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说

林遥是习武者，是武侠小说作家，也是武侠小说史家，面对“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他从毫微处进入，在他人不太注意的文本细节中，窥探金庸武侠小说中所蕴藏的丰厚文化；包倬则回顾自己的“武生”时代，1990年代席卷而来的武侠小说和武侠影视剧风潮，让无数少年沉迷，既塑造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影响了他们的人生之路。武侠小说在文本之内和文本外的时代现场，形成共振、回响。

武生

包倬

大概和电影《少林寺》有关，也可能因为金庸、古龙、梁羽生和柳残阳，总之，功夫突然在我们的生活中热起来了。

《少林寺》是1982年的电影，我看到它时已经是八年以后。如果影片自己会走路，我想，它从出生那天开始走，走到我面前，估计也不需要那么久。其实在《少林寺》之前，我已经看过武侠片《大侠霍元甲》和《陈真》。那个夏天，烈日炎炎，庄稼奄奄一息，农民的心已被晒成了卷筒。这样的情景，在《水浒传》的“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一回里，白日鼠白胜唱过。所不同的是，宋朝人民感叹“公子王孙把扇摇”，吾乡民众则在想，再不下雨，就要“祭龙”了。龙长啥样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梁小龙长啥样。

烟草收购站里，空气中有阴魂不散的腐烂烟草味。一道生了锈的铁门将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静默的群山，低矮的土坯房；另一边是打斗声震天，民族气节升腾于胸。

一场电影或录像的放映，堪比等待已久的一场雨。先是有风吹来，“放映队要来了”，接着是放映时间和片名。这就像暴雨来临时，风急云乱，电闪雷鸣。长了脚的消息在村庄奔走，经过一遍遍复述，在放映当天下午，变成了山路上长长的队伍。

烟草收购站紧挨着乡政府。放电影，那些国家干部也高兴。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早早就搬了椅子进去，占据最好的位置。电线杆上的三个大喇叭朝着不同的方向播放着流行歌曲，那歌声像一张网撒向旷野，看似被风吹散，实则已经变成了钩子。远方的山路上，走在队伍前面的人奔跑起来，由此带动了后面的人，蜿蜒的长蛇被肢解，瞬间变成了奋勇的鱼。

冲啊！

这句从某部战争片里学来的台词——用普通话喊出来时，怪异得不像是从自己嗓子里发出的。群山耸立，风是透明的墙。只有电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看见了高楼和汽车，看见了离别和哀愁，看见了侠义和爱，那些乡村未婚男女便学着拉手、亲嘴，唱起了《万里长城永不倒》。白衬衫是一定要有的，没有黑皮鞋，白球鞋总要有吧，否则怎么出现在看电影这样的场合。姑娘们比较含蓄，但出门前百雀羚是一定要擦的，走在山路上，香风阵阵，后面的男子浮想联翩。

那时我十岁，面黄肌瘦，缺牙半颗，上小学三年级。每有电影放映，我总能像只小老鼠似的从售票员的手下溜进场。我之所以屡屡得逞，要感谢那些前来观影的男子。

太阳就要落山之时，看电影的人星星般聚拢了。他们三三两两，嘘风打哨，一个个像充足了气的皮球，踩到地上就能弹跳起来。他们去小卖部里买烟，相互散发；买酒，传递着喝。香烟两毛钱一盒，白酒两毛钱一碗。抽着烟，喝着酒，相互贬损，口才和智慧都在话里——其实是说给姑娘们听。姑娘们也去小卖部里买东西，买的是针头线脑或水果糖。

一旦大喇叭里消停，电影放映就要开始了。抽烟喝酒的男子们丢下烟头和酒碗，撸起袖子涌到放映室门口。那里，两个门神似的男子也撸起了袖子。不同的是，门神的手上还拿着一沓零钱。“别挤！别挤！五毛钱一个人，看得起就买得起。”其中一个高声喊着，话语带刺。他伸手来接钱，可钱没接到，却见面前的队伍潮水般向自己涌来。他被推倒在地，挣扎之间，十几人已涌进了放映室。另一个想来阻拦，但恰在这时旁边有人挤眉弄眼地掏出十块钱来买票，找补半天，总说不对，那钱在两人手上数来数去，旁人像看猴戏般哈哈大笑。

总之，就是想千方百计逃票。而且逃票的原因并不是穷，而是在姑娘们面前表现智慧和勇敢。如果实在逃不掉了，那就硬闯，给售票员的眼睛或鼻子一拳，他就会掩面蹲下，而且往往来不及看清是谁动的手。即使看清又怎样，不服就单挑嘛，反正手脚正痒着。霍元甲能单挑大力士，难道我们还会怕一个把门的？但也有例外。某次来了个放录像的，是个顶着红色大波浪、穿皮裤，而且还抽烟的女人，美得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那女人站在门口收票，所有男人都乖乖掏了钱。那天晚上，放录像的人高兴了，但观众却不高兴。男观众觉得失去了表现的机会，女观众凑一起嘀咕：“这些男人，一见到了漂亮女人骨头就软了。”

当然，电影又不是那时才有的东西。即使是我们的父辈，他们的童年也有电影看。只是他们那时看的是《地道战》或《南征北战》。战争片固然令人热血沸腾，但并不好模仿——总不能学着电影里的情节把人分成两派来打仗吧？再说了，光是枪炮就是个麻烦事。如果没有足以乱真的道具，光靠嘴里喊出枪炮声，别人会觉得全村人都疯了。

而武侠片则不一样。真功夫，凭的是拳脚。双拳双腿，人人都有。即使是坐在轮椅上，不也模仿《射雕英雄传》里陆乘风这样的高手么？

那时人们看武侠片，不光是看情节，也把人物当成了教练。那时，我无数次梦见自己身轻如燕或武功盖世。那时，我对村庄外面的蝙蝠洞心怀敬意，看见倒挂的蝙蝠，听见流水潺潺，心想，这里会不会住着一位世外高人，他已经等我多年，要收我为徒？而比我们这些孩子更沉迷于武侠的，是那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每一个年轻人的体内都住着一位大侠，而世界就在山外。走上三个小时，就能看见公路，就有一辆灰扑扑的班车载着他们踏入江湖。若没有一身本领，如何出道？别说行侠仗义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恐怕还没走出县城，就被地痞流氓给收拾了。

有人去山上驮来细沙，用蛇皮袋装了，挂在屋里，每天清晨下地干活前先打一百下。有人请木匠做出了木人桩，样子和电影里的一模一样，只是练起来时，会引得旁人哈哈大笑，因为他不是被敲了头，就是被打了腿。于是大家劝说，算了吧，别武功练不成，先把人敲成傻子了。还有人练铁砂掌、扫堂腿、连环腿、前后空翻。此后，但凡遇上大会小会，总有几个年轻人在场上比划。有人沉迷于刀法，苦于宝刀难寻，只好用家中的杀猪刀代替。有人托人从外面买来缝了沙子的绑腿，连睡觉也不松开，据说这样绑三年，便能成为“草上飞”。

我们这些孩子只有羡慕的份了，既没钱买装备，也不能偷家里的刀子出来练。我们只能使用木刀、木剑和木棍，若能用野果浆把刀、剑棍、染上颜色，就已经算是讲究了。学校里，帮派林立，但凡我们在影视里见过的帮派，在那所风雨飘摇的小学里都能找到。有了帮派，自然就有职位，大家为此打斗不息，背帮叛教之事也时有发生。于是我们下课比剑，上课扔飞镖，而在上学放学路上，更是无法无天，你一个人走在山路上，丛林里就有可能横空杀出几个挥舞着木剑的孩子，抢走你的钢笔或食物。如果你是无门无派的独行侠，那就只能哭爹喊娘，如果你的背后站着一个帮派，那明天必有一场恶战。

每个人都一触即发。肉身忍辱负重已久，不能再像石头一样沉默。哪还管得了老祖宗的教训：忍一时之气，免百日之忧。村庄像个巨大的火药桶，人就是行走的炸药、雷管和导火线。就连说话，也比之前更冲。语言变成了刀子和响雷，有时也确实能吓唬住人。但更多时候，只会导致更坏的结果。

第一场雪落下来，大地一片白茫茫。山林里响起枪声，却不是猎枪，而是警察的手枪。原来从秋天开始，闹得人心惶惶的那几个蒙面拦路抢劫者被抓到了。警察在那个雪天的早晨来村里抓人，他们翻墙逃跑，警察追至深山时对他们开了枪。据说打断了一条腿，没打断的腿也吓软了。

那个冬天，不时有消息从外面传来，说那几个家伙判了刑，最多的八年，最少的五年。总之，够他们受的了。简直是疯了。能抢啥呢？乡里乡邻的。某次，他们居然只抢到一盒已经开封的香烟。人们似乎这时才想起，住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庄，每个人都是锅庄石，只有相互帮衬才能活下去。

春天来了电影队，但放映的是《妈妈再爱我一次》。大人孩子在幕布前哭得稀里哗啦。爱喝酒的男人、懒惰的男人、爱面子的男人、高声大气的男人，心里都升起愧疚之心。而我们这些孩子，在黑暗中找到父母，紧紧抓住，怕他们飞了。

“傻瓜，那是电影啊，假的。”

电影是假的，可情感是真的。不管是侠义，还是爱情，都是每个人心里的种子，只等春风吹绿大地。在没有电影看的日子里，我读遍了村里能找到的武侠小说和十来本《今古传奇》杂志。文字是一条隐秘的通道，那是独属于我的纸上江湖。山坡上，大路旁，地埂上，我读得忘乎所以，哪管什么农活与牛羊。有一次，我甚至读到了一本《太极拳》。可惜这书并不是教人怎么打太极，而是讲太极拳在陈家沟的发展史。直到翻到书的最后，才看到一张稍感满意的照片：白鹤亮翅。

江湖。江湖。我们都知道，一脚踏出这生养我们的村庄，便是江湖。快意恩仇，儿女情长。可我们也深知，阿尼卡不是恶人谷，狮子山不是华山，自己不是成吉思汗的金刀驸马，也没有一个当武林盟主的爹。我们是谁？野草的兄弟，石头的表亲。可是，春风已吹开心门，人便成了清晨的草芽，顶着露水，拔节向上。那些不满于现状，觉得整个村庄都装不下自己的年轻人，率先离开了。不久便传回来一个个遥远而陌生的地名。那是我的地理课启蒙。原本，我们把这种行为叫“出门”，现在，叫“跑江湖”。虽然我觉得“跑”不如“闯”来得威风，但总算跟江湖沾了边。

我也离开了阿尼卡，去县城求学。节令已进入处暑，即新历八月底。庄稼收割在即，地里已经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通向山外的道路上，经常能见到离乡的人。蛇皮口袋或蓝色牛仔包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有的甚至连一双像样的鞋子也没有。虽然他们一个个像丐帮弟子，可胸中却有万丈火焰。海口已夸下，听者半信半疑。信的是命，疑的是现实。江湖就是远方，意味着未知和机会，就像郭靖从蒙古草原来到中原。而像我这种只去到县城的少年郎，顶多算是半只脚踏入了江湖吧。

灰头土脸的县城，只有纵横两条街。即使把那些污水横流、飘荡着蜂窝煤味的巷子算上，也不过十来条。从东走到西，只是几支香烟的工夫。一条河从城边流过，清澈的河水里有参鱼。堤岸垂柳婆娑，不远处便是灯光球场。一条从县城里流出的小支流上架了一座石桥，原本无名，后来硬是被人叫成了情人桥。出于好奇，每个初到县城的少年都曾踏上这座桥，朝下吐一泡口水，再放眼看看三五公里以外的青山。某地成为县城，除了历史渊源之外，地势和水源也是必要条件。关于县城的历史，我在书摊上读到一本薄薄的县志，上面记录着一次大地震和一次农民起义，除此之外别无印象深刻之处。青山环抱的平坦之地面积约二十平方公里，但当时的县城仅占五分之一。那些居住在县城边，甚至几公里以外的人们，大概不敢想象，多年以后，县城这头怪兽会把长长的触须伸进自己的家园。

一九九三年，要熟悉这县城，步行只需要半天。初来乍到的乡村少年们走在街上，对眼前的一切充满好奇。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都与乡村形成了对比。自行车与马，电灯与煤油灯，砖房与土坯房，群楼耸立与单村独户，包子与土豆，牛仔衣裤与破衣烂衫……尼采说，人是动物和神之间的媒介，而在那时，我们这些少年是城乡之间的媒介。所以，那些好奇的目光总是惊惶，说出口的话语，也顿时失去了原始的粗犷。小心翼翼，寻章摘句，做个文明人。

忙乱、新奇、懵懂的新生活开始了。天不亮就起床，一切行动听喇叭。做早操，听校长训话，听表扬稿和通报批评。那个趴在电杆顶上的灰色喇叭，风吹日晒不坏，永远能发出令人心里为之一颤的声音。当然，喇叭里偶尔也播放几首港台流行歌曲，不过听起来回声隆隆，失去了美感。

可别看我们校舍简陋，学生们来自农村，一个个像刚刨出来的洋芋，带着泥土的气息。我们也有令人羡慕的地方。比如每月有三十元的生活补助，比如学校有放映室。周六的下午，洗个澡，换一身干净衣服，约两三个同学逛街。兜里仅存的钱要紧把细捏，见到好吃的只能咽口水，见到好看的就当长见识。如果大手大脚，就只有挨饿的份。三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没有学会精打细算，想必就是那时候落下的坏习惯。深入骨髓的毛病，改不了了。

录像从周六晚上开始放映，全是武侠片。两间教室打通而成的放映室，两台25英寸的长虹牌彩电，长条凳紧挨着。放映室里弥漫着洗发香波味、瓜子味、橙子味、烟味，甚至啤酒味。

一九九三年秋季，学校放的第一部连续剧是《大侠沈胜衣》。这个系列分为：《银剑恨》《十三杀手》《白蜘蛛》《相思夫人》《无肠公子》……别说剧情，光是这些剧名，就侠气十足。看到慕容孤芳、独孤雁这类名字，只能遗憾自己不是复姓了。看了剧还不过瘾，我又找了小说来读。小说署名是古龙，可多年以后才知道，这部武侠小说的真正作者是黄鹰。大概那个年代的武侠小说界，为那些活得像侠客的武侠作家代笔是常有的事。

此后放映的《莲花争霸》，我们那时候根本不知道，这是一部从新加坡引进的武侠剧。武侠剧里三个孤儿由一个女人养大，并都成为了杀手。沈冲、高翔、叶群，我独爱高翔。这个一身孤傲的左手剑客，冷酷、沧桑，偏偏还坠入了爱河。二十年后，在昆明，我重看这部剧，物是人非，江湖已远。

那个秋天，少年们怀揣武侠梦，脚下生风。同学大多和我一样，来自高山，吃玉米和土豆长大。可就是这些从小翻山越岭走读的少年，拥有钢筋铁骨。课余时间，经常能见到有人在草坪上翻跟斗和鲤鱼打挺。更有甚者，偷偷去学校后山练武，日积月累，用双拳砸开了水桶那么粗的一棵桉树的皮。

另有家在学校门口的一个成年男子，每天早晨进入学校，在操场上练武。我们都把他当成了武林中人。他矮而壮，穿一袭白衣，留一头长发，有时候舞剑，有时候耍双节棍，有时候练拳。那时候，大规模的拆迁还没开始，汉语里还没有造出“城中村”这个词。他和父母兄弟住在低矮的土房子里，围墙上开满三角梅。他父亲是菜农，出工时要穿过学校操场，有时候担着粪水去浇菜，少不了会泼洒出来，惹得学生掩鼻而逃。他母亲向我们零售一些水果和泡菜，用一张白手帕小心翼翼地包着饭菜票，积攒到一定数量，再换成现金。这位男子大概是不干活的，反正我一次也没见他下过地。倒是在周末时，见他在街上闲逛，身后跟着几个穿着怪异的年轻人，看人时目露凶光，让人不敢直视。又过了不久，这人消失了。有人说他进了监狱，有人说他吸毒死了，但不管结果如何，都不会令少年们吃惊。江湖嘛，血雨腥风，生离死别，不都是寻常事？

我们这些少年，从小受教于《玛牧特依》（彝族《教育经》），说起话来巧舌如簧，打起架来也毫不手软。凳子、石头、饭盒、菜刀，只要能抓到手的，就没有不能当武器的。为一个屁或一泡口水也能打得头破血流，说白了，是为尊严。电影《赛德克·巴莱》里有句台词：“如果文明是让我们卑躬屈膝，那我要让你看到我们野蛮的骄傲。”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在学校里的摩擦和冲突，绝不带到校外。如果有谁被街上的痞子欺负了，那就是整个学校被欺负了。大铁门打开，上百人一窝蜂冲出，还有人喊口号，一二一，一二一。沿途都在寻找称手的东西，石头，木棒，甚至路边的一个垃圾桶，都可以当作武器。

小城纵横几条街，多走几圈冲突双方就能碰面。那些平时三五成群、最多几十人的县城痞子，在石头雨和棍棒林中，早已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如此几次，不打不相识，大家就成了朋友。近墨者黑，有几个男生开始不上课了，脱去校服，穿上了花衬衫和吊裆裤，头发留长或剃光，走路昂着头。他们进出于麻将室、游戏室、旅馆、车站，靠道上的朋友度日。万一某天没地方睡了，宿舍里还有张床。仗剑走天涯，是每个少年郎的梦。我们总在某个时候，会产生暴力崇拜。当最漂亮的姑娘坐上黄头发小伙的摩托车风驰电掣而去，有多少男生的心在滴血？要么加入他们，要么找个角落偷偷哭泣。江湖不远，就在校门外。翻墙而出，彻夜不归，坦胸露怀，脏话连篇，如果再在某次斗殴中出手又快又狠，要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在小城扬名。

在电影《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中，令狐冲说要退出江湖，从此不问江湖事。任我行对他说：“这个世界，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任我行是对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乡镇是个江湖，县城是个江湖，世界是无数的江湖。周六只上半天课，从下午开始休息。在公共浴室里用香皂胡乱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相约走上街头。与其说是逛街，不如说是看街。看来自远方的杂技团在文化馆门口表演胸口碎大石；看同样来自远方的小贩表演他的菜刀削铁如泥。至于那些南腔北调的打折叫卖，我们耳朵听得起了老茧，但却不为之所动。那时，我们没有零花钱这一概念，能不挨饿就已经是万幸。我们在服装摊前驻足，看那些印着香港四大天王头像的T恤。我们走到电影院门口，看正在热映的电影的海报，《刀剑笑》《东邪西毒》《和平饭店》……我们对那些明星的熟悉程度，超过村里的张三李四王五。

那时的县城，每个周末都会上演一两场打斗。有时候是群架，有时候是单挑。那时，江湖讲武德，多人围殴一个人的事几乎不会发生。如果你走在街上，听到后面传来凌乱的脚步声，一队人马狂奔而过，那么，你很快就会看见另一帮人，提着钢管、西瓜刀或者砖头，以更为嚣张的气焰紧追不放。每一个在县城排得上号的痞子，都有属于自己的传说。这些传说天花乱坠，真假未知。但最令人佩服的，还是那些单挑者。地点往往是灯光球场旁边一个几乎废弃的足球场。地上长满荒草，不时有醉心于武功的人在草地上翻跟斗或练习鲤鱼打挺。突然走过来两帮人，呼啦啦，分别簇拥着他们领头者。走到足球场中央，领头者举起右手，队伍停下，相对而视，神情肃穆。照例，会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中间人走出来，简单地讲几句事情经过和单挑规则及后果。有时候赤手空拳，肉搏；有时候使用刀和棍棒。总之，流血是在所难免的。无论胜负属于谁，纷争都得过去。不服就单挑嘛。单挑就单挑，没有什么是一场单挑解决不了的事。

我等毕竟年少，而县城的江湖始于它建成那天。总有一些传说历久弥新。比如说曾有一个县城大哥酷爱飞刀，因和某官二代结仇，两人相约单挑，最后他用飞刀杀掉了那飞扬跋扈的“高衙内”。而“高衙内”之父将他诉至公堂，这县城大哥因故意杀人罪被枪决。据说他死时，面带微笑。

江湖传说很带劲，那些以混社会为生的人看起来也很酷。可我们毕竟是学生，面前出现了两条路：故乡和江湖。家里有殷切期盼的父母，江湖有儿女情长、义薄云天。这是一道分水岭，关于前途，关于未来。我们只有三年的城市光阴可混——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如此。中专是跳出农门的捷径，但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班主任的嗓子沙哑，大概是过于苦口婆心的结果。那些耳熟能详的训诫，其引起的内心波动远不如一只飞过耳畔的蚊子。我们的心被揪扯着，一会儿豪情万丈，一会儿温顺如羊。上一分钟还在读写背诵，下一分钟就有可能冲上街头，加入到某场打斗中。

罗大佑唱“野百合也有春天”，而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更像是注定要被人视为无用之物的一株株稗子。“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罗大佑《童年》）老师们总是对的。这世界有很多永远正确的废话，说出来振振有词，但效果为零。我们在这种清醒与糊涂的纠结中，度过了三年。我们得到了什么？个子长高了二十公分。声音变得像个男子汉了。谈了一场或者几场恋爱。身上多了几道伤疤。会背几首诗词。知道香港有个散文家叫董桥。读过至少一百本武侠小说。其他的呢，似乎没有了。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故乡》）我们的路在何方？是故乡，还是远方？虚度时光的青年们开始焦虑，可一切都来不及了。亡羊补牢，不是已经没了羊，而是连羊圈都没有了。有人因为打架被开除，走时笑嘻嘻地，像是中了大奖。但此后我在小城的街头遇见过他几次，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给老子一块钱，”他说，“老子还没有吃早饭呢。”我给了他五块钱。我问他为啥那么穷，他说打了一个通宵麻将，差点没把内裤输掉。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家伙在学校铁门外朝我招手（他已经被限制入校），他扬了扬手上的一个黑色小包，说，走，我们去河边照张相。据他所说，前几天他赢了牌，搭车去了远方。他买回一台傻瓜相机，想做我们这些毕业生的生意。他不光拍人像，也拍花。他拍的玫瑰照片卖得最好，五毛钱一张。

夏日炎炎。炎热让人莫名害怕。我至今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在夏天升学？难道放在春天不好吗？烦躁。青年们像一张张被扔在地上的废纸，一点就燃。谁也别惹老子，烦着呢。三年前我们踏上同一条船，同而学之。但这是表象，其实大家早已分道扬镳。像是在翻越一座高山，有人备足了干粮和水，劲头越来越足，只等站到山顶看风景。但有人中途停了下来，甚至原路返回。停下或返回，就意味被打回了原形。龙生龙，凤生凤，你是农民的儿子，就回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开什么玩笑？我们已经进了城，并且习惯了城里的生活。既然天地广阔，那又何止是农村？噢，远方。“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海子《九月》）青年几乎同时想到了更远的“远方”。其实远方一直存在，只是被身边的江湖所遮蔽。这不亚于发现了新大陆。我们找来地图，认真研究起那些远方。我们从未如此热爱地图。那时我们一个个像王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们认领一个个地方，发誓说要在那里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我在地图上画一条长线，那里是齐齐哈尔。遗憾的是，我至今没有去过那里。

六月的天，总是下雨。读过几本爱情小说的青年们，心里泛起愁绪，给暗恋的姑娘们写信，满篇的词语都是湿漉漉的。“别以为我对你的爱会像这雨水消失于大地。它们会在我太阳般热情的炙烤下，升腾于天空，永不止息。”如果有风吹过下雨天，总有会人吟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自以为是的壮士。其实绝大多数人，更像是肥力不够的麦子，只能勉强支撑着拔节向上。肥大的衣裤里，是我们热血涌动的身体。除了年轻，一无所有。如果时间真的是金钱，那我们都是千万富翁。我们毫无节制地挥霍时间，就像郭靖追黄蓉时大把大把地使用金叶子。

某天传出一个消息：有人报考了武校。其实都不用考，交钱就能去上了。那武校是在大约一百公里外的攀枝花市。招生宣传册上的招式，完全符合我们对武功的想象。听到这个消息的人，眼里闪着羡慕的光，就快得了红眼病。那个即将进入武校的家伙，风头盖过了成绩前几名的书呆子，走路高昂着头，一众小弟极尽讨好之能事。武校毕业能做什么？我们纷纷猜测。有人说可以行走江湖，有人说可以做保镖，最差也能做个保安。

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两人上了武校，一个在攀枝花，另一个在梓州。有三个人考上了中专。其余的人，就真的踏上了江湖之路。这是我们当时的说法，一种无奈的自嘲。其实，青山白云外，何处不是江湖？江湖就是社会。每个成年人，都身在江湖。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些事情在悄然改变，只是我们后知后觉。时光像手中的银子，不经意间就花光了。时间统治世界，谁也无法逃过。那三年，是我们生命中的春天。此后，我们像世间万物，要经历酷暑和寒冬了。

某天，当县城大哥摇身一变，腰间挂着手机和传呼机，开着桑塔纳，喝着矿泉水，奔忙于工地之间；当那些曾经以出手快和狠而闻名的兄弟，分别成了监工或小工头……世界真的发生改变了。这样的改变，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小县城的青春期，日新月异。

后会有期，是美好的祝愿。我们中的太多人，一别多年，至今未见。毕业时我们唱《明天会更好》，同样是美好的祝愿。像一滴水汇于大海，像一粒沙被吹向大漠，只有自己是自己的宇宙星辰。一滴水的命运不该是随波逐流，一粒沙也不该受命于风。“如果记住就是忘却，我将不再回忆。”（狄金森《如果记住就是忘却》）我们纷飞四散，躺在异乡的床上，想起县城时光和某个人。

大约二十年后，我建了一个微信群。当年的青春少年们，如今已是家里的顶梁柱。忙工作，忙赚钱，忙着养育下一代。偶尔有人发个红包，瞬间抢光后留下几个“老板大发”的表情包后，又像鱼消失于水面。也不是没人说话，但内容几乎都是，某月某日某地，有一场酒席需要同学们去参加。这些酒席形形色色，有父母离世的，有父母六十大寿的，有乔迁之喜的，有三孩满月的，有子女考上985的。

这期间，曾有人张罗同学会。世界在变，县城如此，我们也如此。同学会来了十个人，喝酒，唱歌，AA制，没人装大款，也没人当众打电话骂下属。有三个人已经离世，但没人提议为他们默哀。有人想起了当年上武校的那两个人，但都摇头，表示不知去向。

诗人北岛在《波兰来客》中写道：“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他写出了我的感受。

【作者简介：包倬，作家，现居昆明。主要著作有《十寻》《路边的西西弗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