自缢身亡。这是1970年的事，此前祖母已去世，祖父一死，不说我了，老家村里，我母亲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带着四个男孩子过日子，怎样的景况，不问可知。还是那句话，前面的路是黑的，他们只能一天一天地过，一步一步地往前挪。若说还有什么信念的话，只有一个，就是盼着老天睁眼，不该老是这么苛待这一家人。

忽然一天，老天真的睁了眼。十年的长夜，也会有同光和尘的一天。日子还是那么艰难，精神的枷锁是抖落了。对这个家庭来说，最重要的一条是，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参加高考了。1979年，在村里劳动多年的三弟，当着民办教员的四弟，分别考上大同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和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五弟和六弟，因为德州方面落实干部政策，随母亲一起转为城市户口去了德州。

现在要做一个数字对比，以1978年为界，看看卫韩两家的几个年轻人，年龄数字上有着怎样的蹊跷。

卫家——

卫静安，1948年出生，1978年三十岁，已结婚生子。

卫普安，1950年出生，1978年二十八岁，已结婚生子。

卫淑娟，1953年出生，1978年二十五岁，已结婚生子。

韩家六个孩子，只说前四个——

韩志远，1944年出生，1978年三十四岁，已结婚生子。

韩石山，1947年出生，1965年考上山西大学，已结婚生子。

韩振远，1956年出生，1978年二十二岁，初中毕业，在村里劳动。

韩怀远，1958年出生，1978年二十岁，高中毕业，在村里当民办教师。

看出来了吗？肯定不明晰。

原因在于数字不整齐。上面我说我是1947年出生，三弟是1956年出生，中间差了九岁。我的这个1947年，是因为生在了丙戌年的尾巴上，换算成公历成了1947年的1月3日。而丙戌年在历书上，对应的是1946年。这样一来，我跟三弟的年龄，就差下了十岁。再看卫氏三兄妹的出生时间，恰在我的生年到三弟的生年之间的这十年。这样一来，这十年的相差，依次往后推去，恰恰套在了“文革”十年上头。等到“文革”过去，三弟是大了些，仍有参加高考的机会。母亲的生育能力那么强，恰恰在这十年，就像是知道什么似的，一个也不生。南连村我那妗子，是比她小，可我大舅比我妈还大好几岁，就那么赶趁着，三年一个，六年之间生了二男一女，其求学时期，恰恰卡在那个难以言说的十年上。这样就都辍了学，都结婚生子，也就误了十年之后参加高考的机会。

你能说这里头，没有“生中之令”的播弄吗？

看到这里，你或许会说，噢，韩先生不过是说“命不可违”啊。我不能说你的理解不对，如果就这么说说，我也就不会拉开架势，写这么长的文章了。请耐着性子往下看，这才写了一半，正经要说的话，还在后头。

还得接着妗子的死往下说。妗子的死，是1960年的春天，所谓的“三年困难”的前期，接下来的两年，日子更难过，姥爷死了，大舅死了，说是死于浮肿病，实际是什么就不必说了。接连遭此变故，到了1961年秋季，上了初中，正要升入二年级的大表弟，只好黯然退学，回到村里劳动挣工分，成了一个小社员，虚龄也才十四岁。

1962年秋天，我从大表弟退学的那个中学毕业，考上了百里之外的运城康杰中学。假期回了家，准定去南连村看望姥姥，中间还会去上一两次，有时是陪母亲去，有时是我自个儿去。来来回回，去了又去，姥姥家的情形，也就了如指掌。

原先这是个祖孙三代的家庭，有姥姥姥爷，有舅舅妗子，还有两个表弟一个表妹，日子再艰难也是欢欢喜喜一大家人。现在可好，两三年间，妗子跳了井，姥爷舅舅撒手人寰，三代人一大家子，眨眼间只剩下年迈的姥姥，还有三个未成年的表弟表妹。说到这里，还得补充一句，前面已说过了，姥姥还有个儿子，我叫二舅，在西安工作，工资不高，妗子是家庭妇女，孩子又多，自顾不暇，鲜有余力照顾山西的老妈，兄长的孩子。孝心还是有的，每当本村有人回来，总要给老妈捎些西安的点心，若是冬天，还会捎上一块草纸包着，外面蒙着一张梅红字号商标的腊羊肉。

欢愉眨眼就过去了，苦涩如同长夜，没个尽头。

记得有次暑假快开学了，我去姥姥家，大表弟出工，不在家，二表弟要去镇上初中上学，两块钱的学费竟没有着落。见我来了，姥姥取出一个银锁，让我陪上表弟去镇上的收购站卖了。记得卖了四块钱，表弟顺便去学校交了学费。那几年，我看了最难受的还要数大表弟。他比我小一岁，生日差一天，我是腊月十二，他是下年的腊月十三。这样的生日以虚岁算，过了旧历年，就叫两岁。说十四岁上回村劳动，实际上也就十二岁多些。要说，还是个童工。可那个年代农村没有这一说，苦活累活，照干不误，能给你全额工分，就是不小的照顾。

大表弟天分甚高。退学后，教过我化学的刘继信老师，当时是他的班主任，还专程去南连村，劝他重回学校。来家里与姥姥交谈后，知道家境实在艰难，才不再说什么。大表弟在村里，一面劳动，一面想着法儿往外“拱”，盼着有一天离开南连村，过上好日子。

有一年暑假，一回来我去了南连村，交谈之下，知道他正在苦练吹笛子。吹了几个曲子给我听，说了他的打算，练到极致，说不定县上的眉户剧团会请他当伴奏的。他把这称作“曲线救国”。还说坡上某村的王天民，就是笛子吹得好，被县剧团录用的。言谈间，说他手里这个笛子不好，音不准。我说，我去了运城给你买一支，运城的东街上有个乐器商店，摆着好些笛子。寒假回来，我真的给他带回一支笛子。他吹了吹，说比他那支好多了。

言谈间，又说起他的“曲线救国”，不像上次见面那么亢奋，说吹笛子很有讲究的，一个人在村里摸索，难有大的长进。你觉得你行了，听高手一吹，就知道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接着叹了一口气，说只怕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不好说什么，只是有些难受。他看出来了，笑了笑，反而宽解说，打不上水，在水里扑腾几下，提上来也亮梢些。

亮梢，是我们那儿的土话，指器物在水里浸泡后会因湿润而光亮。

几年后，大表弟到了结婚的年龄，关心的不只是姥姥，还有几个姑姑和素珍表姐，即同父异母，大了他至少十岁的那个姐姐。我常随母亲去姥姥家，有次去了，姥姥摊开包袱给母亲看这边准备好的嫁妆。那年头女方的嫁衣，都是男方准备的。取出一件，说是“灵娃给买的”，再取一件，又是“灵娃给买的”。那几年农村结婚，兴什么灯芯绒、凡尔丁、直贡尼，在我的印象里，全是灵娃买的。灵娃是素珍表姐的小名。何以灵娃姐有如此本事呢，无他，灵娃姐的丈夫在北京念的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七机部的一个研究院，是工程师。我妈肯定也出过力，三五十块钱还是会给的。要不姥姥也不会在她跟前，抖落这样的家底。

那几年，最困难的还是吃食，在这上头给了姥姥家很大帮助的，是我的三姨。

三姨父在县木材公司工作，家里的事全托付给三姨。三姨很能干。姐妹四个，四姨去了西安，姐妹里她最小，在娘家待的时间也最久，跟姥姥的感情分外深厚。几次不幸之后，娘家只剩下祖孙四人，她就主动承担起了照顾的责任。先嫁到西关，夫妻感情不合，离婚后带着儿子在娘家住了两年，才嫁给我这个在木材公司工作的三姨父。她是农村户口，嫁过去也只能住在三姨父在农村的家里。这个村子叫南姚村，是临猗县有名的大村子，人口多，土地也广，在那个年代，生产队分粮也最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三姨那几年，一连生了三四个孩子，且都是女的。农村分粮，是按人口分的，不在乎大小。这样一来，三姨家的粮食也就有了富余的。而姥姥这边，全是大人，缺的恰恰是粮食。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三姨捎来话，叫她的娘家侄儿，即我的大表弟二表弟去“带粮食”，那个“带”字，在我们那儿有特定的含义。带者，载也。只是不用牛马，也不用平车，是用自行车去驮。在我们那一带，不是穷到揭不开锅的人家，好赖都有一辆自行车。记不得是我正好骑着自行车去了南连村，还是谁去了韩家场叫上我去的，反正是这次带粮食，我也去了南姚村。这次去南姚，两个表弟都去了，骑的是他们家的车子。

去了先是聊天，三姨见了娘家的侄儿和外甥，那个亲热呀，没见过这阵势的难以想象。做了好饭，不是饺子就是面条，吃饱喝足，该回去了，三姨领上我们去了她家的库房，大瓮小瓮，全是粮食，有麦子，也有苞谷。我们带着“毛裢”，要搭在车子后座上，不能装得太满，而三姨在一旁，只嫌装得少。那一刻，我的感觉是，女儿是嫁不出去的，什么时候都是娘家的人。

在那个年月，可以说，以姥姥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大的家族谱系。嫁出去的女儿，还有孙女，都在关心着这个败落得剩下祖孙三代四口人的小家庭。若以军队为喻，这里就是最高司令部。部队是散了，军心是齐的。不为别的，只为这儿有她们的母亲和祖母。

老祖母不光呵护着她的孙儿孙女，同时还为她的女儿们（包括孙女）操着心。

我的婚事，即明显的一例。

现在人们说起韩石山，觉得是个张牙舞爪的家伙。这不是我的本相。年纪大的人，我只要说上一句话，就该知道我的本相。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那个年代，别人是什么样子，韩石山也只会是什么样子。按说上的是晋南最好的中学，大学也赶在停办前上了，可是在婚恋上，我的自卑，实非外人所能想象。不管别人夸我再好，自家知道，是没有资格爱自己喜欢的女同学的。转一下念头，都有亵渎神明的感觉。人家出身那么好的女孩子，岂是你一个“黑五类子弟”可以爱的！

村里倒是有人给介绍，对方一听是富农家庭，当下就挂了免战牌，谁肯雪白的袜子往泥里捺。就这样，直到大学快毕业了，婚事还没有着落。母亲为此，常常暗自垂泪。女儿（我母亲）的心事，母亲（外祖母）自然明白。她老人家是个有决断的人，不知母女俩是如何商量下的，做出个在当年看来，最为无奈也最为周全决断：干脆将孙女许配给外孙得了。我家富农，她家地主，这样的婚姻，其时社会上有个粗鄙的说法，叫“乌鸦站在猪背上，谁也不嫌谁黑”。外祖母的说法则是，“谁也别想占这个便宜”。说白了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这肥水是双向的，对流的，卫家的好姑娘，不流到别人家的田里；韩家的好儿郎，也不流到别人家的田里。

在我，真是大喜过望。再没有这样的婚配，让我舒心的了。娶个出身好的，我会有愧对之感，心里也就不会舒展。娶个姿色平平的，又心有未甘。娶了这个小表妹，可就不同了。知根知底，谁也不嫌弃谁就不说了。最最重要的是，我的这个小表妹，是我那个西安城里长大，不堪羞辱、跳井而亡的大妗子的小女儿，完全继承了她妈的容貌与肤色。大妗子死时，她才七岁，十年过来，已出落成一个眉清目秀、白白净净的大姑娘，且小下我七岁。议婚时十七，结婚时不过十九。

不知为什么，写到这里，极不相宜的，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1972年，我与小表妹结了婚，由过去的表亲，成了卫家的女婿。那时我已大学毕业，分配到汾西县教书，先是在一个叫它支的村子，又到了一个叫上团柏的村子。就在这时，该是1973年吧，收到大舅子的一封信，衬上复写纸写的，大意谓：其弟普安结婚在即，望诸位亲戚鼎力相助。30元不算多，10元不嫌少，等于是给了个上限与下限。记得我是寄了20元。钱是寄了，心里并不痛快。我知道这样的信，还会寄给谁。我家会有两封，另一封是给德州我父亲，他们的大姑父。此外呢， 还有西安的叔父，西安的二姑父，县城的三姑父，西安的四姑父，北京的大姐夫。满共也不过七八家，犯得着这样发文件似的，用复写纸写信吗？

是有些可笑，但那深层的心理，我是能理解的，不过是要显示他们卫家的气派罢了。

外人看到这里，说不定会惊讶，你姥姥这个地主婆，当年多么有心计，女儿孙女，一个一个全嫁给了有钱的人——吃公家饭的人。

你要这么说，我不想反驳你。走路都想抄近道，思想要绕个弯儿，也挺费劲的。智力上的事，我们得宽容些。不能说你不对，总是俗了些。这可不是什么心计，而是一种顽强的理念在作用着。

什么都不说了，看看早年间，姥姥为女儿孙女选择婚配时，男方的情况是什么，或许能窥知她老人家精神上的什么东西。

她有四个女儿，连上她抚养大的，我大舅的两个女儿，女儿孙女共是六个，其婚配情况如下：

大女儿卫如雅，许配给韩家场韩遵江，其时是初中学生。

二女儿卫如意，许配给冯家卓卫某某，其时在西安学生意。

三女儿卫佩琴，许配给临晋西关某某，其时在运城师范念书。

四女儿卫悦桂，解放后随二哥到西安纱厂工作，嫁一工人。

孙女卫素珍，许配给临晋北关薛起尧，其时在永济念高中，婚后考上北京工学院。

孙女卫淑娟，许配给韩家场韩石山，议婚时还在山西大学念书。

六人中，在我看来，例外的只有一个，就是四女儿。时当1958年，眼见得在农村没有盼头，只好送女儿去西安投靠哥哥，若还在农村，其婚配也会跟她的三个姐姐差不多。再就是，除了四姨父和我，另外几个夫婿，结婚时全是十几岁。我父亲是十五岁，表姐夫薛起尧，订婚时还是个中学生。

从女儿孙女的婚配上，能看出姥姥精神上的什么东西呢？

不必费神了，还是我说了吧！

那就是一个坚定的信念：喜欢有文化的人家，喜欢念书念得好的孩子。我和小表妹结婚时，我在吕梁山里的一个村子里教书，何日能出头，鬼都不晓得，表妹也不是没考虑过，可你知道老祖母是怎么说的吗？她对小孙女说：

“憨娃，再苦也要嫁给念书人。”

正是老祖母的这个坚定的信念，促成了也可说是保证了南连村卫氏一门日后的复兴。不说复兴了，至少也是几经灾祸，没有沦落。须知，多少人家都没能扛过那个苦难的年月。

老祖母姓李，娘家是樊家卓，也属于“三连四代十八卓”之内的村子。祖上是清代的举人。我小时候曾随我的母亲，去过她的这个姥姥家，门口台阶甚高，门前有拴马桩，进了大门，二门上的木雕图案，繁富瑰丽，金饰斑驳。多少年了，看去仍让人顿生敬意。

依照老祖母的理念，家族兴旺的一个重要标志，不是钱，也不是势，而是家里有念书的人。这上头，韩卫两家，都有骄人的成绩。韩家的事，前面已说了，卫家在第三代上，也不可小觑。大表弟的两个孙女，一个在北京工商大学念书，已毕业，今年春上赴英国深造；一个去年就办了赴美留学的签证，疫情过后，便去华盛顿大学念书。二表弟的孙女在山西大学电力学院念书，是优秀的学生会干部，去年考上中南大学的研究生，一去了靠演讲被选定为学生会干部。外孙女也是去年，考上了太原的中北大学。

我所以在书前写上那么一句话，不仅仅是纪念我与表妹的金婚，也是为了纪念这个差点沦亡，又于艰难中复兴的家族。

【作者简介：韩石山，曾用名韩安远、韩富贵。1947年生，山西临猗人。197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任中学教员多年。1984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曾任 《山西文学》主编。2007年退休。有《徐志摩传》 《李健吾传》《张颔传》《装模作样——浪迹文坛三十年》等著作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