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于 坚，诗人、作家和摄影、纪录片作者，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20岁开始写作，持续近四十年。著有诗集、文集20余种。曾获台湾《联合报》14届新诗奖，台湾《创世纪》诗杂志四十年诗歌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诗人奖，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散文奖，《十月》散文奖、诗歌奖，朱自清散文奖，2015年新经验散文奖。小说《赤裸着晚餐》入选2011年中国十大短篇小说排行榜。

病床上的帕瓦罗蒂

这个曾经气壮如牛的病人像牛一样大口喘气，咕噜着。一个瓶子在床头柜上晃起来。他的手曾经多么结实有力呐，现在像朽掉的葱条那样垂着。他倾力举起一只，试图揪掉蒙在他脸上的透明氧气罩。两个护士按住了他的肩膀，他的这部分依然结实有力，她们在他的胳膊里注射了一支针水。他慢慢安静了。

睡了半小时，恢复了原来那种洪亮的声音。“上哪去？”他说的是北方话。他说话几乎是吼，七十年来都是如此，这是他在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那时候必须吼，世界乱哄哄的，沧海横流，各种爆炸声喇叭声不绝于耳，不吼就没人知道你的存在。行军、战斗、开会、发言、吃饭……他吼个不停。他就在自己的吼声中认识了她。过来！晴天霹雳般的一声吼。她低着头走过来，首长好！像个桃。他们相当般配，他吼，她尖叫。他们吼叫尖叫着结了婚，婚礼上，大家吼了半夜。此后开始过日子，吼叫从来没有停过。她声嘶力竭地大吼着生下了三个孩子，现在一个都不在身边：一个在美国留学；一个在电话里吼，“我要考试！”；一个是聋子，什么也听不见。

她又被他的吼吓了一跳。他的吼在这一生中总是突如其来。她一生都在努力琢磨，却没法确定他何时会吼。他不吼就太安静了，家里就像停尸房，她害怕。他会对着一碗粥吼，对着酱油瓶子吼，对着窗子吼，对着伞吼……在医院里大吼比较自然，因为吼个不休的大有人在。可还是时时吓到她，她被吓得身体瘦小而胆大。“你莫吼，有话么好好说”，她尖叫着，像一只春天的，正在天空上拉屎的海燕。

护士被这剪断的、破碎的男高音惊动，冲进房间来，怎么了，您老怎么了？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护士是个“90后”的年轻人，声音小得就像一把扇子。她以为他得了阵发性耳聋，大吼起来，你怎么了？听得见吗？他吼道：拿纸来！拿纸来！

他是个大胖子，肚子高挺在他的头部。

她劝护士出去，没事没事，我老公就是个高音喇叭。你知不知道帕瓦罗蒂？

帕瓦罗蒂在冰箱里面啃一只冰淇淋，一声不吭，他在保养自己的嗓子，他明天要去意大利广场唱歌，三万人出席。

他含混不清地吼着，拿纸来，拿纸来，我叫你拿纸来！她赶紧扯下几张卷筒卫生纸递给他。他一把把扯碎了。他身体有气无力，音量却毫无衰减，这种病例引起了医院的高度重视，派了三个大夫研究他。他们发现他的声带上有一条金光大道，而普通人的声带都是迂回曲折的羊肠小道或者花园，像厨房里的研磨之声。他们正在赶着写论文。吼声传到楼道上，惹得其它病房的人走来听，他们听得很仔细，争论着他是不是帕瓦罗蒂。一个说，不像，这个声音伤耳朵。另一个说，肚子像他。他吼起来，我不是意大利的帕瓦罗蒂。我就是帕瓦罗蒂！他们点点头，走了。

“你想我死呵！”“我要揩脸！”她这才明白他要的是洗脸毛巾，赶紧去卫生间取下来，开了龙头浇上水，拧干，走回来为他揩脸。她的手抖着，患着帕金森病。她长得像一只刺猬，而他长得像一位卡车司机。

她想过他出了车祸。想象她如何一个人孤独地睡觉，一个人悲伤地看电视，一个人坐在海边发呆。她想在他死后搬到海边去，她知道那里有很多空房子，她在报纸上读到的。大海离这里很远，简直是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的距离。

她嫁给他是完成一个任务。她必须把这个任务完成到底，她发过誓。

他慢慢好了起来。出院的时候，吼着，你是不是盼望着我死啊。开个玩笑，哈哈大笑。

你说什么呢！她一边尖叫一边挽着他去办出院手续。

“玉珍，往这边走!”他突然吼起来。她是那种“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的人，她尖叫起来，就像一把铲子在铁锅上刮那种声音，帕瓦罗蒂经常揶揄她是锅铲，她尖叫着：“老王，你的口罩掉了！”

呼 噜

那时候单位出差，都是两人或三人合住一间，有时候还要睡通铺，十来个人睡一张很长的床，屁股对着屁股，头挨着头。大家都习惯了，那时候世界上的旅馆很少，大家也很少出差。出差是相当光荣的事，得表现好，小跑，胁肩谄笑（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些动作都要熟练。一个单位的人，彼此熟悉，穿什么颜色的短裤，什么型号的内衣，男同志彼此是知道的，女同志也是彼此了解的，就是谁打呼噜，大家也是知道的。出差在外，谁和那个打呼噜的同志住一个房间，这是一个难题，领队的乱配鸳鸯，大家不服，就私下抽签决定。有一次，轮到我和老辜同住一个房间。

老辜是个斯文之辈，面皮白净，戴着眼镜，一级科员。经常看见他坐在桌子前面，歪着脑袋拨弄算盘，有人进去报账，就抬头笑笑，无论谁，都是那副笑脸，像个不谙世故的小青年，其实他已经四十六了，还没有结婚。他不是讨嫌之人。有人背后说他醒着是人，睡着了是鬼，他打的呼噜太可怕了。我没和他同住过，不以为然。他拎起帆布包，很高兴与我同住。“我是倒头就睡的，放心吧。” 我们住的是两人间，一前一后进了房间。他的帆布包里装着毛巾、肥皂、钢笔、笔记本、学习材料。开了一天会，时间不早了，他去走廊上搞个人卫生（那时候旅馆里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厕所是公共的。每个房间里有一个搪瓷脸盆，供旅客去走廊上的水池那里取水洗脸，热水则用篾子套着的热水瓶装着，成一排放在旁边，可以自取）。他做这一套非常认真，先擦脸，在毛巾上抹些胰子（一种土黄色用骨头制成的肥皂），取下眼镜，把鼻头、眼眶、脖子都擦个遍，还清洗了鼻孔。然后他将剩水抬回房间，坐在床沿上，褪去有点发硬的袜子，将那双白生生的瘦脚放进脸盆里浸泡，搓洗，最后用毛巾擦干水迹。他的袜子没有味道，令人放心。当他脱了衣服穿着短裤和汗衫钻进被窝去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个干净纯洁的人，怎么会打那种呼噜呢？那个传说有点恶意。

熄灯之后，房间安静，黑暗像外祖母一样怀抱着一切。那时候，七十年代末期，世界很原始，汽车少得就像山岗上的马鹿，月亮花朵都是安静的。一条清江就在旅馆外面，白天都看得见里面的鱼，它们晃着尾巴，就像是在大街中央漫步。

我还没有怎么睡着，他就开始响起来，像是一台收音机自动打开了，肆无忌惮地收听、调试各种波段，这个波段放一截，那个波段放一截。先是像一种哮喘发作的风在穿越隧道，越来越近，突然停住，高起八度，变成了一头野生动物嘶哑着嗓子的哀嚎。然后，“某某电台现在报道新闻”，不是说话，他发出了那个神秘波段永不散去的噪音。各种旋律此起彼伏，《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我们走在大路上》、被五花大绑押在案板上的公猪、黑胶唱片上沙哑的断断续续的《命运交响曲》，踢门声、拷打声、撕啮声、叫唤声、小夜曲、长号，时而高音，时而低音，时而如哨子，时而“唵嘛呢叭咪吽”，时而闷雷，时而狮子，时而泥石流，时而狼嚎，时而乌啼，时而咯痰，时而刺耳，时而悦耳，时而愤怒、暴戾，疯癫癫的，毫无理性，像一头被捆住的母猪龙，关在猪圈里被砍去鼻子眼睛发出的惨烈叫声。发疯的鲜血一边奔跑一边呐喊，他要喊多响就喊多响，根本不征求我的同意。时而又轻快如阵雨，如春天的小溪，这种转折真是神来之笔……下一段要播放什么，完全自由任性，只是出乎意料，意想不到，令我啧啧称奇。我躺在隔壁的单人床上，用被子捂着头，这被子臭烘烘的。七十年代还没有洗衣机，所以旅馆的被子很少洗，一个星期洗一次，用搓板搓，然后晾在旅馆楼下的院子里。那个乐团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我试图找出一个旋律，然后顺着这个旋律入睡，根本就找不到。他就是一个大巫师，正在施法招魂，喃喃自语，享受着胡说八道的自由，每个调子都不同凡响，都是独创。我被他的鼾声吸引住了，干脆起来披上衣服坐着听。我担心他口渴，还把水倒在搪瓷口缸里，捧着他的头让他喝了几口，他睁开眼睛，说了声谢谢，表情就像正在指挥一场五小时交响曲的大指挥家，卡拉扬或梅塔。他用手揩了揩嘴角，然后一头倒下，坠回梦中，继续他的鼾声。我开了灯看着他睡，他的睡相相当可爱，像山羊，翘着几根黑亮的胡须，又像一头黑猪竖着寒毛在大海边尖叫着奔跑。我觉得这样的交响曲一个人独自欣赏未免也太自私了，就走出去一个一个房间地敲门，邀请同事们一起来听。他们都没有睡着，这支交响曲早已穿墙越壁，进入了每个房间，只是由于不在现场，在隔壁听就像一把迷迷糊糊的电锯，把每个人的耳朵都锯得七零八落，每个人都烦躁不安，无法入睡。我说，还睡什么睡呵，带上耳朵去我房间听吧。大家就穿着短裤汗衫一一到我房间里来了。女同事们也睡不着，也想过来，她们说，我们穿穿衣服就来。反正醒着也没事，走，去把这个声音灭了！大家坐在我的床上，抽烟的抽烟，喝水的喝水，把他剩下的水都喝光了。他笑眯眯地像一具尸体躺着，与白日里那个谨小慎微的人完全是两个人，白天的那个是他的面具，这个才是真身，一位大师。我们跪在地上，幸福而深情地围着他，就像坐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第一排，现在他的鼾声已经进入化境，“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庄子）有人把会议上用的录音机搬来，按下了录音按钮。

天快亮的时候，他忽然站起来，义愤填膺，抓住我们中间的一个，那位体重九十公斤的张副科长，三下五下就扭下了他的头，鼾声培植起来力量可真大，他的力气大得像一头棕熊。老张像犀牛那样惨叫了几声，然后噗通，像堵墙倒在地上，头颅像失去了脸的面具滚到一边。他舔舔手掌上的血，直到它干干净净。然后取下他自己的头，安在张科长的身子上，居然严丝合缝，看上去就是他自己。他爬起来回到床上躺下，拉拉被窝角，裹严身子，继续打起鼾来。我们依依不舍，围着他一直听到天亮，才各自回自己房间，争取在八点的会议开始前能够入睡两小时。但是谁也睡不着，大家精神焕发，神采飞扬，都在房间里等着会议开始。

他终于悄无声息，安静了十分钟，醒了，躺在被窝里，天真无邪的眼睛在枕头上眨巴着，像个刚刚生下来的婴儿。老张还躺在他的鞋子旁边，他穿好鞋子，一双七十年代流行的帆布面胶鞋，将他自己的尸体踢开些，走了出去。在餐厅里，我悄悄地告诉他，“你打了一夜呼噜，还杀了一个人，搞得我一夜都睡不着。”“是吗？我从来不打呼噜，我老婆说的，我更不可能杀人了！我和他无冤无仇，杀他干什么？何况他还是个科长呢，我敢吗？”也对，我就请同事将录音机抱来，向餐厅服务员借来插线板，插上插头，马上放给他听。一头猪在叫唤，整个餐厅都惊动了，其它单位的人都扭头朝我们这边看。听见了吗？这都是你打鼾的声音！这是老张临死前的惨叫！他矢口否认，“是我的吗？我怎么从来没听见过？是哪个乐团？这不是我！我怎么有得起这种声音哪！你听嘛，你听嘛！我的声音是这种，乌鲁白勒……他笑着发出来一串像是沼泽上的气泡的响声，与录音机里的歇斯底里毫无共同之处。“你是栽赃陷害。这不是我的声音！”我很气愤，就把昨晚出席这场音乐会的那八位听众，包括后来进来的女同事都叫来，他们纷纷放下碗筷，走过来作证，“就是你的鼾声嘛，就是嘛！”

他低头拌着一碗阳春面，往里面加点胡椒，把瓶子放正，“别冤枉我”。斩钉截铁。

坚决不承认。我们八位决心已下，一定要让这件事水落石出。我们想到一个办法，当着他的面模仿他的鼾声。我说，预备……起！我们即刻就进入白日梦状态，八个人模仿一个人的鼾声，相当于一支乐队了。我们各司其位，模仿了他的双唇音、唇齿音、舌尖前音、舌尖中音、舌尖后音、舌面前音、舌面后音、塞音、擦音、塞擦音、鼻音、边音、清音、浊音、不送气、送气……大家都是来开会的，开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会议上听到的声音原原本本，惟妙惟肖地、逼真地带回去，半点折扣都不能打。我们都是开会的老手，模仿一只麦克风里传出来的声音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模仿鼾声有点困难，这家伙自己就是一支布鲁斯乐队，鼾声相当即兴，完全没有主旋律。一个人的声音根本无法穷尽他的声部，但我们是八个人，一个人至少可以担任两个声部，还绰绰有余了。就是从齿缝里溢出来的小爆破音我们也没有放过，应该说与录音机录下的一致，比它更加完美，连磁带上固有的影响保真度（评价一个电声系统是否达到高保真，要看该系统是否能逼真地重放现场的声音和音乐）的摩擦导致的谐波失真；信号噪声比、互调失真；相位失真……这些录音机必然产生的缺陷都不存在了。他睡了七个小时，我们就模仿了七个小时，从他入睡到他醒来。我们取消了今天的会议专门来对付他，一定要让他坦白交代打鼾的罪行。七小时后，我们完成了这场堪称伟大的模仿，“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无一遗漏，准确到位。就是杀人那场戏，我们也照演不误。周围的听众无不起立鼓掌。太精彩了！是一致的评价。他一言不发，坐在中间喝着茶，自己给自己续水，聚精会神地闭着眼睛，就像是在做一个新的梦，时不时发出一两下鼾声，没有夜里那么肆无忌惮，他还是知道这是在开会。我们筋疲力尽，七小时后才发现他对自己的鼾声有一种天然免疫力，在自己的鼾声这方面，他是一个绝对的聋子。他耳朵内部安装着一块特殊的消音器，他自己的任何鼾声碰到那里，即刻变成安静无声，连“一颗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没有。曲终之际，他只说了一个字，用的是英语：NO！他一副不想再和傻子们多说一句的样子，拿起他开会专用的搪瓷口缸站起来走了，临出会议室，将缸子里的渣滓顺便倒进垃圾篮里，甩了几下，原来这小子喝的是枸杞泡水。

开会的时候他总是坐最后一排。发言，声音很小，蚊子般地，主持人叫他大声点，他伸伸舌头，声音还是大不起来。后来我们开始怀疑自己听错了。也许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梦，我们不过是集体梦见他打鼾并杀了一人。这个案件无法证实，因为老张那天早上也在餐厅里，边啃馒头边看文件。

我们继续一起开会。单位上几乎每个人都被他的鼾声折磨过，女同志也不例外，他的鼾声是能够穿墙而过的。我们背地里给他取了个绰号，辜不鼾。他从来不知道说的就是他，有时候我们在办公室议论辜不鼾，他听见了，抬着搪瓷口缸走来，吹吹从口缸里冒出的热气：“说的是谁？我们单位没这个人嘛！”大家语塞，策略是不接这个话题，王顾左右而言他。自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没和他在一个房间里住过。单位体谅同志们的苦衷，日后出差，都是安排他一个人一个房间了。这是一个相当了不得的待遇，那时就是领导出差，也是两个人一个房间，那时候的旅馆，根本就没有单间这一说。

我和他一道退休。中年以后我就失去了开会的资格，这种机会本来就不多。他开会一直开到退休，两张床的房间，他一个人住，这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小秘密。

等 车

“秋天都还没完就这么冷，冬天怕是要更冷喽”。胡孛和李竺坐在一个公交车站站台的靠椅上。这个车站已经重建过三次。站台先是建成宽一米的，太窄，有人在汽车驶来的时候被后面急着上车抢座位的人撞到，跌下站台，被轮子压断了腿，包也压瘪了，像是一张大饼。过了五年，又改成宽一米五。车站用蓝色的隔板遮起来，施工一个星期。竣工后还是窄，没料到现在挤车的人比以前更多，又有人被挤下去，压死了。再过了五年，改成二米五宽的，就是现在他们等车的这个站台，靠板是玻璃框子，里面贴着广告。胡孛走到哪里裤兜里都藏着把卷尺，他到处量。他对李竺说，怪得很，我的食指昨天是四点七厘米，今天是五厘米，长了三毫米，后天又会短掉，不信你等着看。胡孛将脖子缩在夹克领子里，盯着汽车将要驶来的那个方向。没有汽车，一辆也没有。大路空荡荡的，水泥色就像即将死去的病人的脸。他们已经在这里坐了两个钟头，公交车还没来。

他们不知道这个站已经取消了。公共汽车公司从来不会通知，站牌继续安在那里，上面印着三路车的站点。42路是从西马北路到东集，37路是从化机厂到朱村，A9路是翠禄园到火车站。他们要去的地方离这里有9个站，不坐车的话，还真是不行。幸好他们不知道这个站已经取消了，所以一直安心地守着。李竺将他的伞靠在钢质的条凳边上。李竺说，我记得我带的是一把黑伞嘛，怎么变成了蓝的？怪事。有个多事的人走来告诉他们，这个站取消了。老太太提着一个塑料袋子，看得见里面有一块豆腐，一条鲜肉和几根葱。他们不信，公交公司没有贴布告。“贴了的呢，早就飞掉了。”老太太着急，担心他们不走。没有布告就是还没有取消，如果不相信布告，只有走路。他们看看老太太，老人家相当可疑，一副一辈子都在走路的样子，一对脚都走成了小脚，勉强地套着双相当土的花布鞋。老人家唠叨着，劝说着，他们一言不发，就是不信。老太太走掉了，孤零零的背影。李竺想，是不是我们把方向坐错了，车站应该是在对面？好吧，两个人一前一后，跨过了街面上的铸铁防护栏——这是用来阻止行人穿越的。这么长的时间，大街上一辆车也没有，他们胆子大了，抬腿就越栏而过。到了对面那个车站，才站稳，就看见一辆车冒着烟嘶一声溜过去了。你看见没有？李竺没看见。胡孛就不确定了，这个车站和对面那个车站完全一样，站名，车站上的座位都是一模一样的哦，连螺丝钉都是一样的。只是站牌上有个小箭头，对面的车站是从A到X，这边是从X到A。都是11个站。他们就等着，到了下午，还是没有车。李竺说，等了这么大半天，还没有车，可以断定这个站是不对的，我们还是得回到对面去，两个人就又跨过栏杆，回到对面那个车站。李竺看看那棵小箭头，A-X，就放心了。

他们一直坐到深夜。大路上黑漆漆的，真是连一只鸟都没有了。

他们早就忘记了这里是个车站，就像车站忘记了自己是个车站。胡孛说，不如我们就在这里住下来。他们就去车站后面废弃的建筑工地上找材料。那里有很多东西，砖头、盥洗盆、石棉瓦、木料、铝板、编织袋、钉子，榔头……大部分都还能用，被月光照得明晃晃。胡孛量了一下，车站右后侧还有块空地可用，这个位置还方便看到路上的车辆。胡孛说，你去敲一块月亮下来当镜子，大小要合适呵，把卷尺扔给李竺。到天亮的时候，他们的房子已经盖好了。靠着车站，两室一厅，还有厨房、洗手间和月光镜子。他们欢天喜地地住在里面，一边看着大路，等着下一趟车。

洛 克

洛克躺在纽约一家医院的钢丝床上，已经临终。

护士在他身上绑满了各种管子，这些可恶的家伙甚至插到他的嘴上，塞在他的肛门和尿道里。他现在只能听任摆布。村里的侍从、仆人可不会这么摆布他，他们喂马洗马，然后牵来，扶着他那时候就已经发福的身躯上马，领着他走向巍峨群山。他这一辈子挣了一大笔钱，医院对他特别尊敬，最好的药，红的、绿的、白的、紫的液体，甚至小便色的都用到了，可最终还是无济于事，他的身体就是派一辆起重机来也吊不起来了。他朝着死亡之云陷下去，一天比一天深，已经成了一块乌云，这块乌云可不轻，里面搅拌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塑料啦、金属啦、玻璃啦、管子啦、仪器啦……令他浑身难受。他再也不是《国家地理》杂志委派的那个走在中国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被七个持着长枪的保镖、挑夫、马伕簇拥着的使者。读者非常羡慕他这个形象，“晚饭过后，有许多事情要做，在一个小小的暗袋中换上新的胶片，采集的植物要上标签，当最终在营地的小行军床上舒展下筋骨时，非正式的好坏事接踵而来。光着脚的赶马的男孩说一匹骡子不见了，另一个人被开水烫中，第三个人发烧或头疼”，“夜幕降临了，我坐在帐篷前面，面对着藏民们称为夏诺多吉的巨大的山峦。此时云己去了，雷神的光彩显现在眼前，那是一座削去了尖顶的金字塔形的山峰，它的两翼伸展着宽阔的山脊，像一只巨型蝙蝠的翅膀”，“仙乃日峰这座山的形象是一个巨大宝座，好像是供活佛坐在上面沉思用的，真像是藏族神话中天神的椅子”，“在我面前的晴朗天空的衬托下，举世无双的央迈勇雪山耸立着，它是我见过的最美的雪山”。那会儿《国家地理》每期都会刊登他从丽江发回来的报道。植物啦、河流啦、山啦、熊啦，《国家地理》给他巨额旅费专门报道那个地区。诗人庞德也是他的崇拜者，庞德从他的文字中得到灵感，在《比萨诗章》中写下一些句子：

蒙蒙细雨，漂荡于河流，

冰冷的云层闪烁着火光。

黎明的霞光中大雨倾泻，

木楞房顶下灯笼摇。

……

流江水的石鼓旁

密藏着两件传世之宝。

……

当牡鹿喝足清清的山泉，

羊儿也装满龙胆草的嫩芽回来。

金发的护士长让那位肤色黝黑的护士注意盯着心电图仪，等着那根线彻底变平。他们得准确地记录下这个时间，这可是个大人物咧。

洛克此时早已不在这里，他们怎么摆布他他都不知道了。他回到了雪松村，正在杜鹃花丛里躺着，与亲爱的和青，一只鹰正在他们头顶盘旋。那一天他们骑马回到寨子的时候，和士光正坐在村口的石头上，还有几个老伙计。他们正在抽着烟草，指头熏得像黄铜一样。和士光问他，是不是要回纽约去了？什么时候走啊？那时候是一九四九年的八月。和老四看见和青一身的草，骂道，你这个小混蛋啊。和青赶紧走了。

雪山上的雪渐渐地滚下来，一铲一铲地覆盖着他，令他无比温暖。

他死了。医院早已为他请来了神父，神父划了个十字，说，他去天堂了。

马市口

竹批双耳峻

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

真堪托死生

——杜甫

马市口？出租车司机听说我要去，笑道，你是老昆明咯，现在没几个人知道这个地名咯。马市口现在一匹马也看不见了，连马的照片都看不见，满街的明星照。如果马出现，行人要去报警。从前这一带马很多。一到赶集日，马就来了，驮着柴、茶叶、盐巴、女人什么的。夜里这些马就和马锅头一起住在马店里。马锅头（赶马人）喜欢唱歌，马锅头在楼上唱，马匹在楼下黑漆漆的马厩一边嚼干草一边听着。有些马卸了货就不跟马锅头回去了，住在城里。城里到处可以看见马扬着屁股，傻呵呵地拉屎。垃圾车都是马拉的，早晚要出现两次，黎明和黄昏，马车夫坐在辕杠上，吊着两条腿，抽着个烟锅，穿着脏兮兮的长围裙，靠着后面的铁皮车兜。马车顺着大街，跑到点就一扯缰绳，呼哧喊一声，马就站住，各家就派人来倒垃圾。那匹马头戴着红色辔头，喷着白气，面朝朝阳，活像天神下凡。我有个朋友住在马市口一带，他父亲是高老将军。高老将军去五华山见龙云大帅，总是骑着一匹高头大马，一直走到龙云办公的光复楼前才飞腿下来，系马垂杨。后来，我父亲去五华山述职，也是骑一匹马，这匹马披着一身黑缎子，我父亲穿一身旧军装，打着绑腿。马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时候，骑在马上的男人英雄气十足，很是讨女子欢心，让人嫉妒。梅家的梅花正在小阁楼的窗口看一本书上的代数公式，忽然瞥见一个小军官骑着马走在街上，这位扎长辫子的高中生就看不下去了，爱情觉醒了。再后来马市取缔，马锅头就不来了。流散在城里的马匹躲躲藏藏了几年，最后都被清理了。有一两匹连夜潜逃，最后一串马蹄声某个深夜在黑暗的街道上滚过，它们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人们把马赶走。何止马，大地上的一切，春花秋月、鹅掌清波、风入四蹄轻、雄鸡一唱、黄鹂鸣翠柳、水果、河流、星辰、湖泊、梅花、蓝天、黑夜、小阁楼、画栋雕梁……统统赶走。甚至泥巴，现在城里连泥巴都很难见到了。我有个朋友的小孩从来没玩过泥巴，春游的时候发现泥巴好玩，大人阻挡不住，由他玩，结果两手过敏。“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信，首先是对大地的信，“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如果不信大地，中国就不会生出“道法自然”这种真理。中国过去的诗歌绘画，无不是大地之歌、大地的赞美诗。韩干画的马，就是为马神造像。杜甫写马：“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这就是信。马在韩干杜甫们笔下，不是交通工具、战车或者肉食，而是神祇。“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垂，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马的黄金时代，也是诗的黄金时代。真不知道人类是怎么想的，消灭了大地，赶走了马匹，人怎么安生、写诗？又何以安死？亚当夏娃的伊甸园，是造在大地之上。女娲造人，用的是泥巴而不是塑料。

司机听我说马市口，像是底片被显影似的，半天才反应过来。彼此相视而笑，他面善，那笑容的意思是我白坐这一趟也可以的。他不知道，有匹马一直跟着我。我少年时住在铁局巷里，某一天，一匹骏马出现了，它是跟着收集垃圾的老爹来的。从此，我每天都盼望着那串马蹄声。它一到，我就跑去摸它的耳朵，揪它脸上的毛，拍拍它的屁股，我们情投意合。所以，他们赶它走的时候它就逃来投奔我，我收留了它。它叫我骑士，它喜欢看三国演义和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它崇拜刘关张和堂吉诃德，爱着牧羊女马塞拉。我在书上读到，“厩焚，伤人乎”，不问马，难受了一个下午。无论我去哪里它都跟着我，它甚至出现在我的婚礼上，我将我的新娘抱到它的背上，春天的夜里，我们在高原上飞奔。我梦想着将来成为一个骑马的人，像我父亲那样骑。我第一次骑马是在郊区，乡村之马不是都灵之马，正在槐树下面沉思什么。好像一直等着似的，一见我，就笑吟吟地晃尾巴，我抬腿上去，它像轿子一样托起我就走，我像吕洞宾那样飘起来，一直飘到草甸子边上。

我写了一首诗：

在草地的边缘 我看见它

在铅青色的天空下 把草原

巨大而肥沃的躯体旋转

“辽阔” 如果面对大草原我不这么叫喊

我就只能闭嘴 像个哑巴

被某一场景的隐私弄得焦躁不安

辽阔的草原 为我拨开一支深远的牧歌

一根根质地柔韧的草 全部倒向远方

绿色导体 在往那边输送着巨额的光线

在那边 它们燃烧 进入辽阔

把那更伟大的纺织

骑着马 我驰向草原的腹地

我看见辽阔在退走 以马的速度

它骑着它的马 我骑着我的马

当我进入那火焰的中心

我发现草原的深处长满了草

由于很少人踩踏

这些草长得非常茂密

——《我看见草原的辽阔》

马市口有一家卖照相机的店，以前是国营的，叫做艳芳照相馆。我小时候就开着，以前我常去这个店里面冲胶卷。家搬出老城，就不去了。前不久最后几个胶卷用完了，找了好多家像影馆，都不冲胶卷，只接数码，新青年都崇拜技术进步。忽然想起这个店来，就找上门来碰碰运气。这是机会主义盛行的年代，做事一般都是“打一枪换个地方”，怎么都行，只要有钱赚。昨天还在卖皮鞋的店，今天卖烧饼，后天又卖地沟油……去年还是工程师，今年已成了广告公司的策划，后年又在当奔驰专卖店的导购……艳芳照相馆的小招牌上居然印着：冲洗黑白冲胶，二十五元一个。真是让人大喜过望。只是曾经冠冕堂皇位于一楼的宽大铺面搬到了二楼。鸦雀无声，似乎没人，就像一个古董店，吹着旧日的微风，所有东西都细细地蒙着一层灰。只有一盆兰花显得生命力十足，搁在一个角落里。还有许多从前城里多得不得了，现在都不见了踪影的尤物，蟋蟀啦、壁虎啦、蝙蝠啦，还有一只老鼠！玻璃柜子里摆着老式的照相机、脚架、相机包、镜头、胶卷……一只蔡司镜头，降了一半价还是卖不出去。我埋头朝镜头里瞅，里面躲着许多旧照片，就像一个防空洞，令人感伤。早二十年，这些进口机器可是趾高气扬，神气活现，令人趋之若鹜。定睛细看，才发现两个店员，东一个西一个，正低着头，藏在玻璃柜子中间的办公桌上埋着头玩手机，像是两只乌龟在荒凉的海滩上数着沙子。有匹马在某道门后面探了一下脸，喷口气，不见了。那不是乌鸦的钟么？我看见靠墙的玻璃柜子里摆着一只卡西欧闹钟，就招呼店员，其中一位就慢吞吞地走过来，骑着一匹马，露齿而笑。那是个老同志，穿着灰夹克，手臂上戴着两只蓝布袖套，问我要哪样。卡西欧？啊，我们卖了四十年了，是最后一个，已经两年没进货了。好东西哪，原来卖四百多，现在只要二百六。他取来钥匙，小心翼翼地打开柜子，动作庄重，取重器似的，似乎这只钟比它的实际售价要贵很多。装上电池，“瞧瞧，实木的”；“声音也不刺，你听听，可不会吓你一跳”；“不想闹的话，把这里关了”；“一定要用南孚，这种电池不会漏电”；“留好这个单子，保修期是两年呢”；“说明书我帮你塞在这里，你好找”。他将那张印着日文和中文的说明书叠回去，塞在纸盒边的缝隙里。他摆弄这个钟，就像在伺候一头小兽。我觉得他不大想把这只钟卖给我，依依不舍，他也喜欢它，宁愿它永远待在那个亮晶晶的橱窗里。他唠唠叨叨的这些话像是在对它发表告别演说。他有点老了，但还没有老到可以退休。这个工作显然挣不到多少钱，只是温饱而已。我想我遇到了一个一生的“大志”只是想当一个店员的人。卡夫卡式的家伙，胸无大志。一匹马只是想当一匹马，连骏马都不想当。“上午德法战争，下午游泳”。他给我一种信任感，我不知道这个钟准不准，但他待人接物的态度令我信任，因此也信任这个钟，它会准的，就像卡夫卡开的保险单。乘老店员去找塑料袋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洗手间，抬头看见小便池的墙上贴着一张宣纸，上面用毛笔字写着：骑着冲，莫当漏嘴。我觉得是他的手笔，有力道，应该学过爨宝子碑。

那匹马站在他旁边，灰朴朴的，偶尔歪头舔他的袖子。这是一匹灰白色的云南矮种马，从前马帮都是用这种马，厚嘴唇，黄生生的牙齿，眼球浑浊，粗粗地喘着气，脊背光滑。我说，我本来是来冲胶卷的，没想到又买了个钟。老店员说，你不要么？可以退的。我笑道，退不回去了。老店员问，你用什么卷？伊尔福。哦，英国货。正好，冲胶卷，我们是最后一家。伊尔福还剩着三个，四百度，你要不要？怕是城里最后三个了，十块钱一个，以前卖五十呢。我也要了，又将要冲的胶卷递给他。他取出单子来写，还是那种印着浅绿色格子的单子，顶头印着铅字排版的宋体字“艳芳照相馆”，纸面已经有点儿发黄，大概从前印太多了。然后他停住圆珠笔说，“下星期来取。”“哪天？”“随便哪天，五点关门。”他把胶卷递给那匹马，它用嘴接过去，一瘸一瘸地退回暗室去了。

我拎着钟回到街上，外面还是像马市一样热闹，汽车、人声、骂骂咧咧的公交车站，小贩举着喇叭吆喝着。看不见一匹马，马厩在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