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视域中的《洼地上的“战役”》
内容提要：1954年针对路翎《洼地上的“战役”》的最初批评聚焦于“纪律和爱情的冲突”，路翎在自己的“反批评”中，则希望承接住自发的感情与可能的“迷误”，并最终将之引向“正确的道路”。但通过重读魏巍、陈涌等人的“再批评”，我们亦能发现路翎此篇作品的优势与局限：小说对于人物动作背后那多重原因的揭示，对于下意识行为的正面阐释，对于人物情感交流机制的描写，都为社会主义文学人物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参照。然而，作者似乎遗忘了所书写对象的战士身份必然要受到“政治”的限制，从而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真正的文学书写难题。
关键词：路翎 《洼地上的“战役”》 纪律和爱情 批评与反批评 战士身份
一
《洼地上的“战役”》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阐释对象：其中缠绕了宗派问题、文艺政策的另类理解问题以及左翼文艺的别样道路问题。相比于解放区作家群体，路翎的位置相对“边缘”；其写作与胡风“美学”的关系，以及这一美学自1940年代以来所遭遇到的“批评”，更使路翎几乎一开始就占据了一个不稳定的位置。1这使得相对冷静、客观地打开这一文本变得困难重重，也就需要我们小心翼翼地在批评文章的字里行间辨析出武断之语与切中之言，并在一定程度上跳脱出历史情境的束缚，来重评这篇小说所呈现的核心议题与表达方式。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路翎对批评者直接提出了反批评——虽然这一“反批评”有遭到刻意“示众”的意味，这为我们把握作者的创作动机与实际考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线索。实际上，路翎这篇“反批评”不仅仅是回应那些对于《洼地上的“战役”》（后文简写为《洼地》）的批评，而且也可以视为对于解放以来“路翎批判”的总回答。2
路翎的反驳针对1954年的五篇批评文章而发，他尤其认为“侯金镜同志的文章是提纲式的，提出了总的范围和结论”3。我们不妨从侯的评论谈起。侯金镜开门见山地提出《洼地》展开的是“纪律和爱情的冲突”，重点描写了“兵士王应洪和他的班长的精神状态”，所拟表现的是“他们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但却错误地要让这一精神“在爱情中燃烧起来”。4但是批评者也并不是简单扔出结论，通过对小说“情节”即叙事“解决”的分析，他体味到了“个人温情主义已经战胜了集体主义，和纪律相抵触的这种爱情已经冲破了纪律的约束”5，照亮战士之心的，正是“爱情”（虽说可能是某种升华了的“爱情”——正是在此点上引发了路翎的反驳）。侯金镜着力争辩并想加以澄清的，正是志愿军战士的力量根源。他看到《洼地》这样凸显“爱情”的写法对“读者”颇有感染力，因此才更为“消极”。不能不说他抓住了小说里情绪运动的轨迹，从一个如同许杰所谓“粗枝大叶”的“读者”的态度出发6，表达了自己的质疑：作者无论怎样描写王应洪的勇敢和自我牺牲，以及他牺牲以后金圣姬的自持，都无助于产生正确的教育作用，原因正在于《洼地》所拟“主题”与实际表达之间存在“落差”。或者毋宁说实际表达在传递一种变了模样的“主题”：“大力渲染个人和集体——爱情和纪律的矛盾”。罪魁祸首正是“将正义的战争和组成人民军队的每一个成员的幸福对立起来的描写”7。
说侯金镜从“教条”出发，恐怕是无异议的，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书写志愿军战士乃至更广义的人民军队形象，批评家始终要动用“教条”？侯金镜对于路翎另一篇小说《战士的心》的批评或许能透露个中玄机。《战士的心》表现了战斗过程中志愿军士兵的内心世界，这一“内面”指向着个人生活、个体化的回忆。但侯的评论于今来看十分刺目：“兵士张福林在向敌人攻击的时候想到牺牲后妻子怎么办，谁帮助她收割。作者对个人幸福憧憬的描写已经发展成为动摇了。作者大概不知道在战斗中产生了这种想法，是要发生犯罪行为的。”8此处涉及的，尚不是战斗环境中个体意识表达以及“思绪”的“现实性”问题，而是文学“内面”呈现的正当性问题。此处最能见出“政教”意味。侯所反对的，是这一“内心生活”的“狭窄”与庸俗：“这种心境和他们的高贵的品质、高度的阶级觉悟与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的行为是怎样的不相称。”9侯金镜所期待的形象是否仅仅表现为正确而“抽象的公式”？虽然貌似如此，但他也在期待一种“联结”：“每一个家庭的命运和国家的建设紧密地联结起来。”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更难的写作，等同于要将总体性的政治—伦理新世界融化进每一个“自然”个体的内心世界。这就是隐藏在“教条”“公式”之后的赋形冲动，然而在这一刻，路翎的写作却将这种“新”的影响“放在无关重要的位置上，而孤立地、突出地描写个人的幸福或痛苦的体验”10。在这个意义上，路翎的写作本身成为一种真诚的挣扎，其挫败本身也有了认知的意义。因为他的作品最大的特征就在于“主观”维度的深描，其创造力与瓶颈都系于这一“内面”。错误的真诚与正确而抽象的教条之对立，或许是社会主义文艺中一眼可见的对立，但这是虚假的对立，因为“第三项”才是这一对立的真理。
当然，侯的批评只能选择一极来占位，他直接否定了路翎写作的“出发点”：沉湎在个人意识里面，产生不出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与其说这里的“个人意识”指向的是个体的位置，不如说针对的是“渺小的甚至庸俗的个人幸福的憧憬”。然而一旦否定个体意识的这些“实质”内容，个体意识被“清场”之后，会不会造成一种意识层面的断裂？侯的辨析本身富有意味，但却强化了文学描写上的困难，甚至招致了展示内面的危险。侯的论述里本身包含着一种“切断”的要求——“不是……而是”，用“应该”来规约“旧”，而路翎对于内面的重视则蕴含着一种“连续”与“转化”的期待。
侯在批评路翎的时候顺便提到了另一部更早遭到批评的军事题材作品——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这提示我们关于人民军队的书写以及军人形象的描摹，涉及一些特殊的规定。模仿“行动中”的“军人”，受到某种谱系的规约。此即革命军队的历史传统，其所认定的基本德性。文学书写无法回避这些，更要勤加学习并加以呈现。真理-政教—美学机制当然要求以“概念”来教育，但要赋予概念以肉身，“典型”就是“肉身化”了的概念。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文艺所依循的不是奥尔巴赫所谓的“现代现实主义”，而更符合其所谓“喻象现实主义”（figural realism），但丁是此种“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一个人物形象虽然以真实原型为基础，也在一个符合“现实逻辑”（“生活真实”）的叙事空间当中“活生生”地行动着，但是他们的行动总会指向一种更加完满的理想状态，或不得不得到后者的规约。因此，人物形象不仅有着“character”(“烙印”)的意思，还有“figura”(喻象)的意味。“figura是同时指这一字面意义或事件但能指涉到隐匿在这一字面意义或事件中的完满性，而这一完满性自身被称为veritas，因此，figura成为处在historia或littera与veritas之间的中项。”11这就是社会主义文学人物的基本秘密之一，也是概念化“难题”的本体论基础。所谓“生活真实”也要在此基础上来把握。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侯金镜并不像魏金枝那样针对“现实性”错误来批驳12——虽然他提到了小说中许多细节都不真实，但其重点放在了“作者对人物精神状态的歪曲”。路翎的错误不仅在于“现实”（littera）层面，更在于让“真理”（veritas）靠边站了，本应由战士的行动与内面来呈现的“真理”在小说里断了“线”。在侯看来，这一“真理”不可能从个人意识内部推导出来，它一定是在“外部”的，在集体性与远大事业当中。路翎对于“洼地”上王应洪与王顺的描写成了一种太“字面”因而也太“主观”、太“陈旧”的表达：
怀念家乡和梦寐。爬伏在那阴湿的小沟里，这种时时刻刻都有生命危险，而士兵们神圣的责任感，又要求他们必须集中一切注意警惕任何变化的紧张情况，在路翎的笔下却是“耀着阳光的五月的天空下面”，似乎比在自己的阵地里还要安详和平静，到这时候人物已经变成了傀儡，只剩下作者的幻想在作品里驰骋了。13
路翎在其“反批评”中尝试夺回自己文本的解释权。他认为批评家们对于小说的曲解根本上源于对于“小说的主题的曲解”，而自己的“主题”根本就不是“爱情与纪律的矛盾”。客观地说，路翎的判断并不准确，侯金镜的意思其实是，路翎所要表现的主题（“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在“爱情与纪律”的矛盾性叙事中遭到“歪曲”。不过，路翎主动接过“爱情”这个话题，尝试去分析澄清金圣姬母女的“感情”，却彰显了自己的核心关切——试图从正面将“社会内容”注入“爱情”，从而内在地改写个体情感与个体意识的地位。而从朝鲜姑娘谈起，也表明了路翎的某种思路：总不能用志愿军战士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外国群众的自发感情吧？何况，自己还呈现了这位朝鲜姑娘的“成长”——战争对她的锻炼和教育。不得不说，这一维度的确是侯金镜所忽略了的。路翎从金圣姬说起，却也总得谈到志愿军战士王应洪的“感情”，其“诠释”在于：“他不接受这爱情，但却因为人民的感情和愿望而更深刻地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和他所从事的战斗的意义。……从这种感情他不是什么都不感觉到的，他从这里面感觉到人民的热爱，人民的愿望、痛苦和仇恨，他为这个而战。他的每一个行动都和人民联系着。”14因此，在路翎的赋义下，王应洪的“牺牲”所带来的“教育”作用当然不是“消极”的，而金圣姬母女对王应洪的感情仿佛蕴含着一种奇妙的“融合”与“升华”。可以发现，路翎巧妙地略过了侯金镜批评当中刚性的“政教”要求——源于革命军队历史传统与革命军人应有德性的要求，而代之以更为宽泛的“人民”措辞。他也乘着反批评的场合正面澄清了自己“主题”：“人民的愿望和血腥的帝国主义的根本对立，以及我军战士的自觉精神。”15
路翎在诠释金圣姬这个形象上花费了大量笔墨，是一个有趣的症候。既然小说已经发表出来了，那就需要积极夺回解释权并传递出自己更为妥帖有力的想法。关于慰问战士演出会那一场景，路翎的解说触及了他整篇运思的一个关节点：
爱情不能实现她已明白，为什么还会觉得幸福？因为她觉得，纵然爱情不能实现，她所爱的这个对象仍然使她光荣，他所从事的正义事业使她觉得光荣。战士走了，她偷偷地赠送了纪念品。纵然爱情不能实现，但她仍然暗暗地希望他知道并记念着她的感情，她对他为了她的祖国，也是为她而战表示感激。她和她的母亲“日日夜夜”地望着前沿，想着那些亲爱的战士们——她的感情把她带到对战争的更深切的关注里去。16
“爱情不能实现”却让她感到幸福，路翎所要追求的正是这一状态，这种转化与提升的感情之流。这也是他的赌注，以为这种从“感情”来反驳的方式可以驳倒批评者。当然他也真诚地相信这种感情的力量。路翎以为，自己这种呈现感情波折与提升的道路，正是对于“无冲突论”的克服。反之，侯金镜们则深陷于“无冲突论”当中——见不得一点牺牲，看不到“复杂”的“矛盾”的任何积极意义。或者也可以说，路翎对于批评家们颇具挑衅意味的评判是：你们非此即彼的头脑不敢置身于“危险”之中。因此他颇有深意地“虚拟”了三种态度。
第一种态度是：这种感情可能使战士和她自己走入迷误，因之使纪律所警惕着的，倘若发生错误的爱情事件，那就是战争任务和纪律所不容许的，但这却并不因之忽视这种感情所反映的国际主义感情和人民的愿望，而是指给这感情和愿望以正确的道路——在战争中经受锻炼的斗争的道路。第二种态度是：这种感情既然反映了国际主义感情和人民的愿望，因此战士在它的面前走入迷误也算不得错误，如果纪律不容许，那就是纪律不对。第三种态度是：既然这种感情倘若使得战士在它面前走入迷误，是纪律所不容许的，因而这种感情的基础也根本是错误的，“和国际主义精神背道而驰”17。
路翎在此批评了批评家们的态度——被他指认为第三种态度，或许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软弱而容易的态度。他也小心翼翼地使自己区别于第二种态度——这无疑是更加鲜明的“小资产阶级”态度，而选择了第一条道路。或许这就是路翎所理解的“文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希望承接住自发的感情与可能的“迷误”，但最终将之引向“正确的道路”。但是这样来看，路翎的整篇小说也就流露出了某种刻意性，这种刻意最明显地体现在他对于班长王顺的处理上（后文将详述此点）。除了重解“爱情”，他还必须正面回应“纪律”，而王顺处在这一解释的风口浪尖：“班长王顺，是比我的认为纪律是‘专制无情’的批评家们更懂得，什么是军阀式的纪律，什么是人民军队的纪律及其精神实质和自觉基础；更懂得在不同的具体情况下所应采取的具体的（而不是机械的）态度，而且更懂得区别什么是纪律所不能容许的爱情，什么是对同志的关怀及对人民的感情的。”18可以说，路翎把自己放在一个极其艰难的叙事位置上——当然正因为难，他才觉得有意义。这也使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小说里王顺要反复“提醒”王应洪“爱情”的存在——虽然这么做难免有些刻意，甚至“越界”。这恐怕就是路翎的坚持：爱情只能从个体写起，但某个瞬间会联通到更宏大的感情的根基；纪律当然是刚性的东西，但是文学书写有必要呈现纪律“底层”的柔软的基础——同志之爱与人民之爱。路翎肯定了那一惯常政教视野无法理解的东西，一种奇妙的“重叠”：“假定一个战士有了爱情，但这爱情不但没有使他违反纪律，反而使他从集体主义的理想上被这爱情所鼓舞，这难道是很坏的事情吗？”19路翎的追求值得肯定，但是他或许忽略了，侯金镜的教条中也蕴含着某项真理。对于“出发点”的粗暴批评蕴含着一种指向“新”的动力性。对照之下，路翎艰难的文学道路却更为依赖一种“旧”的设定，这是其美学的政治经济学秘密：“既要改造，如果农民在小农经济下而所切身经历的痛苦，以及农民的作为劳动者的感情，统统都被‘左’的言词说成了‘个人意识’，不能作为接受工人阶级领导的‘出发点’，出发点又到底在哪里呢？”20这就难怪，路翎所设想的正确道路有时不得不归于更为抽象的“人民”，一涉具体的场景，如侯金镜所说的弊端就会涌现。
当然，路翎还需回应“洼地”上人物的心理世界问题。在其反批评的最后引述苏联文学描写英雄内心世界的段落，正是为了重建自己写法的正当性，也是再一次点出了“个人意识”的正当性。这里自然包含了路翎的抱负，也指向了一个十七年文学的难题：英雄人物的心理过程究竟如何表达。路翎这么做显然是一种文学决断。因为如同老舍所说，戏剧性强的地方，一旦强化心理描写，故事的紧张性就会弛缓下来。21路翎这里的追求便不是戏剧性的故事，而是心理本身，并由此心理而抵达某种东西。然而，作者站出来争夺自己作品的解释权并非总是有效的。针对路翎的第二波批评便是从其“反批评”开始的。
二
“当然，你会说你是歌颂并维护了纪律，你在你反驳的文章里，曾声言你描绘了战士的自觉性。可是，我觉得在你的小说里，比你的论文里得到的答案，更为可靠。”22这是魏巍1955年“回赠”给路翎那篇“反批评”的关键一句，等同于说，路翎真正的秘密只能从小说文本读出来，作者的阐释反而进行了掩饰。魏巍的评论首先做出了一种富有意味的“后撤”，他承认路翎所说的“爱情”确实有可能在朝鲜女子与志愿军战士之间产生，甚至是“可以理解的”，却同时抛出三个问题来追问路翎：“第一，这种‘纯洁’的、‘赤诚’的爱情，是否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存在冲突？第二，当它们产生了冲突的时候，你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你是歌颂了维护人民的最高利益的纪律呢？或是抱怨和诋毁了纪律？第三，你的小说究竟导致了什么结论？”23魏巍的“让步”其实建立在“更进一步”的基础之上，即重点重申了何谓“纪律”：“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路翎是知道的。因为志愿军出国以后，关于不许和朝鲜妇女谈恋爱这一点有着明明白白的、丝毫不含糊的规定。这是任何人违背不得的纪律。”24守“纪律”在此成为了讲“政治”的标志。就如同毛主席在“讲话”里曾指出某些党的文艺工作者“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路翎这位始终隔膜于“延安整风”脉络的进步作家对于“纪律”的态度或许并没有他自以为的那么“严肃”。在魏巍看来，路翎的文本实际上呈现了纪律“无情”的一面，而这是一种肤浅的理解。——这就如同某人仅仅将“法”理解为来自外部的强制规约而不是自身自由意志的产物。路翎那种以王顺的行为来诠解“纪律”的做法，并没有真正触及纪律更庄严的本质，“纪律”意味着一个生死存亡的政治时刻，“我们年轻的国家经历着无情考验的年代，特别是朝鲜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因此守纪律承载的是一种根本的政治强度，“肩负着中朝两国民族命运的志愿军的战士，无条件地牺牲包括高尚的爱情在内的一切个人的利益，去争取战争的胜利”25。这确实夺走了温情主义的空间，但魏巍认为这纪律不是无情而是“多情”——考虑到了更多的人，考虑到了最高利益。
正是因为在实际描绘中过分细腻地呈现了王应洪、王顺对于“纪律的魔影”的态度，路翎自己的“立场”也呈现了出来。魏巍由此得出结论，在真正的纪律这块“阶级思想”的试金石上，路翎的小资产阶级本性暴露无遗。
如同魏巍，陈涌的批评也是建立在路翎的反批评基础之上，但是他读得更细，更能深入小说的肌理。相比于魏巍的文章，陈涌甚至更为“后撤”，承认路翎“确实也表现了他的人物从正确方面克服自己的矛盾，而使自己服从革命的利益的努力”。甚至认为不能简单断定作者对于王应洪的处理是“苦心经营”来反对纪律。这倒不是陈涌同情路翎，而是牵涉一种阐释作品的基本方法问题——似乎在他看来，评论者抓住一些细节来批驳路翎尚缺乏根本的信服力。陈涌则引入了斯大林的“批评”法，直接抓住了社会主义文艺体制情境中“阅读”：
斯大林在分析作品的时候注意的是这个作品给人的“主要印象”，并且认为评定一个作品的价值，不是根据个别的细节，而是根据作品的“总的倾向”（斯大林给比尔-列洛采科夫斯基的信，给费里克斯·康的信）。这正是为斯大林一再实际应用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方法，我们分析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等作品的时候，也需要采用这样的方法。26
“主要印象”和“总的倾向”，将社会主义文艺的“写作”与“阅读”结合了起来，同时也给予了批评一种总的分析尺度。从而陈涌超越了一般的“主题”讨论，乃至“题材”纷争，更为关注一部作品的实际呈现样态。“主要印象”牵涉整体美学效果对于“普通”读者的影响（注意这一主要印象也同样应该是批评家的第一思考对象，虽然批评家会在重读中看到“主要印象”之外的东西），“总的倾向”则是这一美学效果基本的指向。因此，陈涌的关切点就在《洼地》“使读者沉浸在一种沉重的悲剧的气氛里”——这便是“主要印象”，而“总的倾向”则体现为路翎“在表现到革命利益的问题的时候没有发出必要的强大的声响，描写为革命利益而斗争的感染力量没有盖过描写牺牲个人而引起的痛苦和感染力量”，从而“消蚀革命斗志的社会效果压倒了鼓舞革命斗争的社会效果”。27
但陈涌的分析还不止于此。他敏锐抓住了“自然”与“不自然”之分，即关于金圣姬感情的，而干预和抑制这种感情的发展，则是不自然的、不近情理的。小说正是通过此种形式确立了自己的伦理判断。但陈涌恰恰尝试动摇金的“自然”正当性——“金圣姬的痛苦，不是普通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别离的痛苦，而是因自己的爱情受到挫折之后的极深的内心的痛苦”。这等于是说，路翎想要将金圣姬之情“升华”为朝鲜人民之情这条路，是不那么容易走通的。关于金圣姬的“哭声”，路翎的“反批评”是这样解释的：
在金圣姬送走亲爱的战士们的那个哭声里，班长王顺有些什么感触？这哭声里岂不是包括了对亲爱的战士们，特别是那个心爱的战士的想念，包括了对志愿军的亲同骨肉的感情？这哭声里岂不又正是震颤着对敌人的仇恨，对祖国和乡土所遭受的创伤的痛苦，对于失去了和远离着亲人的怀念，和对于胜利、对于将来的渴望？28
然而，陈涌却直陈这段话有生拉硬扯之嫌：“王顺即便是一个集体主义者，难道就有本事从金圣姬的那一次哭声里体会到这一大片被作者说得天花乱坠的内容？”29路翎夺回文本解释权的努力在陈涌的解释面前几乎遭遇了崩解的困境。因为陈涌指出了一个远比表面冲突及其克服更为严峻的文本现实：“不论是王应洪和金圣姬或者王顺，在最后的行动上，他们都是服从了革命利益所要求的，但却又令人感到，这种服从是不自然的。”30反过来也可以说，恰恰是陈涌洞察到了路翎独特的“语法”与无法摆脱的“双重束缚”——“服从了革命利益，却又着重表现了牺牲个人幸福的苦痛、不幸和创伤”。31而为了彻底动摇路翎的“自然化”笔法，陈涌进一步批评了金圣姬的形象，这一方面自然是回应了路翎反批评里对金的着重诠释，另一方面更是经由金圣姬引出了关于“和平的劳动的生活”的批判。这恰恰击中了路翎的根本短板：他之所以会误解纪律，源于对肯定性的“和平的劳动的生活”持一种抽象的、局限性的理解。
革命斗争的最后目的，是为了建立“和平的劳动生活”，这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辩的。但这绝不是说，在任何具体的环境下，都可以强调无论什么样的对于“和平的劳动的生活”的幻想、向往和渴望。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往往首先要求的恰好是暂时牺牲“和平的劳动的生活”而集中力量去打倒敌人。金圣姬当时所处的环境就正是这样的环境。32
如此来看，唤出“和平的劳动的生活”亦变得有“情境性”了。极为耐人寻味的是，陈涌在此征引了一段列宁评论音乐的言论：“但是我不能听音乐听得太多。这会影响我的神经，使我想要说些美好的傻话。而且想要抚摸那些住在这罪恶的地狱中而能创造出这样美好的事物的人的头。而现在你（高尔基）可不能抚摸任何人的头——你的手会被咬断的。你得打他们的头，毫无悲悯地，虽然我们的理想并不是应用暴力反对任何人。”33在“政治”的意义上，列宁这段话接近于柏拉图《理想国》所呈现的古典政治哲学对于“文艺”的看法（要仔细辨析文艺究竟唤起何种情感，此种情感是否会模糊政治上的明智从而危及共同体），也是对一切“政治浪漫派”的批评。陈涌显然领会了其中的要义：
当严酷的斗争需要人们保持着百分之百的坚定的、“毫无慈悲”的斗争的决心和意志的时候，那种诱发人们的善良、平和的感情的事物，那种引起人们要抚摸那些“创造出这样美好事物的人的头”的事物，和这个严酷的斗争会是不协调、不适应的。在这里，我们便看到“美好的事物”和现实的斗争的矛盾了。34
这便是所谓“政治标准第一”的真实所指，也是对于沉浸在抽象人道主义中难以自拔的“现代文学”的极致批判。从谱系来说，鲁迅杂文亦当属于此一脉络。这种情境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当然是压迫性的，但却占据着真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洼地》依旧没有成功超越上述“现代文学”装置，虽然写了“政治”，但对于“政治”依旧十分隔膜。
陈涌最后把批评的锋芒留给了王顺，可以说真正抓住了文本“总体倾向”中最为凸显的部分：“作者心目中的老革命战士的典型的人物，却比这个作品里的任何一个其他人物都有着更强烈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35令人不能不感到奇怪的正是，这个“老革命战士”比起那个年轻的战士王应洪，“事实上对于那个‘不可能实现的爱情’，是有着更大的兴趣，更大的热情和更多的依恋”。36而且“不断地挑动王应洪去想起”这一爱情。这种举止是奇怪的，甚至只能视为路翎刻意的设计。
老作家巴金亦诧异于王顺的“异样”，他对于王顺留下王应洪来掩护侦察班这一情节设置进行了批判：
其实王应洪的“自我牺牲”也是造假的。他的班长故意单单叫这个年轻的新战士留下来让他有机会完成“自我牺牲”。班长为什么用新战士来掩护老侦察员撤退呢？作者自己说，班长“也说不明白为什么单单命令王应洪留下来”……作者却替他想出三个理由，其中有一个是他“想到了那件使他不安的爱情，金圣姬那个姑娘的眼泪。”……为了给姑娘和那爱情带来“抚慰”，加添“光荣”，就命令新战士留下来从事“殊死的战斗”，这是什么一种思想感情呢？这和路翎所夸耀的“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感情”有什么共同点？……朝鲜战场上的老侦察兵写成一个恋爱至上主义者。为了爱情他不惜把一个青年战士置之死地。因为要是他不留下王应洪，王应洪就不会牺牲，王应洪不牺牲，金圣姬的爱情就必须破灭。所以班长王顺故意安排了青年战士的牺牲来成全金圣姬的爱情，让王应洪永远属于金圣姬。37
由此来看，“洼地”上王顺的行为与心理成为一种症兆乃至病灶，所引向的是路翎“用心叵测”的设计。王顺是将王应洪推向死亡的动力，这么做表面看来是使王应洪成为拥有功勋的烈士，但“剩余”的欲望却正向着“爱情”。王顺如同一部戏剧的导演那般操控着手下战士的命运，真正满足他的，正是王应洪与金圣姬之间的“爱情”。巴金的“洞见”超越一般评论，因为他看到了“牺牲”其实并没有使爱情破灭，反而使之“永生”。这就等于把陈涌所说的“主要印象”再一次具体化了。侯金镜关于爱情结局的阅读在他看来不够准确。爱情并没有随着王应洪死去而破灭。
它反而倒因为王应洪的牺牲而成为永生的了。金圣姬会永远记着它，班长王顺也会永远记着它。这爱情永远是“鼓舞”他们的力量。班长王顺苦心经营的就是这个结局。那个“看见姑娘你的笑容就高兴，但也因了姑娘的忧愁而有些不安”的指导员……一定会同意这个结局。嘱咐王顺去把染了血的手帕当作纪念品送还给姑娘的团政委也会赞美这个结局。因为这样的结局使得“爱情”战胜了“纪律”。金圣姬保存了王应洪的遗物，保存了染满了王应洪最后的血的手帕，再没有人能把王应洪给她抢走了。笼罩着全篇小说的就是这样的爱情。38
巴金的解释并不“过度”，因为路翎的“反批评”里已经表明了他正是要重释这一“爱情”，他的企图就是使“纪律”与“爱情”和解。然而，他想象不到，这种和解的姿态恰恰使他置身于最大的风险当中。在这个意义上，路翎以其真诚的写作“试探”了志愿军战士形象塑造的边界，却更为剧烈地暴露了自身的幻想。今天的重读能对这一幻想说出什么更多的东西呢？
三
如同陈涌、巴金等所指出的那样，《洼地》里，王顺的角色至关重要而且更直接地承载着作者的所思所想。但或许可以这样来说，小说呈现的是双主人公结构，王应洪和王顺都非常重要，但王顺在叙事功能上更为关键。在二王遇见金圣姬之前，两人便已产生了“特别深刻的关系”与特殊的“感情”，一位是老侦察员、一等功臣，一位是新兵蛋子。这样的写法表露出路翎的关切并非单一，他一方面要使“爱情”与“纪律”相和解，另一方面也似乎想要呈现某种“新人”的成长轨迹，想要触摸并呈现志愿军新兵的内面。对于他这位在朝鲜待了半年的作家来说，接近工农兵成为了一种切实的经验，如何超越于新中国成立初《朱桂花的故事》那种写法，进而真正写出他所感知到的“新”的力量，无疑亦是题中之义。更关键的是，新兵的“新”意味着一种起点，意味着重新出发的可能性，意味着后续的训练与锻炼而成长的可能性，这种“崭新”也会使路翎迷恋。因此我们便会看到，小说一开始便呈现了王应洪的“激动”但相对“幼稚”的状态，这一状态将贯穿在整篇小说当中。不过，路翎的独特性在于特别凸显了王顺的存在，并且用王顺的目光来注视王应洪。这种注视在一开始未涉爱情时就已经表露无遗。而当金圣姬的“爱情”露出端倪时，王顺对于王应洪的关注就格外强烈了。
路翎为什么要这样来写？答案或许很朴素：王顺明了于部队的纪律，但他同时看见了“爱情”，他可以用纪律约束自己的战士，但他无法打消朝鲜姑娘爱的念头。在此，“爱”不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实践，而是一种不由主体双方控制的瞬息闪烁的念头。对待此种爱的念头与萌动，纪律的任何直接处理都会显得“生硬”。路翎则希望因势利导，将这种“爱”对接于更大的关怀。但是此处的难点却是，个体化的爱之“现实”一面终究要归于家庭与和平条件下的“劳动生活”。这里可能存在的纷争，路翎尚未触及。但王顺就处在这一“纪律”和“爱情”之“关系”的交织点上，而且他能够持有一种观测的“距离”，并以其“内面”来呈现“和解”的轨迹。当然，这也就使王顺卷入了“爱情”的叙事轨迹而且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不过，金圣姬爱情的真正“萌发”以及自以为的“落实”，恰恰源于“语言”不畅。这是所有批评家都没有抓住并指出的问题。小说里王应洪与金圣姬母亲有一场并不成功的交流：“老大娘于是对着他笑着，抚摩着他的头，说了很多他听不懂的朝鲜话。显然地那个女儿已经和母亲谈过她的心思了。可是这年轻的侦察员仍然什么也没有想到。”他想到的是自己的母亲，因此而感动了，“他于是激动起来，想要和老大娘谈这些。可是他不久就发现他的夹着几个朝鲜字的中国话老大娘一点也没有听懂，正像刚才她的话他没有听懂一样”39。然而，金圣姬看到这一切，却“相信他已经能够懂得她的心了”40。金的爱情竟缘于一场误会。但是路翎显然认为，“误会”而产生的爱情，单方面的认定，无法抹除爱情存在的力量。事实上，小说里有好几次可以中断这一爱情的进展，但都在叙事中被打消掉了。语言的误会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王应洪收到金圣姬送的袜套，请示了班长后送回去那一次。问题不在于通过王顺之口所说出的方式“生硬”，而是王顺自己在向金圣姬母亲解释“军队的纪律”时，没有去暗示与朝鲜妇女恋爱违背纪律，只简单说了“不好随便接受老百姓的东西”。
王顺仿佛是一个暗中观察者样，最早发现了金对于王应洪态度的异样。然而从整个叙事来看，王顺的举动却如同启动了“俄狄浦斯”程序一般——越要避免，却越发走进这最终的命运；王顺越想事先抑制王应洪违反纪律，却越发指示后者“爱情”的存在，触发他的感情。特别重要的是，正是在思考纪律的时候，王顺流露出了自身的欲望。当他得出“在军队的严格纪律和严酷的战争任务面前，这是断然不能被容许的”这一明确的判断之后，却突然“心里还有一种模模糊糊的他也说不上来的感情”。这种“危险的增补”意味着王顺内心有一种更深刻的关切涌出——注意，这一“增补”在小说里不止一处出现，譬如王顺很高兴王应洪的汇报中体现出了对纪律的遵守，却还要生出一点“不安”。这也是路翎“和解”的关键赌注所在，“纪律”是为了“胜利”，胜利是为了生活。所以王顺脑中闪现了自己的“和平的劳动的生活”，出现了他的女儿。然后再次联结到了金圣姬。这是一处关键的“移情”，在王顺的心里——也同时是路翎的用心，证成了金自发爱情的正当性。但却因为现实的环境与纪律，这一爱情的“现实”只能被否定。王顺由此“感到了模模糊糊的苦恼”。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关连长》军人动情议题的“续写”，涉及革命军人为何而战的质询。但路翎将叙事摆放在一个更加困窘的位置，他在思考一种可能的方式，是否能在不实现爱情“事实”的同时，保护这种感情，或至少是承认这种感情。——因为这种感情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自然”的。这就是他迫切想要在此篇小说里呈现的“苦恼”。这种苦恼或许只有文学能够触及。——因为它不容于纪律，不容于政策，也不容于一般的政治话语。于是，王顺一定要承担让爱情继续运转下去的叙事作用。他在指导员明确提议不要去和王应洪谈的情况下，还是去找王应洪谈了这个问题，从而开动了“俄狄浦斯”程序。
王顺与王应洪的关系还值得进一步思考。两者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同一”与“汇合”的关系，也不是一种“成长为他”的关系，而是一种始终有“错位”的关系。这种感觉当然来自路翎的双主人公写法——包含了两人丰富的内面的呈现。应该说两人的关切核心点有所不同。对于王应洪来说，是青春者建功立业而能够“遗忘”其他。在这个意义上，王应洪更是一个行动者而不是反思者。但对于王顺来说，他不仅在看护自己的战士，还在“替”他感受——比他感受得更多，替他反思。并且，他似乎在观察王顺与金圣姬的爱情当中得到了某种隐秘的满足。王应洪把东西归还了，虽然“多少也扰动了他”，但“却并不曾在他的心里占多大的位置”，可是，王顺对“这件事还注意得比他多些”。临上阵地当晚，村里的朝鲜姑娘演戏，金圣姬出演“人民军战士之妻”。之前王应洪看到金听了指导员的话在笑，便以为她已经放下感情，他也就如释重负了。然而王顺的目光在整场演出中不断来回聚焦，始终在关切金的表情与王的反应。“他悄悄地注意着坐在他旁边的王应洪，可是这个年轻人好像没有什么感触”——他为将要上战场而激动。金的一系列复杂表现也全为王顺的目光所捕获：不论是表演时“闪耀着辉煌的表情”，还是“一声也不响……在她自己的独特的思想中”，以及“突然哭起来，拿手巾掩着脸急忙地朝家里跑去”。
当然，王应洪在发现了那条绣花的手帕后，终于也“起了惊慌的甜蜜的感情”，这是在其建功立业的心胸中闪烁出来的东西。王应洪在最初的行动过程中，听闻班长口令后那一长段内心活动正是尝试“联结”两者。路翎提及的明确的“主题”正是在王应洪的这一内面中得到了最初的明确呈现：
班长的这个和平常完全不同的立正的口令，才是他的军事生活里的第一课。特别因为他怀里揣着的那一条绣花手帕，这才是他的明朗的人生道路上的第一课。他的慈爱的母亲在贫苦的生活中给了他的童年许多温暖，这绣花手帕又给他带来了他所不熟悉的模糊而强大的感情，他现在要代表母亲，也代表那个姑娘——不论他对她如何冷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为祖国，为世界和平而战。41
在漫长的行军与埋伏过程中，王应洪的内心世界成为了表征的关键。其中有几下“无意识”的动作被重点勾勒了出来：“王应洪轻轻地拨开他面前的花枝，希望能更清楚地看见班长。但在这不知不觉的动作里，他却摘下了一个花枝，把它衔在嘴里。”叙述者“替”王应洪说出了整个折下花枝衔在嘴里的“下意识”动机——小花小草仿佛是友人一般，帮助他克服了敌人后方之“神秘可怕”的感觉，但也明确指出这是王应洪“不曾意识到的”。然后当他将那枝花拿下来塞进衣袋的时候，这个看似琐细的动作的“意义”也并不为王应洪所“意识到”，而是叙述者的猜测来“补完”：也许是为了表示沉着。这种关于无意识动作的呈现及叙述者不嫌累赘的“诠解”颇值得注意，涉及了路翎对于“自发”行为，对于瞬间做出的行动之关键性质的把握。人物直接做出了自己一时无法意识到有何意义的动作，而叙述者则论及其动机与意味。如此一来，动作的自发能量得到了直接的表现，而动作的意义通过某种回溯亦得到了解释，乃至重构。
王顺同样如此。那一被巴金专门拎出来批判的段落——王顺单单留下王应洪来掩护战友，正点明了王顺做出此举的“直接性”：
他也说不明白为什么单单命令王应洪留下来。但也许是赞美了这新战士刚才在潜伏中的沉着，在活捉敌人时的勇敢，想要锻炼一下这心爱的战士；也许是出于高贵的荣誉心，想要叫这年轻人看一看，学一学他这个老侦察员是怎样战斗的；但也许是想到了那件使他不安的爱情，金圣姬那个姑娘的眼泪。谁知道呢，也许他觉得，叫王应洪留下来从事这件绝妙的、但也是殊死的战斗，就会给那个姑娘，那个不可能实现的爱情带来一点抚慰，并且加上一种光荣。他是看见过那个姑娘的那么辉煌的幸福表情的。这一点是确实的：因为那个姑娘的那种不可能实现的爱情，以及王应洪对这爱情的极为单纯的态度，他就更爱这年轻人了。他的决定总归是和这有点关系的，在战场上，人们总是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最心爱的人的，虽然这时候他似乎并没有想到这一切。42
王顺那一瞬间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无法同时想到这么多理由，甚至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说不出来，叙述者强调这是“说不明白”“没有想到这一切”，而叙述者却在努力“解释”他为什么这么做。“谁知道呢，也许……”，指明了叙述者并没有完全进入王顺的内心，而是以“阐释者”的姿态在回溯那一切。——在替他解释。做出一个动作，却有那么复杂的原因交织在一起。这是路翎在对“我们”说。这么说的意义在于呈现了“动作”和“内面”远非直接映射的关系。
作者最后还是保持了一种叙事上的克制，王应洪和王顺的“不一致”，两者之间微妙的“距离”没有被填满。王应洪对于班长让他留着那块手帕感到费解——“我要这个没有道理呀”；他听到王顺谈及自己的女儿已经“认得一百二十一个字”时，虽然高兴，但“实在不很了解，班长此刻为什么会这么愉快”。他迷迷糊糊睡过去时的梦境也和王顺所念想的东西不很一致，在那里，金圣姬和其他朝鲜姑娘一起在迎接他，他梦到了母亲，还梦到了毛主席，“胸前的国旗勋章”和战士的荣耀成为了真正焦点。而王顺不但在最后的隐蔽过程中不可遏制地向王应洪重提了金圣姬，而且还展露了自己的“欲望”，那种欲望在某种程度上来自金圣姬视角：“爬进栗子树林进入这条小沟，替王应洪裹着伤，要他吃馒头，拿纪律来强迫他，哄他，又对他小声地柔和地说着话，这一切动作都好像在对他心里的金圣姬姑娘说：你看，我是要把他带回来再让你看看的，你要知道我爱他并不比你差，我更爱他，而且，你看，我绝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不通情理的冷冰冰的人！”王顺为什么执着于这个虚拟的金圣姬看待他的视角？他希望金圣姬承认他对于王应洪的爱以及对于两人关系的无比关切。王顺正是在那一虚设的金圣姬对他之肯定爱情的肯定性角度，体验到了力量：“说来奇怪，他所耽心、所反对的那个姑娘的天真的爱情，此刻竟照亮了他的心，甚至比那年轻人自己都更深切地感觉到这个。”43王顺最后的了然，是一种正视自己欲望的姿态。而他的欲望，则是肯定了金圣姬的欲望，并受到金圣姬的肯定。“纪律”在“人”心里和解了。通过一种爱欲的肯定性形式，通过一种感情的流动与交换，“爱情”无需再现实地实现，却真正转化为促动人行动的力量。真理，的确就在表面。
小说最后的沉默很关键。《洼地》是一篇关乎“内面”的小说，但最终却以某种“沉默”为收束。“庄严的言语”已经来到了王顺的心里，来到口边，但金圣姬只是紧握着他的手。王顺也就“觉得不再需要说什么了”。正如叙述者之前给我们展示过的对于动作之意义的“追溯”解释，此处仿佛在邀请读者们去“追溯”出人物的内心状态。同时，正如小说到最后依然使双主人公的内面并不完全相通，一种“距离”与“不一致”延续到了最后，沉默勾勒出了人物彼此之间的各自的完整性。路翎的意义正在于此种写人方面的构思，对于动作背后那多重原因的揭示与保留，对于下意识行为的正面诠释的兴趣，对于人物在差异中交流情感的机制的描写兴趣，都为社会主义文学人物的写作提供宝贵的参照——虽然这一道路很快就丧失了参照的资格。但是，路翎也似乎遗忘了所书写对象的战士身份必然要受到“政治”的限制，这一限制意味着对于已有写法乃至整个文学装置的挑战。如果积极直面这一挑战，甚至有可能走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正因为没有太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一政治，路翎写作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没有得到彻底的反思，因而也就无法突破到新的叙述层面，乃至去描写崭新的历史实践。
注释：
1对于路翎解放初（1949—1950）小说创作所呈现出的转变努力以及依旧难以突破胡风美学的境况，倪伟做出了出色的分析，可参看倪伟《走向人民的艰难旅程——路翎解放初（1949—1950）的创作转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4期。
2路翎：“解放以来，我的描写工厂生活的小说和剧本，以及我解放前的一些作品，都受到了类似的批评。我曾就那些批评中的主要的两篇写过我的意见和对作品的初步检查投寄《文艺报》，希望能从事讨论，但当时《文艺报》却简单地拒绝发表，连任何意见都没有。由于这次的批评比以前的更集中，更有系统，性质更严重，并且由于这次批评是承继着以前对我的批评的论点和方法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试着把我的意见说出来。”路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关于对〈洼地上的“战役”〉等小说的批评》，《文艺报》1955年1—4期。
3 同上。路翎提到的五篇批评分别为：晓立《从〈瓦甘诺夫〉联想到〈洼地上的战役〉》（《文艺月报》1954年第5期）、侯金镜《评路翎的三篇小说》（《文艺报》1954年第12期）、宋之的《错误在哪里？》（《解放军文艺》1954年第8期）、荒草《评路翎的两篇小说》（《文艺月报》1954年第9期）、刘金《感情问题及其他》（《文艺月报》1954年第9期）。
4 5 7 8 9 10 13侯金镜：《评路翎的三篇小说》，《文艺报》1954年第12期。
6 参看许杰《也谈〈关连长〉》，《小说月刊》1950年第5期。
11 Enrich Auerbach, “Figura”, from Scenes from the Drama of European Literature(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47.
12参看魏金枝对朱定小说《关连长》的批评，见魏金枝《论“关连长”的现实性》，《小说月刊》1950年第4期。
14 15 16 17 18 19 20路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关于〈洼地上的“战役”〉等小说的批评》，《文艺报》1955年第1—4期。
21老舍：《人物、语言及其他》，《题材、人物及其他》，林默涵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68页。
22 23 24 25 魏巍：《纪律——阶级思想的试金石——谈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解放军文艺》1955年第3期。
26 27 29 30 31 32 33 34 35 36陈涌：《我们从〈洼地上的“战役”〉里看到什么？》，《人民文学》1955年第5期。
28 路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关于〈洼地上的“战役”〉等小说的批评》，《文艺报》1955年第1—4期。
37 38巴金：《谈〈洼地上的“战役”〉的反动性》，《人民文学》1955年第8期。
39 40 41 42 43路翎：《洼地上的“战役”》，《人民文学》195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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