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少时多牢骚，一些小河沟，往往也被视为心中天堑。少年本就是一具盛放酵母菌的容器，极易把些许孤寂、困惑、不如意，发酵为昏天暗地，发酵为彻骨之寒，发酵为走投无路。二十三岁之前，我不止一次抱怨命运的不公，用矫情的句子诉说自己的委屈。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辛弃疾说得真是透彻啊。那时候，我尚混迹于一座稍大的城市，愁的是工作的无所依附和生活的颠沛流离。后来发现自己并不具备深扎混凝土的能力，便决定沿着自己的来路，退守到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县城。这样一待就是十多年，坎坷与牢骚早已烟消云散，新的困顿却又找上门来，尽管有所变异，但好像依然未脱离矫情—我觉得自己就是身负无期徒刑的囚徒，而县城则是没有围墙的监狱。

说来很牵强，我是在一次偶然事件中发现自己的处境的—那只误入居室的鸟雀为了重返天空，一次次展翼撞向透明玻璃，撞向坚硬的虚空，却又一次次毫无防备地遭受拦截，遭受让它疼痛的厄运，直至它终于屈服，不再理会天空里的事。与那只鸟雀略有不同，我是被命运驱回这座县城的，在小城易安，但“安”这个词往往意味着固定、一成不变，这座县城虽给了我生活的安全感，但也平息了我内心的汹涌波涛。县城虽无围墙，但心里却有防线，这些无形的玻璃，以覆压之势告诫我不要总是想着逾矩，那是个危险的火苗，很容易引火自焚。于是我遵从教诲规规矩矩地活着，每日无非是从县城的这个监室，走到县城的那个监室。说好听点这叫规律，其实只是重复性的消耗动作而已—我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洗刷完毕后下楼去农贸市场买菜，在路边喝一碗糁或回家喝一碗昨晚剩下的稀饭，便骑着电瓶车去上班。上午处理信息、材料，中午在单位食堂就餐，下午再去应付各类报表。晚上回到家，做饭、洗衣、看娃，忙忙碌碌，等孩子睡去，已是深夜十一点。日子不断重复着，便会对时间的刻度产生错觉，一直觉得它停滞于某处，直到某一日，被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晃了一下，才惊觉自己早已从二十啷当奔过了而立之年，眼看就要触摸到不惑的面门了。

有时候也会想，只要过得舒坦，即便是监狱，我也愿意将牢底坐穿。然而我发现，这样看似简单的期冀，可能是一种奢望—这些年，我一直尝试用县城自有的方式进入县城，可每次都会被某种力量推出融合区域。譬如，那段热衷于接触各种圈子的经历。

我曾尝试混迹于酒场饭局。鄙地产的酒，那位被誉为“诗仙”的酒徒用绝句夸赞过，酒借诗运，长盛不衰。虽说县城是酒场的温床，但纯粹为酒赴宴者少，大多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个局长、那个主任，这个亲兄、那个老弟，你提我让，你来我挡，推杯换盏间，一些名利就有了由头和眉目。作为陪衬角色，我这个小职员一会儿被他们称为科长，一会儿又被他们唤作主任，起先我还连连否认，经历稍多，发现他们对谁都这样称呼之后，便也不做否认了。我对酒精过敏，即便喝一点儿，也会皮肤瘙痒难耐，烧得肠胃整宿难受，因此便不多饮，但这又往往被视为对其他人的不恭，从而成为众矢之的，他们总是以那位著名酒徒为例，说诗仙“斗酒诗百篇”，你一个码字的后辈，怎么能违背圣贤的规矩？更有甚者，以如簧巧舌相逼，仿佛不饮尽杯中酒，便罪大恶极。县城酒场的规矩甚多，若不深谙此道，难免出糗，有一次我给座上客倒酒，酒水沿着微倾的杯壁下滑，其中一人便不高兴了，训斥我说这是“杯壁（卑鄙）下流”。

都说文艺不分家，因为喜欢写东西的缘故，我侥幸认识了几位书画家。小县城“卧虎藏龙”，你永远都弄不清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角角落落，会藏着多么“卓越”的艺术“大师”。这些“大师”名片上写满了以“国际”“华夏”“中华”等字眼打头的名衔，我在古玩市场闲逛时，就遇见一个，他在盲道上摆了张桌子，桌子左面摆着名片及证书，右面则陈着笔墨纸砚。那日他当场作书，一平尺要卖五十元，尽管这与他宣传册上标的三千的价格悬殊，却依然无人问津，看来县城居民的艺术修养还有待提高。巧的是，我居然从显示他荣誉的证书上发现了两个国字号的艺术组织，它们都曾位列于前不久刚被民政部门曝光的非法协会名录。

经历这些后，我对所谓的圈子死了心，退回到自己单调的生活中。无声地退出，并非不告而别那么简单，对曾经的同伙而言，它意味着割袍，意味着背叛。背叛之人不可恕，于是，我再一次被县城排斥在了县城之外，被人群排斥在了人群之外；乏味之人不可交，于是，我再一次被县城遗弃在了县城之中，被人群遗弃在了人群之中。

（二）

与大中型城市相比，因为地理上的窄小，县城人际关系更为集中且复杂，家族姻亲、同学同僚，关系盘根错节，对多数人而言，就算是与大街上任意一人攀谈，顺着他的关系链条往下捋，不出三个节点，总会蹦出一个与你产生交集的熟人。但我显然不属于“多数人”，在县城，只有同事和几个高中同学，我几乎举目无亲。有时候，我会想起一些不在身边的人，并期盼他们在路过这座县城时，给我打个招呼。他们之中，定居或漂泊在外的同学居多。

这座县城最大的变化是在年关。年关，县城处处张灯结彩，各色店铺一改往日风情，纷纷播放着烘托节日气氛的歌曲，平时安静的小城，一下子喧嚣了起来。街道上的车辆也多了起来，车一多路就容易堵，往常从城西到城东只有十多分钟的路程，这时候往往要半个小时。多出来的车辆，一半来自乡村，大多是趁着年节举家来县城游玩的；另一半则主要来自江浙沪的一、二线城市。本县号称蔬菜大县，支撑这副门面的，是每年产出的五百多万吨蔬菜，全县有五六十万人从事与蔬菜相关的种植、运输、售卖等工作，其中又有二三十万人常年散布于南方各地。这些人靠蔬菜发了家，便在异乡买了车、购了房，平时很少回来。但春节却是个例外—每年随着春节的来临，他们的故土情结便会聚涌，如他们兜售的反季节蔬菜一般，他们似反季节飞行的候鸟，纷纷捋着故乡以团圆之名抛出的丝线返回。

那些驾车还乡的人中，隐藏着我零星的同学。准确地说，是我的高中同学—高中之前，我一直在偏远的北部乡村就读，直到十六岁才踏足县城，与那些来自南部蔬菜大镇的同龄人同班就读，直至毕业之后飘零四方。时至今日，“子承父业”这个词依旧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就如我那些来自蔬菜大镇的同学，毕业之后，他们大多选择随父母或其他长辈去了南方发展。

毕业时，我们就曾商定以后要借着春节一年一聚，前些年也一直遵守着这个约定。徐永华是促成聚会的灵魂人物，几乎每年都是他提前在班级QQ群或微信群里张罗。他高中毕业后便在舅舅开的运输公司里做事，将本地蔬菜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在底层历练了几年后，便常驻上海，帮着自己的表哥打理与几个农贸市场的业务，据说干得很不错。

我们的聚会地点始终固定于同一家KTV。它曾经是全县最繁华的娱乐场所，十多年前我们毕业的那个夏天，全班人曾在那里作别。十多年过去了，县城里更为高档的KTV已经开了数家，它居然还苟延残喘地存活于新兴力量的轮番围剿中。在提前订好的KTV大包间里，二十多人虽说是一个集体，但总是会被各种主观或客观的因素分割为几个小团伙，与上学时一样；大家互留号码，互诉衷肠，竞相飙歌，与上一次聚会一样。当年为了同一个女生互殴的情敌早已和好，共唱《兄弟抱一下》；当年因爱生恨以分手告终的情侣早已释然，互相开起了玩笑—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但一切又似乎显得太过美好。这往往是上半场的场景，到了下半场，或许只是因为一句话、一个动作，整场的气氛就变了。有一年聚会，一位创业的同学与一位从政的同学聊着聊着就动起了手，我们分成两拨，一拨拉这个，一拨劝那个，这才没出大事，自然聚会也就变得索然无味了，只得草草收场。与那些久居异地的同学一起聊天，我偶尔会冒出自己已与社会脱节的想法。他们聊到北上广深房价的差别，聊到青岛与厦门海滨浴场的不同，聊到我从未听说过的奢侈品牌新出的衣饰，这让我无从插嘴。虽然一直坐在他们中间，但我却觉得，我其实是个局外人。当然，有时候他们也会主动与我攀谈，向我打听县城里的某件传闻或某个与我关系稍近的同学的秘事，看能否从我口中掏出更为劲爆的猛料来，而我却总是让他们失望。

偶尔也会聊起早逝的同学。我们不过三十多岁，单纯从年龄上看，似乎“死亡”这个词并不能对我们产生威胁，然而，生老病死从来都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概念上的终点有时会选择任意一个不属于它的节点贸然出场，直截了当地掐断你原本该从容前行的漫长旅途，而你却连辩驳的机会都没有。事实上，我们同学中已有多位英年早逝了。有一位女同学一直在做北漂，去年听说死在了北京的出租屋里，而在前年聚会时，她还与大家有说有笑，此刻大家聊起她，不免一阵唏嘘。还有我的室友常乐，数年前他骑着摩托车往家里赶时，被经过的车辆撞飞了，肇事车逃逸，把他遗弃在道路之上。常乐常乐，常安常乐，常常安乐，他父母给他取的好名字，终未给他带来好命运。

任何聚会到最后，无非一片狼藉。到第七八年的时候吧，心照不宣地，大家开始以各种理由推托，初时徐永华还极力劝说大家尽量排除困难，后来请假的人越来越多，他也就不再勉强了。然而作为为数不多的常驻县城的人之一，无论还剩下几人团聚，在同学们看来我都没有理由缺席，地主的身份让我拿不到任何豁免权。直到2019年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开始流行，我们延续十余年的聚会传统就势取消了。自此之后，班级群里再无一人重提聚会之事。

我骑着电瓶车从那家日渐潦倒的KTV门前经过时，偶尔会想起聚会的场景，想起那些清晰或模糊、生动或呆板的面孔。这么长时间不见了，还真有些想念他们呢。

（三）

老家的亲朋偶尔也会联系我。

我所在的县城，距离父母生活的地方不过六七十里，因此我算不上漂泊在异乡，但在心理上，我的确又感受到了远—我已经从那座村落走了出去，在另一个地方娶妻生子，用自己的躯体承受着生活的轻与重。因为一直在外求学和生活，村里的许多长辈都已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那些小辈，要不是看到我与父母同行而猜到我的身份，他们便会始终对我报以警惕的目光。稀里糊涂地，我就这样沦为老家的外人，老家已经没有我的位置，我的名字以及我这个人，已经被那片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的人有意或无意地删除了。

我读过一些作家书写故乡的文章，他们更多的是赞美，是怀念。不能说情感不真挚，但是我总觉得许多文章在着力于美化事业的同时，也掩盖了这片土地上真实的人和事。同为写作者，我这么说并不代表自己就是清白的，事实上我怀揣着另一种恶—我越来越像一个客人了，每次都匆匆地去又匆匆地回，在滞留期，我无意或者有意地从父母和亲友那里收集着发生于这片土地的故事，并带着它们逃离这里，将它们添油加醋地搬到了纸上。然而，故事里人的命运，我永远搬不走，他们留在那片土地上，经历着该经历的，忍受着该忍受的，实在忍受不了，就哭喊，就咒骂，就自戕，用最简单也最愚笨的方式，面对最难解的困境。

网络上有人调侃敝地对于官的推崇，说月俸三四千的公职人员，其社会地位往往是月入上万的自由职业者所无法企及的，说丈母娘选女婿首先要看是不是公务员……这些调侃虽刻薄了些，但也并非无稽之谈。或许正因如此，当老家的一些亲朋知道我在某个机关单位上班时，对我表现出了过分的热情。在他们看来，我这是当官了。

有一年，亲戚A带着自己高中毕业的儿子小飞找到我，说小飞想到某个单位当临时工，拿出一万块钱，托我疏通疏通。他真是高看我了，我自觉没有那个能力，摆手拒绝了。我没有那个能力，不代表别人没有。春节回老家，大年初一见到了小飞，他穿着一身带有那个单位标志的制服，挨家给本族长辈磕头拜年，见到我，便提前绕道而去。

小学同学B也来找过我几次。他在老家建了一家养殖场，但因为占地和污染问题，与乡邻多有摩擦，互不相让。一位乡邻气不过，向职能部门投诉了他，职能部门对他进行了相应的惩戒，但他认为是因为自己上面没有熟人，才被人欺负了，便找到我，希望通过我结识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我的确认识那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但只有工作上的联系，况且整个事件的过错方的确是我的这位同学，便未答应。同学B因此与我结了仇，通过我们共同的同学递话，从此恩断义绝。

这些年一旦有远亲和近邻住进了县城的各家医院，父母都会让我代为探望。2018年的某个夏日，接到父母的电话，他们命我去县里的某家医院看望一位住院的亲戚，这位亲戚得了我们老家称为“孬病”的癌症，刚做完手术不久。输入父母给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我自报家门，说是某某的儿子，他们才知道我是谁。在病房里，亲戚的儿子热情地招呼我坐下，不提病人的病情，却向我提起了医疗费，想让我找医院管事的说说，能不能在报销的基础上再减免一些。对此，我自然又无能为力。表明态度之后，气氛便尴尬了起来，我只能找个借口，留下二百块钱就开溜了。

我不知道是社会问题还是个人原因，这些年里，一些乡亲似乎正借助老家的招牌和帮忙的名义，有意或无意地驱使我去反哺，涉学、涉工、涉医、涉法……他们的需求五花八门。那些生活于故土之上的亲友啊，他们总是对我寄予厚望，当他们最终发现我其实是那么无能时，便渐渐失望。

说到底，他们不该将那些合理和不合理的诉求抛给自己的同类啊—我只是一个为稻粱谋的小职员，与他们并无二致。我们本就生活于同一片天空之下、同一方大地之上，忙忙碌碌如蚁，慌慌张张似犬，此身微眇。

（四）

单独说说顾云志。我与顾云志是初中和高中同学，之间还存在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倘若我们不是同学，这种血缘关系便是纤弱的，近于无，或许我们连彼此认识的机会都没有，只是在一些共同参与的红白喜事上打个照面，各尽着自己的本分而已。然而作为同学，因为朝夕相处，便加固了亲戚的链条。按照辈分，他该喊我叔，但事实上，这种称呼只是其他亲戚在场时不得不掩人耳目的叫法，平日里，我们哥们儿相称。我们并不觉得这有失体统，体统这玩意儿，是死规矩，专为禁锢人性而设。

虽说是初中同学，但并不同班，所以初中阶段我们是一对互不干扰的平行线。真正的友谊发轫于高一—不约而同地，我们考进了同一所高中；一千多个新生，被随机分配到二十多个班级，我们居然被分到了一班；一个班里有四十多个学生，班主任又偏偏将我们安排在了一张课桌上。这一个接着一个的巧合就这样把我们俩捆绑在了一起。现在回想，其实那些巧合并不足以持续支撑我们多年的友谊，支撑我们友谊的是我们共同的爱好：文学。他是书痴，是校门口书摊的常客，盗版的《复活》《巴黎圣母院》《白鹿原》《老人与海》等，以及过期的《十月》《当代》《人民文学》《散文》等均被他断断续续地购了回来，我则是近水楼台，没花一分钱就饱览了诸多文学书籍。他喜欢海子和布罗茨基，立志当诗人，写下许多在我看来特别漂亮的句子，但在高二分流时，他却进了美术速成班。他对我说，这叫曲线救国，只有考入大学，才有更多时间阅读和创作。

那时候，《摩托日记》风靡一时，催生了一大批穿着印有切·格瓦拉戴贝雷帽的头像的T恤衫的文艺青年。那时候“文艺青年”还是个褒义词，是不羁的象征，与矫情和做作几乎没有瓜葛。与现在世界同步的5G时代不同，那时候，许多风潮从大都市兴起，刮来刮去很久之后，才刮到小县城。尽管《摩托日记》早已上映，但当我们从县城音像店里看到新进的盗版碟片时，已是一年多以后了，在此之前，我们是从过期的刊物上读到关于这部影片的推介性评论的。云志买了盗版碟片，等到放假的时候喊我一起去他家里看，一上午，我们看了两遍。南美旅程如何影响了切·格瓦拉的世界观，切·格瓦拉就如何开拓了我们的视野；革命热情怎样在切·格瓦拉的心中沸腾，切·格瓦拉的形象就如何在我们的心中闪耀。那时的我们真是浅薄而真诚啊—在澎湃心潮的遮蔽下，我们的目光掠过苦难，视线只发现了美。崎岖的山路是美的，黄昏的大野是美的，民族的风情是美的。美让我们于无言中战栗，我们需要经历类似的一次对美的追寻，俘虏美并揭开美的奥秘，以消解内心的震撼。在云志的提议下，我们决定像切·格瓦拉和他的同伴一样，投身于一次伟大的历练。

这次伟大的历练是在高考结束后实施的。我们没有广袤的南美腹地，只能借助目光将胸中丘壑聚焦于一条河流的躯体；我们没有突突排着尾气的摩托车，只能将信任交付两辆笨重的大金鹿自行车。现在通过卫星地图，便能清晰地看到，自我们村沿着河岸溯源而上，我们最终会到达位于邻县的一处山谷。然而那时候，对于这条河上游的轨迹，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它自我们村向东汇入一条宽阔一些的河流，流经镇子，再接纳一些细流的汇入，以护城河的名义揽着县城华丽的身子揩一下油，便继续向前，直至汇入沂河，汇入黄海。

在计划尚未实施以及实施的初始阶段，一股莫名的热血始终支撑着我们，尤其是云志，如开光般，他将新买的记事本端放于河岸的台阶上，又将新买的圆珠笔端放于记事本上，后退一步站定，带着我于庄严肃穆中向着它们鞠了一躬。如今当我回想这些细节的时候，不免感到脸红耳热，但那时候，我们俩谁会怀疑对方的真诚呢？

我们骑行于河岸外侧的乡间道路上，时不时将脖子扭向内侧的河流，观察着河流表面以及周边的一举一动。每当遇到垂钓者、浣衣人以及记载着村庄由来的石碑，我们就会停下来，向有生命的人与无生命的物打探关于河流的秘事。在距离我们的出发地十余里的地方，因为要去对岸的泉眼处饮水，我们在牧羊老者的指引下，穿过了一座小石桥，并于脚下几块巨大的桥石上发现了一些繁体文字。因为风吹日晒，因为人畜磨砺，许多字已经被打磨光滑，看不清了，但依然保留着一些勉强可以辨识的文字。牧羊老者告诉我们，这些承载文字的桥石，原本是一位举人及其族人的墓碑，在特殊时代被推倒后，做了修桥的材料，筑桥者希望能用这种方式世世代代将他们踩在脚下。沿途所遇，均被云志记录了下来。他那么兴奋，甚至告诉我，这必将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考察，它将催生出一部划时代的经典作品，催生出一位卓越的文学大家。他说许多年后，这本日记会是不朽的见证，文学界将会奉为圭臬。他记得那样认真，字体那么工整，仿佛一旦潦草，便是对河流、文学以及我们自己的亵渎。

然而我们终未完成这次考察。《摩托日记》里，切·格瓦拉的摩托车中途报废，他们只能靠搭便车完成剩下的旅程。我们的自行车虽未出故障，但其他的因素却逼迫我们选择了放弃。在距离出发地五十多里的地方，越来越纤细的阡陌，终于被芦苇丛截断了，想要继续前行，我们必须穿过它们或绕道而行。那时候，夕阳已经坠入前山背后，淡淡夜色正在聚拢，我们站在大片的芦苇丛前沉默不语，只有风吹拂芦苇的声音塞满了虚空。云志弯腰捡起一枚石子，赌气般朝着芦苇丛掷去，无数只鸟雀就如被大地赌气般投出的石子，纷纷向着天空攀爬继而散落，我们俩因此受了惊，拽着车把，慌慌张张地向后奔去，累得气喘吁吁才停下。我们一人靠在一棵柳树上，继续沉默，只有喘息如风吹般呼哧作响。最后，是我打破了沉默，向云志提议，这次就算了，我们下次再来。是我选择了放弃，而不是云志。或许云志也需要这样一个台阶，短暂沉默之后，他应允了我的提议，并对我的放弃口头讽刺了几句。虽是原路返回，夜幕之下的小路走起来却并不轻松，在夜色的驱赶下，我们狼狈而逃，一路上摔了好几个跟头，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幸好，我们的家人都误以为我们在对方家玩耍，并未多问什么。这次失败的经历告诉我，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当伟人，万不可妄议历史上的那些失败者。我不知道顾云志得到了什么启示，但我知道，他一定比我收获更多。

那年的夏天真是安逸啊，除了那次半途而废的考察，我与云志还一起去钓鱼，一起窝在他家里看碟片，一起骑车到镇子上的网吧上网，直至他拿着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踏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直至我揣着职业技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坐上了去往邻市的客车。高中毕业后的许多年里，趁着春节假期，我们那一届毕业生组织了很多场聚会，云志却从不参加，但总会抽时间与我单独会面。我刚在县城买房但未结婚的那几年，漂在京城的他每次回来，我的房子就成了他的中转站，他从县城汽车站直奔我家，与我通宵畅聊后，第二日才坐客车回老家。如果时间充裕，回京之前，他也总是在我这里住一晚。我们各自经历着生活中该经历的和不该经历的，却很少用通信工具隔空交流，因此，相聚成了我们俩宽慰彼此的最佳方式。也只有在相聚时，我们才能真正毫无顾忌地倾吐一段时期里的所遇所感。

这些年，他干过推销员、快递员和房产中介，也曾短暂陷入传销组织。为了生计，他甚至还一直在当枪手—自己辛苦撰写的剧本，在电视上播放时却署着别人的名字。我对此愤愤不平，他却并不怎么在意，且告诉我，他的名字只属于诗，即便有机会，他也不会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蹩脚的电视剧上。“只是为了一块面包。”他用蹩脚的普通话说完，愣了一下，想起是在与我交谈，才用方言重复：“只是为了一张煎饼。”我们便都笑了。我后来专门找来那几部电视剧看，故事情节都不怎么复杂，场景的气氛渲染却始终存在，让人想起侯孝贤。而侯孝贤，正是云志最为认同的华语影视导演。他依然那么爱读书，爱跟我谈论俄罗斯的白银时代、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以及美国的“垮掉的一代”。每次他翻开乱糟糟的背包，里面必躺着一本带有折页的书，有些甚至有数十处折痕，显然不知已被他读过多少遍，是与他朝夕相处的宝贝。但他对我又总是那么慷慨，经常把这些书交到我手上。我的书架上，《树上的男爵》《看不见的城市》《小径分岔的花园》《哈扎尔辞典》这些书籍，皆是他馈赠的。与他谈论文学，总让我战战兢兢—他总是嘲笑我在报刊上发表的那些东西空有矫情却无才气，我虽难堪却无法反驳，因为他的看法总是一针见血。

2019年秋天，云志的祖母过世了。云志的父母属于我们这一带最早出去打工的那批人，他小时候跟着祖母过，与祖母的感情甚于与父母的。这位老人正是连接着我们微乎其微的亲缘关系的人，如今她虽已走远，我和云志的感情却以非亲缘但更为牢固的关系延续了下来。云志处理完祖母丧事的第四日，我开车送他去汽车站，在此之前的一天，他父母便匆匆回到了南方的某座城市。云志告诉我，他父母让他过年去往南方的那座城市团聚，他们已经用积蓄在那座城市买下了一套房子，正准备迁户口。他说以后再回老家，便只是想回来见见我了。背倚车站围栏，我们各自于沉默中抽完了一支烟，便挥手告别了。这两年，云志一直说想回来，却一直未成行。而我也一直期待着，无论他是衣锦还乡，还是落魄归来。

写完以上这些文字，蹦出的第一个念头竟是：若是云志看到了，会不会又嘲笑我矫情。不知自己是怎么想的，心一横，竟真的将这些文字发给了他。不多时，他给我打来了电话，却并未臧否这些文字。他只是提到了那年夏天那次失败的游历。真是遗憾啊，他说。

（五）

有些词是不能具象化和确指的，譬如“远方”。宁夏、广东、湖北、四川……从地理上看，这些词所囊括的区域，都可谓是我的远方，然而当“远方”这个词与它们中的任意一个构成对等关系后，便显得干瘪且沉重了。远方，它只适合朦胧似纱，只适合温润如玉，只适合搁在心里，唯有这样，“远方”才是个撩人的词。

在县城生活的这十多年里，我不止一次萌生了离开的想法，然而冷静下来后，我发现这纯粹是少年情怀后遗症在作祟。事实上，我发现自己已经走不动了—我并非独属于自己的完整个体，而是多个担负不同职责的碎片的聚合物，身为儿子的碎片、身为丈夫的碎片、身为父亲的碎片……虽然它们数目多，但都是我的唯一，对我来说同等重要。时日渐长，牵绊我的人物和事物便越来越多，他们如绳索将我越捆越紧。他们将我捆绑于我应该待着的地方，誓要榨尽我所有的剩余价值。

最近一次萌生离开的想法，是儿子出生后不久，但起因却与以往不同。那段时间，我更为深刻地明白了金钱的重要性。同学春明在杭州的一家大型货运公司上班，老板是他亲戚，我给他打电话，说明了自己的窘境，问他那边能不能收留我。没想到之前一直有意或无意吹嘘自己薪酬的他，却劝起我来，并大倒苦水，最后，反而是我劝慰起他来。这番交谈让我畏惧了，我打了退堂鼓，从此不再提“远方”。励志书上说，一个人要始终拥有随时离开的能力和说走就走的洒脱，很遗憾，我发现这两种我都不具备。就这样，我一直滞留于这座县城，如悬在低空的风筝，既不能凌空而去，也不能安稳落地。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际遇早就给我们分配好了该度过的时间和该跋涉的轨迹，更多的时候，生活中是没有意外发生的。

有一次与顾云志闲聊，他竟也破天荒地矫情了一次。他说对他们这些漂泊之人而言，县城既是一座去往昨日的中转站，也是一颗藏于心头的启明星，而驻守于县城的人，便是车站里的守护者和暗夜里的点灯人；他说，只要想到有座县城还可以回去，有个交心的人还住在县城，心就有了落脚点。尽管这可能只是他的宽慰之词，我心里还是不免有些感动。某一刻，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我其实早已与这座县城密不可分了，只是自己一直没有发现。

……

选自《百花洲》2023年第5期

【刘星元，男，1987年生，山东临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十月》《天涯》《花城》《钟山》《清明》《百花洲》《作品》《红岩》《雨花》《散文》等，散文集《尘与光》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获滇池文学奖、齐鲁散文奖、万松浦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