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楔子

不知是先有城后有市，还是因有市而筑城。边疆城市最初的雏形大抵都是带有军事性质的。乌鲁木齐这座城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三年。这个时间距那场旷日持久的准噶尔战事结束刚刚过去十年。

筑了城之后自然是一城开四门。东门因为面向京城，命名“惠孚”；西门因为直面农田垦区，命名“丰庆”；南门遥望南疆，命名“肇阜”；北门面向准噶尔盆地，命名为“景惠”。老百姓似乎对这些咬文嚼字有寓意的名字并不买账，他们更习惯直白地称其为东门、西门、南门、北门。

我生活过的小城也曾经有一座城以及以四座城门命名的地方。等我记事的时候它已经破旧坍塌成了残垣断壁，空有四座城门的名字。那时候，在城里的老街上还经常能见到那些似乎和破城墙一样老旧的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标志性的打扮大多是身着黑色盘扣布衣，头戴黑色瓜皮帽，鼻梁上架一副黄铜做镜架的茶色水晶石眼镜。有些人手里还擎着旱烟锅，细长烟杆上拴着个油腻腻的烟袋。他们长久地蹲在街边，杵在往日时光里，聊天、下棋，或者是玩一种叫“掀牛九”的纸牌游戏。

小城的四座城门肯定也有讲究的学名，比如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之类。但连菜谱都看不明白的老百姓依旧是喜欢去繁就简地按方向直呼其名。终日想着怎么吃饱的老百姓哪里有闲心思咀嚼这些有文化意味的名词。

小城的东门迎面正对官道，内地所有人事皆由官道而来。但凡由内地入疆经星星峡过哈密，由镇西（巴里坤）过来首先要进的就是东门，因此，东门是政治文化中心。县城里这个行政区域格局一直到现在也没变过。

南门是现在最热闹的地界，但凡是由省城过来的人士都是由南门而入，从迎来送往的角度来看，它承担了过去东门的功能。我当兵时就是从南门离开小城的。军车启动的刹那间，我朝母亲挥手，母亲就撵着汽车哭，仿佛再也见不到我了似的。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南门一别，她再也没有见到过我。

西门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这边是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人世间，那边就是名为石碑梁的乱坟地，那里住着曾经在城里生活过的人。我曾经在很多个仲夏的夜晚爬上老城墙朝西门外的石碑梁张望。黑漆漆的旷野中有许多微暗的光隐隐约约，忽明忽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叫它鬼火。教科书上说，那光叫磷火，是尸骨腐烂分解形成的自燃现象。我觉得教科书的解释不科学，我懵懵懂懂感觉，那鬼火是人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再后来长大，能明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时候，再爬上已经变矮的老城墙时，却看不到那些微暗的火光了。

我最想说的是北门。它是小城从酣睡中最早醒来的地方。据上了年岁的老人讲，早以前，北门住的多是驼户和车马店。想当年，出北门就北上直奔现如今蒙古的科布多。因此，北门也有过千峰骆驼进、百辆大车出的排场。但到我记事的时候，北门只是个民间自由贸易、交易活畜的地方。天还未亮，驴马牛羊，买家卖家、贩子、掮客们就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北门路口，开启一天的生计。贩子只是瞟一眼牲畜便可估摸出牲口的价钱，然后出一个让牲畜主人卖了心疼不卖又怕错过的价格。掮客一手托两家，买家谈不下来的价格交给他——两只手很神秘地互相伸入对方的袖筒子里捏来捏去，直到互相从对方的袖筒里抽出来才有结果。有时候也不用玩袖筒子捏手指的把戏，买卖双方都伸出一个手掌出价格，出一次价格互相拍一次巴掌，还一次价格也拍一次，拍来拍去，每一次响亮的巴掌声都像是最终的决心，一拍即合，或一拍两散。等到整个小城醒来时，北门反而安静了，只剩下一些牲畜的零星粪便。

两百五十多年过去了，干打垒的夯土城墙已灰飞烟灭，但城门作为地名却能穿越时空一直被完整保存下来，活在老百姓口中。这些地名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共有的记忆。

相比闭塞偏僻县城，乌鲁木齐是大城市，这也是我成人后选择在这座城市落脚的原因，但我和乌鲁木齐是有隔阂的。这座城市没有我成长的记忆，也没有我熟悉的人事。小城有我成长的记忆以及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但我也不愿意把小城称之为故乡。我固执地以为，故乡至少应该有发自心底的认同感，那认同感应该就是那种落叶归根的感觉。

与乌鲁木齐的城墙一起消逝和改变的还有乌鲁木齐河。老乌鲁木齐人还是愿意将乌鲁木齐河称为西河坝。西河坝早已不在，如今西河坝河的河床里流淌的是川流不息的汽车。只有大湾、六道湾、七道湾、八道湾，二道桥、中桥、三桥、四桥这些地名，还能隐隐约约让你感知到，曾经有一条河穿城而过时的大约位置及走向。当然，河流消失了，有一句关于河流的民间俚语还活在老乌鲁木齐人的口中：你要实在是闲得慌，就去西河坝洗石头吧。

光影轮回，有些人不着痕迹地留在他人的旧时光里，有些人固执地守着自己的旧时光。

北门

对于那些已经远去的人和事，我始终念念不忘或者说耿耿于怀。这是不是恋旧衰老的先兆？我住城北，顺子住北门。他中午来电话说晚上聚聚。用“战友”来介绍我和顺子之间的关系好像有些生分和客套，我们实际的关系要比泛泛的“战友”称谓复杂。北门是市内交通枢纽，高峰拥堵时段，从城北到北门，乘地铁是最快捷的选择。

湖南人谢彬著的《新疆游记》中描述：“过北门。经乾州会馆。值演戏，士女环观如赌；有七八处积人成堆，则皆赌博、说书、搬把戏之类所在。此间下级社会之情状，毕现于斯。”由此可见，民国初期，北门一带的居民多为社会底层。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黑白老照片中的北门是破旧的北门。凌乱低矮的平房，坑坑洼洼的土路，唯一能证明它是现在北门的，就是建于一九五四年、由进疆部队修建的八一剧场。这座庄重威严、带有苏式风格的建筑在“灰头土脸”的建筑群中格外醒目。

从地铁站出来，天已经麻麻黑了。我朝着自认为正确的方向走了一阵子才发现自己好像走错了。这个错误如果换作其他地方都情有可原，但我竟然在北门走错了路。问了对面而来的陌生人，他竟然朝着相反的方向一指，这错得有点太离谱了。

一路朝着目的地走，一路四下张望，到处都是陌生的建筑，我诧异北门竟然在我眼皮子底下悄无声息、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曾经熟悉的那个北门早就不复存在了。虽然生活在这座城市里，但出门坐车、入户进电梯的城市生活让我似乎已经很久没有留意这个城市了。岂止是这座城市，仔细想想，我甚至连对门邻居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走在北门的高楼大厦间，我也越发地蒙了头。

如果将时光镜头摇回到三十多年前，我能把北门附近有几根电线杆子都给你说清楚。对于我来讲，那时候的北门既是起点也是终点，而将我和北门连接起来的，是由北门发往水磨沟的4路车。

我和北门的关系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建立的。我所在的部队驻扎在距水磨沟七八公里的山沟里。那时，去市里需要步行到水磨沟，然后乘4路车到北门。七八公里路对于年轻的战士来讲实在是不算什么。

记忆中的4路车从水磨沟到北门，走走停停，摇摇晃晃，途经好多站点，要走一个小时。我已经想不起那些途经的小站，只记得虹桥、搪瓷厂、三汽配等几个大站。人生何尝不是这样，活着活着就简化成了大纪年表，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其间的细节早就隐没在了滚滚红尘中。

如果说城市是一幅画，北门在我的心里一定是军绿色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北门标志性的建筑是北门环岛内伫立着的手握钢枪的解放军战士铜像。除此之外，伫立在这片地界的八一剧场、军区大院、后勤部大院、司令部大院都是清一色的国防绿。

其中，我对青年路上临街的军人服务社更熟悉一些。一进一出两扇门的军人服务社是水磨石地面，光洁的地面用色块装饰出几何形图案。木头框架的玻璃柜台里摆着日用百货和食品。柜台背后一长溜货架上成沓地摆放着军用民用的针织服装、鞋帽。我们通常都是在这里买一袋淡蓝色或者粉红色的海鸥牌洗头膏和一块檀香皂，然后拐进隔壁的澡堂，一元钱开一个单间，然后几个人一起洗。单间不限人数限时间。稀里哗啦洗完，将东西收进黄挎包，下面就是逛街的时间了。

军人服务社斜对面是北门群艺馆。群艺馆是个热闹地方，我曾在群艺馆门口碰到过闲逛的陈佩斯和朱时茂。那时，在春晚吃面条、烤羊肉串的陈佩斯正处在巅峰。群艺馆前一大群人围着他们看稀奇，路过的公交车上有人将半拉身子从车窗中伸出来大声喊：二子、二子。这是陈佩斯在电影《夕照街》中扮演的角色。拜拜了您哪！这句至今被套用的台词就出自这部影片。陈佩斯见有人唤他就远远地挥挥手，笑嘻嘻地京腔京韵地回了一声：嘿！这小子。浓眉大眼的朱时茂还是像在舞台上那样，一本正经地耸着肩膀，端着架子。现在想想，那时候热闹的还不仅仅是群艺馆，整个乌鲁木齐都很热闹，啥叫热闹？人多，人多就热闹。

比群艺馆更热闹的是北门的文艺路市场。老乌鲁木齐人都习惯将文艺路市场称为北门市场。一条直线，棚着纤维板的文艺路市场这头连着北门，那头接着人民电影院。市场里从早到晚人多得像赶巴扎一样，乌泱乌泱的。拌面馆、牛肉面馆、饺子馆、羊肉泡和烤肉槽子馕铺子，一家挨着一家。每家门口都站着个揽客的人，面对川流不息的人群，他们反反复复地用新疆口音重复着：来撒！来撒！吃“撒”有“撒”！拌面饺子牛肉面，丁丁炒面二截子。有客人进来，便一撩门帘，让客的同时冲着里面喊：招呼！茶倒给。凉皮黄面摊子前卖烤肉的巴郎子一边烟熏火燎地翻烤肉，一边吆喝：南来的，北往的，马来西亚香港的，没有结婚的羊娃子尝一哈。

你要再找比文艺路市场热闹的地方，那就是全乌鲁木齐最热闹、最聚人气的人民电影院那片了。但对于军人来讲，从北门青年路这边到人民电影院去，绕过转盘，经过八一剧场是个坎。抓军人风纪的军区摩托连经常在此出没，但凡是遇到军容不整者将会有被“抓”的风险。不带领章帽徽，战士穿皮鞋，私改军装，留长发，都是被抓对象。某次疏忽大意，我们几个穿便装混迹于路人当中的战士被火眼金睛的纠察逮了个正着。哗啦啦，八一剧场的铁栅门一拉开，我们就被带进了剧场前的空地上。被摩托连带走可不是好玩的事情，顶着太阳拔几天正步、走队列是小事，回到连队挨处分可是大事。

我们几个被抓的兵站在八一剧场前的空地上一筹莫展。不光是我们几个，其他部队被抓的战友们也三个一群五个一堆，一脸愁苦地站在那里。就在这时，顺子出现在了栅栏外面。他在栅栏外给我使眼色。在点头摇头、挑眉毛、丢眼神的无声交流下，天天一起吃喝拉撒睡的我们自然心领神会。就见顺子趁着栅栏里纠察少的空当，佯装路过，走到栅栏门口时，很隐蔽地将挂着门的铁扣摘下，然后将大门顺势推开了一条缝。此时不跑更待何时，说时迟那时快，我们想都没来得及想，甩开八十年代轻盈的、训练有素的步伐飞一般地朝铁门外奔去。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其他兄弟部队的人见我们一跑也跟着撒丫子就跑，人数不多的纠察哪里能挡得住，一时间，八一剧场前乱作一团。

奔出八一剧场大门，我们就一头扎进了旁边人潮人海的文艺路市场，隐没在“来撒！来撒！吃‘撒’有‘撒’”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中。穿过饭馆、烤肉摊，跑过服装、布匹档口，经过出售海鲜的摊点，再往前就到了全乌鲁木齐最热闹的地方，和平都会、人民饭店、人民电影院那旮旯。

人民电影院、和平都会里每隔一个时段就上映一部电影，旁边的录像厅里随时随地都在放“呼！哈！嗨！”的香港武打片。跟着热闹的人群往前面的红旗路市场方向走，路边广州发廊、上海发屋、香港时装一家挨着一家。新中剧院的舞台上表演的是白胡子进来铛铛铛，黑胡子出去锵锵锵的秦腔。老戏迷们在台下一脸痴迷地沉迷在古老的故事里。剧院外人来人往，红旗路上车流如水。不远处，从新盛泉泡澡出来的人，个个容光焕发，红光满面。

饿了就在市场里吃一碗八毛钱的牛肉面。兜里的钱宽松了我们就吃羊肉泡。顺子总提醒我们这些将饼胡乱掰几下就丢入碗中的新疆“白卡”，馍要掰得碎碎的，他的陕西口音中将“碎碎的”拖着长长的尾音，加强着“碎”的概念。一大碗烫嘴的、油汪汪的羊肉泡端上来，再很有仪式感地配一碟糖蒜、香菜末、剁椒酱，吃起来味道厚重，回味无穷。除此之外，坐落在小十字西北角，门额上挂着黑色木牌匾，上面写着“鸿春园包子馆”几个烫金大字的包子馆，也是我们打牙祭的好去处。有着天津狗不理、上海城隍庙包子血统的鸿春园包子馆，三间平房，十几张桌子，每到饭点都是一座难求。馅大皮薄汤汁多，暄腾腾、白嫩嫩打了十八个褶的包子来一份，再来一碗漂着香菜，淋了香油的紫菜蛋花汤或者鸡汤馄饨，这是几代乌鲁木齐人的回忆。九十年代初，该包子馆关张，鸿春园的包子就成了记忆中的味道。

年轻贪玩，几乎每次都要玩到赶最后一班4路车时才肯回部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高峰期的公交车里人挨人、人挤人，要多挤就有多挤。认识她就是在4路车的末班车上。如果是背靠背的挤到一起也就错过了，面对面的挤在一起就该叫邂逅。

车上太挤，我们挨得太近，近到能闻到她身上雪花膏的味道。以我当时的人生阅历，除了掩饰慌张，实在是不知道近距离面对一个陌生女孩该如何是好。没有了空间距离，两颗年轻的心也缩短了距离，挤着挤着我们就搭上话了。她说她很少坐4路车，今天是和同事去搪瓷厂聚会，而和她一起上车的另外两个同事早被挤得看不见人影了。我说，只差几步没追上前面那趟4路车，不然就错过了。她笑着点头不接话。直到拿着票夹子的售票员大声喊着：马上到搪瓷厂了，要下车的往门口换。我才鼓足勇气说，你叫什么名字，能不能留个电话。

水磨沟的街灯是橘黄色的，这颜色很有老旧的味道，很适合当回忆的背景。一向对数字迟钝的我生怕把电话号码忘了，深一脚、浅一脚摸黑往部队走的路上，我一路上背着张美丽留给我的电话号码。

进了包厢时，事先约好的人早就到了。顺子说你怎么才到。我将走错路的事告诉他，顺子堆起生意人一脸和气的笑容对其他人说能理解，一个常年在野外奔走的人在城里迷路不奇怪。话音未落，他一转头愣愣地看了我两秒钟说：你在北门迷路，不应该啊！北门市场拆了，但八一剧场还在啊！我说：如果环岛和解放军雕塑在的话我或许不会迷路。这时，服务员进来俯身对顺子说：王总，可以上菜了吗。

席间，说到北门市场当年的繁华热闹时，顺子说，原来市场里那么多的商户和小饭馆子都没了，就一家羊肉泡饭馆现在还在文艺路上。说话间，顺子的电话响了，是他爱人打来的，好像在那端叮嘱他：少喝点。

顺子是那种想做事就一定能够做好的人。那年月，城里兵复员包分配，但农村兵服兵役结束就得卷铺盖回家继续当农民。农村兵如果想改变命运，唯一的途径就是转志愿兵。那么多农村兵，志愿兵也不是好转的。说个事情你就知道了。每个新兵班都有一把扫帚，每次排长或连长在的时候我想表现表现，当我想拿扫帚扫地时，那扫帚一定在别人手里，比如顺子。来自陕西农村的顺子眼尖手快脑子好使，使得他在新兵连训练一结束就分到了营直属的总机班。

散席了，顺子的司机老王早就在外面候着。顺子正往门外走，手机就又响了，他一边接着电话说“老婆，已经结束了，这就回、这就回”，一边朝我挥手。

车窗外，原来高大宽敞的八一剧场、群艺馆变得矮小局促，都蛰伏在气宇轩昂的楼宇之间。到新民路口时我说，这个地方当年应该是个菜市场或者大型菜店。老王说他就是老北门人，几十年的光景就一直在北门这片地界耗着。早先他们把这里叫新民路菜市场或者菜铺子，那会儿全是国营的。老王补充说。听他这么一说，我就问他，你是否记得当年新民路口那边有家蓝天商店。他说太记得了，那商店是部队劳动服务公司开的，门口有一个公用电话亭。司机老王的回答让我感到踏实，这么多年以来，不知道是反复想得太多想疲劳了，还是时间太远模糊了，有时候蓝天商店从脑海里闪现出来极不真实，像是臆想出来的。在老王这里得到肯定，让我思路逐渐清晰。蓝天商店是二十多年前那一封封寄到山沟军营里的来信的起始地。

部队终归是部队，有纪律约束，也不是谁想请假外出就能外出的。回到部队没两天，我终于按捺不住跑进总机房找顺子。顺子一听哥们认识了市里的美女，说这等好事可耽误不得。插了外线，拨通了我提供的电话号码。对方说稍等，隔着电话都能听见搁电话和出门的脚步声。没过两分钟就听见张美丽气喘吁吁的声音。她在那端惊讶地说，哦！原来是你啊！这次通话给我留了通信地址。

那年初冬，给张美丽写信让我充实，让我有了寄托。部队寄信是免费的，只需要拓上部队三角形的红戳，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写，给家人，给朋友，给同学，给心上人，想写几封就写几封。信寄出后，接下来就是等待和盼望。我盼望水磨沟邮局的那辆邮电绿的三轮摩托突突突地响着出现在视线里，那里面有从北门寄来的信。除了写信，我还点灯熬油，用收集的五四式手枪弹壳，费工费力做了一个台灯。我写信给张美丽说，希望她在我做的台灯下给我写信或者读我的来信。

她在信中说：不知道你是否听过《大约在冬季》，反正我听完哭了。当我将她的信小心地揣入衣兜走进连部娱乐室时，电视屏幕上齐秦正在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刹那间心里最柔软的部分被触碰。晚上，我打着手电将她的信又看了一遍，那一刻觉得自己好想念她。再给她回信时我就问她要照片，她说等见面后再给你。我在给她的信中夹带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我穿着坦克服，戴着坦克帽，表情严肃。我的身后是一辆六九式主战坦克。

心里揣着事情让我坐立不安。我对顺子说周末一起去北门找张美丽。顺子说，总机房请不上假。我说你想想办法。顺子说，你小子是不是拉我壮胆。我挥挥手说你不去算了，我自己去。

等到了周末顺子换了便装来找我，说已经请好假了。我特意换上了擦得锃亮的在军人服务社买的六九式三接头皮鞋。战士穿皮鞋是有风险的，但我一厢情愿地认为，为了给张美丽留个好印象，这个冒险值了。出门前，我特意把弹壳做的台灯装进了黄挎包里。

我和顺子步行到了水磨沟4路车站时，我却打了退堂鼓。顺子说好不容易才请了假，我说那就去水磨沟市场，请你吃烤肉。顺子拿出陕西愣娃的脾气说我是软蛋。现在想想，我当时是前思后想顾虑太多把自己想胆怯了。

她来信说上班时总是朝外面张望，总觉得我会来,还并说她父母都是军人，能理解部队是有纪律约束的。理解这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非常流行。现在我们已经改说换位思考了。信中夹了一张她的照片。照片里的她穿着一件白色的高领毛衣笑吟吟地看着我。

我给顺子说张美丽父母也是军人时，顺子说：她父母少说也四十多了吧，这个岁数在军区应该是干部。我说那你好好巴结一下她，让她爸给你转志愿兵。

当思念积攒到一定程度时，我就有了足够的勇气去见她。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似乎是一夜之间部队的气氛就变了，一道战备命令下来，各连待命，取消一切请假外出。

那段时间，不能去北门的我整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不安，夜不能寐，困如斗兽。年关将至，我终于等来了去北门的机会。连队出公差，派我们连去军区后勤大院打扫积雪，我暗自高兴，终于可以去北门，去见张美丽了。军车驶入后勤大院，每个班负责清扫一段路边的积雪。我们班分到的那条路正好能看见马路对面的蓝天商店。八十年代乌鲁木齐路边的积雪厚，我一边铲雪一边朝马路对面张望。

雪即将打扫完时，我小声对班长说想请假。班长面露难色说，这个假我哪能批，你去找排长吧。排长一口就回绝了我。我改口把十分钟压缩到五分钟，排长还是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我狠狠地挥舞着铁锹，把所有的怨气和不满都发泄在了地面的冰雪上。与此同时，我也深感无能为力，作为一名战士，个人强烈的愿望和诉求在集体面前只能忽略不计。打扫完积雪，我们迅速列队，一二三整齐报数，清点完人数按队列上车。军车呼啸着从青年路返回，眼巴巴地望着蓝天商店，我恨不能大喊一声“张美丽”。

我们在部队除了训练就是学习，学习老三篇。某日刚讨论钉子精神，排长通知理发，我没好气地望着他说，头发不长不想理。排长伸出手五指张开贴着我的头皮往头发里一插说：长不长你自己摸。按规定，头发的长度不能超过手指。结果那天我理了个光头，而且连眉毛也刮了。事后，连长盯我看了好半天，说你咋长得不对劲了，我说哪里不对劲，连长说长得不像了。

某个早晨，全营集合。营长表情严肃地宣布，因国际的变化，国内形势的需要，军区在距乌市三百公里外的某地重组一个团，我们独立营将抽调一个连过去。“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希望大家服从命令，听从调动。

顺子得知我被抽调走时没好气地说，你眉毛头发都剃掉时我就猜到了这个结果。动身的前一天，我终于请了假，黄挎包里装了台灯，步行到水磨沟，然后坐上4路车到北门。进了蓝天商店，扫了一眼一字排开的柜台里那几个营业员，竟然没有张美丽。在柜台前转了一圈后，我确定里面没有她就问营业员，回答说她家里有事请假了。

写到这里，其实我想把这段情感经历写得苦情一点，跌宕起伏一点。也许是时间相隔太久，后来的经历冲淡、覆盖了曾经的刻骨铭心，也许是波澜不惊、平庸的现实生活本身就拼凑不出太多的跌宕起伏。

我把一封信和包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台灯交给顺子，叮嘱说必须亲手交给张美丽。顺子说，你就放心吧，你的事就是我的事。第二天我就背着铺盖卷，穿着六五式军大衣登上西去的军车去了那个偏远而艰苦，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

我鬼使神差，莫名其妙地梦到了一串阿拉伯数字。更奇怪的是，梦虽然是支离破碎的，但醒来后那串数字却记得清清楚楚。走进浴室，我将这行莫名其妙的数字写在浴室的镜面上。等冲了澡出来，镜面一片水雾。

寒冬腊月，新组建部队的艰苦生活一言难尽。生活以及训练的苦都能忍受，但思念之苦却让我寝食难安，我做梦都想去乌鲁木齐，去北门。差不多一个月能收到一封张美丽的来信。她在信中说，我给我爸说了，让他找人把你调回来。后来她的信就越来越少，直到杳无信息。

顺子给我来信说从总机班出来学了驾训，之后又进了小车班给营长开车。一年之后，我复员回了小城，开启了我平庸单调的上班族生活。顺子则继续留在乌鲁木齐，留在部队超期服役，这是转志愿兵的信号。他这一路高歌猛进如有神助。

某日，我脑海里又出现了一串数字，我想了想，可能是曾经用过又废弃的诸如银行卡、QQ号以及其他各种用途的号码、密码。因此也就没有当回事，但这组号码却顽固地占据我的脑海，我猛然想起，这不就是那组我梦到并写在镜子上变成一团水雾的数字吗?

我以为这个梦就和其他曾经做过的梦一样,会被时间挥发殆尽。就像你曾经遇到过的那些人那些事，无论当时如何刻骨铭心，最后都会变得平平淡淡。从在4路车里偶遇张美丽之后我再没有见过她，她和顺子结婚那天我在阿尔金荒原野外作业。老司机开着老解放车，放着田震的《野花》：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地等待是否有人采摘……在歌声里，我望着远山，忽而想到，如果当初没有被抽调，继续留在乌鲁木齐,又会是个啥情况？

如今的交通网脉如毛细血管般遍布整座城市，城里已经没有让你徒步七八公里到公交车站的路程。早以前4路车的线路已细化分解为公交车站站牌上一长溜的各路公交汽车。它们由北门出发,顺着四通八达的城市公交网络,全方位抵达所覆盖区域的各个角落。而坐车的人哪，坐车的人也都是已经不再写信的人。

我把这个谜一般的数字告诉了办公室的人。大家都好奇心满满地各种提示和猜测破译密码。过了好半天，对面坐的大姐说，这应该是很早以前，天山区北门那片的电话号码。

友好路

母亲说，在我出生之前，我家就在友好商场后面的一个筒子楼里。所以，家里的旧相册里有许多以友好路为背景的黑白照片。懵懵懂懂的我就是从这些黑白照片里认识乌鲁木齐的。

即便是到了现在我也依然觉得，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友好路是乌鲁木齐最有味道、最洋气或者说最文艺的一条路，尤其是从八楼到明园这一段。八楼是父亲那个时代乌鲁木齐最高的建筑，它的本名叫昆仑宾馆，但老百姓更愿意叫它八楼。这段路道路笔直，树木繁茂，树荫下有供路人休息的长椅。触目所及，随处可见那种黄墙红顶、高大宽敞的苏联式建筑。这些老的苏联建筑常常会让我想起那些见证着父辈们青春和理想，至今仍然传唱不衰的苏联歌曲，《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梅花儿开》。被这段路触动的人不止我一个，歌手刀郎所唱“停靠在八楼的2路汽车/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怕也是这一段路赋予他的灵感。我在深秋时节见过飘零的黄叶飘落在路边空空的长椅上。

家里的老相册中有父母在明园大门头前的合影。黑白照片中，他们肩并着肩，头有意识靠在一起，给人一种情深意笃的感觉。母亲穿着双排扣的列宁装。穿夹克衫的父亲搭着一条围巾，一端甩在后背，一端很文艺地垂在胸前。他们年轻的面庞上挂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特有的意气风发的微笑。

明园这个地名有来头。早前，浩浩荡荡的乌鲁木齐河（俗称西河坝）流经千百年，在此处形成了一处草木茂盛、野兽出没的河漫滩。清乾隆年间，皇亲国戚明亮充任乌鲁木齐都统，在此修建亭台楼榭，广植树木，将此地命名为“明慧园”。随着清代瓦解，明慧园也随之败落，这里便又成了杂草丛生、野兽出没的无主之地。后来有石姓人家在这片区域耕作。现在也说不清是有一家姓石的菜农在此经营瓜果蔬菜，还是好多人家住在这，老百姓习惯把这一片地界称为“石家园子”。

我承认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吃货。每每提及一处地名，随着脑路蹦出来的绝对是与吃有关的记忆。和友好路一并存储在记忆中的是牛肉面。我对牛肉面的喜欢是早年离开家庭庇护进入社会后因为穷落下的“病根”。虽然我现在已经可以没有顾虑地去吃一碗比牛肉面贵的拌面或者是抓饭，但很多时候我仍然会选择牛肉面，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喜欢是个漫长过程。

平生第一次吃牛肉面是在乌鲁木齐，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独自出远门，是我和疆生以及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去的。那时候，从古城子到乌鲁木齐得坐八小时长途车，中途还要在甘河子停车吃一顿饭。临行前，父亲又额外给了我十元钱并叮嘱我这钱是临时救急的，要贴身藏着，其他钱随便花，这个钱非到万不得已别花。

友好商场，红山，人民公园，都是当年到省城必须去的地方，这就如同到北京必须去天安门广场，必须逛王府井百货大楼一样。不过当时的友好商场与其响彻天山南北的名声极不相符，商场也只是一排简易平房。有相当一部分人一时还难以改口，仍旧固执地称它为“反修商场”，其实那会反修路已经改回友好路好几年了。

友好路的名字寓意中苏关系友好，到了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交恶，友好路就更名为反修路。友好路的名字变过，但友好商场那片叫石家园子的地界，民国时就叫石家园子，现在还叫石家园子。只不过曾经的石家园子涵盖的地域更广。

沧海桑田。时间到了一九四一年，当时在新疆，大权在握的盛督办盛世才的岳父邱宗濬在明慧园的残址处筑墙并修建了几座俄式平房和邱氏宗祠，将此地改称“明园”。盛世才下台，邱宗濬满载着邱家的金银细软迁家兰州。故事本该到此打住，殊不知四年之后，在兰州的府邸内，迁到兰州的邱家主仆十一人在一夜之间被杀戮。凶手在别墅的墙上留下一行字：十年冤仇一夜报之……

到乌鲁木齐后，伙伴们有朋友的找朋友，有亲戚的奔亲戚，我住在友好路的地矿招待所里。招待所就是一栋苏式建筑，走廊宽阔，门窗高大。苏式建筑强调公共意识，木地板发出吱吱呀呀老旧的声响，那是历史的回声，连带牵出保尔·柯察金的那段名言，牵带出爱慕虚荣的冬妮娅。

逛友好商场、爬红山、游人民公园，等把这些必须完成的项目做完之后我就到街上闲逛。我很好奇街边的牛肉面摊子，变戏法一样的拉面师傅，横拉竖拽，三下两下便将面团变成千缕万缕的牛肉面。尽管叫牛肉面，实际上并没有啥像样的牛肉，只是敷衍地在面上撂几块黄豆大的肉丁，但对于我来讲牛肉面是新鲜事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本身就是个神奇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的年代。我坐在友好路的马路牙子上听着店铺里放着刘文正的歌曲，吃了一碗牛肉面。

甘肃牛肉面普及到新疆差不多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事。那时市面已经不再是国营饭店一统天下的局面，大集体以及个体经营户也进入了餐饮行业。才进新疆的牛肉面还不成气候，都是街头巷尾、小打小闹的一些个体户的小摊小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市面上的大小饭店都是国营性质的，当时国营饭店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除了花钱，你还必须用粮票，统购统销的大环境下，肉、副食品都是限量供应的。因此，如果能去国营饭店吃一顿，绝对是一件可以吹一两个月乃至小半年的大事情。那时，梦想能成为一名国营饭店的厨师或者能在国营饭店当一名正式工绝对是许多人的远大理想。

我那时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厨师，一名随心所欲、想吃多少肉就吃多少肉的厨师。我这个理想遭到了要当解放军的疆生的笑话，他揶揄我说：“你将来要是当厨师别忘了给我做一道油油的蛋炒饭。”蛋炒饭，尤其是吃一口嘴角流油的蛋炒饭，是我们在肚子里少油水的少儿时期，对于美味能够想象的边界和极限。我也曾动摇过，是不是考虑换一个课本里高大上的理想，但每当我经过国营饭店时，嗅到饭店里飘出来摄人魂魄、让人灵魂战栗的卤肉的香味时，就更加坚定了我的理想。

童年的记忆里好像没有在国营饭店里吃饭的印象，或者说我已经不记得了。仔细想想，关于吃酒席的记忆倒是有。小学四年级时，母亲曾带我参加过一个老街坊在自家院里操持的大棚席。土屋平房时期的新疆，老百姓但凡是遇到婚丧嫁娶都会在自家的院落搭棚起灶，请来大厨，自做酒席宴请亲朋好友。当然，也有可能炒大棚席的厨师是没有传承、自学成才的野厨子，但这并不影响那些菜肴留给我的深刻记忆。特别遗憾的是，上最后一道丸子汤时，丸子没吃到。也不知道为什么，原本在酒席上撸起袖子踩着板凳，吐沫星子满天飞，抡着膀子划大拳的人打起来了，打得丸子滚了一地，害得我可惜了好些天。

真正熟悉乌鲁木齐是十八岁那年，理了短发换上崭新的军装来到乌鲁木齐。也就是说，曾经想当厨师的那个孩子当了解放军。拉运新兵的解放牌军车载着我们离开古城子。满以为敞篷军车会拉着我进入乌鲁木齐，进入城市生活。军车驶入了河滩路，当我看到红山塔时，我内心激动地对着路边一闪而过的电线杆子在心里大声喊：乌鲁木齐，我来了！谁知汽车并没有减速，而是拐到了僻静的路上。随即，市区越来越远，我的心也越来越凉。

军营扎在群山环抱的山沟里，距最近的水磨沟区也有十多公里。军营离活色生香的市区很远，离亡灵的世界却很近，翻过一道山梁便是东山公墓。那时的东山公墓还是人迹罕至、杂乱无章的乱坟岗，也只有到了清明节才会有祭扫的人来。有时，我们也会翻过山梁到坟地转悠，看亡人的墓碑。记得有一座新坟，里面埋着个和我们同龄的姑娘。和我同样热爱文艺的战友掏出钢笔在崭新的简易木质墓碑后面写了几句话，也可能是几句临场发挥的诗，大抵的意思是，年龄相同而命运不同，一道山梁，两个世界。

军队生活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枯燥的训练，严格的作息时间，让我这个文艺小青年感觉到自己就像是一台冷冰冰的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只要大齿轮一转动，我这个小齿轮不管是否情愿都会跟着转。我以为军队生活就像是影视作品中那样，鲜花盛开，绚烂多彩。多年以后看到冯小刚导演的《芳华》时，我才彻底明白，这部电影暗合了当年我对军队生活的想象。

到了部队后转身回望才发现，原来以为在古城子枯燥乏味的生活才是色彩斑斓的，但为时晚矣！部队举行春节晚会。舞台上，我那爱好文艺的战友抱着吉他唱了一首当时正风靡美国乡村的民谣《回乡之路》，虽然他的声音没有约翰·丹佛的沧桑，但透过这歌声，我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这个念头一出现，我的内心就充满了悲伤。

初到部队的一年里，最让我觉得开心的就是周末能请到一天的外出假。所以，但凡是有外出的机会时我总是早早起床洗漱，然后换上便装步行七公里到七坊东山福利区。位置大概就是现在往石人沟去的岔路口，然后再乘知青2路公交车经水磨沟到友好路。沿途有大片的荒地以及庄稼地，走走停停，需要耗时近两个小时。如此这般，从部队到友好路这一往返光是徒步就是十四五公里，但这对于精力旺盛、激情四射的年轻战士来说都不是事。

那时，新建的友好商场崭新地站立在老旧的建筑群中，包括母亲所说的，曾经有我们的家的那栋筒子楼。不，严格地说，应该是他们曾经的家。相形见绌的还有友好商场旁边那条卖小吃、杂货的窄巷子，对比之下，巷子则越发显得零乱不堪和简陋。这也是当时处在新旧交替时期的乌鲁木齐的真实写照，新的刚来，老的还在。

那巷口有棵粗大的百年老榆树，榆树的绿荫下是家小小的、逼仄的牛肉面馆。顺着高低不平的路面往巷子里走，窄窄的巷子里一溜高低不一、参差不齐的土屋平房，有灰头土脸的馕铺子、烟熏火燎的烤肉槽子、犄角旮旯包着头巾卖酸奶的大婶的小方桌，修鞋补鞋兼配钥匙的摊位见缝插针地占据着。手推车改造的流动羊杂碎摊子里，鼓胀油香的面肺子、盘成圈的米肠子……煮熟的羊头最怪异，无论你从哪个方向看，那些羊头都龇牙咧嘴地冲你笑着。馕的味道、孜然的香气、皮芽子的味道和烟熏火燎的烟气和着各种叫卖揽客的声音，从小巷子里一股脑地涌到友好路上，然后被嘈杂的人声、汽车声淹没。

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味道，不知道这是不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乌鲁木齐味道或者说气质。我喜欢在这样充满市井平民生活气息的巷道逛，远胜过在友好商场逛。它让一个月只有十九元津贴的我感觉亲切、踏实。

也就是到部队不久，我的小伙伴疆生也从古城子来到乌鲁木齐。他就是小时候总吵吵着长大了要当解放军的那位。他和我一样，还未来得及看清这座城市的真面目，便一头扎进了这个杂乱无章的窄巷子，在一家牛肉面馆里起早贪黑地当起了学徒。如此这般，想当解放军的孩子却当了厨师。

在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游戏，甚至连电视都是稀罕物的时期长大，我们这一代人都喜欢听评书，看《水浒传》。所以我固执地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多少都受这些绿林好汉的影响，长大后喜欢交朋友。那时我们总喜欢说，哥们，去那里你找谁谁谁，他是我朋友。有时候甚至是兜里装个有去无回的单程路费就到了异地，顺着朋友的指点找到朋友的朋友，好吃好喝地接待或者被接待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这叫仗义！

在疆生到来之前，我一直是巷口老榆树下那家牛肉面馆的常客。一碗清汤牛肉面，再来一笼热气腾腾的小笼包，这家的包子是牛肉皮芽子馅的，拌馅时打了肉汤，味道很鲜，面皮松软适口带着一丝甜意。这对于部队里一日三餐清汤寡水大锅饭的我来讲，简直是人间珍味、饕餮大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牛肉面中有股特有的香味，这和黑白照片里父辈们的笑容一样，是我们所不具备的。我说不大清楚这特殊的香气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味道，大概就是那种面中的蓬灰味混杂着牛骨头汤里草果、丁香、胡椒等香辛料，用手工时代的按部就班、有条不紊调和出来的厚重氤氲的味道。现如今的牛肉面香气漂浮在表面，乍一吃还觉得行，但细品却觉得寡淡或者是重味之下有合成味素提味的嫌疑，给人一种匆匆忙忙、敷衍了事的感觉。

在巷口老榆树下的这家牛肉面馆里，我经常能遇到一位清瘦的老爷子。有一次他就坐在我对面，我的牛肉面端上来的时候，他刚放下筷子，见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包子、牛肉面，就微笑着说：“年轻人好胃口啊，牛肉面是个好东西，牛棒骨吊的汤，里面放了草果、桂皮、丁香、花椒、三奈、肉蔻、白芷……”他罗列了一长串调料单子，还说这些东西不光是调料也是中药材，常吃对身体有好处。老人家穿一件深蓝色已经浆洗得褪了色的中山装，衣服的领袖、边角已经泛白。要知道，纯棉的衣服越洗越柔软，柔软到有一种触碰到皮肤的感觉。老爷子这身干净的衣服让我联想到他一定有个贤惠的老伴。我一边咬着热包子一边含糊不清地问老爷子怎么对这些调料这么门清，老爷子说，我是从兰州到新疆的。我说，你要是开家牛肉面馆味道一定好。老爷子说，这家就不错，不然我也不会每天都来他家。老爷子一边起身，一边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老喽！别说是开馆子了，就是晚上脱掉的鞋，第二天能不能穿上都不知道。

我经常在等饭的空隙四下张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友好路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对面有家饺子馆生意红火，离它不远处也有棵老榆树，树荫下有家小酒吧。酒吧在那时也是新生事物，因此，我清楚地记得它的名字：黑猫。如果是晌午，酒吧还门户紧闭地在往来的人流中昏睡，若是午后从它门前经过则可以听到歌声，有张行的《迟到》，有张蔷的《爱你在心口难开》，有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那时，刚刚从计划经济门槛迈过来的人们不论是对文艺还是饮食都很容易满足，全国人民共同喜欢一首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广播、电视台的每周一歌是热播节目。

因疆生的到来，我也就改换门庭去了巷子里他打工的那家牛肉面馆。每次见到他都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穿着件永远都洗不干净的脏兮兮、皱巴巴的工作服。这与先前的他判若两人。他说是他爸逼他来的，他想着能离开寂寥的小城到乌鲁木齐闯荡，也就答应了，谁想压根儿就不是那么回事。早晨六点钟起床一直忙到晚上十一点才打烊。即便是我的到来，他也一刻不停地跑来跑去，边打着哈欠边忙活着，一边干活一边和我说话。他说羡慕我当兵，我说部队也和我想象的不一样。他和我说话的时候，老板则像门神一般始终都坐在临着门口的柜台前半眯着眼，面无表情地抽着烟。我对这个老板印象不好，总觉得他看着哥们忙来忙去的神情像是老农在田边地头看着在自家地里劳作的牛。

每次见我来，疆生端来的牛肉面看似与普通的牛肉面一样，上面象征性地撒几粒牛肉丁，其实哥们兄弟的感情都藏在下面——碗底铺着厚厚的一层肉丁。这些牛肉丁足以抵消成长之后我们之间所产生的隔阂。

后来再去疆生那里，碗底的牛肉丁就没有了，疆生小声说被老板发现了。没办法，不断地有其他小伙伴来乌鲁木齐，只要来了总会来看他，他那时唯一能做、能表达心意的也只能是将一把一把肉丁藏在面下面，把一碗碗感情牛肉面端到朋友面前。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时间长了难免露出破绽。于是只要他的手伸进盛放牛肉丁的盆里，老板原本眯缝的眼睛顿时就变的目光如炬，炯炯有神地直盯疆生的手。

也有不吃包子、牛肉面的时候，比如有从古城子来的小伙伴到乌鲁木齐寻我们时，大家就凑份子下馆子。当然，也有带足了盘缠的哥们来请我们，那我们就一起下馆子。这时的乌鲁木齐街面上已经是国营餐厅、大集体和个体饭馆共同繁荣的时期。

出窄巷子左拐往明园方向走，路边还有几棵老得不能再老的老榆树，走出不到一百米，有家叫百兰村的国营饭店。这家饭店菜做得好，印象深刻的是这家店的溜三样做得尤其出彩。鱿鱼片、肉片、玉兰片为三样。鱿鱼片成二指宽的薄片，挂芡过油、色泽明亮的肉片，干笋发泡的玉兰片，三样爆炒后收汁勾芡淋明油，鱿鱼片、玉兰片、肉片泛着油光透明的象牙色泽，看似素菜般清淡，入口则味道浓郁。还有就是他家墙面上的横幅标语上写着：不许打骂顾客。这也算是国营饭店最后的绝唱吧。

这些年疆生发了财，从最初的一家路边的小牛肉面馆发展到在库尔勒开了好几家牛肉面连锁店。现在各忙各的事，我们一年见不上几次，上次见到他，还是我带几个朋友去南疆旅游经过库尔勒。疆生开着豪车将我们接到星级酒店开了房。我说房费自理，他拉下脸说，你要这样就没劲了。见他这样，我也只好半真半假地打着哈哈：甚好、甚好，其实我也只是一说。晚上疆生又安排吃饭。头喝大的时候，同行的朋友端了杯酒敬疆生，说着感谢的话。疆生举起杯时，戴着的黄灿灿的劳力士金表就露了出来。放下酒杯，疆生勾着我的肩膀说：哥哥，你这才是三间房，上次我朋友来，就在这家酒店开了八间房安排他们，你看我现在的接待能力。一边说着话，他一边拍着自己瘦骨嶙峋的胸脯。我觉得他的瘦是酗酒造成的。

时隔一个月，我得知疆生回了乌鲁木齐，一个电话过去约好给他接风洗尘。包厢里合上菜单，我对疆生说再来一份蛋炒饭吧，多放鸡蛋多放油。疆生捣了我一拳说：这样的蛋炒饭吃了绝对要滑肠。席间，我俩都喝多了，也不知道为啥就抬起杠来，醉酒状态的疆生大着舌头说：没喝酒的时候你是我哥，现在喝了酒，我是你大爷。一个要闹，一个制止，我俩撕扯到了一起。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去接他到外面吃早餐。疆生望着我愧疚地说，昨晚实在对不住，又喝多了。我鼻青脸肿地看着他说，没事，你瞧咱现在这接待能力。

一次凌晨七点，偶然走进本市一家装修时尚、宽敞明亮的牛肉面连锁店。我是店里第一个顾客。服务员说稍等片刻，说话间一辆面包车就停在了门口，伙计们从车上拎下几个可疑的大塑料袋。就见后堂的人将一锅开水倒入一个大的不锈钢桶里，接着就将塑料袋内褐色黏稠的液体倒入桶内搅拌，然后又将酒店专用的大袋味精全部倒入桶内。我问服务员褐色的是什么？回答说是骨浆。看到这些我才恍然大悟，才找到为什么一吃完牛肉面过一会就口渴的原因。我打电话给疆生，他在电话那端笑话我少见多怪，连锁店早就是标准化，中央厨房配送了。

生活变了，一切都在时间的作用下不知不觉地改变着。劳民伤财地耗费大半天时间，在后堂熬一锅客人看不到的牛棒骨汤，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也不是聪明人的做法。好钢用在刀刃上的快节奏生活中，快快填饱肚子上班赶路的人是不关心牛肉面中有多少种调料的，早已被重口味破坏的味蕾也品不出是不是用了牛棒骨吊汤。像三十多年前坐在我对面吃牛肉面的老爷子那样懂行的能有几人？即使懂行又有几人有平心静气、淡定从容的心境吃一碗牛肉面？

我换新车后去了一趟当年的军营。当年，我那个喜欢文艺、爱写诗的战友后来考军校走了。在我抽调离开部队前的某一日，我去公墓转悠，无意间又转到那个同龄女孩的坟前，绕到墓碑后面，那几行字迹已经化作一团模糊的墨迹。我是在前些年的战友聚会上得到他的联系方式的，他从师级岗位上转业到了地方。其实好多事情都应该是见好就收或者是没有必要凡事都要求个结果。电话通了，那端的他略微迟疑地想了想说，我好像有点印象，但实在是想不起来了。撂了电话，我在心里骂自己是闲得没事打这个电话。我打电话给疆生说起这件事，

他说：你真是闲娃的外甥子，有这闲工夫还不如去西河坝洗石头。

当年坐知青2路车需要消耗差不多两个小时的路程如今也就是二十分钟。我好像已经好些年没有走过这条路了，或者说，即使走过我也完全认不出来这条路。沿途的高架桥下哪里还有成片的空地和农田，放眼望去全是高低错落的楼房和纵横交错的立交桥。军营还是那所军营，而人已不再是年轻人。山梁还是那道山梁，但那端的乱坟岗已经是横行纵列、整齐规划的公墓了。那时，我想不到三十年后，我的父亲母亲也会在公墓一个向阳的高坡上，还是像他们当年在明园的门头下，肩并着肩，紧靠在一起，长久地鸟瞰着他们年轻时生活过的这座城市。或许再过多少年，我也会来这里找他们。不过，这里住了那么多人，我不确定到时候我们是否能相遇，即使是遇见了，我也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愿意收留这个让他们操了一辈子心的儿子。生活或者命运本来就不是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当厨师的当了解放军，想当解放军的却当了厨师，我爱你，你却爱着他。人这一生活着活着，生活就变得面目全非了。

友好路早就不见了土屋平房的小巷子，路边、街道上的行人不多，摩肩接踵，行人如织是二十年前的友好路或者说乌鲁木齐。在我记忆中，长椅的位置上伫立着巨幅广告。没有了空空荡荡的长椅，秋日的黄叶飘得没着没落，友好路没了诗情画意。

乌鲁木齐还是乌鲁木齐，友好路也还是友好路，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人都去哪里了？答案很明显，他们都坐进了汽车里，隐匿在电脑中、手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