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欲礼赞 ——古诗十九首（之二）
作于何时？
既然知道《古诗十九首》是五言古诗的“诗母”，那谁又是《古诗十九首》的“诗母”呢？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它是什么时候“生”出来的呢？
据说，猴子吃了一个香甜的水蜜桃后，马上又伸“手”向人要另一个，它绝不会追问水蜜桃的产地，可人在吃水蜜桃之前，就要去弄清楚它产自何地（特产）？它产自何时（日期）？它产自何树（栽培）？人虽然也属于动物，但是世上最难缠的动物。
《古诗十九首》让人心醉，人们自然会固执地问：它作于何时？又作于何人？
为此争吵了一千多年，可能还要一直吵下去，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确切答案。
《古诗十九首》产生的年代及其作者，在南朝时就是一本糊涂账。徐陵编《玉台新咏》时将其中九首算在枚乘名下，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则说：“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锺嵘在《诗品》中却说“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枚乘活跃于西汉早期，傅毅属东汉初期，曹植和王粲又属曹魏。徐陵、刘勰和锺嵘同为梁人，对作者归属和作品年代，三人虽然没有同台吵架，但完全是各说各话，而且他们也是道听途说，“或”“旧疑”云云，显然他们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后来七嘴八舌就更多了，有的说是张衡，有的说是蔡邕。其实，西晋陆机就不知道这些诗的作者，把自己的仿作称为“拟古”，梁昭明太子编《昭明文选》，在诗题下注得明明白白：“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
《古诗十九首》诗题纯属偶然，刚好这些诗歌都没有标题，刚好是前代传下来的“古诗”，又刚好收录在《文选》中的只十九首，所以人们就随意把它们称为“古诗十九首”，久而久之这叫法就成了标题。往雅处说，就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或柴可夫斯基第七号交响乐，往俗处说，就像农村叫大郎八郎三妹一样，有多少个就叫多少，数字完全是凑巧。
既然“不知作者”，为什么冒出来那么多说法呢？越是人人都没有证据，越是人人都有胆量，反正每种说法都死无对证，因而每种说法都无对错之分，即使胡说也不会使自己名誉受损，更不会引起任何纠纷，于是，人手一把号，各吹各的调。不过，虽然不能指定它们作于何人，也不能考出它们成于何年，但我们可以根据诗歌内容、风格和情调，大致推断它们产生于哪个历史阶段。也就是说，依据诗里诗外的“蛛丝马迹”，来复原或接近事情的真相。一直觉得自己有点福尔摩斯的本事，今天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我正好来小试牛刀——
由于西汉避讳极严，不避君讳属于重罪，东汉则不必避讳西汉皇帝。西汉第二位皇帝刘盈，《古诗十九首》中有“盈盈楼上女”“馨香盈怀袖”，可见，这些诗歌大部分或全部不是西汉的作品。《古诗十九首》第一首说到“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西汉建都于长安，洛阳不可能如此壮丽繁华，董卓之乱后“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那时洛阳已没有“双阙百余尺”的巍峨宫殿，显然《古诗十九首》不会写于建安时期，更不会在建安之后。东汉前期班固《咏史》诗质木僵硬，中期以后五言诗才渐趋成熟，从诗风诗艺的角度看，《古诗十九首》这种“动天地，泣鬼神”的杰作，到东汉后期才可能出现。
《古诗十九首》中“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那对死的恐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那对生的依恋，“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那对功名的舍弃，“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那对爱情的珍视，“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那对爱欲的肯定，还有“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那及时行乐，在在都指向了人的自觉。《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二者在时间上先后相接，在价值取向与情感体验上又一脉相承，前者比后者可能早几十年或十几年，绝大多数诗歌作于汉灵帝与汉献帝之间。
它们并非写于一人，也非写于一地，又非写于一时。
《古诗十九首》作于哪个时期，基本可以结案了，读者们对我的推断信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