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3年4月16日，“新时代文学：源流、经验与新变”论坛在沈阳召开，来自全国的70余位作家、评论家共聚一堂，热烈探讨了新时代文学发展的源流传统、新经验与新趋势等相关话题，从文学创作、文艺批评、理论建构等角度，对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理念在文学方面的呈现，进行了实践经验与发展趋向上的阐释与梳理。现将本次论坛的精要发言内容归纳在“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发展与流变”“新时代多元格局下文学发展新经验与新趋势”“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与新东北文艺发展”三个主题之下，期待通过作家、评论家们富有学理性与创见性的探讨争鸣，为新时代文学发展把脉建言。

一

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发展与流变

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以来，经过百年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历史脉络，如何面对这个传统，如何解读这个历史脉络，成为当下文学发展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话题。对于中国新文学传统的认知，与会评论家从各自的研究角度给出了他们的思考。吉林大学资深教授张福贵首先提到，新文学传统的问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直到今天，创新发展话题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学术范畴，成为社会政治架构下的一个热点问题。这就要求当代文学界进行文化反思。传统是一个流动变化的文化符号体系，它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不同的文化表征。传统最有价值之处就是它始终处在一个不断吸纳融汇的过程中。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王晴飞也说到了传统在创造的过程中，不断激活已有的，也不断创造出新的内容。而这种不断变化整合的传统，正契合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与欲望结构。

苏州大学教授季进用海外研究视野反观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发展，提出夏济安、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海外学人的研究，构成了英语世界对中国新文学传统的一个言说体系。这个言说体系是各种力量、因素综合之下的一个结果，也是海外学界对中国新文学传统话语的一种建构。这种建构是在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背景下逐步形成的。讨论新文学传统的发展与流变时，如能把内外两种言说体系都关注到，很多问题便可看得更为清楚、全面和深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辉提到中国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与传播，包括在翻译作品的选择、策略等方面所进行的改造，其实也是在创造中国文学传统。中国文学传统应该是一个开放式的、创造性的、变化融汇的、不断吸纳与创新的体系。西南交通大学教授余夏云就中国文学的海外译介问题表达了看法，他认为一定要正面建构和传播中国新文学形象，在满足外国读者需要的同时也要有我们的立场，只有这样，中国新文学在海外的翻译传播效果才会更显著。

面对如何把握新文学传统的流变，主要产生了以下几种思路。

第一个是以史为中心。如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提到，他们的研究团队一直在做百年新诗学案研究，用“论从史出”这种方式进行百年新诗的材料挖掘与解析，同时提出一种研究态度，就是要拒绝遗忘。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教授张立群也提到了这种史料挖掘的研究价值和阐释之间的关系。这种史料研究如果没有研究态度的指导，可能会被史料所淹没，甚至这个阐释本身就会成为材料的堆砌，这是需要提防的。

第二个是要以理论建构为中心，重新认识当下与历史。对于文学时期的边界问题，山西师范大学教授王春林提到“陕军东征”这样一个文学事件对于文学时期界定的标志性意义。他将“陕军东征”的1993年一直到当下的文学称为“新世纪文学”，这种划分正好暗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转型期的大时代背景。“新世纪文学”可以理解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文学存在，是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的一个标志性的分水岭。诗评家陈仲义专门讲到多学科化发展的新增长点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理论阐释，不要过度阐释，要找到阐释的方式。对诗歌的细读方面，他做了很好的实践示范与理论探索。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于小植进行了中国本土化理论建构的思考。她发现在中国传统文论里找不到能够阐释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理论工具。中国当代文学想要发展，必须进行属于自己的理论建构，以中国的理论视野阐释中国故事和中国问题。她提出“文化冲和说”并与西方的“文明冲突论”“文化多元主义”进行比较，自觉进行理论建构的尝试。

第三个就是以实践为中心。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教授张志忠提到，五四到当下的新文学不仅是一个时间长度，更是一个探索、积累、发展、辨析、融合的过程，其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当下的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同步互动，以及传统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融合。通过这种同步与融合发展，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传统、梳理现实，而不是机械地划分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等。比如西方文学中常说的“宽恕与救赎”主题，在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里都有深刻的体现，也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精神中的一部分。《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提到了青年写作的问题，他将其放到了百年新文学传统的发展与流变当中来对待。他认为某些异质性的、逃逸性的、分离性的、去中心化的青年文学力量正在悄悄崛起，他们在继承了某种反叛性、创造性传统的同时，也从不断冲击边界的隐秘而沉潜的自我之中，锻造出了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新方法、新传统。应该正视青年写作的两面性，既不回避他们产生的问题，又尊重并有能力发现其方法，为全面客观地理解和感知时下的青年写作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和思路。

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在本组讨论评议阶段指出，面对传统这一概念，首先要保持开放的态度，传统的流变是说传统应该具有开放的、创造性的、融汇吸纳的特质。其次是如何把握传统的变化，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已经通过实践，从各个角度与层面应对着、诠释着这种传统的新变化。第三个是不要迷信变化，不要把变化神圣化，变化的背后也存在着很多需要警觉、需要探索的问题。比如，文学边界的盲目扩大化，对文学史料不加择取的挖掘，对作家作品不加判断的大而全的收录。要警惕“所有新的写作都是现代写作”这一提法，一些看起来是新样式的文学，其价值观有可能是陈旧腐朽的。还有，要警惕“青春消失”这一隐性的却也是时代性的问题。

二

新时代多元格局下文学发展新经验与新趋势

在这一组的讨论中，与会学者将中国与世界、南方与北方、虚幻与现实、人与人工智能等关系问题，放置在多元格局里去探讨分析，呈现出新时代文学所面临的新趋势和新问题。大家对于现实与灵魂、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进行了回溯与展望，并进行新的反思追问。这种种讨论可以集中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关于现实与历史的书写以及灵魂与心理的回应和对照问题。作家李洱提出中国的传统叙事往往局限于现实和历史的书写，中国作家对生活过分地热衷，以至于忽略了对灵魂与心灵的观照。他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如史铁生等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突破，而像艾伟的《镜中》这种写作，已基本上溢出了人们所熟知的新文学、新时代的传统，并对这种传统的不断拓宽进行了尝试。作家刘亮程也提出了他对文学的纯粹性理解，即回到文学内部，倾听内心的声音。作家艾伟谈到文学写作对于灵魂和内心的呼应，以及如何打破对现实和历史的迷恋。他认为当代文学创作不要轻易被某些宏大的、概括性的东西所固化，要开创出新的维度和新的尺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军回到现实和历史中讨论文学写作的问题，他提出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是文学永恒的本质，如果能在小说中既体现出很高的人道主义的精神，又体现出勇敢的现实主义态度，文学的新经验、新趋势就有可能被创造出来。作家孙惠芬谈及作家创作时内心隐秘世界的想象力与文学表现力的问题，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将内心世界的宽广充分展现出来。作家津子围谈了新世纪以来文学书写中的“平民视角”文学现象，他认为这其中包含着新时代文学呈现出的一些新质素。作家刘庆从当下文学阅读人群锐减的现象出发，提出文学参与现实、回应现实、反映心灵的时代难题。作家李轻松谈了文学作用于人的内心，将隐秘的精神世界向外界敞开的巨大联通作用。

第二是边界的局限以及开放的可能性问题。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王侃从中外文学作品比较的视角出发，讨论了文学传统及文学的疆界问题，提出要结合新时代文学发展的实践情况，对传统的比较文学尺度的一些弊端进行反思和清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许金龙从中日作家创作的对比中讨论当代文学的创作问题。他认为文学的首要任务是要表现出确信人类社会是从黑暗向光明前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中国作家莫言，还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他们的文学所描述的尽管多见绝望和黑暗，但想传达出的是对希望的呼唤和对光明的向往。暨南大学教授贺仲明谈了对地方性写作局限的看法。他认为一些作家追求地方性写作，包含着对独立精神的追求，但文学应该有更宽容的精神和更广泛的关怀，要警惕有可能出现的对地方性写作的窄化和固化，不要从全球性的极端走向陷于地方区域的另一个极端。《南方文坛》副主编曾攀谈到近年新南方写作这种地方性文学书写，在尝试打开地方格局，寻求新的区域间的联系，进而寻求跟世界更多对话的可能性。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陈培浩就文学传统的新旧概念的界定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新与旧不能仅从主观感受、时间发展来界定，概念的界定有一种是面向历史的，这是文学史研究的范畴，是存量的概念；还有一种是面向未来的，如对“新南方写作”“新东北作家群”的界定，是朝向还没展开或正在展开的事物，是一种可能性的概念，是增量的概念。这种面向未来的概念的敞开与不确定性正符合当下文学发展变动的格局。

第三是文化的传统与文学的趋势的问题。关于文化的传统，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徐兆寿提到要回到文学的本质，回到文学的正义，如何从传统重新出发去回应当下的命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何言宏谈到社会变革的三个时代，一个是中国自晚清进入现代时的大变革，一个是全球化的大变革，还有一个是从地理时代进入人类式时代的大变革。面对这样的大变革，人应该重新以心作为方法，积蓄和激活一种话语方式，来思考和写作，进行有灵魂的写作和有灵魂的文学研究，通过文学内在的力量，通过人文主义的关切回应当下的危机。暨南大学教授赵普光回应了文学与灵魂的问题，他认为文学要通过赐予物以灵魂的方式，通过痛感融通出新的文学面貌。

第四是人所面临的当下新危机的问题。比如人工智能的危机，人与机器的关系，如何抵御来自不确定元素的对于人本身以及文学本身的侵蚀等。暨南大学教授申霞艳提出，在人工智能的崭新时代里，人和机器的关系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以机器为代表的虚拟世界介入文学、影响文学，同时娱乐化也深刻地影响了文学。要警惕配方化、经验化的创意写作模式对文学创造力的侵害，也要警惕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检索系统对人的独立精神世界的侵害。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在本组讨论评议阶段指出，所谓文学的多元格局，一个是“打开”和“看到”，是一种开放的状态；一个是反思的能力，创作者和研究者只有不断反思和清理，才能创造出更多新质，呈现多元发展的状态；第三个是交流与共鸣，创作者与研究者自身内部或互相之间不断的交流与激发，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与共鸣，能够促进文学多元格局的形成与壮大。本组讨论主持人、山东省作协主席黄发有对参与讨论的作家、评论家的反思意识与敏锐的问题意识给予了评价与肯定。

三

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与新东北文艺发展

新时代文学在时空上具有两重内涵：从时间上说，新时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历史脉络中的一个标志性阶段；从空间上说，新时代文学是不同地域文学的汇合。那么在这种汇合中间，新东北文艺的发展便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关于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与新东北文艺发展的讨论，主要围绕这两点展开。

与会者对中国当代文学做了一些本质性的思考。本组讨论主持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认为，社会主义文艺一直沿着延安文艺道路的要求，构建社会主义的文化空间、社会主义的文艺价值观，这是社会主义文艺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近年东北文艺快速崛起，在理论上讲就是一种在地性的表现。在地性是在全球化时代，讲求地方经验、地方性知识。东北地域的经验是独特的，其丰富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经验应该能够出现划时代意义的大作品，但仍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大先提出，人民文艺的核心问题就是人民主体性的建立。东北文艺是贯彻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十分透彻的一个典型案例。东北地域早先受华夏中心文化像儒家文化的影响不深，东北的通俗文艺、民间曲艺起步得更早，发展得更深入，并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严肃文学的创作成就。在社会主义文艺脉络绵延不绝的背景条件下，东北文艺的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福民认为，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直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基本精神。东北问题是中国的核心问题之一，面对历史的荣耀和历史的负担，厘清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实践在东北的历史中所呈现的不同内涵，才能够谈清楚新东北文艺，东北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的文艺实践是种同构关系。近些年，一批东北作家带来了不同的审美面貌与审美倾向，新东北文艺在此基础上必将得到长足的发展。《小说选刊》副主编李云雷对新时期文学与新时代文学的核心特征进行了说明，他认为新时期文学是以人或者以精英的人为中心的创作。新时代文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学的主题创作特征明显，而主题创作要警惕只有主题没有文学的问题。辽宁省文联副主席林喦从概念厘定上提出，要界定清楚是“新”东北文艺，还是“新东北”文艺，这个逻辑关系决定着整个研究的方向问题。今天在新的历史环境、新的发展机遇下，探究东北的文学发展，具有使命意义。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卓今，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前提下新时代乡土文学的观念重构、审美重构、写作方法重构的问题。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玉杰从中外文学经典，尤其是中国红色经典文艺作品中主人公的阅读史、共产党员形象入手，分析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人物形象与特征。

关于新东北文艺的发展，与会者给予了高度肯定，对东北文学的前景充满着期待，同时也具有冷静的反思，强调要多关注新东北文艺存在的问题。吉林大学教授张丛皞提出，新东北文艺创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铁西三剑客”“新东北作家群”这些界定与命名，一段时间之后能不能沉淀为文学史的一个共识性的概念，是值得思考的。从文学资源上来讲，“新东北作家群”跟已有的东北文学已没有太大关系，他们受之前东北文学的影响非常有限。“铁西三剑客”更多是受先锋文学、域外文学的影响。那么，基于这种作家的选择，还能不能将其冠以“新东北作家群”的称号，他们的创作能否形成一种新的美学原则，需要用学理的眼光去审视，不能过度放大，需要时间检验。暨南大学教授白杨认为，从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来看，东北地区的文学具有一条文学谱系式的线索。从现代文学的“东北作家群”到当下的“新东北作家群”，作家的情感特征和他们对底层社会现实的书写，具有一种文学的赓续和新变的历史特点。不能把新东北文艺当作一个本质化的概念来理解。东北文学具有三张面孔：有民间的写作，有知识分子的写作，还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写作。新东北文艺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学，除了工业题材，它还有乡土题材，还有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的内容。谈新东北文艺的时候，应该注意它内在的差异性。河南师范大学教授杨丹丹指出，东北文学的发展跟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可以说东北独特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生成了东北文学的独特性。在这个进程里，东北文学一直在处理三种关系：殖民的东北和现代的东北、社会主义的东北和资本主义的东北、计划经济的东北和市场经济的东北。这三种关系的复杂性给东北文学提出了一个难度。东北作家希望从东北的地域文化、历史辉煌里寻找特殊的精神资源和思想资源来突破这种现实。比如以东北的野性文化张扬生命的爆发力，比如退回到东北社会主义建设辉煌时期的历史中，以寻求共情，但这种共情式书写往往稍纵即逝。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方岩认为，思潮论与方法论和文学实际情境是有冲突的。思潮论会导致一种僵化观念的形成。比如对“铁西三剑客”的命名与强化，最后就将其窄化成东北文艺的核心了。其实除了“铁西三剑客”之外，辽宁这些年还出现了很多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东北作家，他们不一定具有东北性，但是他们的存在反而呈现了所谓东北文艺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应该抛开思潮论这种对思维产生屏蔽和同化的观念，进入具体的作品，才能对东北文艺的问题及其与周遭世界的关系阐释得更清楚。吉林大学教授李振强调，不论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还是新东北文艺发展，都不能忽视语言问题，任何文学的设计从根本上都要从语言上去想办法，通过语言呈现文学作品的魅力。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副教授赵坤讨论了文学与个体的关系问题，她认为在面对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这样一种强大主流观念的召唤时，就作家个体而言，怎样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来是非常重要的。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周珉佳认为东北文艺发展有时是自己设置了限制，从而止步不前，这就导致新东北文艺的建设前路不明。如果换一种思维逆向看待这个问题，从内向外看可能会比从外向内看寻找到更多的可能性。吉林大学在站博士后周鹏从乡土小说角度，探讨了东北乡土小说的发展、演进及时效性问题。他认为当下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最突出的特色就是乡村振兴题材创作的勃兴，如何让这类作品的叙事逻辑更加自洽，是应该注意的问题。

讨论新东北文艺不能忽略对大众文化、通俗文艺、民间文艺、新媒体的特别关注，对于严肃文学和民间文学、大众文化、通俗文学应该怎样融合借鉴，与会者也提出了不同观点。沈阳师范大学副教授张维阳提出，“东北文艺复兴”这一概念背后的文化现象是大众文化与文艺的合作、共谋，是一种互渗。近些年，东北的大众文化显示出了关注社会现实的一面，这应该成为研究此问题学者密切关注的话题。《中国出版传媒商报》阅读中心负责人张中江，从传媒角度分析了传统文学传播方式对东北文艺发展的深刻影响与改造。辽宁省期刊协会会长张启智认为，讨论东北文艺要解决好雅和俗、远和近、长和短的问题，应多书写当下东北的现象，尽量以短小的篇幅书写，以适应当下新的阅读习惯。《鸭绿江》执行主编陈昌平认为，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验具有不确定性，在这种不确定的过程中，文学期刊要具有探索精神。《社会科学辑刊》主编李学成，从期刊的传播与激励对东北文艺发展的推动与责任角度，谈了他的看法和做法。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在本组讨论评议阶段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是在探索和实践中不断形成的新经验和新教训。当代中国具有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并置的新特征，在这一背景下，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内涵应当进行新的阐释。例如，新乡土写作将不仅仅是题材问题，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种文学诉求。对于新东北文艺问题，贺绍俊认为，不应对新东北文艺做本质化、固化的界定，不要局限于地域性，新东北文艺应该是一种开放的、面向未来的文艺形态；面对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与新东北文艺发展这样的宏大话题，不应生硬地将作家归类，不能用进化论的方法来描述复杂的文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