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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文学》2023年第10期|包倬:魔术师和失明症观众
来源:《福建文学》2023年第10期 | 包倬  2023年10月27日08:37

包倬,1980年生于四川凉山,2002年开始发表作品。发表有长篇小说《青山隐》,出版有小说集《十寻》《路边的西西弗斯》《风吹白云飘》等。曾获长江文艺双年奖、云南文学奖、边疆文学奖、滇池文学奖等。现居昆明。

我们要盖一座房子。这话说了一百遍有多。白天说,夜晚说,走着说,站着说。“虫虫鸟鸟都有窝,我们家挤得像颗花生。”“人要是蜗牛多好,从来不操心房子的事。”母亲在说,父亲在听。起房盖屋,男人的天职,父亲的心里万分愧疚。母亲是克制的,她只在忍无可忍时才抱怨。

我需要出去透口气。站在晒场上,视野里是散落在山间高矮不一的草房和瓦房。一个4岁的小孩心里生出自卑——我们连唢呐匠都不如啊。唢呐匠住着三间草房,屋顶的麦秸每年一换。风吹日晒,那些麦秸由黄到白再到黑。我们家住山腰,唢呐匠住山脚,直线相距不过两里地。有月亮的夜晚,山坳里唢呐声大作,至于吹什么样的曲子,由他们的心情决定。那是一老一少两叔侄,老的执一支大唢呐,声音低到尘土里;小的吹小唢呐,声音高上天。

去年光景好,青黄能接。我父母忆苦思甜般地反复谈及我们的上一个故乡沟口,说如果是在那里,一年有半年的时间需要外出找粮。1984年春天,一个来自金沙江对岸的女人嫁到阿尼卡,那是一个年仅18岁的女篾匠。另一个沟口的年轻小伙在阿尼卡入赘,对象是离我家一公里外的哑女。这两个新增人口,我在一场葬礼上见过。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对我的自作聪明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比如要我给他们唱一段《割肝救母》或者讲一个从外婆那里听来的老变婆的故事。我拒绝了他们。我确实是个话痨并且酷爱表现,但不是谁的话都听。因为我又长大了一岁。世界不再是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与我相关的具体。我认识了更多的人,去了更远一点的地方,听到了更多故事,新学会了几首传唱不知多少代的童谣。

1984年的阿尼卡灰扑扑。人们三三两两,散居在群山的褶皱里。人类的安家条件大同小异:水源和平地。阿尼卡90%的地面都能满足这两个条件。那时的山沟里,轻易就能刨出一个泉眼,用石板镶嵌好井口,放个土碗,供走累了的路人使用。大年初一,泉眼附近的人家怀着感恩之心,在天亮之前去“买”水。他们在井沿插三炷香,烧三张纸钱,祈祷一番,挑回两桶满当当的水,寓意新的一年心满意足。

父亲找到了新的水源,在离住处500米远的一棵野李子树下。满树的李子呈红色,宝石一般,熟透后掉一地。我冒着被狼叼走的危险,去拾李子,装满衣兜和裤兜。吃下那些李子,肚子疼,牙齿酥。

沿着水源往下300米,是一块开阔平地,那地是我舅舅的。父亲想要那块地,但舅舅铁齿铜牙不松口。他拒绝的理由是,自己今后也想在那里建房子。用钱买?不行。用地换?也不行。可我父亲吃了秤砣铁了心,买酒杀鸡,把话挑明,“地,我要定了。条件,随你开。只要我能做到的,当牛做马都行。”那夜我舅喝多了酒,坐在火塘边红着脸,打着嗝。我们以为是酒精让他脸红,其实不然。

“你走南闯北,见的人多。如果能够给我带个媳妇来,这地你拿去用就是了。”

父亲大喜过望。他当即拍响胸脯,应承下来。当时是夏天,那片将来会长出一院房子的土地里还种着玉米。而父亲已经迫不及待,从第二天开始就站在远处望那片地,嘴里啧啧赞叹。“好地,好地,”他说,“雄鹰展翅,将来的房子正坐落在鹰背上。”20年后,我从云南回故乡凉山,冬天的土地一片荒凉,我站在对面的山梁看阿尼卡,确实看出了雄鹰的轮廓。

那片地里的庄稼刚成熟,父母的箩筐和镰刀已准备多时。掰玉米、砍草、犁地,这些农活几乎同步完成。一块被庄稼包围着的红土地,看起来有些突兀。但父亲每天清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去到地里:面朝太阳升起的方向,把自己想象成一院房子。

“坐西向东,财运亨通。”

那段时间,我们的生活像新手驾车,顿挫感十足。猛加油门时,是父母在想象里构建未来的家,猛踩刹车,则是他们无法越过现实的障碍。

“钱从哪里来呢?”

“我会想办法的。”

我已经熟悉了他们的对话。并且我知道,一旦母亲这样问,家里的气氛就变得沉重。父亲低眉垂首,仿佛灰尘下落的速度也在加快。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在那片土地上,关于金钱的口头禅是:土里挖不出金娃娃;粮食是用汗水换来的;钱钱钱,命相连;钱难挣,屎难吃……阿尼卡人管挣钱叫苦钱,亦可见艰辛程度。

“我明天就出门,”父亲突然高声说,像是在给自己打气,“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说到出门,母亲沉默。她大概想到了出门人的种种不易。我从那时便发现,人们经常对同一件事情,说出不同的话。比如出门:如果要鼓励一个人出门,就说“人不出门身不贵,火不烧山地不肥”“好男儿志在四方”等;如果要阻止一个人出门,说的则是“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七不出门八不归,逢九出门惹是非”。

当他们谈起出门时,我再次想到了去年冬天来我家的那个耍蛇人。他给了我生命中的第一只香蕉。只是如今,我已经忘记了香蕉的滋味。我从偶尔得到的糖果里拼命想,香蕉是这样的甜吗?是,又好像不是。那种甜和软,那种果肉在嘴里和舌尖嬉戏,最后愉快地进入胃里的感觉,是阿尼卡土地上生长的桃、梨、李子和核桃无法比拟的。

父亲开始推算出门日子。他有几本因为破旧而显得神秘的书。他躺在煤油灯旁,无声翻动着书里那些发黄的绵纸,嘴里念念有词。可是,他理想中的黄道吉日一个个逃遁了。

“最好的出门日子,在一个月以后。”

他似乎为此而惭愧,但又确实碍于神祇的面子,不得不遵照那几本神秘的书的指示。

“这样也好,马上就要中秋了。”母亲说。

然而,尚不到中秋,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那天我躺在晒场上,闭着眼睛听风。风像一匹缎子,从树上、房子、土地上掠过。风从不同的东西上吹过,声音不一样。从树上吹过像河流,从房子上吹过像哨子,从土地上吹过时,发出沉闷的嗡嗡声。然后,风中送来一道不一样的声音,嗒——嗒——嗒——嗒。什么东西戳到了地上,并且越来越响?风满世界游荡,吹过河流山川,见多识广。可惜风不会告诉我,外面的世界有什么。无数次,我的目光越过阿尼卡,被远方的雪山挡住。

万年青树下走来一个戴雷锋帽的老人。他闭着眼,手里的拐杖像根摇摆的触须,正在山路上探索。他听到前方有响动,站住了。

“有人吗?”他问。

“有。”我大声回答。

他眨眨眼,但始终没有露出眼珠。他的双眼像两枚干瘪的果子。他伸手去兜里掏,掏出一把糖果递过来。我没接。那时我已经知道,陌生人是需要警惕的,人贩子可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他笑笑,继续立在原地。我撒腿朝家里跑去。

“外面有个盲人。”我说。

“我们可没有什么东西给他。”母亲说。

“给他一碗冷饭吧。”父亲揭开锅,里面确实还有剩饭。

这时,我们都听到了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尚不待我们施舍他一碗饭,他已经进了家门。

“给你一碗冷饭吧,”父亲说,“你从哪里来?”

“我不是要饭的。”他说,“我从远方来。”

父亲笑笑。他喜欢那种不好好讲话的人。就像这世界需要风,春天需要花朵——总要有点什么来装点我们沉闷的生活吧!谁都知道,那时,吃饱穿暖是最大的追求。至于娱乐活动,除了相互之间开个玩笑,大概也就只剩下已婚之人夜间熄灯之后的相拥了。所以,不好好讲话,或者把话讲得出其不意,便是一种能力。时至今日,WIFI已经进入农村,但农民仍不好好讲话。这是一种本能,跟精神生活无关。

1984年,正是那句飘浮于尘土之上的话,让来自异乡的盲人暂时在我家住了下来。短视的人认为,在那个贫穷年代,家里多个人,意味着多了一份粮食损耗。但实际上,多个人意味着多个劳力,也多了一些话题。何况这个人曾经云游四海,见多识广。

“你这个人不错,目光长远。”

一个盲人夸赞别人的目光,这多少有些好笑。但他们确实一见如故。他们的共同话题是我们未知的外面的世界。一个是所见,一个是所闻。看和听,让世界变得丰富立体。

“这阿尼卡的后山上,有一种药,叫光明草,也许对你的眼睛有用。”父亲说这话时,盲人的眼睛眨动,耳朵直竖,最后,定格在脸上的是一丝浅笑。

“光明草,听名字倒像是神药。”

“8月破土,9月发芽,10月开花,冬月花落,腊月消失于山林,无影无踪。每年冬月的夜间,如果你在阿尼卡后山上看到点点亮光,别以为那是萤火虫,那是正在夜间开放的光明草。”

盲人闻之,哈哈大笑。我们在他的笑声中看着这只苍老的鸭子,不明白他到底信不信。但我那时年幼,相信一切所见所闻。别说光明草,即使有人告诉我这世界有四脚落地的人,我也会相信。这种相信,是对未知的敬重。

盲人的想法和我一样,他选择相信。他留下来,等待光明草开花。这个从天而降的盲人很快熟悉了我们那逼仄拥挤的家,并且展示出令人吃惊的生活技能。他双目失明,但全身还长着无数双眼睛。我甚至怀疑,他的每一根汗毛都能够观察世界。他一点也不像个客人,生活得理所应当。吃饭,睡觉,干活,聊天,就像在自己家一样自由随意。

父亲不再提外出的事。某个清晨他将盲人带到屋基地里,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计划。

“那就行动起来呀,”盲人说,“愚公移山的故事听过没?”

“那是神话,不是生活。”

“生活就是神话。”

父亲笑着,朝盲人竖起了大拇指。盲人也在笑,莫非他看见了大拇指?他们说干就干,当下回到家里,拿了锄头、撮箕等农具,破土动工。他们没燃放鞭炮,也没有遵照各路神仙的指示。但这是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天。开弓没有回头箭。那时候,“烂尾”这个词还没诞生。

那个秋天,我们的生活有了重心。一对夫妻带着一个盲人,每天和天光同步出现在工地上。空荡荡的田野里,响着同样空荡荡的锄头声和人声。更远处,空荡荡的村庄,炊烟和晨雾抱成团,浓雾深处偶尔传来一两声鸡鸣犬吠。至于父母正在做着的这件大事,似乎没有太多人关注。就连我舅,也只是偶尔站在远处看。

“女人呢?”某天我舅问,“你给我找的女人呢?”

“女人不是野猫,不会主动找上门来。”父亲说。

我舅的头脑在娶媳妇这件事情上表现得出奇灵敏。他说,那我给你七天时间,你去一趟癞石山,家里的活,我帮你干。

癞石山在金沙江对岸。据说每年九月初三都会举行山歌会,人潮涌动,声名远扬。父亲从阿尼卡走路到江边,坐汽划子过江,再循着歌声,凭着一张巧嘴,从癞石山带回了一对年轻男女。

世界每天都有大事发生。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苏联作家肖洛霍夫逝世;许海峰为我国赢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可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的大事是眼前的生活。父亲从癞石山带回了一对男女,我舅为此杀了一只鸡。十来个人分食一只鸡,连汤都没剩一口,但大家还是响亮地拍着肚子,舍不得擦去嘴角的油渍。

“你还真是神通广大。”盲人呵呵笑着,一副心知肚明的样子。

“我盖房子,需要人手。就这么简单。”父亲说,“至于另外那个,他喜欢魔术,刚好我也会几招。”

另外那个看似多余的男子,叫罗十八。他管我父亲叫师父。他叫得越认真,我们越想笑。父亲什么时候成了魔术师?鬼知道。成年人的世界,倒确实像个巨大的魔术。

带回来的女子叫七妹。她喜欢编篾货和唱山歌。只要她醒着,嘴和手一刻不闲,甚至,嘴和手同时开动也是常有的事。这个小个子女人当年20岁,像一枚饱满的青果,即使无风也会自己摇晃。她嘴里哼唱着,手上动作麻利,目光天真热烈又疑虑重重。未见其人,先闻其笑。

她住在我舅家,每天到工地上来挖土。约定的工钱是每天两元钱。收工时,她用一块尖锐的石子在新墙上画一笔,很快画出了一个“正”字。一二三……她点着笔画数,然后发出一声惊呼,“我有10块钱了呢。”

“是啊是啊,”我舅赶紧附和,“你攒到了钱,想买什么呢?”

“百雀羚。”

“最好再买双白网鞋。”

“那不行,”七妹说,“白色不耐脏,沾上黄泥巴洗不干净。”

她嘟着嘴,满脸遗憾。白网鞋在镇上的某个柜台里,阿尼卡没人穿得起。这种鞋子穿着干工作可以,穿着干农活就是暴殄天物。我舅第二天去镇上,站在柜台前看了半天白网鞋,最后带回来一盒百雀羚。

那是第一缕飘入我鼻孔的百雀羚。我能清晰感知到它在体内的行走路线,如春风吹过长满绿草的山坡,如细雨洒向干涸的土地,所到之处,是生命的绿和润。我相信七妹也是这种感觉。那一天,她的歌声比此前的任何一天都嘹亮。

在工地上,始终沉默的人是罗十八。他志不在女人,而是魔术。只有回到火塘边,火光升起,才能照见他神采奕奕的脸。

“师父,露一手。”他说。

“魔术不能随便玩的,否则会得罪祖师爷。”父亲脸上挂着淡淡的笑。真有祖师爷吗?这很难说。父亲大我24岁,谁知道他在我出生之前都经历过什么呢。据说他在癞石山玩了一套魔术,让围观者五体投地,罗十八心甘情愿跟他回阿尼卡修房子。罗十八数次要求露一手,父亲数次拒绝,我们没有灰心,反而情绪高涨,满心期待。

“等月亮圆了再说。”父亲说。

那时是月初。我家的新房也像这月亮,现出了雏形。基脚已经完成,只等往上舂土。人少,进展并不理想,每天舂不了几个墙。父亲掌槌,罗十八挑土,盲人挖土,七妹负责把土装满撮箕。母亲的任务是做饭和照顾妹妹,我负责观看。作为唯一的观众,我兴致勃勃。我才4岁,但年龄不是问题,因为有人替我用时间和双脚丈量过了世界,我只需要聆听即可。工地是我最初打望世界的窗。

世界是什么?是每一个人。你以为我在4岁那年秋冬之季,望见的只是几个劳作身影?不。我望见的是不同的世界映像。他们每个人,都带着对世界的理解,彼此投射,呼应或拒绝。只有我,场外那个小孩,像个音像存储设备一般,如实记下了他们的言行。

时间是什么?是经历。那些先我来到这世界的人,以时间去经历、面对和承受。世界是个巨大的钻石,每个人都是一个切面,都在收聚世界之光。场外那个小孩,被光晃花了眼,以至产生了恐惧和质疑。

“魔术是真的吗?”我问。

“魔术都是骗人的。”盲人答。

“你看过魔术吗?”

“我听过。”盲人答,“眼见为实,耳听也为实。”

而当我将同一个问题抛向父亲时,他呵呵笑着,“长大你就知道啦。”

一切托付时间,每个人都在期待。“不久的将来”“要不了多久”“过几天”……这些表示时间的词被反复提及,言者听者都满脸放光。父亲期待房屋建成。盲人希望光明草开花。舅舅希望七妹心甘情愿做他的媳妇。罗十八期望得到魔术真传。如此看来,那个慢悠悠的工地简直就是一个希望之池。

而白昼越来越短。

在那些等待天亮的夜晚,我们围着火焰升腾的火塘嗑麻籽。火有神,能驱散身心的寒意,让生活庄重起来。如果谁讲夸大之词,又恐别人不信,便说,“当着这发财的火发誓。”仿佛那跃动的火光是一张张神的笑脸。七八个人围坐着,伸出枯树皮样的手掌烘烤。这些干活人的手已经皴裂,布满一条条细微的血河。对付皴裂,最好是抹凡士林。实在不行,就抹些生猪油吧。

家里突然多了几张吃饭的嘴,母亲操碎了心。她一直在一种无法向外人诉说的纠结中尽量改善伙食。肉,一个星期吃一顿,而油是不能断的,否则,那些苦力的锄头就会在地上打滚。此外,还要不定期去购买食盐和烟酒。为了能够有钱买东西,他们只好忍痛卖了年猪。猪圈空了,母亲失魂落魄。某天中午饭后,她提着猪食桶走向猪圈,走到中途才记起,猪已经卖了。她提着桶,站在原地,流下了眼泪。

在这些具体的生活之上,微尘一样飘浮着我们的希望。而微尘之上,是日月星辰。建房是件披星戴月的事,月圆是设置在我们内心的定时提醒。当滚圆的月亮笨拙地探出山头,便到了我父亲“露一手”之时。

月光下,院子里,八仙桌和凳子肃穆以待。父亲居然有一件蓝色长袍,我此前从未见过。他穿着长袍出来,像一个来自远古的巫师。他站在桌子后面,面朝东方,面朝我们这些吃惊的观众。我们这些人中,除了罗十八,没人看过他的魔术。月光下,我们的影子缩成团。没人说话。盲人站在最前面。他的嘴上叼着劣质香烟,像一只正在生火做饭的烟囱。我站在他身边,被二手烟呛得咳嗽起来,但他仅仅是抽搐了几下脸。他竭力想睁眼,但最后只能徒劳放弃。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早已习惯了看不见的生活。

最紧张的人是罗十八。他屏息凝神,瞪大双眼,像两只显微镜同时在监视一具标本。事实也确实如此。父亲直愣愣站着,月光在他头上泛起霜花——那是几丝来自基因里的少年白。这表面的静默持续多久,我们内心的澎湃就有多久。突然,父亲右手一扬,手上多了一张白纸。他将白纸对折两次又慢慢展开,以便让我们确认他手上是一张白纸。然后,他将纸对折两次,双手一拍,展开之时,是一张一元的人民币。罗十八抢先一步走过去,摸了摸那张纸币,一脸钦佩地告诉我们,那确实是一张真钱。

“那就再变一次吧,”盲人高声说,“变一张五块的。”

父亲笑而不语。他依次对折手中的白纸,展开,对折,一拍,果真变出了一张面值五元的纸币。众人目瞪口呆,继而窃窃私语。

“好了,”我父亲说,“不属于自己的钱财,不能要。还回去吧。”

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那两张纸折进去,一拍,展开,白纸一张。

“好了,”他说,“今天到此结束,下次耍个更厉害的。”

“下次是啥时候?”罗十八迫不及待地问。

“等房子盖好。我会全部教给你。”

那晚躺下后,我一直在思考魔术的真假问题。父亲若是真能变出钱来,那我们为何还要受穷?对折—展开—钱,这应该是人间最快的来钱方式了。但如果魔术是假的,那我们亲眼所见的又是什么?罗十八和盲人在地铺上发出鼾声,像两列正在进站的火车。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里全是钞票在飞。

这一次表演,掀起的高潮久久不散。我们像是在浪潮上建房子。如果工地上缺什么东西,总会有人让“变一个出来”。这样要求了很多次,父亲真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候变出了一杯酒。这是另一场魔术表演,是不经意间完成的。盲人试过,说确实是酒而不是水。

罗十八浑身是劲,挑泥上墙健步如飞。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我们的房子一天天长高,有了窗,有了门,有了梁。汗水冲淡了辛苦,工地荡漾着欢笑。在一个孩子眼里:起房盖屋是件多么好玩的事啊。每个大人都是一只百宝箱,不知道他们的嘴里啥时候会说出什么话来。一个故事,一个笑话,一句颇富哲理的古话,甚至那些毫不隐讳的粗话。

那段时间我也在“盖房子”。我也像模像样地选址、观朝向,规划那个独属于我的宫殿。父亲甚至扔给我一个土基模子和一个袖珍墙槌。它们成了我童年的玩具。我照着大人正在修建的房子,建了一个简装版的“家”。我像个造物主,甚至,我还捏了几个泥人,那是我的“老婆”和“孩子”。但我没给他们吹气,所以他们也没有活过来,就那么站着,迎接阿尼卡的第一场霜雪。

大人们白天建房子,晚上也没闲着。当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内心掏空,再也讲不出新鲜话题时,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更远的地方还是山。所不同的是,更远的山里是飞禽走兽的地盘。以某条路为界线,人与野兽世代提防、对峙,尽量井水不犯河水。至于飞禽,则要弱小得多。斑鸠、野鸡、白腹锦鸡,经常成为人们的盘中餐。雪天是野兔的死期,那白茫茫的世界就是它们的巨大坟场。盲人在这时显得弱小,甚至遭到了七妹的嘲笑。“走,上山撵兔子去。”她故意这么说,哈哈大笑。盲人眨着空洞的眼,想了想,说:“兔子嘛,我裤裆里就有一只,而且不用你撵,晚上它会自己上门找你。”

我舅也跟着笑。我们从这笑声看出,那时七妹仍然不是我的舅妈。“怎么样?”有天我听到父亲这么问舅舅。舅舅的回答是,“她像个刺猬。”成年人是难搞的,我想。他们一个个有着满身力气,反抗起来惊天动地。

相对来说,盲人是安静的。他在等待冬月,等待光明草。据父亲说,花谢后的光明草药效最佳。盲人的心里有一本日历,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农历日子。甚至,我怀疑他的心里有个太阳,因为他能够八九不离十地说出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半。”他说。结果,罗十八看了一眼手上的电子表,说那时的准确时间是4点34分。我们问他如何知道时间,他说,感觉。

但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够感觉到光明草的存在。他每天念叨一遍日子,我父亲则负责向他证明他对时间的记忆是可靠的。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念叨变成了倒计时,以冬月初一为终点。

“放心吧,你的光明草在山上长着呢。雷打不动,风吹不散。”父亲说。

当房屋主体修建完成,他们休息了三天。猪肉已经吃完,父亲提议上山打猎,众人赞同。猎枪只有一支,没有猎狗,只能由人替代。罗十八、七妹、我舅,兴致勃勃,盲人又陷入了自卑中。只不过这一次,他要求我父亲上山时带几片光明草的叶子回来给他看看。他是个盲人,怎么看?但我父亲答应了他。一行人扛枪进入深山密林,而我只能像只小狗钻进家门前的草垛里等山里传来枪声。

他们连续进山三天,头两天皆有收获,打到了一只野兔和两只野鸡。但第三天也不算空手而归,他们带回三片草叶。盲人拿着那草叶,看、闻、摸索半晌,半信半疑地问,这药真的有效?父亲还是那句话,药医有缘人哪。

也是在那几天,七妹提出要我父亲支付工钱。因为房屋的墙体已经完成,接下来她能干的活儿已经不多了。她想去镇上买身衣服。父亲说这事简单,我舅瞬间明白过来,便使劲点头。第二天,我舅带着七妹赶着三只山羊去镇上。镇上有个牲口交易市场,山羊能立即变现,再变成其他商品。七妹走时说要给我买糖吃,但我等到天黑,他们也没回来。家里的大人们谈起七妹和我舅,表情神秘,说如果他们当晚不回来,那就是成了。

他们回来已是三天之后。七妹穿着一新,我舅也暂时换了香烟品牌。七妹满脸娇羞,进门就管我外婆叫妈了。那时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新社会”。这是一种居于万恶旧社会的强烈对比。新社会,新世界,一切都和过去不同,标新立异。“新社会,恋爱自由,婚姻自由,那些繁文缛节就别讲了。”父亲适时帮腔,“我们阿尼卡啊,真不是吹牛,三年不落雨也饿不死。”于是,没有婚礼,没有鞭炮,七妹就这样成了我的舅妈。成了舅妈的七妹不再来帮我们修建房屋,因为还有成片的土地等着她。

接下来,他们要往土墙上铺檩子、椽子和瓦片了。檩子就是圆木,它们齐刷刷站在山林里,等待着斧头。阿尼卡周边的山林,是原始森林。在森林里,若论年龄和辈分,随便一棵树也与老人同辈。至于那些要几人才能合围的大树,年龄已是个谜,只可供人仰望。这样的大树,起房盖屋者往往是敬而远之。老树粗壮高大的身躯透出威严,像人间巫师,可上天入地。有时候我甚至想,如果砍倒它们,流出的一定是血。

檩子和餐盘差不多粗细。椽子则是用锯子锯下更粗的树得来。瓦片自然是盖在椽子之上。这些是木匠活。可我们没有木匠。怎么办呢?学呗。

盲人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像是在为自己终于解脱而窃喜。他已经为我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完全有资格坐等光明草。只有罗十八,他像个苦刑犯,离释放的日子还久。

“学吧,”父亲说,“年轻人就是要多学,艺多不压身,做一个会木工活的魔术师。”

他和天下徒弟一样,对师父百依百顺。更何况,我父亲又为他找到一门新的吃饭技艺。只不过这一次,他们不是师徒,而是师兄。他们共同的师父,来自阿尼卡隔壁村寨,和我们有七弯八拐的藤蔓样的亲缘关系。这样的关系脆弱得一阵风就能吹散,吹断。

说好的时间是教学时间是三天。这时间其实仅够熟悉基本工具的使用方法,而且连工具也是借来的。锯子、刨子、墨斗、直角尺、钉锤,这些东西我此前见过。那是握在一个熟练的木匠手里。现在,他们在父亲和罗十八手里,每一样工具都在成心捣乱。要么刨子卡住,要么墨斗弹出了斜线,要么钉锤砸到手。沾亲带故的师父脾气暴躁,口头禅是“你是不是眼瞎”。他这么骂时,盲人坐一旁呵呵笑着,也不生气。

做魔术师和做木匠谁更难?答案在父亲的脸上飘扬。他确实没有做木工的天赋,因为他出故障的概率比罗十八要多。好在他擅长做师父。木工学得不咋样,倒是学会了那位亲戚的暴脾气。当然,他能吼的也只有罗十八。

三天期满,师父离去,空荡荡的工地上,吼声如浪。这声浪一次次涌来,又在风中消逝。锯子声、刨子声如泣如诉,但在我们听来,已是欢乐的合唱。

像个魔术。我父亲和罗十八居然现学现用,在争吵和吼叫中完成了房顶上的木工活。起初,他们争吵不下时,还会去请师父来评理。后来,那师父直接让我父亲听罗十八的,并且断言后者会成为一个好木匠。

可罗十八的理想是做一个魔术师。在他的央求下,父亲又进行了一次魔术表演。这次表演的是割绳不断。一根绳子,从中间用刀割断,再用一块手帕包着,父亲轻轻吹口气,那绳子便结上了。观众无不啧啧称奇。

阿尼卡的冬天,雪隔三岔五地光顾。那些雪像刀斧手般埋伏在天上,专挑人间疏忽之时降临。雪天停工,山林里的兔子瑟瑟发抖。待雪融化,该是请光明草下山的时候了。

我父亲上山寻草那天早上,盲人说他又梦见童年时家门前的那条河,清澈见底,鱼儿成群。那是他永久储存在脑海里的清晰影像。此后,他的世界日渐朦胧。如果不是这样,他会在那条河边,成为一个依山傍水的农民。

我们看见盲人的眼里流出了泪水。我们此前一直以为他的双眼已是枯井。这似乎是个好兆头。他的嘴里哼着歌,那些来自异乡的声音听起来古怪又新奇。他手足无措的样子让我想到阿尼卡待嫁的新娘,激动、忧伤而又满怀期待。

我父亲上山的时间并不久,就像是去地里割一把成熟的韭菜。而且,那光明草长得也有几分像韭菜。连根挖回,洗净,用锅煮了,当水喝。煮的时候,空气中有丝丝苦味,想必喝起来也是这样。他连喝七天药,每次喝完就使劲眨眼,努力想要看清眼前的东西。第七天,他像上帝一样歇了工,并且给药下了定论。

“没效果。”

“看来你和它没缘哪。”

此后,盲人陷入了沉默。他默默地坐在火塘边,不时眨动着双眼,神情沮丧。他的情绪影响了我们,我们突然丢失了语言。他默默地洗脚、默默地躺在床上,盖上被子,闭上眼睛,默默地睡去,没有鼾声,默默地醒来,朝外走去,永远离开了阿尼卡。

那时我父亲和罗十八正在屋顶干活。他们居高临下地看着盲人离开,没人说一句挽留的话。我突然感到悲伤,朝他跑去。他听出了我的脚步声,站住,没有回头。我们就那么站了一会儿,他再次将自己交给了拐杖。“娃娃,回去吧。”他说,“这世上没有光明草。”

那一天,我怅然若失。我闭眼想象,群山之间的某条小道上,一根拐杖带着一个盲人,慢慢挪动。同时挪动的还有头顶的太阳。那是他的太阳,多年来一直跟他走南闯北。那是省心的太阳,不问人间要衣穿要饭吃,毫无保留地发光和发热。

就像盲人真的带走了太阳。他走后,阿尼卡的天气越来越糟。云和风在天上玩捕捉老鼠的游戏,风起云涌。风云变幻,变成了雪。我的内心涌起一个想法:这世界真有魔术存在。

这一次我们不再怕雪了,甚至也没有时间上山撵兔子。这同样像个魔术,一座散发着泥土清香的房子立在地上。只不过这一次,魔术师决定不再恢复大地原样。他让房屋成为现实,为我们遮风挡雨。雪落在新瓦上,堆积起来,新房子像童话里的宫殿。我们围着新房子,发出啧啧之声,却不知是在赞美谁。此时,别说是雪,即使是风雨雷电齐上阵,我们也不惧怕。我们有了像模像样的新家。

“房子盖好了,我也该走了,师父。”罗十八怯生生地说。

“我不留你了,”父亲说,“你还年轻,应该多去外面走走。”

传授魔术是个庄重的仪式。我和母亲被要求回避,只留父亲和罗十八在家里。所以,关于传授的具体细节,我一概不知。我只知道回到家时,罗十八红肿着双眼。他哭了?或许是沙子掉进了眼睛里。即使是哭了,那也有可能是感动,而不是伤心。我是小孩,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他走得比盲人还要急。他们似乎一秒钟也不想在阿尼卡多待。我们回到家时,他已经在收东西。几件换洗衣物、两包香烟、几件魔术道具,被装进一个天蓝色牛仔包里。外面在刮风,但雪已经停了。他要乘夜离开,我好心的母亲挽留他,他执意要走。

“雪能照亮夜晚。”我父亲替他说了。

在他走后,我们一家人围着温暖的火塘,畅想着未来。

“魔术是真的吗?”我问。

没人回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