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古烈到厨房给安琪接水时，放眼望去，天空是铅灰色的，雨水打在树叶上蹦起细碎的水珠，小区里的行人缩着脖子在雨中奔跑。这是春天的头一场暴雨。

安琪坐在客厅沙发上，一条腿在圆桌旁的茶几上搁着，一条腿朝前伸展着。她身材高挑，穿绿色卫衣、蓝色紧身牛仔裤，来时背黑色双肩包，头发在脑后挽成髻，露出标致的鹅蛋脸，一双眼睛大而明亮。刚在厨房时，她望着古烈的背影，脸上露出满足和得意，像是妻子望着被自己驯化过的丈夫。

“你晓得就我在家？”古烈说。

“我问过徐若龄。”安琪说。

“她今天晚上回来。”古烈说。

“也可能明天回来。”安琪说。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古烈说。

“心情郁闷想过来看看。”安琪说。

“我老觉得你过得挺好的呢。”古烈说。

古烈坐在那张米白色圆桌前，把水杯从桌面推给安琪。

安琪放下腿并拢双膝，又用那双漆黑发亮的眼睛望着古烈。他瘦瘦的中等个儿，脸庞轮廓立体，鼻梁坚挺，山根起点与眉心齐平，和眉骨构成一条流畅的线条，一直衔接到较宽的颧骨下颌骨。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头发很长时间没理过，鬓角都快遮住耳朵，眼神冷淡又有点怅惘，看起来不像是才过而立之年，倒更显出一个历尽世事的中年人所特有的沉郁。

“我的快乐早就售罄了。”安琪说。

“你都卖给谁了？”古烈说。

“你这就是明知故问了。”安琪说。

“难道都卖给肖治国了？”古烈说。

“我可能也消耗了一些。”安琪说。

“快乐都是我们自己消耗的。”古烈说。

“肖治国在住院，肺癌晚期。”安琪说。

“上次见他不还好好的吗？”古烈轻声说，像是深知中年人向来处于某种疾病的危险中。

“那是去年年底的事。”安琪说，“他现在的身体不堪一击。”

古烈听安琪讲述，开始十分平静，渐渐地变得义愤填膺，后来口气活像一个怨妇，数落她男人的种种不是。他现在了解到的肖治国是这么一个男人：一个集病灶、自私、狭隘和性无能于一身的男人。他几乎在她身上看到徐若龄母亲的影子，她们都是那种寄予男人无限希望，要求他们为人阔绰大度，勤于分担众多家务活儿，而自己却尽情沉溺的狠角儿。她这会儿只顾谴责肖治国，根本不管他能否听得进去。

“没什么好后悔的。”古烈淡淡地说。

“那时候就想找个有钱人结婚……”安琪说。

“你那时候不一定就是错的。”古烈打断话头说。

雨停了。阳台的天光明亮了。古烈一眼望过去，看到远处缕缕斜射的麦黄色的光线。

安琪懒散地靠着沙发背，重又伸出一条腿，搁在圆桌旁的茶几上，眼睛盯着古烈背后花盆架上的淡紫色玻璃花瓶，操着懒洋洋的调子说：“那晚肖治国觉得我老是在看你。”

“我没发现你老是在看我，”古烈说，“你姑妈倒是总盯着我。”

“肖治国最近敏感得要命。”安琪一动不动，有如喃喃自语般说道。

古烈身体倏地一抖，目光犹如一道电光，猛地从安琪脸上划过，立刻又镇静下来。

“你是说肖治国猜疑我们？”古烈警觉地问道。

“肖治国说他非要见你一面呢。”安琪说。

“你要我上医院给肖治国盘问？”古烈说。

“我们不必让一个病人牵着鼻子走。”安琪说。

“那你就没必要把这事说给我听。”古烈说。

“我觉得你太怯弱太无情了。”安琪说。

“听不懂你说的无情是什么意思。”古烈说。

安琪在沙发上躺下，胳膊枕在脑袋后面，弯起膝盖将双脚悬空。

“过来帮我把鞋脱掉。”安琪说。

古烈沉着脸，撇过头去，望着阳台外面。

“再拿床被子来，”安琪说，“我要在这睡一觉。”

古烈起身走过去，将安琪的双腿抱在身前，脱掉齐膝的黑靴，放到沙发旁的鞋架。而后穿过盥洗室和书房，到里面卧室拿来一床大红色被子，盖到她的下巴底下，并把两侧的被角给掖严实。他在给她做这些事时，看见那双眼里泛着晶莹的光。他终于意识到她从不属于他。她在刚进门时就不属于他。他在抱起那双腿时，她也不属于他。她好像从来就没属于过他。哪怕是刚才给她掖被子时，他们的身体隔得那么近，他的脸几乎就要贴到她脸上，可她仍不属于他。她现在是如此地动人，然而他就是得不到她。她的眼睛，她的嘴唇，她的脸蛋，她的头发，她的胸脯，乃至她的整个人，都不属于他。他恨透了侵占她的男人，同时也恨透了她。他转身坐到圆桌前，臂肘撑着桌面，手抵住额头，望着她，像是要把目光探到那双明亮眸子的深处。

“你以前很爱肖治国吗？”古烈挑衅似的问道。

“他是个骗子，”安琪说，“结婚两年我才晓得他有病。”

“他没骗你什么，”古烈不动声色地说，“那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

“滚！”安琪断喝道，翻身将被子掀到地上，身体狂暴地扭动，头发散开遮住面庞。

古烈上前给安琪盖上被子，拿胳膊搂起她的脖颈，往她头底下塞了一个抱枕，又用指尖拨开她脸上的头发。她的眼睛湿润了，肩膀在被子里耸动。他有点窘迫地向她道歉，说以后不会提出此类问题。她声音微弱地说，错误不在于提出的问题，而是“代价”的字眼令她如芒刺背。他没想到五年过去了，她也不能坦然面对过错。他明白那话是出于本心的，如果让他重来一次，他仍然会说那是她应该付出的代价。可实际情况是，他又极诚恳地给她道歉。她抓住他的一只手放到胸口，泪眼婆娑地望着他，恳求他再别用那么狠的话刺激她。

“我真的好累。”安琪说。

“你先睡会儿。”古烈说。

“你去做点饭给我吃。”安琪说。

古烈刚从院子回到屋里，阳台外面划过一道闪电，天空涌来黑压压的云层，接着一个炸雷打得房屋颤动，大雨顿时倾盆而下。差不多一个小时过去了，他做了四道菜，两道菜品搭配标新立异，青菜炒香肠和三鲜煮萝卜块儿，青菜和白萝卜是徐若龄母亲种在阳台的，一盘榨菜炒廋肉，再就是半生不熟的炖鸡蛋。安琪醒后来到盥洗室里，用梳子从后面把头发梳起来，在头顶上挽了一个髻，然后在水龙头下往脸上掬水。她站在镜子前审视许久，最后冲镜子里的脸笑了笑，随后步声橐橐地来到餐厅。

大概有好几分钟，他们谁也没先开口说话，也没看对方一眼。安琪把筷子横在碗上面，一边拿桌上的抽纸擦嘴，一边暗自观察着古烈，他正勾着身子在锅仔炉里捞三鲜萝卜。在他搁下碗筷抬起头时，她赶紧把目光投到桌那边的窗户外面，阳光透过窗玻璃照进来，将拢着的窗帘映成透明的橙黄色。在和她目光碰撞的瞬间，古烈恍若捕捉到一些即将呼之欲出的话语，他把碗筷推到一边，拿抽纸把那方玻璃擦干净，胳膊肘支在桌上，手撑着下巴，似要看透那长睫毛下的眼睛里的念头。

“你要有事尽管直说。”古烈说。

“听老人说春天打雷是流年。”安琪说。

“只听说过‘正月打雷，坟堆堆’。”古烈说。

“老人说的话就是挺准的。”安琪说。

“是吗？”古烈不再附和地说道，“肖治国大概还能撑多久？”

“最多也就能撑大半年。”安琪说。

“你管大半年叫快不行了？”古烈说。

“半年不就是快不行了吗？”安琪逼视着古烈问。

“我还有半年就要结婚了。”古烈回避她的目光说。

“我再过半年就要离婚了。”安琪说。

“你那算不上叫离婚。”古烈说。

“我那也算不上守寡，”安琪说，“我们就是离婚。”

古烈注视着安琪的脸庞，许多年过去了，她已是极具风韵的人妻。五年前，她嫁了一个大她近三十岁的男人，据说他早年里是做房地产生意的，有许多许多的钱。打那以后，他以为很难再见到她。没承想去年年底，徐若龄请单位分管领导吃饭时，竟撮合他们再次相遇，安琪是那位领导的嫡亲内侄女，饭桌上他竭力平复复杂心绪，避开与她的目光交集，时不时地看几眼肖治国，试图在他身上找到那个年龄段的男人们所拥有的闪光点。直觉告诉他，肖治国是一个话少且性情温和的男人，而这样的男人通常是难以驾驭安琪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女人过于大度，导致她们对自我缺乏深刻的认识。她们一度把自己看成是男人生命中的精彩的点缀，为他们的生命锦上添花，使他们的生命格外地闪光，相反若失去她们就意味着失魂落魄和黯淡无光，因此她们有足够的把握掌控他们。徐若龄的分管领导似乎知道他和安琪很多年前的那层关系，她用一种耐人寻味的眼神望着他，搞得他怀疑起这场相遇是安琪和她之间的预谋，只有他和徐若龄蒙在鼓里。安琪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和徐若龄聊得十分投机，并互留了联系方式。此刻，他近乎深情地看着安琪，从没发现她像今天这般令人心动。

“我一年前跟肖治国提出离婚了，”安琪说，“因财产分配问题还没拿到离婚证。”

“这确实是件头疼的事，”古烈说，“但具体纠缠是在哪方面呢？”

“那要讲很长很长，”安琪说，“总之就是远远没达到我的预期。”

“那就长话短说，”古烈说，“我想知道究竟怎么回事儿。”

“他儿子和前妻把财产分得没多少了，”安琪说，“他满足不了我提的条件。”

“然后你们又是怎么商量的？”古烈说。

“你觉得肖治国说的是实话不？”安琪反问古烈。

“他说的应该都是实话。”古烈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你就这么肯定他没诓我？”安琪说。

“我觉得他是一个不错的男人。”古烈说。

“他对我远没你对徐若龄好呢。”安琪说。

“事实上，我没有权利对徐若龄好。”古烈说。

“你们之间，你总是弱势的一方？”安琪问。

“自从住进这屋里，我就没硬气过。”古烈说。

“这么说，我们过得都不是很好喽！”安琪说。

“她的妈老是想把我培养成家庭厨子……”古烈说。

“这房子总共花了好多钱？”安琪打断古烈问道。

“听他们说要一百三十万。”古烈说。

“绝对要不了一百三十万。”安琪说。

这套房子一百四十平，三室两厅两卫，外加一百八十平米的院子。所在小区位于城市边缘，距市中心三十分钟车程，与市医院、区管委会、火车站、万达商场和体育馆均相隔不到五里。安琪根据地理位置、房屋面积、装修规格、购买年份的楼市评估，断定房子所有花费不超过九十万元。

“你晓得他们抬价的动机和目的么？”安琪说，表情深不可测，俨然精于算计的女人。

“你说说看。”古烈说，望着安琪，眼神中透出某种期待性。

“把他们的尊严凌驾于你和你家人的尊严之上，”安琪说，“以便日后以此拿捏你们。”

“不管他们花了多少，”古烈颓丧地说，“我也没分担一个子儿。”

“你看你现在的样子，”安琪老练地说，“不正是着了他们的道吗？”

“唉，别说这个了吧。”古烈说着，走到圆桌前坐下。

安琪把椅子搬到古烈身边，两个人胳膊碰胳膊坐在一起。

“你刚说的都算不了什么。”安琪说，“我才是真正的绝望。”

“这事过去就好了，”古烈说，“他给你多少你就先收着。”

“我妈肝硬化，”安琪说，“医生让我做好最坏的打算。”

“你是说你妈病危了吗？”古烈瓮声瓮气地确认道。

“是的，她现在喝稀饭有时都吐出来。”安琪淡然地说。

“我明天上午去看看你妈。”古烈说，转过脸，右手握住安琪的手腕。

“你等会儿跟我去医院，”安琪说，“以我男朋友身份见见我妈。”

“你今天来的目的，”古烈说，“就是要我见你妈是不是？”

“怎么了，”安琪故作诧异地反问道，“你是不愿意去吗？”

“我要这样去，”古烈说，“我觉得就不太方便了。”

“我管不了这些，”安琪坚定地说，“我来了你必须得去。”

安琪的脸变成一片桃红色。古烈看着那张脸，想起许多年前的往事。那是春天的尾声，正是月休的时间，他们在校园里走了很久，一路上没见到几个同学，走到篮球场时她停住步子，面朝天空，闻着空气中浓郁的桂香，向他释放了初尝云雨的信号。他下意识地去捏裤兜儿，就几个叮当响的硬币，只好装作没听见，领着她继续散步。又走了很久之后，他们看到有对情侣在树下接吻，男生的手要摸女生的乳房，被路过的食堂阿姨喝止了。他们立即调头往回走，到球场的座椅上坐定后，他打破沉默的屏障，问她是否在心里看不起他。她迟疑地回答道，我没想过这事。这简短的回答似一记重拳，打得他的头埋进双膝里。于是，她挽着他的胳膊，把他带进阳光盛开的桂花园。他克服囊中羞涩的自卑，给了她一个浅尝辄止的吻，那张脸蛋顿时泛起桃色的红晕。他看着那张桃色的脸，鼓起莫大的勇气问道，你没想过我问你的问题，那你在想什么呢？她感叹道，我在想，这个春天一点都不躁动，太寂静了！

“你要不去的话，”安琪红着脸说，“我可能要恨你一辈子。”

古烈转过身去，望着阳台壁柜上的两尾嘴巴朝上的搪瓷鲤鱼。

“我们是现在走，”古烈冷硬地说，“还是等会儿再走？”

“现在就去。”安琪说着，到鞋柜上拿雨伞和双肩包。

“你等会儿，”古烈说，“我收拾一下再走。”

“对，收拾好了再走是对的。”安琪说，向古烈投去狡猾的一瞥。

“你别想那么多。”古烈说，“我就是单纯地收拾一下。”

“我什么也没想。”安琪说，把背包和雨伞放回原处。

“今天过后，”古烈说，“我不会再顾及徐若龄一家的感受了。”

“你早就该硬气了，”安琪说，“男人过得憋屈就要反抗。”

“这不是硬不硬气的事，”古烈说，“是我去了医院后的打算。”

“早该这样硬气了。”安琪重复道，径直走进古烈的书房，像在躲避接下来的话茬。

书房里有一台电脑、一把圈椅和一张行军床，窗户那边的角落里摆了两盆室内植物，门口靠墙竖着一只行李箱。窗台与书桌连为一体，桌上摞了一大沓文件资料，上面放着一副黑边眼镜、一部手机，书桌两面的壁柜上有一排排的文件夹。安琪坐在电脑前，试了试眼镜的度数，又去翻阅那些资料，发现古烈正在给一家企业做项目申报。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准备离开房间时，看见桌上手机的屏幕亮起来，来电显示没有备注名字。她拿出手机翻电话簿，像是在对照那串来电号码，紧接着打开那部手机的通话记录，清除了三个未接来电的提醒，旋即若无其事地出了书房。

当天下午四点多钟，古烈上了安琪的沃尔沃XC90。与此同时，一辆黑色广本在小区地下车库进口处停住，车上下来一对相貌酷似的母女。母亲短发齐耳，厚厚的衣裳裹得她像筒圆木，手里拎了一蛇皮袋子青菜。女儿穿着清爽，红毛衣搭配黑色半身裙，穿双白色运动鞋，黑发沙宣头，脸乍看不算漂亮，几乎都算不上好看，可看久了后却别具味道。她正在给别人打手机，眼睛专注地望着小区大门外的那辆汽车。当沃尔沃启动时，她迅速钻进车里，掉转车头开出小区。

沃尔沃缓缓地朝医院驶去，黑色广本在五十米开外跟随，一路尾随到医院大楼的停车处。古烈到商店买康复红包，给店主刷了一千元现金，然后随安琪进了外科楼。乘坐电梯的人要去六层、八层、十二层、十五层和十七层，安琪的母亲住在九层。躲在暗处的广本车主在他们进了电梯后，疾步来到大厅的电梯口，留意着电梯上升时的停顿。直到电梯从十七层下降，她又等了几分钟，才进入另一部电梯。

安琪的母亲形容枯槁，头发花白干枯，眼睛眍了进去，手背的青筋纤毫毕现，肚子因积水鼓起来。她是一个缠人的病号，频频使唤那位上了年纪的护工，一会儿要给她翻身，一会儿要帮她揉脚腕，隔会儿就说要吐血，当护工用盆接着时，又一滴没吐出来。她身体靠着床上的辅助支架，握着古烈的一只手，边咳嗽边描述自己的病状，讲她住院后吐了多少血，腹里抽了多少水，以及进食如何艰难和对死亡的不屑。

过了一会儿，安琪的母亲话锋一转，怀念起古烈至今杳无音讯的母亲，夸她做得一手好菜，裁缝手艺一绝，是那条街里最勤俭持家的女人。

“妈，能不能说点别的？”安琪说。

“我们说话，要你插个什么嘴？”她说。

“你们说点别的不好吗？”安琪说。

“你去粱记粥铺买份稀饭来。”她说。

“别再拣着说那些陈年往事了。”安琪说。

安琪走后，古烈身体一倚，将红包塞进枕头底下。

“你怎么才来见我呢？”她对古烈说，语气里带点儿责备。

“这是我的不对。”古烈勉强说道。他进来有一会儿了，说了不到五句话。

“死娃子硬是不听，非找个大几十岁的男人。”她说，“都结婚几年了，也没生个娃子。光有钱有个屁用，娃子都生不了，还要给人家带孙娃子，以后老了连个服侍的人都没得……”说到这儿，她咳嗽了几声，接着说：“她跟肖治国离婚年把了，就是在钱的事上还搅着。我死了后你俩就把婚结了，不要让肖治国耽误你们，他还不晓得能挨多长时间呢。”

“我们正在商量，”古烈硬着头皮说，“等你好了就结婚。”

“好不了的，我心里有数。”她说，“你们听我的就是了，好好把娃子养成器。你心里不要有包袱，老觉得等有钱了再结婚要娃子。钱又不能带到土里去，你们过得好，就比什么都好。听我的，好好把娃子养成器，要是姑娘就管严点，别学安琪爸爸的，什么都依着她。你看她现在，就找了个老头子，都离婚了，还跟伺候爷爷样的。”

“还没这回事呢，”古烈说，“以后有娃子我们会好好的。”

“还在哄我，安琪都跟我说了。”她严肃地说，“她要我不跟你说，怕你难为情。我又不是个老顽固，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我一点都没怪你们，这年头又不像我们那时候，就是先生娃子，再结婚也行。我这次的病，就是安琪气发的。好不容易怀上了，还不晓得是男是女，就说要打掉……”

“安琪跟你说她怀孕了？”古烈说，强行把手从她手里抽出来。

“你们要老把我瞒到，娃子就让你们打了。”她说，“要不是因为我也住院，肖治国也住院，她抽不开身，我怕娃子就打了。打娃子要不得的，打娃子就是在害命哪！我们那时候……”

须臾间，古烈感到胸膛里火烧火燎，额头直冒汗珠，手心里也汗水直淌。

安琪的母亲还在说，古烈压根儿没听进一句。他怔怔地望着医疗器械上的输液瓶，多种药物一滴滴地输入病人体内，像是在为她补充说话时耗费的精气神。后来护工端着安琪买回的稀饭，一勺就堵住那张有点儿皲裂的嘴巴。护工让他往边上挪挪，他瞄了护工一眼，依旧端坐不动。

安琪从洗手间里出来，走到身边用胳膊碰古烈。

古烈转过身，抬起头，目光尖锐，像一根利剑，直往她的眼睛里头刺。慢慢地，那剑也似的目光向下滑，滑到肚子那里时，迅猛地穿刺进去。

“你出来一下。”安琪对古烈说。

古烈岿然不动，如一尊凝视深渊的雕像。

“我有事跟你说。”安琪继续说，俯身要去拉古烈。

古烈胳膊一扬，“啪”的一声，挡住安琪伸过来的手，悻悻地走出病房。

“你那么粗暴干什么？”安琪说。

“你有什么事直说。”古烈说。

“徐若龄看见我们了。”安琪说。

“看见了就看见了。”古烈说。

“她在电话里骂我！”安琪喝道。

“那你就骂回去。”古烈说。

“你脑壳里在想什么啊？”安琪说。

“我就想去看看肖治国。”古烈说。

“你去看他有个屁用！”安琪说。

“我必须要见到他！”古烈说。

“他儿子媳妇都在那里。”安琪说。

“谁在我也必须见到他。”古烈说。

“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安琪说。

“我必须要见到肖治国。”古烈说。

“他根本就没怀疑我们。”安琪说。

“我必须要见到肖治国！”古烈说。

安琪和护工交代了几句，然后引着古烈去见肖治国。

“我就不跟你一起了。”安琪指着那间病房说。

“徐若龄我来摆平，”古烈说，“你不要再接她电话。”

目送安琪进入电梯，在病房前缓了几分钟，一护士推门而出，古烈侧身而入。

病房里住了四个病人。古烈挨个儿寻过去，前面三个床位都不是，阳台那边的用床帘围着。一个青年人站在床脚，低头看着手机，年龄和古烈不相上下，个头儿有一米九，全身赘肉，目测不下两百五十斤。

“肖治国是不是住这里？”古烈问青年。

“对，我是他儿子。”青年回答说。

“我是你爸的朋友，来看看他。”古烈说。

“还有下午来看病人的？”青年瞪大眼睛说。

“我找你爸爸谈点儿事。”古烈淡定地说。

“要是来要账的，找我就行了。”青年狐疑地看着古烈。

“我跟你爸爸没有生意上的来往。”古烈说。

“那就等等，护工在弄他解手。”青年说。

“你要他等等。”床帘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我跟他说了的。”青年说，接着看手机。

十多分钟后，床帘拉开，一个老头儿端着便盆出来。

“让他等会儿进来。”床帘里低沉的声音说。

“我爸要你等会儿进去。”青年头也不抬地说。

“我刚听到了。”古烈说，看着青年挤满肉的下巴。

那护工端着便盆回来时，古烈跟着他进了床帘。

肖治国穿一件灰色睡衣，头戴褐色的帽子，面膛松弛，颈子凹了进去，两根筷子粗的大筋赫然可见，喉结异常突出。他看古烈时不形于色，神情不置可否，像是在表明他来与不来都是那么回事儿，没有一点儿实际意义。

“我找你是为安琪的事。”古烈说。

“我猜到你是为她的事找我。”肖治国说。

“安琪怀孕了，你晓得这事不？”古烈说。

“我当然晓得，有一个多月了。”肖治国说。

“她说你怀疑我们，但我不相信。”古烈说。

“没有的事，我们都快离婚了的。”肖治国说。

“我更相信你说的，你说没有就是没有。”古烈说。

“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古烈说着，转身要走。

“她跟你说了没有，”肖治国说，“那娃子是和谁怀的？”

“我不清楚，”古烈说，“我是从她妈那里晓得的。”

“她是跟外面玩的人怀上的，”肖治国说，“那人连自己也养不活。”

“你说的我都明白了。”古烈说，冲肖治国伸出右手。

“这套就免了吧。”肖治国说。

古烈下到一楼，没走几步，一个趔趄差点儿栽倒。

“你们在几楼！”徐若龄蹿出来说道。

“有什么事回去说。”古烈说，大步流星地向外走。

徐若龄拽住古烈的胳膊，脚在地上拖着走。来到人少的大厅外时，他站着不动，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

“你们鬼多久了？”徐若龄问，“是不是来堕胎的？”

“你在那瞎扯什么？”古烈说，“我们从来没鬼过。”

古烈甩开徐若龄，挺身走进沉沉暮色里。

“你们睡了没？”徐若龄边走边问，“现在说实话还来得及。”

“我和她只见了两次，”古烈说，“头次是去年陪你和她姑妈吃饭。”

“那你去看她妈是什么意思？”徐若龄说，“你们到那层关系了吗？”

“安琪还对你说了什么？”古烈说，“你是不是在电话里骂她了？”

“我是骂她了怎么了？！”徐若龄说，“她就是个×货！”

“你别激动，”古烈说，“我想说你骂得挺精准的。”

“你怎么不跟上去呢？”古烈说，“你跟上去就知道你是冤枉我了。”

“我找了三层都没找到，”徐若龄说，“打你电话不接我人都气疯了……”

“我手机开的静音，”古烈说，“于是你就打安琪的电话骂她？”

“我就是骂她了，”徐若龄说，“怎么你这是心疼了么？”

“我觉得你骂得很好，”古烈说，“等会儿在车上再骂给我听听。”

“你要我骂给你听，”徐若龄嗲嗲地说，“我偏就不骂给你听。”

“你又把我绕进去了，”徐若龄醒悟地说，“明明是我在问你。”

“你凭什么要去看她的妈？”徐若龄上车后接着问道。

“我们是高中同学，”古烈说，“她妈和我妈关系很好。”

“你藏得真够深的啊！”徐若龄说，“现在才跟我说实话？”

“我去还有另一层意思，”古烈说，“她姑妈是你的分管领导……”

“你意思是你还是为我去看的喽？”徐若龄说，“你就接着胡扯吧！”

徐若龄一边开车一边咒骂安琪。她对古烈讲了她们相处时的事，说她们无所不谈，几乎连隐私都透露了。而现在看来，只是她单方面的过嘴瘾，人家说的都是无伤大雅的东西，真正涉及到个人隐私的只字不提，比如和她的未婚夫是高中同学。她感觉她就像一只猴，被安琪来来回回地耍，还傻乎乎地以为自己的筋斗翻得很出彩。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感悔恨，总结起来唯有“引狼入室”最为精确。他虽然眼睛紧闭着，但是耳朵没遗漏她说的每一句。他把今天发生的事和她所讲的结合起来，感到他也是一只被人耍过的猴。而他们这两只猴，才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安琪仅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不速之客，一个引他犯下情感罪的滥情的女人。

“我们先上去了再说。”古烈说。

“你晓得安琪是怎样的女人吗？”徐若龄说。

“能不能别再提安琪了？”古烈说。

“她窥探我们的隐私……”徐若龄说。

“别说了行不行？”古烈说。

“讲她和别的男人的床事。”徐若龄说。

“你要再说，”古烈说，“我们就在车上坐到天亮。”

“你太伤我心了。”徐若龄呜咽地说，拿拳头打得古烈身体直摇晃。

接下来，车内一阵持久的沉默。

“你还要不要我上去了？”古烈问徐若龄。

“我晓得你上去要收东西走人。”徐若龄说。

“我是加班把项目申报做好。”古烈说。

“那我们现在就上去。”徐若龄擦着眼角说。

“你们今晚先睡别管我。”古烈说。

“不，我就守在你旁边陪你。”徐若龄说。

“别这样，”古烈抚摸着她的脸，“今天是最后的交稿期限。”

“只要你不走，我都听你的。”徐若龄说，身体靠着他的肩膀。

“你放心，”古烈说，“我说什么也不会走的。”

古烈和徐若龄回家时，短头发的女人在洗澡间里打扩音电话，徐若龄父亲的声音听着喜洋洋的，和他的糟糠之妻的声音完全是两个极端。

“你进去把门反锁好。”徐若龄说。

“我不敢反锁你家的门。”古烈说。

“那我跟我妈说一声。”徐若龄说。

“最好什么也不要对她说。”古烈说。

“我不说她又要问你怎么不接电话……”徐若龄说。

“晓得了，我进去后就把门反锁好。”古烈说。

古烈躺在行军床上听屋外动静。母女俩先是聊到婚后回门的事儿，后面的听不大清楚，但能想到谈话围绕着他或他的父亲。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女儿大声反驳道，古烈是家里的独生子，跟我们住一起就行了！母亲厉声说道，就他是独生子，你还是我的独姑娘呢！然后，他听见门外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是关门的声音，徐若龄进了他们的卧室，把母亲一个人丢在客厅里。半小时后，他听见对面的房门也关上了，就起床坐到电脑前，打开手机微信，一一回复白天收到的消息。

午夜两点多钟，古烈完成项目申报，发到公司邮箱里。他又花了个把小时，把电脑上的文稿统统归类，分别拷进两个U盘里。他决定只带走桌上的资料，书柜上几个重要的文件夹，衣服和电脑什么的没想要带上，至于那辆簇新的广本汽车，权当是给徐若龄的背约赔偿。只要能离开这里，他想，一切都可以重头再来。他把行李箱扛在肩上，轻轻打开客厅大门。担心关门声太大，临走时他给门虚掩上了。

古烈蹲在人行道边，身边竖了一只行李箱。只要离开这里，他再次想，一切就能重头再来。他给父亲去了一个电话，接通后那头照旧响着麻将声。

“我跟徐若龄分手了，”古烈说，“以后我们各是各的家。”

“你们的事我管不了，”父亲说，“我随你们怎么搞。”

“你也不要接他们电话，”古烈说，“找你就说我去外地了。”

“我给你转五千块钱，”古烈说，“但你必须要按我说的做。”

“行，都听你的。”父亲说，“钱转不转都行。”

“我希望你以后少打点儿牌。”古烈说，挂断电话。

古烈刚抬头，就看见面前站着安琪。

安琪披了一件海蓝色的花边披肩，脖子上系一条姜黄色围巾。

浓浓的夜色里，古烈发觉安琪的身影愈发地妩媚动人。

“我刚都听见了。”安琪说，“你为什么非要这样？”

“你妈都快不行了，”古烈说，“你还有心情跟踪人？”

“我没跟踪你。我只是在等你。”安琪站在路灯下，目光灼灼地看着古烈。

古烈感到那目光表达着一种暴力和侵略，或者说是不怀好意的明察秋毫。他就像是被看穿了阴暗心思的人，站起来不停地踱步，竭力寻找节外生枝的话题。再过半年就是他和徐若龄的婚期，那是他的准岳母请算命先生算的，没有人能够推翻或改期，包括他的家人以及他本人。他没法为了别人妻子给自己的婚姻设置障碍，甚至背叛婚约。可下午发生在医院的事等他反应过来正在经历什么时，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感情。在车上时他几乎忍不住要向徐若龄忏悔，乞求她的原谅，哪怕她的母亲给他带来巨大的痛苦，他也会默默去承受。不过他遏制住了冲动，那样做不是一个男人的所为。这时他惆怅地看着安琪，想用什么法子把她给打发走。

“你别在这里了，”古烈说，“回去照顾你妈吧。”

“我跟我妈没得感情，”安琪说，“我只爱我的爸爸。”

“那你还要我去当冤大头，”古烈说，“只为让你没得感情的妈宽心？”

“我不管她宽不宽心。”安琪说，“我就晓得你们过得不好。”

“徐若龄就是太老实、太善良了。”古烈说，“所以才让你知道这么多事儿。”

安琪抱着膀子，盯着古烈身后的一棵冬青卫矛，半晌没出声儿。

古烈蹲在那里，看着眼前花池里的一排四季桂，路灯从树冠投下一片片光影。

“你告诉我，”古烈突然说，“什么样的春天才是躁动的？”

“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安琪说，“你可以说直接点儿。”

“我现在就一个请求，”他说，“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你。”

夜风如刺如刀，吹得古烈浑身发抖，他听到橐橐的脚步声渐行渐远。

“那话就是她说的，她怎么能忘记呢？”他心想，抬头望着夜空，一团烟灰色云彩被风吹动，向着东南方向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