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 要

鉴于世纪之交以来的文学现状，特别是新媒介写作形成的问题，探讨媒介之变对于文学的形态和生态、文学史流变的影响。以案例分析为路径，再度回溯1990年代《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催生出的“80后”文学、网络写作的早期现象，阐述媒介技术、文学生产机制与文学制度的合流所形成的文学新生态。新文体和新文类成为媒介之变的主要后果，如何处置新媒介生产的文本包括在什么限度中赋予其文学身份、并如何进入文学史等，成为文学研究的理论挑战。提出有必要严格区分网络写作的文本属性，严格界定网络文本的概念等看法。

关键词

《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网络新媒介文学（写作）；文学生产机制方式

常识上可以判断，重返历史现场是不可能的；所谓重返，实际指的是重释。重释也就是重新建构一种历史的描述，借以提出新的史识和史观，回应的是现实的问题关怀。比如，重返八十年代，或更早的重写文学史也该算作此类。

我现在要从新概念作文大赛催生出了“80后”文学，说到新媒介技术和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同样缘于近年新媒介、媒介之变引发的文学现实问题，即如何理解新媒介写作的文学史意义。其中的关键词是三个：代际、媒介、文学生产机制。触动我的缘由乃是近年的新文体新文类的现象，特别是新文体新文类在文学史流变中所体现、拥有的普遍性意义，遂由现实的面向而回溯历史的思考。从文章技术上说，我也在因个案（新概念作文大赛）来再度探讨1990年代的文学变局，进一步挖掘其较为广义范围的借鉴价值。同时，顺便我也需要借此机会补充和完善一下以往在这个话题上的看法。

199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从宏观生态上看，大概是新时期文学以来的历史谷底状态吧。一种标志性的迹象是，文学刊物几乎普遍发生了生存困难问题。前几年说的“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类，现在听起来像是矫情了。真正的危机发生时，往往仓皇到了无言。这时，好像只有一个期刊以一己之力，创造了历史，而且是“轰动效应”的历史。它就是上海作家协会主办的《萌芽》月刊。

《萌芽》是典型的传统体制内期刊。1956年7月，上海市作家协会所属的《萌芽》杂志创刊。杂志封面刊名用鲁迅手迹，寓意承传鲁迅1930年代的《萌芽》精神传统，以培养文学新人为己任。创刊号印数就有3万6千册，年内就涨到了20万份，可见受到的欢迎程度及影响力之大。“文革”后的1981年，《萌芽》杂志复刊，很快再现了历史盛况，发行量一度突破30万份。还发行了《电影电视文学》增刊，发行量也高达36万。在此期间获得过不少全国性的文学奖项。1995年，上海市作协领导、著名作家赵长天接任《萌芽》杂志主编。其时，中国文化领域的市场体制机制改革建设也走向了高潮。

即便如此，《萌芽》在1990年代中期也发生了无法解决自己生存温饱的问题。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已被证明此路不通，无论如何也必须改弦易辙、另谋生路了。当时的刊物应对之策，按李其纲的史料记录，刊物负责人赵长天这样说：《萌芽》“到90年代，随着整个文学的边缘化走向了低谷。……作家也卷入了商品化的大潮，《萌芽》受到冲击。为使‘《萌芽》是为青年人而办的杂志’的口号名副其实，1996年1月，编辑部请苏童来写稿，但效果不大，青年人还是不太喜欢看；后又找到中学老师推荐中学生写，但这些学生往往将其写成了应试作文，仍不太理想。”看来也就是病急乱投医了，只是药方均不见效。

《萌芽》的这种具体情况的更大背景是1990年代初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市场经济体制加速发展，经济社会的整体改革成为时代大势。影响到各行各业的经济指标考核之类成为生存门槛，同时，主要靠着体制和财政吃饭的单位不再能躺平领到“皇粮”了。自负盈亏决定了各行各业、各独立单位及其人员的工作待遇和生活福祉。包括文学期刊在内的文化体制改革也就势在必行。对于一直没有市场概念、靠着国家财政支撑的期刊来说，这一场阵痛会变成生死攸关的考验。同时进行着的国企改革中出现的“关停并转”，同样在期刊界蔓延开来了。文学刊物几乎都成了“弃子”。《萌芽》也被逼到了刊物的生死临界线，但它决心挣扎着试试能否闯过这一关。

《萌芽》的决策是尝试进行文化产业的市场化改革。以改版内容、调换开本、降低售价、重新定位、明确受众等方式，通过不断的市场实践和反馈验证，形成了“用一本杂志来体验青春，用一本杂志来感受文学”的办刊理念。终于在世纪之交推动《萌芽》成为大中学生的文学时尚期刊。在这过程中，新概念作文大赛更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998至1999年初，是《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酝酿筹备期。《萌芽》同仁邀集作家、大中学老师联同作协合作筹划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过程，在《新概念作文大赛历史》一书中已有详细记载。1998年11月13日，《新民晚报》刊登了记者唐宁采写的《呼唤中国文科人才——“新概念作文大赛”出台前记》。1999年第一期《萌芽》正式刊出了《“新概念作文大赛”倡议书》。发起暨联合主办单位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萌芽杂志社》。其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都进行了报道。1999年初，第一届《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正式举办。1999年3月27日，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举行复赛。就此，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方式、身份、地位正式定妆登场了。后来在第七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进行期间，央视的“记忆”系列电视纪录片就是以第一届复赛这一天还原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诞生时刻，片名为“精神的家园 《萌芽》新概念”。

在回忆、评价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意义时，几乎所有人都一再强调了大赛对于当下两种困境和问题的破解之功：一是文学的困境，二是教育的问题。前者需要寻找文学的作者和市场，后者需要助力改革语文和作文的僵化应试教育模式。从策略和结果上看，《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迅速成功显然该归于主攻方向和方式的成功——主打教育牌，以中学生为主体的作文竞赛从文学的“低端”向上掀起了甚至掀翻了文学的台面。“作文革命”直接引发的是“语文教育革命”，间接影响到的却是更加有力而产生深广历史后果的“当代文学革命”。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时间整个文坛为之晃动。因为“文学革命”的新型生产力、作为一个文学代际的“80后”作家随之呼之欲出了。这是发生在20-21世纪之交的文学史革命。

事实上，文学界一开始就是把新概念作文大赛视为文学事件、而非仅是语文或作文的一项赛事。第一届大赛之后不到半年，《萌芽》就启动了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1999年8月1日）。这注定了世纪末的最后一个暑假不再彷徨或颓废，青春文学的火焰正在接续用力推开新世纪文学的新生之门，世纪末的文学将从此被重新定义。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复赛之前，《文艺报》进行了整版报道：

回眸世纪末最后一个年头——1999年，文学界最让人感到新鲜的、最有冲击力的、最有社会影响的活动，恐怕要数《萌芽》杂志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了。

《文艺报》分析说，全国所有的文学杂志都在经受着“日益猛烈的商品化大潮的冲击”，同时困扰于“文学事业后继乏人”的严峻现实，但《萌芽》在危机时刻终于摆脱了其他青年文学期刊“要么倒闭，要么走向地摊”的命运，凭借“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一新文学写作的文体和精神的面貌气象；并且还借助了大学高等教育的强力政策支持，用招生加持了这项赛事，终于挽狂澜于既倒，既推动了教育新政，同时再造文学新生。几代著名作家包括王蒙、铁凝、叶兆言、赵丽宏等，在参与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评审后，都对赛事中涌现出的新作品予以了高度评价。王蒙甚至不无夸张地说：“这些没有应试束缚的文章里，放射着思想光辉，语言漂亮老辣，写得从容有致……我们可以搁笔了。”——这是一场因青春生命激情表达的文学作品而形成的对于文学现实和文学未来的判断与预期：一代新作家即将登上文学舞台。

不过，《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毕竟只是个案孤例，并不可复制。中国文学刊物的普遍现象是同质化的期刊占据绝大多数，个性化、具有差别性优势的文学刊物实属凤毛麟角。这使刊物的作为也不能不十分有限，且不能不受制于经济原因的制肘。制度上的原因，或许文学刊物多从属于行政化管理的各级作协文联，规范大同小异，刊物本身并不具备能够各自做主的权力。而且，即便是一度如日中天的《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后来也不能不归于平淡了。大概七、八年后，各地的类似作文赛事就蜂起跟风争抢市场份额了，这类赛事包括新概念作文大赛自身，只是凭着人口（在校学生人数）的支持和惯性在继续维持着了。

还有根本原因是，不仅在当时，《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并不能解决普遍性的文学期刊的困境问题，不能根本上解决纸媒文学出版物的市场生存问题。尽管“80后”文学的名声席卷了整个社会，但在世纪之交也只是一种越来越趋于类型化的文学写作方式，而且并不成熟；“80后”作家只是一代明显有限的文学生产力资源，并不能充分满足当下全体社会各种人群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期待。粗略地观察，“80后”文学——并不限于《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出身的作家——的真正灿烂绽放，应该是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而且，迄今仍在继续。

也许，《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因为不期然地成功推出了一代作家“80后”，特定时空条件支持造就了一代新的文学景观和文学生态，所以足以强烈地启示文学界开始考虑文学生产的机制问题了——文学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而且，紧跟着世纪之交“80后”文学的热度燃烧，网络时代很快也来临了。传统的纸媒文学可以说同时经受着社会边缘化和技术性挤压的双重威胁与压迫。

2000年，萌芽网站建立。就在举办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1999年，《萌芽》杂志开始了筹建网站的策划。——《萌芽》的成功，包括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成功，根源于《萌芽》同仁的远见、行动力和未雨绸缪的预案，其结果就是占得了历史性的先机。一切成功都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初衷或许很简单，即将来临的网络时代，刊物与作者、读者、社会的关系，很显然需要通过网络媒介更多在虚拟空间进行了。更为直接的是，刊物的网站也是为新概念作文大赛建立一个更为及时、传播更广的信息平台。于是，萌芽网站于2000年3月26日正式上线。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在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复赛举行的一整年之后。由此，我想强调的是，新概念作文大赛推出的“80后”作家，既是1990年代末、新世纪初最后一代由纸媒推出的作家，也是网络媒介支持的第一代作家。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80后”文学的形象塑造和生产特点。

比萌芽网站更早，甚至比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更早的是，第一家文学原创网站“榕树下”，更早就在1997年开通上线了。“榕树下”和《萌芽》都在“南巡”后加速了改革开放力度的上海。他们在上海接入了互联网的时代，并因此开启了网络文学的新世纪、新时代。当时，几乎还没有人敢于充分自信地预测：这就会是未来文学的主要路径，这会全面改变中国文学的作品形态和宏观生态。

从“榕树下”开始，后来一般所谓的网络文学史也就开始了（姑且不辨网络文学界的专家对于网络文学元年的分歧主张）。因为有了网络原创的概念和平台支持，我们从虚拟路径知道了、熟悉了作为写作者也是作家的痞子蔡、安妮宝贝、李寻欢、邢育森、宁财神、黑可可、王猫猫……他们绝大多数不是纸媒的发表作家，虽然后来也陆续、转型在纸媒发表作品。也知道了、读到了《智圣东方朔》《告别薇安》《蚊子的遗书》《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这样的作品。他们及作品风行一时，在新世纪初构成了与《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出身的“80后”青春文学写作者双峰并峙、领袖风骚的一代文学时尚标志。虽然很长时间里，他们都被传统纸媒文学界很不待见，都被轻蔑地称之为“写手”而非作家。但是，他们的强势姿态和市场支持，使得整个文学界不得不越来越无奈地倾向于承认，新的文学时代、新的文学史确实已在媒介革命的风暴中开启了。

据说是因为网站管理和商业运用问题，到了2002年，“榕树下”创始人朱威廉把“榕树下”卖给了贝塔斯曼，后又转卖给了欢乐传媒。但其时的网络写作趋势已经不可逆转，而且飞快地形成一种强势、冲击并跻身主流的写作方式和文学、文化产品的生产方式。

接着的2003、2004年号称博客年，很快新起的名人博客、博客文学效应，成为新电子媒介全面介入写作和文学生产流程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方式。预示了网络文本的生产完全可以具备文学生产全流程的功能。也在2003年，起点中文网实施付费阅读制度，尝试推进了网络文学商业模式的建立。

与此相应，同时的电子商务也起步了强势崛起的“疯狂”生长过程，京东、阿里……从此主导了我们的商品消费的主流生活方式。在社会和个人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个人电脑及各类新电子产品由时尚炫酷而普及波澜不惊，技术更新的速度迄今未见减缓。由此，我说，网络新媒介的普及，意味着人类生活进入了一种新文明时代，而非仅是工具层面上的技术和文化的改变或提升。近年的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不断地验证着这种新媒介文明论的观点。

因此，不难理解前文提到过的这种现象观察：20-21世纪之交“80后”的“纸媒诞生”与“网络重塑”，显示的是新的文学史现实与文学史转型的雏形构建。而不同于纸媒的传统出身，网络写作更鲜明地体现为体制权利之外的自发性和丛林法则下的“野蛮”生长态势。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的宏观趋势，莫过于由这两股势力牵引着朝向文学的社会前沿和市场方向前行，最后在更为广泛的范围里合成为同流——不是这两股力量的单独或彼此的合流，而是它们都与“国家文学”的主流汇合同流了。对此需要有一种着眼于国家制度层面的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宏观政治理解。

概言之，新世纪新媒体时代的中国文学，加持了技术、商业、市场的资源和力量，一方面部分更新甚至取代了传统权力和纸媒主导的文学写作，另一方面在短暂的磨合之后，没有多少滞碍地融入、形成为当代文学的主流形态。“写手”写作的身份实际上获得了正统文学的地位。

2014年，上海成立了网络作家协会。2016年，第九次全国作代会上，唐家三少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唐家三少、天蚕土豆、跳舞等八位网络作家名人入选作协全委会委员。几年间，多省相继成立了网络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创作委员会等专门组织。网文年产量超过了此前60年纸媒出版总量。

最后，随着2008年开始普及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形成技术大趋势，新媒体进入了移动互联时代，网络写作一下子得到了爆发性增长的时机。近年，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对于网络新媒介写作的影响必将更深入地推进到人机合作的模式。目前，这一趋势甚至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大学创意写作的教学体制建设中了。

商业模式上看，从早期的VIP付费阅读到后来的IP运营，网络生产的产业链早已形成、不断趋于完善；网络文学IP热显示了集传媒、娱乐多元一体的完整、成熟的商业运行模式。商业市场的完善，产品价值的兑现，全面助推了以新文体、新文类为表征的新媒介之变造就的文学史类型创作时代的形成——19-20世纪之交形成的纸媒文学产业几乎就是20-21世纪之交新媒介文学产业的前世；两者在文学形态和生态上的突出表现，同样都是类型文学的空前繁荣和发达。

在这样一种形势和氛围中，再说回到《萌芽》就看得更清晰了。如前所说，《萌芽》的策略抓手最早是纸刊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但很快就着手开始了网站建设，并且大获成功。2005年，萌芽网站完成一期改版。2006年，萌芽网站二期改版完成。除了原有的信息发布、交流互动等功能外，新增了萌芽播客、聊天室、在线投稿等新功能；还改造了论坛结构方式，聚拢作者与读者在网站进行面对面交流。网站的辐射面进一步扩大，仅注册会员数就近70万，日均流量上百万，论坛日均发帖量高达1.5万个。这些数据表明萌芽网站俨然成为国内顶级的青春文学网络专业平台。与此相应，《萌芽》纸刊的订户和发售也达到了约50万份。此外，“萌芽书系”从2003年开始，逐渐打造成了最具知名度和最具影响力的青春文学图书品牌，多年畅销。

可以这样说，在世纪之交这样一个特定时期，“80后”的诞生填补了纸媒文学因整体性的衰退而不得不撤出的空间，网络新媒体写作则是进一步生发、引领了整个文学生态的新的发展方式和方向。这一切都主要缘于、又归于文学市场化生产机制的形成及成熟。如果说媒介之变是一种技术面的引导和制约，文学生产机制则是以文学观念为内涵的文学价值实现方式的保障。两个世纪之交的文学史转型现象，都充分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1990年代中国文学历史流变的关键所在，并因此影响到未来、影响到今天，我以为莫此为甚。然后，我们再来适度展开讨论理论层面的问题及意义。最早的“80后”写作、稍后的网络写作，都从文学生产的表象和面向上呈现出了一种开放、破界、多样、泛化的趋势，也就是说，文学写作的新势力上场伊始就是无所顾忌、无视文学经典传统规范的一种自由写作——或可将之视为“非自觉的文学性”写作。表象上看，20年后成为一种时髦说法的“文学无界”，早在“80后”诞生之时几乎就是他们的天然常态了。当然，并不否认“文学无界”更具有自觉意识和理论准备。至于说网络写作根本上就是传统纸媒写作规范的颠覆。——我这样说不涉及文学评价，只在于现象的描述和概括。那么，文学和写作的传统边界、连同经验性观念的崩塌，必然会导致文学（经典）定义之难的问题，首先是我们一下子觉得原来的文学观念和经验都无法有效地面对新的文学现象和现实了。基本障碍是，从纸媒到网络，新媒介写作的文学范畴的重释、重塑问题，至今也并没有在理论上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虽然网络文学时代已经超过了20年。

从1990年代开始，也就是从“80后”诞生的时代开始，文化批评、文化研究在文学学术中形成潮流性的影响，文学的传播、商业化、媒介性等开始受到普遍重视。但真正意义上的“媒介（性）的文学”问题讨论，还待真正进入电脑普及、网络写作成为时尚流行的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期。“媒介（性）的文学”潜台词或其实际含义，是指文学的支配性要素（资源、生产方式、传播、再生产、跨域……）都已经技术性地转换和改变了。我把新媒体、新媒介（文学）写作定义为凭借互联网平台及其技术（产品）支持而形成的（文学）作品形态及广义生态。动机就在强调网络写作不同于纸媒文学写作的技术性特征——媒介性文学生产是以媒介之变（数字化、新媒体、融媒体的技术）为核心驱动而引发、支持、新创的大众市场化文学生产机制及生态型塑现象（既指写作、传播、消费、评价……，也指文本的文体、修辞、技巧……乃至新文类的创制）。这是一种源于、受制于具体媒介技术而产生、形成的广义写作（包括文学写作）现象。因此，网络写作与网络文学并不能对等，网络写作、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纸媒文学更不是一回事。严格地说，在学术上不能以文学之名泛泛讨论网络写作、网络文学的问题。

从技术、工具即媒介的功能意义上说，新媒介是对写作和文学的生产力的空前解放。但其普遍性的意义在于，传统和现实的界限及壁垒由此被全面突破，规则和秩序需要整体性重建。换言之，新媒介时代的权力结构必须进行全面调整和重建。这也是写作者身份地位、文本作品形态、市场传播方式、评价权力机制之所以改变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新媒介文学和新媒介写作促使文学观念、写作观念发生历史性转变，并因此重构、赋予了文学和写作的崭新意义及基本价值观。

1990年代以来，我们先是遭遇到了商品化、市场化的冲击，但文学问题仍在传统（纸媒）范畴中讨论。经历过传统纸媒之变后，我们面对的是所谓网络文学（媒介性文学生产）的身份和地位及其合法性的现实挑战。这关涉到文学形态和文学生态的认知及文学史建构的方式问题——如何将网络文学纳入既有的文学史系谱中，同时建构网络文学的自身历史。简言之，这是两个媒介之变产生的问题：传统纸媒之变诞生了“80后”，新媒体之变产生了网络写作；媒介之变引发和支持的写作潮流一方面溢出了传统的文学范畴，另一方面同时又涵盖了传统文学，其中的关键就是写作、文本、文学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机制改写、改变了文学史的稳定性及其惯性——新文体和新文类成为媒介之变的主要后果。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还是：如何处置新媒介生产的文本、包括在什么限度中赋予其文学身份、并如何进入文学史？

我最近的考虑是尝试提出一种设想：应该区分网络写作的文本属性。首先是将网络写作区分为文学性写作和非文学性写作，对于前者，可以使用网络文学的概念，即不再使用笼统的网络文学概称网络写作，或者，将网络写作产品概称为网络文本。

其次，严格界定网络文本的概念，我的建议是以网络技术特点作为网络文本的定义关键词，以此区分于纸媒写作文本或文学。那么，网络文学的界定或定义也就在此基础上获得完成——网络文学是一种由网络技术定义的文学形态。这才符合学术规范，符合新媒介文学的特征。

归根结底，我们是在网络技术文明、也是人类社会发展文明的意义上界定新媒介文学，潜台词是文学正在经历一种“文明”的转换，或蜕变。这一历史进程无疑是从世纪之交启动的，是从1990年代末诞生的“80后”、纸媒的末代作家现象——文学代际的一次偶然生成方式中，才延续、彰显为一个跨世纪、跨文明的文学史之变。在特定的政治意义上，这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国策在文学史上造就的一种直接而深刻的结果。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