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乡土现代化的文学赋形
一、当“村庄”成为主人公
“70后”代表作家乔叶的最新长篇小说《宝水》近37万字，500余页，读者握在手中自能感到沉甸甸的分量。小说封面晕染的淡彩村落、大地底色，以及莫言古拙雅致的书名题字，组合为直观而强烈的视觉印象。读罢全书，便能意会书籍的“面貌”与书中关怀故乡的精神内核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封面所见之村庄，乃登高俯视所得，令人想起书中第四章第4节“青山临黄河”中的描写，其中的一段话被摘于封底：宝水村所在的南太行，最平凡，也最美丽。（1）所有这些要素，都帮助读者发现，这是一部以村庄为主人公的小说，村庄拥有了自己的声音、面目与精魂，她是聚合天地经纬与人情世故的“完整宇宙”。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开篇即言：“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2）这一以20世纪40年代江南农村为基本原型的判断，放置于城市化、现代化的今天，虽有可调整之处，但对于理解中国社会与中国人仍有相当效力。《宝水》最吸引人的，正是这种扎根中国、源于基层的饱满生动的“乡土性”。而且，这种“乡土性”绝非遥远古老的“博物馆”/“标本”式的，而是从当代中国活生生的现实中萃取而出的。
萃取的结果，是塑造了复杂、立体、真实的宝水村形象。在小说中，宝水村既有着深厚的传统底蕴（比如，以九奶这样的“老人”为代表，引出农耕社会传统文化与革命历史传统的双重叙事），又努力向中国式现代化转型（比如，旅游业与新经营思维、使用抖音等最新传播方式等）；既有着明确的文化追求（比如，专家孟胡子所倡导、践行的文化乡建与村史馆的建立），又浓缩了当代政治经济结构（比如，对乡贤、乡干部与乡村治理方式的描写）；既承载着普遍的自然与民俗之美（涉及食物、节令、风俗、仪式、传说、方言等），又印刻着当下的时代社会信息，摸索出在城乡分化、城市化已带来诸多问题的现实环境下，宝水村的突围之道。这些面向的多重组合并非简单叠加，而是有机地化入村庄与人物的日常生活叙事中。
这种细致深入的理解方式，使得《宝水》既非浪漫化的乡村牧歌，也没有知识分子式的玄奥哲思与审判视角，（3）更不是从“美丽乡村”这个命题出发的概念化图解，而更近乎一部当代乡村的“百科全书”与生活画卷。（4）这也延续了乔叶一贯的创作特色与立场，即对生活经验的高度重视。如论者所述：“乔叶的文学，提供了对现实的直接经验和直观感受。突破了说教、理性的条框和固化而凸显了某种‘真实’、‘去伪’、智识障碍。”（5）得益于去除了“知见障”，《宝水》所呈现的乡村经验十分广阔，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而且既不避讳问题，更不吝啬对乡村的肯定。这无疑是对中国漫长的乡土文学叙事传统的某种突破，抑或集大成。以鲁迅为宗师的启蒙叙事，以沈从文为典范的“牧歌”叙事，抑或以赵树理为方向的翻身叙事，都有着不容忽视的成就，也各自承担起了时代命题。但这些传统并不完全适用于描写农村现代化的最新进展。《宝水》的突破，体现于一种“新的综合”，是对以往乡土叙事传统的创造性融合，并在其中找到了内在于乡村的视角，视乡村为真正的主体，进而有机会把握住其当代特质。
乔叶的创作谈也印证了以上的判断：“我想写有新特质的乡村，而牧歌式的，悲歌式的，审判式的，或者是隔着遥远的时间距离而把相对静止状态的乡村记忆放在过去时中去感叹的写作，虽然比较好把握，却也实在提不起我的兴致。”（6）从中也可以看出她以兴趣为驱动的创作方式。作为一名豫籍作家，她在《宝水》中继续书写自己熟悉的当代豫北乡村，集中笔力写出农村内在的、丰饶的、崭新的活力。而如此宏愿之所以能够实现，与她长期以来调研采风、跑村与泡村相结合的努力是断然分不开的。她在创作谈中对此作了清晰地说明：
自从有了想要写《宝水》的意念后，我到各地去采风时也特别注意去看乡村，我称之为“跑村”。走马观花地看个大面儿，可不就是跑么。当然，这跑主要针对那些距离遥远的地方，江西、甘肃、贵州等地的村庄都跑过，江南的包括浙江的萧山温州等地很富庶的村庄也跑过，河南的如豫东、豫西这些村庄也都跑过，领略到了因地制宜的多样气息。“泡村”则是比较专注地跟踪两三个村近年的变化，如豫南信阳的郝堂村、老家豫北太行山里的大南坡村和一斗水村等。“跑村”是横，“泡村”是纵。在“跑村”和“泡村”的纵横交织中，常常会感觉到既熟悉又陌生，因为扑面而来的气息就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7）
从这段自述可以看出，乔叶是带着高度自觉去观察新农村建设的，秉持着认真、敏感且极度敞开的学习姿态。其足迹所涉，具备地域与文化上的多样性，因而在视野上是相对开阔的。而主体高度投入式的创作路径，几乎也注定了她会选择家乡作为书写对象。也正是因为“亲密无间”，使得她能看到新与旧之间的复杂辩证，即“新中有旧，旧中有新”，以发展的眼光关注农村发展的阶段性、节奏感与复杂面貌。
《宝水》中写到的乡村旅游、文化乡建、大学生支教等，都与乔叶的采风经历有关。可以说，采风经历为这部小说注入了最结实、最禁得起推敲的价值基础。有研究者在梳理20世纪50—80年代民间文艺采风机制时指出：“采风促进了不同阶层和类型的知识的沟通与融合，进而产生超越乡土、沟通雅俗的新文艺形式。”（8）在此视角下，乔叶成为沟通城乡、融贯传统，并赋予当代农村最新经验以文学形式的中介或“使者”。
除去采风，她也查阅了大量资料与信息来辅助写作，“比如农村问题田野调查报告，民宿经营笔记，地方志，村庄志，老家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关于方言的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南太行修路的报道”。（9）以“采风”为方法，以资料为准备，孕育出《宝水》的特质与品格：去除“目的论”与先入之见的写作意识、开放包容的学习姿态、多元经验的优先地位、诚实的写作态度、关怀当下的创作路径……这些都使得“采风”这一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创作传统，得以在当代文学中继续结出硕果。
二、时空具体性与镜像结构
贺桂梅在分析赵树理的《三里湾》时，也曾指出这是一部以村庄为主人公的小说，理由是小说缺少中心人物，以事件组织叙事脉络，而“事件的诉求和目标都是呈现作为意义单位的村庄三里湾，可以说，小说的真正主人公事实上是三里湾这个空间/单位本身”。（10）贺桂梅在分析中尤其强调了《三里湾》对空间（家、村、社）与时间（一夜、一天、一月）的刻画。有趣的是，《宝水》同样聚焦于宝水村这个空间，也高度重视描写时间与空间，甫一开篇就对村庄的地理空间，亦即所有故事发生的“舞台”作了极其详尽的描绘。如乔叶所说：
作为山村，它分几个自然片？要有多少户人家？这些人家要走什么动线？村子周边有什么人文景点？都需反复斟酌。等决定了这些就基本决定了一年之内他们的故事脉络。（11）
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宝水村的地理人文细节，决定了一年中的故事脉络。于是在《宝水》开篇便可看到，出生于宝水村的老原邀请“我”（地青萍）去宝水村修养身心并帮助他照看民宿，带领刚入村的“我”走遍宝水的三大块，即西掌、东掌、中掌，小说主要人物伴随着地理空间的推移陆续登场——
到西掌就有了疏疏落落的房子。或许是一块一块的缘故，山里的房子给我的感觉像是方蛋糕。视线最舒服的小蛋糕都是石头房，即使是两层的也看着不高不大。石是青石，或青白，或青灰，或青黄，或青红，和山色浓浓淡淡的青是一个谱系，柔和得浑然一体。（12）
空旷了一小段路，房子又多起来，比西掌的更密。不用老原说也能猜到这是中掌。右前方一个院落明显要大一些，一根旗杆高高竖着，一看就是学校。（13）
不知转了几个小弯，又出现了房屋，只是不如中掌那样密集，这儿一家，那儿一家，朝阳一户，背阴一户，高一处，低一处，比西掌散落得还开一些，却也并不隔膜。（14）
这里罗列了小说对东掌、中掌、西掌的描述，寥寥数语，便可见出细节之丰赡详尽。读者收获沉浸式体验，视线仿佛随着地形的高低起伏而流转，空间感、色彩感、烟火气统统唾手可得，各归其位。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人物的“动线”都依托于这一地理格局，画出一幅详细的动线地图似乎也不在话下。“我”（地青萍）的视角，没有追求“零度写作”或自然主义的那种客观冷峻，也不是一般旅行者为了追寻奇观异景而兴致盎然的目光，而是在“土著”（老原）的带领下快速进入这座村庄的“里子”，初步了解各个人物性格及其人伦关系。正应了“一切景语皆情语”，在所有景物描写中都能感受到淡淡的却又真挚的感情。正是在这样的注视下，《宝水》记录了“我”从城里来到宝水村居住一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也见证了乡村生活疗愈“我”的全过程。
除去空间，小说中对时间的处理同样十分具体。小说的结构设计就是最直接的例证，共分四章：“冬—春”“春—夏”“夏—秋”“秋—冬”。同为“70后”代表作家的付秀莹，在其新作《野望》中以二十四节气架构全书。乔叶在《宝水》中则选择了更“自然”的时令节奏，即春夏秋冬，这也是宝水村与村民的生活节奏。连接符的存在，凸显了缓缓流淌而出的时间质感。在每一章里，节气、节日、物候变化都是生活故事展开的基础，这就令所有的故事都在人与自然交织的具体时空中展开，统统得以“落地”。
小说每章30小节，共120节，长度与结构十分均衡节制。小节标题都十分凝练、传神、生动（诸如“长客不是客”“扯云话”“维”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四个是重复的，即每章皆有一节名为“极小事”，仿若诗词的韵脚，纷至沓来的故事总能收束于此。整部小说就是由“极小事”滚动而成的，涉及村民的劳动、生意、家庭、婚丧嫁娶，等等。小说似乎有意挑战读者的耐心，不按照当代文学中最“有效”的情节剧模式推进，不依赖高情绪浓度与跌宕起伏的情节刺激争夺目光，而是靠连绵不绝的细节输出，一点点令读者浸润到日常生活情境中。日常、自然，是《宝水》的核心特色，更是一种“苦心经营的随便”，需要创作者对生活的潜心领会，需要在文学形式上精心拿捏。这“自然”当中包含着人生百味，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就会直击读者的心脏，唤起共情与代入感，令他们看见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喜怒哀乐。
宝水是小说的主人公，是具体的描写对象，但乔叶的野心还不止于此。她借助当代乡村现代化转型的故事，不只探讨了“当下”的新变，更关怀着亘古存在的故乡情结。“宝水”可以看作是作者重审故乡的启动机制，思考生存之根的某种原型。对应在小说形式设计上，也就可以理解为何会引入“宝水村—福田庄”这组镜像结构。“我”的故乡是距离宝水村不远的福田庄，在第四章第4节，写到“我”与老原在山顶眺望，老原问“我”有没有看到福田庄。“我”的心里怦然一动：“我当然没有看见福田庄，可其实我不是一直都在看见她么。宝水如镜，一直能让我看见她。”（15）一句话中重复三次“看见”，层层递进，足以说明“宝水如镜”并非虚言。在宝水一年来的经历，帮助“我”治好了失眠症，也脱离了城市生活，进入宝水村这种“准故乡”的生活情境/逻辑之中，进而逐渐理解故乡的含义。这是对“看见”的习得过程，也是一个历经世事沧桑的游子对故乡的再体认、再理解。
这样的镜像结构也从空间蔓延到人，宝水的九奶正是奶奶的某种镜像，“我”借由九奶，“看见”奶奶的过往，再次感受到远行亲人的温暖。这体现出镜像结构的必要性。为什么不能直接描写故乡，而是借离故乡不远的一座村庄来承载对故乡的感情呢？这番“曲线救国”，实则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情感经验的文学赋形。对于“70后”作家乔叶来说，她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经历非常有代表性，而她又何尝没有将自己的经历投身于小说创作中呢？对亲身经历着城乡分化、城市化的人们来说，故乡不再是传统恋地情结的对象，反而经常是异于城市逻辑，常常被指认为封建落后的存在。城乡流动被视为个人向上进取的路径，而穿越于城乡，也如同穿越于两套规则与话语之间，并非所有人都能对其中的艰辛与撕裂做到自洽。《宝水》正视了这样的生存难题。在“我”的理解中，父亲饱受“维人之苦”（“维人”是指对人脉资源的经营维护），并因为帮助村里人而丧命，“我”因此在不理解之外更增添了许多怨恨。而正是在宝水村一年的生活，“我”在人情世故的浸泡中，疏解了怨恨情绪，开始拥有在对错之外重新理解“另类逻辑”的能力。也就是说，“宝水村—福田庄”提供了合宜的距离感，为“看见”与理解创造了空间。经由视角与认知上的改变，故乡才真的变成文化认同上的故乡，成为摆脱不掉的“缘”。“我”的体验，道出了当下许多人的经验，因此比一味的故乡恋歌更具备真实性，也示范了一种重新认识故乡的可能性。
三、“既内且外”与性别视角
在宝水村一年的时空“切片”中，乔叶塑造了众多生动的人物形象，包括当地的行政班子、文化人与普通村民，也包括“外来者”孟胡子、实习大学生和“我”，等等。书中的这些人物个性鲜明，气韵生动，形象十分饱满。比如饶翔便称赞：“乡建专家孟胡子是《宝水》中重点书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崭新的人物形象。”（16）在新农村建设中涌现的新人形象，为这部小说注入强烈的当下气息与现实感，其他人物形象也彰显出现实的质地。但在众多人物形象中，尤其值得关注的，依旧是“我”这个连接城与乡、宝水村与福田庄的枢纽角色，依旧是这个被故乡与土地治愈的飘零者形象。换而言之，“我”是在不同时空间架起沟通机制的人物。
如前所述，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除去以“我”的目光详细记录乡村生活，如此设计还便于将书写延伸至“我”的多个梦境与心理剖白，将思考拓向意识的更深处。对“我”的设置很巧妙，职业是城里的报社记者，又是离宝水村不远的福田庄人，以外来者的身份来到宝水村生活。小说中有多处谈及内与外的问题，但这里的“外”，不是跟乡村非常隔的知识分子的那种“外”，也不是代表着先进理念的“外”，而是很亲近的“外”，因此能够“如水在水中”那般地理解乡村社会的“里子”、情感与逻辑。这尤其体现在大学生来支教受挫后，“我”既能理解村民，也能理解大学生，无法“站队”。可以说，小说所选择的正是“既内且外”“无法站队”的视角，因而才可能写出如此丰满的、具有内在力量的乡村形象，成为一部包纳万物的、“大地色”的小说。
“我”的设置，更是带出了上面谈及的“宝水村”与“福田庄”的对照。“我”对故乡态度转变的关键，就是在宝水村感受到的“地缘”与“血缘”，是在拉开一定距离的回望中逐渐“移情”的。“地缘与血缘”的命题，是“我”身处国外的女儿郝地（这个名字也体现了作者的用心）讲出来的。她引用了《乡土中国》里所说的籍贯是“血缘的空间投影”，（17）地缘是多样的，而血缘是唯一的。女儿问“我”老家是什么，“我”回答说老家是亲人，这是斩不断的。人老了，更离不开老家。
由此我们便能够理解书中的另一关键人物“九奶”为何会被设计成是老原的亲奶奶，为何她总是让“我”想起自己的奶奶。李蔚超有个有趣的发现：“如果说豫籍男性作家的根基是一个文学地理空间，延津、济源，那么乔叶看守住的是一个人，一个年老的女性，一个所有人的母亲，豫北乡下的奶奶，一种反复被重复的女人的命运，仿佛找到了她，女人便能自我解释了。”（19）九奶在《宝水》里是历史的讲述者，更是大地上的亲人。由此也可注意到小说所选择的女性叙述视角，从九奶/奶奶—“我”—郝地，构成一条女性传承的血缘脉络，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女史”，讲述了女性的境遇、欲望与行动。
九奶这一“地母”形象的人物贯穿全书，最终促成了“我”与老原的结合，见证了人与故乡的水乳交融。小说以九奶的喜丧作结，众人朝着九奶的棺木撒土，“噗，噗，噗，土和土亲吻的声音累积起来，敦厚而轻柔。我也抓起一把湿润的泥土，投向那个小小的棺木。在手触到土上的那一刻，我便明白方才不是错觉。这土，确实是暖的”。（20）“我”感受到土地的温度，寻找到生命的根，获得了创伤的疗愈，也结成了一个小共同体。这种女性获得疗愈的过程，虽不见得全然符合“女性独立”的现代女权话语，但无疑是在中国人的伦理世界与观念基础上做出的切实尝试。
由此也可以注意到，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意象是“灯”，第一章第1节为“落灯”，象征“我”在黑暗中孤独飘零的状态，因此才会失眠。到了第四章第11节，老原对我说：“你是灯，我是火。咱俩凑到一起，就是灯火。”（21）然后两人抱在一起。再到小说的最后一节，第四章第30节，名为“点灯”，这是过年敬神的仪式，却也是“我”生命状态的写照，终于有了“家”，心里生了“根”，生活有了烟火的热度。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上述所有观念性的内核，都必须依赖生动准确的语言来实现。言其准确，是指小说语言能够区分出不同的语言类型与关系层次。乔叶在创作谈中有很精当的总结：“土语方言，知识分子语言，因有四面八方的游客，他们的语言层次也要有所区分，向内和向外要有不同语感。”（22）读者在阅读中能体会到作者的匠心，大量方言对话（“扯云话”）的呈现，仿佛是有声的，冒着热气的，既还原了生活气息，延缓了阅读速度，又不至于构成障碍，反而增强了文学语言的绵长韵味，十分耐读。最厉害的是，小说以语言表达出熟人社会的人情微妙处、幽暗处，极富弹性与分寸。乔叶对此有着充分自觉：“对乡村诸多关系的重新辨析和审视：村民间的邻里关系，居住在繁华地段和偏远地段的村民间的关系，村民和村干部的关系，乡贤和村干部的关系，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需要再去认识和表达。”（23）正是有赖于如此细致的区分、体察与磨砺，小说才能写出生活的纹理，写出人的精气神，这与高度的语言自觉是密不可分的。总之，《宝水》凭借高度自觉的主题、结构、人物与语言设计，使得中国式乡土现代化的伟大变革收获了及时的、有分量的文学赋形。可以想见，变革不仅在脚下的土地发生，更将伴随着文学的力量，掀起每位读者内心深处的波澜。
注释：
（1）（12）—（15）（17）（18）（20）乔叶：《宝水》，第408、19、20、29、409、329、524、436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
（2）费孝通：《乡土本色》，《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第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3）李敬泽曾评价“乔叶不是知识分子”，李蔚超认为这一评价至关重要，并指出“二十一世纪之初开始创作的乔叶，非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主体位置深深植根在她的潜意识中。在她的全部作品中，保持着那种芜杂的、活力四射的、荷尔蒙勃发的精神。这是作家乔叶诞生的时代，她用文学记录了这个时代。”见李蔚超：《乔叶论》，《作品》2022年第7期。《宝水》依旧延续了这种非知识分子式的思考与表达方式。
（4）正如饶翔指出：“就整体而言，《宝水》追求的是‘风俗画’式的效果，作者选取了散点透视法来绘制这幅‘画’。叙事人‘我’在空间上不断移动的视点以及随着时间而变化的视角，构成了这幅‘散点图’。”饶翔：《乔叶〈宝水〉：一幅乡村振兴的风俗画》，《文艺报》2022年12月9日。
（5）（19）李蔚超：《乔叶论》，《作品》2022年第7期。
（6）（11）（21）（22）（23）乔叶：《贴合乡村的骨骼去生长》，《文学报》2022年10月13日。
（7）乔叶：《这是我迄今为止写得最耐心的一部长篇小说》，《中国妇女报》2022年12月27日。
（8）祝鹏程：《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生产机制的采风》，《文学评论》2022年第5期。
（9）舒晋瑜：《乔叶：永远保持诚实的写作态度》，《中华读书报》2022年12月30日。
（10）贺桂梅：《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第142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
（16）饶翔：《乔叶〈宝水〉：一幅乡村振兴的风俗画》，《文艺报》2022年1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