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5—2019），中国鲁迅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有《拯救大地》《遗珠偶拾》《时文琐谈》《小说说小》《汉语别史》《鲁迅六讲》《不如忘破绽》等。

前两天看一篇网文，说高铁发展迅速，也带来问题，某些线路客流量上不去，投资与回报严重不对等。我非专家，不敢发表意见，但我乘过四十多年的往返铜陵与上海的“沪陵线”，开通高铁后往西延伸至池州，最近更与京广线对接，慢吞吞九个多小时的绿皮火车一下子提速到三小时，原先每天一到两个班次，如今也猛增到从虹桥和上海站始发或经过的十几趟，尽管如此，还是供不应求。

苏、皖、赣三省沿江地区的居民乘火车到江浙沪，就依靠这条干线，中途还碰上交通枢纽南京站，客流量剧增，运力总是严重不足。现在尚且如此，高铁开通前的绿皮火车时代就更加拥挤不堪了。

1982年8月底，我来复旦读大学，从铜陵县顺安镇火车站第一次踏上开往上海的列车，首先就感受到憋闷。我的终点是上海，有固定座位，那些跑短途的乘客就只能买“站票”，过道和列车连接处全是人。你的座位若靠过道，“站票”朋友会一直斜靠在你身边。毕竟是十六岁少年，又第一次坐火车，还幸运地买到靠窗座位，尽管拥挤，一路上还是很兴奋，至少比王蒙短篇小说《春之声》描写的“闷罐子”汽车惬意多了。

第一次出门远行，无法预料到了上海会怎样，兴奋中总有挥之不去的担忧。录取通知书上说有学长接站，但万一彼此错开了呢？我会不会迷失在大上海，成为流浪汉？

颠簸了九个多小时，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车站，终于到了上海北站。还好，在出站口很快找到了复旦来接站的学长们，证明一路的担忧纯属多余。

那时各大城市都还没开始搞灯光照明工程，上海号称不夜城，从车站到复旦，一路却也并未看到特别高大明亮密集的建筑。不少路段的民房，老旧破的程度甚至超过新兴工业城市铜陵。这是东方魔都给我的第一印象。

“长龙”（两接头大客车）开到复旦大门口，比我高两届的Q学长已等候多时。他也是铜陵一中文科“状元”，半个月前经高中班主任吕老师介绍，我们已经在铜陵认识了。

寒暄过后才知道，还有一位马鞍山的S同学跟我乘坐同一趟列车。我们是中文系本年从安徽招收的仅有的两名新生。S同学见到高大帅气的Q学长，激动得手足无措，挂在书包上的硕大茶缸顿时滚落到校门口水泥地上。大学四年，他就用这只茶缸从食堂打饭吃，一来深度足够，给饭堂师傅造成错觉，打得更多；二来比一般敞口饭盒保温，他有胃病，不能吃冷食。S同学不像我这般瘦弱，但也并不健壮，然而开学不久“现代文学作品选”课讲完《莎菲女士的日记》，我们两个还是被同学们妥妥地赐下丁玲笔下“安徽的粗壮男人”的称号。

进复旦头一天，新生宿舍尚未完全安排好，S同学倒是立即有了住处，我却只能暂且借宿在Q学长那里。

他们大概定期打牙祭，那天正好被我赶上，满满一桌，是同寝室各人从食堂打几个菜拼在一起，对我这个刚刚从乡下来的土包子，算是从未见过的大餐了。

大餐之后是神聊。谈《九叶集》，谈诗人穆旦，谈复旦诗社的《诗垦地》，谈一个叫李泽厚的大学者新出的《美的历程》与《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这都没我的份，只好知趣地上床装睡。他们的神聊高深莫测，我竖起耳朵，眉毛皱得不成样子，还是一句不懂。

最后谈到将来的毕业分配。有打算去团中央的，有打算去新华社的，有打算去《人民日报》的，有打算留校继续读研究生的。最后一位语出惊人，说要回老家某中等城市。人问其故，答曰：“以我大学生的资格回当地，还不娶个一品的？你们净想攀高枝，那方面只能委屈喽！”

当年蔡元培执掌北大，首先让那些从京师大学堂转过来的太学生明白，大学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八十年代初这帮天之骄子或许还不太知道蔡元培，要说没出息也真没出息，满脑子净演着范进中举。路遥小说《人生》被当时大学生们奉为经典，就因为那种不无浪漫的难局，隐隐地可以供天之骄子们寄托一种幸福的愁怨。

我们这届也都是各地秀才，一方之望，将来升官发财，不仅是亲友的期许，自己心里多半也这么想。那时大学生很稀罕，众人高看，我们自己也当仁不让。同学之间彼此都把对方看作现在的才子和将来某处的候补官员，学习好坏不重要，顺利毕业，分配工作，占据要津，才是硬道理。

S同学刚来时很紧张，他偷偷告诉我，很怕万一犯错误或成绩不过关而被学校开除，做不成官了。但这种顾虑很快就自动消除，我们发现（也多亏高年级同学开导）应付考试其实极简单，如果不做特别的坏事情，谁都可以顺利毕业。

这样一来，学习就成了应付，刚建起“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的格局，很快缩成“宿舍”这一点。反正中文系嘛，可以拿一本小说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看几页。累了就和旁边同学聊两句，或到其他宿舍串门，找个要好的同学出去散散步，谈谈心。

同寝室一位运动健将，除了运动和“去上海”中心城区商业街采购衣物，大学四年基本就斜躺在床上看小说。杨绛翻译的《吉尔·布拉斯》和钱钟书的《围城》是他的最爱。毕竟是运动健将，这种极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竟丝毫不影响他的健康，跳下床来，仍然是全班最健美的男生之一，什么长期躺卧会损害肠胃、腰椎、颈椎之类的道理完全管不了他。

其实即使你想学，也学不到什么。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学术复兴，但这股上升期的精神气息还没有强劲地吹进大学。大学尚未及时调整步伐，跟上时代节拍。课程除了极个别的，其余大多数都缺乏吸引力，若专心听讲，反而倒胃口，还不如把听课当消遣，给教师们编编笑话，聊以自娱。

事后回想起来，别的不打紧，最遗憾的是在这种风气下，我本来可以获得实质性提高的英语竟然也被完美错过。那时精力充沛，记忆力还如高中时代一样超强，只觉得课堂讲授的内容很容易掌握，却不知学好英语，关键根本不在课堂，主要得靠课后练习，不断巩固，并尽可能拓展阅读，强化听力和口语。不能怪教“公共外语”的老师，上述道理他们苦口婆心不知说了多少遍，但中文系才子们全当耳边风。

八十年代初，我们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学生们走进大学，“文革”后最初几届最有思想的学长们刚刚毕业，他们不仅带走了成熟的热情与智慧，也使我们这些没有多少社会生活经验、直接从中学应试教育体制走出来的新一代大学生失去了精神接引。大学对于他们，是迅速进入社会意识形态核心的中转站；对于我们，却很可能是一个精心制造现代庸人的工厂。

浑浑噩噩中，我们竟无师自通，不等九十年代部分看破红尘的精英知识分子来教诲，便提前进入了“日常生活”，非常幸运地以自己主动追求的平庸，多少拒绝了这座巨大的工厂蓄意强加给我们的另一种平庸。

比如串门聊天。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却也其乐陶陶。闲聊着的大学生实在和乡下老妈子没什么两样，不过家长里短而已，不像现在的大学生，开口就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再就是看电视。整个班级几十名男生抱着某寝室一台黑白电视机，集体收看《上海滩》《霍元甲》，不时爆发出野兽般的吼叫。

Z同学常年茹素，面有菜色，但勤于锻炼，身手矫健。他很快就在五角场的地摊上给自己添置了一件黑色短袖T恤（前胸后背各印一只恶虎），一双黑色猪皮平跟鞋，一条将精瘦的屁股包得紧紧的直筒小喇叭裤，整天飘洒着自己精心修剪的一头长发，学着陈真、霍元甲的样子，在宿舍走廊练习他独家发明的“Z腿”，就是猛然侧转身体，金鸡独立，将另一条腿笔直踢过头顶的高度，保持数秒钟，再慢慢转圈，朝不同方向随意屈伸，如金蛇吐信。瘦弱温良如我辈，经常被当作“Z腿”的假想敌。

高年级看电视的方法就高级多了。中国女排世界杯决赛，他们是数男插着数女坐在一起，关了灯，两眼湿润，静静地看。自然是看重播。直播太火爆，没这个条件。

至于电影，五角场的“翔鹰”太贵。校内的“相辉堂”倒是每周一次，但因为便宜，经常一票难求。一部片子可以细细回味一个多星期，有点乡下“露天电影”的风味。那时候出了校门，整个五角场地区也确乎就是乡下。

校园里也有一些神童玩古典音乐和吉他之类。我在这方面很惭愧，只知道欣赏邓丽君，而且是被动熏染，即免费听室友放录音带，渐渐就上了瘾，不听难受。一个爱好古典文学特别倾心于神话研究的老夫子对我们这些邓迷反感透了，抗议几次无效，只好躲进蚊帐，生气地大摇其蒲扇。但我们很快发现，其蒲扇引起蚊帐的抖动，正是小邓的节拍。

平静的日子容易让人有天长日久的安稳之感，而一旦窥破这种安稳的虚假性，则又会生出贾宝玉式的人生无常、盛筵难再的悲哀。每逢寒暑假（更不用说学长们毕业离校），火车站上，轮船码头，执手相看，无语凝噎，孤帆（车）远影，洒泪而归，是经常上演的剧目。

那时没手机，没E-mail，没QQ，没MSN，更没微信。电话费又太贵。一旦分别，只能靠通信保持联系。但据说最多情的王同学，女友去了北京，两地书也只坚持了半年。

偶尔也有一些小小的风波。一静一动，正是平居之道。

五角场一家羊肉汤面馆，每到月底，总可以看见一堆堆银根紧缩的复旦学生聚在一起，满头大汗地吃面。但如果不过分挥霍，单靠一个月23元5角的助学金和困难补助，外加父母亲友的援助，到隔壁“梅林”去坐坐上海人所谓的“圆台面”，也并非不可能。

某日，某寝室七君子酒足饭饱，正要撤离，不料又上来好几道菜。大家也没多想，迅速各就各位，一顿大嚼，这才听到邻桌食客连声叫屈，原来服务员把他们的菜端给我们了。店家不依不饶，七君子却早已为了这一顿而囊空如洗。无奈，只好六君子留做人质，一君子急回宿舍，东挪西借，填了这窟窿，方得脱身。

经常有人提出换寝室，因与某室友不和，或喜欢上其他寝室的某同学，渴望及早晤谈一室，倾其怀抱。但这就影响周围人的利益，冲突于是在所难免。

某日，膀大腰圆的未来小说家L同学压住林黛玉型的未来诗人Z同学暴打，其状甚惨。诗人并不示弱，虽屈居胯下，犹能伸出鸡爪，给小说家胡乱整容一番。

又有一未来学者与一未来领导者，因细故变生不测，两人从室内打到室外，互相撕扯衣裳。因是夏日，没什么好撕的，到了走廊，已是全裸而战。当局者迷，拉架者也不得近身。此之谓酣战。该领导后来独当一面，数百人利益系于一身；该学者则握有多个重大科研项目，整天忙得脚不踮地，所出论著无算，但据说只有几个得意门生才能看懂。

至于彼小说家，自从在班级自办油印小报发表了一篇《玲玲表妹》而贻笑大方之后，遂愤然搁笔，毕业后先做记者，后下海经商，所积资金渐多。

彼诗人也颇谲诡，1990年代初借道非洲某小国，不投北美而奔南非，很快在那里站稳脚跟，经营起一家小型制造业工厂，雇员数百。某一年全班返校聚会，遍插茱萸，唯少此君，不免有同寝室夏同学深情忆旧，说此君在校，另有一绝，为大家所不晓，就是冬天早晨特别恋床，又不肯委屈肚子，便削尖眼光（此处恐有语病），从蚊帐的缝隙处望出去，一旦有拿饭碗的声响，就用近乎临终的声音哀求：“给我带两个馒头好吗？”

关于X君也有段子。某日，讲现代汉语的金老师为了解释同音异义字不能混淆，举例说明：某同学曾于中央食堂门口大书“失物招领”——“偶拾钱包一只，失主请留下‘贵趾’，将登门归还”。金老师说这位失主可能不敢从命，他固然想拿回钱包，但“贵趾”岂可随意“留下”？全班哗然。坐第一排的X君可能听得格外分明，也就特别兴奋，左手拍案叫绝犹嫌不足，右手下意识狠劲前推，书桌轰然倒地，正好砸在“‘趾’耶？‘址！’”乎的金老师的“贵趾”上。

我有一件事特别要感谢X君。那还是在开学初半个月校园军训期间，有一天练完正步走，他突然问我看过哪些古典文学名著？我从实招来，只看过半部《水浒》。他很严肃地说“那不算。看过《诗经》吗？”我感到被冒犯了，虽然不知《诗经》为何物，却随口答道“看过。”X君立即双目圆睁，继续追问“那你告诉我，《诗经》第一句是什么？”我彻底语塞。这次的教训终生难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道理好懂，实行却难。

回首往事，总喜欢来点美化，以光当前。这也是人之常情。整天将含手指出屁股的照片挂在外面，总归不雅。一说到大学生活，各种风雅之事充斥满纸，令未曾享受大学教育的同胞们神往不已，这也是此类回忆之作的常见风格。

但我搜索枯肠，竟无半点特别高雅的材料，能记住的全是一些谑而近虐的故事。

难道我们这一届陡然从紧张的高中进入宽松的大学，注定要变得轻佻，缺乏厚重沉稳之风？四年本科懵懵懂懂就过去了。经典没读几本。音乐至今不识简谱，遑论五线。没钱旅游，仅满足于在校园内外散步。偶尔去一趟上海城区，回来便诸多不适，甚至头痛发热。后来读韩少功《马桥词典》，才知道这叫“晕街”。找个角落和同样瘦弱的Y同学打打羽毛球，就算剧烈运动了。篮球、排球或足球场的风光向未领受。至于慕少艾而望望然远眺，谈理想而头脑空空，生性懦弱而不敢参加任何社团的竞选——其首脑聚会，运筹帷幄，开展活动，发布新闻，在我不啻收看新闻节目。

此外，就只剩下一堆明知无价值却总是那么顽固而新鲜的记忆的碎片了。

上哪儿去找一根金线，编织起这些碎片，使它们纵然没入尘埃，也还能发出微弱的非物质的闪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