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杂变”
“拉杂变”这个词，来自苏东坡短文《书拉杂变》：
司马长卿作《大人赋》，武帝览之，飘飘然有凌云之气。近时学者作拉杂变，便自谓长卿。长卿固不汝嗔，但恐览者渴睡落牀，难以凌霄耳！
查《汉语大词典》，在“拉杂”词条之后，还真有“拉杂变”这个词条，解释道：“讥喻模拟古人而堆砌杂凑的作品。”司马长卿即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弹琴，撩临邛（今成都市邛崃市）富豪卓王孙新寡的女儿卓文君，与之夜奔，贫困潦倒，返回临邛，开起了小店，相如酤酒，文君当垆，后世传为佳话。汉武帝刘彻偶然读到《子虚赋》，大为赞赏，喟叹道：“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恰好为武帝管理猎犬的官员（“狗监”）蜀人杨得意听到此话，便对武帝奏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武帝拜相如中郎将。一直不给相如好脸色的老丈人卓王孙，立马换上一副欢喜面皮，恨女儿嫁给相如太晚，厚分财产与相如，作锦上添花之榜样。只是相如不爱做官，常请病假，有钱有闲，与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有一比——“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就爱琢磨着写大赋。后来汉武帝拜相如为孝文园令。相如针对武帝好“仙道”而作《大人赋》，抒写“大人”不满于人生短暂，世事艰难，于是乎乘龙驾云遨游“仙界”，联想缤纷，辞采绚烂，文末归于超脱无有，暗含对武帝尚好神仙之道的讽谏。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而《汉书·司马相如传》只最后一句文字略有小异：“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之间意。”这就是东坡所说的“司马长卿作《大人赋》，武帝览之，飘飘然有凌云之气”。
然后，东坡笔锋一转，说“近时学者作拉杂变”——即胡乱缀连堆砌一些历史典故，创作一些“獭祭鱼”“点鬼簿”之类的文章，就自比司马长卿了！并戏谑道，即使长眠千年的司马长卿不怪罪阁下，但是读者读了阁下的“拉杂变”烂文，恐怕郁闷瞌睡得哈欠连天，直接从床上掉下去了，哪里还能像武帝那样飘飘然有凌云之气呢！
东坡《书拉杂变》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文集》第六十六卷“题跋·杂文”部分，短短五十余字，连类引譬，生动形象，嘲讽谐谑，鞭辟入里！读好文飘飘飞升，读烂文沉沉下坠，此诚乃妙喻也。由于近两年为某出版社编辑杂文年选，在下“周览泛观”了很多杂文，不仅感叹发表杂文的报刊园地正日益减少，更感慨当今杂文质量之良莠不齐。回望中华文学史，从《诗经》、《楚辞》、大汉文章，一直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文学体裁发展到今天，杂文已然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文体。鲁迅先生称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因而，短小精悍、议论风生的“轻骑兵”杂文，是最适合于信息化、云时代、科技潮、快节奏这个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大时代的。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体裁及代表作家。尽管司马相如凭借一篇《子虚赋》，即“圈粉”武帝，进而成为有汉一代的“赋圣”，为他赢得荣誉和地位。然而，“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今天来看，除了选入《古文观止》里的《司马相如上书谏猎》，写得精短而流丽，“朴而能华”“委婉易听”，堪称上品；其他如《上林赋》与《大人赋》等大赋，均铺排堆砌，冗长累赘，“繁华损枝，膏腴害骨”，大部分段落亦属于“拉杂变”文体，声闻过情，过分油腻。谓予不信，找一篇自己读读便知。其实，就连西汉时期与司马相如同时代稍晚的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亦对其评价：
《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杨雄（《汉书·司马相如传》“赞曰”写作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
太史公概括得非常到位，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旨却是“归引节俭”，讽一而劝百，与《诗》之刺世疾邪、归引正途的宗旨，殊途而同归。这不正是今天杂文的价值和功能之所在吗？
东坡所贬斥的“拉杂变”文体，其病在于“拉杂”而不在“变”；恰恰相反，其生路却正在于“变”。“拉杂”，即拉拉杂杂，杂乱无章。就文章而言，专指那些堆砌杂凑的作品。清代文学家、思想家方东树《昭昧詹言》讲过：“世人皆学东坡，拉杂用事，顷刻可以信手填凑成篇，而不解其运用点化妙切之至于斯也。”并说：“李（白）、杜（甫）、韩（愈）、苏（轼）所读之书，博赡精熟，故其使事取字，密切赡给，如数家珍。今人未尝读一书，而徒恃贩买饾饤，故多不切不确。”东坡文章看似信手拈来，“拉杂用事”，实则是以“博赡精熟”的学养为支撑，用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话来形容，“晏元献（晏殊）、欧阳永叔（欧阳修）、苏子瞻（苏轼）学际天人”。那些不肯正经读书，却又想展示“丰富学养”的作家，不免左顾右盼，东拉西扯，填凑成篇，最终必然成为“贩买饾饤”者。
常听人说，要敢于说，敢于骂，那才叫来劲的好杂文。我多次撰文讲过，“敢说”固然重要，而“说得好”尤为重要。杂文杂文，要既杂又文，杂而不文，还叫什么杂文？那才叫真正的“拉杂变”呢！那么，怎样才能“说得好”呢？就杂文创作而言，太史公司马迁所说的“《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就是很好的“参照系”和“方法论”。“《春秋》推见至隐”，是通过具体的历史故事演进，来揭示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性，即从现象到本质。譬如，庄子的《庖丁解牛》、韩愈的《马说》和柳宗元的《黔之驴》，就是“推见至隐”的好杂文，都是通过“讲故事”来“讲道理”的。“《易》本隐之以显”，则是直接“立论”，从本质联系到现象。譬如，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民为贵》等篇，就是“本隐之以显”的好杂文，亦即通过对蕴涵深邃哲理的命题论述，来影照事物的诸种现象。
《春秋》的微言大义、褒贬鞭挞，《诗》的怨刺讽喻、顺美匡恶，都是最基本的杂文笔法；加之《易》的极深研几、洁净精微，更增强了杂文的哲理性与思想美。然而，文体一也，而变化万端，乃至于无穷，这也正是文学创作之魅力所在。《易》曰：“虎变文炳”“豹变文蔚”。文贵于“变”，有“变”才有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