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锐强，河南信阳人，从军十一年，三十岁退役写小说。在《当代》《人民文学》《十月》发表长中短篇小说两百万字。曾获齐鲁文学奖、全煤文学乌金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泰山文艺奖、《山花》双年奖。现居山东胶州。

吴起的崛起和毁灭

张锐强

1.杀妻求将

一个人为了当将军，不惜杀掉自己的妻子，最终果然用无辜发妻的人头，从国君手中换到了兵符。这个人是谁？大名鼎鼎的军事家吴起。

吴起（公元前440 —— 381年）是卫国左氏人，这地方有人说是山东定陶，也有人认为在山东曹县东北。吴起本来有点家产，但他一心想当官，因此到处游说君主。这种游说肯定需要大量的交通费，结果时间一长，他的收获不是当官，而是破产。就在走投无路时，传来了齐国将要发兵进攻鲁国的消息。吴起闻听眼睛一亮，立即找到鲁穆公毛遂自荐。

在齐军的策应下，吴起的口舌终于战胜了鲁穆公。不过鲁穆公心里还有点游移：吴起是齐国的女婿。到了关键时刻，谁能确保他立场坚定政治正确？

国君的这个态度让吴起心焦火燎。拒绝就拒绝，同意就同意，最怕态度游移，老在是非之间。那实在折磨人，尤其在决定命运的时刻。怎么办呢？吴起二话不说，回到家里手起刀落杀死妻子，随即便拿到了鲁军的帅印。

为求功名居然不惜以发妻的性命作为投名状，吴起的名利心就是这么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成功的概率跟名利心或曰欲望是正相关的，而非负回馈。躺平不可能等来机遇。天上从来没有下过馅饼雨。

以妻子的人头换来帅印，吴起的第一仗打得如何？虽胜犹败，得不偿失。

接过兵符，吴起随即点齐人马，开赴前线。虽然立功心切，他并没有急于开战，而是首先派出使者前往齐军大营，请求讲和。鲁国的实力本来就不如齐国，吴起主动求和，齐军主将越发放松警惕。吴起呢，继续给敌人灌迷魂药。按照一般的规矩，行军布阵，中军的实力最强，吴起故意反其道而行之，把老弱军卒集中于中军。等齐军心里的弦完全放松下来，吴起带领早已集结完毕的精锐部队，突然擂响战鼓，发起攻击。齐军猝不及防，阵型大乱，一仗下来，损兵折将，匆匆败退。

这就是吴起的初出茅庐第一功。应该承认，他这个亮相相当精彩。按照道理，回到鲁国，等待他的应该是鲜花掌声和红地毯，实际却正好相反。看到这个卫国来的毛头小子立下如此功勋，很多人都耳热眼红，于是吴起的很多毛病都传到了鲁穆公的耳边。

他们说：“吴起这个人，残暴而猜疑。本来他家底丰厚，可他一心向上爬，到处游说，跑官要官，结果搞得两手空空，倾家荡产。乡邻们耻笑他，他就杀了三十多个说他闲话的人，逃出卫国向东而去。临走之前，他和母亲告别，咬着臂膀发誓说，不为卿相，不复入卫。吴起为了功名利禄，投身曾参的儿子曾申门下，后来母亲去世，他都不肯回家奔丧。曾申为此非常生气，就把他逐出门墙。吴起没办法，这才转而学习兵法，侍奉国君。国君对他有疑虑，他不惜杀掉妻子换取将军名位。俗话说，树大招风。咱们鲁国本来是个小国，现在胜了齐国，名声大振。再这样下去，难免会引起别国的不安，他们都会图谋鲁国。而且鲁国和卫国是兄弟国家，吴起是卫国的罪人，国君您任用他，不是有负于卫国吗？”

这枚针对吴起的流弹，杀伤力委实不小。它列举了吴起的三大道德罪状，以及任用吴起的两个危害。吴起斩杀乡邻，是为不仁；杀妻求将，是为不义；母丧不归，是为不孝。鲁国是姬姓诸侯，开国君主是周公姬旦的长子姬伯禽，也就是周武王的亲侄子。清代的高士奇说过：“周之最亲者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因为这层关系，周礼最细心的保存者和最积极的实践者莫过于鲁国，就是那句话：周礼尽在鲁矣。鲁国对礼仪重视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则故事可以作为参考。周朝分封诸侯之初，姜尚曾经问姬旦：“您准备怎样治理鲁国？”姬旦回答道：“尊尊而亲亲。”就是尊重尊者，亲近亲人。一句话，重视人伦礼仪，别尊卑，分亲疏。周公接着反问姜尚：“您又准备如何治理齐国呢？”姜尚直言不讳地说：“尊贤而崇功。”意思很明白，尊重贤能，崇尚功业。

这事《淮南子·齐俗训》和《汉书·地理志》都有记载。齐国与鲁国的分野由此可见一斑。尽管后来“田氏代齐”，姓田的贵族夺取国家政权，把姜尚的后裔流放到了海岛，但历史毕竟有强大的惯性。所以在姜齐中出现了“春秋五霸”之后，田齐又成为“战国七雄”，而鲁国则早早地衰亡湮灭。一枚硬币总有正反两面。礼仪之邦往往孱弱而缺乏血性。道理和正义经常被弱者奉为圭臬，是因为他们格外需要这样的保护伞，而强者对它们从来都是不屑一顾，践踏而去。鲁国的地位如此之高，却一直国势不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被“礼仪”二字所误。

作为孔子的出生地，鲁国对于吴起的这三大道德罪状，难以接受是可以想见的。尽管吴起有满腹的兵韬将略，也只得收拾起简单的行囊，心情悲怆地离开鲁国的都城曲阜，像枚孤单的落叶，被秋风吹向天涯。那些日子里，当他独自一人置身于孤灯野火之下，不知道他可曾会想起冤死的妻子？或者说，当他想起冤死的妻子时，不知会做何感想？

细读史书中关于吴起的篇章，推敲他的性格为人，那时他恐怕不会想起泉下的冤魂。他那股追逐名利的劲头，类似于曹操的独白：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所以那段时间吴起考虑的问题，一定实际得多：自师从曾申开始，直到被任命为将军，他在鲁国前后待了六年左右。如今哪里还有更加合适的市场，可以把正值壮年的自己，卖个好价钱？

这个市场是有的，而且也不太远：一路向南，魏文侯治下的魏国。

2.大将守边

战国七雄中，最先崛起的是魏国。魏国之所以能占到这个先机，与两个人物密不可分：魏文侯与李悝。

三家分晋之后，智伯的领地多数归了赵国，韩魏两家所得相对少些。魏国山地多良田少，粮食压力一直比较大。魏文侯继位之后，任用李悝，率先变法，国力逐渐强盛。李悝的名字，也写作“李克”，甚至“里克”，但《汉书》认为李悝和李克是两个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秦始皇实在居功至伟：若非他下令一把火烧掉各国的史书，历史怎么会如此扑朔迷离色彩斑斓？

李悝最大的贡献是编纂了《法经》，在经济上主张“尽地力之教”，以及推行“平籴法”。《法经》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后来商鞅把它带到秦国，秦汉两代的法律都以《法经》为蓝本。因为这个缘故，后世把李悝视为法家的鼻祖。

对魏国国力影响最大的，还是“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尽地力之教”说得通俗些，就是尽量增加每亩地的产出。每亩多收几斗粮，全国累加起来，就是个惊人的数字。谷贱伤农，谷贵伤民。而当时农民种地处于亏损状态，所以他们对农业生产的兴趣不高，从而导致产量下降，粮价上涨。有鉴于此，李悝建议实行“平籴法”，粮食丰收时国家收购，歉收时再平价出售，以稳定粮价。即便碰上自然灾害，粮价不致太贵，人民不至于流亡。换成现代语汇，就是国家收储。

魏文侯格外信任李悝，是否收留吴起属于重大人事安排，自然也要听听他的意见。说起来李悝跟吴起算是师兄弟，因他也曾经师从曾申。他对吴起有所了解，于是也就直言不讳：“吴起这个人，贪名又好色。但是论起带兵，就是司马穰苴也不过如此。”

这个评价相当高。司马穰苴姓田，名穰苴，齐国人。因曾任主管军事的最高长官大司马，所以又被尊称为司马穰苴，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齐威王当政时，命令大夫们搜集整理古时的《司马兵法》，将司马穰苴的遗著附在其中，称《司马穰苴兵法》，后世简称为《司马法》，是我国军事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兵书，宋代时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魏文侯闻听此言，立即拜吴起为将，而吴起果然不辱使命，带领魏军攻打秦国，连战连胜，夺取了五座城邑。

吴起带兵还真有点司马穰苴的特点。他跟普通士兵同吃同住，睡觉不铺席，行军不乘车，自己背自己的干粮。有个士兵生了疮，吴起亲自给他吮吸脓液。那个士兵的母亲听说之后，放声大哭。别人很不理解，就问她：“你儿子不过是个军卒，将军亲口为他吸脓，你为什么还要哭呢？”她说：“您是不知道厉害。当初吴公也给我丈夫吸过脓，结果他打起仗来不要命，很快战死。现在吴公又为我儿子吸脓，不知道我儿子将会死在哪里，我怎能不哭？”

女人确切地说是母亲的直觉是最准确的。尤其是在关系到孩子生死的问题上。堂堂主将为士卒吸脓，跟为了当将军而杀掉妻子，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李悝对师兄弟的看法可谓精准：吴起贪名，无所不用其极。

贪名的不止吴起，其实是人性的弱点。深知其中三味的吴起用这个办法来带兵，效果出奇地好。

当时魏军和秦军一直在西河一带拉锯。西河也叫河西，就是晋陕之间、黄河南段的西岸地区。秦魏两国在此交界。在翟璜的推荐下，魏文侯派吴起镇守西河。吴起认为，兵不在多而在“治”。他建议魏文侯用他的新标准考选士兵，组建一支精锐部队，名叫武卒，最终得以施行。吴起的新标准都有哪些内容？现在的人们看了也难免头皮发麻。因它实在太严酷：身穿上、中、下三副甲，头戴重盔，肩扛长戈，腰挂重剑，带五十支箭，背三天的干粮，半天行军一百里，到达战场能立即投入战斗，双手能拉开十二石也就是六百六十斤的硬弓。

当时的一百里相当于今天的四十一公里，差不多就是奥运会的马拉松项目。但是跑马拉松只穿短裤背心，而魏国的武卒浑身上下负重累累。所以说，他们个个都是特种兵，单兵战斗力可想而知。

特种兵必然要有特种的待遇相配套。武卒的家庭可以免除徭役租税，伙食标准自然也比普通士兵高。立了功还能获得爵位。魏国虽然山地多土地少，但是河东亦即今天的山西运城解池一带，有大量的盐池。盐池里产的不是食盐，简直就是金子。古往今来，盐作为生活必需品，能够带来大量的利润，政府不肯放弃这块肥肉，总要垄断经营，这从湖北监利县得名的由来，可见一斑：赤壁之战曹军大败，曹操匆匆败走华容道，战后这块地方随即归入东吴的版图。因为这里“士卑沃、广陂泽”，“地富鱼稻”，西北部产盐，东吴便“令官督办”，“以监盐渔之利”。公元 222年孙权称帝后，干脆从华容县里划出一块地方，设立监利县。

那时候“领导重视”的方式，说起来跟现在也差不多。首先就是设架子、立班子。否则机构又怎么会越来越臃肿？

魏国就靠盐池专营的收入，经过吴起的严格考选训练，组建成了强大的精锐部队武卒。他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不是信口开河的虚夸。根据记载，当时吴起“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胜率极其惊人。这其中既有吴起的过人将略，也有士兵们的高超素质。当然，士兵们勇敢善战，也有赖于吴起卓有成效的训练。就是那句话：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吴起的治军方略，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军纪严明。令行禁止、纪律严明才能出战斗力。有一次，两个士兵没接到命令就擅自出击，结果立了功回来，不仅没得到封赏，反而被斩首。二是言而有信。有个成语叫“移木建信”，说的是商鞅变法时，为取信于民，就在市场的南门立了一根木杆，旁边贴着告示说：“谁能把这根木杆扛到北门，就赏他十金。”大伙儿看了告示，个个云山雾罩，搞不清怎么回事：把木杆扛到北门轻而易举，这个劳务费无论如何也不值十金啊。肯定是上边吃饱了撑的，瞎忽悠。商鞅一见，又把赏格提高五倍。有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扛走木杆，果然拿到了黄澄澄的五十斤。这一下，政府的威信随之树立。

据史料记载，吴起身上也有类似的故事。西河本来是秦国的土地，居民也都是秦人。吴起为了让他们信任自己，就在南门立了一根柱子，声言谁能放倒，就提拔他为上大夫。刚开始也是没人相信，后来有个人挺身而出，还真被封了官儿。

柱子倒了，吴起的威信立了起来。这个故事跟商鞅的“移木建信”，有太多相似之处，很难说清版权的归属。按照道理，吴起在先，商鞅在后，似乎应当归于吴起。不过事情是古人做的，历史却是后人写的。笔头子一歪，张冠李戴是常事。所以我们暂且放下这个故事，看看明人宋濂在《龙门子凝道记》中对于吴起守信的记载。说的是吴起碰到一个老朋友，要请他吃饭。朋友说：“行啊，等我回来吧。”结果吴起等得太阳花儿都谢了，直到天黑，也没见朋友的影子。怎么办？有约不来，吴起也就不吃晚饭。直到次日一早，他派人请来朋友，这才跟他一起，把晚饭和早饭一同吃掉。

宋濂后面有这样的议论：“起之不食以俟者，恐其自食其言也。其为信若此，宜其能服三军欤？欲服三军，非信不可也。”就是说，吴起之所以不吃饭等待朋友，是怕吃饭的同时也食了言。果真如此，三军将士还能信服他么？要取信三军，必须言而有信。

吴起治军的第三个特点，说得技术一点儿，就是善于使用精神激励；说得直白些，就是利用人们多贪名的弱点。西河地区是秦魏双方的必争之地，刀光剑影不断。为激励士气，吴起请魏武侯 —— 当时魏文侯已经死去 —— 亲自出面，举办庆功宴会。他让立上功的将士坐前排，使用金、银、铜等贵重餐具，猪、牛、羊三牲俱全；立次功者坐中排，贵重餐具和食物适当减少；无功者坐后排，只能用普通餐具。宴会结束后，还要在大门外论功赏赐有功者的父母妻子。对死难将士的家属，每年都派使者慰问。

这个方法，一施行就是三年。公元前389年，秦国调集大军，攻击东进道路上的咽喉要地阴晋，也就是今天陕西华阴的东部。警报传到河西，数万魏军士兵不等将令下达就自行穿戴甲胄披挂整齐，准备参战。吴起请求魏武侯，派五万名没有立过功的士兵，由自己率领反击秦军。武侯照准所请，并加派战车五百乘、骑兵三千名。出战的前一天，吴起发布将令：每个人都要跟我一起奋勇作战，无论车兵、骑兵还是步兵。“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意思是如果车兵俘虏不了敌军的战车，骑兵俘虏不了敌军的骑兵，步兵俘虏不了敌军的步兵，就算打了胜仗，也没有功劳。

吴起带领这五万多渴望建功立业的士兵，向秦军发起猛烈反击。魏军虽然兵力处于绝对劣势，但他们个个奋不顾身，以一当十。经过反复冲杀，彻底击溃秦军。有史料记载，当时秦军有五十万之众。所以阴晋之战也算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3.西河学派

吴起镇守西河期间，一个重要的儒家学派诞生，这就是西河学派。

说到这里，首先要把“西河”这个概念掰扯清楚。一般而言，典籍上单独提到一个“河”，都是指黄河，这里也不例外。只是黄河既为巨龙，便不会安分，东奔西突，河道多变。古往今来，莫不如此。春秋时期，卫国的西部边境沿着黄河，所以那里叫“西河”，就是今天河南的浚县、滑县一带；到了战国，黄河已经龙腾至今天的河南安阳以东，所以安阳也叫“西河”。吴起镇守的西河郡，则是在晋陕之间的黄河西岸地区，那原本是秦国的领土。

西河学派的创始人或曰精神领袖，是孔子的学生子夏。子夏是卫国人，姓卜名商，字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史记》称“子夏居西河教授”。这其中的西河，有人认为在河南安阳，有人认为在山西汾阳，也有人认为在吴起镇守的西河郡。不管在哪里，总之跟吴起大有关系。

魏文侯聘请子夏，是受他弟弟魏成子的推荐。当时子夏已经是耄耋之年，因为儿子去世哭瞎了眼睛，就没有答应。魏文侯于是又去请子夏的弟子段干木。可是他到了段干木的门前，段干木却不肯相见，不惜翻墙头跑掉，简直就像躲避瘟疫。然而魏文侯并不生气，专门造了一座礼贤台，然后用自己的车子把段干木接来，礼送到台上，再恭恭敬敬、气氛庄严地发出正式邀请。

子夏和段干木当时居住在魏国的别都，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魏县，鸭梨之乡。那座礼贤台位于魏县的东郊，当然现在早已漫入荒土。正所谓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可在当时，它强大的气场还是感染了子夏和段干木。他们决定接受魏文侯的请求，前往西河讲学。一同前去的还有公羊高、谷梁赤，以及子贡的弟子田子方。子夏身体不好，段干木等人只好冲到前台，担任讲学的主力。魏文侯对段干木十分恭敬，“过其闾而轼之”，就是每次经过他的门前，都要手抚车前面的横木，遥遥致敬。《吕氏春秋》有这样的记载：

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见翟璜，踞于堂而与之言。翟璜不悦。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汝欲官则相至，欲禄则上卿至，既受吾赏，又责吾礼，无乃难乎？”

这段话非常有意思。魏文侯见段干木，总是恭敬地站在他跟前，累了也不歇息；但是见翟璜却总是坐着。至于原因，魏文侯说得非常清楚。就是那句话：上帝不会把所有的好处都给一个人。无论何时，你想图别人的实利，就别想获得他的尊重。非此即彼。

魏文侯礼敬段干木，倒是收获了实利。据《吕氏春秋·期贤篇》记载，有一年，“秦欲攻魏，司马唐谏曰：‘段干木贤，魏礼之，不可加兵。’”《史记·魏世家》也有相似的内容，可以互为印证：“秦兴兵欲攻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未可图也。”这样一来，不但段干木的名气直线上升，魏文侯的贤明也声震天下，八方才俊纷纷来投。

这个广告效应，正是魏文侯想要的吧？只是效应如此强烈，直接阻止了一次战争，恐怕是他想不到的。不仅魏文侯，李悝和吴起也投入子夏门下学习。公羊高和谷梁赤在授课之余还为《春秋》作传，就是所谓的《公羊传》《谷梁传》，连同《左氏春秋》也就是《左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左丘明，但章太炎和钱穆两位先生都认为这个说法颇可推敲，它实际上跟吴起有关。

汉代以前，人们并无“史学”观念。学术的大分野只有经学和子学。班固在《汉书》中，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分别称为“王官学”和“百家言”。也就是说，历史记载，掌握在官家手中。孔子著《春秋》，实际上有僭越之嫌。有点越轨。因为这属于“王官学”的范畴。当时不仅普通人无权修史，就是各个诸侯国的史官，也都是周天子派过去的，属于中央派驻地方的干部，人事关系不归诸侯国管。所以齐国的崔杼杀害国君，史官这样记上一笔：“崔杼弑其君。”一个“其”字告诉大家，那是崔杼的国君，而非史官的。正因如此，崔杼虽然杀掉了这个太史，却无权任命新的史官，太史的弟弟接着这样写，又被杀；第二个弟弟接过笔简，记录的内容口吻依然没有变化。崔杼无奈，这才停止屠刀。一个叫南史氏的史官听说之后，担心无人修史，就捧着自己的笔，带着竹简，要去拾起那个沾满鲜血的接力棒，半路上得到最新消息，这才作罢。

很难说清楚，史官纪录各个诸侯国的事情是作为历史，还是作为年度工作报告。在当时，只怕他们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时间和历史观念。有这样清醒的历史意识的，孔子可谓第一人。不管怎么说，他写的《春秋》既然是“王官学”，在“经”的范围内，就可以有传，而且一下子就出来三部。

《春秋三传》有何区别？宋代的叶梦得认为，左氏传事不传义，公谷传义不传事。朱熹说：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谷经学，理精而事误。主角儿是名将吴起，现在却在《春秋》和《左传》上打转转，算不算跑题？当然不算。这个问题跟吴起关系深切。

关于《春秋》，孔子自己说过，“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某窃取之。”这其中的“义”，简而言之，相当于“道”，脱离不开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孔子作《春秋》，只记结果，所谓“述而不作”，如何评价、解释那些历史事件，就成了问题。后世为《春秋》作传，其实就是争夺对历史的解释权和命名权。本来，儒家讲究“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六艺”，但不同的门派和传人各有侧重。公羊高、谷梁赤是典型的儒生，难免迂阔；吴起受过曾申的训斥，更加注重经世致用。所以《三传》的差别甚大。

章太炎与钱穆认为《左传》与吴起有关，甚至就是出自他手，当然并非因为这个原因。《左传》本名《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钱穆先生质疑道，若是左丘明所著，为何不叫《春秋左丘传》？其中的“左氏”，应该是地名，就是吴起的家乡；不仅如此，《左传》对晋国和楚国纪录得特别详尽，吴起正好有此优势；《左传》里尽说魏国的好话，吴起长期捧着魏国的饭碗，甚至还想入相；《左传》对战争的记叙相当精彩，显示作者似乎有很高的军事素养。

无论如何，吴起曾经将《左传》传给他的儿子。这本书到底是不是他的手笔，已经无法考证，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足以表明，吴起绝非简单的一介武夫。有句题外话，也值得说说：几百年后，西晋名将杜预专门注释过《左传》。他自然也不是简单的武夫。

这就给下面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4.将相争位

魏文侯去世之后，吴起继续独当一面，镇守西河。继任的魏武侯曾经来西河前线视察，这样的场合，一把手当然要亲自出面全程陪同。吴起于是陪着主要领导，坐船沿黄河而下。看到黄河两岸险峻的地形，魏武侯非常高兴，对吴起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

魏武侯这话，完全是真情实感。吴起怎么回应呢？他结结实实地给国君上了一课：“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意思是说，关键在于清明的德政，而非险要的地势。从前三苗氏的国家，左有洞庭湖，右有鄱阳湖，不修德义，被大禹灭了。夏桀，殷纣王，莫不如此。国君您要是不修德政，咱们恐怕都会成为敌国的俘虏。

在德不在险，这话很有意思，让人想起另外一句话：“在德不在鼎”。如果《左传》果真出自吴起之手，那么这话也跟他有关系，因为纪录在《左传》中。故事的主角儿，是那个“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的楚庄王。他从三年纸醉金迷的韬光养晦中醒来，发愤图强，楚国实力大增。人富了难免显摆，国富了自然生事。这个楚庄王，打完周围的小国还不过瘾，顺便陈兵周疆，在周朝的国都洛阳郊外摆下阵势，大张旗鼓地检阅部队，显示实力。楚庄王打的什么主意，周天子当然明白。没办法，他只好派一个叫“满”的王孙，前去楚营劳军。楚庄王趁机向王孙满打听九鼎的重量。这时王孙满不卑不亢地回答道：“在德不在鼎”，让楚庄王碰了一鼻子灰。

魏武侯可不是简单的官二代公子哥儿，多次领兵上阵立功。西河郡的繁、庞二城（今陕西韩城东南）就是他攻下来的，还曾跟随乐羊出征中山国，占领其国都。他的名字就带着天然的战斗色彩，叫作“击”。故而闻听此言，他的感觉肯定也是碰了一鼻子灰。吴起这话本身没有任何错误，义正词严，冠冕堂皇，一副绝对真理的模样，可我还是听出了弦外之音：你一味强调地势险要，那我吴某人的价值，又体现在何处？

这当然不是纯粹的戏说或者杜撰。这个推论的基础，相当合理，完全符合吴起的性格与心气。

廉颇与蔺相如争夺名位的故事，由于成语和戏曲的传诵，早已家喻户晓。但在他们之前，吴起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不同的是，他的诉求不仅仅是排名站班时的名次，而是直指丞相的宝座。

吴起效力于魏国，立下多次战功，出将入相的辉煌想必他从来都不曾忘记，一直苦等着丞相的职位。可是后来魏国选相，很多人都看好他，他也自信满满，结果却大跌眼镜：贵戚田文蟾宫折桂，名将吴起榜上无名。遭此打击，吴起心里很是不忿，就单刀直入，直接跟田文摊牌。这段故事，《史记》中的记载不算费解，干脆直接抄录如下。

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

吴起总结了自己的三个功绩，或者叫能力：统帅三军，使士兵们英勇作战不怕牺牲，敌国因此不敢图谋魏国；治理百官，安抚百姓，充实府库，增强国力；镇守西河，使秦兵不敢东窥，而韩赵全都仰魏国之鼻息，不敢有半点不从。应该承认，这话基本属实，除了带点情绪，并没有多少虚夸。可是，他想不到还有所谓的“主少国疑”，所谓的功高震主。

千万不要顺着语言和思维的惯性，在此批评所谓封建时代的种种愚昧落后，譬如干部制度不科学，用人不公等等。那是典型的关公战秦琼，更是典型的人云亦云。过去没有组织考察，举荐贤能全靠个人眼力，风险甚大。被举荐者如果出了问题，举荐者搞不好要负连带责任。那时没有眼镜，更没有望远镜显微镜，不知道这是人们视力良好的原因，还是结果？这个问题，颇可思量。

5.落寞奔楚

当不了丞相，那就继续在边疆干自己的军区司令吧。不过吴起的功劳名声不断叠加，逐渐引起了一个人的不安。谁？继任的丞相公叔。

吴起争相的事情，几百年后的太史公司马迁都知道，当朝丞相公叔怎么可能毫不知情？他立即将吴起视为假想敌，处心积虑地想要清除掉。具体怎么办呢？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公叔嫉贤妒能，手下自然少不了阿谀奉承曲意逢迎之徒。这就是气场的选择。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再说大一点，就是历史学中的自然选择原理。人们经常怒骂奸臣与宦官，比如赵高刘瑾魏忠贤，其实如果没有糊涂昏庸的皇帝，又何来卑劣阴险的阉宦。

公叔的妻子是魏国公主。他根据下人的计策，先请吴起过来吃饭，故意让老婆轻慢自己，然后对魏武侯说：“咱们魏国不过是侯一级的小国，东边又有强秦的威胁，恐怕只能留住吴起的人，留不住他的心。”

这话不完全是虚辞。魏国立为侯国，是典型的先上车后买票，逼迫周天子承认的既成事实。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掉智伯，瓜分了他的土地，晋国名存实亡，可直到五十年后的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才正式册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估计当时他们都有点暴发户般的不自信。魏武侯说：“那你看怎么办？”公叔说：“把公主许配给他吧。如果他接受，就说明他没有二心。”魏武侯立即照准。

吴起是什么人，当时年事已高，而且功劳盖世，怎么会随便接受一个空降的公主，来当自己的婆婆？

吴起拒绝的不是魏国公主，而是自己的前程。当然，也算不上前程，不过是眼前的职位。按照当时的情况，他即便继续留在魏国，也不会有什么建树。他守西河，各国不敢来攻，已无再度立功的机会，只能吃老本。可过去的积蓄再多，也顶不住坐吃山空：一个嫉贤妒能的丞相，破坏能力之强，当量之高，恐怕吴起也想象不到。

很快，魏武侯就派人传令，从西河召回吴起。君命不可违，吴起只有立即动身，车子载着他缓缓离去。出了城门，他吩咐停车，自己下来回望西河，不觉泪湿战袍。仆人感觉很奇怪：“窃观公之志 ，视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吴起泣而应之，曰：“子弗识也。君诚知我，而使我毕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也不久矣，魏国从此削矣。”仆人的意思是，我看您志向远大，舍弃天下不过像舍弃一只破鞋，如今离开西河竟然掉了泪，怎么回事？吴起说你知道什么。如果国君信任，让我充分发挥才能，我一定能灭掉秦国，西河这里就足以称王。可惜国君听信谗言，不肯信任我。西河很快就会插上秦国的黑色军旗，魏国的好日子到头了。

《乐府诗集》里有很多首《长歌行》，其中一首有这样的句子：“伫立望西河，泣下沾罗缨。”据说运用的就是这个典故：吴子泣河。

需要指出的是，也有史料记载，谗害吴起的不是公叔，而是大夫王错。钱穆认为，这个说法比《史记》更可靠。

不管是谁的迫害，反正魏国没法继续待，吴起捆起包袱卷，又到了楚国。楚国的国君楚声王为“盗”所杀，当时掌握政权的是楚悼王。他很好奇地询问吴起道：“你在魏国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跑到我这儿来了？”吴起说：“如果魏文侯在，我当然不会走。可现在当权的是魏武侯，我跟他合不来。”吴起名声显赫，他来投奔，楚悼王当然不会拒绝。然而老板对跳槽来的新员工总会怀有本能的疑虑，楚悼王还是要观察观察，于是就让吴起去镇守宛地，防备秦韩，挂职锻炼，以观后效。这个宛地，大致就在今天的河南南阳。这是《淮南子》和《说苑》中的说法，与《史记》不合。司马迁说的是：“至则相楚”，就是一去就当了类似相国的令尹。

在西河当了那么多年的军区司令，治理宛地，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吴起下令，禁绝纵横家即那些靠耍嘴皮子谋生的说客来宛地蛊惑人心，就是所谓的统一思想；裁撤多余的官吏，就是所谓的精干队伍；鼓励耕战，精选士兵，组织平民农闲参加训练，革命生产两不误，就是所谓的充实基层。没过多久，他就把宛打理得有声有色。

一年之后，楚悼王召集吴起前往国都郢，提拔他作了令尹。当时的楚国，早已没了陈兵周疆问鼎中原的心气。屈、景、昭这三大家族实力雄厚，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枝强干弱，国势衰微，否则楚声王也不至于死于“盗”。所谓的“盗”，想来不过是流民，堂堂国君竟是这种死法，确实有点跌份。

楚悼王之所以任用吴起为令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渴望重写辉煌。而且吴起是外来户，不是王公贵族，不会进一步扩大贵族的势力。多年的夙愿成真，吴起自然无比珍惜。接过相印，他随即针对楚国的积弊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那些措施，很像跨国公司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捐不急之官”，就是把那些可有可无的职位，全部撤掉，相当于裁员；二是“废公族疏远者”，对于那些跟国君血缘关系比较远的贵族，减少他们的爵禄，“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相当于降薪；三是“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禁止纵横家利用如簧之舌蛊惑人心，让百姓安心耕种训练作战。命令关系远的“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去地广人稀的地方开荒拓土，相当于变相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所谓内部挖潜。

节省下来的钱干什么？养兵。组建训练军队，这是吴起的老本行。但自古以来就是吃粮当兵。你得有足够的军费，保障他们的作训和日用才行。魏国有盐池，可以靠盐业垄断经营的暴利，支撑武卒的开支，楚国可不行，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果没有现成的银子，那就只好挖贵族的墙角。谁让他们有行动不便的浑身肥肉呢。

吴起改革是怎么狠怎么来，招招不离后脑勺。楚国贵族太多，他们占据大量的良田，严重影响国家的税收收入；附着在良田之上的，必然有大量的人口，遇到战事，国君也无法直接调他们作战，必须通过其贵族领主。不仅如此，贵族都是世袭的爵位，类似八旗子弟，从小养尊处优，能力蜕化，不能为国效力，只是纯粹的消费者。所以吴起不但要减少他们的爵禄，甚至还要釜底抽薪：“封君子孙三世而收其爵禄”，就是爵禄只能享受三代，不能无限延长。剩下的子孙怎么办？很简单，去支边，开发边疆，搞殖民主义。因为楚国疆域广阔，不缺土地，只缺百姓。开发蛮荒之地，让那里的居民进入楚王治下，人尽其力，地尽其用。当然，殖民主义搞得好，也能建功立业。

经过这番整顿，楚国国力大增。《史记》的说法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彊”。南边平定了百越，大体就是今天的广西，柳宗元诗中所谓的“百越纹身地”；北边剿灭了陈国和蔡国的残余势力，遏止了三晋向南渗透的势头，向西讨伐秦国，各个国家对楚国的崛起和强盛，无不忧心忡忡。《史记》列举的这四个大动作，只有向西讨伐秦国，在《战国策》等典籍中找不到相应的印证资料，其余三项都有佐证。其中“却三晋”一事，尤其值得一提。因为那时吴起的对手，是他的老东家魏国。

这一下，就有戏看了。

无论如何，魏文侯对吴起总有知遇之恩。昔日的袍泽，如今要刀兵相见，吴起将会如何应对？过去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国外，一路颠沛流离，处处吃闭门羹，十有九人堪白眼。可到了楚国，楚王却以国君的规格接待他，吃国宴，住高级宾馆，然后礼送他去秦国。重耳答应楚王，日后假如在战场相遇，他将“退避三舍”，以报楚恩。后来晋楚争霸，已经成为晋文公的重耳，不食前言，退避三舍，就是连续退兵九十里，最后利用楚军的骄纵，将其击败，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现在的吴起，又会怎么办，他会报答魏文侯的知遇之恩吗？

会，不过方式比较特别。

公元前383年，赵国在今天的河南清丰西南筑了一座城邑，叫刚平，以此为跳板，大举进攻卫国。卫国赶紧向盟友魏国求援。魏武侯出手助拳，大败赵军。没占到便宜，赵国不肯善罢甘休，第二年又兴兵攻卫。这一回，魏国自己动手不说，还拉上了齐国。战到最后，顺利拿下刚平，然后兵锋直指中牟，赵国的河东之地，一时间命悬一线。赵国看看形势不好，赶紧申请外援，向楚国求救。

出不出兵呢？楚悼王有些犹豫，但吴起的意见十分明确。他一定要报答魏国一把。他是这么报答的。

吴起说：“即便赵国不求援，总有一天我们也要跟魏国开战。现在的形势，等于赵军主动帮助我们，送上门来的机会，怎么能不打呢？”楚悼王茅塞顿开，立即派出大军北上，与魏军“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河”。

楚国的老规矩，大军出征，令尹是主将，司马为副将。因此可以肯定，吴起是实际的组织者和执行者。捷报传来，估计楚悼王和吴起都很得意。赵军得到有力的策应，趁机组织反击，先后攻占了魏国的棘浦和黄城。这两个地方，分别在今天河北的魏县南部，和河南内黄的西北。

既然谁也灭不了谁，那就没有其他办法，只能互相妥协。围棋界有个说法，叫报答老师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棋盘上战胜他。魏文侯和吴起是君臣关系不妨类比师生，吴起这个报答方式，战败后的魏武侯一定印象深刻。不知道他会怎么想呢？他也许会说：“还是公叔聪明，料事如神。早知如此，那时就该灭掉吴起，真不该养虎为患，让他活着跑到楚国！”

6.名将之死

所有的改革都是利益和资源的再分配。资源总体有限，锅里只有一块肉，你多吃一口，我就要少吃一口。所以从来都是屁股决定脑袋，而非脑袋决定屁股。就是说，你所处的位置决定你的态度。对于改革也是这样，就像挤公共汽车：未得利益者希望快点挤上去，既得利益者呢，则回头这样安抚他们：这趟太挤，你别着急，还是等下一趟吧。

问题是吴起不想让大家等。大家等不起，楚悼王等不起，他自己也等不起。怎么办？只好从车上硬往下拉。

楚国一直是贵族当权，吴起一个外来户，突然间鸦占鸾巢不说，还凭空一刀割去贵族的许多血肉，你想他们能高兴吗？他们对此“皆甚苦之”，无不摩拳擦掌咬牙切齿，整天算计着如何搬掉这块拦路石。

吴起好对付，但他的大后台楚悼王不好对付。那些变法措施之所以能得以施行，关键是有楚悼王的支持。只要他对吴起的看法不改变，贵族们再恶心吴起，也只得暂且隐忍不发。

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手里，终归不会安全。楚悼王是人不是神仙。即便能对吴起始终信任如一，他的生命也有限度。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一命呜呼，吴起的命运也随即天翻地覆。那些蓄谋已久的贵族们再也按捺不住，立即联手行动，攻杀吴起。吴起当时已经年逾花甲，突然遭遇枪林箭雨的围攻，狼狈可想而知。不过他到底是身经百战的将才，危急关头也没忘记兵法。他不跟敌人纠缠，径直向楚悼王的灵堂逃去。进去之后二话不说，一下子扑倒在楚悼王的尸体之上。

所谓投鼠忌器。吴起的如意算盘，是希望那些人能稍微顾忌一下，停止攻击，至少给他一个喘息思考的机会。可是，贵族们忍耐已久的愤怒一旦爆发，哪里还有软着陆的余地？他们丝毫不管老国王尸骨未寒，刀光剑影接连不断地朝吴起飞去。一代名将，就这样被他们活活射死。刀枪不长眼，可以想象，楚悼王的尸体，少不了也要挨它几下。

楚国有条法律：“丽兵王尸者，必加重罪，灭三族。”就是说，用兵器侵犯国王的尸体，要抄斩三族：自己、父母和儿子。楚悼王的太子熊臧对吴起也没什么好感。他不动声色地办完父亲的丧事，眼看着那些不解恨的贵族对死去的吴起又施加了车裂的刑罚。等事情平息下去，他自己的位置坐稳，再回过头来收拾那些贵族。手法比起吴起毫不逊色，一口气就灭了七十多家。罪名么，当然不是射死令尹，而是兵犯王尸。

有句俗话，叫“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乾隆时期的权奸和珅后来势败被抄家，据说家产价值十一亿白银之多，而当时全国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七千万。这个数字的真伪暂且不辨，吴起之死给楚国确切点说就是楚肃王带来的实惠，跟这也差不了多少。当然，都是无形资产。道理很简单，楚国当时最大的弊端就是贵族势力太大。吴起想削弱他们，也只能慢慢来，而楚肃王利用吴起之死的政治遗产，正好可以快刀斩乱麻，大开杀戒。

《史记》上记载的吴起的四个大动作，“南平百越，北并臣蔡，却三晋，西伐秦”云云，很难说是楚国国力的象征。因吴起变法不过两年，如果采信他先守宛地一年的说法，那还要更短，只有一年。一年的时间，国家政策刚刚调整，统计数据肯定积极了，GDP也肯定提高了 —— 军费开支增加了么 —— 但国家的总体实力，很难说有明显提高。治理国家可不是吹气球。能够立竿见影的只有数字。至于打了几个胜仗，开拓了一些土地，不过是军力暂时有所增强罢了。即便不考虑编练的新军，吴起的将略肯定也能让楚军的综合实力临时提高若干个百分点，打点胜仗并不出人意料。难道不是么？

历史的外壳是如此坚硬，我始终无法进入它柔软的腹心，看清它本来的面目。历史上，有很多人是当之无愧的名将，但算不上军事家，比如李广；有些人是军事家，但又不是名将，至少没有直接统军，比如孙膑。而吴起绝对是双料人才。实战经验暂且不说，论军事理论，他与孙武齐名，所谓“孙吴”。他的著作《吴子》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四十八篇，现在流传的只有六篇，说是字字珠玑毫不为过。它跟《司马法》一样，都是《武经七书》之一，李悝当初的评价可见没有失误；论政治才干，他又与商鞅齐名，变法措施引人注目，“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样样精通。无论《左传》跟他有无关系，文武兼备这个词加于其身，总之不算虚夸。

但是细品历史，我始终无法喜欢这个人。

唐朝末年有个叫周昙的人，曾经担任过国子直讲。他写了八卷《咏史诗》，在《春秋战国门·公叔》这一首中，提到了吴起：吴起南奔魏国荒，必听公叔失贤良。这话不够准确。吴起这人，“贤”字庶几可当，“良”字却相差甚远。司马迁确实高明，对笔下的人物，喜怒不形于色而暗寓褒贬。年轻时读到吴起，总是摸不清太史公的真实态度，直到近年才弄明白他对吴起的厌恶。他把两段轶事写入《孙子吴起列传》，不着一字，而褒贬全出。那两段话，一段是鲁国人攻击吴起的，母丧不归，杀妻求将；另外一段，则是士兵母亲的眼泪。

现在看来，杀妻求将更为恶劣，但在历史上，人们更加关注的还是另外那条罪状，母丧不归。至于道理么，非常简单，不必细说。比如名将白起的后裔白居易，写过一首《慈乌夜啼》：“昔有吴起者，母殁丧不临。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他把老乌鸦死后小乌鸦夜间悲哀的啼鸣，作为吴起的对照。白居易的声讨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恐怕很难赢得现代人的完全赞同。母亲去世，毫无疑问应该奔丧。但那时交通不便，噩耗传来时，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吴起即便能骑匹快马跑回家去，母亲也肯定早已下葬。他无论如何也见不到慈颜的最后一面。这也是孔子提倡“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道理。

那时人们攻击他的，当然不是不见母亲最后一面，而是不为之守丧。那是当时极为重视的礼仪。《通典》总共两百卷，分为九个部分，其中讲“礼”的，就有一百卷之多，正好占了一半。这其中最见功夫、贡献最大的，又在于凶礼中的丧礼。人们对于丧礼丧服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这是维护门第制度的需要。宋代以后，大的贵族和门第逐渐消失，人们对丧礼也就没了那么多穷讲究。到了现在，不管什么礼仪，都在慢慢消解，所以这些攻击不会有致命效果。有些人甚至能从这里看出吴起身上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也未可知。而杀妻求将完全不同。人命关天，且是结发妻子，即便有那么一两个没心没肺的自私自利之辈，心里不以为然，嘴上也肯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表达赞同。

但我并不想拿这个武器攻击吴起。并非因为这个武器太过常规而且陈旧，而是因为我在薄情无义之后，看到了更加恶劣的一面：虚伪。一个为了功名而不惜杀掉无辜发妻的人，竟然会去为士兵吮吸脓血。你难道不觉得，这个反差过于强烈了吗？历史在这里，终于露出了蛛丝马迹。一个不孝顺母亲不珍爱妻子的名利狂，指望他会真心爱惜士卒，岂非痴人说梦？

吴起这样做，包括卧不铺席行不乘车，与士兵同吃同宿自己背干粮，统统都是作秀。蓄谋已久的作秀，绝对不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举动。可惜，那些士卒们年轻单纯，没看清吴起的面目。而在那样的时刻，总是血肉相连的母亲最为敏感。她的眼泪，实在是对吴起虚伪的变相声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愿意向那位无名的母亲致敬。

在传记的最后，司马迁这样评论吴起：“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就是说，会说的未必能做，能做的未必会说。吴起提醒魏武侯地形之险不如恩德，可是到了楚国，却因为刻薄寡恩而身首异处。真是悲哀。

吴起难道不明白恩德的重要么？当然明白。问题是他已过知命之年，按照当时人的平均寿命，估计活不了多久。时不我待，他着急，他必须只争朝夕。他出过将，但还不曾入过相。一个被功名利禄牢牢控制和驱使的奴隶，在命运的关键时刻，往往会使出全部的筹码，放手一搏。可结果无情，等待他的，早年是破产，晚年是破身 —— 刀砍箭射之后，贵族们还不解恨，又对吴起的尸身，施行了车裂之刑，大卸五块。

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