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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海图
来源:《人民文学》 | 林森  2023年10月31日09:50

高空轰鸣与气流震荡并没有让方延额头滴汗手心冒水,他已经六十八岁,超长航线又极为耗人,但归国的念头是一个超级发动机,给他提供不竭的动力。去国数十年,他以为自己再没有归来的机会了,他以为故土所有的景物都已是幻想中的虚无,可此刻,飞机正在向着念念不忘的故土而去。当飞机进入中国境内,早被忘却的熟悉感,在体内复活——身体的记忆精准、猛烈、力大无穷,远远超过精神的铭刻。归来的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在一九八六年,这里有中国为数不多的国际航线。离开中国已经四十三年,从机舱内往外看,他涌起的倒并非浓烈乡愁,而是深深的疑惑:山水、流云与空气,也自带口音?这些年,在英国、在美国,在某座已经忘却名字的港口城市,他也曾看到山水连绵,可怎么看,都不是中国的山和水。他仔细辨别,又没发现到底不同在哪儿。一样的高坡隆起、一样的枝叶遮蔽、一样的花草弥漫,组合出来,却不是带着方块字的山;一样的河道蜿蜒、一样的落霞铺满、一样的水珠飞溅,也只能连缀成字母词汇的水。云也是,异国的云,从不会暗示着某场午后的雨或暮晚炊烟;空气也如此,闭上眼睛,只靠鼻腔、只靠鼻腔里的味道,便能清晰地分辨出身处何处——方延觉得,这并非他独有的绝技,而是所有去国离乡者皆备的身体本能。中国改革开放后,广州去往海口的班机增加,否则他还得通过汽车,慢慢摇晃,再转轮船才能回到海南岛。运气还不错,竟然今天就有直飞海口的航班,竟然还赶得及买票登机——他不得不把这理解为冥冥中注定的幸运。他其实早做好在广州逗留几天的准备,作为一个在外漂泊数十年的人,看到的有关中国的为数不多的新闻,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关于广州的——这里,毕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

一九四九年以后,中美长期未建交,他的回乡梦越来越稀薄遥远。忽有一日,美国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尼克松访华的报道,残梦死灰复燃,可世事仍像中美之间击过来切回去的那个小小乒乓球,总没一个准信,谁也不知道那球最终的落点在哪儿——这些事还不能对任何人讲,把他的心悬着,摆来又荡去,他仍没有等到回来的机会。转眼又七年,邓小平访美了,其戴着宽边牛仔帽的照片占据了很多报纸的头版,他九日的行程在电视新闻中被一帧一帧分解、阐释。邓小平的笑意里,全是故土准备敞开胸襟的决心。方延觉得这一次不一样,他没有接受当地华人团体的邀请加入夹道欢迎的队伍,以求亲眼睹其风采,可他不断紧盯着报纸和电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知道,任何一个细微处,都可能隐藏着他能否归国还乡的信息。他不由掌心冒汗——这紧张让他犹如再次站在那只小小的救生筏上,仰望着四周无际的汪洋,前途未卜。邓小平访美的九日里,方延都是在高度紧张中度过的——如果时间再长一些,方延觉得自己的心脏会承受不住。家人把他的一言一行看在眼中,却并不知道他内心的波澜,还不时跟他说笑。妻子倒是知心的,夜里入睡前,侧躺在他身边,不断掐捏着他的虎口,试图让他放松下来。昏黄的灯光下,她缓缓地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这事哪能急?只能看看再说……”他说不出来话。她又说,“哪天回去,我跟你一起。”这是他最大的安慰了,在美国生活数十年,却拥有一个可以讲中国话的妻子,记忆中那弯折的村路、无边的杂草、不远处的海潮声,因妻子的容貌与口音才并未彻底消逝。邓小平访美给他的震荡是持久的,他不断在各类报道中看到故土渴望睁开眼睛看世界、探出手臂拥地球的努力,他一直在为返乡暗自准备。可时光之快让人咋舌,转眼又是七年,他仍旧没能动身,直到两个月前,又再次做了那个纠缠了他数十年的梦。

本来做这个梦的次数太多,他已经看得很淡——他站在那只孤独脆弱的救生筏上,四望全是汪洋大海,生还无望,他不知道能熬几天——但这一次又有点儿不一样,他醒来后,感觉到了某种空茫与失落。他奇怪这感觉哪来的,按理说他早习惯这个梦了,这不过是他当年的经历一遍又一遍在梦境里重放。他取出一支笔、几张纸,不断把这次的梦复原。罗列梦里所见,其实也是重返旧日:封闭的船舱、摇晃的船、忽然的爆炸声、船舰沉没、巨大的旋涡、不断滑游、救生筏……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往事,被一个又一个简单的词铺洒开,他用最笨的方法,把它们一一和自己的情绪相印证,看到底在哪个场景出现了分岔。比对到后面,他身体一个激灵,清楚了那失落感的来源:梦的最后,他站在救生筏上往海里一瞥,在那一刻看到的,不是早已须发凌乱、海盐盖脸的自己,而是父亲。父亲在平缓的海面下仰头看着他,海面的波纹加深了父亲脸上的皱纹——这是和以往的梦不同的地方。

不能再等了……他当年外出求生,父亲在最后的信里,给他留下一个巨大的谜团,数十年过去,他没有机会去查验解谜,而眼下,不能再等了。各种手续的烦琐超过想象,真正动身时已经过去两个月。本要跟他一同回来的妻子没能成行,一场急性肠胃炎让她住院了,治疗之后恢复不少,方延却坚持不再让她随行。妻子苦笑:“我知道,你本就不想我一同回去。”方延并不否认,他始终觉得,这次回国返乡只是他自己的事,计划内并没有妻子和儿女。妻子说:“你别忘了,我也跟海南岛有缘的,当年……我爸……我也想像我爸当年一样,到海南岛走一走的……”“海南岛”三个字让他一愣,像是为了缓和他的尴尬,妻子笑了笑,“也好,你先踩踩点,往后总还是有机会的。到时,我回去跟着你再走一遍。”

方延从飞机舷窗看到了蓝色的海,那就是琼州海峡?奇怪得很,从高空可以看到海底高低不一、起伏连绵,可他当年从海口坐船去香港,贴着水面,却只看到幽深、只看到永不可测之黑蓝。过了海峡,就是海南岛了,脑子顿时空荡荡起来,之后发生的事,在他的记忆里被整段劫走。再次回过神,已到老家文昌。怎么下的飞机,怎么被接上班车,怎么就两眼全是海南岛上的绿色……他后来竟想不太起来了。出机场后,接机的是家族里的一个堂侄。接到县里侨务部门的通知后,家族里的人讨论过,年轻一辈几乎没听说过这么一个人,年纪大一些的也记忆迷糊,以为方延早已死去。他们只知道他曾在香港的英国货船上营生,具体事宜并不清楚,后来那艘船的公司来过一封英文信,家里打听好久,才问到懂英语的人,信中大概说他已经出事死去,但又不是那么确定。那时,方延的父亲母亲都已过世,那封信也不被重视,没人真正在意那信里说了什么。时代兵荒马乱,又是抗日又是内战,好不容易一切尘埃落定,数十年下来,连消息都没一点儿的人,早已从家族之人的记忆里抹去,哪知忽然说要回来,族人疑惑之余亦是手足无措。文昌是侨乡,前往海外营生的人极多,华侨归来近些年已是见怪不怪。在侨务部门见到方延提交材料上的近照后,比方延大三岁的堂兄方振成搜索记忆里的残存,和证件照的眉目进行比对,他拍拍胸脯,也把自己眼角的泪拍飞:“是我们家的人。”之后,安排了一位脑筋活络的年轻人在侨务部门了解相关手续,亦负责在方延回岛之日把他接回文昌的祖屋。

方延不能不搅动记忆,来和眼前的情形对照……真回来了吗?村子当然是陌生的,所有的建筑都换了一遍,可又有着隐隐约约的熟悉,因为那些房子仍修筑在原来的地基上。自己家在东北角,他凭着记忆往那个方向寻去,只找到了倒塌的屋墙、屋内长出的比人还高的杂草。这房子让他心中翻江倒海,倒掉的墙壁犹如一个重播键,不断把少年往事翻出。此时,村人从各家各户出来,散落在路边,是围观,也是在“欢迎”一个“已死之人”的归乡。方延不敢看他们的脸,那些人里,有他从未见过的年轻人,也有和他有过交集的老人。锣鼓声稀稀拉拉,有唱戏的声音夹杂其中。

——自己去香港后,父亲母亲后来的日子怎么样?

——哥哥后来是否回来过?

——这房子倒塌于哪一年的台风暴雨?

……这些难解的问题,凝结成水,冲灌他的眼睑。族里的人也围了过来,却不知道怎么开口。只有一堵墙还未倒,梁木散落,腐败朽坏,霉味凝滞。在人气散尽后,杂草从一切可以生长的缝隙冒出,占领了屋内的空地。方延在乱草中寸步难行,他细细打量,眼前时光倒流,所有的杂草缩回地下,倒塌的墙体重新立起,空荡的房内溢满争吵与欢笑。倒是有一处没有被杂草完全侵占,方延伸脚前探,移步过去,脚底坚硬,原来是数块大石平铺在院子的地面上,一些细草从石块的缝隙钻出。光滑的石块,植物无法侵占、掀翻。少年时感受过的眩晕穿山越海侵袭而来了——很多个夜里、很多个黎明之前,父亲在这里手把手教他拳脚功夫。记忆的细节刻在骨血中,当父亲逼迫他保持某一个动作不变时,眩晕便会袭来——他脑袋空空,仰望着的天也开始变换颜色。他和父亲经常站桩的位置,磨出两片轻微的凹痕,那么多年的风雨冲刷也没能磨平。他轻轻踩上去,像钥匙插入锁洞,开启了记忆的院门。

“先去祖屋吧。”堂兄方振成站在荒草之外,把他拉回现下。

方延跟着,锣鼓和地方戏的声音在变强。祖屋里阵仗齐整,他这个归人需要去完成一个仪式——告知祖先,他并未死在他乡。漂泊近半个世纪、在这个村子认识他的人所剩无几之后,他回来了,得给祖先一个交代。堂兄方振成隐约记得,四十几年前那封英文信寄回来时,没人看得懂。几个月后才问到隔壁村一个读了洋学的青年,他翻译了一下那封信,讲得也含混迷离,隐隐约约说方延已经死在海上之类——估计那小子也没把洋学真读懂。既然死了,该表示的也得表示,家族里给他立过一个空墓,请来做法事的师傅以各种仪式召唤他的灵魂归来。仪式完成之后,师傅并没有以往完成一件法事的放松,而是心事重重,问及原因他也是支支吾吾。很久后,才在各种传言中知晓,说是师傅当时招魂,却并无感应,故而在念咒语、挥木剑、贴道符之时,也显得忐忑不安。那师傅没有明着说这事,却在某次醉酒后透露了口风,说是方延葬身万里之外,感应微弱,没能把他的魂召回祖屋。此时再提及此事,方振成苦笑不已,当年那师傅醉后说的“没感应”,现在看来倒也是“真话”,只是感应稀薄并非由于远隔重洋,而是方延仍然存活于人世,自然无“魂”可召。

祖屋的位置没变过,也没有大拆大建,只是在原基础上修修补补,仍散发着半个世纪前的旧气息。敲锣打鼓的、唱戏的队伍是族里请来的,他们在班主的指挥下,在庆典或葬礼上演奏着不同的曲子。香烛、纸钱的味道在祖屋里缭绕,村人从各个角落围拢过来,观看这个美国归侨。族里的男人全都聚齐了,有三十多位,这些人大多比方延小,他全不认识。少数几位比方延大的,他走上前去,盯着一张线条交错的脸,沉思半天:“二叔?”

老者点点头,泪涌出。方延扶住二叔。

方延又细看旁边一位,拿捏不准:“瑞爹?”

“瑞爹”摇摇头,方延这才脱口而出:“江爹!”江爹抬起枯枝般的黝黑手指抹眼角,这姿势太凌厉,看上去就像自挖眼珠,方延拍拍他的背。方延能认出来的,只有四位比他年纪大的父辈;和他差不多大小或比他小一些的族里堂兄弟,方延当年离家之前当然熟悉,奈何近半个世纪的时光消磨,面目和记忆全都迷蒙。倒是有一位小辈,方延看了一眼,便说:“你是财哥的崽?”这后辈喊起来:“延爹,你怎么知道的?”方延笑了:“你跟你爸年轻时一个模样,他当年跟我关系好。对了,你爸呢?”后辈眼圈一红:“不在了。快十年了。他长年出海捕鱼,后来骨头缝跟针扎一样,痛得受不了……就……”方延伸手,捏捏他的肩,不再细问财哥到底“就……怎么样”了。

“时辰到……开始!”班主的声音不大,却有着极强的掌控力,锣鼓暂停,时不时甩出几句地方戏暖场的“演员”也停下演唱,细听指挥。班主让族人按辈分、年纪大小顺序排好,准备举行仪式。此时,场面肃静庄严,香烛的味道更让人不得不认真对待此事。可方延越想集中精神,越是心神脱缰,所有的声音都绝尘而去。为了不失礼,方延只能盯紧班主,班主鞠躬他鞠躬,班主站直他站直……他无数次想象过重返故乡的画面,却绝非眼前的光景——透露出某种说不出的荒诞。是的,荒诞。他闭上眼睛,尽力平复自己,这很难,可也得去做。

香烛、纸钱燃烧的浓烟烈气让他鼻尖颤动,也令泪珠冲破眼睑。

再回过神来,班主已带着队伍走了,族人也退出祖屋,聚集到方振成家的大院子里。那里摆了十余桌,族人以及邀请的一些村人要聚集欢宴。是该欢宴,族人欢喜一位亲人的死而复生,方延欢喜魂兮归来——这少小离家老大回,这笑问客从何处来,这半个世纪的光阴似箭箭穿心。方延在祖屋里待了许久,中间有晚辈来喊他三回,堂兄方振成也叫了两次,方延都不太应声,他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消化消化。外头天色已黑,屋内纸钱早已化灰,蜡烛烧尽,线香的点点光斑犹如夏夜的萤火虫,时明时灭,喝酒、欢笑的声音传进来。不远处就是大海,夜风夹带着腥咸味,族人们欢迎他归来的酒宴如同摆在海面之上,被月亮引发的潮汐所掌控,漂浮摆荡,似梦似真。

最后一根线香熄灭,方延走出祖屋。他准备问问堂兄,父亲母亲的墓地在何处?不管离家多远,不论荒草如何嚣张,蔓延、笼罩、遮蔽了那两座土堆,又或者土堆已被时光之刃削平,未在尘世留下显眼的痕迹,他都得马上去看看。村里没有电灯亮起,手电筒还是稀罕物,也不管了,点一盏马灯或一根火把,火光会引路,把他带到荒草蔓蔓之地,把他带到荆棘草叶划破衣裤在肌肤上留下血痕的之地,他要在父亲母亲的坟前,洒下三杯水酒、两行热泪、一串哭声和半个世纪的悲欣交集。

后来我才琢磨清楚,站桩那个动作本身并不让人难受,难受的是一动不动。无论哪个动作,凝固之后,都会让人疲惫不堪。父亲在一边死死盯着,我身体的任何一个小动作,都逃不过他目光的追捕——有时大腿根部近似抽筋,肌肉已然不归我所有,兀自颤动,他手里的棍子立刻破风而至,啪地打在颤动之处。我特别羡慕哥哥,他可以在外谋生,不用活在父亲凌厉的棍棒之下。我在定好的时辰爬起,来到院子里。黎明尚远,父亲的身子已如铁塔一般插在石块上。不远处的海风灌来,咸腥扑鼻,海浪声起伏有度,保持着跟父亲的呼吸一样的节奏。暗色中,不知道他已经站了多久,仿佛会永远站下去,那俨然是一尊石像而非活人。站桩的位置让给我之后,他开始挥舞拳脚。为了避免单纯的站桩太过枯燥,我调动耳朵,细听他拳脚带出的风声。

村子临海,父亲有时会随渔船出出海,更多的时候是一介农人。他的功夫是什么时候学来的,他从没说,只是执着地要把它教给我。我读书不多,听教书先生讲过一些侠义故事,可那毕竟是古代故事,更何况在石块上站桩、挥舞手脚,和那些传说中荡气回肠的故事又有什么关系?我也听过父亲一些事——他青年时即在海南岛上四处游荡,哪里有人习武,他便在哪里教授,有时一待就是一年半载,把自己活得像个古时人物。祖父过世后,田地荒芜,门庭寥落,他被族人多次数落,才回来结了婚。婚后,他每年仍出几回远门,半个月二十天,他背上衣物就消失了;事毕归来,也不说自哪儿而回。

大哥很早便跟随村里的一位叔叔去了马来西亚,下南洋去了。这在村里不是什么稀罕事,在周边村子也常见,树挪死人挪活,人们总把往外走看作有出息。大哥在马来西亚做什么,我不知道,据说是那位叔叔有个什么厂子,他在里头当工人;又说他在当地给人家割胶……没个准。时不时有钱、物从国外寄回来,一般是村人回来探亲访友,顺便带回一大批同乡的钱、物和报平安的家书。在我出去跑船前,大哥回来过两次,同样也担负着很多人的重托,就像一个送财童子或钦差大臣,被很多人围看,也被很多希望所包裹。人们打听家人在国外的境况,也好奇异域的风土。哥哥衣崭新、人笔挺,显然是回来前专门量身定制的,再加上发型考究、表情沉稳,讲话字斟句酌,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见过世面不都这样吗?他在家那些天,家里来了不少人,或来取亲友捎带回的钱、物与平安书,或是让他帮忙带一封信出去;也有的两掌摩擦,半天不好意思开口,待了许久,终于开口,是想问大哥有没有门路把他也带出去。

向来石头一般的父亲,在家里人声喧闹的时候,也有了难得一见的笑意。是大哥的“出息”,让父亲有了某种“光荣”?后来想想,或许他本就是个爱热闹之人,很多年里,他行走江湖,曾有许多弟子围着他喊“师父”,那是他最神清气爽的岁月。家里的人来人往,让他想起了曾经的自己——那些岁月,在我们的认知之外。二姐在大哥下南洋两年后也嫁人了,我们家就更安静了,父亲的脸更是难见一丝笑意。仰仗哥哥自己或托别人捎回的钱、物,我在离家前读了几年书。

读书的地方在“望海堂”,是附近多个村子共同出资修建的一间屋子,请了一位先生,教适龄孩童读书。我出生前六年已是民国,到了我跟着读书的时候,也还是摇头晃脑地“之乎者也”。先生时常用棍棒敲击桌子,痛骂人心败坏、国将不国。大多数情况下先生是正常的,也有的时候,他赤红双眼,对着面前的空无狂喷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他的话太奇怪,平仄对仗、语调铿锵、音节有序,是某种经文或咒语?又或者是别国的话?在此时,躲着就对了,若撞到他面前,骂声劈头盖脸算好的,有时还会挥戒尺朝你的手心打来。更疼的是打手背,手背肉少皮薄,戒尺和骨头的撞击疼死人。每次惩罚完学生,先生也会陷入悲伤沮丧,走出望海堂的门口,朝北而望,念起诗来:

北往长思闻喜县,南来怕入买愁村。

崎岖万里天涯路,野草荒烟正断魂。

有时又变成:

草色芊棉,雨点阑斑。糁飞花、还是春残。天涯万里,海上三年。试倚危楼,将远恨,卷帘看。

举头见日,不见长安。谩凝眸、老泪凄然。山禽飞去,榕叶生寒。到黄昏也,独自个,尚凭栏。

他念这些诗词之时,神情凄怆怪异,且重复一遍又一遍,以至于我很多年后仍然记得。他的脖子不断拉长,拔高一些、更高一些、再高一些,快要把他的头挂到云上,以让目光穿山越海,抵达更北的北方。有时从望海堂归家,父亲问我:“先生又训人了?”我点点头,手掌缩回衣袖,怕父亲看到掌心或掌背又红又烫的印记。我问:“你咋知道?”父亲说:“好远就能听到他在望海堂里叫……唉,你们先生,心里也苦。”在某些觉得先生心里苦的夜里,父亲会摇晃一下酒坛子,听里头还剩多少……他握着那把酒气,在海风纵横中,去望海堂找先生对饮。父亲是为数不多能和先生说上话的人——村里头像父亲一样在江湖行走过、有点儿见识的人,不多。父亲去找先生,两个人会说什么呢?他们会滔滔不绝地交谈,还是只顾默默饮酒?他们用什么下酒呢?

先生在望海堂教学五年多。

一九三二年冬,海风骤寒,望海堂里紧闭门窗,也没法挡住那无孔不入的风针。先生的脾气也给冻没了,授课变得无比耐心,没有无端的怒火和自顾自的念诗,谈起自己的火暴脾气,他甚至有些自责。他的转变,让我们更加忐忑,怕是他另一种暴怒的前戏。但他的怒气没有再次引燃,反倒有把所有知识都教给我们的急迫。一日,他告知我们要出门几日,我们都心中窃喜。他次日就离开了,我们都为这临时假期欢喜,却没料想,这假期也太长了。快一个月后,伙伴们见面都尽量不谈论这事,但心里都清楚,先生可能不会回来了。伙伴们看到望海堂就绕着走,那里成了空荡荡的所在。

我却喜欢那间房空空的模样,常一个人在那院子里待着,不远处便是大海,潮汐起落,海风夹带着水汽和咸腥袭来,整个世界都空了。院门处,可见海潮一会儿涨粗,一会儿缩细成一根线,人在那时总会忍不住想,海的远处是什么?更远处是什么?跨过海的尽头呢?先生是跨过了海,返回让他不再感觉窝火、莫名暴怒的北方去了吗?我有几次问父亲,父亲没作答,可从他眼神的凝滞不变又风起云涌中,我觉得他清楚先生的去处。

先生离开一个多月后,有一回,父亲按住我的肩头:“过两天,你跟我出一趟门。”我窃喜:“出门?”父亲说:“你十五岁了,是该跟我出去走一走了。”我说:“去多久?”父亲说:“可能个把月,也可能两三个月,说不准。”我说:“要是先生回来了呢?我还要不要去学堂?”父亲沉吟许久:“先生不会回来了……”他停顿了好一阵,说,“跟你说也无妨!你先生,留过洋的,去过东洋。前些年参加革命,后来各种派系之争,他灰头土脸,躲到我们这里来,一是逃命,二是心灰意冷。在古时啊,我们海南岛,荒蛮之地,有些高官犯了事,皇上看不顺眼,就会把他们流贬到这里。当然了,你先生是主动来的。去年,日本人在东北闹事,九一八事变……这一次,他离开了,大约是要去做什么,说不好命都要丢了,不会再回来了……这乱世,亏还有他们这样的人。你先生躲到这儿来,一肚子火没处撒,难免会把气出你们身上,你们啊……不懂……”父亲这话,讲了跟没讲一样,先生的下落仍是一片混沌,但我知道不能多问,这世道,年少如我,听闻“革命”两个字,也明白那是不能探听的禁区。

除了衣物,父亲还带上了一根黑油油的木棍,那是他的心爱之物,平常摸都不给我摸,而他在院子里练功时则时常挥舞。那是一根好木头,韧性强,硬得铁一般,拿刀具敲击,响金铁之声。他还递给我一柄小小的匕首,裹在鞘里:“你贴身带着,关键时刻可防身。”我说:“还要带这个?”父亲笑笑:“世道乱,盗贼多,谁知道会遇到什么人。”母亲对我这次出门十分忐忑,牵来扯去泣泪多。父亲说:“我带他练练胆,倒是你,一个人在家,夜里门要堵死些。”父亲把木棍在练功的大石上敲击几下,当当声里,他说了声“走了”。母亲要送我们出村,父亲也不回头,右手掌在右肩膀上方摇几次,让母亲回去。经过望海堂的时候,我有些恍惚,好像听到里头传来了读书声,我说:“爸,是不是先生回来了?”父亲好一会儿才从鼻孔里挤出几个字:“你耳朵鼓风了?”

步行前往海口的路上,父亲说了我们此行的目的,我们是要去陪一位先生“逛逛海南岛”。父亲练武多年,干过多年押镖送物的活儿,足迹遍布整个海南岛。别人愿意找他带路,固然是因为他对各地的熟悉,更因为他有些拳脚功夫,在这乱世,遇到盗贼拦路,也能帮得上忙。这一次,父亲要给一位田先生带路,至于具体路线,还不清楚。父亲说:“你现在还小,以后会懂得,为什么这一次要带你出来。”我无心听父亲的话,一直沉浸在将要去海口的兴奋里——那个热闹、繁华的传说之地,那座海南岛上最大的城池,总要去见见的。早晨出门,一直到天色变黑,我们才进城。父亲也不流连,带着我穿过一条繁华的街巷,来到了一家侨安旅馆,报上名字后,即可入住。邀请父亲带路的人,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一切。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住旅馆,从三楼的窗口能望到北边的一片沙滩,不远处有一座咖啡色的钟楼,再过去便是海了。

当天晚上,我们在侨安旅馆见到了田先生。先是响起了敲门声,父亲开门,进来一个身材矮小之人,胡子稀疏,戴黑框眼镜。那人说:“这是方师傅?”父亲说:“您是?”来人说:“在下田祝澜……”父亲疑惑道:“您……日本人?”田先生一愣道:“标准的中国人……哈哈哈,这一路,有不少人把我当成日本人,在丽水、在缙云、在建阳、在福州、在三水,都有人把我当成日本人,这是第六次了……”父亲说:“我还以为……若是日本人,这活儿就不接了……”田先生大奇:“方师傅对日本人有看法?”父亲说:“日本人对我们中国虎视眈眈,也不是一日两日了。去年,东北,九一八……”田先生竖起右手大拇指,可能感觉还不足以表达心情,他干脆伸出双手,拍拍父亲的肩膀。父亲回过神,把我一拉:“这是我家小子,我这回把他带上,想让他开开眼界。另外我年纪大了,精力不比以前,他也能帮帮手。先生放心,这一趟,他的吃住,不劳烦先生……”田先生点点头:“年轻人,是要走走看看。没关系,这一趟有考察的支出,他跟我们同吃同住就是。”父亲扯扯我的衣袖,我向前,作揖:“田先生……”田先生说:“后面我们都在一块儿呢,你们今天走了一天,先休息休息,已经交代旅馆一会儿送餐过来。”

田先生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父亲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我说:“爸……您……”父亲沉吟许久,说:“刚刚见到田先生,像个日本人,我恰好想起,十年以前,有人辗转找到我,让我带路环游海南岛,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懂中国话的日本人,叫后藤再三。当时也是不懂世事,那日本人只说他在旅行。他那一趟,拍了不少照片,也采集了一些动植物标本,带着考察报告回去。我一直很后悔,怕自己无意中做错了事。去年九月,日本人在东北闹事,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我最近不时想起那件旧事,生怕自己真的做错了。”我说:“爸,错在哪儿呢?”父亲说:“你还小,不懂,这种事,一步都不能走错——即使是无心的。现在日本人对中国馋得很……那件事之后,前几年,又有个法国人来,我还记得,叫什么‘萨维纳’的,也托人找到我,我不愿再接这种活儿,推掉了。这事,你藏在心里就是,不能和任何人说起。爸告诉你,也是相信你,总要慢慢面对这些事。”我只能点点头。夕阳收起了所有的光,房间昏暗起来,窗口望出去,却看到不远处的钟楼上亮着光,周边街巷点起了灯火,父亲的脸消隐在半明半暗中。他喃喃自语:“爸不是读书人,不懂大道理,但总觉得,我们的地方,日本人、法国人一字一图记下来,我们自己人却不管、不理、不了解,对不起祖宗啊……”怎么又跟祖宗扯到一块儿了?我不知父亲浩渺的心事所从何来,幸好,很快有人把餐食送到房间,那扑面而来的香气,让父亲的精神提振了起来。

我没想到父亲竟会骑脚踏车。这是奢侈之物,我此前都没见过,而父亲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呢?我看着父亲,像在看一位陌生人,他有着我不知晓的过去。田先生这番环游海南岛,是政府出资让其考察,沿途的部门都给他以方便,其中包括安排了两辆脚踏车,田先生自己骑一辆,另一辆给父亲骑。出发前,田先生先去了旅店附近的一家“海南书局”,把一本校订完毕的著作《调查撮要表》交付印刷,之后我们便往南行。田先生的车后座上捆绑着一些行李,我坐在父亲的车后座,看着父亲用力踩着脚蹬——风刮到脸上,沿途我全不熟悉。很多年之后,对于这一次出行,我所记无多,但父亲在前面卖力,而我在后座上成了父亲的负担这一幕,却印象深刻。饶是如此,父亲的车仍在田先生的前面,他要负责带路。

每到一地,田先生便提着公文,找到公务人员,让他们帮忙寻当地的能人。田先生手握纸笔,问询此处的人口、物产、风俗等,他边问边记录。一般来讲,当地的公务人员还会招待一顿吃喝。此时最为轻松,父亲要么上前给田先生和公务人员之间做个引荐什么的,要么坐下休息;而我,则推着父亲骑的那辆脚踏车,练习骑行……几日之后,我也学会了,有时会在途中和父亲换换手,让他坐到后车座去。田先生有一张地图,每到一地后,便在地图上画一个圈,并和上一站贯穿起来,这就是我们一路以来的轨迹了。我并不懂田先生的问询、记录到底有什么用,起初还觉得惊奇,渐渐却感到无聊起来,这是在做什么呢?田先生说要写下他的海南岛旅行记。

我没有田先生的大志,只觉得旅途寂寞。虽是沿着较为平坦的官路前行,脚踏车仍是一路颠簸。走村串寨、过山涉水,海南岛的山川一一在我面前亮出它们的面孔。我不知朝向、不懂地界,总觉得三个人是在这无边的路途上惊慌失措地乱逛。但一切都没乱,每晚田先生都会和父亲商议次日的计划,准备抵达哪里、歇脚哪里。父亲不需看田先生那张地图,说到某一地,他皆能如数家珍般一一道来,哪里的路不适合走、哪里有盗贼盘踞,他一清二楚,会提前让田先生绕道。陷入海南岛巨大的中心后,田先生便不得不仰赖父亲、不得不仰赖父亲心中的另一张地图。因有考察的需要,行程并不快,但一日下来,仍会疲惫不堪。我们有时在一些墟镇上的驿馆过夜,有时借宿农家,有时则只能露宿野外——父亲会捡来大堆木柴,点起熊熊篝火。即便是这样,父亲也没忘记在睡前练练拳、舞舞棍,并督促我也练习,他还强迫我与他一同站桩、打坐。他跟我说起这两者的妙用,却总词不达意,最后只能说:“多练练总没错。”

田先生每日的记录任务极为繁重,一到歇息处,就顾不得其他,只是奋笔疾书,把一路所见所闻先记下。父亲的脸,在篝火的映照下明灭未定,可以看出,他很享受这种在路上的生活。从父亲一路上对各村镇的熟悉程度,我知道,他曾在这些山山水水间行走过很多的光阴。夜太过安静,盘腿打坐的父亲一动不动,不像是这个世界的人。田先生在完成一天的任务后,有时也会跟我聊几句,他说得最多的是:少年人,不要只是待在这个岛上,你要去看看世界——见到世界了,才知道眼前的这个岛是什么样的。

这次出行,我更多的是感到疲累与寂寞,所记得的事情并不多,除了两件事。

其一,是途中的一次奇遇。出发的第五天,到了海南岛中部的一座高山,行走愈加艰难,海拔升高,呼吸变得急促,而山路两侧,树木直插入云——云雾在枝叶间聚而又散。田先生已经腿脚不太利索,他提出歇息一会儿,父亲却咬紧牙关:“这里不适合停留,下个歇脚处还远,得继续赶路。”大多数时候,父亲尽量配合田先生的安排,而这回,他把话说得斩钉截铁,我们只好跟着走。我推着一辆车,父亲推着田先生那辆,急促地走在前头。正当我们濒临崩溃之际,忽然听到林木间传来数声奇怪的叫声,竟然听不出那是什么声音,有点儿像是鸟叫,可声音并不零碎,而是极其连贯有规律。这声音先在左侧响起,一会儿后右侧也有了,此起彼伏。父亲停下,转身,脸色已变,他把车的脚架支下,面色冷峻地说:“你们在这里歇着,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乱动,等我回来。”他左手拇指、食指捏住下唇,一吸气,发出几声尖啸,和林中传来的声音竟然很像,像是传递了某种信息。不一会儿,林中的声音再次响起。父亲再次发出尖啸,之后回头说:“别乱走,就在这儿等着,我回来再说。”他挺身往右边的林中去了。我和田先生面面相觑,想开口说什么,却又感到说什么都不对。此刻的山林诡异无比,腐烂的枝叶冒涌出浓烈的气息,我们都觉得头有些昏沉。静坐下来后,各种声音出现了:风吹木叶、虫蝇振翅、山鸟鸣啼……田先生焦躁不安,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他从包袱里翻出一本书,读几行便又合上,一会儿又翻开。为了静心,我只能盘腿坐下,闭眼安神,但妄念如跑马,奔袭不歇。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睁开眼睛,夕阳已到,金黄色把山林染得无比辉煌,我心有所感,心想父亲很快就要回来了。没一会儿,就看到父亲拖着一条长长的影子走近。田先生几乎是弹射而起:“方师傅,发生了什么?”父亲满身疲倦,还散发着些酒气,他淡淡地说:“先赶路,到歇脚处再说。”他推起脚踏车,状若飞奔,我们只能跟着。很快,山路全黑了,幸好我们已临近山脚。在山下又走了近两个小时,才看到火光,在一个墟镇歇下。看到火光的那一刻,父亲步子没停,只是甩出一句话:“今天,遇到盗贼了。”这之后,父亲再没跟我说起盗贼之事。田先生则围着父亲问了许久,父亲让他答应,不能把这些事写到他的行记里。田先生答应了,父亲压低声音说了一会儿,而他说出的故事是什么样的,于我却是一个谜。之后好几天,田先生多次在我面前竖起拇指:“你父亲……这个!厉害,这次来,我找对人了,否则,说不定有来无回了……”可他也没有在我面前透露任何父亲如何平息盗贼的细节。

其二,到了海南岛中部稍稍往南一些后,田先生被一场急病击倒了。此前两三日,阴雨不绝。田先生戴着眼镜,雨一下,路就看不太清楚,我们走走停停,进度极为缓慢。父亲和我对海南岛的天气早已习惯,而对于田先生来说,这雨便成了刺入毛孔的寒针,他的喷嚏止不住,人也漏气般整个扁了下去,眼窝深陷,颧骨凸出。父亲着实比田先生紧张,提议返回海口就医。田先生有些不甘:“着急啊,这才走了不到一小半,就得……”父亲说:“先生初到岛上,不习这边水土,又一路奔波,难免撑不住。我们要不歇息两天,若好了,便继续剩下行程;若不行,便返回海口?”田先生犹豫许久,也只能这样。当地的政府部门看了田先生携带的公文,极为重视,除了安排住宿,也找来医生,给田先生打了一种叫“金鸡纳霜”的药。我们滞留当地,等待田先生恢复。闲极无聊,我便骑着脚踏车闲逛,引来阵阵注目。父亲则在某日一大早,去拜访一位当地朋友,夜里才回,递给田先生一张红纸符咒,说他那当地友人是有些神通的,他去给田先生讨了一张护身符回来,烧成灰泡水服下,可治病。田先生嘴唇发紫:“这东西要有用,那大夫不是多余了?”父亲说:“试试看呗。”田先生摇头苦笑。又一日,医生来看过田先生后,摇头不止,说其身子更热,病加重了,久留恐怕不利,应尽早返回海口去大医院看看。恰好这日,有汽车途经此地,目的地正是海口,经过一番思量,我们终是把脚踏车也塞到了汽车上。抵海口后,父亲对田先生说:“你休养好,什么时候需要,我再来。”

我与父亲返回村里,几天后,便是春节……那也是我在故乡过的最后一个春节。细细想来,这趟出去,并没有见到多少奇事,但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变了,和伙伴们再没什么话可说。一九三三年的春节,天气萧瑟,寒凉入心。初四那天,父亲一早出去了,午间回来,脸上眼泪纵横,没等我和母亲发问,他已经忍不住:“你们望海堂的先生,没了……没了……”说着,他把一封信递给我,我伸手去接,他又猛然抽回,走到春节期间堂前一直点着的油灯上引燃了。火光明灭,他的脸又红又黑。

那封信便成了永远的谜。是什么人给父亲写的信?或者,那是先生临死前的诀别书?父亲除了是能和先生说得上几句话的人,会不会也是他某种意义上的“同道”甚至“同志”?之后几天,父亲一直没回过神来,深陷于友人“没了”的哀伤。年初八那日,他才提起精神,因为田先生已经从病中恢复,托人叫他,继续环海南岛,续那未完成的行旅。这一次,父亲没有带上我,木棍在他手上舞出几圈棍花,风声呼呼,他的身子从棍影里消失了。

没有我在,他和田先生每人一辆脚踏车,行程会快得多吧?

县里对方延这位美国华侨极为重视,安排一位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专门与他对接,也没理会他的想法,拉着他两天内跑了全县五六个点,时不时问他:“方先生,感觉怎么样?”“方先生,这里不满意,我们去看看下个点……”没法直接拒绝的结果,是方延看了流经县里的河,也看了县里的山,更被拉去海边,在茂密的椰林里看了绿叶摇摆起伏。那一日下午,他知道不把话挑明不行了。方延沉吟许久,说:“我这一次回来,并没有投资兴业的打算,只是四十多年没回来了,返乡认认亲、扫扫墓……”见那陪同者因尴尬而凝固的表情,方延笑了笑,“不过,我也有点儿心愿,想请县里帮个忙……”方延顿了顿,等情绪酝酿得差不多了,又说,“我不是生意人,这一次确实不是为生意而回来。我知道,一个地方要发展,首先得把教育办好。我手头也不宽裕,但也想给县中学捐点儿钱,具体用于盖间课室或是资助一些困难学生。”那陪同者握紧方延的手:“教育最重要,教育最重要,我一定跟领导汇报,把这笔捐款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县里到县中学了解之后,说有教室在前两年的一场台风中损毁严重,学生目前都在危房中上课,急需修缮。还反馈说,修缮后,考虑以“方延”之名给教学楼命名——方延心中苦笑,这是赶鸭子上架、挖坑等我跳啊,我哪有那么多钱?方延给县里回复,如果一定要冠个名,他希望叫“望海堂”。

方延再三推辞,县里还是要举行一个仪式,让方延跟学生们讲一讲,鼓励鼓励他们。当然,最好提前有个讲话稿,大家一起帮忙斟酌斟酌。坐在主席台上,方延有点儿惶恐,可他不能把这些情绪表现出来。举行了一个在方延强烈要求务必简短的捐赠仪式后,他对那些学生讲了讲自己的事。有那么一瞬间,他顿然出神,自己怎么就坐在这个地方,要对着学生说话了?他嗓子清了六七回,才把情绪压住,照着稿子念道:“离开海南,是被迫的。更想不到一走之后,那么多年没机会回来,直到这四十三年之后……”

……

他的演讲反馈怎么样,他已经无心去了解了,他唯一记得的,是这期间很多次掌声响起。掌声并没有让他悔意消退——事实上,开讲后,他就更后悔了。无论如何,这也是把潜藏着的旧事再次揭开,那种撕裂之痛仍在。别人把这些当成故事来听,而对他来说,却是刻在骨血中的梦魇。其中有掌声、有惊叫、有一张张屏住呼吸的紧张的脸,也有结束演讲后,不知道谁伸过来的带着安抚之意的手……他只觉得疲惫,别人再说什么,他都不再细听,匆匆离开学校,返回村里。

在美国多年,要说已完全适应了那里的生活,也谈不上,可毕竟那么多年的时光打磨,身体本能上已更习惯那里的一切。想到这一点,他有些惊慌,这惊慌来自他感觉到当下的自己,似乎更适合那个远隔重洋的家,而不是眼前的这片故土——这算不算另一种意义上的背叛?妻子的脸浮现,若是同意她一起回来,自己有个说话的伴儿,心情也不至于如此翻江倒海。

不知不觉间,方延又来到了父母的坟墓旁。坟墓上的杂草,在他回来后,已清理干净。他让堂兄找石匠刻了一块墓碑,也立了起来。一切都是新的,石碑上的字迹转折锐利,红漆把字涂染得鲜艳刺眼,坟墓边还有两日前石碑立起时焚烧的纸钱与香烛,好像坟墓里的人也才离去不久。在米酒一点一点的催发之下,堂兄方振成缓缓说起,眼前立着两座坟,可埋葬着的却只有方延的母亲。不知道是酒让记忆模糊,还是确实时间太久,堂兄也说不清具体时间,只记得大概在方延离家去香港谋生六七年后,日本人入侵到海南岛。日本人来找过方延的父亲,他躲避未见,后来为避免祸及族人,他去见了日本人,从此再没回来过。方延的母亲在他父亲离家后一年就过世了,她没交代别的事,只是跟族里人说,在她的坟墓旁,给方延的父亲也立一个墓。代替方延父亲的肉身下葬的一些遗物,已被方延母亲提前收拾在一个盒子里。方延的母亲过世后,房子彻底空了,在南洋的哥哥没回来过,也未寄回一封信,嫁出去的二姐偶尔回家,也只能看着屋内结满蜘蛛网而默默垂泪。那两座坟,族里人想起时,就简单地锄锄草、添添土,更多的时候,则湮没在荒草与杂树丛中。那天堂兄方振成带他来此,对着荒坡上起伏的土堆恍惚犹疑不敢确认,来回踱步了半个小时,最后还是把年纪更大的二叔喊来,才确定了墓的位置所在。

他还得悄悄打听她的下落——在他心中,不能把名字叫出来,他想起来时,只能喊“她”。数十年过去,关于她的记忆早已湮没。当年离家前,母亲给他定了一门亲事,姑娘是隔壁村的,两人并未在正式场合见面,但已经按照村俗送了八字。父亲是见过世面的人,又常常和望海堂的先生夜谈,有了不少新思想,强烈反对母亲的做法。母亲淡淡地说:“你反正要把小孩往外送,那还不如早些定下来,择日完婚,他就算外出谋生,也留个孙子给我们带带。”父亲则说:“正是因为我们要把小孩往外送,才不能耽误了别人家的女儿。”两人争执不下,问方延自己的想法——他哪有想法,他少年心性,根本没往那边想。最后母亲把礼往隔壁村一送,这事就定了。方延私下跑到隔壁村好几回,想偷偷看自己“对象”的模样。他蹲守暗处,远眺静待,却在那女子的身影出现时落荒而逃。方延的心被搅动了,很多个夜里,那并不清晰的脸,是盖在他梦里的印章。

没过多久,父亲通过田祝澜先生给方延在香港谋得一份差事,方延就离开海南岛了。母亲本来很想在他离去前,把他的婚事给操办了,方延拒绝了,说他没准备好。父亲也说,外出历练历练,过两年再结婚也不迟,两人都还年纪小。当时没人会想到,这一离开就是数十年。方延在船上服务,随船出海,望着舱外的海浪,并不知道航行到哪儿了。偶有假期,寥寥数天,也没法从香港赶回,一年一年的,就这样消磨着。这期间,父亲在来信中也提到了他与她的事。方延心绪惆怅,出来谋生,万事难定,他一咬牙,回信让父亲去退了婚约,以免耽误人家。后来收到家信,说她不肯退,宁愿等。方延惆怅更盛,也没法排遣。他如何能想到,世事跌宕起伏,自己后来历经九死一生,在海外苟活了下来,家国遥望,哪里还能回到当年?在美国结婚前,他跟未婚妻谈过老家的人事,她苦笑:“看来,不管怎么算,我只能是小老婆!”

这一次回来,他想到了她,问询打听,也并非难事。据说她后来还是嫁了人——这是方延唯一的安慰。若她真的在漫长的岁月中孤身一人,成为附近村子并不罕见的“守望妇”,终日牵肠挂肚,等待自己的归来,他该何等自责?她后来嫁的是一位渔家人,育有三男一女,丈夫长年出海,终丧生于一场风暴。而她也在后来的一场台风中消失无痕,周边的人都传说她已经随风寻找她的丈夫去了。又有不少神叨叨的传言,说她消失后的很多年里,一些患病者或阴气重的人,总会见到她来去不定的魂儿,那魂儿有着要问询什么又不知如何开口的羞怯和犹疑。她如此飘浮直到消失于一阵没来由的风。方延倒盼望能真的见上一见——如果有这机会,他一定不会像少年时那样闪闪躲躲,而是会迎上去,细细端详她化为虚幻的脸,端详时间在每一个角落毫无遗落的刻画。她的脸最终会被雕成老迈还是依然年少呢?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3年09期,责编刘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