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我不曾料到，这条走了三十年的路，原来竟是一条回家的路。

这条路，从山东菏泽西延，过黄河，越太行，直至古称河东的山西运城，悠悠然画了个句号。

这条路，千里迢迢，我一直视作漂泊他乡的羁旅。

三十年前，那个月高风寒的隆冬深夜，在晋豫交界的黄河东岸，因为摆渡船已停，我们只能在黄河岸边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耳畔是苍茫夜色中汩汩涌涌奔流而去的大河，映入眼帘的河对岸黑魆魆的山的影子。三天后，我成了黄土高原一普通农家里的新嫁娘。

夫君是大学同学，他的体贴与周到，让我欣慰。然而，这不能让我心头的那轮月亮丰满起来，它总是细细瘦瘦，细如钩，瘦如镰。

和父母团聚的机会，每年也就一两次。只有此时，我心头的月亮才是丰腴而圆满的。

2022年2月，也就是去年正月，我和颖父回山东菏泽探望父母。

非常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每次回乡探亲，花费时间最多的，除了家庭聚餐，就是聊天。对远走他乡的人来说，故乡的美食，以及与家人们的聊天，都是对乡愁最好的慰藉与治愈。

聚餐一般安排在中午或晚上，早餐简单，姐弟们不过来，我和颖父陪父母一起用餐。母亲做的榆钱馍、炸腊肉，一直冻在冰箱里给我留着，现在如同幽禁冷宫终获解放的东宫娘娘一般，自内而外焕然一新地现身餐桌。父亲的拿手活炸面泡、煎茄丝等家乡美食，让我的味蕾在久别重逢的喜悦中倍感大快朵颐的快意。

这天用完早餐，我们四人坐在客厅的小桌旁聊天。

父母年事渐高，这几年回去，我们会有意识地聊些父母早年的事、家族的往事。

从生活的当下出发，追寻曾经的过往，追寻过去的根，也许是人的一种本能。“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午夜无眠，这三个大大的问号，有时会冷不丁从暗夜中浮现出来，冲着我挤眉弄眼。溶溶月色悄悄从窗帘的缝隙处挤进来，似乎要给人一丝如光的灵感。光，落在掌心，却又从指缝间滑落。

八十多岁的老父亲不善言谈，聊天时一般是我问什么，他答什么。不过，那天老父亲兴致颇高，有时会主动扩展、延伸某个话题。起初，我们聊的是父亲年轻时的事，父亲给我们讲他高小毕业后为什么读卫校而没读农校，如何在村里管理几百号人吃饭的食堂。话题转向爷爷和父亲的爷爷。先前，我只知道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那个说起话来白胡子一翘一翘、眼角眉梢间满是笑意的高个子老汉，名叫王德升，曾是一名走村串乡的箅匠。

我问父亲：“您知道您的爷爷、我的太祖父，叫什么名字吗？”

迟疑片刻，父亲答说：“只记得你太祖父叫王建忠。再往上，记不得了。”

好像想起了什么，父亲从那张服役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老式藤椅上站起身，慢慢往自己的卧室走去。

我紧随父亲进了卧室。父亲的膝盖，在一次车祸中受过伤，走路不是很利索。

父亲卧室在一楼阴面，因窗外植株遮蔽，室内光线有些昏暗。父亲亮了灯，打开床头枣红漆的木箱子，从里面翻出两本土黄色的线装书，递到我手里。

父亲的目光，从老花镜边框上面，移到我脸上：“你看看这个，这是咱们的族谱，上面都写着呢。”

族谱封面上印着醒目的几个黑体字：“天爷庙王氏族谱”。族谱共两本，注明为2017年重修。

翻开族谱，首先是谱序，一行字跃入眼帘：“明永乐二年，吾祖业贤从山西平阳府万泉县南五里张虎村迁至山东省曹县西北天爷庙王庄村。”

“明代的平阳府万泉县？不就是现在的……万荣吗？”万荣是我的婆家。

遽然而至的龙卷风扫荡了一切，刹那间我脑子空空的，整个人呆呆地愣在那里。那话语是怯怯出了口的，带着太多的犹疑不定；那声音也不像是从自己喉咙发出的，显得有些陌生与怪异。

“不可能，哪有这么巧合的事？”颖父在一旁觉察出了我的异样，也凑过来看。他的目光，还有语气，明明白白写着三个字：不相信。

网上一通查询下来，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的万荣县，新中国成立后由原来的万泉、荣河二县合并而成；明朝时的平阳府，是山西承宣布政使司治下第二大“府级”政区，管辖整个晋西南地区，当时的万泉县，确属平阳府管辖。

我的祖籍，我的老家，难道竟然是明时的万泉，如今的万荣？

三十年来，我一直以为的漂泊他乡，原来竟是回归故里？

2

和大弟聊起此事，大弟将他从百度搜到的《王修胜家谱谱序》发给我。和家中的《天爷庙王氏族谱》谱序对照了一下，二者内容大同小异，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前者增加了王业贤先祖两位兄长的信息。谱序为二十二世孙王修胜修撰，内容叙述家族概况、重修族谱缘由，简明扼要，长度不足五百字，录存如下：

吾王氏原籍在山西省平阳府万泉县城南五里张虎村王家口(即现在山西运城市万荣县北张虎村)。自明朝永乐二年，吾始祖王业贤兄弟三人由郡迁移。长房王敬贤迁居河北东明县城东南四十五里于兴屯(今山东东明县)。二房王孝贤迁居山东曹县城东南五十里朱岗寺村。吾祖王业贤迁居山东曹县西北七十里天爷庙王庄村(今曹县庄寨镇前王庄)，距今600余年，传二十三世，现有男女万余人，分居中国各地。老谱于明朝遭驽火之乱毁之，现有十七世孙王东山、王景和、王明雪等二十余人公议重修家谱，于公历一九五二年闰五月间撰写谱牒、书册，按每支各持一册。另书卷轴一挂，以备年节悬设祠堂祭祖纪念。撰写完竣，择于一九五三年古十二月二十六日，将设祠堂举行祭祖典礼，以报祖德。

长房王敬贤字受先，配康氏，子晟、晏、景。茔安山东省东明县南四十五里于兴屯村东半里许。

二房王孝贤字法宪，配杜氏，子起、兴、整。茔安山东省曹县朱岗寺东南小湖家后朱岗寺三里许。

三房吾祖王业贤字宗先，配邵氏，子一，继。茔安于山东省曹县庄寨天爷庙王庄前街东南半里许，有石碑石狮对联。

自晋迁鲁六百余年嗣绪不替

历明及清二十三世蒸当共和

二十二世孙 王修胜撰

曹县天爷庙王姓一支，从最早定居的先祖王业贤算起，到我们这一辈，已传至二十二世。谱序的撰写者、未曾谋面的王修胜，是我们同辈。

很感谢这族谱的修撰者们。老谱毁于战火，新谱为相隔数百年后重修，纵使各支均有零星记录，但要将六百年的家族繁衍史搜集完备，爬梳剔抉汇成图册，殊非易事，我完全可以想象出那是怎样一个耗神费力的艰难过程。

按照旧制，女性入夫家族谱而不入本宗族谱，这种设计，明显带有男权社会中男性对于女性的贬义、贬斥性评价——她们从来都是跟在丈夫后面的那个人，也是隐身于兄弟背后的那个人，一直处于附庸、从属地位，而没有被视作一个独立、完整的生命个体。

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我对族谱修撰者的敬重。

经过我和颖父的一番梳理，以家族男性为参照坐标，我确切明晰了自己在这繁复绵长的家族链条中的位置。我和家族中的众多姊妹一样，都是在图谱中没有被标出的那些点。

标出或不标出，我都是我自己，我们都是我们自己。如这土地上蓬勃生长的绿树一样，阳光下起舞，风雨中歌吟，品寒来暑往，迎春华秋实，演绎着生命的鲜活明媚、生动真实。我，我们，均不曾辜负生命的那份美丽。

这份明晰，给了我生命的笃定与踏实。

流过大半个北中国的黄河，一路奔流向海，它永远记得，巴颜喀拉北麓的雪水，孕育了它最初的生命。

据族谱记载，我们这一支，至九世祖王先进这一辈，由曹县天爷庙王庄村迁至菏泽西南二十五里的箅匠王村；至十五世祖王凤鸣这一辈，又从箅匠王村迁至何楼乡武寺村。从箅匠王村至武寺村，两者相距也就十余里。

这谱序中所说的“卷轴”，是我童年乡村记忆的一部分。小时候过年，记得爷爷奶奶家堂屋的正中央，就挂着这样一幅卷轴。只是当时年龄小，对卷轴上那呈宝塔形状分布排列的图谱文字不甚了了，但我知道，图谱上面写的画的，是家族的各位先祖。

爷爷奶奶去世后，老屋由四叔继承居住，这卷轴一直就挂在老屋。春节，堂弟在家庭微信群中发了一段视频，视频中，四叔领着孩子们跪在悬挂起来的卷轴前奠酒祭拜。纸钱被点燃后腾起的光焰中，我记住了已过花甲之年的四叔那张沧桑的脸，还有脸上的端肃与恭敬。

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具体说，从洪武三年（1370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政府从山西的平阳、潞州、泽州等地，中经山西洪洞县的广济寺领取川资、凭照，也就是路费、证明后，向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先后数次移民。这是由明朝官方组织的移民，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世所罕见。移民的原因，是因为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因烽火连天、黄河泛滥和蝗灾肆虐，变成了“尸骨遍于野”的地广人稀之地，而同时期的山西平阳府一带，由于特殊的山川地理远离战火，一度成为老百姓眼中的“诺亚方舟”，故而成为地少人稠的“狭乡”。从均衡人口、发展生产、巩固统治出发，明朝统治者出台移民政策，将民众从此“狭乡”之地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宽乡”。移民前后持续近半个世纪。在移民过程中，除个别自愿迁移者，绝大部分移民，按照“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征迁比例，被强行驱赶着离开故土，千里迢迢奔赴陌生的他乡。

我的先祖王业贤，就是在这场规模空前的移民潮中，来到山东曹县落脚的。初至他乡，两手空空，举步维艰，他硬是凭着勤苦耐劳与隐忍不屈，在这方土地上艰难生根，此后六百年开枝散叶终成一树葳蕤。

前些日子从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文中言及鲁西南地区村落的形成历史，称菏泽半数以上自然村为明代移民建村。比如先祖落脚的山东省曹县，共有自然村2276个，属明代移民建村的就有1606个，比例高达71%。鲁西南地区，是山西大槐树移民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在鲁西南乡下行走，不经意间常会见到记录洪武、永乐移民的碑刻文字。私下聊天，也常听朋友们说自家先祖就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过来的，又言自己的小脚趾甲分叉成两瓣，即为大槐树移民后裔的标记。其言之凿凿，唯恐别人不信——那些漂泊他乡的人，不管这漂泊始自遥远的先祖还是自身，生命流寓不定的漂泊感，都会令他们心底兀自升腾起对故土故园的强烈归依。

先前曾和人戏言：传说俺老家是山西的。

忽然有族谱摆在面前，白纸黑字告诉我：你就是大槐树移民后裔，老家就是山西万荣。

几度为自己的孑然离乡黯然垂泪，时近卅年泪流了好几盆，却突然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告知：你这不是离乡，是回家。

族谱中提供了迁出村落的现名，是万荣县北张虎村。我想，这个村庄，也许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带着几许落寞的神情，静静等着我。但在探亲归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装作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我却始终没有去这个村庄实地勘探一下，看它一眼。

这，太像戏文里的故事，让人难以置信。

我需要一些时间，来慢慢抚平自己的心绪，平复这十三级台风带来的心理冲击。

3

“要问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洪洞大槐树移民，在大槐树后辈的传说中，是一段充满悲情的记忆。

传说移民的诏书下达到平阳府，尽管朝廷有 “免其赋役三年”“户给钞二十锭”的鼓励移民政策，但中国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让当地百姓不愿背井离乡，响应者寥寥无几。于是，朝廷出台了按丁口比例强行移民的措施。不但如此，驻在洪洞县广济寺负责移民的官员，起初还使用了欺骗的手段——他们哄骗当地百姓说，不愿迁移者，于某月某日赶到广济寺移民处登记造册，便可免除迁徙之苦。而结果呢，到达广济寺后，他们就被兵丁用绳索捆绑起来，强行驱赶着，一步一回首，踏上了远离故乡的路途。那是一个寒意萧瑟的晚秋，平阳府老家留给他们的最后印象，是那棵高大苍劲的老槐树，还有挂在老树枝丫间，那孤鸟绕之哀哀啼鸣的老鹳窝。

我以为，在移民起步阶段，明政府官员为了打破无人响应的僵持局面，而采取欺骗手段完成移民任务的情形，是完全可能存在的。但是，移民前后历经近五十年，不可能一直靠哄骗进行下去——有了前车之鉴，后面的人哪会前仆后继一直跟着上当呀。移民一直推行了下去，在半个世纪里波浪汹涌地一波波推进，在这一过程中起作用的几个因素，有当政者的强硬如铁的意志，有鼓励措施的引导，也有当地民众的日渐清醒：面对钢铁般强硬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机器，作为小小的平头百姓，他们根本无力对抗，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他们必须告别脚下这片熟悉的热土，背井离乡是他们无法逃避的宿命。

这样的命运，他们只有面对，也必须面对。哪怕是硬着头皮也罢，孤苦伶仃也罢。他们无从选择，只能接受。

到我的先祖王业贤那一辈，明朝移民政策，已经推行了三十多年。周围的人家，陆陆续续已有不少迁移去了他乡；也有一些人家，经过数度寒来暑往的漫长等待之后，终于接到了移居他乡的家人辗转送回的家书。

按照族谱记载，我的先祖王业贤，是在永乐二年，也就是1404年，移民去了山东曹县。

这一年，是明成祖朱棣登基的第三个年头。朱棣是大明王朝的第三位皇帝，经过四年的靖难之役，他由镇守幽燕之地的一名藩王，变成了开创永乐盛世的一代帝王。1402年六月朱棣登基后，废建文年号，改当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次年为永乐元年（1403年）。

史书记载，永乐二年移民的主要方向，是北平地区。迁往山东、河北的移民，没有明文记载。没有记载，并不意味着没有小规模的移民活动——大凡有过公文写作经历的人，都会明白：每年发生的事情太多，需要记录、值得记录的事情太多，汇总记录时筛筛选选挑挑拣拣很必要，那些细枝末节无关紧要的事项，忽略也就忽略了，重要的、主要的别落下就行了。

和先祖王业贤一同踏上漫漫离乡征途的，还有他的大哥王敬贤、二哥王孝贤。

抵达迁入地后，兄弟三人却不能同村居住。在举目无亲的他乡，他们还要再次遭受手足分离的苦痛。让人略感欣慰的是，兄弟三人的落脚之处，都在如今的鲁西南地区——东明县历史上曾归河北省管辖，后来也划归山东菏泽管辖——相距不过百余公里，此地一马平川，交通便利，虽说不能像原来在老家时那样朝夕相处，但终年见上一次两次，并非没有可能。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一般可分为政治性移民和经济性移民两种情形。政治性移民，主要是指迁徙豪强望族到京师或皇陵所在地，把这些人放在皇帝眼皮子底下，目的是加强对豪强势力的控制，让他们不敢做出某些不利朝廷的事体。经济性移民，就是将广大民众由狭乡向宽乡迁移，即由人稠地少的地方向地广人稀的地方迁徙，考虑的着眼点主要是发展经济。明朝的大槐树移民，属于后一种情形。

大槐树移民，在史籍记载中，多择其概要而语焉不详；而明朝移民留下的大量族谱，对此则有较为详尽的记载。从这些族谱记载可以看出，明朝统治者对大槐树移民的征迁管理，有一套细致严苛、不近情理的办法。

净身出户的强制性规定。统治者规定，移民不许携带财物，即如山东陵县《康氏族谱》所言“接诏命，不论万贯千箱，只许行李一担”，移民只能负一囊而迁，犹如“净身出户”。

发配流放式的途中管理。从“解手”一词的来源，到小脚趾甲分叉的传说，不论有无正史记载或科学依据，这种广泛流传的民间记忆，揭示着移民对路途中数十个苦寒冬日的痛苦回忆，宣泄着困苦过后的移民对统治者冷酷无情管制的悲愤心理。

入籍编户的社会管理。移民到达目的地后，要按照乡、图（里）、甲制度进行登记，落籍后即成为国家的编民，照章负担丁粮。

兄弟异村的悲情结局。明朝移民有一个特别不近情理的规定，即同宗同姓者不准居住一村。对实现移入地区的长治久安而言，这样的政策，无疑极富前瞻性：一方面，可以预防多兄弟移民共居一处势力过强可能引发的外来户与原住户的矛盾；另一方面，这种杂姓居住形成的村落，各姓氏势力相互制衡与彼此消解，也更有利于统治者分而治之。但是，这样的规定，等于在背井离乡的移民心头，又狠狠捅了一刀。

从先祖王业贤和两位兄长的经历看，兄弟异村的政策被严格执行了下来。而有些不忍分离的同姓兄弟，为了手足相守，不得不暗中变通改为不同的姓氏，在后来的移民村中遂出现了二姓、三姓合谱共祭一个祖宗的情形——更姓易名同样是被禁止的行为，起初也要设法瞒过官方，明明是兄弟手足却形同路人。

根据明朝“四口留一”的征迁政策推测，在万泉老家，先祖王业贤可能还留有一个兄弟，这个兄弟应该是家中的老小。三个哥哥和他们的妻儿，翻越那高高的太行山，渡过那波涛汹涌的黄河水，去了他无论怎样也想象不出的黄淮平原，只有他留了下来，陪伴照顾日渐衰老的父母。

山西万泉，是先祖王业贤兄弟三个的根，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老家。

我是先祖王业贤的二十二世孙女，山西万泉，当然也是我的老家。

族谱上白纸黑字的记载，让我确信如此。

如今，万泉成了万荣。

只是，近三十年了，我一直把万荣，当作他乡。

4

谱序中关于三位先祖迁出村庄的记载，非常详细：明时的万泉县南五里张虎村，如今的运城市万荣县北张虎村。

如果能找到这个北张虎村和村中的王氏后人，如果村中王氏族谱上也有兄弟三人的姓名及移民情况的记述，那么，天爷庙王姓族谱上的记载将得到最终证实。“万荣是老家”这个说法，就不再仅仅是字面上的说法。

现在，需要实地寻找到这个“北张虎村”。

高德地图、百度地图搜索了几遍，没有“北张虎村”这个地名。倒是搜到了“北张户村”， 就在万荣县城边上的东北角。与这个村庄相邻的，还有一个“南张户村”。

“北张虎村”与“北张户村”，两者只一字之差，况且“户”字与“虎”字，还是同音字，只是声调不同，也许是族谱上将这两个字弄错了？或者是“北张虎村”后来改名成了“北张户村”？

可问题又来了，族谱上记载，先祖居住的张虎村，是在万泉县南五里，而“北张户村”，是在万泉古城的东北方向，方位就不对。

万泉旧县城即如今的万泉乡四周的村庄中，并没有相似或相近的村名。

先祖居住的村庄与万泉旧县城的位置关系，究竟是县城之南还是县城之北？会不会是先祖们记忆有误？或者是修订族谱的人给弄错了呢？

根据谱序中的叙述，因为老谱“于明朝遭驽火之乱毁之”，即在明朝时遭战火损毁，于是由十七世孙王东山、王景和、王明雪等二十余人倡议发起，启动了家谱重修事宜。现在的族谱，为1952年闰五月间重修。

从老谱被毁到新谱重修，中间相隔了数百年——起码是相隔了清朝和民国三百多年的光阴。

老谱损毁至何种程度？是全部损毁，还是部分残缺？特别是其中我所关心的祖籍信息，是否完整保留或部分保留了一些有效信息呢？在重修的过程中，关于祖籍的记载，是来源于老谱提供的完整或残缺的信息，还是来源于族人单纯的口耳相传？

老谱修得早，信息准确度也高。如果老谱侥幸完整保存了有关祖籍的信息，也就是说，祖籍就是族谱记载的万泉县南五里张虎村，那现在的万荣县北张户村，肯定不是祖籍所在地。

如果新谱中关于祖籍的记载，是根据老谱中保留的残缺信息，或者就是根据祖辈的口耳相传，那么，新谱出错的概率则遽然升高。其中，属于小概念的村名及位置信息，出现差错的几率更高。属于大概念的万泉县，一般不会弄错。这是生活常识教我做出的判断。

对于重修族谱的后人们来说，祖上生活的那个张虎村与万泉县城的位置关系与距离，他们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在修撰家谱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是基于推测或传说，把“张户村”写成了“张虎村”，把“城北”写成了“城南”。

事实究竟是什么？

没有人告诉我答案。

不过，重修的族谱中明确注明，明时先祖们居住的张虎村，就是现在万荣县北张虎村，那么，它是不是现实中仅一字之差的北张户村呢？

5

周围朋友反馈的信息说，北张户村就有王姓居住，并且王姓还不少。

网上查到的信息，万荣县城所在的解店镇及附近村落，原来就归属万泉地界。

希望再次冲着我微笑招手，显露出几分明媚美好的模样。

我和颖父决定实地走一趟。

2023年6月，某个周日的下午，窗外的雨淅淅沥沥。

我们冒雨动身了，目的地就是那个近日被常常提及的村庄。

一条新修的大路，宽阔平坦，从南张村通向万荣县城。

大路直直穿过县城北部，然后换成了一条略显狭窄的乡道。在乡道上行驶了不过三五分钟，道路的右侧，一座规模、体量均相当可观的村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村口矗立着彩色的高大门楼，门楼门楣中央，“北张户村”四个字端庄中见秀气。

雨美人用一袭半透明的灰色纱幔，罩住了安静的村庄。

只听得车轮与湿滑的水泥路面摩擦加重的沙沙声。

村中的巷道里，不见行人。连片成排的房屋，在雨中沉默着。巷道两旁，葱茏明艳的花木蔬果，在我们眼前一闪而过。

向东行驶三五百米后，车子驶入一条南北方向的大巷，再向北行驶百米，是一个不大的广场。

这是村子的中心地带了，村委会，哦，如今称作党群中心了，大概是因为下雨，又是周末，无人值班。

一个穿黄色上衣的年轻女子，从广场南侧的零售店里闪出多半个身子。面对雨中在村里出现的两个陌生人，她的眼中闪过一丝疑问和探究的目光。

我赶紧上前，问她可知村中王姓人家居住在哪里。

黄衣女子下巴冲着对面扬了扬，声音伴着沙沙雨声传过来，响亮而干脆：这广场西北角，就是王家巷。

顺着女子指示的方向，果然很容易找到了王家巷的铭牌标识，它就挂在巷口的电线杆上。

两人撑着雨伞，在巷子里转了一圈。

村巷呈东西走向，不深，也就一百来米。

小巷里只有我俩的脚步声，还有屋檐下滴滴答答的雨声。

“如果这就是族谱中记载的张虎村，那我脚下踩着的土地，就是六百年前先祖们来来去去经过的地方。也许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雨天，他们正从我们身边走过，边走边回头看。他们不会想到，六百年后，他们的后人，会来到这里，寻访他们曾经生活的印迹。”我对颖父说。

从这里往西南望，十余公里处，就是那突兀而起、孤标独步的孤山了。雨中静默而立的孤山，戴着一顶俏气的、会变魔术的白帽子——那帽子该是山中的雾岚水汽送给孤山的礼物。山色却是青翠欲滴，醒人的眼，也醒人的心神。眼前的景致，宛如画师刚刚完成的一幅水墨画。那画师，隐身于这方天地山水间，手中还握着那枝润湿的画笔。画师对自己这幅画作也十分认可，左看右瞧，颔首微笑。

我想，我的先祖王业贤，在明朝永乐二年那个初夏的雨中，也会和我一样，痴痴地望着孤山出神吧。

穿越六百多年的光阴，我和先祖的目光，在迷濛苍翠的孤山相逢。

一次没有答案的寻找，却让我感觉，我和先祖们之间，距离是如此接近。

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接近，更是心理空间的接近。

……

此为节选部分，全文刊登在《山西文学》2023第12期

【作者简介：王秀梅，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出版有散文集《河之干集》《贴地飞行》，人物传记《寂寞国士姚以价评传》。曾获赵树理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