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从文学评价史的角度看，“小资”问题一直是悬于孙犁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1951年10月6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双周刊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林志浩、张炳炎的《对孙犁创作的意见》和王文英的《对孙犁〈村歌〉的几点意见》，集中批判了孙犁创作中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而这场批判又与“萧也牧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以孙犁及其作品的历史遭遇为线索，重返共和国初期的文学场域，对主流意识形态结构内部不同文学力量相互制衡、角力所牵涉的相关性问题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厘清《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双周刊与《文艺报》在文学理念、批评实践上产生的种种分歧与冲突，同时可以有效揭示“当代文学”建构过程中的复杂性及其背后蕴藏的文学史张力。

关键词：孙犁 “小资”问题 “萧也牧事件” 文学史张力

从文学评价史的角度来看，“小资”问题一直是悬在孙犁头顶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早在抗战时期和土改时期，孙犁的《爹娘留下琴和箫》《荷花淀》《钟》《碑》《麦收》等诸多文学作品都曾被贴上过类似“小资”的标签1。及至共和国初期，随着战争的结束，共产党全面接管城市，原本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语境下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小资”问题逐渐成为中央高层警惕和打击的对象。1951年，中宣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在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存在有一种忽视思想、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使文艺战线发生混乱，在党的文艺干部中也发展着某些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极需加以纠正和整顿。”2为此，中央决定在文艺干部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学习，以澄清文艺界的各种错误思想，强化党对文艺工作的有效领导。一场以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为主旨的文艺整风运动随即展开。

1951年10月6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双周刊（以下简称《双周刊》）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林志浩、张炳炎的《对孙犁创作的意见》和王文英的《对孙犁〈村歌〉的几点意见》，集中批判了孙犁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种种迹象表明，《双周刊》针对孙犁“小资情调”的批判与当时《文艺报》开展“萧也牧批判”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但吊诡的是，同样是针对“小资”问题的批判，萧也牧和孙犁的人生命运轨迹却截然不同——萧也牧自批判之后很快被调离原工作岗位，从此一蹶不振，不再创作；而孙犁却在不久后，还应邀加入了中国作家赴苏联参观访问的代表团。更让人费解的是，一手策动萧也牧批判的《文艺报》主编丁玲，在得知《双周刊》针对孙犁作品开展类似批评时，非但没有表示支持，反而在第一时间给孙犁写下了长达八页的信，“肯定他的创作，鼓励他不要消沉”3。同样是“小资”问题，却被如此明显地区别对待，这一反常现象背后的历史逻辑是什么？丁玲“厚此薄彼”的评判标准又是什么？孙犁与萧也牧作品中的“小资”问题是否存在本质性的差别？在《文艺报》“批萧”与《双周刊》“批孙”之间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文本以孙犁及其作品的历史遭遇为线索，重返共和国初期的文学场域，旨在对主流意识形态结构内部不同文学力量之间相互制衡、角力所牵涉的相关性问题进行考察，进而揭示“当代文学”建构过程中的复杂性及其背后蕴含的文学史张力。

一、孙犁与“萧也牧事件”

《对孙犁创作的意见》一文主要围绕小说《钟》和《嘱咐》展开。林志浩、张炳炎认为：“孙犁同志在创作上明显地看出一种不健康的倾向……他的作品，除了《荷花淀》等少数几篇以外，很多是把正面人物的情感庸俗化，甚至，是把农村妇女的性格强行分裂，写成了有着无产阶级革命行动和小资产阶级感情、趣味的人物。最露骨的表现是《钟》和《嘱咐》。近年所写的作品，如《村歌》《小胜儿》等，也还浓厚地存在这种倾向。因此，有值得我们注意和讨论的必要。”4而《对孙犁的〈村歌〉的几点意见》则将批评目标聚焦到小说《村歌》所暴露出的“关于党的领导作用问题”和“关于几个人物处理的问题”上。王文英指出：“作者在写作实践中，对于自己企图反映的事件和选择的人物，做了不恰当的处理和不正确的描写。更明确地说，就是作者错误地描写了当时党在张岗村这个村子里各方面的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歪曲地塑造了几个新的人物的典型形象”；“作者产生错误的原因：固然主要是由于创作思想与创作方法的不对头，同时，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作态度的问题。说得明确点，就是作者的创作态度不够严肃，不够向读者负责，因而粗制滥造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5

回到文学现场，我们会发现，《双周刊》上刊发的这两篇文章“是大有来头的——这是全国解放后文艺界第一次‘打棍子’，挨打的并不止孙犁一个”6。更确切地讲，它是当时《人民日报》《文艺报》开展“萧也牧批判”的衍生品。《对孙犁创作的意见》开篇即明确指出：“在批评萧也牧创作倾向的时候，我们想提出孙犁同志的某些作品，跟大家研究。”7《对孙犁的〈村歌〉的几点意见》一文中也提道：“用非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必然无法真实地认识现实，把握现实，和反映现实。孙犁同志的《村歌》之所以产生以上的错误和缺点，就是这个原因；当前碧野、萧也牧等同志的作品所以产生错误和缺点，也是这个原因。”8甚至这两篇文章的论据很大程度上都直接摘自1951年6月10日《人民日报》上刊发的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中的原话：“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把阶级情感庸俗化”；“不得不令人感到有相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气氛”；“结果使作品许多地方仍然逃不出毛主席说过的‘衣服是工农兵，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这个范围”9。由此可见，《双周刊》针对孙犁作品的批判与“萧也牧事件”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互动关系。

其实早在“批萧”之前，有关孙犁作品的批评声音已经呈现出“遍地开花”的态势。在1949年4月2日致康濯的信中，孙犁就提道：“关于《嘱咐》，这里反映也不一致，知识分子首先感到这篇东西感情不健康。”10同年12月，《荷花淀》的电影剧本被驳回，周扬在批示中称：“这些故事，想象的成分有许多，还是以拍另一部小说为好。”111950年6月，小说《婚姻》（原名为《甜瓜》）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后反响不佳，孙犁在书信中写道：“《甜瓜》已有批评，下周‘文艺’将发表，并我的检讨。”129月，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第一集在《天津日报》连载，批评的声音更是有增无减，“陈企霞告诉丁玲，有人给《文艺报》写文章批评这部小说”13。以至于当时的孙犁也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很有可能“要被扫荡一下”14。

巧合的是，参与“批萧”运动的几位主将在批判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之前都曾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锁定在孙犁作品上。打响“批萧”第一枪的陈涌，在1950年3月20日就曾致信孙犁：“说是要看过全部作品后想写文章，并且提出一些问题。”15这封信引起孙犁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陈涌不仅是《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编辑，同时还是深受周扬信赖和仰仗的“笔杆子”之一，而他的评论举动往往不仅出于个人好恶，同时代表着文艺界高层对于作家、作品的定性（认可或批判）。因此，孙犁在次日致康濯的信中提及“昨天接到杨思仲（按，陈涌）一封信”之后，随即说道：“你编集子，望你审慎选择一下，你觉得没意思的就可以抛出来，我绝不反对。有些字句情节不妥的，也可以下笔勾销，也不用和我商量。”16此后数日孙犁更是惴惴不安，多次在信中提及陈涌“作论”之事：“寄杨思仲一纸书评，他要参考的，顺便时交他即可”17；“京都文艺界最近有什么动态，杨思仲拿去的稿子已送回否？甚望抽空告知”18……加之《荷花淀》剧本搁浅，新作《婚姻》《村歌》《风云初记》又屡遭质疑，致使孙犁颇有一种“草木皆兵”之感。这种情绪甚至严重影响到他的创作进展。1950年4月24日，孙犁在书信中说：“从京回来，我没有写东西，总起来说，应该是从旧历年以来，两个月了还没动笔。懒散如此，实应警惕。”19针对批评意见，他同时也坦言：“但总之，我并不习惯批评，这是事实，以后经过学习锻炼，也许慢慢会习惯起来。”20直到陈涌来信告知“文章又放弃不写了”21，孙犁心中的这块“石头”才终于落地。至于陈涌为何放弃为孙犁“作论”一事，至今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与重视。由于史料的匮乏，笔者不敢妄加揣测。虽然不能肯定这件事是否与后来的“批萧”事件有关——即是否由于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引起文坛激烈争鸣，陈涌因此将批评的矛头转移到萧也牧的创作上来——但可以明确的是，从陈涌一贯的文风22来看，针对孙犁的评论文章势必会以“提出一些问题”为主要内容，其中难免会涉及“小资情调”这样一个高危话题。参考《人民日报》发表的《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一文在当时文艺界所产生的“蝴蝶效应”，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陈涌针对孙犁创作的批评文章一旦见报，将会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

与“萧也牧事件”的发展轨迹相类似的是，孙犁的作品也曾一度引起了《文艺报》编辑部的高度关注。据史料记载，1950年1月7日（也就是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发表不久），孙犁在致康濯的信中称：“丁玲让萧殷给我写了信来，陈企霞也写了信来，并说愿意批阅我的作品……陈还说叫我开‘全部目录’。”23尽管从信件的内容来看，丁玲、陈企霞似乎都对孙犁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十分欣赏和认可的态度，然而，无论是从丁玲对孙犁创作的总体印象24角度看，还是从陈企霞一以贯之的评论风格25的角度看，孙犁的作品都不可能会是他们心目中能够代表“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理想范本。退一步讲，即便丁陈是出于对孙犁作品的欣赏而创作了评论文章，以他们当时在文艺界所处的地位，也不可避免地会在文艺形势趋于紧张的环境下，因谈及创作上的某些敏感“问题”而将孙犁卷入文艺批判运动的旋涡当中。这一点在丁陈对待“萧也牧事件”的态度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在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的丁玲看来，当年批判萧也牧创作倾向的动机是完全出于公心26。“批萧”之前，丁玲与萧也牧的私交颇深27，丁玲始终认为开展这场运动的本质是好的，意在帮助萧也牧规避创作问题，纠正思想偏差。因此，正是抱着“爱护”和“勉励”的初衷28，她才写下了《作为一种倾向来看》这篇批评文章。

此外，康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与孙犁也有着非常密切的交往。当时孙犁不仅将以往创作的几乎所有文章都放心交由康濯保管，而且每每有新作完成，也会第一时间将稿件寄给康濯征求意见和建议，甚至孙犁许多作品的修改、编校、发表、出版都是由康濯一手操办。因此，可以说康濯是最熟悉孙犁创作风格，同时也是最掌握孙犁“思想根源”的人。1943年4月，孙犁的小说《爹娘留下琴和箫》发表，有些同志认为其过于“伤感”29，据学者考证，这个提出“伤感”问题的同志很有可能就是康濯。1946年7月，孙犁的父亲去世，他在致康濯的信中写道：“你知道，从家里发生了这个变故，我伤感更甚，身体近来也不好，但是我常想到你们，我常想什么叫为别人工作（连家庭负担在内），小资产阶级没办法，我给它悬了一个‘为他’的目标，这样就会工作的起劲。”301946年9月，孙犁又在信中表示：“《钟》一篇不发表最好。但我又把它改了一次，小尼姑换成了一个流离失所寄居庙宇的妇女，徒弟改为女儿。此外删了一些伤感，剔除了一些‘怨女征夫’的味道。我还想寄给你看看。对于创作上的苦恼，大家相同。所不同者，你所苦恼的是形式，而我所苦恼的是感情。”311949年4月，孙犁因小说《嘱咐》遭批评而向康濯抱怨：“批评这个东西，在今天很难说，它常常是由‘上’来个号召，就造成了群众的影响。因为写批评，就是代表工农甚至代表党来说话的，声威越大越好，叫群众服从，真正群众的意见，就湮没了。”321950年上旬，孙犁多次就康濯的批评意见复信：“关于你对我这几篇东西（按，《小胜儿》《石猴》《秋千》《女保管》等作品）的意见，我自赞同，但你不说，我自己是不能分辨的”33；“《村歌》的事，我兄所提意见，我要注意的。但《村歌》不怕他拿到哪儿去，并没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不代销也可以，不出版也可以”34……特别是在1951年6月30日致康濯的信中，孙犁曾明确谈到自己对“萧也牧批判”的态度和看法：“批评萧也牧，陈涌的自然很好，但李定中一文，实质是一种谩骂，我以为《文艺报》不应该登这种文章，这会助长一种很没意义，并非战斗的风气。”35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反资产阶级文艺的政治气候和文艺生态中，这些书信内容一旦被汇总起来，并冠以《我对孙犁创作思想的看法》之名公诸于众，足以将孙犁推入万劫不复的批判深渊。庆幸的是，好友康濯在重重的政治压力下并未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孙犁，从而避免了另一场悲剧的发生。

二、两种“小资”倾向，不同批评态度

1951年7月31日，丁玲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作了关于第二学季“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单元学习总结的启发报告。正是在这份报告中，丁玲首次公开将萧也牧和孙犁的创作并置讨论和对比评判。鉴于这份报告在孙犁文学评价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现将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这学季讲的是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以前所讲所谈都是思想问题，是我们对文艺的看法，过去怎样，现在怎样，这是应该总结出来的。是不是样样都要总结呢？例如语言问题……不是，而是要总结我们同学中思想上有了哪些进步。从《武训传》《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里，讨论无产阶级的，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为害人民的东西。

我经常收到信。去年收的信中有一大部分要求有趣的，有艺术性的，为小资产阶级的，为知识分子的作品，说不喜欢“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的作品，因为它们老一套，公式化，呆板干巴巴，单调。我说现在的作品比起过去的作品，是不单调的，内容是多了，丰富了，现在不是一天三顿炸酱面了。他们虽不敢反对工农兵方向，也不公开提出小资产阶级方向，可是他们却听不进我们讲的东西。讲洋狗的买卖人，就希望我们也讲洋狗，听不进我们讲农村，讲老干部。

不过今年没有收到这样的信了，因为已经有了“不枯燥”的、为他们所喜欢的东西，那就是《武训传》《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等。上海认为萧也牧是解放区最有才能的作家，其次是秦兆阳，认为萧也牧的作品有工农兵，又有艺术。人家反对我们，不是从内容上，他们不敢，而是从形式上反对我们，认为缺乏爱，缺乏感情，缺乏人情味。

宣传老板进步，宣传买办当了功臣，宣传旧社会人物进步，这就是想上台。小资产阶级想方设法篡位，想以小资产阶级统治世界，改造世界。我们警惕性要高。没有很好地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没有站稳立场，就会警惕性不高，甚至会投反对票，就会犯自由主义。

……

有人说，我们新民主主义社会里有小资产阶级，因此反对小资产阶级不对。我们说，我们今天联合小资产阶级，是联合进步的、和我们靠拢的小资产阶级，并非一切小资产阶级思想都是合法的。我们是要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来教育小资产阶级，而不是到小资产阶级中间去宣传小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也有不同，有的利于人民，有的为害人民。孙犁作品有他的特点，写人物、风景亲切，看得出作者的感情。我们许多作家不是按自己的感情去写，而是按道理去写。孙犁写冀中生活亲切。《风云初记》比《新儿女英雄传》亲切，但他的人物有些可怜，令人同情，不能使人爱他，学他，没有力量。这样就不能把他的作品估价得很高。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新的英雄人物。但如因此就说这是小资产阶级感情，却未免简单些。有些中年人说故事有爱情的味道。36

从创作时间上看，这份报告的发布正处于丁玲写作《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的酝酿期，对比文章的内容，可以从行文和措辞上明显看出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份报告视为丁玲“批萧”之前的一次预演。有所不同的是，报告讨论的侧重点在于对文艺可不可写以及如何写“小资产阶级”这个文艺界普遍关心的创作问题做出权威性认定和解释，即丁玲试图从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的角度廓清“无产阶级的，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为害人民的东西”。因此，丁玲不可避免地既要对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文艺进行揭露和批判，同时也要对“进步的、和我们靠拢的小资产阶级”文艺予以保护和鼓励。正是在这样的论域下，萧也牧和孙犁的创作成为丁玲报告中的反/正面典型。而促使丁玲做出这种区分和定性的一个关键要素毫无疑问是所谓的创作“倾向”（“立场”）问题，即报告中所指出的是“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来教育小资产阶级”，还是“到小资产阶级中间去宣传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

1949年伊始，北平和平解放。萧也牧以革命干部的身份随军从晋察冀边区进入城市。进城后的萧也牧很快便敏锐地察觉到周遭的新变化。一方面，当时此起彼伏的“离婚潮”现象强烈激发了萧也牧干预现实的写作热情；另一方面，文学受众群体的扩大以及读者审美口味的转变促使萧也牧开始自觉转换笔墨，进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新探索。恰逢此时，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中鼓励“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37，又为其“通过日常生活琐事，来表现一个新的人物”38的写作尝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于是，萧也牧在1949年秋创作了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与萧也牧的求新求变、如鱼得水不同，进城后的孙犁始终与都市生活格格不入。195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去滨江道光明戏剧院看《青灯怨》时，发现楼上的票价竟高达五千元，而当时的棒子面市价才一千四百元，顿时感到“这是跋山涉水，吞糠咽菜的时候所未能想象到的”。当有些同志指出“玩玩耍耍，滑冰驳船，饮茶谈心，口红糖香，正是生活的正常现象”，而曾经的“山峦漠野，号角枪声，勺饮壶浆，行军热炕，其实这都是反常的，都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时，孙犁则提醒道：“我们所以不能以眼前的样子为满足，是因为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建设起全体劳动人民的新的康乐富强的生活，在建设过程中，并改造我们的思想，传统的优越感和剥削意识。”39由此可见，进城初期人际关系方面的隔膜感、冷淡感一直困扰着孙犁，也正是在这种新的“焦虑和苦闷”的催动下，孙犁创作了《山地回忆》《嘱咐》《小胜儿》《正月》《村歌》《风云初记》等一系列回顾过往的“历史小说”。虽然在情节设置和人物处理等方面依旧被指责存在“小资情绪”，但终因并未触碰敏感的“题材”问题而躲过了共和国初期的文艺批判运动。

当然，孙犁之所以并未像萧也牧一样成为众矢之的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性格上的谨小慎微、内敛低调。自《我们夫妇之间》引起轰动后，萧也牧趁势而为，又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了小说《海河边上》，亦好评不断，作品甚至“被地方青年团组织定为团员课本或必读书目”40。在两篇小说大获成功的鼓舞之下，年轻的萧也牧于1950年1月14日起，开始在自己主编的《中国青年》上连载小说《锻炼》，一直持续了二十期。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沙城堡》《我和老何》《母亲的意志》《进攻》《英雄沟》等多篇小说，并出版短篇小说集《海河边上》。据中国作协《一九五〇年文学工作者计划完成情况调查》41报告显示，在这一年中，萧也牧的创作成绩最为突出。相比之下，已是成名作家的孙犁则显得“暗淡”许多。进城后的孙犁一方面主动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工厂题材”创作，另一方面又能够审时度势，恰当处理创作实践与文艺政策之间的微妙关系。1949年11月，孙犁在致康濯的信中提道：“《钟》能在‘文劳’发表最好，在《人民文学》发表不大合适，且易遭风。”42这里的“文劳”指的是天津的刊物《文艺劳动》，孙犁宁愿小说在地方刊物发表，也不愿意在《人民文学》露面，显然他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山雨欲来”，担心自己的作品会成为批判的靶子。1951年6月，孙犁更是中断了《风云初记》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的连载，并在致康濯的信中表示：“此举亦并不无些好处，可以慎重和好好地组织酝酿一下。所以如此，以弟近日实无创作情绪，散漫发展下去，失去中心，反不好收拾。且近日的要求，亦以配合当前任务为重。就坡下驴，修正一时，也是应该的。因此停了。”43与此同时，孙犁还在同一封信中叮嘱康濯将“萧也牧处稿，希兄考虑收回”44。此时距离《人民日报》发表《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仅间隔两周时间，因陈涌“作论”未遂而心有余悸的孙犁，已然感受到一场酝酿已久的文艺批判运动正汹涌来袭。

另外，不得不说，丁玲的态度也是决定孙犁命运走向的关键一环。一方面，丁玲向来对孙犁的作品欣赏有加。早在延安时期，丁玲就十分注重对孙犁的培养和扶持，新中国成立初期甚至有意调孙犁到《文艺报》工作45。孙犁也十分看重丁玲对其作品的评价和意见。《风云初记》第二集创作完成后，口碑两极分化，孙犁特地致信康濯“希望她（按，丁玲）能看看这二集，并且给提出批评”46，针对此事他还多次在书信中询问“此书丁玲同志到底看过了没有，亦望探询见告”47。当得知《文艺报》收到许多批评孙犁作品的“读者来信”时，丁玲明确表示：“孙犁的小说是有缺点，主要是缺少蓬勃之气，但这不属于文艺思想上的问题，对于这样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应该鼓励多于批评。”48结合丁玲在中央文学研究所报告中针对孙犁作品做出的评价，可以看出，将孙犁的“小资”创作倾向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并非完全基于文艺思想斗争的权宜之计，同时也是丁玲对孙犁作品风格的一贯印象和看法。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丁玲的文艺批评也是驳杂的、多声部的。虽然作为“小号兵”为新体制摇旗呐喊、捍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构成了她文艺思想的“主调”，但作为曾写出《莎菲女士的日记》，并深受“五四”启蒙精神浸润的作家和女性，丁玲又对语言、形象、修辞、结构、写景、叙事、抒情等文学自律性逻辑有着天然的审美领悟力。况且，丁玲亦在会议讲话中多次强调，文学创作既要反对概念化，又要反对小资产阶级情调，“当我们反对概念化的时候，花花草草的东西就来了；当我们反对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时候，口号就来了”；“不要老注意抽象的问题”，而“要注意形象的东西”。49由此可见，除了党性原则上的“政治热情”50外，“作者的感情”也是丁玲衡量文学作品好坏的重要指标。正基于此，她才会在“批萧”的那份报告中称：“孙犁的作品有他的特点，写人物、风景亲切，看得出作者的感情。我们许多作家不是按自己的感情去写，而是按道理去写。孙犁写冀中生活亲切。《风云初记》比《新儿女英雄传》亲切。”同样，也正是基于“政治热情”的考量，丁玲又认为孙犁笔下的人物“有些可怜，令人同情，不能使人爱他，学他，没有力量。这样就不能把他的作品估价得较高”。但不管怎样，丁玲对孙犁作品的定性，即“但如因此就说这是小资产阶级感情，却未免简单些”，还是在政治上间接起到了保护孙犁的作用。

三、“小资”批判背后的文学史张力

洪子诚先生指出，进入1950年代以后，尽管文学存在“一体化”的趋势，但其内部“各种主张和文学派别之间，仍存在着复杂的关系”51，“多种文化成分、力量相互渗透、摩擦、调整、转换、冲突的情况”52依旧是当代文学史现象的重要内容。而这些左翼文学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往往又与不同文人集团之间的话语权争夺纠缠在一起。具体到丁玲针对“两种小资”的不同处理态度上，一方面固然与其个人的文学理念和审美取向有直接关系，但放置到《文艺报》“批萧保孙”与《双周刊》“批孙褒萧”这一针锋相对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便恰好从另一个层面折射出“当代文学”在构建初期不同文艺主张之间的思想冲突及其背后蕴藏的文学史张力。

在展开论述之前，我们不妨把视线重新聚焦到1951年10月6日《双周刊》上。在批判孙犁“小资”创作倾向的专栏中，有一篇文章（即《对孙犁的〈村歌〉的几点意见》）的署名作者是“王文英”。究竟这个“王文英”是何许人也？通过查阅相关史料，笔者并未发现与此人有关的任何有效信息（新中国成立初期与“王文英”同名的有两人，但从年龄和职业上均可排除），似乎他的历史使命只是为了完成这篇“讨孙檄文”。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大胆猜想，这里的“王文英”或许正是《双周刊》的主要创办人王淑明。理由有二：其一，王淑明姓王，笔名沿用“王”字，顺理成章；其二，王淑明曾多次使用“成文英”这一笔名撰写批评文章，参与当时的文坛争鸣。究竟是刊物编辑排版错误，还是王淑明故意为之？由于证据不足，我们不得而知。退一步讲，即便“王文英”另有其人，王淑明作为《双周刊》的主编，亦可视为“批孙”事件的幕后操盘手。笔者之所以会做出如此推断，一切要从《双周刊》的创刊缘起、办刊策略及其制造的一系列“文学官司”说起。

进入共和国初期的文学权力场域，会发现，在以第一次文代会为标志的全国文艺界“大会师”内部，由于成分和地域的不同，作家和艺术家在“当代文学”中所享有的身份和位置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据张均、袁洪权等学者考证，1949年之后，文艺界高层的要职基本由延安文人集团所把持，“当时中国作协的重要职位几乎全部由延安文人‘包办’”53，来自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作家则大部分被分流到天津、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54，少数进入北京文艺界的“佼佼者”也并未获得太高的职务；而出自“华东系统”的文人更是没有得到慎重考虑和妥善安排，“仅在南方（如上海、南京等地）有一定话事权”55。这种地位上的不均衡性难免会引起延安解放区之外文人集团的不满。出自“华东系统”的文人代表王淑明就曾表示：“我到北京来参加文艺工作，觉得行政职务太小，‘名不见重于当时’，比起其他同志来，实在是‘相形见绌’，大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之感。觉得组织上既对我不信任，不另加青睐，就只有靠自己搞出名堂来。”56同样的际遇也体现在当时的新锐批评家竹可羽身上。据知情人周舟描述：“当时他刚从晋冀鲁豫解放区进入北京。新中国给他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的出版科，给他的第一个工作是和周静等人合编六本新中国第一套高中语文课本。他在建国初两年时间里发表了二三十篇诗文评论，先后在人民出版社、《新观察》杂志担任编辑工作。直到一九五七年初才转入《文艺报》，成为一个专职评论员。”57因而，周舟将此时的竹可羽描述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无名小卒”亦属据实之论。

正是在这种落差感的驱策下，“同为天涯沦落人”的王淑明、竹可羽联手创办一份颇具“同人”色彩的文艺副刊——《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双周刊58。在《创刊缘起》中，主编王淑明指出：“《光明日报》的副刊《文学评论》，是我和几个朋友合办的。这刊物一开始，就具有同人性质，是没有什么一定的方针和目的的。我们几个偶尔谈起，觉得当时的文艺批评空气太沉寂，需要有一个刊物，来把它搅动一下，于是就向报馆方面接洽，办起来了。”59以此为据点，王淑明、竹可羽等人开始自觉以文坛“搅局者”的身份与姿态，一方面主动向延安文人集团的标杆性人物频频发难，赵树理、丁玲等在新文艺创作上具有显著成绩的作家，都曾是《双周刊》“开火”的重要目标60；另一方面则试图建构一批有别于主流意识形态叙事诉求、审美追求的“另类”文学经典，《柳堡的故事》《母亲和孩子》《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引发广泛争议的“小资”作品，《双周刊》却统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至于《双周刊》为何要主动捕捉乃至制造“文坛官司”呢？据张均教授分析，一方面，王淑明（1902—1986）作为一名曾见证过新文学史上办刊最辉煌年代的刊物主编，陈独秀、胡适等时代巨子们凭借“五四”新文学刊物屡屡“逆取”声名的成功经验，势必会成为他借鉴和效仿的对象；61另一方面，由于出身新四军领导下的“华东系统”，王淑明并未亲历延安式的“整风”和“抢救”运动，因此，他在文艺观念、审美取向以及批评方法等方面，虽与延安文人存在基本共识，但更有整体性的差异。62前者有王淑明的“办刊缘起”佐证：“我们刊物批评的主要锋芒，一开始就不是向封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作战，而是找一些在新文艺创作上具有显著成绩的作家，如赵树理、丁玲同志……等，在他们头上开起火来，预备把这些人打下去，好一显自己的身手。”63而后者则集中体现在《双周刊》有意识地建构与“延安文人集团”所倡导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分庭抗礼的，所谓“新现实主义”理论主张以及“人性的现实主义”批评实践上。

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无疑是《双周刊》与《文艺报》冲突真正引爆的导火索。在1950—1951年间，《双周刊》针对萧也牧的作品先后登载了两篇捧场文章，即萧枫的《谈谈〈我们夫妇之间〉》64（第11期）和白村的《谈“生活平淡”与追求“轰轰烈烈”的故事的创造态度》65（第29期）。陈涌、李定中（即冯雪峰）、丁玲等延安文人集团成员随即对小说予以严厉批判。面对《人民日报》《文艺报》的“敲打”乃至“围剿”，《双周刊》非但没有收敛锋芒，反而逆风而上、据理力争，于第37期集中刊发了裘祖英（即王淑明）的《论正确的批评态度》、李家骏的《反对尖酸刻薄的批评态度》等一系列“反击”文章。陈企霞对此很快做出针对性回应，在《文艺报》4卷10期发表《关于文学批评》一文中点名批评《双周刊》“把这种错误的论文无批判地放在第一篇的地位，这是不正确的”66。这场围绕萧也牧创作你来我往、针锋相对的文艺争鸣，不仅标志着《双周刊》与《文艺报》之间的话语权争夺进入“白热化”阶段，同时也为这份“同人”刊物最终的结局埋下了伏笔。经过多次正面交锋后，伴随“萧也牧事件”逐渐升级至政治批判的层面，《双周刊》随即被纳入组织程序，王淑明、竹可羽等主要负责人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整顿”67。自1951年9月起，《双周刊》便急转直下、疲态尽显，“39—45期除‘自我批评’外，几乎再没有出现什么高质量的文章”68。终于刊物在1951年11月3日宣告停刊，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就在《双周刊》面临整顿、濒临停刊之际，孙犁的作品却突然间成为其重点“关照”的对象。这不免令人颇感诧异和蹊跷。按常理说，孙犁的创作风格是很符合王淑明、竹可羽等人所倡导的“人性现实主义”文艺理念和审美诉求的。更何况，王淑明还于1958年初专门为孙犁作品写过评论文章，并从人情、人性、人道主义角度给予《铁木前传》极高的评价。69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文学趣味、批评观念上，还是在私人交往上，王淑明与孙犁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分歧和矛盾。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双周刊》为什么要开设“批孙”专栏？王文英（王淑明）为何要写这样一篇“反常”的批评文章？其动机和目的究竟何在？……要想回答这些问题，仅仅从文本内部进行审美解读显然是不够的，我们不得不结合当时具体历史语境和文艺生态来加以分析和研判。

首先，从《双周刊》的办刊策略角度来看，孙犁及其作品本身就是其潜在的“逆取”目标。孙犁声名鹊起于延安时期，与赵树理同为延安文艺界重点培养和扶持的解放区作家。虽然王淑明在《创刊缘起》中并未明确提及孙犁的名字，但既然是要“找一些在新文艺创作上具有显著成绩的作家”，并“预备把这些人打下去，好一显自己的身手”，那么孙犁势必会成为他们重点“开火”的对象之一。况且，王淑明在办刊策略中明确表示：“我们刊物批评的主要锋芒，一开始就不是向封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作战。”可见，批判孙犁作品中的“小资情调”只不过是借题发挥的一个由头，其真正的目的是想通过主动与文坛上成名作家制造“官司”的方式，攫取更大的象征资本和话语权。难怪一向对孙犁作品存有“小资”印象的王林，在看过《双周刊》上发表的“批孙”文章后也颇感震惊与困惑，并在日记中为孙犁鸣不平道：“王文英批评竟把他和碧野、萧也牧等量齐观，甚不当！”70

其次，王淑明（王文英）的“醉翁之意”或许不只在孙犁，其最终靶向仍是丁玲以及《文艺报》。丁玲与孙犁向来私交甚笃，这是文学界众所周知的事情。在《文艺报》与《双周刊》围绕“萧也牧事件”论战胶着之际，丁玲于公开场合“捧一踩一”，难免导致王淑明等人采取同样的反制方式予以回击。这一点在“批孙”专题文章的发表时间上体现得尤为显著。据《孙犁年谱》记载：“9月，文化部通知，访苏代表团成员中天津日报社孙犁同志参加，定于10月15日在北京集合。”71而《双周刊》上的两篇“批孙”文章的刊发时间则是1951年10月6日，这时距离孙犁赴京准备访苏事宜仅剩九天。在如此敏感且关键的时间段，制造如此强烈的负面舆论效应，作者及刊物的用意不言自明。刘卫东教授在考察孙犁1950年代的“苏联书写”时，便敏锐地注意到孙犁似乎对于这次足“可以作为自己辉煌履历的苏联之行”72始终讳莫如深：“在书信和其他文本中，孙犁对访苏之旅的记叙并不很多，极为简略，毫无出国的愉快和兴奋之感。查看孙犁访苏前后的通信可知，即便是对当时通信很频繁的朋友，孙犁也没有提前告知，而回国后，更很少提及。”73显然，在这次苏联之行的前夕和过程中，孙犁遭遇到一些不便言说的“阻力”和“波折”。据说，当时拟定访苏作家名单时，中国作协层面针对是否将孙犁同志纳入其中是存在争议的，最后还是丁玲力排众议才决定下来。74如情况属实，则进一步证明了王淑明等人于此时刊发“批孙”文章的核心意图，即在他们苦心经营的“同人”刊物遭遇重重“围剿”而大势将去之际，再次为丁玲及其《文艺报》制造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再者，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双周刊》“批孙”事件的背后似乎还牵涉延安文人集团内部隐在的话语权争夺。上文提到，早在1950年初，丁玲就打算调孙犁到《文艺报》工作，陈企霞亦来信表示愿意批阅孙犁的作品。在笔者看来，丁陈的“抛橄榄枝”行为既是对孙犁创作的“一种鼓舞”，更是基于掌握文艺领导权的一种“斗争策略”。早在延安时期，以丁玲为首的“文抗派”与以周扬为首的“鲁艺派”就存在着明争暗斗75，及至共和国初期，这种政治角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孙犁作品未能入选《中国人民文艺丛书》76，以及《荷花淀》剧本搁浅，均与周扬有关。对于其中的缘由，丁陈自然是心知肚明77。孙犁在同一封信中将“丁陈来信”与“剧本被毙”同时提及78，也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对“丁玲”和“周扬”两人（或说“两派”）的亲疏关系与褒贬态度79。而王淑明及其《双周刊》之所以胆敢与丁陈主编的《文艺报》公开“叫板”，皆因背后有周扬为之撑腰。据张均教授考证：“在1950年中，王淑明等和延安文人的‘头号人物’周扬重建了私人关系。这些‘蛛丝马迹’包括两点：其一，‘王淑明出席全国首次文代会，并随即调入文化部，任艺术管理局戏剧编审组组长’，不难想象王在文化部可能会和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周扬恢复旧交。其二，齐谷批评丁玲时一反‘文学评论’在理论上不太‘理睬’延安文人的‘惯例’，而较多引用周扬的观点，尤其是该文为文采辩护（当时传言文采是以周扬为模特写的），并时时将丁玲与周立波（‘周扬派’主要小说家）进行比较，认为《桑干河上》处处‘不及《暴风骤雨》’。这样的评论不但让丁玲难以接受，其实也违反评论界关于《桑干河上》比《暴风骤雨》更为成熟的公论。这些‘蛛丝马迹’表明，王淑明等在与周扬的新关系中获得了向丁玲发难的勇气。”80从结果上看，孙犁以创作为由婉言谢绝丁陈的好意，虽然一定程度上避开了“萧也牧事件”引发的批判风暴，但《双周刊》与《文艺报》之间的内在角力，却再一次将其裹挟到文艺界错综复杂的话语权争夺战当中。可以说，这既是孙犁的不幸，同时也是共和国初期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缩影。正基于此，我们才能够更加充分地体会到晚年孙犁一再强调作家要“远离政治，远离官场，远离文坛”的深意之所在。

结 语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媒体文化》一书中指出，媒体文化的文本不仅仅是某种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工具，相反，它“是一个你争我夺的领域，在这一领域里，主要的社会群体和诸种势均力敌的意识形态都在争夺着控制权，而个人通过媒体文化的图像、话语、神话和宏大的场面等经历着这些争夺”81，因而，针对这些话语进行分析和阐释，需要从现实斗争的角度来读解文化文本，把意识形态的分析置于现存的社会—政治的论争与冲突中，并“将社会作为一种既控制又抵制的领域来加以理解，同时对这种控制以及媒体文化再现这种控制与压迫的关系的诸种方法展开某种批判”，由此来“具现社会与政治的话语……清晰地揭示出这些话语与那些它们得以在其中产生、流布和接受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和政治环境之间的内部关联”82。从文学评价史的角度出发，以孙犁及其作品在共和国初期文学场域中的历史遭遇为线索，对主流意识形态结构内部不同文学力量相互制衡、角力所牵涉的相关问题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厘清《双周刊》与《文艺报》在文学理念、批评实践上产生的种种分歧与摩擦，同时可以有效揭示出“当代文学”建构过程中的复杂性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多重语义发展可能。

[本文为河北省作家协会2021-2022年度重点创作选题“孙犁阐释史研究”（HBZX202120220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小资”问题几乎成为解放区文艺界对孙犁文学作品的基本共识。王林曾在1946年3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孙写羽林小孩英烈故事（按，孙犁写的小说《钟》），又穿插上尼姑的故事罗曼史，传奇些本无不可，何必一定要死板无味了！蠡县县委杨、梁都认为小资味太浓，不同意。他们认为孙文小资味皆太浓，并言《白洋淀纪事》《麦收》亦如此。”王林《王林日记辑录之一：我与孙犁四十年》，王端阳、冉淮舟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2页。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卷6），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页。

3 13 48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2页。

4 7 林志浩、张炳炎：《对孙犁创作的意见》《孙犁研究专集》，刘金镛、房福贤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1页。

5 8 王文英：《对孙犁的〈村歌〉的几点意见》，《孙犁研究专集》，刘金镛、房福贤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9、427、426页。

6克明：《一个作家的足迹——孙犁创作生活片段》，《长城》1981年第2期。

9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

10 12 15 16 17 18 19 20 21 23 32 33 34 42 43 44 45 46 47孙犁：《孙犁全集》（卷1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46、37、37、38、40、39、43、45、26、8、32、43、21、48、49、26、49、51页。

11郭志刚、章无忌：《孙犁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306页。

141950年3月28日，“王林与方纪谈论文艺界开始刮起的批判之风，说孙犁认为自己要被扫荡一下。”参见段华《孙犁年谱》，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83页。

22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结束不久的8月22日至9月10日间，上海《文汇报》就曾开展了一场关于文艺能否写以及如何写“小资产阶级”的论争。对于包括陈涌在内的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洗礼的批评家、作家来说，文学“写什么”和“怎么写”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创作问题，同时是关系到如何贯彻落实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大党性原则问题。这一点在陈涌的《关于形象和思想》（1942年）、《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1951年）、《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1950年）、《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个问题》（1962年）等一系列文章中都有深刻的体现。陈涌《陈涌文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24丁玲曾明确提到：“孙犁写冀中生活亲切……但他的人物有些可怜，令人同情，不能使人爱他，学他，没有力量。这样就不能把他的作品估价得较高。”参见丁玲《丁玲作第二学季“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单元学习总结的启发报告》，《丁玲与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兴衰》，邢小群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25无论是从对待王林小说《腹地》的态度上，还是从对陈定中（冯雪峰）“批萧”文章的声援上，都可以推断出陈企霞对孙犁创作风格的评价不会太高。

26在丁玲看来，“批萧”实际上是一场在政治上是反对还是保卫“新的人民的文艺”之争，是两种力量“争取群众，争取思想领导”的斗争。由此可以看出她作为文化官员兼《文艺报》主编统摄全局的广度和高度。参见秦林芳《丁玲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5页。

27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书稿在出版之前就是由萧也牧誊录、整理的。

281978年，丁玲在《谈写作》中谈及“批萧”事件时依旧坚持认为：“那不是‘棍子’！如果那样的文章说是‘棍子’的话，那就说明以后不要批评！我觉得这封信是很有感情的，对萧也牧是爱护的。”参见丁玲：《丁玲全集》（卷8），张炯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267页。

29在当时的语境下，“伤感”本身就是“小资情调”的一种变相表达。孙犁在晚年回忆：“这篇文章，我并没有忘记它，好像是有意把它放弃了。原因是：从它发表以后，有些同志说它过于‘伤感’。有很长一个时期，我是很不愿意作品给人以伤感印象的，因此，就没有保存它。”孙犁《〈琴和箫〉后记》，《孙犁研究专集》，刘金镛、房福贤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页。

30 31孙犁：《孙犁致康濯信——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康濯释，《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

35 71 段华：《孙犁年谱》，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98、99页。

36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216页。

37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2页。

38萧也牧：《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文艺报》1951年10月26日。

39孙犁：《两天日记》，《孙犁全集》（卷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184页。

40康濯：《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文艺报》1951年第1期。

41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编辑部：《一九五〇年文学工作者创作计划完成情况调查（一）》，《人民文学》1951年第3期。

49丁玲：《在文讲所第二期的辅导谈话》，《丁玲全集》（卷7），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8页。

50丁玲在诸多涉及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的讲话、报告中经常使用“热情”一词。例如，在中央文学研究所给第一期第一班学员作创作动员报告中，丁玲谈到：“魏巍的通讯受到欢迎，是因为文中对志愿军战士有无限的热情。群众要求热情蓬勃的东西，我们的作品往往不热烈，暗淡无光。刘白羽的东西，最近写的不如过去，是因为内在的东西少了。但他有政治的热情，所以读者欢迎他。搞创作的不满足，是因为热情还不够雄厚，有力，具体。所以说，搞创作的本身一定要有热情，才能和党、人民的事业呼吸一致。”丁玲《丁玲给第一期第一班学员作创作动员报告》，《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邢小群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220页。

5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52洪子诚、钱理群、赵园等：《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53 55 62 张均：《“新现实主义”和文艺界的“华东系统”——1950-1951年间的〈光明日报〉“文艺评论”双周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54 袁洪权：《〈我们夫妇之间〉批判的文史探考——纪念萧也牧诞辰一百周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1期。

56 59 63 王淑明：《从〈文学评论〉编辑工作中检讨我的文艺批评思想》，《人民日报》1952年1月10日。

57 周舟：《评论家竹可羽的遭遇》，《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

58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对私营（民营）报纸的收编以及在‘全党办报’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党报层级结构，使得报纸的阶级性和党性不断被强化，原先被视为‘社会公器’的大众传媒逐渐转变为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喉舌。”在党报副刊一家独大，且逐步居于主导地位的新闻格局下，以“同人”性质出现的《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双周刊的确显得与众不同且不合时宜。参见布莉莉《〈光明日报•文学评论〉与1950年代初期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

60 1950年2月26日的《双周刊》创刊号上，竹可羽在《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一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赵树理的小说没能揭示出“历史的本质”，“人物创作，在作者创作思想上还仅仅是一种自在状态”，“没有社会代表性”，“给读者消极的意义”。紧随其后，竹可羽又迅速完成一篇《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文中认为这部小说的缺点在于对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的描写尚有不足。”据周舟回忆：“竹可羽将评论丁玲的长篇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论文寄给《人民文学》编辑部……不料稿子被轻率地退了回来。他把论文稿又寄给了在上海的冯雪峰，他似乎更相信冯雪峰会支持他的论点。冯雪峰为此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这封长信是由在北京的陈企霞转交给他的。不久，中国文联理论组召开了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座谈会，并通知竹可羽列席参加。作者丁玲首先发言，时间未超过半小时。接着大家要竹可羽发言，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三个小时。康濯、严辰、肖殷、黄药眠、杨晦、张天翼、田间、王淑明等名家大都作了简短的发言。大家语气温和，没有对竹可羽的看法表示明确的可否。例外的是陈企霞，他站起来作了较长的发言，严厉地指责竹可羽‘不懂政策，没有生活’，这是针对竹可羽论文的一个方面说的。”参见周舟：《评论家竹可羽的遭遇》，《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

61 62 68 80 张均：《“文学评论”双周刊与〈文艺报〉的是是非非——兼谈1950年代初期“当代文学”的形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64 萧枫认为《我们夫妇之间》“是一篇具有一定思想内容的作品，情节单纯明显，描写细腻委婉。尤其在语言上更显得生动朴素，读起来还动人，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有感染力的短篇”。萧枫《谈谈〈我们夫妇之间〉》，《光明日报》1950年7月12日。

65 白村称赞小说“虽然写的是一件很平凡的事，但写出了两种思想的斗争和真挚的爱情，农村干部的思想与城市生活的距离……虽然不是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白村《谈“生活平淡”与追求“轰轰烈烈”的故事的创造态度》，《光明日报》1951年7月14日。

66 陈企霞：《关于文学批评》，《文艺报》1951年9月10日。

67 王淑明于1952年初在《人民日报》上作了公开检讨《从〈文学评论〉编辑工作中检讨我的文艺批评思想》。竹可羽也于1951年9月以后，整整有五年时间，再没有写过一篇评论文章。据周舟描述，竹可羽不再参与文学评论“原因是很多的，例如参加了一年土改工作，长时期的病和从事批评工作的客观上的困难等，但主要是由于自己放弃了”。

69 王淑明：《读〈铁木前传〉》，《新港》1958年2—3期。

70王林：《王林日记辑录之一：我与孙犁四十年》，王端阳、冉淮舟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页。

72这是孙犁生平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国访问。

73刘卫东：《孙犁1950年代初期的“苏联书写”》，《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2期。

74刘卫东在论文中隐晦地提到：“虽不确切知道名单由谁拟定，但从出国前丁玲宴请欢送，团长（冯雪峰）、秘书长（陈企霞）回国后即为《文艺报》的正副主编来看，应该有丁玲参与的影子。”参见刘卫东：《孙犁1950年代初期的“苏联书写”》，《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2期。另据1954年1月14日王林日记载，孙犁的《风云初记》“二次文代会报告起草，本来提上了，后有人提意见又删去”。王林《王林日记辑录之一：我与孙犁四十年》，王端阳、冉淮舟编，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9页。要知道，二次文代会报告原本是由胡乔木委托冯雪峰起草的，后因毛泽东对初稿不满，随即决定“不让乔木管，赶快打电报要周扬回来重新筹备二次文代会”。张光年《回忆周扬——与李辉对话录》，《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1955年，北京召开揭发、批判丁陈的会议，孙犁与会，但拒绝表态。此后更是进入漫长的停笔阶段，这与欣赏他的丁玲被“打倒”不无关系。种种迹象显示，“一生为文，像个散兵”的孙犁却一直被动地处在文艺“风暴”的边缘。

75 1945年5月，孙犁的《荷花淀》在延安发表后产生极大反响。“康濯、丁玲都回忆，毛泽东同志看后，认为孙犁是一个有独特风格的作家。”段华《孙犁年谱》，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9页。并且，据说“毛泽东曾亲口告诉丁玲……丁玲马上找到孙犁，‘要求’组织延安的文学作者传达‘圣旨’，孙犁则淡然一笑，委婉地谢绝了她的好意”。参见《孙犁与丁玲》，引自丁玲纪念馆官网http://www.cddljng.com/wz.asp?id=477。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孙犁的作品既然已经“震动了延安文艺界”，为何有关孙犁及其作品的正面评价在当时乃至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却并未及时跟进？毛泽东为何告知的是已经卸任《解放日报》主编职务的丁玲，而非孙犁当时的实际领导，“鲁艺”的负责人周扬？既然丁玲有意“按‘要求’组织延安的文学作者传达‘圣旨’”，为何此后又不了了之？这岂是孙犁“婉言谢绝”所能左右的？延安众多报刊杂志针对孙犁及其作品一律保持“古怪的沉默”，显然与当时延安文艺界内部复杂的宗派斗争和人事纠葛有所关联。

76 1946年11月，周扬编纂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第一辑）》中将孙犁的代表作《荷花淀》收录其中；1947年4月，香港左翼文学界更是出版了他的小说散文集《荷花淀》，收入周而复主编的“北方文丛”第二辑。然而，时间仅仅过了两三年，同样是周扬主持编选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荷花淀》却被排除在外，孙犁的名字仅尴尬地出现在《地雷阵》的作者序列之中。要知道，《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是共和国之初奠定解放区作家“当代文学”历史地位的重要依据；而周扬主编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和香港左翼文学界印行的《北方文丛》又都是编撰《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重要参考。《荷花淀》的“落选”，既显示出孙犁作品与“当代文学”规范性话语之间的内在裂隙，同时也揭示出一个作家的身份定位，并非一种文学自律性生成机制中的“必然”产物，而是经由同时期的主流批评话语遴选、辨识、评判之后做出结构性“认定”。赵振杰《孙犁：“在”而不“是”的文学“边缘人”——知识社会学视域下的孙犁文学评价史反思》，《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4期。

77 周扬在关于电影《荷花淀》剧本的批示中称“还是以拍另一部小说为好”，这里的“另一部小说”指的正是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而丁玲则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作第二学季“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单元学习总结的启发报告中明确指出：“孙犁写冀中生活亲切。《风云初记》比《新儿女英雄传》亲切。”

78 孙犁在信中除了向丁陈的关怀表示感激外，同时提到“关于那个电影，其实是无足轻重的，我已投之抽屉不愿再弄它。”孙犁：《孙犁全集》（卷1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79 据1953年6月18日王林日记描述：“他（孙犁）说他看到周扬同志在电影会上的报告，周扬同志说文艺创作何时能好转，很难估计。孙开玩笑地说：‘我听到这种说法，难免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的确，过去的领导方法，过去领导上所提倡、所推崇的批评风气，爱憎标准，弄得文艺界这般垂头丧气。真是自食其果，不能不令人有‘幸灾乐祸’之感。”王林《王林日记辑录之一：我与孙犁四十年》，王端阳、冉淮舟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5-56页。

81 82[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14-15页。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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