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重要讲话，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观点新论断，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有关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的精要概括，有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论述，有关文化主体性和“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的论述，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五个“突出特性”，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立性与特殊性；有关“两个结合”重大意义的阐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指明了新的路径、提升到新的境界；而“文化主体性”的提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体现了党在领导文化建设方面的经验提取与理论总结，也充分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意义。

关键词：中华文明 突出特性 两个“结合” 文化主体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领导党和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化建设和文艺事业发表重要讲话，就更好地推进文化建设与文艺事业方面的工作，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新的要求。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就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述，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更大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行动的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观点新论断，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有关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的精要概括，有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论述，有关文化主体性和“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的论述，等等。我们需要认真学习和深入领会这些论述的基本要义，把握其精神实质，充分认识文学事业与文化建设、文明建设的密切关系，更加自觉地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与文学的崇高使命与神圣责任。

一、突出特性的丰厚内力与独有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时，特别提到中华文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的问题。他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五个要素——“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提炼与论说，实际上既是对我们过去走过的道路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对我们正在阔步前行的道路从文化的角度、文明的意义进行的上理论阐述，这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现实相结合的角度，从经济与文化相联系的维度，去深刻认识“中国化”“中国特色”，从而在历史底蕴、文明根基上牢固地确立文化自觉与道路自信。

“连续性”作为中华文明最为突出的特性之一，彰显了中华文明的血脉延续与源远流长。纵观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创造的文明，除中华文明之外，都相继中断或湮灭了，而中华文明由华夏先民开始，经过夏商周三代的持续发展，日渐丰富和成熟，六经、六艺、五常及其所推崇的诗书礼乐之道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元素。这些不断累积的中华文明，既体现于由文字记载的不可胜数的书面文献资料，也体现于众多的历史遗迹、遗址和大量的考古出土文物器物。而口口相传、代代相承的道德修养与文化传统，更是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葆有旺盛的生命力、坚韧的成长性的生动体现。

“创新性”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演进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和格外显著，成果更是层出不穷，灿如繁星。长于探索，善于创造，勇于进取，是中华民族天然具有并贯穿始终的重要精神特性。中华民族创造了同期世界上极其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可以说，中华文明从产生到形成，从成长到成熟，在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物质与精神的各个领域，都有杰出的代表，高超的技艺，光辉的业绩。而包括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四大发明”在内的科技与人文成就，使整个世界受益匪浅，在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

“统一性”是中华民族在追求“大一统”奋斗目标中形成的精神品格。华夏文明在统一与分裂，兴盛与衰退中交替演进，但以统一和兴盛为基本常态。而且在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统一与兴盛相关联，分裂与衰退相同步。因此，在分裂时代，寻求走向统一的目标，在统一时代则追求富国强民。这种传统的大一统思想潜移默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民，使得“天下为公”的家国情怀，成为维护民族团结、文化融合的精神纽带。

“包容性”是中华文明在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处事方式与基本理念。中华民族原本由不同的地域、诸多族群的人们融汇而来，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不同族群之间就在互相竞争中互相学习，彼此争斗中相互妥协，这就使得适度开放成为基本的姿态，大家都在兼收并蓄中融合发展，在相互包容中存异求同，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形态的文明融汇贯通，最终形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

“和平性”是中华文明处世智慧的突出体现。中国自古以来就秉承“尚和合”的传统美德，在儒家、道家和墨家的学说中，都蕴含了丰富的和平思想基因。中华传统文明的和平思想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哲学思想主张“和实生物”“和合共生”，人际关系上强调“和为贵”，天人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国家之间强调“协和万邦、兼济天下”“美美与共”等。 “为而不争”“利而不害”的爱好和平思想始终占据着主流位置，这种祈求和平的理念，不仅深入人心，而且始终未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五个“突出特性”，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立性与特殊性，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守正创新、凝聚统一、开放包容、崇尚和合的发展形态和精神特质，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秉承和持守着中华文明绵延不息的生存与发展。这样的突出特性从文化根基和文明基因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为我们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二、“两个结合”与“中国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讲话中谈道：“在五千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时，他从“彼此契合”“互相成就”“筑牢根基”“开拓空间”“巩固主体性”五个方面，深刻阐述了其内在的关系与深厚渊源。这样“两个结合”造就的“一个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些重要论述，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新路径、新境界，充分揭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与壮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和光辉业绩，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巨大作用和实践成果。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作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①在党的一百多年的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一直是指引革命和建设取得节节胜利的不二法宝。在这一历史长河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与杰出代表。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发表讲话时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能够领导人民完成中国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取得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命力，使党掌握了强大的真理力量。”这也明确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们在认真贯彻“两个结合”基础上的伟大实践，也是实践过程中的理论创新。为此，才有党和国家事业的不断开创新生面新格局，才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走向新阶段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时，还特别指出：“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这些重要论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化”，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对于我们在文化建设领域、文学创作方面，都有重要的思想指引意义。在文化建设方面，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作为抓手，为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精髓与思想精华，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予以新的表达。激活其生命力，增强其感召力，扩大其影响力。在文学创作方面，优秀传统文化积累的丰富成果和蕴藏的思想宝库，既可为文学创作提供思路和方法，也可提供素材和意象。优秀传统文化与生动的当下生活现实，都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活水源头，作家艺术家完全可以放开视野，敞开胸襟，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中获得启迪，汲取营养，又善于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理念、表现形式、语言修辞中萃取精华、补充能量。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落实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之中。努力做到“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②。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以中国语言构造中国形式，以中国形式讲述中国故事，以中国故事传扬中国精神，以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范。

三、“文化主体性”与“独立自主”

“文化主体性”的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全新概念，但与之相近的提法与说法，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讲话中都有提及与论说。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在谈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时，特别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中国当代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2019年3月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上的讲话，2021年12月《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22年10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都反复提到一个重要概念——“中华文化立场”。从这些论述的前后文来看，“中华文化立场”强调的是文化的自我姿态、身份认同、价值立场，旨在凸显文化本体，彰显精神主体。可以说，从“中华文化立场”到“文化主体性”，既是一个递进式的表述，也是一次理论上的升华。

文化主体性的提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体现了党在领导文化建设方面的经验提取与理论总结，也充分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意义。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来源与根基，而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有了这样的文化自信，文化的创新有依凭，文明的建设有根基。文化主体性，既体现于以“我”为主的文化创新、文化传承、文明建设，还体现于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的同时，巩固和提升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使文化自信成为整体民族的精神觉悟和个体的文化自觉。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自立自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文化文明之林。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代的雕塑者。”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树一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都是我国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的文化成果与精神结晶的总汇与凝聚。因此，人民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历史的主人，人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这是与生俱来的，也是天然自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于1944年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要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要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③

文学艺术工作者对于文化主体性的持守与维护体现是人民性的文学立场与价值导向。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重要讲话和系列论述，我们能更为清晰地认识到两者的内在关系，把握其基本的要义。

从2014年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到2016年的《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21年的《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都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中心话题，而且每次的论述都有新提法、新表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他还进而论述道：“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这种秉要执本又简明扼要的阐释，以“为人民”为旨归，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要旨与要义，也使“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在其内在精神上合而为一，统归于“为人民”的终极目标。对于文艺家而言，人民情怀、人民立场、人民生活、人民史诗，构成了自己的文化站位与主要的表现对象，在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都有基本的依托与根本的依循。

文化与文明的产生与形成，具有强烈的客观性、突出的地域性、鲜明的族群性。这种独特性，造成了文化文明的多样性。因此，文化是滋养民族存续与繁衍的精神血脉，民族性是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主体性自然包含了文化民族性，二者不可分割，相辅而行。

正因文化主体性包孕了文化民族性，民族性成为文化主体性在文学艺术领域的重要体现与鲜明标记。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里，把新民主主义文化定义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并在具体论述中谈道：“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谈到文化的形式时，他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必须将马克思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④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⑤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告诉我们：“文艺的民族特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辨识度。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同世界各国文学家、艺术家开展交流。要重视发展民族化的艺术内容和形式，继承发扬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传统，拓展风格流派、形式样式，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风范。”在这些重要讲话中，邓小平高度强调艺术养分的博采众长，艺术形式的为我所用，从而彰显民族风格。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指出了民族特性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与创新中的高度重要性，而且就“发展民族化的内容与形式”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与殷切的期望。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习近平，党的几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文化的民族特性与文学的民族形式，这些有关民族性的重要论述及其基本精神，实际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中国特色”的突出强调与坚定持守。“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⑥离开中国特点来谈文化建设，也是不得要领甚至是数典忘祖的民族虚无主义。

整体来看，文学意义上的民族性，不只是由语言文字、叙述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形式方面的民族特色，而主要还是由行为方式、生活习性所体现的一定民族所特有的情感样式、思想意识与精神气质。即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七十多年，民族精神与民族特性一直是贯穿于文学创作领域的一条显豁的主线，民族风格始终是许多作家持续追求的目标。赵树理、周立波、柳青、马烽、李准等作家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既以充沛的人民情怀，坚定的人民立场，抒写人民生活，塑造人民主角，更以适应人民的需要，切合大众的喜好，在作品的艺术形式上力求为人们喜闻乐见，在追求艺术风格的民族风格与民族气派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提供了重要的示范。

步入新时代的中国当代文学，既有着深厚而丰赡的文化资源，又有着新异而激变的生活现实，还拥有在艺术形式上追求民族风格的作家典范，在这样的基础上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文学自觉，必然会铸就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学的新辉煌，并使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学，以与众不同的靓丽风景和卓尔不群的独特风采，自立于世界文学艺术之林。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两个历史决问题的决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历史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②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

③毛泽东：《毛泽东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84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⑤邓小平：《邓小平论文学与艺术》，林焕平编，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253—254页。

⑥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50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