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的情怀与作者的情怀
10月初，寒露已至，温暖渐远。
前九个月的编辑故事，我的作者们大都是在叙事：写自己事，写编辑前辈或同事的事，写作者的事。这些故事温暖生动，醇美醉人。忽然间来了刘佩英和张洪，瞬间带来了“寒流”，他们以冷峻的笔法，理性而微妙地探讨作者与出版人之间的情怀。
刘佩英是有情怀的人。她和我在北京一次会议上偶然相遇，给我的印象与她以前长期使用的微信头像十分贴合——飘逸唯美，不似她正在使用的那么神秘。在长期不断的隔空交往中，我感到与她在很多观点上十分合拍，并渐渐发现她身上带有独特的侠气。她是贺子珍的家乡人，疫情期间曾以一人之力动员大家为家乡建造了井冈山开云书房，我和全国出版人共同捐书，终成大观；她看起来虽柔弱，却是令我吃惊的长跑爱好者。本期她的文章极其理性地探讨了出版社与作者的微妙关系，说理重于叙事。我只能胡乱猜测她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一家理工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的背景所致，但女侠的气质亦有贡献。
张洪是人民社的同行，担任辽宁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张洪颇有古风，这不仅仅指为编、为文，更是说为人。我和他目前都是国际儒联宣传出版委员会的成员，他在群里诗书唱和，让我常怀疑他是否在古籍出版社干过。2018年，我到辽人社学习后离开沈阳，他步行送我到高铁站，甚为热情，如古风扑面，将我吹拂至唐宋。在这篇傅雷出版极简史的叙述中，他语义卓雅地分析了什么是傅雷式的情怀、译者的情怀和出版人的情怀。
任超见证和参与了人民出版社奋发超越的年代。我感受到他兄长般的情怀。我在拙作《出版的正反面》中写到他，但蜻蜓点水，容我今后慢慢去写。在他的文章里，书籍装帧大师宁成春的情怀扑面而来。
——徐 海
作者与出版人的奇妙关系
□刘佩英
所有的书商都是魔鬼，必须给他们单独造一间地狱。
——歌 德
我感恩能拥有一位出版人；生活在有出版人的世界，是一件幸事。
——沃尔夫冈·克彭
作者与出版人之间并不总是温情脉脉的关系。作者把出版商告上法庭，或者在网络上口诛笔伐，甚至宣布断交的事情时有发生。出版人对作者亦是又爱又恨，比如，当说好的书稿一拖再拖，当咬定一个要了出版商老命的版税不再松口的时候。
作者与出版人之间奇妙的关系，来自于出版工作的特殊性：出版是一种商业行为，而他兜售或者说销售的对象是“神圣的商品——书籍”，也就是说，他必须把他人的思想和买卖捆绑在一起。
1913年，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用他的方式描述了这一情形：出版商用一只眼睛盯着作家，用另一只眼睛盯着读者，但他的第三只眼——智慧之眼——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钱囊。
这句半揶揄半挖苦的话，倒是很形象地描述了出版人的角色冲突感。出版人不仅要为他的行为承担政治责任、文化责任、道德责任，还要承担全部经济责任。纽伦堡的出版商约翰·菲利普·帕尔姆被法兰西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理由是其“撰写、印刷和传播对领袖大不敬的污秽文章”。著名出版人、社会活动家邹韬奋先生也曾因出版被国民党当局关入牢狱。而生产高水准的、不被社会良知诟病的图书作品，是出版人首当其冲的文化责任。在道德责任方面，出版商经常被认为在剥削作者，“他们用忍饥挨饿的作家们的头盖骨啜饮香槟”。而事实是否如此，天知道。经济责任更是压弯了出版人的肩膀，要使出版成为可能，出版人必须要有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不挣钱的图书，既对不住作者的血汗，也使出版行为难以为继。出版人必须使出浑身解数，研究读者的需求，引发他们的掏钱行为。
然而，出版人对自己角色或者出版身份的认同也是分为不同类型的。有些是从纯粹的文学爱好层面出发，从事出版行业；有些是从技术层面，认为做书的过程是一种乐趣，并在其中追求工匠精神和价值感；有些则完全是把出版当作纯粹的生意；更多更成功的出版人，则把出版当作一种情怀。据说，有一篇海外论文《出版人的职业理想和主要准则》首次提出了“出版人类型学”，认为不能简单地对出版人用“商业/文化”模式来进行分析，而应该对其有更为精细的族群观察。这种分析应该更能解释作者与出版人之间时暗时明的奇妙关系。不同的身份认同，会造就出版人与作者之间不同的关系。
但总而言之，据我的体会和观察，有情怀的出版人，总是可以把与作者的关系处理得更好更紧密，更能获得作者的理解和支持。那么，情怀是什么？出版人应该怀有怎样的情怀呢？
汉语词典里说，情怀是充满某种感情的心境。这太宽泛了。我对邻居的大别墅充满嫉妒的感情，这种心境是不是情怀？自然不是。看过很多其他关于情怀的解释，我觉得都并不到位。
我认为最好的解释是：当你做一件事或从事某项职业，认为这件事或这项职业更多的是对社会有益，而不是对你个人有益，就算自己受到某种损失，也要把它做下去，这就是情怀。
因此，可以说，情怀是一种高尚的心境、一种高雅的情趣、一种自我牺牲的胸怀。一个985院校毕业的高材生，放弃大城市的白领职位，申请到落后山区支教，以自己的微光照亮孩子的未来，这是情怀。一个企业家把每年赚到利润的较大比例投入科研以攻克某项医学难题造福病患，这是情怀。
出版行业是一种特别需要情怀的行业。出版具有某种公共职能，掌握着整个社会知识生产、更新、传播的权力。相对应的，出版人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地位”，而具有“社会地位”的人，是需要满足社会对你的某种期望的。一个出版人，社会对他的期望是文化脊梁、学术良知。
一个编辑领着微薄的薪酬，却依然热爱出版事业，孜孜不倦地审阅每一本图书里的每一个文字、每一张图片，以免这些图书给读者带来不利的影响或错误的信息，这是责任，也是情怀。一个出版人，以传承文化、促进学术为己任，立志为读者提供自身成长以及应对世界变化的知识和情感产品，这是生意，也是情怀。
2018年，我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调任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在摸清东方出版中心的历史与发展过程后，我涌起一种“东方，不仅应该是中国的东方，也应该是世界的东方”的志向，认为东方出版中心应该为读者提供一种“立足东方，影响世界”的文化产品。当时文化强国的建设已被一再提起，我认为文化强国的建设，不应该把香港、澳门等地区的学人及其思想撇在外，我们应该成建制、成体系地把香港、澳门的作品引进到内地出版，以促进与内地学者的交流，这种交流能更好用其所长、促进学术进步。
以此为出发点，我策划了一套“香江书系”，包括香江哲学、香江文学、香江经济学等，作者对象都是香港、澳门地区一流的学者。要组这套书稿，必须在香港找到既有学术地位、又有号召力的学者作为总主编和主理人。最终，我从香江哲学入手，把香港中文大学的黄勇教授作为邀请对象。很快，黄教授帮我约到了香港多所大学哲学方面杰出的学者作为第一批撰稿人，而这批图书申报2020年国家出版基金，也成功入选。目前，这批图书书目已达20余本，且还在持续发展之中。香江文学系列也在陈建华教授的主理下茁壮成长，已约到了李欧梵、黄运特、陈国球等多位学者的作品。这两位总主编从未在经济方面提过任何要求，而是孜孜不倦地把这套书延续下去。在共同的文化理想面前，作者和出版人是可以很好地肩并肩站在一起的。
当然，除了情怀，沟通技巧也很重要。被称为“法国文学的同义词”的伽利玛，在20世纪里出版了法国文学中被认为最好的四分之一的书。其创始人加斯东·伽利玛有一个本领，就是给他心仪的作者写信。普鲁斯特对此印象很深刻，他曾对加斯东说：“你用最简单最有效的词语驱散了我淡淡的精神痛苦，我真诚地感谢你。”
但是，比技巧更重要的是真诚和渴望。加斯东是如此求贤若渴，他觉得所有优秀的作者都应该在他的麾下出书，看到名作家在别的出版社出书，他会感到耻辱。
作者与出版人的关系，就是这样，既超出了商业的关系，也超出了文化的关系。身处其中，既痛苦，又甜蜜。就像现在的我，早上起床写这篇文章，一晃快11点了，但我得赶紧结束文章，因为与一个作者约了中午一起吃饭，迟到了要罚三杯酒的。
（作者系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副总编辑）
一个人的书籍设计史
□任 超
明静把宁成春老师亲笔为我题笺的他的新作《一个人的书籍设计史》寄给我。我迫不及待地首先阅读了汪家明先生为本书作的序言，内心感慨万千。往事历历在目。
宁老师的大名我早已耳闻，但与他相识相交则缘于宁老师与鲁明静浑厚的师徒情谊。时间大概是2006年底。那时，明静刚到三联书店工作。她的专业岗位是美术编辑。宁老师则已从三联书店退休。但在一些工作交集中宁老师看重明静是棵“好苗子”，一直手把手地教她、带她则是不争的事实。明静实际上成为宁老师的“关门弟子”。
记得有一次宁老师去西藏写生，体验当地生活，特意带上了明静。此次西藏之行，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居住条件十分简陋，时常面对蚊虫叮咬、饥不择食的窘境。明静在艰苦环境中更深地感受到一位书籍设计名家对事业的执著与追求，勇毅与深沉。将近20年过去了，明静身上打下了宁老师的深刻烙印。
正因为有这层关系，我多次邀请宁老师参与到人民出版社重大出版项目的封装设计工作中，他总是以极强的专业精神和技法点化、启示我们，诸多设计要素的提出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例如：
2006年前后，党中央决定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这是“马工程”的重大项目。为此，人民出版社组织社内美术编辑和专业版式设计者进行多轮会商，并拿出了十几套设计方案。在“攻坚”阶段，我再次想到宁成春老师，并恳请他“出山”。
在相关研讨会上，宁老师认真翻看人民出版社已经形成的设计方案，表示要回去认真琢磨一下，过几天再提出具体建议。几天后明静陪同宁老师再次来到人民出版社与我和黄书元社长及相关美术编辑进行当面磋商。宁老师说，这类经典著作是世界级的思想学术经典，而国际书装设计传统中，重要经典著作从近代以来就有书背采用“竹节桩”工艺的传统，中国也有类似的传统，在这一点上中外是相通的。而采用“竹节桩”工艺后，书籍装帧效果上一个大台阶，书籍装帧品质会更显尊贵和庄重。同时，宁老师还提出了一些其他封装设计的改进意见。我们都为这一创意拍手叫好，并据此重新制作样书呈报，方案得以顺利通过。
封装设计方案通过后的下一个难点是工艺实现，因为“竹节桩”工艺主要应用于小印量的重要著作印制，由于工艺复杂，大量手工操作，印装进度缓慢，在大批量印装中困难重重。而且，当时北京地区厂家除雅昌外，没有一家工厂做过“竹节桩”工艺的图书，为此，宁成春和吕敬人多次和我及社出版部负责同志、美编同志去多家印厂，调研工艺流程，寻找关键工艺可替代手工的方案，并动员各相关印厂加强内部交流和相互间交流。最终克服重重困难，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这一重大出版项目。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重要日子，中央决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两部重要经典著作的纪念版，以及15卷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为了完成好这一重大出版项目，我们继续邀请宁成春老师及鲁明静参与其中，并承担从封装到内文的整体设计操作，他们同样做了大量艰苦、细致且富创造性的工作。
自2006年起，人民出版社开始深度介入运作《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讲话实录》《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三部重要著作的出版。2009年春，在《朱镕基答记者问》封面设计方案研究确立的过程中，我们特邀宁老师参与其中。在热烈讨论的过程中，宁老师独有见地的提出，封面底色建议用天安门城楼的城墙红，显得端庄大气，这一构想传递出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得到大家的普遍赞赏。由此，朱镕基总理的四部重要系列著作（除上面提到的三部著作外，2015年又出版了《朱镕基答记者问》盒装附光盘版）均以“城墙红”为底色，形成风格一致的设计特色，形成封装设计的强烈视觉冲击力。
出版界的同仁在阅读《一个人的书籍设计史》时会发现，宁老师在书中并未提及上述我追忆的设计案例，而我所述案例涉及到的重要著作也未提及宁老师的名字，甚至有的重要著作的设计宁老师分文未取，这是令我十分感慨的。
在我心目中，宁老师是一位对出版事业有高尚情怀的人，是名副其实的书装设计大师。他学养深厚、广博，不图虚名，不做虚功，低调内敛，淡泊名利，心胸宽广，追求卓越。他是一位洞见世事，既能够登高望远，又能够匍匐前行的智者和勇者，是一位勤于思考，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真正做到知行合一的长者。
我十分敬重宁老师，并一直将他视为心中的榜样。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原常务副社长）
行之弥远：傅雷作品出版小史
□张 洪
2016年，傅雷生前翻译的30多部作品著作权期满进入公有领域。细细回想，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傅雷全集》时，编辑为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劳动。《傅雷全集》第20卷中收录了30多封致人文社外国文学编辑部、总编室、校对科等部门的公函，这还不包括与几位社领导王任叔、楼适夷、郑效洵的私人通信。对编辑改动提出异议疑问，与之斟酌磋商；插图的使用，开本的变化，稿酬的愿景，封面字体等等，各种问题详尽道来，一丝不苟。精译细编的探讨争鸣，素养功力，眼光水平，学风做事的微妙高行令人敬佩感怀。1998年，人文社还推出了三十卷本《巴尔扎克全集》中文版。上世纪80年代皖版精品《傅雷译文集》《傅雷文集》，以及上海远东社的《傅雷著译全书》都可圈可点。
傅氏编撰，发行最多影响最大的当属《傅雷家书》了，写在纸上的家常话辑印成书，父子心声公之于众，成为改革开放之初代表性启蒙读物。三联书店的大手笔，创造了大声誉，获得了大成功。沈昌文晚年回忆时仍津津乐道。黄集伟由2016年译林出版社50周年纪念版入手，反观本书流布小史，连用经典、常销、畅销来形容其盛况。比照几种内容提要在角度、手法、诉求上的侧重与差别，将多种版本并存、多个版次迭代视作常态。“再现自己和兄长的家教背景，全面展示傅雷家风。”傅敏所叙录编选宗旨，傅聪30多封回信首度披露，读者无不感同身受。刘再复为之写下散文诗以明心迹：比诗还令我泪下，比小说还动我情感，比哲学还令我沉思。征服人的心灵的，是心灵本身；是心灵的镜子，照着它，能使人纯洁，能使人文明，离兽类更远。疫情以来，傅聪傅敏昆仲二人相继离世，清风何处再寻觅，挽歌之余惟叹息，天涯地府言犹善，书中团聚情共鸣。新世纪某年，辽教社启动《傅雷全集》的出版工作，傅敏与自称傅译爱好者的罗新璋作为执行主编来到沈阳，儒雅谦和地与采编人员交谈的场景历历在目，法国文学翻译出了傅雷之后，已经从文字翻译进入文学翻译。且译且作的傅雷译作是特殊的艺术创造。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整整90年前，1933年9月，25岁的傅雷先生第一部译著《夏洛外传》单行本自费出版。译者序中有言，“夏洛是一个现世所仅有的天真未凿、童心犹在的真人”“他是永远在希望而永远是失望的人”。《卓别林自传》一节中冠名“喜剧电影后的悲剧”，聚焦扮演从乡村走出的流浪汉，“夏洛是卓别林造出来的，夏洛的微贱就是卓别林的微贱，夏洛的伟大就是卓别林的伟大”。莫逆之交庞薰琹为该书封面设计三行汉字，译者署名、书名正题，中间一句提示语即为：卓别麟创造的英雄。傅雷由两者继续深描，从行世的踉跄、迟疑、失足，到省察的笨拙、糊涂、惶惑，卓氏电影幻想出的主人翁，小丑给世界带来欢笑，也是自身影子。傅雷认定浪人“不独为现代人类之友，且亦为未来的、永久的人类之友，既然人间的痛苦是无穷无尽的”。左歪右倒，漂泊无着，命运无常，风雨无奈，周遭脉动有风险，心头悲悯不放弃，夏洛只有永远走，走向永恒。一直前行的形象，同样成为傅雷一世书生之原型和主题。
许钧、谢天振主编的“故译新编”丛书，许钧选择了傅雷三部作品来为我们勾勒其精神肖像，开篇第一部即是《夏洛外传》。初登文坛那几年，傅雷有两三部译作被商务、开明退稿。步入中年时回忆往事，傅雷觉得当年编辑没有把幼稚的译文出版，真是万幸。谢天振赞誉傅雷打破了翻译界三个神话：译者永远只能是原作者的影子；译者不应该有自己的风格；译作总是短命的。流浪，举步上路，落脚生根，愤慨，高傲，不妥协不低头，绝尘而去的傅雷，其人其书不再寂寞，不应寡合。世纪耐读缘于一时不拜，译品神韵自有中西会通。迥异于立足新文苑旧战场“荷戟尚彷徨”的鲁迅，书业喧腾鼎沸当中，面对傅氏作品，众人或景仰或追随，寻找着相遇与接受的方式。
出新见奇的纪念活动缘于傅雷世界的丰富，足以提供示范的平台。当年范用策划傅雷家书墨迹展览，亮相北京、上海、香港不同场合，博得知识界赞赏深思。同时请雕塑家张得蒂为傅雷塑半身像，陆续出版傅雷系列作品，邀楼适夷撰写《读家书，想傅雷》作为家书代序。范公八旬时，又出任七八百万字规模的《傅雷全集》主编。傅雷家乡周浦镇现转隶上海浦东，以傅雷冠名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图书馆，“秉赤子之心，做有为之人”。多种多样的方式只要不因单纯利益驱动，不受虚言，不兴伪事，不是所谓博采的堆砌或是折中的清谈，深嗜笃好，见贤思齐即为上上良策。明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谈及读书过程中始终与出入之关键所在，读书印书都概莫能外。学通读懂能用，入时“见得亲切”，出时“用得透脱”，“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习惯变为约束，积累养成自然，相伴相随不再褊狭，善莫大焉。
“我怎么能制止我的灵魂，让它不向您的灵魂接触？我怎能让它越过你向着其他事物？谁想从诚挚达到伟大，必须牺牲自己；我为之献身的一切，变得丰饶，到处把我分布；保留一个离去者的风度？我们就这样生活着并不断告别。”域外诗哲的圆融解释剀切陈言，恰似傅雷的执著奉献，自尊自信，纠正弥合着大千世界三魂七魄和断简残篇，承先递后，接力恒在，斯文有传。
“我叫我的灵魂去那虚无之乡，对身后的情况进行探访；慢慢地他又回到我的身旁，回复说：‘我自己就是地狱，也是天堂。’”1000多年前波斯诗人海亚姆《鲁拜集》四行诗中刻画、状摹的，正是如傅雷般力行先知者对自身的瞩目与回望。
（作者系辽宁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