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写下我们”的她说：我反抗唱衰文学
“这是我梦想中的时刻，把关于文学、关于人，关于历史和背后的情谊所反射的一小片光呈现出来。”与大学时代的恩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成为编辑之后的良师益友、《收获》杂志副主编钟红明，青年评论家、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同台，在建投书局举办的《必须写下我们》分享会上，青年作家、《收获》杂志编辑部副主任吴越说。
文学访谈集《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生》通过讲述作家们的故事，触碰每一个人“如何成为自己”的普遍困境。书中有与班宇、索南才让、双雪涛等同辈青年作家的深入交流，也有与托宾、金宇澄、阮义忠等国内外作家、艺术家的访谈、评论，以及作者的两篇非虚构写作代表作。
“采访者也很重要，在面对面的谈话中，被采访者愿意谈什么？一个有经验的被采访者会很容易说出幽默、熟练、让读者高兴的话，但要触碰到真正的问题，在谈话过程中谈出真正的问题，是考验采访者的。”张新颖形容，采访者要让被采访者产生信任感，关乎其人品，也关乎其能力，“吴越是一个比较尖锐、比较厉害的采访者，逼着被采访者去面对问题。或许双方都没有答案，共同把问题深入下去。这样的访谈与嘻嘻哈哈、博人一笑的短视频是不同的。”
吴越曾为文学记者，后为文学编辑，同时从事非虚构写作，谈到分享会主题“我们如何承接文学降临的那一刻”，她感慨，从如何发现作者，与作者沟通、打交道，到修改作品，是《收获》杂志，尤其是作为编辑前辈的钟红明“承接”住了她对文学这些具体的理解。钟红明则认为，吴越这一代文学编辑与传统编辑不同的是，他们保留了更多文学的痕迹，“过去作者跟编辑通信，现在或许是微信，在传统的编辑中，这些痕迹只留存于编辑与被编辑者之间，新一代留下了更多值得铭刻的记忆和碰撞。无论是作为编辑还是采访者，激发作者的表达，并记录下这些时刻，对文学而言，亦是珍贵的过程。”
吴越坦言，无论是做记者还是转行编辑或写作非虚构，都是出于“对人的好奇”，“做编辑相当于进入了文学的后台，不只看到台前的闪光，更能看到作者的痛苦、脆弱、摇摆……比如一位你接触了几年的作者突然成名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经历变化，主动或被动地产生身份的裂变，如何面对、进而挣脱这些身份的‘碎片’，重新找到自己。有时候选择在某个时点与一位认识已久的作者对话，就是想封存他在这个时刻的状态。”
很多人问过吴越《必须写下我们》的“我们”是谁，她最认同一位读者的评论“这些作家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就是每个人，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用不同的载体写下‘我们’，写下自己。”
分享会的四人都是文学从业者，如何辨识好的文学作品？李伟长说：“面对更年轻的声音，我更愿意说yes而不是no。我始终没有形成对文学固定的看法，打动我的就是能与作者产生的链接感。”比如如今广受认可的青年作家林棹，李伟长在她的文字中看到的是“自由”。“在文学行当这么多年始终没有厌倦，就是从文学中看到湿润、可以共情的部分”，钟红明说。张新颖看重“有意思”，“有意思才值得投入时间、精力乃至金钱。”
“我反抗唱衰文学。”80后吴越说，或许因为没有经历过文学最火热的年代，对如今文学的地位并没有感到不习惯，“文学处于相对偏僻之处，但永远在场。我为自己在文学行当中工作感到光荣。”她以收录在书中的非虚构作品《杂技四十年》表达写作观念：“杂技人把苦和难包裹在动作中，希望让观众看到趣味、温馨和美。写作者敲击着‘人’，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朝那个方向做出一些回应，或许就是时代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