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妖的宇宙赋格——徐小斌《海火》的心灵生态学
内容提要：本文从生态批评的理论向度发掘徐小斌《海火》中自然书写的意义和对人类命运的洞见。徐小斌早早看到了中国走向现代的历程所必然付出的自然代价，在《海火》中同时旋卷起改革开放的“热风”和自然之灵的舞蹈，使两种表达形成一种双峰对峙的内在结构。她既写经济，又写生态；既展现开放时代的自我意识(ego-consciousness)，又显露出不同凡响的生态意识（eco-consciousness）；既为爱欲与文明立传，又为宇宙而歌。徐小斌的文学生态学是一种注重灵知，打通内外，经由隐秘的内心生活来回归、映现和联动于自然的“心灵生态学”（psychic ecology）。这种生态学依赖于个体隐离于人群、隐离于世俗的自我烛照，依赖于幽暗处的开掘和背向的放飞，更依赖于文学的救赎。它以心灵的易感性为基础，以向内通往自然为首要；它在阴影中激荡起巨大的光亮，让赤裸之身和宇宙之弦在这种幻梦的光亮中相触。
关键词：徐小斌 《海火》 心灵 生态学 自然
《海火》是徐小斌的长篇处女作，完稿于1987年，首版于1988年。这是一部有着鲜明的1980年代气质的杰作，却又是“绽出”于同时代、迈越其文学现场和知识型构的超前之作。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回望，这部奇书愈显出其卓荦超迈。小说描绘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一批经济系大学生——也是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波大学生（78届）——在一所南方沿海高校的崭新生活，别具青春校园的风情，又饱含着成长的剧痛和新旧交替时代疾风骤雨的观念撞击。徐小斌以灵动的笔触重现了开放时代的鲜活气象，显影世态人心的变异和情爱欲念的涌动，更翔游于天空大海，以神异莫测、哲思溅跃的文学幻术奏出了一首自然的哀歌，一首“宇宙灵魂的赋格曲”1。大概跨世凌时，则必远蹈独游，这部小说的价值还未被文学史充分估量，其技艺的深湛、其思想和语言的巨大能量也还远未得到批评的正视。
《海火》的前卫性体现在很多方面，本文则是从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的理论向度发掘其自然书写的意义和对人类命运的洞见。徐小斌深谙文明的掠夺性和压抑性，早早看到了中国走向现代的历程所必然付出的自然代价，因而在《海火》中同时旋卷起改革开放的“热风”和自然之灵的舞蹈，使两种表达形成一种双峰对峙的内在结构。她既写经济（economy），又写生态(ecology)；既展现开放时代的自我意识(ego-consciousness)，又显露出不同凡响的生态意识（eco-consciousness）；既为爱欲与文明立传，又为宇宙而歌。不仅如此，徐小斌的文学生态学还更是一种注重灵知（gnosis），打通内外，经由隐秘的内心生活来回归、映现和联动于自然的“心灵生态学”（psychic ecology），而这也将是本文着力诠释的。生态批评肇兴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学界，它在处理文学中的环境或自然关切的同时，也致力于以更“自然”的批评立场和诗学主张来重审文学正典化机制并重估文学史。我对《海火》之心灵生态学的敞明，亦包含着这种重审和树立的意图。
一、两重身体：现代性VS自然性
《海火》有两位女主人公——方菁和郗小雪。她们的对手戏，或者说方菁（也即叙事者“我”）对小雪的持续深入的发现，构成了小说的叙述主线。她们既是同学，又是闺蜜，好起来时“如胶似漆”，仿佛一对同性恋人，但又不免矛盾频出，终因性情、价值观念和行事风格的冲撞而走向仇恨与决裂。方菁真纯朴厚，不通世故，怀有赤子之心，是被保护得太好而活在真空的孩童，因此也失之于憨直，常因善良、怯弱而陷入被动，而受到侵害，而自我禁锢。郗小雪则全然相反：她娇俏玲珑、鲜灵秀媚，更懂得利用这些女性的武器来操控局面；她工于心计，长于笼络，精于挑弄，有耍不完的小聪明、玩不尽的飞牌，简直是最会以虚赚实的校园阴谋家；她套里有套偶中有偶，用保护色制造缤纷的假象，追求欺人不自欺的至高境界；假象之下，她灼热地渴求爱，可也在“玩火”中自辱了那份爱的真诚，于是亦必迎来焚身的一刻，像是那个常喊着“狼来了”的牧童。对于方菁来说，小雪带给了她保护的羽翼和改变的期待，是她一度想要趋近的隽逸与超然，可也是在后者的映衬下，方菁更看清了自己灰乎乎做人又永世难安的平庸。对于郗小雪来说，方菁则是未经雕琢的浑金璞玉，是一首“完美的诗”2，是她已浸满毒素的内心仍想要去维护的一份原初的赤诚。她们是双生子、两生花，是欲望的互投、梦想的交错，是倒立又重叠的镜像。
在梦里，小雪曾向方菁答道：“我是你的幻影。是从你心灵铁窗里越狱逃跑的囚徒。”3作者向读者做出了两生花的明示，也诱导读者做出这种阐读，但我们又不得不说，那个名叫小雪的幻影着实逃得太远，逃得无法再与方菁结合为一，逃得超出了一个憨实率真的方菁所能梦到的极限。方菁再怎么逃，似乎也逃不出小雪的那种轻盈奥妙的身姿，也逃不成莫罗画笔下的那个毒蛇般诱人的莎乐美或女斯芬克斯。这便也意味着，仅从彼此镜照的角度来归并两位女主人公，来把自我与本我、固守与出离、实存与幻影、此在与彼在捏回一个“她”，是不够的。这种收纳还欠缺了对郗小雪这一形象的细致分析。小雪本身是高度复杂的、自我分裂的、过山车一样弯转跌宕的，是想象强度和张力的集聚。
我们至少应看到郗小雪的两重身体。一重身体是被世俗社会的规则所浸透的入世之躯，是她表现为人精的那个身体，也是一个仿佛专为开放时代的需求而订制的现代身体。这重身体并非小雪的本然而是来自于对本然的背叛，但它又深具屈伸自如的实用性和隔绝要害的保护性。我们说不清小雪是从哪里学得了那一身圆滑世故、耍弄手腕的本领，她无疑拥有魅惑人心的天赋，其不幸的身世、自立谋生的历练不过是这种天赋的注脚。她过于懂得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过于老练地站稳在傀儡戏的幕后，以至于显得“有时像十七岁，可有时像七十岁”4。也许她本也无所谓年龄——这只是她“道成肉身”的一世，只是一个饱经沧桑的精灵在这个时代的重生。英国导演乔纳森·格雷泽执导的科幻惊悚片《皮囊之下》（2014）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小雪的这种“画皮”重生。影片中，一个外星人裹上一张美艳的人皮，搭讪、诱惑所遇的男性。当男性猎物脱下衣衫、正待发泄情欲时，他们便会发现自己已没入黑暗的水域，血肉随后崩解、抽干，仿佛变作被红色光束搜集的标本。小雪的情形与之类似，她也不过是裹上人皮的异族使臣，以借来的外壳招摇惑众，测度人情世相。但不同的是，电影里的外星人才开始懵懂地欣赏自己的人类皮囊并感知到些许人性的温度，最后也是死于她所难解的人性之恶；小雪却早已将这皮囊使出了八面玲珑的威势，使出了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女王气概。
世故存在于所有的时代，但小雪的入世之躯还特别地属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它萌动于中国再次萌发的现代性中，承载着这种具有时代印迹的现代性，也成为一种最迎合和适应这一开放时代的现代主体。小雪宣称自己“讲实惠”5，也确实是总捞到实惠的赢家。她认为一心念书是本末倒置，上学只是跳板，混这几年为的是“端上好饭碗”6。她在头一次政治经济学大课上就三心二意，悄悄品读夹在课本里的性爱启蒙的读物，她蔑视那“一只绵羊=两把斧子”的政治经济学，实则是提前进入了新时代的欲望经济学。方菁后来发现，小雪是太明白那些换算的等式，“她学经济真是再适合不过了”7。她也果然把自己的裁缝店经营得风生水起，已经有些先富起来的意思。她目的明确更懂得运用手段，不顾惜手段的正当性。小雪因此正是开放时代所召起的掘金人和欲望解放的前驱。
正因小雪的入世之躯里住着这样一个现代主体，她才能轻易地识破唐放——小说里的一位性行恶劣、邋遢放恣却又别有魅力的文学评论家。唐放出身低微，教育残缺，知识格局非常有限，却能一鸣惊人，制造轰动效应，往文化圈的头部攀爬，并成为大学教师。他以于连·索雷尔为榜样，既有流氓无产者的匪气，又有谋取关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市场意识，自是想做飞黄腾达的逆袭英雄。他厌憎循规蹈矩的知识分子腔，嗤笑中国知识分子的畏首畏尾、绵软无能，唾弃无用的道德理想主义。他目光灼灼地看到未来的世界是“商人的世界8，包括文学在内的各行各业都要做买卖，这样的世界需要风险投资的魄力，需要巧施手段的精明，“曲如钩，反封侯”的道理再是适用不过。他带着恶毒的笑意向方菁宣扬这些“灼见”，告诫她做不得老实巴交的好人，以免“直如弦，死道边”9。不得不承认，唐放确是以投机者的敏锐嗅到了时代的风向，他后来摇身一变，成为谴责世风日下的道学家也毫不令人意外。激愤的表象下，他和小雪一样，深知为了“务实”，就得要学会足够多的虚晃和曲折。唐放最多是个低配版的小雪，他的那点心思伎俩早被后者窥破，他的急功近利和外强中干也无处可藏。尽管包含着许多负面的因素，小雪和唐放都深刻地反映了开放时代社会价值体系的重构和主体意识的现代化。
小雪的另一重身体，是出世的自然身体，是平滑光亮、纯粹以极的鱼身，是德勒兹所谓的“无器官的身体”或仅作为宇宙器官的身体。它是自然性突破于社会机器的绽放，它隶属于更宏大幽远的存在而神圣不灭。小雪的母亲实是采珠的“海女”，在海里分娩生下了小雪，也将女儿的宿命紧紧相连于海洋。小雪毋宁说是海的女儿，她和海保持着一种根本的亲近和神秘的默契，遥望海洋时她不再是内心躁动的入世之人，而是“一棵安静的孤零零的植物”10。她与海相互呼唤，总能听见海妖的歌声，那单音节的、循环递增后过渡到开头的怪圈般的音调，而她自己又何尝不是一只诱人入梦的海妖？
早在银石滩的篝火聚会上，方菁就把穿着古怪衣服的小雪认成了一条鱼：“有一条奇大的蓑鲉盘成一个美丽的结，游进火的中心。”11又是在银石滩上，因无端受侮而委屈满腹的方菁看见一个洁白的身影穿过紫色雾霭，平展双臂拥入大海，身姿步态优美绝伦，“美得让人丧失了情欲”12。那个身影踏浪而行，其与海的亲昵神韵不可言传却可感知。她消失无踪后，方菁半晌才从幻梦中醒来，却见雨水从星星上摇落：“雨水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也变成了石头，变成树，变成蛇，变得和它们一样美丽而崇高伟大。银帘样的雨水使天空变得朦胧，天地万物似乎都在这雨夜里萌动，舒展，自由地交配。”13自然于是给予失落的人生以补偿。而那个洁白的身影仿佛是小雪，也只能是小雪。终于，在另一个夜晚，小雪以这样的自然身躯引领方菁潜入海中，在海妖之声的相伴下同游，方菁感到毛孔舒张，血液晶莹，经络循环如日升月落，她听见洞开的宇宙之门中传来的赋格曲，渐渐游进了透明的碧绿世界。而此时的小雪更如抓不住的镜中影：“一瞬间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她的整个身子都是透明的，能看见所有的血管经络甚至五脏六腑。就像一个透明的淡绿色水母。”14
小雪这赤裸而透明的身体就是无器官的身体。如德勒兹所说，无器官的身体是“当你去除掉一切之后所仍然剩下的事物”15，是先于层的形成的“一个尚未扩展成有机体和器官组织的充实的卵”16，是流通着纯粹强度或纯粹欲望的容贯平面。像卵一般游回子宫、游回羊水的小雪不再是组织化的闭合有机体，她如此澄澈平滑，去除了意义和主体的强加，她的身上只剩下能量和动态，并以此谐振于万物的心曲。这个“零度”的身体遍布着欲望之力，所以能将方菁引至那种万物萌动交配的生命涌初，那种康德意义上的“崇高”之境。可它更是那个使欲望得以出现和穿行的平面，“正是通过它，人们才能进行欲望”17。这个身体是宇宙之歌的分子或节段，它从单音节的上升旋律出发，最终汇进万千种声调织成的交响赋格。它将我们接入宇宙的声腔，接入德勒兹礼赞的那种充满生成性的“宏大的被解域的迭奏曲”18，而这首乐曲亦还别具一番中式的圆融和谐。
是这样的两重身体发生了对撞：经济的和宇宙的、层化的和容贯的、入世的和出世的，人精的和妖精的。不只是对撞，而且还是现代性与自然性的极致撕扯。让一个轻灵纤弱的女性之躯来承担如此激烈沉重的内部撞击，来背负如此矛盾撕裂的角斗巨力，是徐小斌的一种独特的发明，也延用至她后来的长篇名作《羽蛇》中。郗小雪像是“天使和魔鬼通奸以后生下的女儿”19，注定被撕扯命名，为撕扯献祭。也难怪她会时而陷入哀伤悲切，怀疑自己血液里带有致命的毒素，坦承“我的肉体背叛了灵魂”20。这种背叛说到底是社会身体对宇宙身体的背叛，是现代性对自然性的背叛，而小雪为此遭受的劫难正是出世之躯的入世之劫。背叛会带来迷乱，会带来自然与现代之间或德勒兹所谓解放性的容贯平面与封堵性的层化表面之间“永恒的、激烈的战争”21。徐小斌并没有让社会身体吞没宇宙身体，也没有让自然性成为一劳永逸的解脱，而是保持了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跟那些在自然中寻求简单性和朴素性的田园牧歌不同，《海火》同时呈现了两重身体的复杂性，也同时呈现了自然世界和文明世界这两端的复杂性，不仅对自然进行了华丽幻美的摹画，而且还探究了自然生物复杂巧妙的生存策略。徐小斌必定相信，无论文化的建构怎样包裹，自然也一定能够找到某些挺刺出来的罅口，一定能够在至诚的肺腑里荡起回音。可她也同样明白，自然正在被淹溺和损害，正在与文明、与现代性发生着更深层的交染与纠缠，就像郗小雪挣扎不宁的内心。也正是在对交染的领会中，徐小斌为自然注入了现代毒素，又为现代性召回了神话与自然。
二、回家：作为“隐离话语”的生态学
徐小斌的文学生态学具有一种鲜明的内向性。在她那里，自然不仅是我们的外在，而且是我们隐秘的内心生活，是被文明压抑的冲动、记忆与力量，是我们作为自然造物尚未褪尽的本能和神秘感应，是黑暗幽深的洞穴传来的母亲的声息。所谓接触自然、探索自然、珍重自然，因此也就不只是游赏、搜集、考察与保护等外部实践，而是首先需要疏修心灵的通道、整饬内部的“环境”，恢复蒙尘之心对起源的些许觉知，找回文化与自然母体之间的初始连接。我们也同样需要去袒露地、炽烈地爱，因为爱固然可以成为一种智力角逐的现代游戏，却也有它在自然一侧的真义。正如游戏高手小雪真正念及爱时，在她那热烈以至狂浪的眼中出现的却是这大海的生死爱欲之歌：“甲藻和它们的精卵相撞，继续发出火一般明亮的光。每一次海火将有许许多多的海生物死去。对于许多海生物来说，交配生殖是它们生命的最后行动，无论是鱼还是蜉蝣生物都呈现出美的极致。”22海火就是这样的海生物发光现象，而徐小斌之所以书写海火，正是要将心灵呼应、敞开于那光学的强力和宇宙的爱力，正是要让心灵去印刻与经历生命燃烧的美，去打捞并终于迸发那陨星的光辉。也只有善于梦想的心灵才能游进那似真似幻、尽情吐放的生命奇境，只有内在超越的心灵才能与自然、与宇宙相遇。
在《居所》（“Oikos”）一文中，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对生态学进行了一番追本溯源的解析。“生态学”（ecology）一词源自希腊语，是由居所（oikos）和逻各斯（logos)两部分组成，原始含义是对房屋、居所或家的研究。“经济”（economy）一词的前缀与“生态学”相同，原义是对房屋、居所的管理经营或者说家政。在古希腊的认知中，关于居所和家的东西是属于女性范畴的，它背向于男性所处的公共政治场域，是私人的、隐蔽的、阴影之下的。按这样的理解，生态学就势必包含一种向着起源与内部的指涉，就与所谓的“环境”相差甚远，也正好对立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实际上构成公域之实质的经济。利奥塔试图由此恢复生态学的内向性，将其界定为一种“隐离话语”（discourse of the secluded）， 从而区别于那些公域的、社会交往的和系统化的表达，显然也打破了我们从外部自然的角度、从有机体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来思考生态的惯性。在他看来，要想象生态，我们或许更需要回到一个孩子对家的绝对依赖，回到他与家的那种亲密又焦灼的情感，那种既感到来得太早（还没有准备好应对家事、掌控环境）也感到来得太迟（已有太多意义与期待，太多的给定之物）的时间体验。利奥塔不经意地提出了“心灵生态学”（psychic ecology）的概念，认为这是比弗洛伊德的“心理经济”或“力比多经济”更好的对隐离经验及其机制的指称23。利奥塔也确实应该比狭窄的精神分析走得更远，当生态学既观照私域的配置和心灵的栖居，又探测人类家园乃至宇宙家园的命途，当它意识到这内外二元、大小之间的深刻互动，其思想潜能才将充分释放。
利奥塔还指出，当生态学是这样一种倾听隐离的逻各斯，它就势必与文学艺术、与写作为伍24。徐小斌的写作恰恰就是利奥塔所期盼的那种植根和生长于隐离私域的生态学，就是一种心灵生态学，尽管她也并没有为了隐离而放弃公域、放弃时代经济。这种生态学依赖于个体隐离于人群、隐离于世俗的自我烛照，依赖于幽暗处的开掘和背向的放飞，更依赖于文学的救赎。它以心灵的易感性为基础，以向内通往自然为首要；它试图重新听见万物的密语，试图将诗写进天空大海，也把在家园的栖居变成一首诗的制作；它要在阴影中激荡起巨大的光亮，让赤裸之身和宇宙之弦在这种幻梦的光亮中相触。徐小斌发明了两重身体，而纯粹的身体就是在隐离中敞开于宇宙的心灵。心灵生态学的宗旨，正是以无器官的身体融入自然、融入宇宙赋格。它相信这才是生活的最高本质，正如只当方菁同小雪一起经历了那次化作透明身体的潜游，她才觉得“有生以来真正地活了一个晚上”25。
要活出一份性灵的、自然性的真，却又极难。方菁的哥哥方达曾述说，“人是自然界的叛徒。因而也是被自然界离弃的可悲元素”，人原本和鸟兽花朵并无二致，“可以在水中游，天上飞，路上迅跑，可以和天地万物进行对话和神秘的感情交流”，但背叛的结果是离弃，是欲望吞噬下灵性的丧失和对自然界神秘对话的闭塞，更是成为定局的人类和自然的双重毁灭26。也如美国作家约瑟夫·伍德·克鲁奇（Joseph Wood Krutch）所说，人的悖论就在于“他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他同样唯有通过成为那独一无二的东西，才能成为他自己”27。人的背叛是必然的，当那个深得造化之功的灵长类祖先开始因望见星空而心跳，背叛就已经不可逆地发生。人在背叛中成为与众不同的生灵，成为他自己，但他又毕竟是吸取日月精华的自然的造物，谁知他的背叛是不是一种独特的自然的驱动，是不是也在自然对一个逆子的预谋之中？无论如何，背叛者仍会怀想他的自然，仍要处理他与来处、与居所、与家园的关系，仍会在某些擦亮心灵的时刻摸到与母体的藕断丝连的纽带。方达认为只有少部分特异功能者保留了人的自然习性。小说家不见得有特异功能，但文学既是给背叛者的挽歌，又是对灵性的拯救。哪怕灵性也是一种虚构的再造，它也能变成召唤，变成祈愿，变成星闪的瞬间，引领茕茕隐离的渴求之心朝向自然而生成。
正因徐小斌的文学生态学是这样一种满含灵知、内外交通的心灵生态学，《海火》的叙述才常是预言式的、共振式的。自然世界的升腾与勃发、灾变与崩溃，所有这些起伏也都在善感者的心灵里曲张。小说描写到留有奇特的海蚀地貌和古海岸线遗迹的银石滩因新兴旅游业而遭到污染和破坏，但并没有为此过多着墨。这种简略并非是蜻蜓点水，而是微言大义。实际上，在人群的践踏和外部的污染变得可见之前，败坏就早已被充分地预料——仅从人类向自然索取的一贯的贪婪和新旧交替时代人心的劣变，仅从海岸生物的某些微小迹象，就足以感应到未来的陷落。痴迷于研究这片海洋的方达望见不远处开始大兴土木，就知道“这地方快要完了” 28，也正是要与毁灭赛跑，他的海洋生物实验才更显紧要。方菁也曾两次背诵起狄金森的那首吟咏毁灭的《崩溃不是一瞬之功》。此诗揭示了渐变性的毁灭法则，从蛛网、虫蛀、锈痕到废墟，魔鬼连续缓慢地完成他的杰作，“所有坍塌的过程/都是有组织的腐烂”29。毁灭有着缓慢的积累，有着有条不紊的节律，腐烂既是有组织的，便也会用各种信号标识出其过程。善感的心灵能最早捕捉到这些星散于过程中的信号，更能从内部、从灵魂的腐烂中嗅出灾难的降临。
银石滩最终还是坍塌了——在它被进一步开发和污染之前。魔鬼提前完成了它的杰作，似乎不过是为了与小雪同哭，是小雪爱而不得后内心哀恸的呈现。在小说中，自然总是隐隐响应着小雪的心绪：当她需要恶作剧时，大海母亲会为她适时降下一场风浪；当她因方菁质疑她对哥哥方达的爱而痛苦愤恨时，外面突然狂风大作、沙石怒卷30；当她的爱触礁沉没时，银石滩也在暴风雨中坍陷沉没了。这种内心波澜与自然力量的联动正是心灵生态学的明证。银石滩的坍陷来得那么迅猛，足见崩溃有时也在顷刻之间。
这一顷刻却也仍是来自“有组织的腐烂”，是对方达的预言的一种更具自然强力和偶然效果的实现。而小雪的崩溃亦包含着毒素的漫长积累，浓缩在那一瞬之功里的，是她以入世之躯承受的污染，是她与方菁关系的恶化，是她过多“玩火”过多欺骗的发酵，是她破坏方菁爱情的报应，是方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是自然对一个背叛的“可悲元素”的惩罚。在这双重的崩溃中，自然的命运就是心灵的命运，爱的破碎就是自然肌体的触痛和生机源头的衰竭。
正如小雪所说，她和方达本都是“自然之子”31。当两个自然之子相携于爱时，方菁第一次目睹了传说中那亮如白昼的海火。两个幻影如远古的神秘符号，在被海火点着的石林中重叠，共同走向大海，就像走进母亲的怀中，走回人类的童年：“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在这巨大的苍穹之中，只有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一切都极其简单。天空。海洋。男人和女人。后来，在他们中间又出现了孩子，于是一代代繁衍至今。”32两个自然之子变成了男人与女人的原型，变成了亚当和夏娃，可即使在他们如此栖近的时候，海妖仍唱着那悲凉的歌调：“啊无爱之爱/我们的爱之舟触礁沉没——”33他们的爱果然也触礁沉没，当方菁心怀怨恨（因而也夸大）地向哥哥揭开了小雪善欺的一面。为何自然之子竟无法结合，亚当夏娃的爱竟也终是无爱之爱？大概是因为撒旦的诱惑，知识的毒汁，人从伊甸园中的堕落。哥哥没有学历，却一直致力于对海洋生物的科学研究，并企图从科学的角度解释海火，解释海生物的发光现象。他深知自然奥秘无法穷尽，星辰大海不可征服，科学的范式亦有其解释的局限。他的研究实则是一种对自然的挽留与珍藏，而这也代表了一种科学逻各斯的自省和回归倾向。一个研究自然的自然之子和一个天然拥有宇宙身体的自然之子的爱竟是惨淡收场，似乎也寓意着科学逻各斯再也无法返回宇宙，无法相融于自然之心，因为自然之心也已在人世中败坏，也已无法保持其自身。科学失去了爱自然的方法，更失去了能够去爱的自然。或许无爱之爱说的也是天地不仁、人类以爱做舟也依然难逃倾覆——那毁灭的法则。显然，徐小斌的心灵生态学在预言性之外，还尤其具有寓言性，因为它不仅关注外在自然的创伤或变易，而且更从隐离的心灵居所出发，看到那些深藏的力量冲突，那些原型性的精神构图。
面对毁灭的法则，面对家园的沦丧，心灵生态学所主张的“实践”是回到源头，回到人类的童年，回到孩童与家的那份深刻关联。被离弃的叛徒还能回家吗？哪怕这只是一种奢侈的梦想，我们也不能停止做这样的梦。小雪在最后与方菁道别时，诵出了那首西班牙诗人西门尼斯的《最后的旅途》：“我将要启程/我会是孑然一身/没有家园，没有绿树/没有白色的水井/没有蔚蓝和宁静的苍穹/……而那留下的小鸟依然在啼叫。”34小雪爱而不得，索性勾上了美国学者布朗，即将出国，不知心碎后离开家园的自然之子还是不是自然之子。方菁却选择了相反的道路，她原本被分回北京原单位工作，却申请了停薪留职，准备开启寻找的旅途：“我将远离京城，到黄河源头去寻找那本来属于我然而又失落的东西。不，我指的不是祝培明。不是他的爱……我要寻找的是那种古老而又永恒的东西，那种支持着人类从远古走到今天并且永不堕落的图腾。我依然相信它的存在，正如在童年的时候，我们都做过的那个梦。它一代又一代地活在孩子们的心里。”35
这样的旅程自是一种探走祖国西北的外部实践，却更是一种为着自我“去蔽”的向内找寻，是一种主动隐离后在行走中去完成的心灵实践。那种朝向黄河源头的皈依的确有着“寻根”的姿态，但相比于1980年代中期热闹一时的寻根文学，徐小斌的追寻要远为高远。她无意于像寻根文学那样借助知青记忆，强调民族本位，无意于把开发本土资源作为缓解现代化焦虑并在全球文学市场中找到独特位置的办法。她更深邃更锐利地看到了人类将“没有家园”的绝境，并为了抵御这失落、这毁灭的法则，而唤起我们对宇宙之根脉和人类之童年的寻找。这回家的旅程大约的确会是人类最后的旅途，徐小斌希望人类能从最后走到最初、从文明的末途走到永不枯竭堕落的源泉，能像海德格尔所设想过的那样，通过返回开端来逆转开端，来在历史终结处撞开黎明36。
三、宇宙的梦影：通往自然的文学幻术
《海火》的叙述者是方菁，而她也是以书写者、以一位小说作者的身份来叙说这个故事的。作为书写者的方菁曾如此跳出，跟读者对话：“之后的事情我不愿回忆，更不愿写出来。但读者已经猜到了，我把一切又告诉了小雪，这仿佛有点鬼使神差了。”37这个故事于是不仅由方菁讲述，还由她记录和刻写，发挥与创造。方菁原本并未期待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小说书写者。唐放曾颇具慧眼地点出：“方菁的艺术感觉和语言能力是很棒的，可惜太实在了，不然的话，将来一定是个大作家。”38方菁的短板就在于找不到那种似与不似之间，那种真实的不真实或不真实的真实，而文章却又贵在虚实结合，所谓“太虚则不诚，太实则不灵”39。所以她在实习后写出一篇反映电视机厂财务问题的报告文学，倒是相当符合她实在本性的崭露。即使完成了这部作品，方菁仍觉得自己与小说家或诗人相差甚远。她以绵里藏针的言辞回敬生怕她翻出旧账的袁敏：“你放心吧，我这人记性不好。何况，我也成不了诗人或小说家。”40看起来方菁最终还是成为了小说家，不仅用文学伸张了内心的正义，而且还讲出了最诗性、最幻异的故事。她一定从小雪启开宇宙暗门的致幻术中所获良多，或者说，只要有了小雪的身影，她对生命的纪实里就有了诗，有了虚性，有了似与不似之间。不妨说，小雪是书写者为了真正成为诗人和小说家而召唤出的文学精灵与自然精灵。这一精灵以其自然性、致幻性和以虚赚实的机变性/欺骗性，来补充方菁的“实”与“诚”，使她也能拥有腾空而起、幻变无穷的面向。这种补充是内在的、心灵的、文学本体上的。在此意义上，方菁和郗小雪、和那个逃得太远的囚徒又必结合为一，共同构成小说真真幻幻、虚实流转的基本生态。
幻术与自然的共栖也激发我们叩问文学虚构与自然的关系。小雪善于欺骗，善于致幻，善于编造故事——没有欺骗当然也就无从致幻、无从虚构。如果只是把弄虚作假理解为她那入世之躯的恶习，那就太过轻易。欺骗是否也关系到自然的一端？作为自然之子的小雪那么会营造氛围，那么会编造故事，那么牵动遐思，是否也意味着自然与诗、与虚构、与幻梦其实暗通款曲？小雪善欺的性情是否也传达出，虚构或文学的幻术其实也可以是一条通往自然的路径？小说给出了些许暗示。小雪在与方菁、方达闲聊时，曾抛出一个“进化偏袒骗子”的妙论。她认为“凡是生存下来的物种，一定是具备某种骗术的”，并且骗术还不只是用以自我保护，“伪装行骗的目的在于吃掉对方，填饱自己的肚子”，当然物种之间有时也存在使双方获益的共生，可算作是某种友谊41。也许小雪过度强调了骗术竞争的残酷，但她的确触及了自然生物流动的面目和复杂的生存策略。其实不光生物如此，自然的致幻和伪装无处不在。碧蓝的潭水可能危机四伏，明媚的朗空可能愁云暗结，寻常的地理可能别有洞天。如果都卸下伪装，揭开面纱，云朵就只是一丛水汽的团簇，而非轻柔多姿的棉绒。自然千变万化、虚实交接、“谍影重重”，若它本是如此，那么我们要把握的就不只是自然性的“真”，还应有自然性的“幻”，那么朝向自然的文学也该要懂得幻术，那么虚构也就与自然有着共通的血脉。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曾说过：“在富有想象力的人的眼中，自然就是想象本身。人既是如此，他便会如此观之。眼睛既是如此构造，它便有这般能耐。若你说世界上找不到幻想的景象，那你一定错了。在我看来世界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想象或幻象。”42我们常说的“物质”大概是对自然之灵动性的严重剥夺，如布莱克点明，自然其实具有梦幻的性质，却必定只有梦幻之心才能抵达。这种梦幻性质也确实依赖于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依赖于观看的眼眸，但这样一双能够看到幻象的眼睛也无疑是自然的赋予——自然如此赋予，我们才有如此观看自然和世界的力量。由此推之，自然与想象、与虚构、与长于幻想的文学或许存在着一种同生共在的关系。如生态批评的奠基者约瑟夫·W.米克尔（Joseph W. Meeker）所表述：“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文学生物……如果文学创造是人类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么我们就应该认真坦率地研究它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探明它在人类福祉和生存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有的话），及它为人类与其他物种与周遭世界的关系所提供的启示。”43
认为文学想象和虚构是通往自然的法门，乃是心灵生态学作为一种文学生态学的信念基础。虚构的幻术何以能通往自然，这个问题有着多样的回答方式。我们可以像布莱克或米克尔那样肯定文学与自然的绝对共在，可以以康德主义的语调论说在无功利、无目的、无关必须的想象中我们最是临近自然摇曳生姿的美，也可以更直切地表明，文学想象促进了我们内心的探寻，我们由此也才能够为天地立心。徐小斌尤其提醒我们，自然也会欺骗，也会表演，幻象有时就是自然表达自身的方式，文学因此也要有能力抵达幻象。自然亦是一种间性的存在，一种相对的真，它和文学虚构一样，都是没有发生的发生，或发生了的虚无，都是无中生有、有化作无，就像《海火》中一再宣称，世上没有真相，发生过的又没有发生。徐小斌也用她的写作证明，面对自然在人的改造下不可避免的庸常化，超自然的幻境才是宇宙最强烈的自我呈现。小雪带领方菁游进的宇宙赋格就是幻境，就是自然最强有力、最崇高和淋漓的自我呈现。
在文学幻术荡起的宇宙梦影里，心灵生态学也找到了它的哲学追求。方菁所爱的祝培明比她更早到达黄河，他目睹了黄河流域愈演愈烈的水土流失和地貌破碎，决定留在西北，解决一点实际问题。祝培明本是出色的经济学家和创业实干家，是市场经济改革的摇旗者，但他却放下了高谈阔论，从经济转向了生态。他的转向虽称不上是隐离的或内心的，但他新悟到的世界观却道出了心灵生态学的哲学要领。他在给方菁的信中说：“现在我认为，无论是通过永恒宇宙来吞没人生还是用‘我’来吞没宇宙都无法实现超越。超越呈现于‘我’与‘宇宙’的关系之中，‘我’与‘宇宙’同时升华自己，才能超越自己。”44的确，只有超越自我，才能看到更广袤或幽微的宇宙；也只有以行动去捍卫大地、撞击宇宙，才能成就更伟岸的心灵。这种双重的升华同样需要想象和虚构的力量，需要幻境对宇宙的敞开和对心灵的拔擢。懂得了文学幻术的方菁将会比祝培明更能进入“我”与宇宙的关系，更有机会实现这种超越。这样的超越性标志着人的“成熟”——美国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所谓的人类作为物种的成熟（grow up as a species）。正如托马斯所言明：“这取决于我们自己，如果想要在进化中取得成功，就必须要适应、融入，成为整个地球的意识。我们是这个星球的自我觉知，如果我们做得好，就还有很长的路可走。”45“成熟”是要成为宇宙的心。它与方菁所厌恶的那种变成“风干的木乃伊”46的成熟判然有别，它所需的恰是反向地走回人类的童年。
四、历史的童话
小说中，方菁曾感慨：“时间把历史变成了童话。”47她所指的是疾奔入开放时代的人们对历史、对纯真梦想和政治激情的遗忘。“历史的童话”却也是对《海火》这部小说的恰切形容——时间又把那段进入开放时代的历史变成了童话。然而，这个童话不是由时间自动写就，而是小说家对历史的创造性的捕获；这个童话也不会于自惭于“本己”的天真，因为它从心灵的天真里洞悉了人类生生不息的原动力。徐小斌既剖写了躁动的历史，又从历史的隐离之域游入了自然，游入了宇宙的赋格，游入了只为孩童敞开的永恒之家园，从而将经济与生态、改革与内省、现实与幻术、历史与童话熔铸为一。她魄力非凡地完成了一种奇幻的心灵生态学的构筑，加深了“我”与宇宙、文学虚构与自然的内在连接。她以袅袅海妖之声引人入梦，以童真的心灵证见自然的崇高，证见燃透天空大海、刺穿末日穷途的火光。徐小斌定会认同利奥塔在《居所》一文中对童心的称许：“爱因斯坦这样的人与一般的科学家有天壤之别。毫无疑问，爱因斯坦曾是孩子并一直是个孩子。我们要想有能力进行最起码的创造性活动，就必须是孩子。”48
诚然，我们无法阻断魔鬼的创作，扭转毁灭的法则。推到极限，背叛者的下场早有命定，万种奋争皆是徒劳，一如小说中数次响起的那句箴言：“你什么也发现不了，什么也改变不了。”49但徐小斌仍为我们指引了一条回家的道路，仍用文学照亮了人类的自我救赎。米克尔曾建议我们从生态学的立场审问文学：“它是一种让我们更好地适应世界的活动，还是一种让我们疏离于世界的活动？从进化和自然选择的无情视角来看，文学是否更多贡献于我们的生存，而非贡献于我们的灭亡？”50毫无疑问，徐小斌曾是孩子并一直是个孩子，她的创作贡献于人类的生存而非灭亡。
注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9 20 22 25 26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7 38 39 40 41 44 46 47 49徐小斌：《海火》，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212、36、248、166、24、14、120、45、73、61、30、112、113、213、205、117、125、214、121、165、198、230、230、219、220、247、246、199、76、51、221、122-123、245、218、93、122页。
15 16 17 18 21 [法]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210、212、229、466、221页。
23 24 48 Jean-François Lyotard: Political Writings, trans. Bill Readings, London: UCL Press, 1993, pp. 101-107，105, 107.
Joseph Wood Krutch: More Lives Than One. 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 (ed.):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 232.
36 [美]理查德·维克利：《论源初遗忘——海德格尔、施特劳斯与哲学的前提》，谢亚洲、杨永强译，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第55页。
42 Laurence Coupe(ed.): The Gree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16。
43 50 Joseph W. Meeker: The Comedy of Survival: 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4, pp. 3-4, p. 4.
45 Lewis Thomas: "Are We Fit to Fit In?” 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 (ed.):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p. 237.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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