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东经111°48′～112°07′，北纬41°27′～41°37′，有个“忽鸡图”。

“忽鸡图”是蒙古语，意思是“盐碱滩”。在这个盐碱滩上，有一条无名小河。或者说，因为这条小河，有了这个盐碱滩。

在我童年时，这条河一年四季是有水的，虽然不大，但潺潺不绝。它的源头就在一座大山下，在大山被洪水切走了一半的悬崖下，从黄沙里黑土里石缝里汩汩地涌出，清凌凌、凉阴阴、哗啦啦地蜿蜒着，由南向北再向西流去。

夏季来临了，附近村里的人们拦一个半尺高的沙坝，就可以把水蓄起来，然后赶着牛、赶着马、赶着羊来喝水。天气太热的时候，村里的孩子们会瞒着父母在里面洗澡、玩水，虽然那水不过尺把深。我还见过，沙坝筑起后，有燕子飞来，或在水面掠过喝口水，或在水边落下，叼一嘴泥沙回去垒窝。

冬天河面会结冰，河面结冰后，源头的水仍然在下面流，就会把表面的冰涨破，形成一个大大的裂缝，水不住地涌出，又不住地冻结，宽阔的冰面又会给孩子们建造一个天然溜冰场。

后来，这条河的水越来越少了。有水的时间，也大都集中在夏秋的雨后和开春冰雪融化的那段短暂的时间里。再后来，就只有每年暴雨后的山洪了。

这条河穿过一个村庄时，把它一分为二，西边的叫西沟村，东边的叫东沟村。我过去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不叫西河村和东河村，后来知道河和沟是有区别的。河是有水的，沟是无水的或者只是偶尔有点儿水。它们像两个门当，静静地守护在河的两边。河水流过这两个村就流出了山区，流入非常开阔平坦的庙后、西滩、北号等地，然后从容地散开了。在留下了白茫茫的一片盐碱滩之后，河道没有了，河流也消失了。从源头算起，长度不会超过二十公里吧。

这就是“忽鸡图”的来历。

如今，“忽鸡图”已经是一个边境小镇的名字，管辖着这两个自然村。

现在只说河西的西沟村吧，因为我出生在这个村，而一个村和另一个村基本不会有什么区别。

西沟村最多时有不到二十户人家，倚背后一座小山而居，分成两排，每排大约十户。我家的房子有三个最，一是最西边，二是最高处，三是院子最大。这个位置一点儿不好，大西边最高处，好似给全村站岗放哨一样。到了晚上，向西一望，空空朗朗的，像个黑洞，感觉黑洞里除了没有人，什么都有。我一个人晚上断不敢回家，或者想方设法让人送，或者站在村中间喊爹喊妈出来接。

我在这个村出生长大离开一共用了十九年，这十九年，以村为中心，没走出二十公里的范围。十九年后，我去南方上学，一步跨出几千公里。后虽辗转多地，始终相隔几千里，现实的距离比梦境遥远得多。

如今，这个原本不足二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只剩了不足二十个人，而且每一个人的年龄都超过了我的年龄。当年不少的人和事，在现实中正在消失和业已消失，只在我的心里还留下清晰的印记。

一

村里最大的事是办红白事宴。红事宴，就是为娶媳妇、嫁闺女、过生日、过满月、迁新居操办的宴席。白事宴，就是给死去的人送葬的宴席。

我记得最深的是红事宴，红事宴中又以娶媳妇为最深。那时候，谁家娶媳妇好像不单单是自己家的事，而是全村人的事。喜庆的日子来临的前五六天，就得确定“代东的”。代东的，顾名思义，就是代表东家（也叫主人家）具体安排操办这件事的人。这个人一般是有点儿文化、懂点儿风水、能说会道、威望不低的人，因为这个人要面对东家的各路亲戚、各路朋友、各色人等。遇到读书人要说文话，遇到大老粗要说土话，遇到不讲理的要说粗话，遇到挑刺挑礼的要说软话或硬话。换句话说，一天之内，有时候要掏胡萝卜，有时候要挥大棒子，有时候先给个胡萝卜再打一棒子，有时候打一棒子再给个胡萝卜，这些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易。遇到难摆平的事，自己还得当孙子。记得有一次邻居家的儿子娶媳妇，怠慢了娘舅，倒酒时没把舅舅的酒杯倒满，舅舅一生气把一桌子菜就掀翻了。娘舅亲是大亲，惹不得。这时候就见代东的走过来，一边谦恭地承认自己的错，一边不住地喊舅舅，其实这个舅舅跟他毫无关系。从这件事就看出这个活儿不好干。

代东的确定后，就会给每个来帮忙的人分配任务。

先说借东西吧。因为一家人办事宴，不论红白，首先是生活用具不够，就得举全村之力，所以说谁家的事也不是自己的事，原因就是这样的。桌子要借，碗要借，端菜的条盘要借，盛菜的瓷盘也要借，酒杯、酒壶、茶杯、茶壶都要借。借出来，贴块胶布，写上名字，还的时候弄不错。磨下的白面不够了，还得借面。肉不够了，还得借肉。这种事家家乐意帮忙。

厨房是个中枢，很重要。首先要确定谁是大厨，大厨要全面负责厨房内的事，谁是红案谁是白案，谁是烧火的，谁是挑水的，谁是洗碗的，谁是刷盘子的，分工很明确。大厨盘着腿抽着烟往那儿一坐，威严得就像灶王爷，好吃的都放在他背后，没有他同意，你想多吃一块肉都不行。厨房之外，要确定谁是端盘上菜的，谁是端茶倒酒的，谁是迎来送往的。这些由代东的管。

新媳妇娶回来，最热闹的是，同辈们拦在门口不让进喜房，要糖要烟要奖赏。直到把新媳妇的帽子、围巾、手套甚至鞋子抢去了，新人狼狈不堪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会喊“差不多了，休息吧”，大家才会撤退了。重头戏在晚上，叫闹洞房。各地的闹法大同小异，但我们那一带有个情节很特别，闹洞房的人会把洞房所有炕席浇了水，只留下能睡一个人的地方，留给这对新人，那意思想想就好笑。闹完洞房还有听洞房，就是一帮子年龄不小的同辈，大多是姐夫嫂子趴在窗户外面听里面的动静。北方的窗户，下面是玻璃，上面是纸糊的窗棂，如果觉得听起来不够劲儿，可以用舌头舔破窗户纸用眼睛瞅。这种风俗，我长大后才知道，其实是受了大人们指使和暗示的，是想通过听房，了解那对新人懂不懂男欢女爱。如果发现不懂的，那就要想办法立即告诉他们。据说，真有不懂的，有一对年轻人结婚后三年不生孩子，去医院一检查，结果发现还是一对童男童女。

第二天早晨，新媳妇要回娘家，首要一件事就是要把昨天被抢去的帽子、围巾、手套、鞋子赎回来。拿什么赎？拿烟拿糖拿酒来赎。这又是一个热闹的上午。

这些，随着时代的发展已消失了，即使在偏远的农村。但这件快乐了整个村子的事，想想，依然快乐着我们这代人。

二

前面说过，过这条河，每年总会有几次洪水流过，否则，早被泥土风沙填平了。

这水一般来自上游地带的暴雨之后，水完全是黑色的，像墨汁，咆哮着、汹涌着、嘶吼着冲过来，令人胆战心惊。

我记得有一次，秋天的后半晌，忽然从上面传来轰轰的声音，不一会儿，河床里就出现像黑龙一样的山洪，像刀劈斧削过一样，怒吼着冲过来，横扫河床，冲破障碍，洗刷一切。

我们村子在河西，可是洪水来以前，人们却在河东干活儿，洪水一来就把人们隔离了。人们在傍晚的寒冷中，挤在河边，等待河水变小，渡河回家，但始终不见水量减少。这时候有人从等候在河边的马群中，牵过来几匹强壮的、温柔的马，把等候在河边的人们送到对岸。几乎所有的马，带着一个人过河后，如果没有人牵着，它绝不主动返回。但有一匹年岁较大、身强体壮的枣骝马，一直没有离开，在马倌儿指点下，它只身往返数次，直到把所有的人接过河。

我亲历了这件事，不但大受震动，而且很长时间大惑不解。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书本上类似的记载。

《物犹如此》（清•徐谦编）就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孙坚，讨董卓失利，被创坠马，卧草中。坚众分散，马还营鸣呼，军人随马至草中，乃得坚。

这样的例子同一书中还有：秦苻坚，为慕容冲所袭，驰䯄马堕涧中，追兵几及矣。坚计无由出，马即踟蹰临涧，垂缰与坚。坚不能及，马又跪而授焉。坚援之，得登岸，而走庐江。

《儆诫录》也有类似记载：伪蜀渠阳邻山，有富民王行思，尝爱一马，刍粟喂饲。一日，乘马往本都，遇夏潦暴涨。舟子先渡马，回舟以迎行思，至中流，风起船覆。其马跳入骇浪，接其主浩渺间，遂免溺。

从现实到书本，看过后觉得，其实披了马皮的马有时候很像人，就像披了人皮的人未必就像人一样。

三

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末，村里忽然来了十多个扛着测量仪器的人，每天在这条潺潺流水的河里转来转去，描来画去。这些人刚走，就来了更多的人，开始挖渠，凿石头，垒坝。

村子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而且家家要腾出一间住房供这些人住，这些人分别来自不同大队不同的村。当工程进行到一半时，我看清楚了，他们是想把这细微的水截住，变成一个水库，用来浇地灌溉，在这个年降雨量只有百十多毫米的地方，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人们先修了一个石头坝，坝也不高，好像不到两米，全用石头砌的，石头上还有一道铁丝网，紧紧地把石头箍住。只修这么高，显然不是要截流所有的水，而是只截一部分，多的可以从石头坝上漫过去流出去。在修大坝的同时，修了一条足足有五六米宽的渠，这条渠在需要浇灌的田地里蜿蜒着。渠和坝之间是两个活动的水闸，需要的时候开闸放水，用水灌田。不需要的时候合上它，水从人愿。

修好这一切，大概用了三年时间，但遗憾的是，这么大一个工程，只用了一次就废弃了。原因是洪水来的时候，带来大量淤泥、沙子、石头、树枝、庄稼、死猪、死羊等，一下子塞满了水库和渠道，一下子把它搞得平平整整如初如始。从此以后，这一浩大的工程，除了在平展展的田地上划出一道大大的伤疤再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修渠那阵子，村里比镇里热闹。来了很多人，也带来了很多故事。其中有一件事，一直深深刻在我心上。

我们家的西房，也住进来两个人，一个叫张老师，一个叫王八旦。王八旦确实是其中一个人的名字，他九兄弟，老大叫王福旦，从老二开始就叫王二旦，然后三旦、四旦、五旦……一直按数字往后排，到了他那儿也就继续按数字排。我要说的不是他，而是张老师。

我那时候上初中，和他们两个住一起。有一天晚上，我做算术题，被张老师看到了，他就告诉我错了，并且告诉我为什么错了，应该怎么做。这使我很吃惊，我一直以为他和王八旦一样，都不识字，甚至还不如王八旦，因为他至少没有王八旦长得好看，也没有王八旦穿得好看。那次，我才知道他和王八旦不一样，他识字。自此以后，我遇到不会做的题就去问他，我发现初三的方程式、几何题一道也难不住他。我对他有点儿肃然起敬，从此便以张老师相称。

我们在一起住了一个多月，就在我庆幸和他住在一起时，有一天晚上，他却和我说，他要搬到羊圈东边的一个小房子里去住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他的夫人要来。那时在农村听到有人把老婆叫夫人，感觉很难听、很别扭、很怪。但自从我知道他识字以后，就一点儿不觉得奇怪了。

第二天我上学走后，他就把行李和东西搬走了。晚上我回来，不但不见他的人影，而且看不到一件和他有关的东西。第三天我去看他，不遇。第四天吃晚饭时我再去，见到了他和他的夫人。我简直大吃了一惊，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他的老婆，不，他称夫人，是如此漂亮。细高的个子，圆脸蛋，大眼睛，双眼皮，长辫子，辫子上有个红色的蝴蝶结，而且皮肤特别白，根本不像农村人。再看穿着，虽不崭新艳丽，但十分整洁。她坐在炕沿边，眼睛始终随着张老师转动，一刻也不离开。张老师抬头看她时，她便露出甜美的笑，嘴里反复说着一句话。我站了很长时间，张老师才发现了我，才从地下站起来，笑了笑，介绍道：“我夫人，精神不好。”张老师很客气。这时他的夫人才把眼光转向我，微笑着轻轻点了一下头。她嘴里依然反复说着一句话，我终于听清楚了，她说的是“小猫钓鱼，不要三心二意，小猫钓鱼，不要三心二意！”

张老师向我解释：“受过一点儿刺激，正在治疗，快好了。”他说得轻描淡写，然后问我，是不是遇到难题了？我回答，只是来看看。

之后，我经常来，或者向张老师请教数学，或者依然是来看看。我觉得这是一幅美好的画图，在农村根本不可能见到的画图。

后来，我从别人的口中知道了他们两人的一点儿遭遇或者说经历。

张老师初中毕业后，就跟了村里一个木匠学手艺。在给一家人家做家具时，认识了这家人的女儿，她刚上初中，不会做题时就要来问他。三个月后，营生做完离开了，但两人的联系没中断。三年后，他应召入伍，走时，他们两个定了亲，父母也很高兴。但是，两年后出了问题，问题出在女方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漂亮了。这一漂亮就引起了很多人注意，终于有一天被乡长看上了，提出来给他儿子做媳妇。她当然不愿意，就坚定回绝了。谁知道，这时候父母却被乡长收买了，坚决要她嫁给乡长的儿子，软硬兼施，直至以死相逼。她妥协了，嫁给乡长的儿子。她在走进乡长家里前，给他写了一封信，提出断绝关系。他觉得不对劲，从部队请假回来，但没见到人。他回部队那天，她结了婚。第二年，他从部队复员了，她生下孩子。他遭此羞辱，决定终身不娶，重新做人，第三年，考上了大学。他大一读完时，听到了她嫁人的真正原因。大二结束时，他听到她婚姻的不幸。大三时，他得悉她孩子夭折的消息。大四一开学，他听说她生病住进了医院，出院后，精神失常，一整天只喊孩子的名字。再后来，她离了婚，回到父母家里。那时她除了喊孩子也喊他的名字。他弃学，回到乡下，把她接出来，登记结婚。

我看到的就是他们新婚后的日子。

有点儿悲苦，但纯洁而幸福。

四

村里知书识字的人不多，要排一下序，第一个是我的伯父，他一直在大队和乡里做事，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当过乡里农技校的校长。第二个要算我的父亲，他顶多小学毕业吧，但我觉得他的实际水平和能力已经超过了他的学历。打我记事起，他就是我们村的会计，每天在厚厚的记账本上写写画画。他给我写过两封信，一封是我上大学期间，一封是我毕业第一年。他的字写得很漂亮，所有的字都向右边倾斜着。第三个就是我的大舅，我母亲的堂弟。我至今不知道他读书读到了哪个阶段，但就冲我们大队和村里总把那些需要知识的活儿让他干，我觉得他不一般。第一件事是，我们村里那年要通电，旗里乡里来了不少戴眼镜的人，来了以后都找他。在纸上画的图也只和他商量，图上没有汉字，全是S、N之类的字母，仿佛他都懂。村里买回来第一台柴油机、磨面机也是他照图安装的。安装好后，他可以发动柴油机，然后灵巧地用一根皮带把柴油机和磨面机连接起来，给全村人磨面。在这之前，全村人磨面靠的是一盘磨和一盘碾子。磨坊就在我们家的院子里，这盘磨需要两匹马一起拉才转得起来。磨五斗麦子，也就是一百五十斤，大概需要半天时间，必须两个人。而有了这两台机器，只需半个小时，一个人足矣。

最神奇的是，我知道他会给羊配种。我记得，在村里，人们除了不需要给猫、狗、鸡、鸭、兔子配种外，几乎都需要，比如牛、马、猪，在它们的发情期，人们必须赶着它们去饲养种猪、种马、种牛的地方去解决它们传宗接代的问题。我说的我的舅舅会配种，说的是给羊。我们全村有一百多只适龄母羊，但只有一头长得像狮子一样的公羊，为了公平、为了改良品种多产羊毛多产肉，村村都有配种站。在母羊的集中发情期，每天早晨要给六七只羊配种。这一过程大致是，先取了公羊的精子，导入一个输液器里，然后把那些发情的母羊夹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把公羊的精子输入。这是一个繁杂的过程，我只记得在那里有很多器皿，很精致，有冒着蓝幽幽的火光的酒精灯，消毒锅，白纱布。我觉得能有条不紊地摆弄这些需要知识。

这头公羊的待遇很高，除了草料好，单独吃，每天早晨我大舅会把两个鸡蛋塞到它嘴里，它会津津有味地吞下去。有一天早晨，它不知怎么挣脱了缰绳跑进了羊圈，正要和一头母羊交配时，羊倌儿发现了，赶紧去拉它。它可能觉得羊倌儿影响了它的好事了，扭头撞向羊倌儿，把他撞倒在地，而且还不放过，还继续退后，发力再撞。幸亏我大舅看到了，大声喊了它的名字，才把它制止住，而且我大舅狠狠地拿拴它的绳子打了它的头。在别人面前它很凶，在我大舅面前，它就是一只温柔的绵羊。我觉得连公羊都怕有文化的人。

在我离开村子前，我的大舅就是我的偶像。

五

村里有一所小学，一间教室，六个人，三个年级，一个老师。在这三年中，我大概经历过三位老师，都是男的。一位是我的堂兄，另一位是城里来的一个知青，还有一位是邻村的姓甲。这位姓甲的老师，我独独要写他，并不是因为他比另外两位水平高，而是因为他笨拙、执拗，所以总是时时记起他。

他家和我们村只隔了一座不大不小的山，只有五六里远。我们在山南他在山北。也就是说，从他们村到我们村，先得爬二里多的山路，从山上下到我们村也要走二里多路。山虽然不大不小，但还是有点儿陡。除了步行，那个年代的交通工具都走不了，包括拖拉机、马车，当然也骑不了自行车。可是这位老师偏偏有本事买了一辆自行车，为什么说有本事呢？因为，在那个年代买得起自行车的，不缺钱还不行，必须有门路。所以谁家有一辆自行车那一定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比现在谁家有宝马荣耀得多。

我们这位甲老师，可能觉得买了自行车如果放在家里不让人知道是一件愚蠢的事，所以他每天到我们村上课时，总要把这辆崭新的自行车花不少的力气推到山顶，然后用脚趿拉着做摩杆（刹车）慢慢骑下来（放学后亦如是）。我们每天早晨到校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最感兴趣的事，就是看他像耍杂技一样从山顶上下来。起初可能他很紧张，下来后让人觉得他很痛苦，见我们看他，一脸不高兴，有时还要找碴儿骂人。后来可能熟练了，表情不再痛苦了，见到我们才有了笑容。

时间长了，忽然有一天，我们有一位年龄在十二三岁的男孩便问他：“老师，自行车有摩杆你为什么不用而要用鞋子做摩杆呢？”

这个事我们都注意到了，而且因为纳闷儿不免背后常常议论猜想，但没敢问。这位学生一问，当然也使我们想立即知道答案。这一忽然的提问甲老师当然是没有料到的，他怔怔地盯着这位同学足足有两分钟，然后说：“你长大了一定是个败家子。”

我们被他盯了半天已觉得害怕，加上他这一说，都以为要挨骂，可是没想到的是他却说：“这是新车，那么锃亮的车圈，一拉摩杆还不摩出印子啊！”

哦，原来如此，我们像找到了考题的正确答案一样嘘了一口气，并对老师如此爱惜车子由衷感到敬佩。再后来，我们又发现他不用鞋趿拉地做摩杆了，取而代之的是脚踏板上绑了一块木板拖到地上做刹车。我们又问老师为什么？这回他很爽快，直接告诉我们：“太费鞋，上个月磨坏两双。”

他话音未落，已惹得我们窃窃地笑了起来。

的确，他太爱他的自行车了，以至于他经常警告我们不要碰他的车子。每天来到学校，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自行车放进教室旁边的一个放柴火的棚子里，以免风吹日晒，磕磕碰碰。

可是，有一天还是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大家都在上课时，一头找草吃的牛却悄悄钻进了棚子，把放在柴火旁的自行车踩了个弯弯曲曲。听见响声，甲老师立即跑出去，见牛正踩着他的自行车在吃草，顾不上多想拽着牛尾巴就往外拉，牛突然受到惊吓，尥蹶子、拉稀屎将他踢倒在地。等我们跑出来，见他仰躺在地上，从头到脚满身牛屎。他一边揉腿，一边骂：“×你妈呀，赔我的自行车呀，快去找队长呀。”

那天是我们队长弄了一辆马车把他和他的自行车一起拉走的。那以后，我们放了十多天的假，甲老师再来时，就步行了。

后来，他辞职了，究竟怎么想的，不清楚了。

六

我们家是村里种树最多的人家，至今还有二十多棵吧，有杨树和榆树，高的十几米，需要两人合抱。

我们家种树是始于我父亲，这些树是他带头栽下第一棵的。然后是我们兄弟姐妹一起栽下的，不是一年，至少是连续七八年吧。

在我们那个地方，栽一棵树是不容易的，除了土壤气候，还有马牛羊的破坏。另外一家栽得多的是我们的前院，但他们家栽下的没有我们家多。他们家栽树我觉得是受了我们家影响，而共同的特点是我们两家都住在最西边，有充足的栽树的地方。

我知道我的婶母就辛辛苦苦地种过树，而且长得很茂盛，但后来又辛辛苦苦地拔掉了。有一天，我放学回来，发现他们家院子里的树不见了，我很惊讶，问我堂哥怎么回事，他告诉我说，有一个算卦先生说，这些树不好，说“树枝探过墙，先死老子后死娘”，让他们赶快拔掉的。我接着问：“那我们家的呢？”我哥和我说：“人家只看我们富人家，不看你们穷人家。”我明白了，我们家是没有被看的资格。

我们村中也有一家人，原来的门前也有两棵树，而且长得很高大，后来也雇了专业的木工锯掉了，原因也是那位算卦先生的指点。不过这次算卦先生说的是另一个理由，“树枝探过墙，后死老子先死娘”。

我们家没有资格被人指点，树和人一直都在野蛮生长着。

这位先生也是给我算过一卦的。那是我1983年考完大学后，我母亲瞒着所有的家人，把辛辛苦苦攒了很长时间的三十个鸡蛋拿去求他算算我能不能考上大学。这位先生问了我的生辰八字后，给出的答案是：我是灯火命，没有大出息，无仕途可言。母亲听不懂什么是仕途，盯着问。这位先生不耐烦地回答说，就是这辈子顶多能当个大队党支部书记。母亲一听明白了，那意思是我不可能考上大学。因为先生的这句话，母亲哭了好几天。正当她哭得哭不下去时，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母亲笑了。笑了几声后，又哭了，我问她为什么还哭？她说，可惜那三十个鸡蛋给了那个骗子。

七

那时候的农家鸡蛋确实要算贵重食品，或者说奢侈品。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过六一儿童节或者生日时，我们才可以吃到一两个。客人来了，炒一盘鸡蛋或者烙一张鸡蛋饼，就是很高规格的招待。平时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也要靠卖了鸡蛋的钱买回来。

除此之外，家家几乎要养一两头猪，不是用来吃的，而是要养大卖掉的。一家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比如衣服、鞋袜、上学费用、看病花销等都要靠这笔收入。养几头猪起早贪黑不容易，养大了，卖出去变成钱也不容易。要赶上猪走五六公里路，到乡供销社去卖。卖猪时，最好在村里找个伴儿，赶两三头猪一起去，这样好赶，顺当，两个多小时后可去到供销社。到了并不是马上就卖，而是要找个有水的地方，借个盆子，把背来的猪食倒进去，让它美美吃上一顿，吃得越多越好。喂饱了才把它赶到供销社去称重。这样可以增加重量，重量就是现钱，乡下人看得很重。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去供销社，看见一位母亲把猪喂好正要称重时，猪却一紧张拉了一泡屎尿了一泡尿，这位母亲狠狠踹了一脚猪并骂道：“这个不争气的畜生，就不能等一等！”在她看来，猪拉出去的不是屎尿，而是钱。

八

前面说过，这条河乱石交错，河床不平，沙子深厚，汽车、拖拉机、马车经常卡在河里边。车主们为此很懊恼，但村人们正相反，每遇此事很高兴。这听起来有点儿不道德，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但确实如此。

我们生产队的一辆拉着粮食的马车卡在了河里。车倌儿喊来人，连试三次没出来，三匹马就罢了工，随便你怎么赶，就是不领套、不使劲。车倌儿急得没办法，就去喊来正在附近耕地的链轨拖拉机，准备把前面两匹马让拖拉机替代。大家正在这么手忙脚乱地操作时，驾辕的一匹骡子，一使劲就把车拉了出来。这头骡子跟所有的人开了一个玩笑。

我们最愿意看外地的汽车、拖拉机发生这样的事，那时，村里人会主动来帮忙，帮完忙，车主有酬谢：给每人一瓶柴油或者汽油。人们要柴油和汽油的原因是，家家有个打火机，就是用汽油的，一小瓶汽油大体可用一年。柴油用来点灯，那时候村里没有电，家家点的是煤油灯或者柴油灯。柴油灯和煤油灯的区别是，煤油灯烟子小，柴油灯烟子大。柴油点的时间长一点儿，满屋子就会有柴油味儿。

小地方，小事情，却能见证大变迁。那时，跑长途的汽车、拖拉机必须自带油料，因为那时候加油站不普及。现在谁还见机动车出行自带油料上路？谁家里还有煤油灯，也一定会被文物贩子抢走。

九

还是说这条河吧，据说，现在的源头又有了水，虽然很小。

它的确太小了，没有见过都市的繁华，没有见过大海的辽阔，它流过最热闹的地方就是我们村，然后就流成一个“忽鸡图”，然后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但，在我心中，它一直流淌着，像我的血液，似我的乡愁。

【侯志明，内蒙古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文学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钟山》《天津文学》《青年作家》《美文》等报刊。出版有散文集《行走的达兰喀喇》《少点精致的俗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