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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苏情结的书写演进——论范小青非虚构新作《家在古城》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6期 | 臧晴  2023年12月04日15:11

内容提要:范小青在《家在古城》首次采用非虚构方式来切入苏州古城,大量纪实材料和“画外音”的运用不仅有助于呈现书写的真实感与在场感,更使整个文本在语义系统上形成细节丰茂、旁逸斜出的效果。范小青更有意以古今交织、层累增殖的书写路径来重新进入其姑苏情结,强调人与城、传统与现实的协调与共生。此外,作为其姑苏情结的第三个阶段,《家在古城》聚焦人与地之间跨越千年的情感纽带,将城市赋形为有情的空间,以记忆、情感和价值来寻求情感归属与身份认同。

关键词:《家在古城》 范小青 非虚构 恋地情结

在当代中国作家的谱系中,范小青的勤勉与高产可堪翘楚。自1980年发表处女作《夜归》开始,四十余年的笔耕不辍为她积累了一张长长的创作年表,其中仅小说部分就包括了二十余部长篇小说和四百余篇中短篇小说。对于创作体量如此之巨的写作者,研究往往以“分段论”的框架来加以把握。于是长期以来,在对范小青创作生涯的整体概括和阐释中最为通行的即为“三段论”:认为其创作的第一阶段为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主要以知青生活和苏州的市井文化风情为表现对象,代表作为《顾氏传人》《瑞云》《裤裆巷风流记》等;第二阶段为19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初期,主要以转型期的社会结构变化为背景,代表作有《百日阳光》《城市表情》等;第三阶段则是最近十余年,主要关注都市中的民工生活和权力体系,代表作有《城乡简史》《女同志》《赤脚医生万泉和》等1。这样的阶段论思路固然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地了解一位写作者的基本创作历程,但在对其具体文本的讨论上却是一种束缚:先行将具体文本置于某个阶段而加以阐述,并认为个体的创作一定是“一浪高过一浪”“后作胜于前作”的,这种简单粗暴的逻辑忽略了创作主体内部的复杂性,其本身就是反历史的。

对于范小青这样始终对现实生活保持高度热情的写作者而言,其作品自然会随时代脉搏而呈现出不同主题与对象的演进,但在内在精神维度上却是高度稳定的。在新的社会现实或创作潮流面前,她总能在跟上脚步的同时又逸出其外,最终兜兜转转仍回到自己观察世界与人生的方式,而这一方式也始终在自省中不断予以调整。可以说,范小青创作的延续性是高于断裂性的,她与写作潮流之间的关系也始终是若即若离的,对其具体作品的讨论不应仅在阶段特征或是流派风格的“前结构”下进行。

2022年,范小青的《家在古城》似乎是赶上了最前沿的时髦。一方面,范小青一改其所熟稔的小说创作形态,首次采用当下最为前沿的非虚构方式来切入苏州古城,其形式令人耳目一新;另一方面,作品又与非虚构浪潮下的“城市传记热”不无关系,连同当下的叶兆言的《南京传》、邱华栋的《北京传》、叶曙明的《广州传》和孔见的《海南岛传》等作品一并受到文坛瞩目。

全书共分为“家在古城”“前世今生”“姑苏图卷”三大部分,作者用脚步丈量苏州古城的角角落落,又在今昔变化中展现了城市的历史、地理与文化渊源,从而串联起这座古城千年来的发展与变迁。第一部分“家在古城”从作者童年时曾居住过的民国建筑街区(同德里、五卅路、同益里等)出发,通过重访孩提时代的旧地与故人,使得过往记忆与当下景观交相呼应,在沧海桑田的喟叹中将古城保护这一主题徐徐展开。第二部分“前世今生”的注意力则从小巷转移到了旧宅,不仅介绍钮家巷3号“状元府”、费仲琛故居、墨客园和潘祖荫故居等私人老宅的衍变与更迭,也描述了文庙、藏书楼和全晋会馆等公共旧居的古今命运,由此阐明了古城保护背后的文化价值。第三部分“姑苏图卷”则聚焦姑苏城最具代表性的三个地标:平江路、山塘街和老阊门,介绍了重点工程“平江路风貌保护和环境整治工程”“山塘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性修复工程”以及围绕老阊门、南浩街、西中市、观前街、盘门和葑门等处的抢救、修复和保护工作,从而将古城保护背后的苏式生活逻辑娓娓道来,也将全文的版图由点及面地扩展到整个苏州古城。

姑苏古城、小巷旧宅、古城保护……于读者而言,这部新书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其所囊括的对象和聚焦的问题并没有脱出范小青一贯的创作序列,不仅使人联想起《小巷静悄悄》《瑞云》等旧作,更似乎是对《百日阳光》《城市民谣》的重新演绎。《家在古城》之所以让人读来耳目一新,首先即在于其所采用的非虚构手法。全文运用了大量的纪实材料以增加写作的真实性和现场感,包括采访实录、史料、地方志、诗文、政策、档案、网络发帖、座谈会实录,等等,这类“沉浸式”的写作能使大众读者产生亲历事件全过程的“在场感”,从而将“古城保护”这一议题的公共性进一步放大。比如在以消灭古城马桶为目标的“城市居民改厕工程”中,作者从同德里的儿时伙伴胡敏入手,通过对其的探访引出了老宅居住中这个头号民生难题;紧接着,她援引《姑苏晚报》等本地媒体的通讯和报道,不但回顾了“三桶一炉”(马桶、浴桶、吊桶和煤炉)的古城日常生活风景,更将这一工程背后的推手——“改厕办”,即姑苏区居民家庭改厕工程指挥部的工作推向了前台。这其中既有对政府工作方案的直接摘录,也有对具体数据的实况呈现,还通过苏州12345便民网站(寒山闻钟)上你来我往的投诉发帖与政府回复再现了这项工程在“拔稀”和扫尾工作中的艰难进程,最终,作者又回到了胡敏自掏腰包率先改厕的故事,将这个旷日持久的马桶攻坚战指向了把人留在古城老家、把姑苏的精气神留在这些老宅旧院小巷的主题。

此外,文中还出现了不少“画外音”,以各种“自言自语”式的思绪、感受、情感或体悟插入并冲破原有的叙事结构,从而产生出互相补充、彼此交融的互文效果。比如在双塔街道座谈会的部分实录中,作者不仅以参与者的身份记录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各位居民的发言,更密集地插入了两段画外音,其一是当居民们谈到动迁问题时,作者发现了老百姓对此的态度早已由从前的不满和抵触变成了期待与欢迎,“我想,这种变化,既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殷切向往,也是古城人民对多年来政府保护古城改善民生工作的肯定和新的希望”2。其二是当街道书记提到设施改造提档升级的要求时,作者也随着徐阿姨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因为徐阿姨的激动,我也有点激动,因为我真切地看到了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具体的实在的追求和期盼”3。这两段画外音分别以理性的个人思考和感性的情感体悟为座谈会作出了补充,并通过这份直抒胸臆与激情澎湃赋予了文本强烈的情感渲染力。

这些纪实材料与“画外音”的意义,最为直接的即是为文本提供了非虚构文本的范式特征——“讲述真实的故事”4,叙写真人真事,但范小青的探索显然并不止于此。比如在其“画外音”中还出现一些特殊的声音,即作者“自说自话”“自我控制”乃至“自我叫停”的痕迹,而这样的控制是基于对自己此前小说的联想和比较之上的。比如在探寻“中张家巷”的名称由来时,她先是引用了小说中曾杜撰的“中吴家巷”的片段,随即又把这段想象与虚构拉回到现实,“——这就走得野豁豁了,写小说可以天马行空,但是现在在我笔下行走的是非虚构的文字,我不能想当然地再编一个什么中什么家巷出来”5。同样的手法还出现在了她对平江路香洲扇坊的造访之后,在联想起了自己在小说《城市片段》中的片段后,她似是猛然间惊醒:“打住打住,思想再野出来,文字再飞出去,就离平江路更远了,我们还是回到平江路,回到平江路106号的香洲扇坊吧。”6这类笔触看似兴之所至、一泻千里,实则是“一步三回头”式的自省:在叙述主体之外分裂出一个“反思主体”,对笔下的非虚构文字与此前的虚构小说进行纵向与横向的比照。更具有代表性的即为作者在描述钮家巷3号的状元府纱帽厅时,大段地引述了小说《裤裆巷风流记》的片段,不但与她1985年第一次探访纱帽厅的旧时印象做了勾连,还与《苏州名人故居》的介绍、潘家后人潘裕洽的自述文章形成对照,生动地展现了她对非虚构书写与小说创作的两大基石——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探索与认知。一些研究指出,“非虚构只在忠于真实事件这一点上,与虚构文学形成异质分野。而在叙述手法的选择、经营,情节的营造,语言的优美诗性追求上,与虚构文学并无二致,这使其比单纯新闻和社会学、人类学文本更富于审美意境”7。但我们从范小青两幅笔墨的对比参照中显然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即由于《家在古城》这样的非虚构作品容纳了大量的各色材料,并不断穿插出现夹叙夹议的声音,整个文本在语义系统上形成了细节丰茂、旁逸斜出的效果,各处(看似)闲笔让作品生发出枝枝蔓蔓、生机勃勃的态势,这种野蛮生长的劲头显然是小说这类“精致的瓮”所不具备的。

范小青曾自述《家在古城》的长度最终远超设想的十五至二十万字,“收不住了,写了35万字”8,所以,与其说《家在古城》是一个非虚构文本,不如说是一个小说写作者探索非虚构的文本,而范小青的写作路径也并不能简单用“求新求变”来概括,她的每一段旅途都没有离开此前的个人写作谱系,其尝新或试错都带有鲜明的自省性。

在当下的一众城市传记中,《家在古城》凭借着其突出的“范式印记”显得颇为出挑。叶兆言的《南京传》以朝代为章,以两千年前秣陵的一株小树苗展开回溯,从三国烽火、六朝金粉、南唐挽歌写到明清隆替、民国风云,通过为南京立史作传而远眺中国历史;邱华栋的《北京传》则通过不同时空下城市与历史、科技、文化的交织,记录了北京城数千年的变迁轨迹;相较而言,范小青《家在古城》的传记性、历史性并不典型,而是有意以古今交织、层累增殖的书写路径来重新进入她纠葛已久的姑苏情结。

《家在古城》有意以历史与当下彼此交织、来回穿梭的方式来展开古城长卷,叙述主体在历史性的回望和在场性的亲历之间频繁切换,通过往昔与今日的彼此对照、相互交融来探索古城保护的出路。作品甫一开篇,就阐明了其写作是一场“寻根”之旅,因为一部电视剧的热播而开始寻找一段私人的记忆:“在写作《家在古城》的过程中,我找了很多人,找到了很多人,也想起了很多人,这种寻找,这样的想起,并不是在每个时段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的。感谢《家在古城》给了我寻找和思念的入口。”9作者引出了其寻找的终极目标——赋予我们历史滋养和文化浸润的“老家”:“于是,沿着城市的天际线,我们回到了老家。”“老家,就是苏州古城。”10范小青笔下的历史既包括苏州古城的历史、古城保护四十年的历程和她个人的创作史,而她所写的当下也涵盖了小巷旧城的新貌、现代苏州人的生活世相以及她对于何为姑苏、何为家的新见。作者的脚步在新旧之间反复对照、来回腾挪,使得有关姑苏古城、有关家的语义不断堆叠与层累,并在交汇中进而增殖,形成了混响的艺术效果。比如作者在叙写双塔影园的故事时首先回顾了袁学澜的自述,由此遥想了他当年在此课业子弟、写作诗词、汇聚朋友的日子,紧接着,她笔锋一转,开始记录史建华相隔两百年后重新修缮这一古宅的艰难经历,最后,坐在杏花春雨楼里的作者对着春意盎然、轩廊相对的园子似乎恍惚起来:“坐在这里的,是我们自己呢,还是袁学澜和他的诗友呢?”又如作品所反复提及的状元府及其主人“贵潘”的传奇往事,除了在状元府的追忆往事和对潘家后人的采访,作者还记录了潘家老太太于危难间守护国宝大盂鼎、大克鼎的经历,甚至在引述了一段《裤裆巷风流记》中对纱帽厅的描述后回顾起了自己的创作生涯。

我的第一步,好像就是从钮家巷3号开始的。在1985年以前,我创作小说的题材,多半是知青生活和大学生生活或者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

那一天,我沿着钮家巷走过去,从此,就十分喜爱穿行在苏州的小巷老街,也没想到,这一走,竟然就不再想出来,即便是走了出来,也还是想着要回去的。11

这既是对自己四十年写作经历的一段回望,也是对其姑苏情结的重新思考和再次确认:曾经因缘际会地走了进去又不想出来,那是一段人生历程的起始,而如今走了出来却还要再回去,其观感与心态早已时过境迁。但这进进出出并不是翻天覆地的巨变与割裂,而是在同一个底本上的改写与拓印、解构与重组,如文中所援引的《伦敦传》名言“在遥远的过去就已经为今天的马路铺垫方向”。

而姑苏城又何尝不是如此,范小青在《家在古城》中意识到,这座千年古城的过去与将来也并不是断裂的,古城保护本身亦是一种层累和增殖的过程。当作者在双塔影园里感叹“从某种意义上说,修复了的,何止是一座双塔影园,是为我们追回失落的历史,重新撑起差一点倒塌了的精神支柱”12,她已然比《百日阳光》《城市表情》时期的范小青更进一步。她不再一遍遍地描摹传统市井生活与现代社会的矛盾冲突,也不再反复探索“如何对抗现代性对个性的侵蚀”这样的问题,而是借用阮仪三为平江历史街区定下的指导方针——“整旧如故,以存其真”,即延续过去的风貌和文脉,留住老百姓的身心和情感,使其在现代的时空下找到有机的结合方式,以此强调人与城、传统与现实的协调和共生。

这些变化在范小青对“井”的前后书写中可窥一斑。在三十余年前的短篇小说《蓬莱古井》里,范小青讲述了井这个旧事物在新时代遭受冷遇的故事。文管会在地名普查中找到了苏州著名的蓬莱古井,史志记载“此井常有幻景浮出,有吉祥之气”。但如今这个井被违章建筑盖成的小房子圈在里面,房主认为这只是一口没有什么价值的破井。而且,如果这口井真的是蓬莱古井,被认定为国家保护文物,那么房主和住户就会被动员拆房子,于是他们对此百般阻挠。最终,真正的蓬莱古井在另一条街上被发现,整个事情不了了之。小说中还穿插了一条年轻人宁愿去酒店工作也不想去文管局、认为那是抱死人骷髅头的副线。尽管整个小说以范小青当时典型的“零度”态度收尾,有意克制了主观性议论的抒发,也没有给出任何解决方案,但作者对苏州旧日时光的追忆,对传统在当时所受冷遇的痛心是力透纸背、不言而喻的。在三十余年后的《家在古城》中,范小青再一次写到了水井这一姑苏的象征,其方式与心态均已隐然不同。她先是借“老平江”李永明的研究介绍了平江路地区水井的整体情况,然后引出了张英缨所组织的“古井文化宣传队党支部”,记叙了他们如何利用三年时间调查研究,再对这些进行数据分析,然后对街道上每一口井重新恢复、加盖、建立档案的过程,最终,这样的经验被推广到古城区的720口水井,使其得以全面修复。在追溯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古井保卫战”后,范小青加入了一处闲笔,记叙了自己在平江路偶然间与一口古井相遇的故事,这口“万斛泉”静静地站在石子路上,却似有一股力量,猛然间进入了她的生命,进而她因为这口井关注到了其所在的“和府捞面”,感叹道“我记住了‘和府捞面’”。相比起《蓬莱古井》时期挽歌式的哀叹,如今的范小青因一口被修复善待的水井而记住一个快消品牌的名字,其对同一个问题的执着追问和解答方案的不断进化自在其中。

如何书写纷繁复杂、急剧变化的现实,是每一个写作者伴其一生的困惑,这种困惑也许是技术性上的,比如当文坛出现一种新的文体——非虚构、新的主题——城市传记时,写作者该做出怎样的反应;但这种困惑更多的是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即写作者的认识与情感如何适应日新月异的生活,并不断调整自己的步伐以重新找到安放之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范小青被置于地域文化书写的框架中加以讨论,一些研究往往在细数其作品中的亭台楼阁、小巷石桥、评弹昆曲、吴侬软语后得出其创作脱胎于陆文夫所开创的苏味小说,执着于对吴文化的书写等结论。这样的判断显然是不够准确的。如王尧指出:“苏州作家写苏州自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差异其实是主要的。如果从文化身份来讲, 陆文夫的主体是‘文人’,而范小青则是‘知青’。所以,以阅读陆文夫的方式阅读范小青同样错位”13。更重要的是,所谓“地域文化特色”并不等同于地方风物、方言土语、地方文化传统等元素的叠加,而在于其地方性书写背后的思维方式、情感的反应方式,以及在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之前所采取的价值呈现方式等,即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中认为新文学“太抽象化了”“只有一个单调”,从而倡导的“自由地发表那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14。

范小青的“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自然与其姑苏情结相关,并经历了萌芽、发展和增殖的复杂过程,一路从挽歌式的留恋、冲突中的行进走到了整旧如故的共生,但自始至终没有离开“城与人”的关系这一落脚点。在《家在古城》中,范小青再次重申了此前的观点,即人与城并不对立,且不可分离。她以平江路的风貌保护和环境整治为例,强调人必须是改造中的第一要素,“人没有了,街区的氛围也就完全改变了。人在,鲜活的现实生活才在;人在,独特的文化气蕴才在”15。她一度在小巷里流连忘返,因为“我一次次提醒自己要回到‘故居’,可是走了几步,又被‘故人’吸引了”16,她领悟到人与宅、城与人实在应当是密不可分的,让人联想起《说文解字》对“城”的解读,“城,以盛民也”。在此基础上,范小青更进一步认识到,城与人不但是相伴相随的,更是相生相长的,换言之,城与人彼此塑形,互为生命,城的性格即是人的性格。比如在“天下有学自吴郡始”中,她指出崇文重教不仅是苏州的城市风格和社会风尚,更是苏州人一以贯之的读书性格与人文精神。她先追溯了苏州由“蛮”转“文”的历史,然后重点叙写了范仲淹与苏州文庙的渊源,更从文庙的大成殿联想起过云楼这样的藏书阁,以及如今遍布大街小巷的各类书店,由此说明城的性格、宅的性格与人的性格其实是浑然一体的。此外,范小青更再度提及了此前在小说中一再强调的“糯”“韧”的苏州(人)性格,她期待着这种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精神能让这座城与生活在其间的人们在当下的时空中找到新的平衡点,如鲍德里亚所说:“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17。即我们已然告别了人靠物质来传递文明的过去,应当努力迈入人成为物质进化标尺的新时代。

在对“人与城”关系问题的认识上,《家在古城》已至少处于范小青姑苏情结的第三个阶段了。她早在《裤裆巷风流记》时期便认识到,地理空间不仅仅是人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和空间所在,其在“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之外,更是一个“人化”的文化空间。到了《城市表情》时期,范小青开始强调地理空间中“人化”的意义,即个体通过对这个空间的外在感知而形成自己的价值和理解,正是这些主观性和情感性的内容构成了其个体世界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意义。这与人文地理学的观点不谋而合,“地方不仅仅是地球上的一些地点,每一个地方代表的是一整套文化。它不仅表明你住在哪儿,你来自何方,而且说明你是谁”18。及至当下的《家在古城》,她开始强调人与地之间跨越千年的情感纽带,即所谓“恋地情结”。段义孚曾借用这个概念来阐释人与地是如何相依的,其重点在于人直接经验的生活世界和环境的社会建构,强调人性、人情、意义、价值和目的,关注人的终极命运,进而发现人类在生态整体中的定位以及人类与环境的本质关系。19这样的恋地情结实则与范小青所一贯关注的身份认同问题有关,人在现代城市与生活中的无所适从逐步演化为缺乏安全感和认同感的身份焦虑,如许纪霖所言:“传统社会是以实践为脉络,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的根源无不在历史之中,个人的自我认同是在寻找历史的脉络感中实现的。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则更多地是以空间为核心”20。于是,如何寻找与认同自己的社会身份,成了范小青书写的一大主题。如果说范小青在此前的《灭籍记》中指出了身份的变化、失去和社会这个共同体与个人的压制是身份焦虑的核心原因,那么如今的她用《家在古城》开出了药方:一方面,书写城市的变迁即是书写城市与人共同的精神史与心灵史,其被内心的爱与尊重、依恋感和归属感所驱动,召唤着书写者通过脚下的文化依托区域去挖掘此间的人性与民族性,于是,城市成了有情的空间,人所书写的亦是有情的历史;另一方面,在全球化、逆全球化、现代性、后现代性并存的复杂当下,人在混沌、模糊、分裂和不确定性面前无所适从,如何在这样的“无土时代”平衡恋地情结与城市化之间的脆弱关系,其对策即在于人的记忆、情感和价值。

纵观这一路变化,范小青确实称得上是一个积极拥抱现实的写作者,这不仅在于其关注点始终与社会重大问题同步共振,更在于她能在持续变化的“物”面前,不断寻求“词”的积极应对。此间的微妙变化说来容易,实则包含了漫长岁月的总结与反思,这其中既包括写作者对现实生活变化的敏锐捕捉,“所有这些变化,并不是我在很清醒的前提下实现的,恰恰相反,我只注重生活给我的感受,甚至可以说,生活要让我变,我不得不变”21,也包含了对这些变化背后问题的持续思考,“我写作的文化背景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织的一张网,我既生活在一个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古城,又习惯现代意识的思维”22。人常说,垦新地比种熟地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小青的写作是在不断迎难而上的。当然,生活也馈赠她这样的自省者以丰硕的果实,在这经年的观察和思考中,范小青的个人风格不断被强化、塑形,显示出了别样的书写气象。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文学女性形象谱系与现代中华文化建构整体研究”(项目编号:19ZDA27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治纲:《范小青论》,《钟山》2008年第6期。

2 3 5 6 9 10 11 12 15 16 范小青:《家在古城》,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6、37、177、361、20、88、138、188、332、213页。

4 [美]马克·克雷默、温迪·考尔:《前言》,《怎样讲好一个故事》,王宇光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Ⅷ页。

7 杨联芬、李双:《当代非虚构写作的内涵及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2期。

8孔小平:《范小青:我的文字有苏州性格》,《扬子晚报》2022年9月27日。

13王尧:《转型前后:阅读范小青》,《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1期。

14周作人:《地方与文艺》,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02页。

17[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18[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

19[美]段义孚:《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和价值》,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页。

20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6页。

21范小青:《变》(创作谈),《山花》2006年第1期。

22范小青:《关于成长和写作》,《小说评论》2010年第5期。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