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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90后小说家的代表之一，三三不再执迷于叙述以“自我”或是附属代表的“本我”，而是很早地将目光聚焦于“他者”上，通过对诸多具体可感的社会问题的描绘建立起自己的写作版图。三三在小说中从不回避任何关于罪恶与苦难的书写，同时作为学院派写作者，小说中呈现现实悲剧的同时，她又有意识地对小说人物的个人困境进行了深入探索，对其来路与去途进行了冷静的思考。这些思考很好地依托故事得以建立，使小说思想充沛的同时可读性也得到保证。

关键词：90后 三三 世俗困境 罪恶 信仰 道德

从21世纪初创意写作的概念进入中国，到各大高校纷纷开办创意写作专业（创造性写作），写作的专业化进入公众的视野，同时催生了作家是否能培养这一话题并再度引发讨论。而在十年后的今天，创意写作专业不管作为成名作家再教育的基地或是专注于普通学生的创意型发展，无疑都对这一代青年作家有所滋养，而90后写作者群体中的高学历化——相比其他代际，更大比重地受过专业的写作训练或文学训练，成为学院派写作者，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创意写作进入中国。其中硕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现博士就读于南师大文学院的三三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位。

与同代青年写作者不同，三三不再执迷于叙述以“自我”或是附属代表的“本我”，而是很早地将目光聚焦于“他者”上，通过对诸多具体可感的社会问题的描绘建立起自己的写作版图。作为郁达夫小说奖中的首位90后获得者，三三在小说中从不回避任何关于罪恶与苦难的书写，同时作为学院派写作者，小说中呈现现实悲剧的同时，她又有意识地对小说人物的个人困境进行了深入探索，对对抗悲剧可能性的出路进行了思考。这些思考很好地依托故事得以建立，使小说思想充沛的同时可读性也得到保证。

世俗困境如何而来，什么是人物在困境中可行的路，而人物具体的选择与选项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都是三三的小说想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而作为传统指南工具的信仰和道德，能否在世俗困境中给予人解脱，究竟是什么原因最终使他们落入了这种境地，则是本文立足于三三的小说，试图讨论和思考的三个问题。

一、与世俗困境对抗的信仰

1849年12月2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站上刑场后被姗姗来迟的信使宣布改死刑为流放西伯利亚，尼古拉一世玩弄的小伎俩被他错误地理解成上帝听其祷告给予了他第二次机会，从而将余生大部分热情投入宗教与救赎的主题创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19世纪，沙皇俄国意识形态上秉持着“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的原则，这一原则的核心体现为“信仰、沙皇和祖国”，这个由谢尔盖·乌瓦洛夫在1833年提出的“官方的人民性”的理论在顺序上十分重要1，信仰排在了沙皇和民族主义之前。与此同时拿破仑的东征给俄国带来了启蒙思想与工业革命，传统信仰与理性科学不断产生着冲突。在此背景下，信仰中的赎罪仪式对民众是否仍具可行性、人们要如何完成对罪恶的消弭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反复思考的问题。百余年后的今天，宗教让位于世俗生活，但罪恶并没有随之消亡，同时作为恶的后置性结果，作恶者同样渴求寻找疏散罪恶的出口。在以恶为具体形式的困境面前，信仰是否能带领人们完成对恶的排解，罪恶能否得到救赎，这些都是三三继承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善与恶的思考，使其成为小说讨论的重要主题。

相比部分写作者对罪恶的讳莫如深，三三在小说中大量描绘了社会性尚未完善的孩童的原生之恶。与作恶前深思熟虑的成年人不同，孩童因无法清楚认知行为结果，在善恶意识成形后则会陷入对曾经的恶的痛苦追溯。《恶有恶报》中的少年团体作恶时播放高雅音乐来激发原始野性，他们从虐杀动物开始磨炼技能和勇气，继而把目标定为杀死畸形女孩。但最终他们没有杀人，也没有按计划烧掉监护人老头儿的寓所，在放弃作恶中完成了从少年到成人的转变。小说的核心故事嵌套在叙述者和M的书信中，信中表明叙述者父亲是三个作恶少年之一，他请求叙述者讲述这个故事，“让别人知道你的痛苦”2，以此求得救赎。叙述者怀疑父亲对当年之事没有完全坦白，同时也理解父亲多年后仍无法直视幼时的过错，而隐瞒意味着父亲不认为自己能得到救赎。《疯鱼》中作恶的同样是孩童，“我”为了在拥有一切的刁蛮妹妹面前维护自尊，夸大了所养金鱼的神奇，而母亲为了讨好舅舅勒令“我”满足妹妹的占有欲。在尝试过仍无法保全金鱼后，“我”做出了令自己后悔终生的举动，将它们倒入烧热的油锅。

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在成人之后的岁月里背负着童年所犯罪恶的枷锁，渴望通过讲述（篡改）使自己获得解脱。由此救赎的主题已初步彰显，当人们无法面对罪恶及将要到来的惩罚时，常会寻找排解的出口，叙述是其一，其二则是诉诸信仰。

与理性与世俗困境对抗的信仰在当下被大大拓展了外延，不再仅仅局限于宗教。为了展示与世俗生活的对立，作者塑造了一批不为常人理解的坚持者，他们凭借一腔热血向世人贩卖荒谬的想法——《补天》的一藏坚称自己是女娲的使者，承载着补天的重任，《圆周定律》的任天时相信自己发明的六条圆周定律能改变世界。作为对照组的“我”则是世俗生活的仆从，淹没于日常琐碎，不安于现状又没有勇气改变。两者间的对抗是循规蹈矩的世俗困境与惊世骇俗的信仰的对抗，《补天》中“我”深信一藏为了骗钱——他也从未隐瞒自己需要资金完成补天的工作的意图——但仍被他的坚持所打动，这份坚持与自己没有勇气辞职考研的生活形成反差。同样的反差在《圆周定律》中则体现为从事知识产权行业的“我”在得知内幕时的羞耻与任天时多年来生活困顿妻离子散也要坚持打版权官司间的碰撞。但小说中的这种反差并没有为突出信仰的伟大服务，而仅仅是泡沫破碎的前菜。冲突没有转变为任何有效行为，或者还未来得及产生影响，“我”就幡然醒悟——自己不过是任天时博取眼球的武器，感动自己的坚持和信仰仅是任天时和一藏构建出的自洽逻辑。主人公一度从理性带来的糟糕处境中往信仰上游移，但最终还是回到了现实这一边。“我是个碌碌无为的人，只想和其他人一样。”3主人公试图用信仰带自己走出世俗困境的失败，则代表着信仰力量的不可传递性及其在世俗困境面前的苍白无力。

信仰在世俗困境前的苍白无力并不仅仅通过坚持者与碌碌无为者的冲突展现，小说中常出现人物去寻找寺庙的情节，作者将找寻信仰作为逃离困境的隐喻。《即兴戏剧》中一行四人徒步，面对平凡日常与当下的困苦，“我”总觉得“到了潭柘寺，一切都会好的”。可真正到达时，寺庙已经关门，信仰也许不能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而在元小说的另一层叙述中，“我”甚至失足坠崖而亡，信仰导致的后果更加残酷。相比《即兴戏剧》中的信仰落空，《羽人》中从小受到诅咒的梁梦真家庭变故突发癫痫被送来五佛庙，却因爬到了大殿上试图锯掉佛像的头而被赶出寺庙。她想依靠带佛头回家来获得安宁，但信仰中已经无她的容身之地。唯一不同的是《尼尼微神迹》中的严超，他去西班牙神学院读书并留下来当了牧师，试图以此消散痛苦寻找活着的意义，但他本身也未能从宗教中获得力量，在他心中牧师仅是一份工作。作为他的对照，拥有真正信仰的师姐反倒没有他过得好。最终严超回到了世俗中，通过信仰解决现存问题，找寻自己的神迹，终是不可得之事。

恶作为世俗困境的表现形式，渴望通过信仰与之对抗更是无从谈起。《恶有恶报》中承担少年施暴的受害者常把菩萨挂在嘴边，认为女儿是菩萨赐给他的礼物，即使妻子难产而死、女儿畸形也皆是菩萨给他成为更好的人的机会。信仰与罪恶呈现在完全对立的被害人与施暴人身上，对施暴者来说受害者口中“好人有好报”的说辞荒谬可笑。面对信仰的具体体现，少年依然做出了暴力的举动，那凭什么指望多年之后可以靠信仰来完成救赎消弭曾经的罪恶呢？《火山纪》中受害者被性侵的过程中只能反复盯着施暴人佩戴的佛陀挂坠，念叨着如果真的有神明，为什么面对丑恶会无动于衷，若真有救赎存在，也非靠信仰就能一苇以航。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一段著名的讨论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托伊万的口问阿廖沙，世上是否有人有权利能够宽恕一切的罪恶，阿廖沙热情地给予肯定，表示天父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籍此传达信仰必须纯粹，即使是面对着猛烈抨击它的理性思考。与陀翁不同，面对理性与信仰的对抗，三三完全倒向了理性这边。不管是恶还是世俗困境的别的表现形式，信仰在其面前都不具有拯救的效力。如同《恶有恶报》中的受害者和叙述者父亲，他们其实也明白“善恶有报”不过是安慰人心的东西，但在世俗困境面前，他们没有更好的方式，只能寄希望于大众约定俗成的东西。或借信仰，再如下文论述的传统道德，来完成与世俗困境的对抗。作者通过质疑信仰本身完成了对赎罪这一行为的证伪，在对信仰与世俗困境的冲突中，作者展现出这一代青年作家的思考，而信仰也远不是三三作为小说家唯一思考的母题。

二、作为方法论的婚姻道德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死刑台上走下来的一个月后，大洋另一边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付梓成书。出版前霍桑曾因书中表达的观点质疑过它的销路，但很快证实对背叛、原罪、赎罪等进行的讨论无法阻碍作品的广泛传播。七年后的2月7日，法院判决福楼拜无罪，《包法利夫人》一字不改地进入市场则为作家们在小说中探讨道德问题进一步铺平了道路。从现代小说成熟始，小说家们不会放弃任何机会描写福楼拜口中名著的唯一主题——通奸，并阐发对时下道德律的议论，但无论是18世纪的《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19世纪的《法国中尉的女人》或是近年来的《英国情人》，几乎所有小说都落脚于因果轮回的道德教育——背叛者或背上道德枷锁，或一意孤行不得善终。而三三不落窠臼，其笔下则对婚姻道德进行了另一个维度的讨论。

在以“自由”“颠覆”等为主题的出轨故事中，道德往往没有存在的位置，但在三三的小说中，出轨行为与道德正义并行不悖。《长夜》的镜头架在停经不久的中年女子身前，讲述其二十余年胆战心惊的婚姻生活。儿子病逝后，妻子将害怕失去放在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位置，无法承受再失去丈夫的风险。她渴望得到丈夫的爱和关心，当意识到自己未被无视时，批评也令她欢欣鼓舞。为了保住家庭，妻子甚至主动替丈夫摆平了另一个女人对其“出轨”的勒索。在塑造完这一婚姻生活的受害者形象后，剧情急转直下，丈夫在无意听到妻子诉苦说从未被爱过之时，表示自己曾短暂爱过妻子。可丈夫不知道的是，在儿子死后的第二天，妻子就不管不顾地奔向了爱慕者的怀抱，去追寻那份自以为从未拥有过的爱。婚姻道德中的第一位无疑是忠贞于感情，但当忠贞与生活中的感情诉求相悖时，坚持道德正义是否是最好的选择呢？在叙述中作者摒弃了传统道德体系中的背叛者和原谅者的二元对立，转而关注两者心理地位的变换以及具体行为的矛盾——妻子沉浸于自己塑造的受害者氛围中，却早已背离了婚姻。而有过出轨风波的丈夫反倒成为想把日子好好过下去的那个。

对于《长夜》中的妻子来说，道德正义更像是她背负的枷锁，一切行为——半夜在厨房偷吃黄油填补孤独，拒绝丈夫再生一个孩子的要求，与爱慕者偷情，维持着半死不活的生活状态——本质上都源于婚姻中的无爱与丧子，让她认为自己不配拥有过上好生活的可能性。而丈夫的表白使她意识到根本不需要以受害者的身份来克服道德困境，结尾决定离婚也预示着妻子放下了道德枷锁，决定去开启新的生活。在剧情上模糊背叛者和原谅者的还有《一个道德故事》，与《长夜》一样，小说的叙述者是实质背离感情者，利用叙述的不可靠完成对利己主义的出轨在道德层面上的合法化（两篇皆是与当前伴侣感情不和）。但不同之处在于《长夜》中妻子甘愿背上枷锁，而“我”则试图通过模糊概念完成道德层面的逃脱。

小说中“我”与闺蜜的男友宋有染，闺蜜却认为情敌另有其人，请求“我”陪伴她参加假想敌七仔家的聚会。闺蜜口中七仔靠着一个个异性爬到越来越高的位置，在聚会的辩论上七仔也自证了这点，她无惧“见一个爱一个”的坏名声，坚称现行的准则和道德已经沦为人们口中的武器，而这些武器无法攻击到她。在得知“我”是编辑后，七仔将自传性小说投稿给“我”，并指出“我”与小说中被背叛的女人一样只是自诩道德正义罢了。在与“我”的一番漫长争论后，七仔发出审判式的疑问，“在婚姻中，你有过什么不道德的时刻？”巧的是，小说的结尾，出轨的另一方宋也被闺蜜问到这个问题，“我”与宋皆隐瞒了彼此的交往，宋与闺蜜顺利完婚，而“我”则能继续以“道德君子”的面孔站在七仔面前。可于“我”自己而言，面对七仔这面道德之镜，“我”已原形毕露。

不为道德所束缚的七仔与表面臣服道德但不受其规训的“我”在小说中产生了巧妙的对抗，这份对抗也显示出世俗道德的伪善与无力。面对审判，不管选择坦白还是隐瞒，不管如何合理化自己的初衷，都无法改变违背道德背离婚姻的事实。主人公们深知这一点，但仍坚定地数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俗道德并不会因为拥有引起出轨者内疚的效力而起到维护婚姻和家庭的作用，相反与上文所论述的信仰一样，道德也不过只是用来说服自己和舆论，寻求自我安慰的工具，从而最终达成出轨行为与道德本身的并行不悖。

道德观念通常被背叛者利用，但当背叛者迷途知返时，它则成为受害者重获尊严的武器，通过道德层面上的拒绝原谅完成强弱局面的翻盘。在《一个道德故事》里，闺蜜曾试图就年少时的背叛道歉时，“我”表示早已淡忘，籍此作为受害者剥夺了背叛者获得原谅的机会。在七仔写的小说中，被背叛的女人拒绝离婚的原因正是依仗着受害者的身份可以获得社交圈的同情、认可和尊严，这是离婚无法给她带来的。《悲伤岛屿》中受丈夫出轨困扰的妻子发现丈夫决心回归家庭时，她的选择从单一地等待丈夫回头变为原谅与否，意识到选项增多后她发现自己对丈夫的爱已经不复存在，之前的坚持不过是婚姻道德罢了。由此在强弱地位的翻转中，妻子重建了自己的尊严。

作者通过这些小说反复论证，世俗道德并不总站在正义的一方，更多时候则是看被哪方拿在手里。《开罗紫玫瑰》中的陈慎多年来面对学生李曼的示好，一直进行着天人交战，一面是道德、家庭与底线，一面是共同兴趣、回忆与“爱情”。最后一次见面时李曼向自己哭诉后，一切向不可挽回的方向行进，可关键时刻陈慎却因想到另一个男人的平凡生活，最终果断放弃。这时的放弃已经对他们进行到一半的“背叛行为”造成了背叛，他放下了心中的道德，可道德却被李曼捡起来当成了攻讦的方法论。他被李曼指责性侵，却无法进行任何辩驳。小说在控诉中休止，陈慎意识到也许李曼在多年以前无法实现占有欲时就已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只是在自己放弃道德的保护时才发芽，道德法则的可利用性则进一步触发读者进行深入思考。

出轨引发的矛盾本质上源于婚姻道德层面的独占性，而独占性同样会给爱情带来毁灭性的结果。《开罗紫玫瑰》侧重于悬而未决，《凤凰于飞》和《晚春》讲的则是多年后的进退维谷。《凤凰于飞》中年迈的包外婆在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后砍死了同样年迈的丈夫，邻里并不认可精神病的判决，认为包外婆并无异常，只是“处心积虑地做出了报复，报复对象是自己的人生”4。她过着并不如意的生活，没有任何的转机，同时还受着婚姻道德的牵绊，最终选择了毁灭——毁掉丈夫的生命和丈夫的生活。但作为叙述者的年幼的“我”在听闻这些时，一直抱有疑问，“如果真的有所忌恨，为什么不干脆离婚呢？”5这在郁达夫小说奖获作品《晚春》中给出了答案。离婚会让当事人暴露在舆论体系下，他们不愿意接受众人的评判，所以选择了通过极端行径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必要性，帮自己站上道德高地。《晚春》中的叙述对象转变为害怕成为受害者的丈夫，插队时丈夫一心想调进工厂，放弃了等候在上海的雅红，多年后重新走到一起后，他始终担心自己会被雅红谋害。他深知对雅红的背叛无可原谅，唯有相信雅红会谋害自己才能使自身的罪恶感得以缓解，最终疑心病将他压死在人生的终点线上。如果他没有那么强的道德负担，用变通的方法将婚姻道德这一方法论为己所用，也许会有更轻松的结局。

这些小说共同完成了对现行道德的思考，道德和信仰看似是人们精神追求的立足之柱，但更多时候却成了可利用的空中楼阁。需要时拿出来给自己增加理论自信，不需要时则弃之如敝履，三三在一系列小说中残忍地揭示了这点，也是通过这些思考给予其笔下一个个不太美满的人物的悲剧以合理性的解答。与此同时，三三的哲学思考并没有脱离故事本身，进入假大空的序列，这主要依托于其思想羽翼之下对故事与人物间关系的生动刻画，这将在下一节重点叙述。

三、畸形占有欲下的关系纷争

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当作者要点出小说蕴含的哲学思想时，他们常会让主人公站在桌前念上一段冗长的独白，读者会牢牢记住议论的每一个字。到了亨利詹姆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19世纪，哲学被蕴含在你来我往的对话之中，《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拥有惊人思想高度的《宗教大法官》一章是依托着兄弟二人的对话。但这两种在小说中引出思想的方法不再适用于今天，虚构作品与哲学的差异意味着它不能丢掉故事的魅力，将道理生硬地塞在其中。巧妙平衡思想与故事是三三的另一个过人之处。读者感觉不到小说中的刻意说教与思想高峰，正因为它伫立在人物关系描摹的高原之上，而一系列的关系纷争同时又是人物悲剧性结局与造成他们世俗困境的根源，由此我们很难不把目光聚集到这些关系的载体，即关于家庭的描绘上。

与传统意义的稳定三角不同，三三笔下家庭关系的三条边从未牢固相连，仅凭着有限的社会性纽带勉强维系在脆弱的共同体中。同时社会性纽带起不到有力捆绑的作用，反倒加剧摩擦，增添了爆发冲突的可能。其中产生龃龉最多的是最先相交的两条边，即夫妻间的争斗。小说中支撑家庭的暴躁妻子和无能丈夫的形象，他们的冲突源于上节所述婚姻道德纠纷引发的女性对另一半的怨恨。《疯鱼》中悲剧缘起于母亲责怪父亲无能，下岗后只能找到超市理货员的工作，这才收起自尊宴请嫌贫爱富的舅妈来吃饭，企图让舅舅给父亲找份新工作。《大厦将崩》中母亲同样怨恨父亲一事无成。这些故事中男性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小说忽略了男性无能的具体行为，转而后置性地描写女性与其关系中向下的“成长”，展现女性在家庭关系中的绝望。这份绝望在更深层面可归结为女性由于家庭及婚姻关系的捆绑失去了向未来飞翔的可能性，《凤凰于飞》本讲的是夫妇和鸣双宿双飞之美事，可具体到现实生活中，则被束缚住手脚再也无法飞翔。这种冲突趋向于单方面，男性并没有对抗性的举动，而“无能男性”的非对抗被“暴躁妻子”理解成自暴自弃不知悔改，从而刺激妻子的怨怼更深了一层。这种怨怼日积月累，最终将妻子引向无限接近于极端行径的路——即《凤凰于飞》中向丈夫举起了屠刀。

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没有“娜拉出走”的可能吗？在小说中，作者塑造的“暴躁女性”们并没有成为娜拉的意愿，一方面当然是受世俗道德的“约束”，另一方面则是占有欲作祟。对伴侣的占有属于婚姻道德的范畴，但深陷泥潭中还是不肯放手，宁可做出极端行为，带上杀人犯的帽子，也不愿离婚放另一半拥有正常或幸福的婚姻生活，这种占有欲趋向于畸形，在某种层面上，女性对抗的当然是将她代入糟糕处境的“无能男性”，但在另一层面，她对抗的是将她自己割裂出原有生活的可能性。这种占有欲在《唯余荒野》中得到更好展现，小说中斗争的双方变为了一对姑嫂，姑嫂相争，争的是丈夫的关注。年轻时因小姑子的拆散未能走到一起的旧日情侣多年后终成眷属，因残疾而独居的小姑子成了横亘在夫妻感情中的一堵心墙。婚前妻子就要求丈夫不再与妹妹见面，丈夫满口答应却无法落实，妻子处处设限也无法让妹妹在丈夫的生活中消失，无法做到对丈夫完全占有。小说最后结尾丈夫突发恶疾，在临终看护中妻子明白家人才是第一位的，最终达成了姑嫂和解。结尾点出主题稍显刻意，但无碍其塑造了一对拥有畸形占有欲的女子形象。

《唯余荒野》中早娘这一因自身残疾而对周遭事物有极强占有欲的小姑子形象并非孤例，早娘始终不愿意嫂子将哥哥带出自己的生活，而《疯鱼》中的“我”不得不将挚爱之物让给几乎拥有了一切的妹妹，仅因为她具有先天性兔唇。比《唯余荒野》更残酷的在于，《疯鱼》中畸形占有欲与家庭关系完成了交锋，交锋者也不局限于夫妻二人，而是拉入了第三方——经由不谙世事的孩子的视角展现家庭生活的绝望。小说中的女性在妻子和母亲角色上的行为具有一致性，在孩童面前，母亲同样会喋喋不休地讲述父亲的种种不堪童年时母亲口中父亲的无能与成长中缺位的父亲的事实重叠使“我”倒向母亲，可随着成长“我”渐渐意识到母亲强烈的占有欲及叙述的不可靠，从而使偏向性得到修正。《白日黑洞》中长大后的“我”回忆童年时在海边父亲用尽了全部的力气为“我”吹一个救生圈，记忆中的救生圈无疑是逃生的隐喻，父亲渴望我做他做不到的事，即脱离母亲占有欲的控制。随着叛逆期的到来，子女开始对母亲对逝去父亲形象的“再塑造”产生质疑，这种质疑随着时间推延越发坚定，由《白日黑洞》中的听之任之到《大厦将崩》中不予搭理，最终在《百合学家》里转换为怨恨和反抗。

《百合学家》少见地通篇描写女儿对母亲的怨恨，女儿潜意识认为是母亲害死了父亲——她逼迫父亲年三十仍出车赚钱，最终酿成苦果。父亲在出发前告知“我”，鱼缸中的一只鱼吃掉了自己的同伴则预示着人会被最亲密的人害死。母亲害死了父亲，而“我”在某种意义上则促成了母亲的死亡。母亲将父亲意外的责任推脱给安全措施及运送品危险，而这使“我”站到了母亲的对立面，“我”甚至立志成为百合学家，栽培世界上最大的百合花而把母亲隔离于外来报复她，只因母亲最爱的是百合花。怨恨在小说中无处不在，这得益于作者采取的后置性视角——在故事的结果业已形成后，来回溯整件事。后置性视角几乎被运用在每一篇有“我”介入的第一人称描写家庭关系的小说中，这也意味着把家庭破裂造成的深重影响放到了故事的重要部分，而将后置性叙述置于时间的当下又指向本文论述的第一部分——对世俗困境的解脱，即求得救赎。母亲知道与“我”的关系并不存在和解的可能，于是在发现火情后，通过见义勇为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母亲的英雄行为帮“我”通过面试仍没有软化“我”的心，真正让我放下心防的则是在整理母亲遗物时，邻居告诉我母亲当时冲进火场的神态就像“故意想死的”。6而母亲年轻时的照片让“我”意识到她同样是当年父亲失事的受害者，她同样无法原谅自己。与《唯余荒野》一样，“我”在最后一刻达成了与对方同时也是与过去的自己的和解。

《大厦将崩》中面对不堪的父亲的死，“我”有过这样的感叹：“那一天来临时，所有人都相互谅解， 好让死者体面地走下人生最后一格台阶”，7似乎原谅会随着死亡同时来临，但《暗室》中的外公则没有这么幸运。《暗室》隆重地描绘了两场死亡，夹缝中叙述了外公炳南丧偶后渴望续弦，母亲得知早在外婆在世时炳南已开始偷偷运作，情感上一时无法接受，但这种抗拒最终还是为时间所消解，反倒是对此看得很淡，说出“他这个人，确实是这样的”8的舅舅，走向了炳南相反的方向，与之再无联系。而炳南自身，即使再婚生活不如意，也不愿当着母亲的面表露后悔，余生都只能依靠自我消解度日。而不管对“我”、对母亲、舅舅，还是对炳南来说，最美好的莫过于曾经还能凭占有欲团聚的日子，可那早已为时间所淹没，只留下了隔阂与遗憾，还有无用的原谅。

纵使拥有原谅，这份原谅与曾经的伤害相比都毫无意义，如第一部分所论述的，世俗信仰无法作为对抗世俗困境的武器，救赎终不可得，同时也毫无意义。也许人们会因为做出的补救举动获得心灵的宽慰，但却无法改变家庭受伤害的事实，而这份事实则反过来又加剧了文本层面伤害的深层意义，从而使人物因占有欲而错乱的关系显得更为立体，更为深入人心。

诚然，作为90后年轻作家，三三的一些作品会给人以强烈的主题先行之感，读者很轻易地感受到作者想表达之物，从而使道理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故事本身的魅力。而在她传达思想的方式上，她对结尾处让“灵感”突然降临到主角头上，以内心独白的形式点出主题的偏爱，籍此主题能被明显凸显，好的一面可以说作者通过延宕主题来强化读者对故事内核的好奇，坏的一面则易于让读者产生一种被教化感。但这是小说中哲理性思考的一体两面，并且也不能阻碍其思想的发光发热。

在更大意义上，这也许代表着90后一代作家对上一代作家关于时代关于使命以及关于人类存在的核心问题思考的传承和延续。这一延续需要漫长的时间去完成，去等待青年写作者受阅历的滋养而完成对小说核心的理解。而三三作为手握接力棒者，在同代人还在沉浸于对自身进行描绘或是着力塑造幻想世界时，她通过对现实的观察以及洞明的思考已经跑在了前列。因年龄的局限，这份思考体现在文本中，难免有不成熟之处，但可以想象，随着阅历和思想的进一步延宕，三三的小说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和新的方向。

注释：

1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杨烨、卿文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9页。

2 3 4 6三三：《俄罗斯套娃》，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49、99、73、218页。

5三三：《晚春》，《人民文学》2021年第7期。

7三三：《大厦将崩》，《西湖》2018年第11期。

8三三：《暗室》，《长江文艺》2019年第12期。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