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5—2019），中国鲁迅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有《拯救大地》《遗珠偶拾》《时文琐谈》《小说说小》《汉语别史》《鲁迅六讲》《不如忘破绽》等。

我老家铜陵在皖南沿江的洲圩地区，天朗气清之日，站在为了防洪而历年修建的“大圩埂”上向南面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连绵无际的黄山北麓。

但说来惭愧，我至今还没去过黄山。为什么？忙呗。忙些什么，不说也罢。

虽然不曾亲自爬过黄山，就是现在也没打算去游览，但关于黄山的新闻报道，旅游指南，图片介绍，尤其近年来网络上各种美轮美奂的航拍视频，应接不暇。我跟许多人一样，已经积累了关于黄山的各种间接知识，将来如有机会登临，大概都能派上用场吧。

回想起来，最初两次听人说起黄山而印象深刻，还是大学时代。

一次是在公选课“政治经济学”的课堂上。某些探索性经济改革措施怎样精心策划，怎样万众瞩目，但施行起来往往不免令人失望——说到这一常见的现象，任课老师就用他方言味道十足的“上海普通话”打了一个比喻，叫做“想黄山，念黄山，到了黄山怨黄山”。他说那是当时很流行的一句话，但我此前闻所未闻，一直认为就是他的发明。

转瞬四十多年，这位老师教的“政治经济学”，我们一班中文系同学基本都淡忘了，惟有这个比喻记得很牢，微信群里最近还有同学提起。这不仅形象地概括了人民群众与一些不成熟的经济政策的动态关系，也适合黄山旅游业开发以来不少游客登临前后的真实体验，至今仍然有效。

另一次听人说起黄山，是在我迄今为止只乘过一次的长江干线的轮船上。

1982年我考上复旦中文系本科，每个寒暑假都要乘“沪铜线”（上海至铜陵）绿皮火车回乡探亲，雷打不动。这趟列车从铜陵到上海，下午两点左右始发，相当方便。然而从上海回铜陵就痛苦了，总是清晨四点半发车。我要么三点不到就起床，赶头班公交车，但中间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可能迟到，白白浪费一张车票。倘若乘晚上十二点的最后一班公交，提前赶到火车站，就必须在车站外面过夜，硬等到开车前一小时才允许进候车室。夏天犹可，冬天就太冷了。无论哪种办法都很折磨人。偶尔也会去上海老北站附近的同学家借住一宿，但这就等于将自己的不便转嫁给别人，亦非良策。

可能听到我经常抱怨假期回乡乘车之难吧，一位有心的上海同学建议我不妨弃车登舟。他打听到十六铺码头有上海到武汉或重庆的轮船，经停铜陵，而且有好几个可供选择的始发时间。这当然好极了！得到我首肯之后，他很快就帮我预定了一张下午两点的船票，还冒着暑热亲自送我到十六铺码头，并且带着他新买的相机，在船头甲板上请人摄下一张我们两个昂首天外的合影（可能是过于仰拍的缘故）。

这位上海同学告诉我，乘船的缺点是比火车慢，要在船上过一夜，第二天傍晚才到铜陵。好处是有卧铺，舒舒服服躺着，还可以随时踱到前后甲板以及轮船的左右两舷，饱览长江沿岸美丽风光。我问他“你乘过吗？”他说“没有，但应该是这样子啊！”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告别他之后，就心急火燎，专等开船。

事与愿违，这位上海同学所描述的美丽风光，我并没有遇到。

这里要插叙一件事。几个月前，湖北江汉大学举办了一场“中国文学史上的长江书写”学术研讨会，我在线上作了一个简短报告，认为长江虽然号称母亲河之一，但至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长江书写”主要还是作家们反映整个长江流域居民的生活，比如沈从文倾情描写的流经湘西的湖南省第二大水系沅江，就是由洞庭湖入长江的一条支流。除非专门搞干流航运，绝大多数长江流域的居民实际上只会更亲近这些支流，跟长江干流则比较疏远。

早在二十年代初，闻一多就批评郭沫若《女神》缺乏“地方色彩”，因为他在《女神》中简直看不到“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诗人王独清1926年从欧洲回国之前，似乎为了呼应闻一多，特地创作了一首讴歌“地方色彩”的诗《动身回国的时候》，他首先一一告别曾经流连忘返的欧洲各国几条代表性河流，然后笔锋一转，“我现在急欲要管的只是黄河，扬子江，只是黄河，扬子江，只是黄河，扬子江”。这种直抒胸臆的写法，跟闻一多一样都是将“扬子江”“大江”作为祖国（“地方色彩”）的象征之物，还不算真正的文学描写。

现代文学三十年，真正写到长江干流的作品屈指可数。郁达夫1927年底创作的中篇小说《迷羊》，写主人公带着女友从安庆乘船至上海。这位神经质作家笔下同样神经质的男主人公“王介成”心心念念都在女友“谢月英”身上，很少拿眼一顾朝夕相伴的长江。

1940年代初，萧红长篇小说《马伯乐》写空谈家和逃跑主义者（也是典型的“渣男”）马伯乐在抗战初期带着全家由上海出发，乘火车到南京，在南京上船，逃难至武汉。马伯乐一度以为可以久住武汉，所以经常奔波于武汉三镇。马伯乐跟郁达夫《迷羊》的主人公差不多，只想着自己的心事，很少留意每天都要看到的长江。

我的报告最后说到天才作家路翎跟《马伯乐》几乎同时完成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其中写到男主人公、苏州贵族蒋家三公子蒋纯祖，和马伯乐一样逃离即将沦陷的南京，先是跟着一班溃散的军队，乘一条小船一路向西，经过镇江，芜湖，马当，到达九江。中途还下船，在长江两岸的穷乡僻壤狼奔豕突。在九江，蒋纯祖遭遇日军空袭，死里逃生，继续逆流而上，先是在武汉跟蒋家其他人汇合，再加入流动演剧队，乘船经三峡，最后抵达重庆。

写长江干流上的航行，《财主底儿女们》最完整，但路翎也并没有具体描写蒋纯祖及其同行者们眼中的长江。

总之上述三位作家笔下的人物都心忧国事、家事或个人私事，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长江激发不了他们任何灵感。对于长江，他们几乎一律视而不见。

这当然都是后话了，四十年前的我可不像郁达夫、萧红、路翎笔下那些人物，毋宁倒更接近诗人王独清，甚至超过王独清，不仅要将长江作为象征之物来顶礼膜拜，还想好好欣赏两岸的无限美景。

但事实证明，除了在长江与黄浦江汇合处有一种浩荡的感觉，其他大部分时间，长江两岸基本都是光秃秃的，倒不如坐在火车上，多少还能看到沿线的一些风景。著名的南京长江大桥，也因为是在深夜通过，压根儿就没有看到。

起初我还不死心，经常跑出船舱，吹着热辣辣的潮湿的江风，像“等待戈多”一样等待着美景突然出现。但看来看去，总是空空如也，最后只好放弃，躺回上铺，看一本出发前特地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草叶集》。

此次水上回乡之旅，我的计划很美好，准备一边饱览长江两岸的壮丽风光，一边研读惠特曼的据说总是意象壮美的诗篇，岂不妙哉？不料既无壮丽风光，也看不懂《草叶集》有何特别之处，只是一会儿平躺，一会儿坐起，强迫自己必须在下船之前看完。

计划中的两件事，总要完全其中一件吧。

正当不肯认输的我跟惠特曼进行无声搏斗的时候，忽然听到对面上铺有人问：“小伙子看什么书呢？”

我抬眼看对面，原来是一个面容和善的中年男子。但他的提问很奇怪：无论我或坐或卧，总是高高举起《草叶集》，他应该不难看见封面，为何明知故问？难道想考考我？或者已经看穿我根本就读不懂？

这么一想，我就很冷淡地回答他：“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

他似乎并不在乎我的态度，仍然和善地说，“好书，好书，值得一看。”

我挑衅地问他：“你也看过？能说说好在哪里吗？”

他答非所问，“也说不出好在哪里，只是觉得年轻人不妨看看这一类的书。”

我更加不服气了：“你是说，惠特曼的诗只适合年轻人阅读？”

他接下来的回答，就跟黄山有关了——

“我倒不这么看，只是觉得，过了你这个年纪，如果再读惠特曼，心情可能就不一样。这就好比一块石头，从黄山顶峰滚下来，开始还有棱有角，但经过长时间翻滚，撞击，落到平地之后，就会变成一个圆球。”

我没有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一时竟不知所对。

他好像也只是随口一说，并不打算发表长篇大论。我们的对话突然而起，突然结束。很快就到了马鞍山采石矶码头，这位陌生的中年男子收拾行李，说声“再见！”，就下船了。

我的记忆力有些特别，比如火车上看到某些陌生人，没说一句话，也能长久记住他们的容貌与神态，然而四十年前在江轮上跟我讨论《草叶集》的这位同行者，我却始终记不起他长什么样，连高矮胖瘦都分不清，但他关于黄山滚石的比喻留给我的印象却历久弥新，即使从那以后至今，我再也没读过《草叶集》，也再没乘过在长江上日夜奔驰的轮船。

不同年纪的“我”或“我们”，是有棱有角的石头呢，还是终于变成圆球？倘若硬要将人比作石头，究竟有棱有角好呢，还是应该浑圆如球？这些看似简单的道理，真要解答，好像也并不那么容易。

只可惜，当时我竟没有反问设立这个比喻的长江轮船上那位陌生的同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