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曹军庆，生于1962年，现居武汉。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花城》等刊物发表小说300余万字，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多次转载。出版有长篇小说《魔气》《影子大厦》，中短篇小说集《雨水》《越狱》《24小说》《向影子射击》等。曾获十月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湖北文学奖、屈原文艺奖、储吉旺文学大奖等。

一

我是水泥厂破产后的一个异类，另一个异类是谭伟林，当然我不能跟他比。我跟他比什么呢，他在天上，我在地下。说实话我现在只是个网络写手，勉勉强强以写作为生，同事们嘲笑我，说我早晚会饿死。我已经好多年没回唐县，先在西藏待了段时间，想写本小书《锡金传》。锡金是我国西藏与印度间的蕞尔小国，后被印度吞并，成了印度的一个邦。金庸小说有个人物慕容复，终生理想就是复国，我想写锡金国一名王室成员，虽流落外邦，也梦想着复国。英雄末路，此类人物身上都有先天性悲剧气质，令人窒息地着迷。我在西藏漫游期间，得不到任何线索，到图书馆翻阅资料，读到一些史料典籍，但远远不够。《锡金传》写了开头，差不多八分之一就扔下了。随后我又去澳门，另起炉灶写《澳门，澳门》，澳门有许多命运古怪的赌客义人。我去西藏前，听说唐县一些有钱的头面人物，经常组团去澳门，他们在唐县也赌博，但是对唐县赌局深表怀疑和不屑，总有人出千作弊，他们宁愿相信澳门赌博更公平。结果我想象中命运古怪的赌客义人，没有在澳门赌场和街头被我遇见，那本《澳门，澳门》，写了三分之一也写不下去了。两本半途而废的书就像建筑业烂尾楼，工业流水线上的半成品毛坯，看着扎眼，恼火的是我还在澳门输了钱。这期间我开始想明白一个道理，我虽然没有在西藏寻访到锡金国的王室后人，但可以在《锡金传》里写某个王室成员。同样的道理，我虽然没有在澳门街头遇见赌客义人，但可以在《澳门，澳门》里写赌客义人。我回到唐县，说不定在老家在远离那些人的地方，还能把两本书写出来，哪怕只完成其中一本。再不干活，再不出书，没准我真会饿死。

唐县是让我失望的地方，也是一个令我困惑不解的地方，这大概是我不愿回去的原因。县城里有条河流穿城而过，叫府河，河上有座府河大桥，在大桥东侧桥头附近，我回来时忽然发现新冒出了一座公园，公园名字叫“桥头公园”，面积很大，几乎覆盖了整个唐县水泥厂。这个地段寸土寸金，若开发房地产，无疑万众瞩目，黄金楼盘亲水平台皇家水景房，营销宣传怎么说都不为过，现在却建了桥头公园。曾经风光无限的龙头企业，瞬间变成休闲公园，不是工厂遗址，不是遗址博物馆，没有了工厂，没有了残留的断垣颓壁。桥头公园非常干净，种了树，花草，小径回廊假山，以前的厂房、车间、机器、道路、烟囱、货车、人流不留一丝痕迹。明明是水泥厂遗址，却看不到遗迹；明明是水泥厂坟场，却看不到吊唁者。水泥厂在哪里，那些还活着的水泥厂工人又在哪里，我只看到花团锦簇，此处的工业文明，已经被彼处的公园文明掩埋了。

桥头公园刚建成，清静，游人不多。

我每天在里面盘桓很久，水泥厂是我工作过的地方，在青草树木花卉里面，我想象着从前的水泥厂，它就沉睡在公园下面。有时我停下脚步，拨弄那些植物，拨弄地上的青草，希望能找到某种东西，某种印记。或者仰望天空，徒劳地寻找水泥厂曾经的办公楼在哪里，各个车间在哪里，哪里是库房，锅炉房在哪里，门房在哪里，厂部食堂接待室在哪里，浴室、图书室、篮球场又在哪里。

厂长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签字，签署各类文件。

水泥厂是正局级，是工厂又有行政级别，跟其他小厂不一样，跟财政局、教育局这样的局级单位平起平坐。厂长有支笔，财务人事中层干部包括副厂级任免，都由厂长签字决定。还有工人身份，临时工、正式工或合同工，同样厂长说了算。首任厂长柳见忠，后来担任了唐县县长，最后一任厂长姓陈，叫陈本泉，水泥厂最终是在他手上消失的。我曾经想写本《水泥厂消亡史》或者《水泥厂变迁史》，但这本计划中的书也半途而废了，我总是半途而废，没写的原因不是材料不够，而是材料太过丰富，我是末代厂长陈本泉办公室写材料的秘书，也是在水泥厂下岗的。我没有我的秘书前辈那么幸运，从前在水泥厂写过材料的秘书，都一步步走上了行政道路，进了公安局、工业局、财政局、经贸委，还有的直接进了县政府，各单位都缺写材料的人，他们顺着这条路径走上从政之路。传说水泥厂出去的秘书都是过硬的笔杆子，我们厂有这方面的传统，有些运气更好的前辈还被分配到乡镇锻炼，从当宣传委员、组织委员开始，慢慢当上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或者回到各个局里担任局长，发展最好的做到了副县长，而大多数还是靠笔杆子吃饭，都是各大机关的办公室副主任或主任。他们是我人生的导师楷模，我梦想能步他们后尘，但不幸的是我进入了另一个时代，下岗时我只能写材料，没有任何特长。其他同事工友，只要身强力壮，在度过了最初的纷扰困难后，都逐步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只有我东不成西不就。车间工人凭手上技术开五金店、水暖器材店、小工程部；跑供销的人开公司；做过行政管理的人，到其他私人工厂继续做行政管理。我什么也做不了，一个写材料的人没有材料可写，熬到后来熬成了网络写手，成天想着写一本书爆红。

公园里靠近的地方府河有个大土堆，像小山包又不是小山包，是土堆垒积起来的假山坡，土坡四周长了好几棵粗壮树木，明显是保存下来的以前的树。凭目测，我认出就是厂长办公室所在地，我顺着最高那棵树的树梢往天空望去，仿佛厂长办公室的窗口就在那个地方，依稀还能从窗口看到陈厂长威严的背影，他正伏案书写，签署什么重要指令或文书。

两千多人的工厂被公园抹去了，那些存在过的人、房屋、机器、办公用品荡然无存，桥头公园就像橡皮擦，将那些东西轻轻擦掉了。

陈厂长任命过很多人，包括车间主任、副主任、班组长，办公室主任、副主任，下设科室包括财务科、行政科、组织科、宣传科、总务科供销科负责人等。所有这些位置有些有油水，有些油水不是太足却有上升空间，有些根本没油水，每个人都想得到的机会已烟消云散，成了公园里花草树木扎根生长的土壤。

办公楼后面有口枯井，枯井早年就在那里，怕有人掉下去，用一块加厚钢板当井盖覆盖在上面，两三个成年男人合力才能挪开。我心烦意乱时常来井边，独自蹲在井盖上抽烟，老想着井底是否囚禁着什么冤魂，是否有什么活着的灵魂遭到扣押，被锁在里面。井底到底有什么呢？读小说时总能读到惊悚情节，比如殉情的死者，或者被亲友谋杀的某个负心人、某个背叛者，我蹲在井边吸烟，这类故事像烟雾萦绕在脑海。

桥头公园种满了花草树木，北边有个停车场，方便来公园游玩的人停车，现在很少有人过来，停车场车辆寥寥无几，寥寥无几的车还是附近街道居民停在这里的。公园地势偶有起伏，远远看去仍是一马平川，我因为无聊，试图寻找并确定那口枯井的地点。

我好像找到了，看着天上的太阳，我胡乱走着，靠近河边，我根据河岸距离能确定一个位置，那里应该就是枯井所在地。我目测那里离河岸差不多50米，从前在靠近河岸处有堵围墙，围墙离河岸20米，古井离围墙可能是30米左右，我由此推断出古井到河岸的距离。至于方位，我是根据太阳确定的，我直视着太阳，阳光刺得我眼睛生疼，起雾，有泪水涌出眼眶，我找出了枯井的地址。我走到那里，正是用土堆积起的那道缓坡，放眼望去，绝对是桥头公园最高地。也是奇怪，枯井变成高地，上面栽了三棵树，不是以前的树，而是后来栽上去的，三棵树构成三角形，三角形中间摆放着一张石桌，石桌两旁相对摆着石凳子，供游人下棋喝茶促膝聊天。

二

这时，石桌旁坐着个人，是个男人，我看不出他的年龄，他是老者，脸上有种梦幻般痴迷的表情，好像很执着，对什么事情都能坚定不移豁出去。他已经注意我很久了，当我直视太阳胡乱行走时，他就在观察我了，有关这一点，我也是从他的表情里猜到的。但是他的面庞很面熟，是不是曾经在哪里见到过，我不能确定，我已经离开唐县好多年了，对于故人疏远了很多，也忘记了很多。他不一定是我真实的熟人，然而，单就面孔和表情而言，他也有可能的确是某位故人，或者是活在我想象当中的人，是我准备虚构的某个人物。这种情况确实曾经出现过，我一定在哪里遇到过我正在虚构的人物，此类相遇常常令我猝不及防。因此我不知道，坐在从前是枯井而现在却是土堆上面的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人，是我生活中的故人呢，还是即将被我虚构的人物。我看到石桌上有两部手机，他为什么要使用两部手机呢？而他正热切地望着我。

他说：“你回来了。”

我望了望四周，四下无人，我确定他在跟我说话，便回答说：“我回来了。”

“这里已经没有工厂了，”他说，“这里是一片花园，花园已经把我们的工厂埋葬了。”

我说：“在变成公园前，工厂就没了。”我现在相信我们从前认识，但我不能保证跟他有过什么交往，听他那样说话，差不多可以肯定，他也是水泥厂工人。果真如此，我们过去就是同事，但是当时厂里的人太多了，我在办公室，跟车间工人其实很少联系，所以好多人仅仅打过照面，或者他是认识我的，而我不一定认识他。

“我记得你，”他很和气地笑着说，“我在车间上班，你不一定记得我。”

“车间人太多了，我记不过来。”

“你写过我师父的典型材料。”他又一次笑着说。

“你师父是谁？”

“我师父是水泥厂劳模，老典型杨泰石。”

“哦，想起来了，杨师傅有好多徒弟。”

“我是大徒弟，是他徒弟中最年长的。”

“我能坐会吗？”

“坐吧，坐吧，”那人满心欢喜地说，“正好还有张石头凳子，”他站起身给我让座，“我叫张体存，没想到还能碰到从前的同事。”

我说：“真难得。”

杨泰石徒弟一茬又一茬，最厉害的号称八大金刚，赫赫有名。张体存是大徒弟，关门弟子则是女徒弟，我记得叫王艳丽，张体存、王艳丽都不在八大金刚里。八大金刚在一线，在关键岗位，多是厂里车间主任，尖刀班组长。杨泰石一生没做领导，终其一生是工人，这符合老黄牛的劳模身份，没做过领导但同样受人尊敬。八大金刚排在最后一位的是谭伟林，谦称自己是小徒弟，恰恰只有他做到副厂长，他是杨师傅徒弟中唯一做过厂级领导的人。张体存虽是大徒弟、大师兄，但在杨氏徒弟谱系里，却是毫无名望默默无闻的一个。杨泰石在水泥厂红了四十余年，他在最红时退休，在我们厂破产前死去，这对他是幸事。如果他生前看到水泥厂消亡，一定痛不欲生，他活在荣誉中死在荣誉中，辛劳为他赢得了声望。

但他是个悲剧人物，他全心全意拼尽全力劳动，没有任何表演成分，有病不治疗，带病劳动，他有很严重的肺病，最后死在肺病上。但是他带病劳动不是表演，他真心认为工厂离不开他，他从那些苦难疼痛和辛苦的汗水中获得尊严，劳动对杨师傅而言具有殉道意义。

我第一次采访杨泰石时，他已经退休好几年了，我进厂的时间比较短，水泥厂最辉煌时我还没进来。那次陪同我采访的正是杨泰石的关门弟子王艳丽，王艳丽当时是厂里的团委书记。我忽然想起来了，眼下这位张体存那时候阻拦过我，不让我采访他师父，他说：“你能不能放过我师父？”

张体存是对的，他反对我在那个时候采访杨泰石，那对他师父来说是一种折磨，事实上杨泰石已病入膏肓，只活了几个月就去世了。

病床上的杨泰石不知道，水泥厂早就奄奄一息，徒弟和家人都瞒着他，报喜不报忧，他还活在错觉里，活在以往的荣光里，以为水泥厂像先前一样有着蓬勃生机。厂子已经山穷水尽，我们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陈本泉焦头烂额，这时又想起精神力量，希望通过杨泰石精神鼓舞大家。学大庆，学铁人王进喜，杨泰石不敢说是铁人，也被公认为是石人，正是领了陈厂长的命，我才去采访了杨泰石。

谭伟林对此不以为然，他是副厂长，有野心，从来不相信什么精神力量，精神在物质面前不值一提。提再多精神也不如把工资发给工人，不如把原材料弄回来，做出产品，再把产品卖出去，就这么简单，没这能力，不如让出厂长宝座。谭伟林一心想做厂长，水泥厂这艘大船就要撞沉，就要在市场中沉没，他相信只有自己才有能力拯救这艘大船，可是陈本泉偏偏占着厂长宝座不让。陈本泉了解谭伟林，知道他想上位，这位最年轻的班子成员在陈本泉眼里就是个阴谋家，但陈本泉不怕他，不在乎他搞什么动作，尽管谭伟林有能力，受过高等教育，是厂里是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出身，有威信、口才好，也有部分工人爱戴、信任他。但每个人都有软肋，抓住了某个人的软肋，就能有效控制某个人，谭伟林也不例外，软肋握在陈本泉手里，他是有妇之夫，却跟团委书记王艳丽保持着不正当男女关系，必要时陈本泉当然会合理利用他这个软肋。

三

杨泰石住在靠近河边的老旧宿舍楼里，那是水泥厂当时最好的住宅，里面住着厂级领导车间主任和劳动模范，杨泰石家在5楼，王艳丽帮我带路，她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她长得漂亮，性格温存，见到每个人都满面笑容，她在道德上如果不是跟谭伟林曾经有过那段往事，可以说完美无瑕，此为后话。杨泰石躺在床上，是他老婆江彩玲开的门，她默默帮我们搬凳子、倒茶，一句话不说，一副任劳任怨的模样。房间里还有杨泰石的儿子杨广声，他在当兵，刚好回家探亲，看见我和王艳丽进来，杨广声脸色难看，浮现出怨恨的表情，他进了另一间房，那是他的卧室，然后砰一声关上房门。杨泰石不停地咳嗽，痰里面有血丝，为了不让我们看见他咳血，他用纸巾擦嘴巴，再把纸巾扔到床的另一侧，故意避开我们的视线。

他兴高采烈地说道：“不要再来采访我，我跟陈厂长说过好多次，我这个老典型现在不顶用了，成天躺在床上，我建议你们树新典型、树新劳模。”

我说：“树了新劳模，但陈厂长说，要弘扬你的劳模精神。”

石桌边，对面坐着张体存，他在我走向杨泰石家里时，不无嫌恶地对我说：“你能不能放过我师父？”此时，我仍然能看到我当时那副样子，我像这会儿坐在张体存对面那样，坐在杨泰石床头，我循循善诱地启发杨泰石，让他讲述过往的光荣事迹。杨泰石满脸赤红，一遍一遍回忆往事，他说每句话时都夹杂着剧烈咳嗽，他的肝肺都坏掉了，这是劳动带给他的职业病。他在充满粉尘的环境里劳动了一生，肺里面落满粉尘，这是他咳嗽的原因，也是他令人尊敬的原因。王艳丽在现场掩住嘴，掩着鼻子，她担心传染，担心杨泰石的肺病通过咳嗽出来的唾液在空气中传播，被她吸入。

房间太小，杨泰石躺在床上，半支着身子。王艳丽拿着牛皮纸文件袋，里面装满从前的材料，都是我的前辈所写，也有新闻记者采写的新闻报道。王艳丽说，“杨师傅说的那些动人故事和先进事迹材料里都有。”说着，她把材料从牛皮纸袋里拿出来，一一打开给我看，我明白她的意思，陈厂长安排的这次采访，我只要到了现场，跟杨泰石见过面就行，事实上采访也就完成了。因为杨师傅所有的先进事迹，大家都已耳熟能详，我其实闭着眼睛都能写出来。

我拿出相机，给杨泰石照相，照相时他没咳嗽，忍住了，他上半身倚靠在床头，两根手指摆成V字形。他说：“我们唐县水泥厂一定能成为百年老厂千年老厂，永远红火繁荣。”那是他的心愿，他不会知道，在他死后三年，这家他心目中的百年老厂就没有了。那是我给杨泰石拍下的最后一张照片，然后我让王艳丽帮我和杨泰石拍了张合影，我拿着材料，坐在床沿上和杨泰石合了影，我可能在那时有了某种预感，我觉得杨泰石不真实，作为一个人他已经不真实了，他就像是一个幻影。真实的杨泰石实际上活在我手上拿着的那沓材料里，那些纸张文字里，那里才有真正的杨泰石，而靠在床头上的这个人形一样的人，只是我手上那沓材料的幻影。虽然那些材料并不是我写的，但是我随后写下的材料，也会放进那里面。

“你为那些材料脸红吗？”张体存突然这样问我。

“脸红什么？”我反问他。

张体存阴险地答道：“你说呢。”

我当时写这篇材料很用力，是否因为这个，他才有此问。写好材料，向上级显示我的写作能力，是我的本意，得到上级赏识，也把我当笔杆子，从而有机会调进经贸委，或者最好能调进县政府。那样的话，我就可以离开这座摇摇欲坠的工厂，从此改变命运，进入公务员队伍，这也是我最后的机会，所以我在写到杨泰石事迹时，虚构了一个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情节。我写道，在厂部后院，有一口古旧的老井，井口四周长满荒草，井里荡漾着清澈的地下泉水，但没人知道井有多深，井台上有车轱辘用来打水，一天，有个工人不小心掉进井里。正是中午，四周无人，这一幕刚好被杨泰石看见，他大声喊叫，闻声赶来几个人，杨泰石让人把他捆绑在井绳上，顺着井壁放进井里救人。好半天才有动静，他摇动井绳，人们摇着车轱辘先救起落水者，随后才把杨泰石吊出来。

这个情节在从前的材料里从没被人写到过，是在我这篇文稿里才开始出现的。

“脸红什么，你是说我虚构了那个救人故事吗？”我好像隐约听说过这件事，但大都语焉不详，一时间便安到杨泰石头上。在那之后古井的水就枯竭了，成了枯井，随后，人们又拆掉了车轱辘，用一块钢板盖在井口上面。

“不是你虚构了那个故事，而是你改写了那个故事。”

“难道杨泰石身上确实发生过这件事？”

“那时候师父还没结婚，救人的是他，落水者却是往食堂送菜的农民，在附近种菜的农家女孩江彩玲，她一心想进水泥厂当工人。江彩玲不是失足掉进井里的，而是被师父推下去的，他们站在井边说话，师父见周围没人，便一掌将她推进井里。但是师父后悔了，他良心发现，于是大声呼救，很快来了三个人，师父说有人掉井里了，我下去救人，你们赶紧把我绑绳子上。”

我吃惊地看着张体存：“你没有神经错乱？”

“没有，我神经正常。”

“可我怀疑有什么地方不正常，”我说，“而且我也怀疑，我们坐着的这个小山坡，就是以前水泥厂院内的那口枯井。”

“这个你说对了，我们确实就坐在枯井上面。”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不用找，闭着眼睛都能走到这里。”

“我不信，因为我闭着眼睛无法走到这里，我是通过太阳的光线，通过围墙的距离一步一步找来的。”我又说，“我总觉得那口井有某种魔力，有某种不同寻常的地方，现在我们正坐在井口上，所以这时候，我们会不会神经失常呢？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对你师父是一种严重指控。”

“那就是事实。”张体存说，“我刚才说过了，那个被师父推下井的姑娘叫江彩玲，就是我后来的师娘。”

“但他为什么把她推下井去？”我惊恐地问道。

“因为江彩玲告诉师父，她怀孕了，她怀上了师父的孩子，必须跟他结婚。师父从没打算娶她，只想跟她玩玩，听江彩玲说怀了他孩子，一时间蒙了，想杀人灭口，便顺手将她推下井，可是他很快就良心发现了。江彩玲被救上来时只剩很弱一口气，师父娶了她，自那以后师父就像变了个人。在那之前，在那件事发生之前，师父在车间里是典型的落后分子，是后进青年，跟那姑娘，也就是跟我师娘江彩玲结婚后，师父变成了另一个人。一场未遂的罪恶成全了他，或者不如说忏悔成全了他，他成了劳模、先进典型、老黄牛，成了像铁人王进喜那样的石人杨泰石。”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在篡改你师父的劳模成长史。”

“我才不需要篡改，我说的是实情。”

“这么说，杨广声就是那江彩玲当时怀着的孩子。”

“你说呢？难道还有别人？”

这天晚上，我没睡着，一直放不下张体存跟我讲的那件事。我后来走上写作这条路，即使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有预兆，哪怕写先进典型材料，我也很不老实地虚构了某些情节，这应该是不被允许的。然而可怕的是我所虚构的情节，竟然误打误撞地被证实，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区别仅是性质不同，但是所谓性质不同，却又隐藏着更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我反复在记忆里寻找，反复想记起在那段时间里，我隐约听到过哪些落水者或救人者的故事，而在记忆里寻找的结果却是，我确实不曾听说过。尽管杨泰石救江彩玲的事情是事实，但却发生在很早以前，我到这个工厂来上班太晚了，从没听到过这方面的传说。有可能人们把这个故事忘却了，也有可能张体存讲到的那个细节谁都不知道，无人知晓，在水泥厂那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落水事故。因为，据张体存说，江彩玲在获救后没在现场指控杨泰石，那是他们两人的私事，水泥厂在随后几十年间，陆续出现过更多生产和生活方面的事故，甚至曾有过更严重的工伤事故发生，因此那个落水事故早已湮没无闻。

我记得采访杨泰石的时候，江彩玲默默地在一边搬凳子、倒茶水，她脸上表情漠然，那是张苦脸。她这一生笼罩在杨泰石的光环之下，被安排在工厂食堂工作，以前给食堂送菜，后来在食堂上班，也算实现了她当工人的梦想。我能意外知道此事始末，是生活的奇遇，有些谜底根本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揭开，问题是我从没把它当成是谜。我之所以在材料里虚构这一情节，是因为我觉得之前关于杨泰石的材料都太枯燥，希望能有些新鲜的东西，但是在他的讲述过程中，以及翻阅之前那些典型材料时，我很难发现什么新鲜有意思的东西。于是便虚构了一段往事，当时看很蹩脚，但在那样枯燥的材料里，还是能为之增点色，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揭开谜底的人却是张体存。我刨根问底：“为什么这件事没有成为传说？没有广为流传？”

“因为江彩玲太聪明，一直什么都不说，那口井也不知什么时候枯竭了，成了枯井。师父找来几个同事，把一块废钢板盖在井上，他说这样就安全了，不会再有人掉下去。”

“既然如此，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我说的是江彩玲并非失足掉下去，而是被你师父推下去这件事。”

张体存指了指天上，“有些话我是不会说的。”

我顺着他的手指的方向望了望天空，天上的太阳已西沉，“你如果这样，我更不敢信任你。”我说。

“我听说你在写东西，这不更有意思吗？”张体存站起身来，“我得回去了。”他把石桌上的两个手机揣进口袋。

“你怎么有两部手机？”

“我每天都在桥头公园晃悠，如果你明天再过来，兴许我们还能碰上。”他掏出两只手机看了看，又放回口袋。

我再次遭遇深度失眠，实在睡不着，夜里重复想到这个场景，他在暗示我，约着明天还在公园见面，是这意思吗？那么，他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陈厂长让我把写好的材料印出来，分发给各部门、各车间、各班组，这是必要的，可我更在意报送到上级机关，送到经贸委，送到县政府。几天后，经贸委分管材料的副主任给我打电话，表示这份材料他很欣赏，我感谢领导，希望得到关照，有什么吩咐一定效劳。这位分管材料的副主任是从水泥厂调过去的，十年前就调去了，他很友好地跟我打哈哈，亲切动人的笑声让我明白，他听懂了我的意思。县政府收到这份材料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转发，我送其他报告到县政府时，有意跟调研科长提到了材料，材料当时就在他桌上、在他手边。

我说：“请科长对拙作多多批评指正。”

调研科长特别忙，他看了一眼那个材料，淡淡地说：“这材料是你写的吧，我看过，其他都还好，你写材料看来还是很有基础的。”他认真地看着我，又说，“就是舍己救人、见义勇为那个情节，好像有点画蛇添足。”看来他对我最得意的那一段不是很看重，为什么经贸委副主任还要专门打电话表扬我呢？是不是他了解杨泰石的过去？

但是陈本泉向经贸委推荐了王艳丽，只有她在水泥厂这艘大船沉没前，成功上岸了，被调到经贸委做了公务员。这一切全是陈厂长设计的，因此在最后一两年，谭伟林能和陈本泉和平共处，这不是交易，却比任何交易都更管用，他无话可说。水泥厂在省里有办事处，陈本泉老早就在那里安插亲戚亲信，包括他儿子，再把办事处从水泥厂剥离出去，在武汉成立贸易中心，给自己安排好后路。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后话，如同棋局，而我不过是个写材料的年轻人，并不在这棋局里，连个棋子都算不上。我的后路是走上网络写作之路，但是我习惯于半途而废，很多写作只能一股脑儿写成半成品。

……

全文刊于《湘江文艺》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