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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著名学者丁帆专栏“乡村风景”完结篇。该系列用六篇随笔回望当年他以知青身份走入乡村的经历，并以世界艺术史上的著名风景画为参照，重新打量从乡村到乡镇、再到县城的时代景观和人间风情，奉献了独具个性的“文学风景”。

飘过云彩的忧郁小城

文｜丁 帆

……

其实，进了宝应城，河道里就有了并不显眼的石拱桥和砖拱桥了，虽然破旧不堪，却仍然有些忧郁的情调，有了一丝古意，一抹古典小城的忧郁浪漫。

插队六年间，我去过县城不下二十几回，除了开会和递送文件的公差，农闲时节，我就会约朋友相伴逛县城，小小的城郭，不用个把小时就逛遍了；还有几次是单独一个人奔袭近百里，就是为去购买一本新书，那是精神口粮的供应站。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纸张泛黄的《李白与杜甫》《金光大道》《西沙儿女》《枣林村集》《红花满山》等书籍还静静地躺平在我的书架上，遥望着旧日时光里的历史尘埃。

我的青少年时代的足迹，留在了宝应古城唯一贯穿南北的石板小街和东西大道上：那淅淅沥沥的春雨，将光滑可鉴的路面涂抹成了一层淡妆；那空气燃烧的烈日下，店铺外撑起的白篷，犹如停泊港湾的白帆；那萧瑟的秋风随着阴郁的夜雨，温柔地游弋舔舐在街头巷陌，亲吻着青砖乌瓦的老屋；那冬日里的一抹斜阳，慵懒地跌落在小街深处，让忧郁的店铺有了穿破时空的活气。这些进城的历史长镜头，如今仍然像一幕幕电影叙述那样闪回在我的似真似幻的梦中。

前年，我回到宝应县城，旧日时光里的镜头已荡然无存了，那贯穿鱼市口的南北青石板小街，只剩下一段柏油水泥路面的小巷，影影绰绰的记忆从这里起锚，那略带阴郁惆怅的古意和浪漫，乘着诗帆远去了，留下的却是一片心灵的哀怨与忧郁。

镜头切换，时空腾挪。

和朋友去东风饭店撮一顿，两个炒菜，一盘花生米，一人两瓶二两五装的宝应“荷花牌”大曲，圆的是知青时代酒事江湖的一帘幽梦，那是因为我们屋里的门帘皆是芦苇编织的，而思想的芦苇是对美食眷恋；酒足饭饱，去偌大的“宝应理发店”剃个头，享受一回豪华的理发程序，那是必须的，因为那下舍镇只有一爿理发店，那油嘴滑舌的年轻剃头匠，也和许多乡间剃头匠一样，只会剃乡下“二哥”的“马桶箍”头型，进城剃头才算是正式理发，要的就是把鬓角留得越长越好，像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主角瓦尔特那样。迷迷糊糊躺在放平了的理发椅上，蒙眬中只听到剃刀刮胡子时的咔咔声，就像农人在割麦秸时发出的丰收回声，待到散发着上海檀香皂的热毛巾擦完脸，理发师用空掌在你肩头噼里啪啦一阵拍打，如梦初醒的我，顿感浑身通透。

再去“宝应浴室”洗把澡，那才是最后的享受，下舍镇除了供销社、粮管所有自己的小浴室外，根本就没有一个公共浴室，曹甸镇倒是有一个规模甚微的澡堂，十个人挤在里面就满满当当的了，好几天都不换水，其乳白色的肥皂水堪比奶汁，被戏称为奶汤水澡堂，乡下老农说，那个浑汤水才养人呢。

没有想到的是，坐落在东西大街的“宝应浴室”，竟然并不比南京的“健康池”“三新池”和“大明湖”差多少，当然也是分等级的，头等座是带翻盖的卧榻，二等座是长木条座椅，三等座便是站座，亦如孔乙己站着喝酒一样，洗完澡便穿衣走人。

新华书店也是坐落在小城的东西大街上，算是大门面的店铺了，去那里的人当然是那个读书无用论时代里渴望读书的文化人了，我每次去那里，三百多平方米空空荡荡的店铺里没几个顾客，倒是有几个漂亮的姑娘在交头接耳、嘻嘻哈哈，看到上衣口袋插着两三支钢笔的顾客，就会马上笑脸相迎，那些人不是干部，就是中小学教师，尤其是见到县城最高学府里的宝应县中老师，那恭敬有加的神情，比百媚生的回眸还要生动。

1972年的冬天，我去县城买郭沫若那本新著《李白与杜甫》时，要求那个拖着李铁梅式大辫子的姑娘拿书给我，她斜睨着我晒黑了的脸庞和一手老茧，立刻转身，媚笑着把这本书递给了旁边那个戴着眼镜、刷着二分头的文化人，任其翻阅起来。少年轻狂的我，一拍柜台，理论起来，那姑娘说，怕你把书弄脏了，我顿时怒火中烧，明明就是五六毛钱一本的书，我故意狠狠地将十元人民币拍在柜台上，骂了一句：“狗眼看人低！我是农民，我就不能看书？”她听出我的口音后，立刻愣在那里，不知所措。当时南京知青的名声不是太好，在小城里打架斗殴的事件经常发生，估摸旁边那位是个中学语文教师，连忙过来打圆场，说我也很喜欢这本书，于是，掏出一支墨绿色的花杆“关勒铭”牌钢笔，看着那支笔和藏在我裤兜里的钢笔竟是一模一样，那是我上初中时，祖父给我买的钢笔，心中不免一动。那位教师立马在扉页的左下方签上了购买日期和地点，并签上了名，这与我当年购书的习惯是相同的。如此这般，我倒是对这位教师有了几分好感，同是天下读书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虽遭轻蔑怠慢，也就不与那大辫子计较了，拿书走人。

那个年代能够买的文学书籍的确太少了，每次进城，我都准备了一些省下来的银子去购书，青少年时代读古诗悲观阴沉，朗诵新诗激情澎湃，除了贺敬之外，还暗自看不起工农兵诗歌，拜伦的看不懂，倒是雪莱和普希金的容易懂，可惜地下流通版本甚少，家里原来是有的，还是精装本的，可惜“破四旧”时送到废品收购站里去了，偶尔在县城的新华书店里看到了李瑛的新诗《枣林村集》和《红花满山》，觉得诗不太一般，就立马掏钱，那时的书很便宜，也就三四毛钱一本，然而，去哪里能买到好书呢？在宝应，新华书店是我每一次进城必去的地方，虽然有过不愉快的购书经历，却也是那个岁月里我心中的文学殿堂。想起那个大辫子姑娘，想必早已儿孙满堂了，如今她在小城哪里呢？

“大众电影院”是宝应县城里最豪华的娱乐场所。1972年，朝鲜宽银幕彩色影片《卖花姑娘》在这家电影院里放映，可谓盛况空前，各个乡镇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不远几十里，带着毛巾手帕去这里观看。这部影片不仅赚足了中国的人民币，而且更赚足了中国人民的眼泪，因为看够了“样板戏”和“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和《南征北战》）审美疲劳后的中国观众，审美的触角一旦被这悲剧的人性力量所感动，就一发不可收。我和两个朋友是骑着借来的永久牌二八大杠奔赴县城里的“大众电影院”的，那是有翻板座椅的电影院，虽然不是沙发椅，但也算是够豪华的了，比那宝应大会堂十分简陋的长条凳要高级舒适得多了。不过，那次看电影可是破了宝应城这家电影院的放映历史纪录，连续许多天不间断放映，让乡下人都赶进城看电影，每个场次的后排空地上都站满了观众。

随着剧情的发展，那个演花妮的朝鲜功勋演员洪英姬一出场，电影院里就开始稀里哗啦哭成了一片，当然，我也流泪了，只有同去那个上海知青不流泪，后来问他何故，他很不介意地说了一句：电影都是假的呀！我们认为他没有人性。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作品的原作者和编剧竟然是金日成，导演是朴学和金正日，方才明白了这部影片真正的含义在哪里，可是，那个岁月里，我们什么都不懂，尤其是悲剧的审美效应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价值立场上。

电影散场后，我们蹀躞在北大街那忧郁的青石板的小巷里，来到了当年小城著名的“震丰园饺面馆”，一盘牛肉，一盘花生米，每人一瓶二两五的荷花牌“宝应大曲”，喝着闷酒，谁也不说话，几口喝完，每人匆匆吃了两碗饺面，一抹嘴，便去了宝应船闸。

夏日的船闸虽然喧嚣，但在运河之上，清风徐来，河水凉爽，亦无蚊虫亦无灯，我们把上衣一脱，铺在浇过水的水泥地上，找了一块砖头做枕，似乎比住旅馆舒服多了。几人无语，也不知道他们入睡了没有，我望着那天上的星星和一弯新月，又想起了电影里的故事情节，花妮一家的悲剧，与我们的处境相比，当然更加悲惨，可是，我们的前途又在哪里呢？再想想，那些生产队里劳作了一辈子的贫下中农，他们有人连县城都没有来过，我们只想着自己的命运，是不是有点自私了些？然而，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思想又占据了我心田。

望着那一弯新月和无数的星星，文曲星是哪一颗？我是立志做一个作家的青年，我的文学梦早已启航，可是，我能够写出像《卖花姑娘》那样的悲剧故事来吗？我一脸迷茫，不知前途在哪里，浩瀚的宇宙空间里，有没有容纳一个梦想做作家的小小空间呢？

在刘禹锡的“星星仙语人听尽，却向五云翻翅飞”的梦想中，伴着大运河汩汩流淌的河水，我在努力挣脱卖花姑娘的悲剧命运中，腾云驾雾地睡去了。

那一年，离开下舍去扬州师院中文系上学，我抑制住眼泪，一一告别乡亲，一一告别朋友，打开那个丝绸封面的日记簿，又一遍抄录下了自己最喜爱的那首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转而我故意将它改成不合规矩的拙劣仿古诗：“城阙临四水，芦荡望八乡。与君离别意，同是帆远方。海内皆知己，天涯路更长。无为在歧路，搏命在维扬。”

路过那忧郁的宝应县城，作为一个并非再是异乡人的我，撕下一片水乡天边的云彩，权做擦拭人生旅途奔波劳碌汗水的毛巾，最后带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心情便不再忧郁。

……

精彩全文请见《当代》2023年6期

丁帆，1952年生于江苏苏州，南京大学教授。1979年起在《文学评论》等刊发表论文五百余篇，出版论文集十余部；发表散文随笔两百余篇，出版散文集十余种；主编各类教材、专著百种，逾千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