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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祝贺五卷本的《浙江儒学通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的学术质量和学术价值都比较高。关于中国儒学史的研究成果已经有不少，但地域性的儒学专史研究尚属少见。作为儒学发展重要地域的浙江，群贤辈出，思想学说丰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颇具创新性。这部书稿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了新的努力，比如对东汉王充“实事疾妄”之学，宋代吕祖谦“吕学”和陈亮、叶适“事功之学”，明代王阳明良知心学和刘宗周“慎独之学”，清代黄宗羲经史学，近代章太炎经史之学和马一浮新儒学等都有详尽论述并具不少新意。这部著作也再次表现了主编吴光对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担当和不懈努力。

该书出版对于推动儒学研究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这套书叫《浙江儒学通史》，当然以浙江儒学为论述对象，但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呈现了这一地域儒学发展的历史面貌。浙江儒学对于整个儒学的发展，对于整个中国思想的发展，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简单来说，浙江儒学至少经历了几个用现代语言来讲的“高光”时刻。第一个高光时刻是王充。东汉时流行谶纬神学，把原来先秦儒家强调的仁智统一所体现的人道原则跟理性原则淹没了。而王充出来，则是在新的条件下面，驱散了谶纬神学的迷信色彩，使得儒家仁智统一的原则重新焕发出来，并有了新的时代意义，为后来玄学化儒学的产生作了铺垫。第二个高光时刻是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派。事功学派对于儒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宋代儒学就思想理路而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应对佛道挑战而重建儒学价值观。儒家的价值观可以归结为内圣外王，程朱主要考虑了“内圣”的这一方面，而陈亮、叶适事功学派更多的是注重“外王”的这一面。也就是说他们使得重建儒学的价值观更为合理，更为健全，儒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在他们那里得到更为突出和强烈的表现。第三个高光时刻是阳明心学。阳明心学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打破程朱的思想束缚，开辟了儒学发展的另一个新的方向。第四个高光时刻是黄宗羲，吴光把他的思想归结为经世之学，但这是闪耀着某些近代思想光芒的经世之学。按侯外庐的说法，就是早期启蒙。用现在的说法，就是这部通史作者之一董根洪讲的，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根芽孕育于黄宗羲的经世之学中间。钱穆、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认为近代的启蒙思想，黄宗羲是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来源。我们现在讲中国式现代化是根源于传统思想的，而黄宗羲就是这个传统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块土壤。第五个高光时刻是近代。中国近代的儒家思想面临西学蜂拥而至的冲击，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儒家思想能不能用现代思想体系的形态重新站立起来。浙江的儒学从章太炎、王国维到马一浮，他们都为回答这个问题作出了贡献。

综观这套五卷本著作，不仅仅将上述五个高光时刻予以重点凸显，而且抓住了“通史”之“通”。纵观全书，做到了以下四个打通。

一是打通学科界限，揭示了儒学的丰富性。以往成果对于儒学的叙述，往往以学科为界线，或哲学、或史学、或教育学等。本书把儒学涉及的很多领域的内容都予以分析，不仅是哲学、史学，还有教育学、文献学等，在教育学中还注意到了蒙学。这就在比较全面展示浙江儒学全貌时，呈现了儒学的丰富性。

二是打通学派区隔，揭示了儒学的多元性。如宋元儒学虽然以理学为主流，但儒学依然是多元发展。该书宋元卷中既注意到理学两大流派即理学和心学在浙江的发展过程和主要代表人物，又注意到其它的学派，如金华“吕学”和永嘉、永康事功之学；还注意到了不同儒学群体的作用，如“庆历五先生”“皇佑三先生”“永嘉九先生”等；更可贵的是还注意到了这些学派和群体在推动浙江儒学发展的各自侧重和相互联系。

三是打通思想事功，揭示了儒学的实践性。儒学具有经世致用的精神，这在宋代因面临外族入侵中原而更加凸显。书稿不仅在叙述浙东事功学派时注意到这个学派的思想和事功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很多地方注意到儒学对于治国理政的实践性，如把王安石在鄞县的改革实践、陈襄的办学实践、杨时的德政实践、孔氏南宗等都纳入叙述的视野。

四是打通前后传承，揭示了儒学的历史性。书稿梳理了儒学的嬗变轨迹，而且注意到学派、思想的前后传承，如关于程朱理学、陆九渊心学在浙江的前因后果、一些学派的后学传人等。这样就更好地表现出浙江儒学的历史脉络和历史地位。

总之，该书不仅是地域儒学专史研究的首创，而且还扩展了传统儒学研究的视域，是一部优秀的呈现全貌的通史之作。

（本文根据作者在《浙江儒学通史》发布暨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铁肩担当文化创新重任 时贤合著浙江儒学通史

——评五卷本《浙江儒学通史》

○韩 锴

历经近10年的辛勤耕耘，由浙江儒学界通力合作完成的《浙江儒学通史》终于顺利完成并出版面世。这是浙江儒学界的幸事，也是浙江文化界的幸事。《浙江儒学通史》的出版是儒学界的同仁们不让浙江儒学“锦衣夜行”的艰辛创举。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撰写学术史应该符合四项要求：网罗全数学派，不以爱憎去取；提挈某家学说，内容观念清晰；忠诚撰写真相，避免上下其手；叙述时代经历，反映人格全貌。应该说，在整体上《浙江儒学通史》符合以上四点要求。通读五卷本《浙江儒学通史》，最深刻的感受是：脉络清晰，主题突出，特色鲜明，有理有据，体用结合，多元包容。

一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脉络清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章学诚《校雠通义》开篇所提出的概念。章学诚认为这是一件高要求的学术活动。他说“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浙江儒学通史》实际上就是古代学案体的学术史。整套书按时序分为五卷：汉唐卷、宋元卷、明代卷、清代卷、近现代卷，这在纵向上梳理和分析了2000多年来浙江地区儒家学派和学者的思想发展脉络，构建出从王充到马一浮近百位浙江籍儒家学者的学术架构，且每一卷都竭力囊括相应时代的儒学学者及其著作。如清代卷中就有龚自珍、俞樾、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孙诒让、朱一新、章太炎等儒家学者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选取人物做到了不以爱憎为去取，而以应然决取舍。同时，整体上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儒学家及其著作都能够分析其由来，叙述其渊源。如总论部分叙述浙江儒学发展脉络时就论述了王充“实事疾妄”的务实思想受到了范蠡亦儒亦道风格的影响。正因为各卷投入了考镜源流的功夫，所以我们才能看到浙江儒学发展的脉络所在。这套书还让我们看到：较之于中原大地的孔孟儒学，浙江儒学属于后起之秀。但儒家思想体系中某些朴素的观念元素，则可以从古越先民的理念中找到佐证。整体上看，浙江儒学是借鉴传承来自中原先秦儒家而发端于古越，初步成型于两汉魏晋南北朝而在实践上衔化于隋唐，吸纳玄学和佛学之优长而兴盛于宋元明清，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回应转型于近现代的浙江地区的儒学。这就是全书作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夫所在。

二是以民为本，思想先进——主题突出。吴光在总论中就认为“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是浙江儒学的基本精神和学术特色，而且浙江儒学的民本思想，不仅仅是思想理论上的论述，更是政策实践上的发掘。如叶适提出的“通商惠工，扶持商贾”和“（士农工商）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的重商思想。如唐代陆贽始终将民本思想落实在他的政治实践中。这就防止了民本思想的空疏性，体现了作为政治家的民本思想的实践性和务实性。明代卷中关于刘基的民本德政理论也发掘得比较充分，在第五章还专设一节谈王阳明的亲民思想：爱民保民，顺应民心，安民富民。总之，对浙江儒学这一鲜明特色的挖掘，让整套书充满人文精神，彰显人文情怀。

三是关注实学，注重务实——特色鲜明。本书总论中，开明宗义就说到“王充《论衡》的‘实事疾妄’宗旨，代表着浙江儒学的求实批判精神。”唐代嘉兴人陆贽主要以政治家的面貌出现在历史上，但他也是出色的儒者，他融儒学思想于政治实践之中，合儒家理念于每份奏疏之中。北宋初年胡瑗在湖州创立湖州之学，其按照“经义”和“治事”两斋的“分斋教学”法就充分体现浙江儒学的务实作风。南宋叶适及其永嘉学派、陈亮及其永康学派、吕祖谦及其金华婺学都是面对社会实际而主张务实的典范。特别是叶适，他针对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提出了“利者义之和，义者利之本”的“崇义养利”、义利兼顾的价值理念。明清易代之际，浙江儒学界更是兴起了经世实学思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经史学派。该派以“注经重史”“经史并重”“经术经世”“史学应务”为学术宗旨，为浙江儒学的务实风格开辟了一方新天地。到了近现代，浙江儒者从龚自珍到马一浮总体上都走在经世务实、通经致用，史学经世的大道上。

四是善述背景，联系学术——有理有据。任何学派的出场都有其时代背景和学术前提。一部学术史如果不写清楚时代背景和代表人物的经历就难以让读者理解该学派产生的必然性和个人学术的合理演进。《浙江儒学通史》在这个方面做得比较到位。比如汉唐卷第二章《王充与论衡》就比较明晰地叙述了王充及其《论衡》出场的时代背景：王充所处的时代，董仲舒儒学虽然处于主导地位，但已经被两汉易代之际的谶纬风行和迷信泛滥所影响。王充以自己的博学多通和力求诚实的思路，对当时十分驳杂且迷信天命、只信师说的儒学进行了拨乱反正。有了此等背景的叙述，我们再来品读王充的相关理论，就会对之有一个深入的理解和整体的把握。又比如，王阳明所处的时代：程朱理学到了明代已经成为八股科举考试的全部内容，且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同时浙江又是宋元以来“心学化”运动的主要区域。这就说清楚了王阳明心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区域条件。随着明代晚期阳明后学将心学日益禅学化、空疏化、没落化，明末清初的浙东经史学派便水到渠成、应运而生。

五是关注淑世，追求问道——体用结合。从淑世与问道的关系上讲，淑世是问道的基础和前提，问道是淑世的方法和策略。也可以说，淑世情怀的修炼是体，而问道得道并用于治国安邦是用。关注淑世，追求问道，综合起来就是体用结合。大概地说，《浙江儒学通史》的作者们基本做到了以淑世之情怀，究理论之真相，探历史之真理，进而撰写充满淑世情怀的著作。如汉唐卷中写生于东汉中后期的魏朗“内修外理”的儒学思想，先写魏朗“诚于中，形于外”的慎独观，又写其社会分工的治国理论，再写其任人以长的用人思想，最后写对社会规律的总结。这实际上就是：内写淑世情怀，外写问道内容。明代的刘基，虽然处于元王朝腐朽不堪，国祚难继的时代，但他仍抱淑世情怀，在朝为官兢兢业业、悲天悯人，不为当政者所容则主动致仕，思考问题时“讲尧舜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室之兴”。由此可知刘基是一个关注问道，以道事君的淑世主义者。

六是学派纷呈，兼采各家——多元包容。浙江儒学的一大特点是学派纷呈，兼采各家，从而形成多元包容的格局。在民本思想、务实作风、问道精神等共同的学术特色和基本精神之外，浙江儒学还有多姿多彩，学派纷呈的一面。如既有如王充、王阳明等理论型的儒学家和儒学著作，又有如陆贽、刘基、宋濂等实践型的儒学家和儒学著作，还有其他不同类型的儒学家和儒学著作。浙江儒学的开山鼻祖王充就是既“深受吴越文化的熏染”，又“在与中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兼收并蓄，走出了一条有别于普通汉儒的学术道路” 。宋代叶适强调“中和兼得”，既讲义，又讲利，追求“崇义以养利”，讲究义利兼顾。明代王阳明主张“折衷朱陆，会通佛老”。明末清初黄宗羲则提倡“会众合一”。而清代章学诚则主张“道并行而不悖”。这些都说明了浙江儒学家们的思想是多元融合的结果。这方面，吕祖谦最具典型，宋元卷中说他博采众长，调和诸家而“不明一师，不主一说，不私一说”。由此可知，上述学者和学派都是既吸纳、融合其他学者的理论，又被其他学派所吸纳、所融合。总之，浙江儒学学派纷呈，相互融合，既是吸收与融合的结果，又是被其他学派融合和融通的前提，整体上呈现出多元包容的特色。

通观《浙江儒学通史》，既讲浙江儒学“所过者化”之历史演进的学派、人物，又抓住了“所存者神”那不变的淑世情怀和人文精神。至于有的卷篇结构尚欠清晰，有的提法或欠精确，有的人物及学说在论述逻辑上稍欠严密等，都是大醇小疵，可以留后酌改，无须要求完美。

一部全面展示浙江儒学历史面貌的巨著

○陈寒鸣

《浙江儒学通史》，这部由“汉唐卷”“宋元卷”“明代卷”“清代卷”“近现代卷”五大册组成，超160万字的通史，堪称一部全面展示浙江儒学历史面貌的巨著。

在《总论：从王充到马一浮》中，吴光揭示浙江儒学的发展脉络道：“浙江儒学以东汉王充为开端，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即汉唐时期、宋元时期、明代时期、清代时期和近现代时期。”《浙江儒学通史》各卷即据此基本脉络,详尽地展示了浙江儒学发展的历史面貌。其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论析，限于篇幅，兹仅举如下数端。

其一，白效咏在研究汉唐阶段浙江儒学时，既注意到早在先秦就有孔门弟子在吴越之地活动，秦灭汉兴，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在全国推行儒学教育，加速了儒学在浙江的传播与发展，又注意到“几乎与孔子同时，以文种、计然、范蠡为代表的另一种风格的学术思想在浙江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一学派的思想是农商并重，重视民生，讲求实用，其内容多是形而下的治国理政之术，可以说是浙江实学的滥觞”。因此，“考察两汉时期浙江儒学的发展，实则沿着两条道路：一派受到浙江本土实学的影响，与中原儒学相比，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王充是其典型代表，类似的还有魏朗，至唐则有陆贽；另一派则抱着虔诚的态度，向中原儒学名家学习经学，比较忠实于师说，相对于同时代的中原儒学而言，风格更保守，比如赵晔，成为韩诗学派的重要传人”。

其二，董根洪、王希坤在《宋元卷》之绪论中揭示宋元时期浙江儒学具有包容综合、形态多样、主经重史、经世致用、自主创新、东强西弱六大特点。这概括性归纳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如从儒学的创新队伍和作为儒学传播载体的书院数量来看，这时期浙江儒学确实呈现“东强西弱的分布状态”。“据《宋元学案》统计，浙西三府学者的总人数只为浙东婺州的五分之一、明州的四分之一，而与睦（严）州一所（52人）的数量相当。而且，同时期，浙江闻名全国的著名学派及其著名代表，也都出自浙东，如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吕学、北山学派、四明之学等”。这一特点的形成，无疑“是与各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紧密相关的”。

其三，钱明在编撰明代卷时，“始终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将以阳明学为代表的心学传统视为贯穿明代浙江儒学的基本流脉和主导线索；二是将‘浙西’也纳入明代浙江儒学的考察视野，而且与《明儒学案》相比，还要作适当的‘放大’，给予更多的关注”。同时，他又说：“从学术风格上看，明代浙江儒学应包含宋代道学一脉的洛学传统和心学传统。故明代浙江儒学不仅内含史学、经学和制度之学，更有‘性学’（杨维桢语）与‘心学’相结合的心性学传统；既有朱子后学的影响，又有象山后学的传承流变。这就使得明代浙江儒学的各种流派之间呈现出彼此交错，相互融合、汲取与兼备，复杂而多元的学术品质。”据此，在结构上“由主导明初浙江儒学的金华朱学、引领中明浙江儒学的阳明心学、分化晚明浙江儒学的阳明后学和承启明末浙江儒学的蕺山心学这四个‘板块’组成”的《浙江儒学通史·明代卷》，就为人们生动展示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其四，以清代明的王朝更迭、刘宗周的殉道及蕺山学派的分化，促成浙江儒学进入清代发展阶段。张宏敏从此入手研究论析清代浙江儒学，指出：“随着蕺山学派的分化与清廷官方对程朱理学的提倡，明清之际以及清代中前期浙江籍的思想家，在对宋明理学（朱子理学、阳明心学）进行批判反思之后，为重建儒家的价值体系与知识体系，或‘由王返朱’‘黜王崇朱’而重构程朱理学（以张履祥、沈昀等浙西理学家为代表），或认为‘圣人之学，心学也’而发挥王阳明‘五经亦史’的思想并以‘经史并重’为治学宗旨（以黄宗羲、黄宗炎等浙东学者为代表），或批判程朱理学而坚守阳明学统（以毛奇龄、毛先舒、施邦耀等为代表），或主张返归‘孔孟之学’（以陈确为代表），进而在反省宋明理学中构建具有新面貌的思想世界。”“清代中前期浙江籍学者，倡导‘实事求是’学风，同时还有将古圣先贤治世之意推及日用的实践意义，将‘求实’与‘致用’有机结合起来，倡导‘实学’与‘实行’即‘求实’与‘致用’结合的治学之道。易言之，明清之际‘经世致用’实学思潮的勃兴，必然会促成以‘实事求是’为治学宗旨的乾嘉考据学的转向，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思想特质是‘经世实学’、乾嘉考据学更是‘实事求是’之学，故而清代中前期提倡‘经史并重’的‘浙学’，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典型的‘实学’形态。”

其五，宫云维等编纂的近现代卷，对龚自珍、黄式三、黄以周、俞樾、朱一新、孙诒让、王棻、章太炎、王国维、马一浮等进行了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在内忧外患不断加重、中西碰撞日益剧烈的背景下开始了由传统而近代转型的历史进程，而“近代浙江一直处于中国近现代化的前沿，以龚自珍、俞樾、孙诒让、章太炎、王国维、马一浮等为代表的近现代浙江学者，是那个时代极具代表性的学术群体。他们关于儒学与西学、儒学与现代学术的思考乃至学术实践，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影响深远，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