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花》2023年第10期 | 郜元宝：暂别乐园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5—2019），中国鲁迅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有《拯救大地》《遗珠偶拾》《时文琐谈》《小说说小》《汉语别史》《鲁迅六讲》《不如忘破绽》等。
1
高二下学期开学不久，我偶染微恙，差点放弃了高考。
那是二哥来城里务工，见我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就说你跟我去澡堂洗个澡吧，狠狠“蒸”一下，保管精神起来。
我就跟着他，第一回进了城里的澡堂。
别的不必细述，只说在乡下，除了小伙伴“大肚子”，我还从没见过那么多男人奇形怪状突起大白肚尖的裸体。他们都怎么了？长了肿瘤？吃饭不消化？
二哥很相信“热蒸气”，我却有点招架不住。穿过大白肚尖的丛林，下到大池子里，没泡多久，就坚持要出来，害得二哥也“没蒸透”。
不料就这么简单的泡澡，竟惹下大祸。原来几天前我大腿上有一处擦伤，还没愈合，在藏垢纳污的池子里一泡，顿时发炎。身体忽冷忽热，跟“打摆子”一样。起初以为回姑妈家盖上厚被子，捂身汗就好。谁知两三天高烧不退，这才不得不去医院问诊。
医生说是病菌感染，开了一星期的抗生素肌肉注射，我每天忍着高烧和浑身酸痛，去校医院打针，然后看身体状况，或直奔教室，或打道回府——回姑妈家休息。
这样折腾了十来天，才逐渐好清爽。胡耀邦以登泰山为核心隐喻的“改开”总动员讲话录音，我是在打针之后卧床休息期间，断断续续听姑妈家附近高音喇叭播放的。
经此一“疫”，严重脱课不说，身体也更虚弱。本来就病病歪歪，现在雪上加霜，越发打不起精神了。
父亲接到消息，特地从乡下赶来。那时离高考还有两个月，他见我一脸忧愁，就说你也别多想了，干脆“垛（复读）一年”，明年再考。
“垛一年”的说法，让我很得安慰。我后来一直认为，高考之所以能超水平发挥，跟父亲这种“托底”的许诺有直接关系。解除了后顾之忧，才能轻装上阵。
父亲还考虑再三，同意了我的一项请求，就是最后两个月，要从姑妈家搬去学生宿舍。我认为这样才会提高学习效率，弥补过去十来天的损失。
横竖两个月，开销再大也得扛过去。二哥进城务工做泥瓦匠已经半年，多少有点收益，正好给我交了押金。就这样赶在高二最后半年最末两个月，我住进学校大门右手边的学生宿舍，体验了一把集体生活的滋味——这才是我要求搬进学生宿舍的真正目的。
这里真热闹！我认识了文科班之外其他三个理科平行班的不少住校同学，包括歌神CM，接受了他足足两个月“女声独唱”的熏陶。姑妈家的早饭通常是“坚硬的稀粥”或稀粥加馒头榨菜，现在也由我擅自改为校门口个体户食摊上的豆浆油条。午饭和晚饭由学校食堂统一供应，周末两天大多数仍回姑妈家蹭饭。
光阴似箭，紧张的三天高考一结束，我就卷好铺盖，去姑妈家打了声招呼，立马赶回乡下老家。
两年的高中生活，终于画上了句号。
难道就剩下这点记忆了吗？当然不是。太多遗漏，无法追回。太多未知，都随雨打风吹去。倒是毕业之后，跟过去的同学通信，或者碰到一起吃饭聊天，偶尔还能牵带出某些当时大家都茫无所知的秘密。
比如跟我一起翻围墙的Wu同学，高考前居然自说自话，瞒着家人，搞了一次现在年轻人所谓“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偷了父母的钱，独自乘小火轮逆长江而上，爬了一趟江西庐山。虽然庐山几乎紧挨着铜陵，但那时交通不便，一个高中生在学期中间，大考之前，居然独自去游玩，实在太奢侈了。试问哪个等待大考的高中生敢这样放飞自我？Wu同学高考成绩不尽如人意，但他后来能在并非其所学专业的实业界大展身手，很快实现财富自由，这跟他高考前表现出来的大胆果决，是否也有一定关系？
又比如有一个时期模拟考试成绩始终跟我难分伯仲的某女生，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在校外经历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恋爱，高考前闪电式结婚了。据说男方身份神秘，谁也摸不清底细。这位女生当然没到法定结婚年龄，不知通了什么门路。或者只是订婚，以讹传讹，变成事实上结了婚？传递这个信息的人自己也没有明确结论。
她的高考当然只是走过场，分数不可能太理想。但在举国视高考为“自古华山一条道”的1980年代初，这位女生高瞻远瞩，服膺“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的道理，在如意佳婿和高考夺冠之间毅然选择了前者。若她心无旁骛，卯足了劲跟我拼到底，地区文科状元花落谁家，还真不好说。
听了这段秘闻，我不禁心中暗叫一声惭愧。感谢这位女生主动让贤，遂使竖子成名。
2
从七月初走出考场，到八月底离开家乡去上海读大学，有一段将近两个月的空闲，对我实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从来没有那么放松地忘怀一切，重新扑到家乡“小圩”旱地和“老圩”水田，重新融入我少年时代的乐园。
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短暂的归回，其实乃是日后与故乡长久分离的开始。
1982年盛夏到仲秋，我纯然就是一个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参加“双抢”的农民。年少气盛，又觉得新鲜，什么活都捡最重的去做。不仅睡得安稳，胃口更大得出奇，一扫高中两年的焦灼颓靡。母亲一直对我放心不下，常说我是“子（鸡蛋）壳里的小鸡”，现在看我收工后满头大汗狼吞虎咽的样子，也很欣慰：“这回总算‘通了’”（血脉畅通身体结实的意思）。
从我读初中到高中毕业那五年，家乡变化之大，真可谓翻天覆地。但头三年我在“和平乡中学”读初中，后两年到“铜陵市一中”读高中，虽然也有寒暑假，但毕竟被学业牵扯着，即便目睹农村的变化，也心不在焉，感触不深。高考结束，扛在肩上的重担终于卸下，我这才一身轻松回到亲人们身边，得以深切感受在初期改革政策指给家乡农村带来的巨变。
说起当时农村新经济政策，无非就是包产到户，更多的惠民新规尚未出台，后来所谓“三农”问题也没有完全浮出水面。国家为重启现代化建设走出的第一步棋，是让农业生产返回类似上古时代农户单干的方式，这从现代化农业经营的角度看，仿佛是退了步，但由此将农民从长期盲目低效的大集体生产中解放出来，焕发他们为自己种田的积极性，无疑又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也迅速解放了生产力。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可以进城务工。尽管进城务工或找到其他门路的农村青年毕竟是少数，但哪怕给他们争取更多的闲逛的余暇也是好的。青年农民挣脱土地的捆绑，相对于他们的父辈，这意味着获得了极大的自由空间。尽管新的社会问题接踵而至，譬如进城务工的机会太少，允许花钱和想要花钱的地方太多，大锅饭时代没钱也无处花钱，现在越来越觉得钱不够花了。即便如此，八十年代初的乡村整体气氛还是积极乐观的，对于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路上到处能看到穿戴一新的农村青年跑东跑西的身影。露天电影逐渐被激动人心的一台两台慢慢现身于乡村的黑白电视所代替。沉寂多年的几个村子合伙“唱大戏”的传统也复活了。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度过了高考过后特别安稳喜乐的将近两个月。
那年夏天，一个巡回乡村的个体户摄影师给我们全家拍了合影。我进大学前没有一张单人照，因此这幅珍贵的合影也就成了我那段时间影像记忆的唯一凭据。
我站在后面第二排，脸上圆滚滚的。毕竟熟悉自己的眉眼轮廓，否则还真不敢认，那个胖墩墩的少年就是高中刚毕业的自己。后来进大学，考研究生，找工作，成家立业，生活的拼搏一轮接一轮，毫无喘息机会，我很快又被打回原形，重新变得瘦弱萎顿了。
3
我写过许多遍的家乡“老圩”水田尤其“小圩”旱地，真是我一生的牵挂，无论怎样的语言都无法形容我对它们的珍爱与怀想。
在乡村长大的人都有这样一片儿时的乐园。不管我们离开多久，一旦归回，原以为早就失去的乐园，总会像母亲接纳儿女一样无条件地再次接纳我们。
自幼生长在城市的人有没有他们的乐园？或许也有吧？否则那些城市作家为何总喜欢创作一些城市生活的“怀旧”之作呢？世界各地都有以城市命名的人群，比如“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台北人”“香港人”“巴黎人”“伦敦人”“纽约客”“都柏林人”“东京人”，等等等等，还有不少以这些“人”为题的小说，这岂不就说明他们都有一种非乡土化的“都市的乡愁”吗？
可见人类共同拥有的儿时乐园并不取决于其空间方位，主要在乎其独特的时间性。我们的乐园可以是乡土，也可以是城市，只要它是我们的出生地，是我们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的所在。一旦这个时代过去，虽然这个地方还在，但已物是人非，你记忆中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乐园跟你后来看到的故乡之间，就会出现永远难以弥合的裂痕。
所以不管我们一直住在故乡，还是离开它四处漂流，长久“蛊惑”我们的都只是造物给予每个人的普遍恩典，并非我们灵魂的最终居所。留在故土的人们养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晨夕相对。远别故乡的游子也可以经常归回，或在他乡异地魂牵梦绕。但总有一天，我们都要永别这乐园。我们视为乐园的故土，如同我们后来不断变换的居住地，都是暂时寄居之地。
据说天下“郜”氏原出“姬”姓，因周文王第十三代孙封于郜国（今山东菏泽），遂以国为姓。我们这支“五松（铜陵）郜氏”则是随宋室南迁，逐渐从浙江南部播迁而来。以古代“郡望”或现今“籍贯”论，我是安徽省铜陵人。以出生地论，我是“铜陵县和平乡上丰村”人。在铜陵本地，我应该自称“和平人”，而其他乡镇的人则会说我们是“老圩里的人”。但现在“铜陵县”已撤销，成为铜陵市下属的“义安区”，“和平乡”则与其他几个“乡”合并为“西联镇”。这些年回乡，对于上述地名得改变，总是有点不大适应。
我究竟是哪里人？“铜陵人”吗？但我只是出生于铜陵而已，只在铜陵连续生活了十六年。“上海人”吗？那可真是“反认他乡作故乡”。跟所谓真正“老上海”眼里的“外地人”一样，我至今仍然难以走进生活了四十多年的上海。然而回首往事，我对于自己的故乡铜陵又还记得多少、认识多少呢？
暂且不说上海吧，就说1982年夏我离开之时的“铜陵县和平乡上丰村”，也已经发生了沧桑巨变。我对于它的过去固然所知甚少，就是现在每次回乡，也只能看到一些留守的老弱，其余都是陌生面孔。不仅幼年的玩伴星散，就连基本的地形和地貌也改变了不少。
十多年前，“小圩”旱地作为实际上的泄洪区已变作一片森林，招来各种飞鸟和小动物。有一年春节，我跟几个亲友在冬日暖阳下步行穿过“小圩”的树林和偶尔保留的几块菜地，走到江边，居然在“小圩埂”的草丛中看到一窝小刺猬。这种动物以前只有在山上才能看到，现在居然也迁移到了临江的洲圩地区。
“大圩埂”后来增高加宽的幅度很大。许多拐弯处一律拉直，过去“圩埂脚下”（“大圩埂”南侧底部）的村庄和水塘荡然无存。“大圩埂”的顶部铺成柏油马路，不停地有各种车辆疾驰而过，这在以前根本无从想象。为了确保“大圩埂”的安全，“圩埂脚下”原先稀疏分布的自然村落全部拆迁到靠近“老圩心”的水田，沿着一条新修的东西贯通的“村村通”公路两侧，一户挨着一户，建成密集的居民点，绝大多数是造型相似的两层楼民居。
这都不能仅仅用“物是人非”四个字来概括了。
我与出生地的关系，就这样说不清道不明。我们想念和夸耀各自的出生地，并非要将它当作灵魂的归宿来祭拜，只是把它视为将来真正乐园的影儿。既爱慕这影儿，就表明我们想要寻找一个更美的家，只有在那里才能安然居住。
4
邮递员通常两周跑一趟我们村。这回与往日不同，前几天刚来过，怎么又来了？
原来他是受了“一中”的委托，专门过来给我这个文科状元送成绩单的。
接下来的一切就跟做梦似的，身不由己，随波逐流。
先是由父亲陪着，赶到熟悉的“一中”校园。大家都向我道贺，我也随着父亲说了一箩筐感谢的话。父亲还想知道铜陵第一名在全安徽省算第几名？吕老师很自豪地说，“您老管它是安徽省第几名呢！反正这成绩，任何一所大学的中文系，随便填，都会录取！”
原来除了“体检”，还须“填志愿”。既然吕老师提到中文系，那就填中文系吧。其他专业？听都没听说过，谁知道能学到啥！
预备用作“体检”的教室，四面墙上都贴着本年来安徽招生的全国各所大学的简介，令人眼花缭乱。只记得当时我看中的有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三所“名校”的中文系，但都被父亲否决了。路太远，以后来来去去，买不起车票！距离最近的还有哪些好学校？吕老师掰起手指头数了数说，“那就填上海复旦大学吧，严老师的同学就在这所大学。”
填好志愿，“体检”的程序就比初中毕业时简单多了。肺部钙化点还在，但并没有引起什么麻烦。这让我觉得“读技校”才需要好身体，“上大学”就无所谓了。后来才知道并非如此。那些年考上大学的许多人都曾经因为“体检”不过关，被迫顺延一年，“养”好了之后才被录取。
不管怎样，我的体检很顺利，只是慌忙之中，本家堂哥交待的呡一口醋、半个屁股斜坐凳子上以防止被查出贫血，这一类的招数，全都没用上。
又过了半个月，快到八月底，复旦的录取通知书终于来了。父亲办了两件大事。一是给邻居亲友们“包场”放映了热热闹闹的露天电影《喜盈门》，二是次日傍晚在家里摆了几桌酒，宴请来给我践行的亲戚们。
说是宴请，按不成文的规矩，也就到了众亲戚们必须拿出贺仪的时候了。毕竟是全乡第一个大学生，应该“包”多少喜钱？谁也说不准，又不好彼此商量。但最终大家还是都拿出了适当的数目。做砖瓦匠的大姐夫从那年开始，就毫无保留地在经济上支持我，一直到我大学毕业。
陪酒，敬酒，千恩万谢，千叮咛万嘱咐，正弄得晕头转向，不可开交，小妹突然告诉我，外面有个老同学要跟我说话。我红着脸出去一看，昏暗的墙角一棵树下，站着过去很要好的P同学。他初中毕业做了木匠。两年不见，身量竟长了一倍。他坚决不肯入席，说屋里都是他不认识的亲戚。他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正式祝贺老同学，希望老同学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接着不由分说，递给我一张用红纸包着的百元大钞，然后拱拱手，扬长而去。
第二天，母亲很早就准备好了半年要用的所有衣服杂物，都用二哥准备结婚的木箱装着。左邻右舍以及昨晚没有回家的几个亲戚都在门口为我送行。父亲显出难舍的样子，这时候刚从大队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老崔依旧像伟人似的披着外衣，踅过来对父亲说，“还有什么舍不得嘛，他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儿子，是属于国家的喽！”
母亲又递过一只装有十几个茶叶蛋的布袋。我说天热，恐怕火车上就要馊掉。母亲坚定地说不会，路上可以当饭吃，到了上海分给同学们，就算见面礼。我晓得这是母亲所能拿出的最贵重的临别赠品了，只好装在随身的大书包里。那里面有亲友们馈赠的全部贺仪，母亲连夜仔细缝在一个隔层里，反复叮嘱别弄丢了。木箱则仍由二哥挑着。我们一路小跑赶到顺安古镇的火车站。匆匆告别之后，我就踏上了铜陵开往上海的绿皮火车。
多年以后读到荷兰作家望·蔼覃《小约翰》的结尾，“他（小约翰）逆着凛冽的夜风，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实在佩服鲁迅那拗口的翻译。离开铜陵来上海那年，我十六岁，比小约翰大多了。我将要去的上海当然不会是“大而黑暗的都市”，至于“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我那时可是做梦也不会想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