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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家张新科在转型到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之前的系列乡土小说写作，值得批评界给予更多关注和重识。从《树上的王国》到《天长夜短》，已充分表明张新科驾驭乡土题材的天分。至《大庙》的出现，其架构和笔力又显示出新的提升。《大庙》中既有巧妙的隐喻叙事，又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亦不乏沉重的文化叹息。隐喻叙事、历史意识、文化反思等三重维度的熔铸，使《大庙》在张新科系列乡土小说中颇具样本意义，那根植于生命深处的声音顽固地回荡着，召唤张新科未来的笔触重新回到中原乡野的沃土之上。

关键词：张新科 《大庙》 乡土写作 隐喻叙事 历史意识 文化反思

引 言

一般认为，作家张新科尤擅宏大历史题材。批评界关注最多的，也是他这一类有关革命历史宏大题材的系列长篇小说1。确实如此，张新科的长篇小说因其在文本容量上的优势，笔下英雄人物的鲜活形象在漫长细致的历史叙事中得以塑造（如《苍茫大地》中的许子鹤、《鲽鱼计划》中的张一筱、《鏖战》中的杨云枫、《山河传》中的杨靖宇等）。笔者以为，这类创作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的某种承续和衍变，构成了当代中国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脉流中的一环。

但是，宏大历史叙事之外，张新科另一类型的创作则被遮蔽和忽略，那就是他有关当代乡土题材的创作，特别是他颇为精彩的中短篇乡土小说。也就是说，在张新科的小说创作中，其实宏大历史叙事与乡野民生抒写是并行不悖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中短篇乡土创作一直以来较少人关注，深入细致的分析更付阙如。事实上，如果说篇幅较大的《树上的王国》2已经显示出他对乡土中国的敏感，而随后推出的《天长夜短》3系列中短篇小说，更充分说明了张新科驾驭中短篇小说的天分，以及他与乡村世界的情感契合，还有他介入现实、书写人性的笔力。“相比长篇，中短篇小说更具有挑战性和力度”4。他的系列中短篇小说题材聚焦虽有宏大与细微之别，但对不同题材的挖掘均力求深刻，坚持植根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书写历史风云与人物命运，充分发挥文学批判现实、审视人性的社会功用。张新科的中短篇乡土小说着力描绘社会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而以小人物的命运折射时代、社会的发展变迁。比如，《信人》中存于作者儿时记忆的“写信人”既是小说人物，亦是一种文化符号，痛苦的历史回望夹杂着深沉的文化反思；而《老满》通过再现校园时代传奇人物的喜剧故事引发对人生意义、文化价值的思索；还有《从天而降》以生动浑熟的笔调写尽了历史现场的动魄惊心，其间也充溢着浓重的文化气息。

而至《大庙》5出现，相比此前《天长夜短》中的诸篇，张新科中短篇小说的写作理路又有了可喜的变化。《大庙》既是作者鲜明历史体认与深切文化观照在文本中的延续，也是其将隐喻叙事、历史意识、文化反思三者有机融合的一次成功而精彩的操练。一座平平无奇的庙宇，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被人赋予不同功能。在大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变迁中，小说呈现出那被中原历史厚重尘土所掩盖的人性的温热与鲜活。“大庙不仅仅是座庙”，而是一个文化装置。小说《大庙》以独具个性的文学叙事彰显了“大庙”这一文化装置存在的符号意义，寄寓了作家关于文化、历史、人性等诸多现实问题的思索与感悟。

一、隐喻叙事

文学叙事借助语言构建出独特的艺术世界。作为表情达意的符号系统，语言的功能是有限的。一般来讲，一个叙述者只能为具体的故事构建出一个独立的文本世界，隐喻的运用则给予读者差异性解读与个性化接受的可能性。很多时候，人关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体验与自身内部隐秘的情感心理是极为复杂、难以言说的。而借助隐喻，人类“言”与“思”之间的裂缝得以弥合，轻巧的语言得以承载厚重的思想，一如怀特所述：“没有隐喻，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简单陈述句中得到表达。”6亦即作家欲言之物抽象且驳杂，思绪情感以空泛单薄的字句表达必然是散乱分离的，而隐喻将多重意蕴串联，使得作品由平面向纵深延展。在当代文学创作中，隐喻叙事的运用屡见不鲜。总的来说，作家对隐喻的运用多从文本的整体出发，切乎作品的主题与中心。如张炜的《古船》中“船”这一古代传统意象的运用熔铸了作者关于现实与历史的深深思索，古旧残破的船承载着家族的兴衰、民族的苦难。再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更是彰显了主题隐喻的生机与活力。蓬勃遍野的红高粱焰火似的生长着，喻示着人性的原初色彩——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的喷涌，“神性”与“兽性”、“灵”与“肉”的交织。在一系列隐喻叙事文本中，沉默的自然意象承载着历史的足迹、文化的反思、人性的叩问等重要母题，也寄寓着作者深切的价值思索与生命感悟。

具体到张新科的创作，他善于根据体例的不同相应采取适当的题材聚焦和写作策略。他的短篇创作，多采用单线叙事，倾向于时代悲剧与人性反思的呈现。我们知道，对作家而言，要在单一叙事线索与极其有限的文本容量中彰显深刻的悲剧意蕴实属不易，而此时隐喻的成功运用，会使得这一难题迎刃而解。他的《大庙》就是这样。《大庙》巧妙地将隐喻与叙事结合起来，增添了话语的复义性，进而使文本更具开放性，创造出超越文本长度的时间之境。张新科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善用隐喻叙事，更多时候，他笔下的人物实为特定的文化符号，具体的情节、故事片段是特定时代与社会的浓缩式写照。《大庙》的隐喻叙事中，张新科在叙述对象的选取、线性叙事的安排以及叙述视角的交错三方面的巧妙设计，克服了短篇的容量限制，提升了文本的思想内蕴。

首先，作为文本的主要叙述聚焦——“大庙”——的选取颇具匠心。“庙”这一文化标志物，本身富有极强的历史感。早在远古时代，我国就有了比较完备的宗庙社郊制度。西周时期的宗庙对后世的庙宇格局有着源头、奠基的重要意义。《释名·释宫室》言：“庙，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7庙宇的设立，实则既反映了一定时代一定群体共同的文化理念。同时，因庙宇内部供奉神佛偶像，有庇佑众生、香火灵验这一层含义，庙又可视为一种民间信仰的物质载体。大致说来，“庙”这一饱经历史风霜的场所有四方面的作用：一是用以供奉祭祀自己的祖先，即帝王先贤为祖先所建的“家庙”或“祠堂”；二则用以供奉与祭祀民间的神灵，多与民间掌故、神话传说相关，诸如“城隍庙”“黄大仙庙”等；三则是供奉于国家民族有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如“孔庙”“关帝庙”；此外，“庙”还作为最高朝政、天子的象征。

张新科的“大庙”更多的是承担了庙之第二职能，但大庙“职能”在人为的作用下发生着戏谑的历史变化。仓库、电影院、商场等存在形式与偶像供奉、香火灵验似无半点瓜葛甚至有些相悖。由此，庙的职能改换以人的利益为驱动，其职能的不稳定性则折射出民间信仰与文化传统根基的松动。一般而言，民间信仰与传统文化的根基具有很强的稳固性，但这种稳定结构也只是相对的，当在狂飙突进的社会变革与多重文化思想体系的冲击下，原有的根基不可避免地出现松动、断裂甚至崩塌。在小说《大庙》中，作者选取“庙”之意象并非孤立地套用其原始含义，将叙述对象——“大庙”置于历史的长河之流，将“时间”的位移凝炼和转化为“空间”的呈现，凸显了“大庙”这一文化符号和历史空间的命运的不稳定性与时代性。

其次，在文本线性叙事的安排上，作者张新科从大庙历史与人物命运两个层面开掘。其中，具有极强文化隐喻意味的“大庙”是文本叙述的主线，人物铁锤的生命线则是随大庙历史变迁而变迁的辅线。伴着时间的纵向伸展，作为主线的“大庙”，被赋予了不同的职能与意义。昝乡长时期的寺庙，洪主任上任前的仓库，洪主任就任时的电影院，再到后来几欲建成百货公司而最终成了商业旅游景点，在这半个世纪变迁中，大庙的历史与命运起伏充满了戏谑与喜剧色彩。更具喜剧性的是辅线——主人公铁锤的命运。作者在记述大庙历史变迁的同时，穿插叙述了铁锤的生命轨迹。二者之间似乎具有某种命定的联系。洪主任“破四旧”毁佛像，大庙的文化、宗教职能发展遁入停滞。铁锤作为“始作俑者”，生命也遁入静态化。大庙放映了十几年的电影，铁锤一直如一尊佛像般怒目圆睁地凝视着岁月的流逝。直到大庙电影院倒闭的前夕，伴随最后一场电影落幕，铁锤那双记录和见证大庙历史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我们不难看到，无论是静止的庙还是极具能动性的生命个体——“铁锤”，它们的生死走向似乎是命定的。并且二者的命运走向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铁锤”静止的生命状态一方面喻示着庙之传统意蕴的消逝与衰靡，另一方面也警示着众多愚昧麻木的乡民应清醒地认识到自身与庙宇之间的关系。作者在叙述中将人物个体的命运与大庙的历史交融在一起。诚然，庙之于文化传统的地位与价值由人赋予，人们虔诚地祈求“香火灵验”，当香火残褪，这一灵验的谶语似又牵系着人的命运走向。

再次，“大庙”背后的文化隐喻是通过多重视角交错运用而赋色的。我们来看作品。坐落于中原大地的乡野民间，“大庙”这一信仰文化物质载体与乡村、底层民间固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跟随历史演进而不断改造，它不仅承担着乡民精神食粮供给的文化职能，还令漂泊异乡的作者魂牵梦萦。游走于异乡与故乡之间，“大庙”的存在唤醒了作者关于这一方故土的鲜活记忆。然而“故乡记忆的激活不仅是复现故乡的历史事实，更能打开曾经的情绪、体验及心理世界”8。所以，与其说是大庙立于风雨尘世近百年见证了司马楼镇的沧桑变化，不如说是作者那双对故土热爱流连的眼睛，洞悉着司马楼人与庙命运的变迁流转。在《大庙》的文本构建中，作者将自己置于真实的民间生存空间，通过几重视角展示了极具河南地域特色的乡土民间图景。第一，在叙述视角的总体设置上，《大庙》采用全知的零叙事视角，同时还隐含了第一人称叙事角度。即通过“我”的回忆展开了对大庙及司马楼乡民历史命运变迁的讲述，加上作者一系列方言与民间俗语的娴熟运用，拉近了自身与民间的距离。作为乡村变迁的亲历者与见证者，论述的真实感与可靠性得以加强。第二，由于回忆与现实之间存在明显的时空缝隙，故而在文本观照上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目光：一种是怀旧之眼，一种则为现实之眼。两种眼光在融合、交错、分裂中营造出复杂的故乡历史图景。如申丹关于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作品的论述：在这种叙述中“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9《大庙》中的“我”见这证了庙长达半世纪的命运变迁：自洪主任走马上任，大庙作为偶像崇拜、精神图腾的宗教意味逐渐消逝，电影这一新兴的现代元素引入给封闭落后的乡村带来了全新的文化体验，传统的民间文化形态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挑战。改革开放的巨大浪潮涌入使得乡村变迁的步伐加速；录像厅的出现致使电影院倒闭；以及有钱老板承包并改造大庙等等。“我”似乎不动声色地讲述着“大庙”的历史，并未表露明显的情感态度。而如果聚焦文本细节，不难看到“我”对“大庙”认知与情感的阶段性变化：年幼时“我”无奈地跟随大庙工具职能的转换以认知大庙的价值，成年后身处外地，大庙已然成为了故乡的标志物，激起“我”的怀乡情愫。故而“我”不远千里归乡，赴终场电影之约，听到“轮回之说”不觉红了眼睛。因此，伴随线性叙事，小说不仅展现了大庙的历史变迁，也呈现了“我”对大庙认知和情感的变化。

二、历史意识

关乎历史的种种，我们常欲以过去的记忆而概之。但历史绝不完全等同于记忆，它本身裹挟着复杂而暧昧的意涵。历史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流动地展开，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10。简言之，历史是带有人类活动烙印的无限运动的存在。而作为历史存在物的人如何认知与诠释历史则取决于其自身的历史意识。具体到当代的文学创作，一些作品囊括了宏大的历史内容，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十七年”文学中的“红色经典”、新历史主义小说等都以不同的历史叙事展现了不同创作主体的历史意识，钱中文强调这些作品中呈现的历史感或曰历史意识“是我国的有偿历史传统与现代意识的反思融合而成的一种进取的历史精神”11。由此可见历史意识所具有的反思性与启示性维度。人如果缺乏历史意识，则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也无法从中汲取教训以更好地指导实践。最终，历史在那些历史记忆空缺的人的脑海中甚至难与记忆平起平坐，被视作无用苍白之物而弃之。

张新科在创作中一直秉有鲜明的历史意识，其代表性的长篇系列“英雄传奇三部曲”选取重大历史事件为描述对象，书写了一系列时代英雄的悲壮故事。他的乡村题材短篇小说不是以历史英雄为主要叙述对象，但故事中的人物大都置身于具体的历史空间。在小说《大庙》中，张新科通过对“庙”这一历史风物的描写，试图探寻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对于立足当下的个体而言，历史早已成为消逝的存在，唯余现实的眼光聚焦于历史遗迹，作历史的推演与复原。作者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回溯历史，深感历史的沧桑。然而回溯并不是简单的记忆回放，因为历史之沧桑感绝非酝酿于尘土飞扬的过去，而是在过去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中生发。作为历史的延续，现实的存在凸显了历史的深远；历史的存在，也给予现实以启示。记忆的图景与现实的眼光纵横交错，个体在把握历史与现实二者互动关系的同时加入自身的理解与反思，由此形成了自己的历史意识。因此作者清晰的历史意识不仅表现为对历史事实的再现与历史规律的把握，还表现在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反思。

在《大庙》文本中，交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意识：一为叙述层面的“我”以及司马楼乡民淡薄乃至空缺的历史意识，二为作者层面其自身对历史敏感而清醒的认识。首先在叙述层面，司马楼乡民对待大庙的历史与运命的走向是极其随意的，从庙得名到三番五次的职能改换都由人操纵。最初乡民对大庙人为命定的历史与香火灵验的伟力还怀有几分敬畏，大庙作为佑福苍生的圣所备受乡民的虔信与护持。随时间的流逝，在破旧立新的号召下，大庙成了“四旧”的典型被“改造”，面对菩萨头的轰然倒地，庙内掌声雷动。人们的精神崇拜也随之崩塌。加之时代新浪潮的奔涌，乡民们仅存的敬畏感消逝无遗。笔者以为，司马楼乡民对大庙前后的态度均反映出历史意识的缺失。最初的敬畏感依旧出于香火灵验于个人利益的考量而非建立在对庙之历史与文化内涵的清晰认知上，割裂了历史记忆与现实之间的联系。

虽然叙述性文本充斥着叙述者的声音，但作者的历史意识还是能在文本的细节中捕捉到。在《大庙》文本建构的过程中，作者的历史意识集中体现在对个人命运与大庙历史关系的书写上，并且着眼于小人物命运的书写。他认为小人物在历史变迁的潮流中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但也部分地参与其中，他们在以自己的生活对历史变革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诠释着历史与个人的关系”12。一方面，大庙的历史变迁，影响着人们的精神文化体验。作为寺庙，承载着乡民对“香火灵验”的信仰崇拜。改造为电影院后，大庙成了全乡精神文化食粮的供给站。此外，大庙还有仓库、商场等多种职能。而无论担任哪种职能，大庙不过是人们在不同时代不同利益需求的物质载体。时代变了，但“大庙”依旧还是“大庙”，它不过折射了时代社会的变迁，经历时空的流逝而屹立于过去、现在与未来。另一方面，司马楼乡民历史意识的缺失也深深地影响着大庙的历史走向。“大庙”——马马虎虎的名字取定、昝乡长个人考证得出大庙始建于宋的结论被不假思索地广为接受，这些都显示出司马楼村民对历史的一种随意与淡漠。而“我”对此“打小就有种莫名其妙的烦恼，但又无可奈何”。此时的“我”虽然仍处于叙述者的位置，但已不再是纯粹的叙述声音，而混杂了作者的声音。即便作者试图在作品中构建一个客观叙述者的形象，但叙述者“我”保持的客观姿态是作者的有意为之。“作品中的主观因素不在叙述者的叙述中流露，而是借助结构的要素诸如情节的设置、人物的安排，或文体技巧表现出来。”13作者面对民间文化失落、历史敬畏感缺失，不是直入式干预叙事，而是借叙述者话语发出扼腕喟叹。

在小人物命运与大庙历史关系的书写中，作者试图向我们揭示：个体与历史之间缺位的是具有主体性与现实性的历史意识，历史主体自身敬畏感的缺失致使其无法正确看待历史，亦难以意识到传统文化根脉的重要性。当然 ，呈现具体的文化现象并不是作家的最终目的，“历史必须预设在作家的头脑里，以他对历史的认知态度决定如何叙事”14。张新科运用隐喻叙事，对人物与大庙命运的历史回溯旨在警示现在，回溯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出历史，故回溯亦是一种追寻，一种对文化之“根”的追寻，但寻根“绝不是简单的‘回归’‘复古’，更不是‘逃避’，而是致力于对民族文化的重新认识和文化意识、历史意识的寻求”15。当然，必须看到，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人并不是在历史的风雨中毫无作为，只能随波逐流。因为“时代的疾风骤雨，并非是身如芦苇般脆弱的人能够完全抗拒的。然而，人，毕竟又是会思想的芦苇，所以清醒的历史意识，是这秆芦苇能站立的重要凭借，是人能保持起码的良知和底线的关键。从大处和远处看，使人能在最大程度上抗拒随风而转、随波逐流的惯性”16。作家在作品中反映出的人物的命运的不自主不自觉，客观上体现的正是作家对随波逐流的敏感，而借由事物（比如“大庙”）这一隐喻装置在历史中的流转、变迁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反思，则更隐含着作家自身面对历史巨澜的清醒和某种抗拒。

三、文化反思

当作家聚焦于故土乡野，通常带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审视眼光：追溯，审视传统文化中的保守与落后；展望，反思现代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弊病与危机。趋于封闭稳固的乡村社会结构在现代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下摇摇欲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开启了加速度模式，乡村的生存发展空间愈发逼仄，城乡文明的冲突对立问题亦更加严苛。如丁帆所言：“中国稳态的农业结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开始面临解体，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幻化出的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严重对立与猛烈冲撞的社会景观与人文景观呈现在人们面前。”17两种文明相对抗的现实亦常在乡村叙事中呈现。其实，无论是现实情景还是文学书写，“乡村”都并非一块静默邈远的田地。作家书写乡村往往将其置于整个社会大背景下，抑或是展现与城市比照下的乡村，乡村永远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之中。城市化是这一动态发展的外因，而乡村社会的涣散还在于其内部潜伏的文化认同的危机。

张新科的乡土中短篇小说创作选取的文化元素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故土文化的色彩十分浓厚。一系列中原风物景观和大篇幅的方言俚语充盈文本，给作品笼上了乡土文化之纱。此外，作家不仅写尽自己故乡的人文风貌，还以多位好友的家乡为背景，讲述了一系列动人心魄的故事。无论北方南方，家乡异乡，他都投以满腔的热爱与真情。翻开《天长夜短》里的任意一部作品，乡野记忆中的奇闻逸事都蕴涵着浓厚的文化气息。在多次访谈中，张新科强调故乡中原文化对自身的塑造。在父母亲深厚文化教育的耳濡目染下，作者早年就深谙文学修身的重要作用，在后来漫长的求学、从业的人生经历中更感文化塑造心灵的深远力量。故自从事文学创作以来，作者始终秉持“文化塑造心灵”的创作意旨，并以文化塑造自身作为前提。毕竟，“文学的根基在文化，而文化的根本在人”18。张新科的强烈文化感使其在文学创作中极其关注文化现象的书写与反思。在《大庙》中，张新科用很大一部分笔墨描绘“乡村电影”这一极具代表性的文化记忆。其实早在《新湘评论》上他就有散文《放电影的来了》，来记录自己儿时的观影记忆。以天空作顶、夜色当墙的乡村电影与当下极端奢靡的影城相比虽显简陋粗糙，却是唯一能牵动作者心绪的文化记忆。《大庙》中的乡村电影院不仅是乡民的精神文化补给站，更是联系乡民与故土的重要情感纽带。电影院关门前的最后一场电影，大庙前围满了司马楼乡民，即便他们从未领悟到“新生”所说的“轮回”之深意，即便“生瓜蛋子”已经变为了沧桑老人，但乡村民间传统的文化情感联结使得乡民们又再一次聚在大庙面前观影，旧景似重现。无疑，充满欢笑的乡村观影记忆是文化的承载形式之一，在叙述者平静诙谐的故事讲述中，却奏响了一曲沉痛的文化挽歌。“大庙”这一具历史、宗教文化色彩的装置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其文化意义在逐渐地消解。“大庙”是文化的根脉所呈现，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后，香客不绝的情景得以恢复，运命似乎得以轮回，然而这其间的文化意义却逐渐式微和畸变。

如果说文化氛围的营造是从宏观上强化了作品的反思性，那鲜活的人物形象则是寄寓作者文化思考的具体符号。在《大庙》中，张新科以粗笔勾勒出司马楼乡民的群像。以记忆中的发小、乡邻为原型，作者在动态的时空中塑造出一个个鲜活丰满的乡土小人物形象：“新菩萨”铁锤、“大庙守卫者”新生与铁蛋、“阿兰小姐”……他们身上有着传统乡民的愚昧与粗莽，但亦流露出人自然与本真的生命状态。其中作为线索人物的“铁锤”可以说是极具文化象征意义的人物符号。“铁锤”由最开始的“破四旧”的第一勇士到后半生怒目圆睁的“活菩萨”的形象转变发人深思。循着“铁锤”生命线的延伸，作者以鲜明的时间线清晰地勾勒出不同时代人们思想的变化。铁锤自告奋勇抡锤砸倒佛像，充当“破四旧”第一人，其实也不过是为了洪主任承诺的挑选好电影座位的交换条件，至于对新与旧、宗教的惩戒机制等的认知却是一片混沌。作为看客的村民仅平静地看着佛像上的白点增多，为菩萨头的断落鼓掌欢呼，足见司马楼乡民对神佛偶像的敬畏与对庙文化的认知并非自觉，而流于盲目。对此，我们在究其原因时切不可将文化因素与其他因素割裂开来。每一次声势浩大的社会改革绝不仅是经济形态上的转型调整，文化等领域的震动亦是不容忽视的。伴随改革的推进，乡村披上现代性新衣，同时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在剥去古老外壳后乡村中各种陋鄙的内里也同时显现出来。文化传统的根基在近代以来难以计数的动荡中摇摇欲坠，更悲观的是，我们唯一还能把握的有形躯壳也在慢慢地消逝、残褪。

《大庙》体现作家对一定历史阶段的乡村社会文化生态的反思和警示。乡民对大庙的情感态度一定程度上由利益决定，而乡民这种物欲利益观与权欲交媾的乡村生态分不开。即便，乡村治理以往的那种权力机制伴随资本的介入而有所削弱，但不难看出人们在认知、思想层面依旧是依附于权力机制与话语，这既是基层生态长时间型塑的结果，也是人们自身文化意识、历史意识淡漠的表现。文本中关于孙香香给新生看“鸡蛋”的桥段引人反思。孙香香揭开蓝印花布衫以自身肉体给予新生以男性“视觉盛宴”换取大庙“视觉盛宴”，令人咋舌。传统的纲理伦常、道德风俗规训机制在简单的物质欲望面前丧失效能。为饱口腹，人们争先恐后剃光头，为争夺当和尚的机会挤得头破血流。文本中这些细节指向乡村文化的脱序状态，“利益的驱动几乎淹没一切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价值，而成为乡村社会的最高主宰”19。文化形式都沦为了利益交易，文化载体存在的合理性与功能性不但未被认知与重视，甚至被曲解与滥用。

如果说当时“司马楼”乡民在物质欲望面前表现的种种不合传统伦俗的行为是由于物质极度匮乏，社会发展尚且落后，可在后来物质需求得到较充分满足时，文化依旧难逃被物欲践踏的命运。不止大庙，各种乡风民俗的文化形式虽得以留存，但其文化内蕴已濒临消逝。人们已然认识到面对“历史遗孀”应做出怎样的文化选择，但毕竟罕有真正思索为何做出此般文化选择以及如何选择的人。如此，文化保护、传承即便以有形的方式呈现，但内蕴的价值实则所存无几。形貌历经岁月风霜磨蚀仍能以漆粉垒石修复如新，而文化内在价值消逝破毁却难以重拾。乡村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中仅留有荒芜落寞的一隅田地。作者饱含忧虑地意识到文化衰微的悖论和困境，正如小说最后一段，颇有隐喻意味：司马楼村民依旧爱谝，只不过谝言变为了“香火灵验……”。

余 论

如果说张新科的长篇小说是借助历史事件塑造英雄群像，而他的中短篇乡土系列小说则通过历史风物、故土人情书写文化记忆。其中小说《大庙》更是以朴实传神的现实主义笔触勾勒出司马楼古镇庙与人近半个世纪的命运，这在张新科的系列短篇中颇有样本意义。作为文化装置的“大庙”，以其隐喻的、历史的、文化的存在唤起关乎传统与未来的记忆和认知。乡土历史记忆的重拾与再现，寄托着作者内心对未来的美好愿景：“大庙只是一个历史的缩影，我希望通过它照见社会，照见历史，也照见我们自己。”20同时小说也警示着当下：唯有清晰深刻地认识与反思乡村变迁、文化发展中存在的痼弊，我们才能更好地“对症下药”，乡村文化生态健康的发展才有可能。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贤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6ZDA192）的阶段成果]

注释：

1近年来张新科先后创作和发表《远东来信》《鲽鱼计划》《苍茫大地》《鏖战》《铩羽》《惊潮》《山河传》《江山》《大河》等十余部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

2张新科：《树上的王国》，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

3张新科：《天长夜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4丁东亚、张新科：《写作是一次次“心灵洗涤和净化的过程”》，《长江文艺》2019年第7期。

5《长江文艺》2019年第4期。

6[波兰]埃娃·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7刘熙：《释名》，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27页。

8 18赵普光：《通人传统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文艺研究》2020年第8期。

9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10路文彬：《历史想象的现实诉求——中国当代小说历史观的承传与变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11钱中文：《历史题材创作、史识与史观》，《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12 20张新科：《大庙不仅仅是座庙》，《长江文艺》2019年第4期。

13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14陈思和：《关于长篇小说的历史意义》，《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4期。

15郑万隆：《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从植根于“文化岩层”谈起》，《作家》1986年第1期。

16赵普光：《历史的文本与文本的历史》，《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4期。

17丁帆等：《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19刘铁芳：《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书屋》2006年10期。

[作者单位：赵普光 暨南大学文学院 周 茹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