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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严英秀的长篇小说《狂流》以纡徐朴拙的语言回望历史，并对同时代人的成长往事和生存状态进行了有情的观照，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人世聚散无常的感喟和失落孤独的怅惘意绪。青春、成长和怀旧奠定了小说的抒情底色，然而，在感性的“个人言说”的同时，作者并没有忽视群体命运和时代历史的面影。小说通过何果儿、李菲菲、康楠、苗尘等文艺青年的命运遭际和情感肌理，揭示出转型时代个体命运、观念认知与物质欲望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情义的存在和流布，使得小说依然葆有对生命意义感，对人与人、人与自然消除隔膜重新相亲相爱的召唤和诉求。

关键词：《狂流》 严英秀 怀旧 文艺青年 情义

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

没有人能了解聚散之间的定义

太多遗憾 太多伤感

留在心中 像一道狂流

——齐秦《狂流》

一阵风从山的那面吹过来，从波涛汹涌的江面上吹过来，卷过他和她，卷过花草深处的她。不可逆转的浩荡岁月，呼呼地从他们中间走过。

——严英秀《狂流》

一、历史的回溯与凝视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我们似乎陷入了漫长而无止境的集体怀旧潮流中。然而，对时间的感受，我们的惯常认知为——开端意味着理想和希望，终结才代表着缅怀和阴郁。20世纪初年，社会的狂飙突进与文学的激荡革命相伴相生，与此同时，青春的中国与未来的中国被召唤而出，尽管彼时的国族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殆情境里，但不屈的抗争和坚定的信念赋予未来无限的希望，显现出追逐进步神话的亢奋和激情。然而在21世纪的开篇直至当下，我们的文学延续了世纪末的怀旧书写，回望岁月和反思历史成为醒目的文学潮流和文化现象。不过，“与之前带有先锋小说余脉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侧重个人化、碎片化、情欲化的书写略有不同的是，这股新世纪的回眸浪潮从‘历史’凌虚蹈空的构制中返回，以经历和经验作为基础，聚焦于中国现当代史的不同侧面，并且试图通过文学的形式反映、再现、象征、寓言，进而重建某种‘历史’”1。事实上，在新世纪以来的怀旧书写中，当代史与成长史常常合而为一，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命运构成或隐或显的关系，从而能够在书面的历史和普遍范畴中凸显其被压抑和忽略的“背面”。或许，在大转型时代的诡谲多变中，在生命的匆匆流逝里，作家们普遍感受到时间的无情，意识到一切事物终将被时间所淹没和忘却。为此，他们通过文字与时间做着斗争，在这些频频回望的作品中，承载着作家对自我生命的体悟，可见一代人心灵的镜像与精神成长的轨辙。而且，绝大多数的怀旧书写在个体命运和感性的“个人言说”的同时，没有忽视群体命运和时代历史的面影。

无疑，每一个作家都有或多或少的童年情结，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使用记忆的方式。在严英秀这里，过往岁月不仅仅是她反复书写的内容，更是她此生此世不可失去的珍贵拥有。在踏上写作这条路径的初年，她便不厌其烦地回到过去，在一遍又一遍具有生命痛感的酣畅倾诉中，她从写诗的菂儿，变成了写小说的严英秀。现在，人到中年的作家在其长篇小说《狂流》中以具有穿透力的文字将一代人的成长往事和情义史发掘出来。这部小说带有总结性和集成性，可视为严英秀的生命梳理之书。《狂流》从何果儿的童年起笔，以纡徐朴拙的语言讲述了主人公在象牙塔中的求学生活及走出校门踏入社会的生命历程。在深情缅怀悠悠岁月和个体成长的同时，作者以宽广的视阈和满腹的柔情，细细描摹出亲人、朋友、恋人、同学、同事等各色人等在事业、家庭、情感方面的遭际与命运走向，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人世聚散无常的感喟和失落孤独的怅惘意绪。青春、成长和怀旧奠定了小说的抒情底色，但《狂流》在内在世界的深度剖析中，并没有剔除历史的深度和介入现实的能力，而是以敏锐的洞察力对同时代人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智慧的穿透和有情的观照。在行文的过程中，读者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语句：“现在都八十年代了，我们新一代青年怎么会放弃自己的理想，重复腐朽堕落的享乐思想呢？什么三转一响，什么二十四条腿二十五条腿的，我才不稀罕呢！”2“现在可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了，各行各业都高喊‘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3“满世界铺天盖地的激荡旋律中，终于迎来了香港回归的大日子。大街小巷，红灯高挂，国旗飘飘，比过年更要热闹。每个人都有一种身处历史现场的兴奋和庄严。”4 “一夜之间，不说伊拉克了，一切曝光。流行病被称为‘非典型肺炎’，英文名‘SARS’。”5类似的语句，清晰地交代出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身处其间的在场者们或主动或被动地与周遭世界发生持续的互动。在大历史的洪流里，人们在目不暇接的变迁中顺流而下，许多时候，这些在场者们没有能力和时间体悟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只能在匆促和困惑中随波逐流，而他们的思维观念和人生走向则被静默或粗暴地改变或移换。

严英秀将1980年代作为故事展开的时间节点显然深意存焉。这一时段既是踌躇满志的激情时代，又是混沌驳杂的观念兼容期。1980年代成为《狂流》故事情节意义上的起点，也是小说叙述基调的源头所在。彼时，社会、文化、风俗与个体相互熏染塑造，固有的观念认知和生活方式被时代浪潮所冲刷，比如，果儿和李菲菲抱怨道：“我和我姐前两年想打个花伞，我爸都要说是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你看，现在满大街不都是打花伞的了？”6然而，更多的时候，新与旧的交替并非和风细雨式的，而是充满了尖锐的对抗和残酷的斗争。当小城出现新生事物“摇摆舞”时，人们将其视为洪水猛兽，称之为“流氓舞”，还在读高中的张建军因参加这样的舞会被判定为流氓犯并被执行了死刑。而李菲菲因为时尚的装扮及不太理想的成绩遭到了班主任老师和全班同学的孤立，在逮捕张建军时，因为她的挺身而出，便遭遇到严重的惩罚——不能再升入高中，甚至连初中毕业证书都拿不到，一个花季少女的求学之路被彻底堵死。作家以痛惜而幽怨的目光穿越岁月的烟云，发现了历史语境对人生的强力挤压和暴力规约。站在行将断裂的集结点上，《狂流》再现了人物所经历的社会转折，从而与书面的历史构成交流、对话、互补与博弈，并促使我们重新理解个体命运、观念认知与历史经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自我不是没有摩擦力的、无实体的和超脱的，而是卷入具体的时间与地点、文化与历史、身体与经历。这些把人与人区别开来的要素极为重要：他们在文学以及生活中都应该得到认可。”7在如实呈现变革时代的喧嚣和驳杂时，《狂流》亦通过细节化的描写反映出广阔人群幽微复杂的认知与心态。小说开篇即以姐姐的婚恋波折揭示出代际间存在的隔阂。作1980年代的新青年，姐姐何卫红追求恋爱自由，在与顾一鸣、彭歆的交往中，她始终遵从爱的召唤，而她的父母则从阶层出身和传统伦理看待女儿的终身大事，由此引发了家庭的矛盾，导致了姐姐与彭歆爱情的悲凉寂灭。此外，同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果儿和叶彤的命运轨迹却全然不同，聪颖漂亮的叶彤在家庭的负累下，甘愿辞去工作，成为香港商人豢养的金丝雀，从此隐入尘埃。叶彤如同《日出》中的陈白露，以身体和青春做交易，她们在放逐精神的同时也驱除了道德律令，转而对物质化和世俗化的生存方式心悦诚服；而何果儿则狷介倔强，在威权和金钱的利诱下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正是在这些细枝末节处，严英秀窥见了转型时代的混沌暧昧，可贵的是，作家没有站在超然的立场上，以先知的姿态做出泾渭分明的判断。她只是诚实地将她的发现记录下来，其间的是与非、罪与罚、明言与吞声均留待读者自己的体悟。

二 、文艺青年的分化与重组

严英秀在《赤裸呈现的孤独》文章中曾追忆她文艺青年的过往：“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写小说。但显而易见，我是一名标准的文艺青年。当时的大学校园，吉他是文艺青年的标配。我也曾弹拨过几首简单的曲子，但回想起来那简直像是一种姿势，更多的时候是在听。齐秦，民谣，乡村，还有摇滚……青春是多么寂寞的事情，风和日丽的成长中隐藏着残酷的疼痛，躁动与迷茫，绝望与反抗，都找不到恰当的出口，年轻的心日夜战斗在无物之阵中。我不知道唱出一首情感浓烈的歌曲和提笔写下一首自认为寓意深长的诗歌，到底哪一个才能有效地表达自己。”8某种程度上说，《狂流》带有自叙传的魅影，小说中的何果儿亦为典型的文艺青年。她酷爱文学、音乐和电影，在叙述的进程中，时时可见古今中外经典的文学著作、电影和音乐的渗入。这些名家名著显现出何果儿作为文艺青年的知识偏好，也是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养料，更重要的是，文学艺术甚至决定着她对世界的价值判断和情感表达。正是因为与文学艺术的结缘，使得何果儿从青少年到中年时代保持着一以贯之的率性、敏感、良善和天真。

但文艺青年们并不能躲过生活的卑污和伤害，相反，因为“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她们更易发现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虚伪、冷漠和荒谬，从而感受到日常生活的吊诡，遭受情感的创伤。早在中学时代，何果儿通过李菲菲和音乐老师的遭遇，即发现了群体对个人施加的可见和不可见的暴力，在气愤之余，她冒着被全班同学孤立的危险予以旗帜鲜明的反抗。而在大学时代，当她发现真心爱恋的彭歆是个“利己主义的思想渗透到骨缝”的不完美的人时，便当机立断地斩断了恋情。校园时代的她写诗歌，办刊物，参加各种文学艺术活动，及至其走出校园，与这个世界最真实的一面狭路相逢时，何果儿依然不改文艺青年的底色，她沉浸在自己的意义系统中，以铮铮傲骨面对办公室政治、职场潜规则和权色交易的陷阱和诱惑。为此，她在情感和事业上屡遭挫折和失败，而她的人生轨迹也因之不得不一再变动。在从故乡—他乡—故乡的流动和变动不居中，何果儿逐渐认识到真实的人间世。与此同时，作为何果儿精神家园的文学艺术也在不可避免地经历着从葳蕤繁茂到凋敝衰败的命运。在何果儿的大学时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每一个城每一个镇每一个村，任何一个角落都有诗歌，都有热爱诗歌的人。文学的力量无处不在，生生不息，如鲁迅先生笔下的野草”9。然而，没过多久，商品经济汹涌的大潮淹没了文学的“野草”，当何果儿弃商从文时，亲朋好友都在劝她三思而行，因为所有人都知晓，此时的文学正在日益边缘化和衰败化。处在时代变革洪流中的何果儿并非懵懂无知，然而，在物质欲望与精神热爱的天平上，她矢志不渝地选择灵明的一方。由此可见，何果儿践行了文艺青年的“伟大的单纯”，在她的人生历程中始终充满自由的选择和理想的激情，显现出现代知识女性的超凡脱俗和高洁舒张的人格魅力。

事实上，如果稍加留意，即可发现除了何果儿之外，李菲菲、康楠、大李、常翔东等人物均或多或少地流露出文艺青年的气质，而且，这些人物所从事的职业亦属于广义的文艺范畴。小说用大量的文字描刻出李菲菲的忧郁哀怨，她站在历史的废墟上，痛苦地感受到自我与意义的分离。巨大的空虚如影随形，使她在精神的炼狱和爱情的苍白中载浮载沉，为了解决精神的疑难，李菲菲转而寻求毒品的麻醉。当一切都以无可挽回的态势走向崩溃时，水性极好的李菲菲在救上两名落水儿童后溺亡在黄河里。她成了英雄和烈士，被曾经歧视和伤害过她的人盖棺定论，而她破碎的、被损害与被吞噬的一生终于画上了休止符。与李菲菲的历史困缚和慷慨赴死不同，康楠则以他悲剧性的一生阐释出生存与梦想、道德与成功、爱情与金钱在现实世界非此即彼的悖论性冲突。康楠是一位天才般浪漫而孤傲的歌者，也是苗尘口中“生不逢时的、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10。为了守护音乐理想，他宁可到建筑工地背砖，也不愿去舞厅做驻唱歌手。南下广州后，为了母亲的医药费和弟妹们的学费，他终究还是成了夜总会和迪厅的驻唱歌手。此时，他所能坚持的就是不穿奇装异服，不将自己的身体当作交易资本以换取财富和声名。他自觉远离堕落，不让虚无、物欲、颓废等时代病侵蚀他的灵魂，试图从污浊的环境中出淤泥而不染。然而，他的坚守并没能让他摆脱生存的困境，而他希冀通过个体努力改变命运的设想也在坚硬的资本逻辑和无常的命运中被击毁和瓦解。作者通过康楠的遭际，揭示了文艺青年的理想主义在世俗化、商业化社会中宿命般的失败与悲壮。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文艺青年都长久地耽溺在理想主义的浪漫向往中。随着时代的移步换景，曾经的文艺青年们在与世界进行实质性接触时，即开始调整梦想以适应现实。小说中的苗尘曾是诗社的社长，在文学的黄金时代，他如行吟诗人般游走在广袤的大地上，见证着文学的荣光和辉煌。但等到文学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边缘化后，苗尘迅速地蜕掉了文艺青年的“稚拙气”，他几乎毫无障碍地将自身纳入到货币化、欲望化的社会网络中。步入社会后，苗尘成为地道的商人，他通过出版盗版书和污秽色情的书籍牟取暴利，最大限度地赚取钱财成了他的终极目的。作为他的女友，李菲菲曾透彻明晰地指出，苗尘并不是“不幸落入凡俗生活的诗人、怀才不遇的才子。他本质上可能就是凡夫俗子，虽然表现得落拓不羁……”11成为商人的苗尘在获得金钱后不断地异化，他在本能欲望的操纵下与不同的女性缔结短暂的、轻逸的、快餐式的肉体关系。昔日的文艺青年沉醉于欲望的满足，在灯红酒绿的奢靡享乐中“但愿长醉不复醒”。

在文学从中心到边缘的行进中，无数的实例可以证明，苗尘由诗人到商人与俗人的转变颇具症候性。在呼啸而过的时代列车上，苗尘的选择绝非个例。曾经怀抱炽热文学理想的文艺青年们在现实的撞击下开始与文学艺术挥手作别，无奈地承认艺术与世界的分裂。而一部分如苗尘者，虽然看似在从事着与文学艺术有关的“事业”，但他们却以功利的谋求亵渎和解构着文学艺术。他们早已忘却了曾经的虔诚与信仰，甚至，在向现实屈服的过程中嘲弄和讥讽着新一代的文艺青年们。在新的意识形态和消费社会中，他们左右逢源，实现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并在声色犬马中成为“单向度的人”。苗尘们与他们的生活构成了一个意义消失的世界，在宛如“废都”般的文化风景线上，苗尘们与“庄之蝶们”交叉重合，他们在金钱和美色织就的罗网中浑噩度日，以此逃避现实的沉重和精神的荒芜。由此可见，严英秀在《狂流》中通过文艺青年们的分化和重组，探究了人性与欲望的关系，再一次确证了在盛大的转型时代，人们或坚守，或沉沦，或绝望，或异化的多种抉择和多重面影。

三 、情义的召唤与流布

学者王晓明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思潮和文艺理念是令人惊惧的：“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空的，只有一张一张的钞票，那可以获得钞票的权力，那可以用钱买来的物质，才是真实可信的，你也只有努力去追求这样的真实，才可能确保独立和自由……当然，这是社会上的一些人的看法，是在那些可能与文学无关的人中间流行的看法，但是，从90年代的文学当中，从许多自居为‘个人写作’的小说、散文甚至诗歌当中，我看到的常常还是这些想象，或者说，这些想象的引申、变形和杂交。” 12可以说，王晓明在20世纪末所观察到的“流行的看法”在新世纪不仅没有消歇，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不论是普罗大众的观念认知，还是文学艺术的价值输出，都可以发现货币资本的所向披靡。晚近几年，随着网络文学和自媒体的兴盛，关于金钱物欲和世俗成功的庸俗理念以不可抗拒的态势席卷而来，在拜物教的幽灵下，我们的文学信念和伦理道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或放逐。

在为金钱物欲的正义性和合法性进行辩护的同时，传统文学中不可或缺的情义与德性书写被大面积地压缩甚或删除。不管在纯文学的书写中，还是在爆款的网络文学里，爱情、亲情、友情往往被视为成功路上的羁绊力量，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于是，我们时代的文学对情感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改观，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主情主义文学被视为虚伪和矫情，代之而起的则是去情感化和去道德化的关于物欲与情欲的一地鸡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狂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重新镀亮了情义与理想主义的光芒。这部小说特别令人感念的是尽管市场和资本逻辑已然占据主导，但书中的绝大部分人物并未蔑视和抛弃情义和德性，相反，在艰难时世中，在莫测多舛的命运里，人物因情义的信守而获得了力量，进而重燃理想主义的薪火。

不夸张地说，“情义”是长篇小说《狂流》真正的关键词，在人物性格的刻画、故事情节的展开、城市地域的转换及叙事氛围的调控等方面，几乎都是围绕着林林总总的“情义”展开。而在诸种“情义”中，严英秀从不讳言她对友情的坚信和看重：“友情之于我，从来都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它和亲情一样浓重，比爱情更为坚韧，它是千疮百孔的生活中一地碎金般明灭可见的坚信。”13在既往的写作中，严英秀以饱蘸情感的笔墨创作了许多关于女性情谊的作品，如《恋曲1990》《悲伤的西班牙》《被风吹过的夏天》等，这类小说常常通过写实的笔法描绘“三姐妹”寂寥而困窘、琐屑而真切的此岸人生。在早期的小说中，严英秀通过女性悲剧而无解的生之困境，形象地展现了女性与世界的关系，力图使女性警醒于自己在不平等社会中的真实处境。然而，在残缺和不完美的人生里，作家让弱小孤寂者在意识上形成命运共感，她们在互相懂得的基础上缔结牢固而真挚的友情，以此抵御生命中的乖谬和荒寒。

与过往的“三姐妹”叙事相同，严英秀在《狂流》中用大量的篇幅和笔墨叙写了何果儿、李菲菲和章蕙间真挚动人的女性情谊。她们的友谊开始于白衣飘飘的中学时代，在此后漫长的时光中，尽管她们从事不同的职业，辗转于不同的城市，却没有斩断和磨损始于少年时代的友情。比如，章蕙结婚时，何果儿和李菲菲放下手头的工作，赶赴遥远的东北送好朋友出嫁；李菲菲去世时，何果儿悲痛万分，情难自已，但她没有将这个噩耗告诉已经怀孕的章蕙，怕后者再出意外；当何果儿遭遇职场潜规则并得知康楠病亡的消息时，章蕙放下尚在哺乳期的孩子飞回玫州陪伴在好友身边。总之，在生命的高光或至暗之时，她们总是坚定地站在一起，互相支撑，互相体恤，正是这份至死不休的友情，让不断失去的人生显得不是那么无情和无趣。某种程度上说，何果儿、李菲菲和章蕙形成了情感共同体，与齐格蒙特·鲍曼所谓的松散的、暂时的和假象的“衣帽间共同体”不同，她们之间的友谊是牢固的、厚重的和直通灵魂的。尤为重要的是，此种情义观，并非只在同性群体中传递和持守，而是延展至男女两性关系中。在《狂流》中，严英秀通过不同人物的婚恋历程，阐发出世俗男女间完美之爱的不可企及。但即便如此，她们依然对浪漫的激情之爱充满渴求，并在内心深处坚信爱情的存在和恒久。

值得注意的是，在何果儿、李菲菲、章蕙、方丽媛、何卫红等人的婚恋生活中，她们都曾被男性所辜负和伤害，但她们并没有黑化或异化，而是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同情和谅解。当爱已成往事，她们视对方如亲人般的存在。譬如何果儿、何卫红与彭歆，李菲菲的生母与父亲，朱珊与乐乐等。即使如章蕙般理性和深谙世俗的女性，在丈夫入狱服刑时也没有将之抛弃，而是勇敢地担负起照顾公婆和孩子的重任，竭尽全力守护着风雨飘摇的家。无独有偶，女强人方丽媛面对情感出轨的丈夫时，没有怨毒和离弃，而是在痛定思痛中反求诸己，并通过坦诚的沟通和积极的行动挽救了濒临崩溃的婚姻。在对现实的凝视和省思中，严英秀呈现出爱情在现代语境下的复杂和幽微，而她对男性的关怀和原宥并非是女性意识的匮乏，相反，作为女性写作阵营中的中坚力量，严英秀的理论素养和阐释能力足够强大，而她如此讲述的原因皆源于其一贯持守的两性观——“我深信将女性写作的目光投注到男性关怀这一层面，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接受更新的女性观念的表现，是文化多元的标志。和解不是妥协，关怀不是无原则的让步，不是再去重复古老的历史，而是更高意义更深层面上的达成共识，平衡互补，共荣共存。”14由此可见，因不满于性别间非此即彼的模式化设置，严英秀试图通过男女两性情义的存续来消弭性别的暗战和硝烟。

必须强调的是，情义的流布和绵延，使得《狂流》在怀旧感伤的同时升腾起明媚温暖的色调。在沉重、艰辛、驳杂的现实生活中，在市场和资本逻辑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小说中的人物依然葆有对生命意义感、对人与人、人与自然消除隔膜重新相亲相爱的召唤和诉求。严英秀深知“人生究其深层，原本就是荒诞的，荒凉的，荒芜的，充满着各种悖论。……但我并不因此就认为人生是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我确信生活的皱褶里包裹着太多弥足珍贵的温暖，我愿意我的作品更多地提供这种亮色”15。小说的结尾，何果儿在痛失亲人后，决定从繁华的帝都回到故乡，在陪伴父母之余，她和丈夫常翔东一起，投身基层的教育事业，试图将有限的生命投入“无穷的远方与无数的人们”。这一圆满光明的结尾，驱散了虚无主义在当下时代的无边漫漶，实现了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融汇。而由情义维系的人间世，唯美又浪漫，让我们疲敝的肉身和灵魂在灿烂的星空下得以疗愈和壮阔。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期西北多民族文学的生态书写与共有家园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BZW18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刘大先：《从时间拯救历史——文学记忆的多样性与道德超越》，《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3期。

2 3 4 5 6 9 10 11严英秀：《狂流》，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9、281、386-387、418、110、163页、194、280页。

7 [美]芮塔·菲尔斯基：《文学之用》，刘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7页。

8 13严英秀：《赤裸呈现的孤独》，《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4期。

12王晓明：《在创伤性记忆的环抱中》，《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14严英秀：《论女性主义文学的男性关怀》，《当代文坛》2007年第4期。

15胡沛萍：《面对无穷的可能，和缺陷——作家严英秀访谈录》，《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