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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罗伟章的报告文学《凉山叙事》，通过对被彝族人视为大地中心的昭觉县的前世今生的真实叙写和审美观照，真实地表达了昭觉县乃至整个凉山地区在扶贫攻坚这场伟大战略中所呈现的历史巨变和崭新面貌，并深刻地揭示了造成这种历史巨变的社会根源。在艺术表现上，这部报告文学则以现实叙事、历史叙事、文化叙事融为一体的叙事方式，多角度、多层级、散状式、立体化地展示了昭觉县乃至整个凉山地区的自然生态、历史存在、文化内蕴及现实变化，有力凸显出扶贫攻坚这场伟大战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关键词：罗伟章 《凉山叙事》 报告文学 扶贫攻坚 历史巨变

对于四川当代著名作家罗伟章而言，2022年无疑是一个丰收之年。先是由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他的报告文学《下庄村的道路》，紧接着四川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另一部报告文学《凉山叙事》。这两部报告文学出版的时间，仅仅只有两个月之隔。与《下庄村的道路》相比较，《凉山叙事》通过对众多人物的深入采访、对社会场景的充分展示、对历史深层的打量、对文化向度的有力透视，逐一叙写了凉山地区昭觉县的前世今生。在艺术表达上，则以现实叙事、历史叙事、文化叙事融为一体的叙事方法，多角度、多层级、散状式、立体化地表达对被彝族人视为大地中心的昭觉县的真实理解、深刻认知和审美关注。从这个意义讲，《凉山叙事》这部报告文学所传递的是更为深邃的思想蕴含和艺术趣味。

这部报告文学一开篇，便用一则寓言展示出昭觉县在彝族人心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据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记载：彝族人的祖先支格阿尔走到彝族集聚区域的四方边界上，他拿出手中的弓箭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射出，以此来测定哪里是大地的中心。他从东西两个方向射出的箭，均落在一个名叫久拖木姑的地方，从南北两个方向射出的箭，同样落在久拖木姑这个地方。于是，他就把久拖木姑视为是大地的中心。久拖木姑位于今天凉山州昭觉县境内，因而昭觉这个地方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地的中心。既然昭觉县是大地的中心，那么它在历史或文化向度中是怎样的？在现实或社会向度中又是怎样的？这个问题，便一下子呈现在作家和读者的面前，更呈现在昭觉县成千上万的彝族同胞面前。显而易见，作家是从现实存在或社会向度作为切入点的，并通过对自然形态的雪夜、社会形态的街景、文化形态的新闻报道这三幅画面的具体描写来进行。这三幅画面又似这部报告文学的引子，作家的真正目的是借助这个引子，导引出更加广阔、更为深层、更显复杂的生存或现实的系列图景。在这样的图景中，既有对彝族的历史文明、灿烂文化的概要叙写，又有作家对于这种历史与文明的主观思想；既有对彝族人拥有的文化禁忌、图腾崇拜的深入透视，又有对彝族人的心理素质、性格特征的深层分析；既有对彝族人身处于的自然环境与现实境遇的真实描写，又有对彝族人具有的生活习俗、生命观念的讲述；既有对彝族人贩毒吸毒史、患艾滋病史的描写，也有对彝族人的文化教育、知识素养的审美聚焦。通过对这一系列图景的不同视角、多元向度、散状方式、立体形态的有力展示，不仅给广大读者以强烈的印象和深沉的思考，而且传递出作家对以昭觉为中心的彝族人聚集地的精神烛照和审美表述。

昭觉县赫赫有名的企业家阿尔拉莫说：“我们彝族不是最先进的民族，但我们是最神秘的民族。”1对于这位企业家的说法，作家在初始表现出半信半疑的心理，后来经过对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搜寻和查证，方才知晓这位企业家之说极具其真实程度。在作家看来，这种神秘首先来源于彝族祖先对彝文的创建。著名彝族学者且萨乌牛在他的《彝族古代文明史》一书里，就曾经这样指出：彝族大约具有一万年的历史，彝文的历史至少也在九千年之上。古文字学专家刘志一也指出，世界上发明最早的文字之一，是长江中游地区的古彝文，这种文字最初主要用于巫术祭祀活动，随后慢慢向世俗转化，遂成为王权统治的工具。钟鸣在2009年8月10日《南方周末》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称，中国奴隶社会的第一个朝代——夏朝的统治者为彝族人，彝文是夏朝的官方文字，随着夏朝走向覆灭，彝族才逐步被驱赶到中国西南的大山深处，如今被称为刻符或图谱的许多铭文，像成都金沙遗址、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其大多数亦是源自于彝文。2011年8月，在中国地质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古玉文明探索暨民间收藏精品展”会上，有人拿出来自五千年前的龟驮碑三十六字碑文请与辨认，彝族学者老板萨龙一下子就辨认出来，指出它是一种古彝文，这些文字的意思是：“要坐词神船，去找库土人……”2他的这番破译，得到了众多古文字学家的公认。接着作家又将他的笔触伸向海外，进一步书写彝族人历史上的第二个神秘。有日本学者在研究水稻史的基础上，对彝族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层剖析，认为无论是在语言表述、服饰设计上，还是在文化心理、宗教信仰上，中国的彝人就是日本人的祖先，导致了日本人风靡一时的寻根热；美国学者赫尔德里奇卡的研究成果表明：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习惯，与中国的彝人极为相似。由此认为，今天的印第安人，是一万年前越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的中国彝人。正是在这个基点上，作家对彝族的文化禁忌、生活习俗、生命观念及其在当下现实社会中的生存境遇展开了深入探索。

以文化叙事、历史叙事的艺术手段，来表达作家对彝族人的文化禁忌和图腾崇拜的深层透视，是这部报告文学里一个重要的思想内容。就彝族人具有的文化禁忌而论，可以说种类繁多且较为复杂，诸如：在男女订婚仪式上，对宰杀的猪和羊，忌讳其没有胆汁或是脾脏暗黑东西；在除夕日的家宴上，忌讳食用白毛和棕红色的老母猪肉；对于没有满月的婴儿，忌讳其与患有狐臭的人相撞，更忌讳用胖、重、漂亮一类的词汇来形容婴儿；当拉着一只羊到堂屋里准备宰杀时，这只羊却突然发出叫声，则表示忌讳食用；在他人家里做客的时候，忌讳坐在堆放东西和睡铺的下方或上方，等等。在作家的理性认知与判断中，认为有些禁忌存在着合理合情的成分，但大多数禁忌有如粗细不一的缰绳，捆绑得人们动弹不得，不需进行批判和修正，因为这些禁忌确实落伍了，这也是导致彝族人陷于深度贫困的原因之一。就彝族人具有的图腾崇拜而论，在漫长的历史征程上，彝族人曾先后崇拜过祖先、火、虎、鹰、索玛花……崇拜祖先，是因为其肉身和生命是祖先赋予的；崇拜虎，是因为其在丛林中不可撼动的地位；崇拜鹰，是因为其为天上的王者，又能够帮助人获取生活资料；崇拜索玛花，则不仅仅因为它是至高无上的神性之花，还因为它关系到一段民族的生存史。但是最终，彝族人选择了将火视为自己主要的崇拜对象。因为在彝族人看来，火是由人的祖灵变来的，具有深不可测的神圣力量，这是第一个原因。新娘嫁到新郎家时，新娘必须跨过新郎家门槛边的火堆或火把，这是第二个原因。原因之三，则是那些身体完整、灵魂洁净的死者，才有资格通过火葬升天。与此同时，火还见证了彝族从游牧生活到水上生活再到农牧生活的历史变迁。今天的彝族火把节，之所能够抵达盛况空前的高度，能够成为彝族人巨大的精神活力，莫不与上述的三个原因及其三度的历史变迁有着深刻的关联。正是通过这样的文化叙事和历史叙事，令广大读者得以窥见彝族人的历史变迁及其在精神层面上具有的信仰之力。

运用现实叙事的方式，对彝族人处于的自然环境与现实境遇进行真实的描述，是这部报告文学里又一思想内容。通过对这一思想内容的表述，再现了彝族人身处的自然环境的艰巨和现实境遇的艰难。“大凉山的地形，站在谷底望高山，山顶仿佛尖削如刀，其实爬上去后，是一个大平台，平台上再望，远处又是高山，再爬上去，又是一个平台。平台即草甸……”3昭觉正好位于大凉山腹地或中心。这样一种自然环境，它的确是有着令人心旷神怡、美不胜收的山水风光，但由于土地面积十分有限，彝族的村民们只能在狭小的土地上种植荞麦、玉米、土豆这样的农作物，或是栽种一些瓜果蔬菜之类的东西。由此可见，广大的彝族民众都生活在一个环境艰巨的条件之下。自然环境是如此，那么现实境遇又是怎样的呢？在此，笔者仍然引用作家对它的一段真实描写：“昭觉县乡下的老房子，多为土坯房，低矮，无窗，弯腰进去，若是生客，两眼一抹黑，不辨东西，且闻到烟熏火燎的气息和浓烈的牲畜味儿；房是通屋，靠壁一个锅庄（火塘），左侧栏里养着鸡鸭牛羊。”4这是极其典型的人畜混居。构成如此境况的原因是彝族人相信：如果不和人住在一起，闻不到人的气味和锅庄的烟火味儿，牲畜就无法长得壮硕。由是可知，身处大山里的昭觉彝人的现实境遇是何等的艰难。在作家看来，昭觉彝人具有的现实境遇的艰难，一是因为经济基础很差，二是因为思想观念落后。作家认为，意图彻底改变这种现状，唯有加大帮扶和支持的力度，并且要改造彝族人旧有的思想观念。

采取历史叙事、文化叙事、现实叙事相融合的叙事方式，对彝族人具有的生活习俗、生命观念的真实叙写，是这部报告文学力图表达的另一个思想内容。生活习俗是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在长期而琐碎的生活中逐步养成的一种习惯，它具有自然、连续和超稳固性的特点，这是因为深隐于其背后的，是人们对世俗生活深度的心理、情感和思想认同，意图改变这样一种认同，无疑面临着很大的难度。在这部报告文学里，作家就深刻地揭示出这一点。在本文里，笔者仅仅以彝族人对于饮酒的嗜好为例，来说明其在生活习俗上具有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中华民族悠远而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彝族是最早诞生的少数民族，同时也是最喜欢饮酒作乐的一个民族。早在远古的殷商时代，彝族的祖先就展露出对酒的喜好与激情，这从出土的文物中多为酒器，便能够得到很好的证明。班固的《后汉书·西南夷传》，曾有这样的记载：说彝族人不仅“豪帅放纵”，而且长于及时行乐。在彝族的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一书中，也有着如此精彩的描绘：“为了开天辟地事，请来仙子共商量。九天商量到深夜，宰了九条商量牛；九夜商量到天明，喝了九罐商量酒。”5在经书《六祖史》里，对彝族人喝酒的历史场面与情状，更是有着过之而无不及的夸张表达：“制酒盛壶中，敬献各方神。天神见酒乐，地神见酒喜，松柏见酒青，鸿雁见酒鸣，日月见酒明，天地见酒亮。”6历史上的彝族人在饮酒作乐方面，显示出如此疯狂的状态，那么在现实社会中的彝族人又将如何呢？因为有了谚语、史诗、经书的支持，现实生活中的彝族人就把饮酒当作是生活的必需品，视为是一种传统美德。因而，无论是在广大的乡村，还是在小小的昭觉县城，饮酒便成为彝族人生活的一种常态。在这部报告文学里，正是通过对彝族人嗜酒如命的真实写照，为读者揭示了他们具有的生活习俗、生存观念的本质。

以现实叙事的方式，对彝族人的贩毒吸毒史、患艾滋病史进行艺术表达，是这部报告文学第四个方面的思想内容。对这一思想内容的叙事性表述，几乎贯穿于第十章《切肤之痛》和第十一章《渊面之下》的篇幅之中。在《切肤之痛》这章的开篇，作家便这样指出：毒品是大凉山彝族聚居区的老大难问题。把它看成一个老大难问题，这是富有历史依据的，因为早在民国时期，大凉山的黑彝便深受川西高原上土司的影响，开始大面积地种植鸦片，且把鸦片称誉为“黑彝的糖”。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凉山毒品从限制到禁绝，其成效也是较为显著的。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大凉山买卖毒品的现象再度活跃起来。据说是有人到云南去，率先接触到毒品，看见它有着比黄金还要昂贵的身价，便觉得拥有它是一件非常有脸面的事。见钱眼开是人的本性，再兼凉山地广人稀，警力又严重不足，它便很快成为毒品的“黄金通道”。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大凉山便拥有了一支规模空前、浩浩荡荡的贩毒大军，这支大军不仅贩毒，而且还亲自参与吸毒，并传播至他们的一家老小。正因为如此，这个群体中的绝大数人皆患上了艾滋病。这便是《渊面之下》为我们叙写的内容。在这一篇章里，作家通过对两个艾滋病家庭的采访，为我们展现这些家庭的悲惨场面或命运结局。第一个家庭只有四口人：两个姐姐和两个弟弟。他们的父母死于2018年的春天，皆是因为艾滋病而亡，两个弟弟也是艾滋病患者，他们都属于母婴传播。大弟弟六岁，一副神情忧郁的样子。第二个家庭是一对年轻的夫妻，均是艾滋病患者。两人刚从北方打工回来，都很瘦弱，尤其是男人更为瘦削，还缩着脖子，一副很怕冷的模样。接着，作家又以一个亲眼目睹的场景，来描绘艾滋病群体的惨状：去打针服药的艾滋病人，有如赶集市一般，特别是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他们打一针，书包还没有挎上肩，便朝着学校飞奔而去。通过这样的现实叙事，既表达了作家对于那些贩毒吸毒者的无比愤慨之情，对于身患艾滋病的人们深表同情的怜悯之心，又令广大读者真实地看见了毒品给个体的生活与人生、给黎民百姓的家庭、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从而进一步提高对于毒品的自我防御与坚决抵抗能力。

对昭觉乃至整个凉山地区教育条件落后、教育基础薄弱、教育环境贫瘠的审美聚焦，真实地再现其令人堪忧的教育现状，是这部报告文学第五个方面的思想内容。从叙事方式或叙事技巧的角度看，它仍然是一种对现实叙事的运用。为了表现昭觉乃至整个凉山地区学校教育的贫瘠与落后，作家主要从两个向度来展开，即历史向度和现实向度。从历史向度上看，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昭觉，在晚清的宣统时代，曾经举办过形式意义上的初等教育——名为学校教育，实乃宗教传播。到了民国年间，仅仅办过学制只有一年的学校。正规教育的兴起，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直到目前，昭觉人均受教育的程度只有四年多一点。既然昭觉如此，那么整个凉山的情况又如何呢？从现存的文献史料上看，凉山几乎没有创办过正规的学校，《凉山彝族自治州教育志》的第三编“科举教育”中提及的所谓官学，其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土司家支（家族），土司送自己的孩子进儒学或国子监，很大程度上是迫于朝廷的压力，因为朝廷对应袭子弟具有强制的规定：不入学者就不允许承袭。这样的学习效果几乎等于零。清朝的乾隆年间，凉山曾有过一座书院，但由于彝族内部的阶层固化严重，从而导致进去学习的人寥寥无几。即便是到了现在，凉山州下面的几个深度贫困县，人均受教育的程度仍然不容乐观。从现实向度上看，作家则为我们讲述了一个颇具幽默的故事或笑话。说一个彝人去西昌办事，顺便带了一只鸡去卖，因为先是不好意思，便用擦尔瓦将鸡严严实实地罩住，致使鸡蔫头耷脑的。一个买主前来，看见鸡是这副模样，便说这是一只瘟鸡，言毕旋即转身离去。卖主听见瘟鸡两个字，便牢牢记在心上，后来再有人问，这个彝人就很是气派地说：“瘟鸡！瘟鸡！”结果可想而知。作家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根本的症结出在绝大多数彝族人不懂汉语，而学校老师在上课时却是使用汉语教学，致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受挫，发生厌学或弃学的现象便在所难免。由此可见，昭觉县学校教育现状之一斑。

这部报告文学毕竟是以表现昭觉县乃至整个凉山州脱贫攻坚思想内容为主的纪实作品，因此，如何改变这一地区人们陈旧的生活观念与落后的生存环境，如何彻底禁绝贩毒吸毒事件的频繁发生，如何提升学校教育的教学质量等，就成为这场脱贫攻坚战略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作家在这部报告文学作品中竭力表现出广大扶贫干部不畏艰难、不怕辛苦、迎难而上、勇于担当的思想情怀和精神风采，有力塑造了一个个在扶贫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典型形象，细致描绘了一件件发生在脱贫攻坚战场上催人泪下、感人心魄的故事，生动展现了一幅幅匆匆忙忙又井然有序的工作画面和劳作场景，深刻揭示了这场脱贫攻坚战略的思想主旨和时代意义，并由此彰显出这部报告文学所富有的审美价值。

在整个昭觉县的城镇和乡村，作家接触最多的是处于第一线的扶贫工作人员，在对这群人进行不间断的采访中，作家发现这些人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思想认知和精神指向：要想赢得凉山扶贫攻坚这场战略的胜利，必须对广大彝族民众进行移风易俗的教育，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需要移什么样的风、什么样的俗？这是对彝族人落后的生活习俗、生命观念的关涉，也是对其具有的陈腐的生活观、人生观的喻指。为此，作家将其笔触直指在昭觉轰轰烈烈开展的五项革命——红白事宜革命、生活用能革命、餐饮习俗革命、厕所文化革命、个人卫生革命，并把个人卫生革命又细化为五项，称为深刻的“五洗革命”运动，即洗脸、洗手、洗脚、洗澡、洗衣服。说它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并非作家的夸大之辞，而是有其事实依据。往昔的彝族人，特别是生活在乡村里的彝人，几近百分之百的人都存在着五不洗的现象，脸是一张黑脸，手是一双黑手，脚是一双黑脚，再兼身上穿的擦瓦尔是黑色的，家里的床单被盖是黑色的，房顶上的瓦是黑色的，真可谓是生活在一片黑色之中。彝族人为何有着五不洗现象发生？一是生活禁忌里有说法，认为洗脸的人心地不善良，洗脚会使荞麦的收成不好，洗手会使人两手空空，洗澡会洗掉一身运气，洗衣服则会失去依赖或依靠；二是认知上的局限，彝族人都普遍认为水是一种有害的液体；三是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凉山属于高海拔地区，群峰绵延，高峻陡峭，山上山下的风都生猛且迅疾，水温也常常在零度以下，洗了脸就特别容易引发皴裂之痛，与面部的疼痛相比，彝人情愿选择脏。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扶贫干部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洗脸和洗手，并采用“土洋”结合的办法，叫那些年轻的彝人学会洗脸洗手，土办法是：凡到爱心驿站领取东西的人，无论大人小孩，都要把脸凑过来、把手伸出来、把衣襟扯起来、把领子翻过来，让扶贫干部检查；洋办法则是向彝人广泛宣传病从口入的道理。历经数月的规定和整治，成效已然十分明显。

对于餐饮习俗方面的革命，作家为我们具体地描写了诸多实例，并通过对这些实例的深入分析，揭示新的餐饮习惯带给广大彝人的各种好处。在此，笔者仅以其中的两个实例来加以说明。彝族人杀猪，历来都不烫毛、不刮毛，而是用蕨草来烧毛，彝族人以为，用蕨草烧过的猪肉，吃起来特别香，又因为猪毛跟沾在土豆上的泥一样，能够帮助清理肚子里的脏东西，令人的大肠小肠都通畅起来。所以每到彝族年前夕，必有居住在山里的彝人背着蕨草到城里来烧猪肉，而那些搬迁到城里居住的彝人，也悄无声息地从山里面拿回蕨草。如此这般，把乡村弄得个乌烟瘴气不说，还不同程度地对县城的生态环境构成污染。见此情形的副州长蒋明清，便满脸露出愤慨之情，并大声地予以指斥：“我们老彝胞，两三百斤的猪都用草草烧，毛桩桩留起多长，看到就恶心！为啥子不去烫了刮毛呢？”7在作家看来，既然是关于餐饮习俗方面的革命，首先就在于当地领导要转变观念，蒋明清的这种做法无疑值得称道。吃坨坨肉是彝族人的传统，就是把大块的猪肉丢进锅里进行烹煮，煮好后各人拿一块吃。这是彝族人千百年来的传统，但这种传统到底有多么强的生命力，是否可以换成另一种吃法，彻底改变这样的生活陋习，这是一件未可知晓的事情。作为时任昭觉县支尔莫乡党委书记的阿皮几体，决定进行一次有意识的尝试。一天晚上，阿皮几体带着村社干部走进一家汉人开的馆子，他不点坨坨肉，点的是青椒炒肉丝。在座的干部们吃完一份，便连连称道咋这么好吃，直到要了五六回才得以告罄。晚餐结束以后，阿皮几体告诉在座的干部：今晚吃饭一共花了2400元。阿皮几体的话，令在座的干部大吃一惊，以为这顿饭起码得花费上万元。通过这顿晚餐，阿皮几体从中得到深刻的启示：不点坨坨肉，点青椒炒肉丝，不仅打破了传统的餐饮习俗，令大家吃得高兴愉快，而且还节约了钱。在作家看来，这的确是一次对传统餐饮习俗的革命。毫无疑问，这样的革命富有颠覆性的意义，它的影响是悠远而深刻的。

这部报告文学的第四章《第二性》，是作家针对彝族妇女面临的诸多问题与困境所进行的描述或讨论，其中所涉及的红白事宜革命方面的内容，主要分布于《蒙尘的思想》《阴影人生》《女人的事》这三节之中。“任何一种习俗，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否则无法维持下去。然而，世间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习俗，如果我们把人类从古到今的习俗罗列出来，绝大部分都会令我们瞠目结舌。未来的日子里，给彩礼的习俗恐怕同样会令人瞠目结舌。”8这与其说是作家对中国人的生活习俗生发的感慨，不若说是他对中国社会里各种彩礼现象的深思，这其中自然包括彝族男青年在婚前付出的昂贵彩礼钱。在彝族人嫁女儿之前，向男方索要的彩礼钱通常在二三十万以上，如果女孩读过小学、中学或大学，价格也随之往上攀升，如果女孩有幸得了火把节选美的“金索玛”奖，那么彩礼将达到一二百万之上。在女方家里看来，收彩礼是天经地义，因为女儿是我们辛辛苦苦养大的。正因为如此，彝族男人把嫁过来的女人始终当作一种买卖关系，认为既然是买来的女人，除了在家里生孩子，就是下地辛勤劳作，干各种杂活重活；男人则在家里喝酒、吃烧烤、打牌。这些彝族女人，既没有称心如意、甜蜜有加的爱情，也没有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甚至没有心情忧郁、愁眉苦脸的权利。从另一个角度看，彝族男女的婚姻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家支的辖制，如果有一方不满意想离婚，家支会集体出动加以干涉或阻止；如果谁提出离婚，需要赔偿对方双倍甚至三倍以上的彩礼钱。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前行，特别是在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后，在昭觉县的城镇和乡村，纷纷展现出许多令人欣喜的新景观和新气象：在青年男女恋爱方面，两人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就友好分手；在夫妻生活方面，互相尊重，彼此关爱，真诚拥抱；在工作方面，男女一视同仁，实行同工同酬。与此同时，彝族人在收受彩礼方面大幅收敛，家支干预婚姻的情况也在逐日递减。这无疑是作家希望看到的新景观新气象。正是源于作家的这番细致描写与精心叙事、深入议论与理性透析，才令广大读者得见彝族青年男女、夫妻之间，在旧式婚姻中的艰难挣扎和对新式婚恋生活的无限向往，彰显出红白事宜革命的本质意义。

对于贩毒吸毒现象的全面禁绝，以及由此采取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是这部报告文学深切关注的另一个焦点。作家对之的艺术表达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切入：一是建立系统化的禁毒组织，进一步完善禁毒方案和措施并积极落实；二是在整个彝族地区开展丰富多彩的经济活动，大力兴办各种各样的农业生产基地或工厂企业，来吸引贩毒吸毒人员的眼球，以转移其生活趣味或人生意向。因而，通过作家描写和叙事的笔触，我们看见了一些重要会议场景和禁毒工作轰轰烈烈开展的画面。为了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视察凉山时的指示精神，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于2018年决定：“今后三年，抽调省公安厅和18个市（州）公安局业务骨干对口支援凉山州禁毒缉毒工作。”92019年10月31日，凉山召开禁毒协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凉山州禁毒协会章程》，选举了理事会、监事会、会长等，隆重出席大会的国家禁毒办副主任李宪辉在会上发言时指出：从2018年以来，凉山州的各级党政部门和群团组织，围绕毒品治理三年攻坚目标规划，推动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向纵深发展，探索出了很多新路子新方法，诸如“1+15+N”绿色家园、“2+3+X”戒毒康复工程、“索玛花”康复工程，等等。紧接着凉山州也召开禁毒委大会，强调要牢固树立“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的思想。在这个基点上，作家对这些戒毒康复工程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解释。“1+15+N”工程:1是指凉山绿色家园——强制隔离戒毒所；15是指除盐源、木里两县以外，其余15个县级小型绿色家园；N是指各乡镇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站。“2+3+X”工程：2是对吸毒人员进行两年时间的强制戒毒；3是对吸毒人员进行三年时间的健康恢复；X开展一年一个循环的戒毒学习教育。接着作家又对乡镇村这三级组织在禁毒工作中使用的具体办法进行了描述。比如连坐法：以村为单位，五户人家编为一组，彼此监督，只要一人沾毒，五家人享有的扶贫优惠政策一律取消。又比如连建法：乡镇党委政府与卫生院、村委会实行连建，派专人负责到点，先把干部的工资扣掉一部分，干得好年终予以两三倍的奖励，干得不好扣掉的部分便充公。与此同时，在各个乡镇村社兴办花椒生产基地、羊肚菌生产基地、绣品生产厂等，尽力招纳那些正在戒毒康复的人员。这些办法与举措的实施，使进入昭觉的毒品数量大大减少，贩毒吸毒的人员数量也成倍递减。通过作家这三个维度的描述和叙事，不仅使读者对昭觉县开展的轰轰烈烈禁毒工作有了直观的体验与认知，而且展现出在这项工作中取得的重大战果。

除上述内容外，这部报告文学也对昭觉县当下的学校教育现状予以了艺术表达。为了更为形象更加生动地说明问题，作家选择了其中非常典型的“一村一幼”教育工程，作为审美聚焦的例证，再现了该县学校教育现状的显著变化。所谓的“一村一幼”，是指每一个村都办一所幼儿园，大力开展“大手牵小手”与“小手牵大手”实践性教学。“大手牵小手”活动，即幼儿园的老师教彝族儿童学说普通话；“小手牵大手”活动，即这些彝族儿童学会了普通话后，再去教各自的父母或亲人。对于这项活动，各级政府财政在经费上提供支持，各个家支协助政府督办。第二步是在全县实施“控辍保学”，明文规定适龄的彝族少年必须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凡不执行的都视为是违法行为。为了弥补教师短缺的情况，四川省教育厅表示，优先满足凉山州公费师范生和特岗教师招录招聘需要。在作家看来，这是一种从根本上改变教育落后现状的方式，因为它立足当下、思想长远，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教育丁晓原曾这样指出：“作为时代文体的报告文学，我所特别看重的是它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对于时代主题的演绎。这是说，报告文学并不只是通常所言的‘轻骑兵’，被动地照相似的再现社会表象化的存在。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作家能突进至生活的前沿，以具有思考品格的作品，参与时代思想的建设。”10由此而言，《凉山叙事》这部报告文学正是以自己的方式对时代主题主动而积极地介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报告文学是对时代思想建设的深度参与，是对当代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深沉思索，展现出作家的思考品格和勘探能力。从艺术角度看，这部报告文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叙事策略的有意识选择和对叙事手法的成功运用。众所周知，叙事策略就是对叙事方法的筹谋、遴选及运用，它通过对故事情节的有效切入，用以表达思想内容和主题意蕴。在这部报告文学中，作家采用的叙事策略就是将现实叙事、历史叙事、文化叙事融为一体，并通过时间与空间的跨越、历史与现实的链接、人物与场景的交织、访谈与交流的融合，展现出凉山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因而，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报告文学力作。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罗伟章：《凉山叙事》，四川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0、12、46、27、108、109、99、100、224页。

⑩丁晓原：《中国报告文学三十年观察》，作家出版社2011版，第142页。

[作者单位：孔明玉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冯 源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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