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写在前面的话

记得我曾为故乡律况村写过一首诗。诗的题目是《律况的风景》：

律况在山里，是个小地方

山里有炊烟，有小鸟吟唱

有野草的清香

在律况的山顶看日出

山不高，但能感觉到云的气息

也能看到远处云海顷刻变红颜

在山上能看见律况的美景

看到甘蔗的绿波，看见路和远方

伸手似乎也能抚摸到天堂

我还有一篇文章是写律况村的。文章开头这样写道：“它的变化，最初是一点一点的，后来才渐渐变快。可最初的那一点点，却令人铭记终生。从屯到村，到乡——不过那时还叫生产队，大队和人民公社——要翻过几个山头，走一个小时的山路。说穷山恶水有点过，它能养活约百户人家四百多人口，这应该算是条件不错的村落。至少，它有人均半亩的水田，四五亩畬地，有山地有柴火烧。”

“律况这个村名有点怪。后来我查了字典，律况的‘况’字同‘贶’，赐予的意思。便有所悟出古人起这个村名的意思。1978年的时候还没有电，整个小学时段我们就在煤油灯下复习功课，准备小升初的考试。夜晚如此沉静，豆点的光亮从中间凸出的圆柱形玻璃灯罩透出来，摇曳、暗淡……”

近年来，“脱贫”“富起来”成了乡村重要话题，律况村好多新起的楼房看起来和城镇一样漂亮、整洁。楼房前面，村民也会种上一些花草，间隔十来米的距离，装上了太阳能路灯，入村入屯的路边，植上了三角梅。三角梅已经烂漫，红得令人心醉。而我每一次站在故乡的土地上，过去的记忆和故事如雨季中的山泉，从每一处石头旮旯里汹涌而来……

干栏房的故事

那时，我们一家七口人生活在一间干栏房里。

这是一间三厢两边用土砖砌成的木制瓦屋，上下结构，中间用一寸来宽的长木板铺隔着，上面住人，下面一边圈着牛猪鸡鸭（大人们都叫畜栏），一边堆放生产用的农具和杂物（姑且叫杂物房吧）。与许多桂西南边陲壮族屋宅的内部布局一样，我家的石梯是用料石逐级垒砌而成；上了石梯，就是竹木铺架而成的凉台，凉台较宽，能坐一桌人吃饭；平时一家人晚饭后就在凉台上纳凉聊天。进了家门，就是厅堂。厅堂左边厢房是我爸的寝室，右边是我叔的寝室（我爸在乡供销社工作，平时不回村，我和我弟就在左边的厢房睡，我爸一回来，我们就到右边厢房与我叔挤铺）；厅堂前设有一张八仙桌，供着香炉，香炉上面的隔板正中，贴着“赵家堂上宗亲之位”字样；隔板右侧设有门，进入门里，就是后厅；后厅左边是我妈的寝室（我妹与我妈睡），右边是我婶的寝室。后厅是一家人平时吃饭的地方，一边放置着餐具柜；后厅连接着厨房。厨房不是上下结构，而是四周用石片砌成，中间填上土，最后用三合土夯实使之平坦。

我妹不喜欢干栏房。她对我说，小时候你从一米多的凉台摔下去，让我背负一生的愧疚。我说，我都不记得有这事了，你为什么老惦记呢。我左腮帮下有个疤痕，那是从干栏房的凉台摔下时蹭到石碾的边角留下的。那时我小学二年级，我妹一年级。我妹模仿大人吓唬小孩的样子，推了一下坐在凉台边上发呆的我。“当时我真的只想吓唬一下你的。”成年后，我妹一见我就提起往事，“没想到你真的摔下去，还留了个这么大的伤疤。”她又说，“这干栏房的凉台又没有护栏，那时你坐那干吗？”

是啊，我待在那干吗？我一点儿都记不起来。我只记得当时我母亲发了疯似的把我背到公社卫生院——从律况村到乡里的山路村里人平时都需要走一个小时，我妈后来告诉我，那天她只用了四十分钟。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概念，记忆里更多的是血，从临时包扎的土布渗出的血，沾在母亲背上。母亲那件淡蓝色布衣裳后来一直残留着我的血渍，直至变旧。

我在母亲背上，感觉到她急促的呼吸。有一阵子，山道漫起浓重的雾岚，我婶跟在母亲后面，说：“嫂子，累了我换换你。”当时，我们家里两个大男人都不在村里（我爸是供销社的员工，他在乡里上班，我叔被生产队派到邻乡乔苗村修水库去了）。但从始至终，母亲并没有让婶子背我。山路崎岖，我在母亲背上昏昏欲睡，母亲一边背着我在山路上急行，一边用焦虑的声音给我打气：“仔，可要给我顶住啊，我们很快就到卫生院了。”从我记事起就听村人说，已经有几个人命丧这条山路途中：从邻村嫁过来的黄家媳妇砍柴从山上摔下来，村中几位壮年人用简易担架抬着她急送公社卫生院，因伤势过重，失血过多，死于途中；村中才子赵某某因写爱情小说被揭发，上面要把此篇小说当“毒草”来批，他“畏罪”吞服老鼠药，被村民发现送卫生院抢救，死于山路途中……

那一天，我没有睡过去。母亲把我背到卫生院后却是累昏了，一番急救才醒过来。在卫生院里，医生给我缝了八针。从此我的左腮帮下多了一个疤痕。

学校和代销店里的故事

如果说现在的律况村和别的屯级村有什么差别，那就是屯里还保留有学校。律况小学学生最多的时候有六七十人，由三名老师管着。现在屯级的学校只有低年级学生在读，只有一名老师，管着五名学生。三年级以上的都到乡中心小学去就读。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们一至五年级共有五个班，每班十来个学生，全校有三名老师。

那时我有两个比较要好的朋友。一个叫赵光洪，一个叫赵胜洪。赵光洪比较精明，是村小学同龄的十几个同学的头目。赵胜洪家里劳动人口多，算是殷实人家。每个学期开学，会有一些家长亲自送孩子到村小学来上学，但大多数是学生自己带钱来交给老师。这样我们一些同学手上会有一点零用钱。我们来到学校旁边的代销店，买一分钱一粒的硬糖，吃完硬糖，男生会把糖果纸折成硬牌，玩拍片子的游戏，谁把纸牌拍翻过来，糖纸就归谁。女生则会把它折成漂亮的花环。

九月的第一日，赵胜洪父母本来是要带儿子去学校注册的，但那天他们要赶到邻村参加一场白事。他们把赵光洪和我叫过去，说：“你们带赵胜洪去学校，帮赵胜洪交学费。”赵胜洪父亲把六块五角钱塞给赵光洪。“六块钱是学费，五角是你们的零花钱。”赵胜洪的父亲交代道。在他看来，赵光洪比赵胜洪要聪明一点，办事牢靠一点。那年我们就要上小学四年级了。

“叔叔，”赵光洪用可怜的眼神怯怯地看着赵胜洪的父亲说，“我爸那……那给我的学费还差一块钱，您能……能借我吗？”

赵胜洪的父亲有些犹豫，但最终答应了：“好吧，看在平时你和赵胜洪一起上学的份上，给你。”

我们穿过村中央去往学校的方向。此刻赵光洪身上带着十三块五角钱“巨款”。我们并没有直接去找老师交费，而是来到学校边上的代销店。“我们买两角钱的水果糖。”赵光洪对代销店的老板说。

“好嘞。”老板说。他拿过赵光洪递过去的五角钱，然后从装硬糖的大口玻璃瓶里抓出一把糖。

“补你三角钱。”老板从抽柜里拿出一张面额两角和一张一角的纸币。“我不要纸币，放在口袋，洗衣服会被洗掉的。”赵光洪眨巴着眼看着老板说，“我要两分和一分的硬币。”

“真是个麻烦的孩子。”他说。老板这回数钱倒是很认真，并没有给赵光洪多数一枚硬币。赵光洪心有不甘，他看到柜台里有几张像是要被老板丢弃的糖果纸。“能给我糖纸吗？”他用手指着糖纸说，“求求你把它们给我吧。”

“拿去拿去！”老板有些不耐烦，“没想到你那么难缠。”

我们离开代销店，来到学校门口。校门口有一群男孩子在玩拍糖果纸牌游戏，他们有的坐在地上，有的跪着甚至趴着，专注于拍纸牌。输完纸牌的人，便站在一旁看着同伴玩，眼里露出不甘的神色。

“你有两分钱吗？”赵光洪对一个还抽着鼻涕的男孩子说， “我给你十张糖果纸牌。”他变魔术一般从另一个口袋里拿出纸牌。男孩子给他一枚两分硬币。

我觉得赵光洪点子特别多。后来赵光洪带着我们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在那里，他把学费分成两沓，每沓五元八角。

“一会我们就去给老师交学费。我帮你交，但你要听我的话，不要做声，点头嗯嗯就好。”赵光洪交代赵胜洪说。

“嗯，听你的。”赵胜洪说。

在我和赵胜洪看来，赵光洪具有导演的天赋，虽然不知道下一出戏会出现什么情况，但他肯定能演好。

学校里，交费已经接近尾声。我们来到教室，看到收费的并不是以前的黄老师，而是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我是你们新班主任，也是校长，我要教你们到小学毕业。”女老师说，“平仔的叔叔早上已经过来交学费了，就你赵光洪和赵胜洪两人还没有交费。”

赵光洪红着脸说：“我……我们学费不……不够。”

“我和赵胜洪家，生活困难。从上学期放假，家里就开始凑学费了。”赵光洪把两沓毛票递过去，“就差两角……赵胜洪也是。”

赵胜洪也红着脸“嗯”了一声。

老师叹了叹气说：“我帮你们补齐吧。”

“谢谢老师。”赵光洪说。

开学这一天，赵光洪算下来额外收获了一块多钱，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多年以后，赵光洪外出务工，他开始在鹤山沙坪一家制鞋厂踩高频机锻焊鞋模，这一项技能让他赚了不少钱。干了几年，他感觉肺部被一团碎麻塞阻，又像是被灌进了一桶糨糊。有人对他说，这种活干久了有害健康，甚至致癌，他便回乡里开了家代销店。而老实的赵胜洪在县城干泥瓦工的活，几年后成了个小的包工头，一路干下来，现在是小县城里建筑业的几大领头企业之一。

晒场上的故事

那个时候，律况生产队有四个小队，每个小队有近三十户人家。每个小队会有一个仓库，仓库装生产队每年夏收和秋收所得的收成——玉米、稻谷、黄豆、花生等。这样，每个仓库前面就会有一个晒场，晒场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晒那些收成的农作物。每个小队的晒场约两百平方米，地面是用三合土（红泥、沙子、石灰）夯实。其中，最大的晒场是我所在的第二小队晒场。

晒场是全村最宽阔的空地，当然也是我们孩子做游戏玩耍的地方。放学后，晒场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男孩子在这里打尺、斗陀螺、丢沙包、撞拐子、打弹珠、拍卡片；女孩子则跳皮筋、跳格子、抓石子、丢手绢、踢毽子等。夏末，晒场周边会堆满禾秆堆，有月光的晚上，我们会在那玩打仗游戏。

在晒场，我们喜欢欺负一些低年级的学生。有一天我们四个人闲着无聊，来到生产队的晒场上。在晒场上，一群二三年级的小学生在玩打尺。他们玩得正酣，一不留神一只木尺飞到离我不远的地上。我走过去一脚踢飞木尺。这时一个鼻涕要吊到下巴的傻大个子冲到我面前，气咻咻的样子。我知道他的名字叫赵大宝，是村里有名的大傻。我拧过他的胳膊，把他按倒在地。正当我摁住他的脑袋要在泥土里擦他的鼻子时，赵光洪过来了，叫我住手。

“他们打尺碍你什么事呢？”赵光洪对我说。

“都怪他，打到我脚下，”我说，“而且我今天心情很不好！”

“不就是农国凡老师批评你几句吗？” 赵光洪说，“他又没有骂你，你至于冲这个傻家伙出气吗！”

我松开了这个叫大宝的傻家伙。他坐在地上，两眼红通通。天气准备入冬了，露天晒场时不时刮一下风，特别冷，大宝的鼻子被冻得流出长长的鼻涕。鼻涕吊得老长，他不得不用一只袖子抹了一下，再抹到裤腿上。大宝的裤子是一条粗布棉裤，可能是因为打尺常跪在地上，膝盖处磨出了一个大洞。我向他吐了一口痰，又跺了跺脚，示意他快点滚。

大宝没有理会我的意图，而是站起来盯着我和赵光洪。他的拳头半握着，好似随时要向我们发出进攻。“看什么看，”我说，“我们要在晒场踢球，再不走信不信我打你！”

“呸！这晒场又不是你家的，我们为什么不能玩？”大宝说，“我们不走！”

“你说什么？” 赵光洪突然生气了，他指着大宝说，“你再敢说一遍不走，看我怎么收拾你！”

大宝歪着脖子说：“我不走！不走！”

赵光洪冲到大宝面前，举手就扇了两巴掌。啪啪两声耳光便回响在晒场的空中。

赵大宝突然发出裂帛似的尖叫：“救命啊——”

周围没有一个大人。原本围观的小学生们都退到了晒场边上，胆怯地看着我们如何进一步收拾赵大宝。赵光洪本来是想再踢一踢赵大宝的。他突然改变主意，对赵兴佳说：“把你的小老鼠给我。”

我们刚才在仓库外的一个角落发现了一个老鼠窝，赵兴佳捡了几只刚刚能动的幼鼠，装在瓶子里，本来是想拿去吓唬女同学的。

赵兴佳问：“你要干什么？”

赵光洪说：“我要把老鼠放进他裤裆里。”

我突然明白了赵光洪的意图。我们听到大人议论，说如果老鼠钻进某人的裤裆，那个人就会断子绝孙。赵大宝见赵光洪的竹棍没有落下来，便停止叫嚷。可他好像没有明白赵光洪要置他断子绝孙的意思。如果就为在晒场踢个球让一个人断子绝孙，那赵光洪也真是做得太过分了。这一刻我觉得这个赵大宝好可怜。

我上前对赵光洪说：“他就是顶嘴几句而已，我们就让他断子绝孙？”

赵光洪白了我一眼，说：“你以为我会法术啊？我就是想看看老鼠在他裤裆里会不会咬他的小鸡鸡。”

我对赵大宝说：“嚯嚯，大傻子你死定了，老鼠要咬你小鸡鸡了。”

这时赵光洪却突然朝赵大宝笑了笑：“如果你给我们五角钱，我就放过你。”

赵大宝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说道：“我现在没有钱，明天我跟我爸要了再给你们行吗？”

赵光洪说：“当然可以。但你要保证明天给我们钱。”

赵大宝咬了咬嘴唇，说：“我保证，明天我跟我爸要五角钱，上学的时候给你们。”

这时，农国凡老师正好经过晒场边。他对我们喊道：“几个五年级的，还有一个学期要初中考试了，你们还有心思在晒场玩，快点回家吃饭，复习功课！”

我们这才放下了赵大宝。此刻，傍晚来临，晒场边有两只母鸡咕咕地唤着它们的十几只鸡仔回笼，稍远处有一个老农赶着几头牛急着回栏。

放电影

晒场是生产队集中群众的地方，也是全村做大活动聚集地。而对于读小学的我们来说，在晒场上放电影是最为难忘的事件。每当放映队到我们律况村，全村像过节一样热闹，大人小孩大都集中在晒场上，甚至别的村也有人打电筒打火把过来看。印象里《渡江侦察记》是在我们律况村放了两遍的。晚上放完电影后有人跑到挂银幕的大树后面找子弹壳，可惜没有人找得到。第二天中午放学后，我们一群小学生还会来到生产队的晒场上，在昨晚挂银幕的龙眼树下继续寻找子弹壳。

我们的头人赵光洪问赵兴佳：“佳仔，你听谁说李连长卡宾枪的弹壳掉龙眼根下呢？”

“我哥在公社里看过两场，怎么没有听说有弹壳？”另一个同学也问他，“赵兴佳你听谁说的？”

赵兴佳趴在龙眼根下，正用手去抠根缝里一只知了的壳子。它粗看真有些像子弹壳。“他们说的，”赵兴佳说，“上回电影队在三况屯放的时候就有人找到弹壳。”

“他们骗你呢。”我看了赵兴佳一眼，然后对站在一旁的赵光洪说，“你说这电影下次还来我们村里放吗？”

没等到赵兴佳回答，赵光洪忧心地对我说：“唉，语文老师又要布置作文写《渡江侦察记》观后感呢，上次我们抄你的都被批评了，你说这回怎么写？”

我说：“我不写了。”

上一篇的读后感，我们头人赵光洪和一伙儿同学全都是抄我的——

……昨天晚上，我看了《渡江侦察记》才知道解放南京就等于解放了全国。开始，渡江的侦察连还伪装了一次“国民党”。上岸后，把敌人巡逻的两个兵解决了。早上天亮了，他们的行踪已被敌人看破了，于是敌人把所有的山和房子都搜了，就没找到一个人。晚上，侦察连来了，他们的任务是找到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放哨的小孩说有人来了，老爷爷把他们藏了起来。一看，原来是游击队队长！侦察连在用无线电对讲机报告情报时，敌人的飞机开了过来，把无线电对讲机炸毁了。为了及时送情报，侦察连每个人拼尽全力，终于把情报送到，减少了人员伤亡，解放了南京。我真敬佩他们的勇气，也热爱共产党。

虽然我们一伙儿作文写得不怎么样，可后来还是都考上了乡中学的初中。

现在，生产队的晒场已经变成了养牛场。

池塘边的故事

乜婆家住在村偏西的晒场边上，前面有一口鱼塘。鱼塘是生产队的，每年也不放多少鱼，主要作用是让村民洗衣、洗猪菜，供出工归来的群众洗农具和洗手洗脚等,当然，夏天的时候村里一些小学低年级的学生也在塘里游泳。乜婆生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嫁在龙门街上，一个儿子在大新县城当老师，一个在昌明乡卫生院做医生。平时没事的时候，乜婆会在屋前的凉台上坐看村里的孩子们玩水。

乜婆已经八十岁了，子女很孝顺，要求她到镇上或县城里去住，但她都拒绝。她说去城镇我能做什么？谁会来听我“弹天”，谁会来看我做祭祀？她说在村里我有助手，有徒弟，她们对我比对自己的娘还亲，生活没有问题。子女只好顺着她的意，让她在村里生活，但只要有空，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回村，给她买吃的用的，所以乜婆的日子过得十分充实惬意。

乜婆面善，心也善。她是律况村对孩子们最好的人。她总把自己儿女从城镇给她送的好吃的和自己给别人做祭祀时供奉的糖果、饼干等拿来与孩子们共享。以前我还在村小学念二三年级的时候，虽然头上长癞痢，可当我走过鱼塘边的时候，都会听到一声慈祥的叫唤：“平仔仔啊，过来过来！”

乜婆家前面的小热闹往往是在村里传统节假日祭祀之后的第二天。每年正月十五、二月二、七月十五中元节，我们村都会搞些活动，尤其是刚刚分田到户那几年，禁锢多年祭祀活动放开了，乜婆拿出她躲躲闪闪偷藏多年的“鼎叮”（天琴），带着她的两个徒弟“唱天”“弹天”“跳天”。中午或傍晚放学时，村里不少孩子有事没事都来她家前面玩耍。孩子们都觉得这时候的鱼塘边比生产队的晒场好玩。我们没有上初中前，头人赵光洪有一次对我们说，你们发现了没有？乜婆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食物香味。我们表示赞同，那是一种有着水果、饼干、糍粑、蛋糕甚至炒黄豆和煨红薯等令人垂涎的味道。

律况小学

学校坐落在村中央，当时就只有两间上了年纪的瓦房作为教室。我们从家走到学校，只需几分钟的时间。往往是我们在家里帮喂猪食，听到上课的钟声，才慌忙跑向教室。和在家干活相比，我们更喜欢上学。在学校，我们感觉有乐趣，因为那里有老师、同学，有规律的生活，少了很多生活中的烦琐。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已经有些科目的老师开始有意识地用普通话授课，但仍有些老教师用方言授课。同样是声音洪亮，但普通话对于当时的我们而言，是新鲜的、甜蜜的，就好像难得一遇的糖果一样，听过一次就一直渴望。

稍显不足的就是年纪大的农国凡老师的口语了。长期使用方言教学让他养成了习惯。农国凡老师的普通话夹杂方言的发音，让我们感受到一种乐趣，正是因为这样的发音，课堂总不会缺乏乐趣，有时候话音刚落，他突然意识到发音失误，他自己也忍不住笑。

那时候的律况小学与其他乡村小学一样，两间教室一间是高年级，一间是低年级，进行的是复式教学。当时，教室里面置着三尺讲台和一些饱含年代感的课桌椅，而窗户却是破烂的，顽皮学生如赵光洪之类的往往从破窗处进入教室。南方盛夏的雨，风会带着瓢泼大雨往没装玻璃的破窗里钻，每当这种时候，平常排列着四列的课桌，就得并列成三列，甚至两列。农国凡老师会暂时停止授课，指挥靠窗的同学把桌椅往中间挪，坐在中间的同学也会自觉地往里挪，给靠窗的同学腾出位置。

我小学五年级那年，律况小学推倒那间窗户破烂的危房，建了一间新教室。当时没有上级拨款这一说法，都是村民出钱出物、出工出力建起来的。上梁的那天，几位老师凑了点钱，让建房的师傅抛“梁食”。受汉族文化影响，律况村造房上梁时，东家要特别制作许多糍粑，将小糍粑染红，让木匠站在土墙上，将糍粑从上抛下，让围观的乡邻和孩子抢拾。

这间新建的瓦房分隔成两部分，一部分为一间小教室，一部分为两间老师住房。律况的瓦房以木质结构为主，中间为几根柱，上面骑梁，大梁居中，横梁连接屋脊。上梁那天，农国凡老师招呼全校学生和屯中有面子的人到场祝贺新教室落成。上梁时，农国凡老师请木匠师傅致上梁祝词，他把一般农家新房的祝词给改了：

手攀双柱龙，脚踏凌云梯，步步登高处，节节上升起。上一步律况平安，上二步学校兴旺，上三步人才辈出，上四步文武双全，上五步五彩缤纷……

站在梁头高又高，手拿糍粑往下抛，一抛校内和气生，二抛年年状元考。

伴随着木匠师傅喜庆的祝词，梁木慢慢升上房顶放置好，师傅在梁木上绑了两根红布条。

或许新教室给我们带来了新运气，那一年，我们这一批学生全部上了初中，其中一半的同学考上乡里中学的重点班。

【赵先平，广西大新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中短篇小说多篇并分别在一些刊物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