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港》2023年第8期｜徐可：敦煌守护神（节选）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陈寅恪
引 子
中华文明虽历经磨难，但是绵延五千年却没有出现大的断裂，更没有彻底消亡，反而不断发扬光大，除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外，更有赖于一代代学人的精心呵护与虔诚传承。每当它遭受劫难的时候，总有志士仁人挺身而出，勇敢守护，使它免于消亡的悲惨命运。
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今，在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一代代敦煌人的无私付出和艰辛努力下，莫高窟从一座残缺破败、任人掠夺的石窟，成为保护与研究并重的敦煌学研究重镇。当我们徜徉在一座座石窟中，细细欣赏那些精美的壁画和彩塑时；当我们来到博物馆、图书馆，欣赏和研究敦煌文物、敦煌文献时，怎么能不感念一代代敦煌守护者的付出和奉献！
一
莫高窟，又叫千佛洞，坐落在甘肃省敦煌市区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崖壁上。
敦煌，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要隘重镇。早在公元前2世纪，敦煌在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上，是中国与西域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大都会。文献记载：“敦，大也；煌，盛也。”单从地名就可想见当年盛况。
自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起，历代虔诚的佛教徒们便不断地在鸣沙山崖壁上开窟造像，使这里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圣地。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这里更是兴盛一时，在武则天时期就有洞窟千余个。宋元以后，由于丝绸之路的没落和其他一些原因，这里的佛教日趋衰落，莫高窟也逐渐不再为世人所知。
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廿六），沉睡近九百年的敦煌藏经洞，因为一个小人物——道士王圆箓的偶然发现而重见天日。藏经洞只有8.65平方公尺，然而却像小山一样堆满了古代的经卷、文书、佛画和法器！据统计，藏经洞文献约有5万件，包括佛教经帙和典籍文书两大部分，其中经卷约3万件。所有文献基本上是手写的，它们始自晋代，及至宋末，中间历经7个世纪。涵盖宗教（包括佛教、道教、摩尼教、祅教等）、儒学、文学、医药、天文、历书、星图、农业、科技、算术、针灸、兽医、矿业、化学、气象、兵器、冶炼、工具、食品、植物、动物、音乐、酿酒、制毯、制糖、造车、造纸、养蚕、丝绸、印花、印刷、雕版、婚丧、民俗等众多领域。除了汉文写本外，还有古藏文、粟特文、于阗文、龟兹文、梵文、回鹘文、希伯来文等写本。如此数量巨大、文字多样、涉及诸多领域的手写文献真迹，多半又是孤本与绝本，无人能估量出它的总体价值！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
然而，藏经洞的发现，并没有引起本国政府和学界的重视。王道士虽然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但他认为这些古董总归值些钱。他装了一箱子经卷文书，送给他昔日在酒泉当兵时的老上司安肃道台廷栋。结果这位道台大人居然认为这些经卷上的字不如他写得好，完全不当回事。1902年，金石学家叶昌炽到甘肃做学政，他是行家，看到敦煌写本后马上判断这是了不得的文物，建议甘肃省当局把藏经洞的文物全部运到兰州保管。但这样做需要5000两银子的经费，省里怕出这笔钱，就下令敦煌县令汪宗瀚去查封藏经洞。汪宗瀚受命，于1904年3月将藏经洞文物就地封存。但是他根本没有认真查点，开列清单，只是把这一洞的宝物推给了王道士来看管。万般无奈的王圆箓，竟斗胆给清廷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写了一封秘密奏折。然而，此时的大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哪里还会顾及区区此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各级政府的不负责任和敷衍了事，最终导致了千古悲剧的发生！来自国外的一些探险者，他们用灵敏的鼻子嗅到了莫高窟藏经洞独特的味道。他们瞪着一双双贪婪的眼睛，伸出了贪婪的双手，对它施加了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的破坏与掠夺。
首先向它伸出魔掌的，是英国人斯坦因。在西方人对中国西部的考古发掘热潮中，他先后四次进入中国。1907年3月，他来到敦煌，在译员蒋孝婉的配合下，骗得了王道士的好感和信任，最终用四锭马蹄银（约合二百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中换走了29箱敦煌文物，其中文书写本24箱，绢画丝织物5箱。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处获得写本570余卷。
接着是法国人伯希和，1908年3月26日到达敦煌，用了两个月时间，把洞中全部文献看过一遍，对莫高窟作了一次全面考察，并抄录题记拍摄照片。最终，他以五百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6000余卷文书写本和200多件古代佛画与丝织品。这些写本和佛画，是整个藏经洞文献中的最精华部分！
1911-1912年，日本人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吉川小一郎来到敦煌，先后于王道士处收购写本600余卷，并将精美的两身塑像纳入行囊中带走。
1914-1915年，俄国人奥登堡率考察队来敦煌，据俄罗斯方面的整理编号，奥登堡于敦煌收集写本18000余卷，绢画百余幅。同时还剥离窃取了莫高窟第263窟等壁画10余幅，带走塑像10余尊。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来敦煌，黏剥壁画26幅，带走莫高窟第328窟塑像、第257窟彩塑各一尊……
在藏经洞被发现之后的二十多年间，外国冒险家纷纷来到这里进行掠夺性考察，把莫高窟的数百件壁画和塑像、藏经洞里的数万件文书、近千幅唐宋佛画，运回自己的国家。
这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空前大劫难！
当中国学者得知远在西北的敦煌有举世罕见的大发现，并且多数出土文物已落入外国人之手时，他们震惊了！他们愤怒了！当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听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他火急报告清朝学部，要求学部立即发令保护。学部火速命令陕甘总督毛实君将藏经洞再次封存，并拨银六千两，用于收集失散的遗书，并将其押往京城。可悲的是，这六千两银子，经过层层克扣，到王道士手中，只剩下三百两；更可悲的是，藏经洞文献在押送京城的过程中，又被一双双贪婪之手雁过拔毛，最终送进京师图书馆的仅为8697卷，不足出土的五分之一。
敦煌在流血，中国学者的心在流血！面对敦煌遭遇的重重劫难，中国学者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开展了一场世所罕见的文明大抢救；之后，更有一批批优秀学者奔赴大西北，扎根敦煌，守护敦煌……
二
最先站出来的，是著名金石考古专家罗振玉。
1909年9月，法国人伯希和在北京的六国饭店办了一个展览，请来罗振玉、蒋斧、王仁俊、董康、宝熙、吴寅臣等著名学者。他展示了带来的敦煌遗书的原件，包括《沙州图经》《尚书释义》《敦煌碑赞合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等稀世珍本。在场的中国学者无不受到极大的震动！当罗振玉看到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尚书》残卷等珍品时，“惊喜欲狂，如在梦寐”。他听说在敦煌藏经洞尚存六朝至唐宋写本六千卷，当即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藏经洞遗书。他还亲自起草了电文，命令陕甘总督毛实君查封敦煌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同时，他还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见之原始》一文，记录了在六国饭店见到的敦煌遗书十二种书目三十一种；紧接着又写了《莫高窟石室秘录》，首次向国人公布了地处边远的敦煌无比重大的发现，以及痛失国宝的真实状况。
紧接着，一批著名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王仁俊、蒋斧、刘师培等，都投入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中。更有罗振玉、刘半农、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远涉重洋，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付出毕生心血，在整理刊刻敦煌遗书方面业绩斐然。1921年，罗振玉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劫余”，他奔走呼告，筹措资金，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购买余下卷轴，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罗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但是他在抢救和保护敦煌遗书上居功至伟，功不可没。
有论者认为，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他们共同努力，多学科同时并举，形成了敦煌学最初的架构。
然而，学者们的努力，并没有彻底改变敦煌的命运。莫高窟偏居遥远荒凉的大西北，依然遭受着一次次的磨难。先是500多名逃窜到中国的白俄士兵，被敦煌当局关押在莫高窟中，他们将门窗和牌匾尽行拆卸，当成烧火的木柴，在洞窟内毫无顾忌地生火、做饭，大量珍贵的壁画被烟熏火燎，面目全非；他们对大量壁画乱刻乱描，对大量泥塑断手凿目，使莫高窟惨遭蹂躏和破坏。接着又来了美国人华尔纳，从这里窃取了20方精美壁画。
敦煌在流泪，苦苦地等候着自己的保护神。
终于，他们来了……
三
最先来到敦煌的，是画家们。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莫高窟临摹壁画。最早到敦煌的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其中停留时间最长、成就最大、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的，是张大千。有人说他是莫高窟保护的第一功臣，因为他扩大了莫高窟的影响力，使莫高窟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也有人斥之为千古罪人，因为他破坏了很多壁画。孰是孰非，迷雾重重，这里且按下不表。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赴西北考察。他到莫高窟一看，深深为之震动。“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这是于右任参观莫高窟后写下的《敦煌纪事诗》中的一首。面对莫高窟满目疮痍、流沙堆掩的现状和前景，于右任忧心如焚。他返回重庆后，当即给国民政府写了一份建议书。在介绍了莫高窟的艺术成就及被破坏的情况后，郑重提出：
“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护，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为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
1942年，历史学家向达受中央研究院之约，率考古组赴西北和敦煌考察，亲眼看到莫高窟的惨状。归来后，他写成万言长文《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发表在重庆的《大公报》上。贺昌群马上写了《敦煌千佛洞应归国有赞议》，也发表在《大公报》上，及时响应。
在于右任的呼吁和社会各界的声援下，1942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教育部出面邀请法国留学归来的画家常书鸿负责筹办。
1944年1月，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出任首任所长，延聘一批画家和学者，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走上了敦煌石窟文物保护和研究漫长而艰巨的道路。
多灾多难的莫高窟，终于纳入中央政府保护之下。它无人管理、任人劫掠宰割的历史，终于结束了。
四
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和李赞廷、龚祥礼、陈延儒、辛普德、刘荣曾一行六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身穿北方的老羊皮大衣，头戴北方老农的毡帽，顶着高原早春的刺骨寒风，乘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从兰州出发，沿着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开始了一生难忘的敦煌之行。
历史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为保护莫高窟而来，他们是莫高窟的第一代守护者。
遗憾的是，除了常书鸿外，我们对其他五人的生平事迹知之甚少。我想方设法查阅典籍，只在常书鸿的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中有寥寥几笔简单介绍：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人员和物资仍无着落。当时，一提起塞外戈壁滩，不少人便谈虎色变，对长期去那里工作，则更是望而却步，无人问津了。一天，一个偶然机会，碰到一个在西北公路局工作的国立北平艺专学生龚祥礼。他一见如故，欣然应允随我前往敦煌，并且又由他介绍了一名小学美术教员陈延儒和我们一块去。有了两个人的队伍，总比单枪匹马好多啊。我内心感到很欣慰。后来，又经过和省教育厅交涉，由省公路局推荐了一位文书，名叫刘荣曾。最后还缺少一名会计，没有办法，我只有到教育厅举办的临时会计训练班去招聘。开始，这个班四十几个人中没有一人愿意应招。半个钟点以后，才有一个穿着长布衫名叫辛普德的人站起来说，他愿意去敦煌。”
在同一本书中我们得知，李赞廷是天水中学校长，调来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秘书。
通过网络搜索，我还查到了龚祥礼的事迹。龚祥礼，又名龚柯。1916年生于开封，中学时代受业于中国水彩画开山大师李剑晨先生。1936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国画系，恭列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汪采白、王雪涛诸大师门墙，刻苦研摹唐、宋、元、明及当代诸家名迹，融会贯通，绘事大进。1942年随常书鸿赴兰州、敦煌筹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敦煌期间，他虚心向常书鸿、张大千学习，精心临摹了大量壁画，受到常书鸿先生赞扬。然而，由于当地冬天气候十分寒冷，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加之劳累过度，他肺病复发，常常大口吐血，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不得不于1944年含泪离开敦煌。龚祥礼擅山水，他的画清新灵秀，雄浑博大。后曾任重庆国立艺专讲师，郑州日报社、郑州晚报社美术编辑组组长，郑州市美协主席等。2011年3月27日，龚祥礼先生以96岁高龄仙逝。
常书鸿是在法国留学期间与敦煌结缘的。那是1935年秋的一天，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他于1927年到法国来学习艺术，此时已是小有名气的画家。在途经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时，他偶然看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那些来自中国的古画，遒劲有力、气魄雄伟、精美绝伦，将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千余年的中国美术史展现在他眼前，令他无比震惊，为之倾倒！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等他在吉美博物馆看到中国古画真迹时，他彻底折服了。一幅色彩绚丽、人马风景栩栩如生的唐代立轴绢画，已经具备了高度写实的技巧。这幅创作于公元7世纪唐代无名画工之手的绘画，无论在远近透视、人物动作等方面，都已远远超过了意大利13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代表作家乔多的壁画，令人惊羡不已。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自己民族的艺术中。1936年他回到中国，从事艺术教育，并很快成为一位著名画家。
1942年，于右任邀请他去敦煌。于右任向他描述了莫高窟的惨状，讲了关于保护莫高窟的具体意见，特别强调：“不管国家如何穷，也得设法保护莫高窟！”一席话令常书鸿感动万分。当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都极力鼓励他去敦煌。他们把保护莫高窟的希望寄托在这位年轻的优秀画家身上，令他倍感责任重大。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五人任委员。从此，他的一生，就与敦煌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1942年年底，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兰州召开会议，初步决定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各项筹备工作。当时有人建议把研究所所址设在兰州，常书鸿坚决反对，坚持必须放在敦煌莫高窟。他说：“兰州距敦煌1200公里，这么远怎么搞保护怎么搞研究呢？”他向于右任也反映了这个意见，得到了于右任的支持。为此，他得罪了那些在研究所问题上打个人算盘的官员，他们对他提出的工作要求、人员配备、图书器材、绘画材料等问题采取不合作态度，许多工作难以展开，研究所在筹备过程中处处受到掣肘。在他的努力下，才招到了5个人，购置了少得可怜的纸、墨、笔、颜料等绘画材料。因为教育部所给的经费非常有限，常书鸿不得不把自己最近几年创作的几十幅油画拿出来开个人画展，用卖画得来的钱来筹办行装、安顿家庭。
五
常书鸿满怀着激情奔赴敦煌，然而当他离开兰州，沿着河西走廊一路西行，他的心渐渐沉重起来。从兰州到敦煌，按理说4天即可到达，可是他们乘坐着运载羊毛的破旧卡车，却走了一个月时间。越往西走，地势逐渐升高，气候更加寒冷，沿途村烟稀少，谷野荒凉。城乡凋敝，田园荒芜，人们衣衫褴褛，面带菜色。路上，一位妇女带着病儿，搭车去城里医治。他亲眼看到，半夜里那个婴儿被活活冻死。
从安西到敦煌，连破旧的公路都没有了，只能换坐骆驼。一眼望去，只见一堆堆的沙丘和零零落落的骆驼刺、芨芨草，活像一个巨大的荒坟葬场。这一段路程更加艰辛。渴了，只能喝又苦又臭的井水；饿了，只能啃又冷又硬的干馍和沙枣锅盔；累了，就地倒在沙堆上休息。他不禁想起张骞，想起玄奘，想起班超……
1943年3月27日凌晨，当一轮红日从嶙峋的三危山高峰上升起来的时候，一幅壮丽的画面呈现在他们眼前：从一个沙丘的夹缝里，不远的峡谷中，隐隐约约露出一片泛绿的树梢头；透过白杨树梢，无数开凿在峭壁上的石窟，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就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大家面前，令人惊心动魄，赞不绝口。一路的劳累，仿佛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迫不及待地扑向这座向往已久的民族艺术宝库。
其实，一路上的风餐露宿、辛苦颠簸，才是艰难岁月的开始；更艰苦的日子还在后头。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护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的徒刑呀！”常书鸿说：“如果认为在敦煌工作是‘徒刑’的话，那么我一辈子‘无期’地干下去也在所不辞。因为这是自觉自愿没有人强加于我的神圣工作。”因为这是他多年梦寐以求的工作和理想，也正是这种理想使他能够在以后的困难和打击面前不懈地坚持下来。
百闻不如一见。当常书鸿第一次投入莫高窟的怀抱时，他的心情只能再次用“震惊”二字来形容。他深感自己过去对这个伟大的艺术宝库的了解太肤浅、太可怜了。那时，虽然已经千余年的风雨侵蚀及人为的毁损，但仍保存较完好的洞窟数百个。它是中国石窟寺中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也是最古老的艺术宝库之一。这个石窟群，开凿在敦煌东南30公里的三危山和鸣沙山之间，大泉河西岸南北走向的酒泉系砾岩的陡壁上。陡壁高三五十米不等，由南至北，开凿石窟的崖壁共1680米，700余窟，分南北二区。南区长940米，是石窟群艺术精华所在。包括晋、魏、隋、唐、五代、宋、西夏、元朝各代修建的壁画、彩塑洞窟309个。北区长720米，有大小洞窟200余个，内有壁画和彩塑洞窟5个。整个石窟群壁画总面积达44830平方米，彩塑2400多身。如果将这些壁画排成2米高的画面展出，这个画廊可达22.5公里长，是全世界唯一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更为宝贵的是整个石窟的艺术价值。这数量巨大的壁画彩塑，从洞窟建筑结构，壁画的装饰布置，画面的主题内容、民族特征、时代风格来看，是自4世纪到14世纪的千余年中，无数艺术匠师呕心沥血、天才智慧的艺术结晶。这些辉煌的艺术成果，既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艺术的结晶，又是在充分吸收和融合了外来民族文化艺术基础上不断创造的结果，是民族文化艺术交流的集中体现。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艺术宝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除了多次遭受人为的疯狂劫掠和破坏外，迄今仍然没有得到最低限度的保护。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毁损的厄运。窟前还放牧着牛羊，牧人和淘金沙人在洞窟里住宿，烧水做饭，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垣残壁中随处可见。就在常书鸿巡视洞窟的时候，第444窟中一块巨石砰然落下，如果不是躲闪及时，后果不堪设想，这让他深感肩上的工作任务是多么艰巨、多么沉重！
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布告，宣布莫高窟已经收归国有，是国家重要的文化古迹，要加强保护，不得破坏。布告上还有若干要求参观群众必须遵守的具体规定，如不得在壁画、塑像上题写刻画；不得在洞窟中住宿、生火、嬉戏打闹等。这一布告结束了莫高窟长期无人管理的状态，为石窟保护开了人为管理的先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他们雇了一百多个民工，沿着千佛洞崖崖面用夯土修建了一道长达800米的围墙，把狼群、窃贼、牲畜和肆虐的沙暴全部拦截在外面，莫高窟几百年来第一次有了安全感。
沙是保护石窟的大敌，为了整理洞窟，就必须清除长年堆积在窟前甬道中的流沙。据工程师估计，堆积成山的流沙体积超过10万立方米。此外，还要修补颓圮不堪的甬道、栈桥，修路植树，等等。由于教育部所给的5万元经费已经所剩无几，雇不起民工，他们便自己动手，从春到冬，整整大干了10个月。
受到常书鸿的感召和影响，他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好几位学生陆续来到敦煌，董希文、张琳英、张民权、李浴、周绍森、乌密风……这些年轻人的到来令他大喜过望。教育部的经费迟迟不到，他们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变得越来越艰苦，只好向敦煌县政府借钱度日。没钱买临摹壁画的纸、笔和颜料，他们就地取材，土法制造。没钱买菜买粮食，他们自己种庄稼种蔬菜。
如果说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还能克服的话，最可怕的是远离社会的孤独和寂寞。在这个周围20千米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洲上，职工们没有社会活动，没有文体娱乐，没有亲人团聚的天伦之乐，承受着巨大的孤独寂寞，心理变得特别脆弱。
1945年4月，一个巨大打击悄悄降临：常书鸿的妻子陈芝秀——她也是一位留法画家，是在常书鸿的鼓动下从重庆带着儿女来到敦煌与他团聚的——突然不辞而别，扔下了常书鸿和一对儿女。得知消息的他悲怆欲绝，骑上枣红马连夜追赶。可是到哪儿找去？而他自己，因饥渴交加，伤心过度，疲劳过度，昏倒在茫茫戈壁滩上。所幸被当时在那里找油的地质学家孙建初和一位老工人救起，否则中国就少了一位杰出的敦煌学家！
在儿女的哭叫声中，常书鸿开始默默承受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漫漫长夜里，他思绪万千。回想起回国几年来的坎坷风雨，回想起妻子跟他一起遭受的苦难，他心头一阵阵涌起自我谴责。妻子出生在江南鱼米之乡，又长期在法国留学生活，习惯了优裕的生活环境。回国后，她随常书鸿从上海、杭州到昆明、贵阳、重庆等地，过着战乱中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了敦煌后，生活环境和条件更加恶劣，难以忍受。他一心沉在工作中，没有重视她的思想情绪，没有关心她的生活，有时甚至还跟她发生争吵。现在回想起来，内疚不已！
在第254窟，面对着那幅北魏的佛本生故事《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他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我想，萨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在这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里，它是多么脆弱，多么需要保护，需要终生为它效力的人啊！我如果为了个人的一些挫折与磨难就放弃责任而退却的话，这个劫后余生的艺术宝库，很可能随时再遭劫难！”
不能走！再严酷的折磨也要坚持下去！在选择事业还是选择家庭这一关键的抉择时刻，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事业。
…………
（全文见《文学港》2023年第8期）
徐可，江苏如皋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编审，作家，评论家，启功研究专家。著有《仁者启功》《人间圣境》《背着故乡去远行》《三更有梦书当枕》等二十多部。曾获中国新闻奖、中国报人散文奖、百花文学奖、丰子恺中外散文奖、汪曾祺散文奖、冰心散文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