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港》2023年第9期｜禹风：姑妈家
去姑妈家做客，心里感觉幸福，那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
姑妈是家里长姐，有两弟一妹，我爸就是最小的那个。
民国时爷爷奶奶一直在常州经营绸缎铺，家境还过得去，有房住有饭吃有钱赚，听讲唯一的难过些，是国民党兵过境，占了家里正房当军官住所，爷爷全家只能在偏屋里挤了一星期。国军不是土匪，并不抢东西毁东西，临走还给了租金。一九四九年解放后，姑妈女大当嫁，经人介绍，和在粮油进出口公司当职员的姑父喜结连理，迁到上海过日子。姑妈生了两个儿子，都比我年长十多岁。
奶奶病得不是时候，病重住院那一周，原本已被抢救回来，可惜尼克松总统访华到了上海，医护人员全部上街，要见证属于地球人的伟大时刻。奶奶突发心痛，姑妈奔跑在医院长廊，诊室里空空如也，主治大夫拿着红色小纸旗，在街上人流里踮脚远眺。那个后来在水门事件中身败名裂的美国人，穿着笔挺西装，像南极企鹅走进蓝色人民装的海洋……大人物对小人物而言，就像大象过树林，难免踩踏几只无辜的青蛙或兔子。奶奶这只羔羊，就此上了天堂。
姑父姑妈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会生活的上海人的代表。姑妈巾帼不让须眉，从立信会计学校毕业，当了国有工厂的财务科科长，夫妻俩都高收入，姑父还有搞到各种紧俏食品的门路。所以，对我和妹妹来说，去姑妈家过礼拜天是味蕾的节日。
从江宁路的家出发往北走，我们总步行去姑妈家。第一个十字路口是武定路，左手是乌龟车停车场，停满了天蓝色薄铁皮的乌龟车。这是上海七十年代唯一的出租车，三个轮子一个在前两个在后。人要弯腰曲臂，像刺猬那样紧缩在客座上，抬起眼睛给司机指路。而我这种小孩，不需要低头，可以望望风景。只是迎面来一辆风尘仆仆的大卡车时，也会下意识学大人蜷缩进薄皮车，如花盆里遇到翻土铲子的西瓜虫，害怕成微小的圆球。
乌龟车停车场对面，有两个好地方：一是武定饮食店，二是武定浴室。
穿过武定路，街边上有一些小店小铺子，我记得有一个非常光亮的合作社，我和妹妹走到它门口就立定，阿爸于是打开皮夹子买绿豆棒冰和赤豆棒冰给我们解馋解渴，冰砖肯定不买，因为姑妈家必备。冬天的话，我们会买一包脆麻花，或一袋油果，一路尝尝苔条味或甜霜味。选择朝北走，就因为有这家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店。如赶时间，我们会沿着康定路转到常德路，再穿弄堂到胶州路武定路口姑妈家住的小洋房。
其实从家里出来，朝南走新闸路转常德路更近。朝北走固然满足了口腹之欲，却在临近姑妈家时要穿过武定路菜场，鱼腥味是我的克星。
七十年代的菜场不可能看到活鱼，也没有冷冻柜台，那些死后想必已投胎好几次的鱼，它们的第一次肉身经过说不明白的诡异旅程，刚出现在武定路菜场，带来年深月久的海洋动物尸臭，固执地粘到你鼻黏膜上。我捂紧鼻子，一路在铁皮柜台间疾走，腐臭的菜叶和西瓜皮让我打滑，我在摔进烂鱼堆的恐惧里向老天祈求保护。夜里回家，野猫在腥臭的铁皮柜台间跳上跳下，我们总选择与来时相反的方向，躲过臭味从新闸路回家。
于是，我们绕着这一片属于静安区的住宅群，每周循环往复。
姑父和姑妈在上海混得不错，住石头小洋房的二楼，分配到一个长方形房间和一个带厨房的小居室，却并不连在一起，中间隔着一户邻居的小房间和公用的楼层卫生间。
隔在中间的邻居是老工人李师傅和他老婆李师母，既然称为师傅师母，说明他们是有手艺的技术工人。在二楼，还有一家占了两间大房的邻居，男主人从不出房门露面，他老婆庄家姆妈是个高声说话的北方太太，还有一个女儿，一看也是北方人种，高大而丰腴。我们必须讲礼貌，一路低头顺眼招呼着庄家姆妈和李师母，乐呵呵走进姑妈的厨房兼餐厅。
姑妈有高而圆润的额头，白得晃眼；戴上眼镜便有知识女性那种风采。她从不采纳庄家姆妈和李师母咋咋呼呼的任何建议，不言不语，如听耳边风。等两位女邻居在我们面前说够了，各自退进自己房间，如寄居蟹倏然消失在壳子里，姑妈才莞尔一笑，像赞美世界终于恢复了秩序。
她从捂了小棉条的保暖杯里掏出光明牌冰砖，那蓝色妖艳的包装让我们的童心像鲜花绽放。姑妈之所以让我敬仰，首先在于派头大，每次都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个大碗，一人一块冰砖。她安详地把我姆妈的抗议挡在微笑之外。什么“吃多了拉肚子”？一块冰砖而已，吃坏谁的肚子？
妹妹伸过扎着小辫的脑袋，对着我耳朵说：“姆妈是个小气鬼！”
可让我觉得不同凡响的是姑妈的品位，所有我认识的人家，让小孩子吃一块光明牌冰砖就像吃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你不得不一勺接一勺对付那些奶油块儿，虽好吃，终是寡味。姑妈完全不会让你呆吃，她每次都在冰砖旁用车花玻璃碗盛一些绿葡萄干和奶油花生米。
姑妈好像读懂小孩子的心，她用精致的网眼罩子罩着一台子做好的冷盘，她和我们一样决不想耽搁揭开网罩子的激动时刻。但是，我们吃完冰砖，必须先到表哥们的大房间玩一会儿。
表哥们的长方形大房间就在楼梯口，窗户对着对面那栋小洋楼，可看见漂亮的石头外墙和铁条拗成的西式护窗栏杆。没鸽子停在栏杆上时，麻雀成队落在上头，像人脖子上的小小疣子，抖动着。
我最爱的是墙角的小边柜，柜子有六七层抽屉。某个抽屉里有一副跳棋，棋子是各种各样的玻璃珠，珠子大大小小，在抽屉里滚成一片妖异的色彩。除了跳棋，表哥收集了不少剪纸，不是农民家那种红色的喜庆式样，而是《敌后武工队》《三进山城》和《鱼盆》的故事片花样，自己用铅笔从背面拓样到蓝色或绿色油光纸上，拿刻字刀刻，刻完夹在书页里。
大表哥已经工作了，在西康路拐角上的电子修理部当修理工，他圆面孔暴突眼，不爱说话，但收音机、电视机和录音机到了他手里，都会从卡壳的死相里活转过来，重新咿咿呀呀地唱。
小表哥还在上高中，他的鼻子是鹰钩的，眼睛也有点凸，长得像电影《叶塞尼娅》里的魔鬼胡安。大表哥把他们的房间弄成一个大修理铺，报纸堆成小丘，床上摆放工具；小表哥把哥哥的东西收拢来，堆在墙角，自己在厘清的桌子上画服装设计图样。兄弟俩老是针尖对麦芒。
“吃饭啦！”我们留着听动静的耳朵终于听见了老远厨房里姑妈的一声轻唤，她略微提高嗓音，像对屋子一角打盹的人说话，可我们就是有本事从楼房的另一角听见！对这点，大表哥宽厚地笑笑，小表哥就要作弄我们说那是楼下人家开饭，让我们下去吃。我学到一句话，字面上可对抗小表哥，就教给家妹，听她奶声奶气说小表哥：“你要么是吃饱了撑的！”我的逻辑：姑妈菜做得好吃，表哥一定吃多了，所以不馋！
绿纱的网罩已消失无踪，一股香味飘在兼当餐厅的灶头间里，姑父从他听收音机的小卧室走了出来，他是个小老头，笑眯眯的，从来姑妈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和我爸一起把圆桌子抬到房间中央，我们围一圈坐下来。
午饭吃的是糖醋排骨、桂花肉、红焖对虾、蒸腊肉、炒乌笋、木耳炒地梨和蹄髈汤，姑父是粮油公司的，所以他们家吃虾都吃市面上看不到的大对虾，几乎够得上大吃大喝的标准，因此，姑妈把灶间的门关上。
大快朵颐之间，姑父和我爸讨论我们江宁路房主家的事情。我一块接一块吃油汪汪香喷喷的桂花肉，想起房主家大爷叔和小爷叔的潇洒日子。他们早上起来，孃孃已烧好了热水，请他们洗脸刷牙，然后从红漆屉盘里拿出切成两半的咸鸭蛋、小油煎过的榨菜丝、雪里蕻咸菜，一起吃粥。早饭后，小爷叔和大爷叔一个看《文汇报》一个看《解放日报》，一字不漏。在早晨十点多钟的太阳里，看完报纸的兄弟俩和嫂子、妹妹以及在家的侄子侄女闲聊，等开中饭。中饭是好辰光，要喝一壶由孃孃加上姜丝温热的特加饭，特别有兴致的日子不喝特加饭，从一个缸里倒绍兴朋友送的酒。下酒无非是霉干菜、酱蛋和炒菠菜之类，喝得脸有些红，兄弟俩就睡午觉，打着悠长的鼾声。下午四五点醒来，去马路上一直往南逛到南京西路，转东到王家沙买个黄松糕，或在雷司令买个面包，转回来准时听收音机里的评弹：咚咚龙滴咚……晚上我回家随父母吃晚饭，不太知道两位爷叔还喝不喝酒，但七点半他们就睡了，趴在二楼地板上，还能隐约听见他们安安心心的鼾声，只有良心平安的人才有的那种鼾声。
姑妈不插嘴，总最后说一声：“那是好人。”虽然大家都明白大小爷叔是落了难，房子被征用，家财被没收，连工作也被剥夺了。两个圣约翰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做的只是“改造”。
我吃饱，趴在灶间窗户上望洋眼，下面是一个民宅中的煤球工厂。工厂的场院里堆着乌黑闪光的煤，铲车在黑坡上晃悠，有时拉煤，有时倒煤。这里加工好的打孔的煤饼和鹅蛋大的煤球，会由小卡车送到大街小巷的供应站，让上海人家生出每天的炉子，吃上热食。
我爱听煤球厂“咚咚”的机器声，越过煤堆，对面那栋居民楼前有棵冠羽丰满的高大泡桐，每到春天就开满紫色有斑点的大花，好比一张张垂着厚下唇的驴嘴巴。有一群私人养的鸽子，亮着鸽哨，在居民楼上空翻飞，像被大风驱赶的浓烟。
午饭后，大表哥常带我和妹妹出去逛街。姑妈寄居的小洋楼门口有一雄一雌两棵白果树，秋天会落下金黄的冠状树叶，我们每次都要讨论一下两棵树的年龄，然后在周围长相雷同的居民楼间逛荡。
上海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是一个形容词：静止。我们在住宅间探看，一切全是静止的。小弄堂最关键的元素是墙，这里有无穷无尽、七拐八弯、装备着碎玻璃片的墙，我们伸出小孩子稚嫩的手指，在冰凉坚硬的水泥墙和砖墙上触摸，抬头看防盗碎玻璃那变幻的颜色，有透明玻璃，有棕色的玻璃，有墨绿色的玻璃，也有红色和蓝色的玻璃，玻璃砸成尖锐的三角，用水泥糊得黏黏巴巴的，直刺围墙上的天空。
我和妹妹交换了一下看法，觉得小偷是一个可怜的职业，一不小心，就会像一块腌肉那样，被玻璃刺穿，挂在众目睽睽的高墙上。印象当中，没有人可承受那样的苦恼，只有邻居丁家姆妈偷偷在房里拜的耶稣，才垂着头，张开手臂，流出了没人肯流的血。
小弄堂除了墙，就是紧闭的门。我们看见一扇接一扇红色落漆的木门，像不肯说话的嘴，掩藏住门背后的人和他们的机密。唯一毫不掩饰的是万国旗般晾晒的衣服，一根根竹竿从二楼的老虎窗里挑出來，长裤滴着成串的水珠，白衬衣在跳舞，女人的最隐秘的内衣，平时在人身上躲得严丝密缝，想一想也是罪过，晾到竹竿上，就像是公开浪荡的婊子，奶罩炫耀着暧昧的粉红，在风中一鼓一瘪，内裤耷拉着细长的身子，和“咸带鱼”绞在一起，然后突然在强风中鼓出成一幅画，丝丝缕缕都凸显在男人的眼里。实话实说，上海人公开晾晒的女人内衣，给了我们这代人最早的性教育，并且是强制性的。
有时我们在弄堂里看见彩霞满天，有时雨后的彩虹在居民楼上架桥，只是，唯有大表哥带着我们抬头欣赏小市民生涯中的壮丽景色，我们周围一片寂静。
居民们都在周末的午后沉睡，或者在室内打毛衣，无声地送出一针针。我们站在他们的门口和窗下，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倒是野猫从屋顶檐口探出头，投射质询的目光：你们是谁，如此快活地在寂静中放肆吵闹？
这样的周末拜访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爷爷早逝，姑妈长姐当父，为两个弟弟支付教育费用，供他们上大学。而我爸是最小的弟，比姑妈小了十七八岁，恐怕姑妈在他身上倾注了最初的母性。父亲上大学正当三年自然灾害，可是，姑妈学期头上塞给他一袋子奶糖，学期结束他竟能原封不动带回来还给姑妈。姐弟间互相惦记着，以至于把彼此的生活，都以礼拜天当纽扣，交织在一起。
我们的注意力暂时被姑妈邻居庄家的悲剧事件所吸引。
庄家是东北人，女儿又高又丰腴，好比一只亮丽的大号气球。因为没儿子，漂亮女儿给庄妈妈找来个倒插门女婿，这女婿瘦瘦细细，和老婆差不多高，两个人拍的结婚照挂在房间墙上，我们去贺喜讨糖吃看了一眼，倒很欢喜登对。等真人出来，我和妹妹偷偷笑了，认为他们夫妻俩往一块儿一站，就像是丝瓜傍着冬瓜，茶杯加了个柄。
庄姑娘结了婚，很快就怀了孕，不知道通过什么医生朋友一检查，预报是个大胖小子，这可把庄家乐坏了！大外孙子可不得了，就盼着添丁纳福呢！女婿每天去上班，庄妈妈其乐无穷地照顾起了女儿肚子里的大小子，上午熬粥，粥里要放红枣和枸杞；中午喝肉骨头汤，骨头是庄妈妈和菜场里卖肉的大叔套交情专门留的带骨髓的；下午睡完午觉，又要喝牛奶；晚饭每天都吃鱼，半夜了还要下一个水潽鸡蛋，放上些酒酿。我几个星期没看到庄姑娘，等看到她大着肚子出來，原来的身材又宽大了一圈，像楼里出了个日本相扑士。
顺利分娩了，庄家大喜临门，果然是个八斤重的大胖小子！庄妈妈要从胜利走向胜利，如今需要女儿坐好月子，有上好的奶水给外孙吃。大夏天的，庄姑娘听老娘的话捂着大被子，一天三顿不让下床，连便溺都是老娘在床上接。庄姑娘坐月子肥得飞快，看看人都快比床宽了，腕子上的肉像婴儿出了褶子。
这天庄姑娘吃了早饭，给孩子喂完奶，人就发昏了，热度高得惊人，满口胡话。庄妈妈还没在意，我姑妈看不下去，命令她立马叫救护车送医院，庄姑娘已经只有出的气了。医院接到一看，不得不打电话给卫生局和报社，这已是当年让糊涂爹妈捂月子捂死的第五个女人了！天热，加上几个月来填鸭似的给孕妇灌食，庄姑娘其实死于心脏不堪负荷。
转眼上世纪九十年代了，岁月流转，我读了复旦，较少有时间去姑妈家。小表哥谈恋爱住了出去，大表哥始终没结婚，和妈妈长相厮守。
又是一件惊人的事发生在姑妈家的小洋楼里，这次是紧隔壁的李师母。
李师傅生肝病，早几年就去世了，他和李师母膝下无子，落得李师母一个人孤单。李家住的小房间真是小，我小时候追着皮球跑进去过一次，几乎就是一张床外加一个衣柜的地面。李师母是无锡人，宽面大耳，就是无锡泥娃娃的面相，又好比是连环画里地主婆的模样。
李师傅过世后，经常整周不见李师母人影，大表哥奉母亲之命寻找她，总发现她躲在小房间里发呆，连热食也不吃。居委会来关心了几次，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见她无动于衷，也就慢慢凉了。
大家习惯了李师母的自闭，除了家里有多一碗面加一个菜时想到端点给她，非亲非故也不去多琢磨她。姑妈还特地去了李师傅的老单位，请他们对职工遗孀负点责任，但那是个垮下去的电池厂，工厂自顾不暇，哪里顾得到像一个省略号那样多余的老工人遗孀？
迟早的事终于来了，还是大表哥端着一碗面，去给两天不照面的老婆子，推开门，四处一转眼睛，一碗面吓得打碎在地上，李师母拿了一根李师傅遗下的牛皮腰带，在衣柜子里吊死了。这种吊死可怕在根本不是吊死，衣柜低得很，脚完全可以踩在地上，可是李师母横下身子，铁了心把自己勒死了。
没亲没故没后人，李师母是公安局的人验看现场后拉走的，没人问身后事，好比完结了一场拖沓不休的梦。居委会搬走了家具和物品，从此姑妈家隔壁留下一个无人敢去踏足、房门紧紧关闭的洞。
我们长大了，姑妈家去得少了，终于，大表哥和一位白净的女医生结了婚，就住在楼梯口的长方形房间里。我们很喜欢大表嫂，她做人欢欢喜喜，特别豁达。
姑妈最后一次头脑清晰，精神健旺，已是上海踏入了新世纪。那个周末，我们全家从城市西部香火缭绕的龙华寺旁、父亲单位分配给他的新二房一厅出发，去姑妈家做客。
姑妈说：“还记得你们小时候我做的馅饼吗？手艺不能失传，所以我带着儿子，今天再给大家做一次！”
姑妈的馅饼，首先年轻人别想象成披萨，披萨的馅子堆在饼面上，换成姑妈的馅饼，这可是丢人的事故。
姑妈的饼馅子是看不见的。一张薄薄的面饼，皱皱的烘得黄黄的皮子，有星星点点的褐色烤斑，馋死人的馅子全在薄饼肚子里。一般有两种馅，荤的是鲜猪肉，素的是萝卜丝。饼有菜碟子那么大。吃的时候，放在抹一点点轻油的铁锅里煨热，托在五个指头上，半分钟就下了肚。吃完，才想起舔嘴唇，回味那没仔细咂巴的鲜味儿。
还有一种面皮上撒芝麻的肉馅饼，料还是一样，个子小一些，有饭碗碗口大，但有半个指甲厚。姑妈发明了它，作可储藏的零食，我春游带上三个，一路吃。
做馅饼，得先揉面团，姑妈伸着两条白胳膊，在圆台面上起劲地揉，面团像一只没脸的猪崽，在台面上滚来滚去，调皮得不肯放低撅起的屁股。等面团发好，切成条子，姑妈就把条子擀成薄片。
她怎样把肉馅或萝卜丝馅裹进去，又天衣无缝地把饼擀平，这个我从来没认真看过。反正，我只对吃感兴趣，吃的时候，馅在薄皮里，淌出汁水。
这一次，婆媳俩和大表哥一起动手，大表哥和他太太熟练地擀着面皮，姑妈舒心地指挥几个关节，不多一会儿，煎锅里就响起了呲呲怪叫，那些刚做成的薄饼，像有活气似的在大表哥手里的平底锅上翻飞，两个面反复烤。等香气击中我们鼻翼，饼就放到了面前碟子里。
看到大儿子掌握了饼的秘密，姑妈像没什么顾虑了，没几天就患上了老年痴呆。她的痴呆，不是龇牙咧嘴淌口水那种，而是面带微笑如雕像般沉静。她不怎么肯开口了，好像一辈子的话都说完了。我们去探望她，她微笑着听我们说各种各样的蠢话，却没评论。我爸像去确认她的智力般问：“大姐，我是谁？”姑妈脸上掠过一丝嘲讽的笑意，说：“你是你。”
你是你，姑妈是姑妈，现在她和我们分开了，我们还是一群俗人，姑妈是一座雕像。
我们终于看出了姑妈的好眼光：大表哥退休了，专心只做一种工作，就是细心照顾呆妈。姑妈不但不再说话，而且成了植物人，连翻身都懒得翻，每天靠大表哥喂她流质，隔一会儿就给她翻个身。这样日复一日整整两年，姑妈才进入呼噜噜吐气的时刻。
姑妈躺在儿媳妇工作的医院里，我们一家和大小表哥全家都来作最后的告别，大伯一家也从苏州赶来送姐姐。医生忍不住对大家说：“谁照顾的老太太？真是孝子！两年植物人，身上连一个褥疮也没有！”我看看大表哥，他显老了，两只眼睛关切地看着娘。
姑妈寄居了大半辈子的小洋楼如今还在那个地方矗立着，周围都动迁了，起来无数的高楼，小楼望出去的天际线变了。我们止步不再去，我们的回忆留在过去，留在姑妈麻利操持一个家的年代。
在许多年的各色梦里，我无法不沿童年的路，回去寻找姑妈的楼房。
我穿过武定路、康定路、常德路，寻找着我们曾当成捷径的弄堂，一直到那两棵更高大了的公孙树出现在我梦境。奇怪的是，梦里我从没一次推开那黑暗的旧门，进门洞上楼。
每个梦里，我都看到姑妈家门洞口，有一棵枝叶繁茂的无花果树，我被无花果树挡在了门外。
我抚摩这棵结着紫色无花果的大树，总觉得一股莫名其妙的劲头从脚底升起，我掉转头，沿着常德路走新闸路，飞快地几乎奔跑般地向某个熟悉的地方赶去。然后我径直在暗夜中醒来，大张着眼，品味着回不去的旧时光……
禹风，小说家，上海人，巴黎高等商学院硕士。著有长篇小说《静安1976》《蜀葵1987》《大裁缝》，中篇小说集《漫游者》及《玻璃玫瑰》等。作品发表于《当代》《花城》《十月》《山花》及《人民文学》等刊物，多描写巴黎、上海及北京的城市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