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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范今先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著作等身，硕果累累，他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和分期、历史结构的悖论性以及人文主义、人文文化的独特见解更是刷新了学界的传统认知，体现出他治史的学术雄心和重构文学史的气魄。1997年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该书提出了以人文主义作为文学史观建构的基础。2012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人文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文学史观念的建构问题。2021年3月孔范今的最新著作《人文言说》《舍下论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前者收录了他1995年以来关于人文主义思考和钻研的论文、书序和访谈录等21篇文章；后者是他与学友蔡世连、郭德芳等人在家中探讨学术问题的口述录音稿，以“述学体”形式结撰成八讲，书中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以及当下文学发展和研究的现状做出了深刻阐释。

一

每一位成熟的学者都有其鲜明的学术个性，这种个性一方面来自于研究者独特的生命体验，另一方面与学界在某一方面已有学术成果的局限性有关。因文学史家治史观念和所处历史背景不同，我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又因文学史建构基础的相似性，总体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立场可以划分为政治革命立场和文化启蒙立场两种，并呈现出在这两种立场之间摇摆的状态。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整个思想界都在以一种“拨乱反正”的态度重构文学史，但实际上也只是在旧有史观中的来回摇摆。孔范今并没有急于参与其中，反而是潜心思索一种更加合理的文学史观念，他力图重新构建一套更切合中国文学发展实际、更经得起历史考究的文学史书写范式。

这份对文学史研究的执着深刻影响着他的学术事业和探索方向。《人文言说》《舍下论学》是孔范今多年来对文学史建构问题的思想结晶。他指出重写文学史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确立以人文文化为基础的文学史建构立场1。孔范今是山东曲阜人，乃孔子之后，这样的身份和文化渊源一直影响着他学术思想的创立和延展。他不仅将孔子思想中的“仁”与“礼”奉为做人的基本准则，更将这种学术传统继承下来并运用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考察之中。孔子“仁者人也”等观念中透露出一种对人生命本体存在价值的肯定，“礼”则强调了一种道德化的基本行为规范。孔范今十分重视“人文主义”，（书中又称为“现代新人文主义”或“现代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是指“在中国历史、文化现代转型即现代化过程中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以及现代科技工商对生命与人性产生的异化力量抗衡的人文性文化倾向。”2这种人文主义的内涵可以看作是孔子“仁”的思想在新时代的某种历史延续。作者对人文主义和人文文化的思考是与他对文学史的研究相辅相成的，他将人文主义和人文文化的思想理论运用到对文学史诸多作家创作价值的解释和对作品的评价之中，在已有的学术定论中拨云见日，以独特的视角收获了别开生面的文学史图景，如对鲁迅、沈从文、老舍、曹禺等大家的解读，对萧红、石评梅、师陀等个性作家的评述等。孔范今并没有满足于早年取得的丰硕成果，而是在对问题的持续思考中不断完善和丰富这一思想。《人文言说》一书以论文集的形式线性铺陈展示了作者近年来的思考，在1995年的《重新读解孔子的智慧》一文中，他对人文主义进行了历史溯源，指出孔子思想中蕴含的人文关怀在当下人文主义的建构中同样具有衍生性和时代意义。同年，在关于新世纪文学的发展思考中，作者指出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应该包括三项基本原则，无论是“完善人类生存的特殊责任感”和“对于人类的宽厚的爱心”还是“对于人类生存现实的独特关注与表现”都传达出他浓重的人文主义情怀。在2005年《中国现代新人文文学书系》一书的总序中，他力图为现代新人文主义正名，新人文主义是一种还未被研究者认识到的具有特定价值视域作用的文化倾向，作者以博学之识和缜密之思对其做了概念界定，追溯历史源头与发展脉络，并将人文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概括总结出具体的类型。2007年，在与学生施战军的对话交流中，孔范今对人文文化视野中的魅性问题做出总结，他认为人文文化和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是一种魅性关系3，这种魅性是人文文化的特征，它是感性的，关注人的内心善性，是一种人道情怀，同时又对未知保持敬畏。作者对人文主义的详细论述解答了学界同仁的诸多疑惑，并使学界开始认识到人文主义在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在2012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进一步记录了他的持续思考和解读。

学者之研究，不在研究之广，贵在研究之深。对某一研究问题的专注和不断拓展，离不开学者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和钻研精神。孔范今不仅对文学史建构的宏观层面有着高屋建瓴的通盘思考，对具体的微观层面的问题也进行了不断更新式的发掘，他也能自觉沉潜于历史的褶皱，在具体的细节上力求爬梳剔抉，钩沉析疑，不断提出富有创见的学术命题。他将人文文化的思考落实到对具体作家作品创作意义和价值的评判上，这使得以“人文主义”为基础的文学史观具有了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体现了大家学者严谨求实、持之以恒的治学态度。

二

学者对学术研究的热爱不仅仅表现为坚守知识分子的主体性，而且还在于对某一问题坚持不懈的探索和钻研。1997年，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书中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建构的基本立场做出了改变，他提出用“整体性”的视野来观照我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近代、现代、当代的文学史分期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因为太依附于政治因素而丧失了应有的文学尺度。他在陈平原等人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延伸，指出新文学的历史变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已经开始。这种“整体观”使他率先将此作为文学史的划段进行结撰，整理出首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并从经济、政治和文化角度全方位分析了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呈现出历史结构的多维复杂性。正如有学者说：“孔范今恰恰是在对文学的时代性因素的考察中，确证文学既在历史之中，受到历史共时性的多种力量影响，又以文学自身的方式穿行于‘历史的峡谷’，完成人文文化对历史的补偿，以及对某些永恒价值的追求。”42007年，65岁的孔范今从山东大学文学院退休，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他并没有停止对学术问题的思考，反而是在岁月的沉淀中激发出了更加鲜活的思维，视野也更加高远。在《人文言说》和《舍下论学》中他提出的诸多问题和观点，极具启发意义，为后辈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和借鉴。

第一是异质文化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问题。中国文学在一百多年的转型发展中始终与异质文化保持着一种无法割舍的纠缠关系，异质文化以西方文化为主，但同时也包含苏俄文化等外来文化。作者通过对历史上接受异质文化过程的梳理，既肯定了异质文化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又以“海外汉学家”西方视域的局限性为例说明学者应该辩证地看待异质文化的影响，提出了“治史者应有中立的立场，超越性的立场”的原则5，与此同时，作者提出治史者需要在把握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特点，注重其发展性和调节性。第二是如何看待现代文学与传统的关系，这其中包含着两组需要辩证分析的关系，一是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古代传统之间的关系；二是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传统之间的关系。作者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传统的深刻认识，提出了“通变与变通”的概念。“所谓‘通变’是指这种传统它本身就包蕴着通权达变的内在因素、内在期待和要求，和在变中自我调节的能力”，而“所谓‘变通’就是以变促通，在变中实现通”，6文化和文学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注入新的内涵，这种变化是其自身内部的要求，是一种渐进式的过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无论是在形式风格还是立意结构等方面都可以看出与中国传统是一脉相通的，文化与文学无论如何变化都不可能切断与传统的联系。第三是历史和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早在2012年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书的绪论中，孔范今就提出对历史和文学“现代性”问题的关注有利于学者更好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特殊性。文学的“现代性”因历史的“现代性”而生，但是二者并不等同，文学的“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审美现代性”。在《舍下论学》一书中，作者对这一问题展开了鞭辟入里的论证与分析，他先是从辩证观的角度分析了历史“现代性”带来人类社会进步，同时也将人类引向了异化之域，随后在对文学“现代性”分析的基础上高度概括出两者之间相依又对峙的关系，“所谓相依，是指正在对历史现代性负面效应感受中相应而生的一种反应；所谓相峙，是说它是一种人文性的诉求，它要完成的是一种对现代性的制衡。” 7文学“现代性”所要表现的就是与历史“现代性”相对峙的人文精神，以此来保证生命、意识和人性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永恒的信仰价值。较早感受到现代性负面影响的作家有鲁迅、郁达夫、沈从文、老舍和张爱玲等，他们都是站在历史和社会对立面进行人文思考的代表。

三

孔范今作为老一辈资深的文学史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高楼大厦的崛起往往依仗于稳固平整的地基。深厚又专业的学科素养，扎实又广博的文学功底在孔范今的研究中承担着平凡又重要的作用。对文学史的宏观把握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点，对历史事件和文学材料的精准提取和逻辑分析是《人文言说》《舍下论学》的最大特色。相较于天马行空的创新论述，他更注重脚踏实地的严谨考辨，行文逻辑分明，层层推进，步步扎实，其间对文学史事件和作家作品的引用举证如数家珍，以丰富的血肉架构在坚硬的骨骼肌理之上，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强壮生命体。

文学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历史、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有着密切且复杂的联系。文学价值观念的形成离不开哲学观、历史观以及人生观的支持与制约8。作者对文学问题的考察不仅仅局限于以正式文学文本为基础的研究，而且还扩展到其他非文学文本上，如文化、历史、哲学等诸多文本。在谈到宗教文化对20世纪中国文学转型变化的影响时，作者对曹禺的剧本《雷雨》之序、《日出》之题词、废名写的两幅联语都进行了理性的运用和感性的解读。《关于文学》一文体现出作者扎实的学科功底，他提倡首先要厘清最基本的核心概念再去思考问题，这也是做学问的第一要义。作者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文学进行溯源，探索其本体性特征。在谈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时，他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文学文化经典得出了“文学中的历史，历史中的文学”的结论，其间涉及到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对比分析、对白居易的诗歌名篇《长恨歌》中的作家情感与历史理性悖反的精彩解读、对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文本的透彻分析、对孟姜女哭长城历史传说的巧妙引用、对《水浒传》众好汉“归顺”前后的历史与人性纠结的细密思考、《水浒传》不同版本续书的评议以及“解构历史”和“远离历史中心”现象的评判等等，凡所举所用之例，皆恰到好处又言之有理。在对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探讨中，文章更是以鲁迅的《孔乙己》《故乡》《社戏》《女吊》等作品的文本细读和情感分析作为论证的依据，这不仅体现了作者思维逻辑的严密流畅，而且也是他本人学贯中西、晓畅古今的表现。正如学者所言：《舍下论学》中八个关于文学根本性问题的讨论呈现出一种“大格局与大气象”，“是与作者丰厚的学养与开阔的视野分不开的”9。

严密详实的论述方式的形成既离不开作者为人师者的教育经历，又与他编撰多部文学史著述的治史经历有关。作者坦言对自己的人生有两个清醒的认知，一是读书一定有用，二是拒绝名利诱惑，基于此他选择了适合自己性格秉性的学术研究工作10。20世纪60年代初，孔范今成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新生中的一员，出于对文学浓厚的兴趣，他在校期间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甚至还包括当时的一些禁书，如俞万春的《荡寇志》等等。这几年的专业学习培养了他对于文学学科的敏锐感知，也影响了他对待学术研究的态度。毕业之后，作者在曲阜担任中学教师期间补了关于古代文学和哲学的功课，阅读了诸多文学经典，也正是这段经历培养了他的学术眼光和境界。随后，他开始在山东大学文学院任教，曾开设《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结构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等课程。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学生涯中，他养成了一种“化繁为简”的沟通表述能力和知识组织能力，对于复杂深奥的文学史、思想史知识，他总能以一种生动立体和鲜活可感的方式讲述出来。逐层推进、逻辑分明的讲述可以使学生更清楚某一问题的发展演变，从而加深对文学史的理解，他独特的课题氛围先后吸引了校内外无数学生。据其学生回忆，孔范今同样特别注重“元问题”，“读研和读博期间，老师开列了不少原典，‘四书’‘五经’还有外国的原典等”。11这份看似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学生有点难度的书单实际上潜藏着为人师者的良苦用心。作者还先后参与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大型文学史著作，对文学史材料的梳理，对文学事件前因后果的把握不仅需要学者高屋建瓴的视野，更考察治史者对具体事件的辩证分析。对编选作品的认真考察和独特解读，凝聚着作者在不同历史时空中的人生阅历和生活体验，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术眼光、格局和视野。

做学术不能闭门造车，时刻关注学界当下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也是学者的基本素养之一。孔范今非常鼓励后辈学人运用创新视角和开展多样化研究，也指出要警惕反思文学史观的偏颇和发展的止步不前。对于年轻学者的新颖研究，作者在赞赏其独特意义的同时，也会指出不足之处以激励后辈不断进取，他肯定了李永东“租界文化”研究的新奇学术构想；指出田刚的《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研究可在“儒士”等角度上做出进一步的拓展等等。作者还对21世纪中国文学史价值重建中正在出现的错误观念及时进行批评，并提醒学者警惕绝对化的研究思维，他指出：“智者对于历史的研究，不是以假设取代已然的历史现实，而是应该着力于探求历史现实发展的真正因果及其内在机制。这才是历史研究者应该秉持的态度和原则。”12他更以一种身体力行的实践影响着学界对文学史观的思考。突破启蒙和革命的窠臼，以不断变化的时代精神和内涵为参考，在人文主义的基石上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学史观是后辈学者应该接力和努力的方向。

注释：

1 5 6 7 8 12 孔范今：《舍下论学》，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72、84、96、115、5页。

2 3 8 10 孔范今：《人文言说》，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135、188、59、284页。

4 张清俐：《孔范今：以人文情怀观照百年文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2月9日。

5 9 史建国：《学术研究的格局与气象——孔范今先生〈舍下论学〉读扎》，《百家评论》2022年第2期。

11 马兵、周照含：《当下文学很需要一场“启蒙”——马兵访谈》，《名作欣赏》2022年第13期。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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