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之一：流 言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日，郁达夫开始写他的《闽游日记》，日记里，他如实记录，他是和王映霞吵着架离开杭州的，原因是王映霞想催郁达夫早一点去福州。

郁达夫并不是不想去福州，是因为他还有几篇稿子的任务没有完成。

事情是一九三六年的一月十五日，福建的陈仪给郁达夫写了一封信，问他愿不愿意去福建旅行一下，或者在那里找份适合他的工作。

陈仪和鲁迅关系极好，也是鲁迅认识的人中做官做得较大的，是福建省政府的主席，相当于现在的省长。

郁达夫接到陈仪的邀请的时候，正在忙着接待罗贡华、戴笠和钱大均。罗贡华是郁达夫留日时的同学，而当时罗贡华是蒋介石的秘书。

一直到蒋介石离开杭州，郁达夫才回复了陈仪的信，说是过了春节后便南行去福建。然而过了年之后，郁达夫还有一些稿件没有完成，所以一直拖着。王映霞大抵是了解郁达夫的脾气，觉得这些年来，他越来越喜欢这种稳定而安静的生活，不喜欢漂泊了，所以，他略有一些抵触，如果不逼着他出门，郁达夫可能还要再拖一阵子。

王映霞决定亲自送郁达夫出门，她想送郁达夫到上海，顺便看着他亲自上船。

虽然郁达夫最后同意了王映霞的意见，立即动身去福建，但是他不想王映霞像押解犯人一样去送他。他拒绝王映霞送行，所以才吵了架。

王映霞在她的自传里也写到了这一点，她写得更细节：“一九三六年二月上旬，旧历是正月十二，我为郁达夫准备好川资行装等，郁达夫预备乘早车到上海，然后再换船南行。他的脾气和作风我是想得到的。为了他这次出门，我们曾争论过一些时候。这还是移居杭州后的第一次。他临行的前一晚，我提出了打算陪他到上海，亲自送他上靖安轮船的要求，因为我怕他到了上海之后，若不马上上船的话，则他身边这一点仅有的旅费将必然会无计划地用完。但他对于我的提议却不同意。他认为我匆忙间的一趟来去，劳神又伤财。双方的出发点都不坏，但是闹却闹了一夜，争执了一夜。谁也不让谁，大家坐到天明。看看开车的时间将到，才让他一个人走。”

那时的郁达夫在中国影响极大，福建的报纸报道了郁达夫抵达福州的消息，半天之内，便有三十九个人去拜访了郁达夫。

一九三六年二月四日到达福州，二月六日，陈仪见了郁达夫，告诉他想让他做福建省政府的参议，月薪三百元。

郁达夫在福州，和鲁迅在厦门一样，过足了名人的瘾。演讲，吃饭，签名，写条幅。然而，钱依然是不够用的。日记里，二月九日的时候，还借了一个朋友的钱。

一九三六年的郁达夫是深爱着王映霞的，这一点从二月二十八日的日记或者可以看到证据：“午前在家，复见了几班来客，更为写字题诗五幅。接到睡在杭州寄来之包裹，即作覆信一。……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在郁达夫想念王映霞的时候，在回信里自然表达了对王映霞的思念。王映霞，为人倒也单纯，所以收到信以后，就想去福州看望郁达夫。

那时节，郁达夫对王映霞是无比信任的，所以，他觉得过不久，他可能要回杭州，所以，不赞同王映霞此时过来。

三月五日的日记里，他这样写：“昨晚在东街喝得微醉，接到了一封霞的航空信，说她马上来福州了；即去打了一个电报，止住她来。因这事半夜不睡，犹如出发之前的一夜。今晨早起，更为此事而不快了半天；本来想去省府办一点事，但终不果，就因她的要来，而变成消极，打算马上辞职，仍回杭州去。”

第二天又打了一个电报，仍然是不让王映霞来。

第三天还在埋怨王映霞因为想来福州，让他没有心思完成一篇文章，从而少挣了五十元的稿酬。他在日记里这样埋怨王映霞“女子太能干，有时也会成祸水。”

这个时候，郁达夫不知为什么，不愿意王映霞前来，可能更多的原因在于经济上。

而王映霞想去福州的原因，是想给他的弟弟双庆找份工作。果然过了不久，双庆便到了福州。郁达夫为双庆的事情忙活了两天以后，终于在三月十八日有了眉目，双庆可以到福建省银行做助理员，月薪十五元，膳宿费十二元，一个月可以拿二十七元。

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郁达夫在日记里写他痛苦的主要原因是不能和王映霞天天见面。四月二日，郁达夫给王映霞写信，说福建财政困难，连续三个月发不出工资了。

四月十四日的日记里写道：“近来身体不佳，时思杭州之霞与小儿女！‘身多疾病思田里’，古人的诗实在有见地之至。”

这是他又一次想念王映霞。

四月二十日，他们的风雨茅庐已经彻底建好了，郁达夫决定回杭州看一下，所以，在四月二十日坐船返回杭州。在这一天的日记里，郁达夫是欢喜的：“三月不见霞君，此行又如初恋时期，上杭州和她相会时的情形一样，心里颇感得许多牢落也。”

而此时王映霞正怀着他们的第五个孩子郁荀。

王映霞在她的自传里写到了这个孩子，她是这样写的：“一九三六年中秋节前两天，我在杭州分娩，这是我们的第五个孩子。郁达夫得到消息后来电报，说取名叫‘荀’，小名建春。这孩子生下地来就体格健壮，食量大极。在杭州找不到适当的奶妈，亏得富阳郁达夫的老母亲，替我们找了一个，叫人送到杭州。顺便还送来一盒东北的人参，说是叫我在产后服用的。”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郁达夫带着秘密接郭沫若回国的任务到了日本。在表面上，他是应日本的社团和学校邀请去的，还有一个任务，是顺便替福建省政府买一台印刷机。

关于这一次的日本之行，小田岳夫专门写过一篇《关于郁达夫的回忆》，因为是小田岳夫去车站接的郁达夫。

小田岳夫在《郁达夫传》里专门写到了这一次郁达夫到日本时的一个细节，十分重要，简直可以当作一个评价郁达夫对王映霞感情的标准。那便是小田岳夫问郁达夫到东京以后没有逛过妓院吗？小田岳夫是这样写郁达夫的回答的：“他犹豫了一下没有马上回答，脸上马上露出微微的苦笑，后来才似自言自语地说：‘不行啊，内人不答应……’。”

这是一九三六年岁末，郁达夫与王映霞已经结婚近十年，且生育了五个孩子。从感情上来说，郁达夫是忠贞的。这几乎是一种十分投入的爱情，才可以持续这么久。

小田岳夫自己很后悔问他这么尴尬的问题，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我非常叹服他对映霞那忠贞不渝的纯真爱情。我后悔莫及，真不该说出这样的肮脏话来。”

小田岳夫的这一段回忆太重要了，这至少是郁达夫爱王映霞的一个诚实可信的证据，一个浪子，他竟然能做到，在婚姻十年的时候，还守着当初对妻子的承诺。

一九三七年的四月底，郁达夫从福州回杭州几天，主要是为了搬家至风雨茅庐。因为当时孙百刚也在杭州，所以，郁达夫回来的时候常和孙百刚见面。孙百刚听王映霞说，建房子之前，郁达夫如何迷信风水之说，便也说起他的一位表叔，叫朱似愚，在杭州的中国银行做事，很是擅长看命相之术，只是平时不肯出面帮人。郁达夫一听便有了兴趣，一定要让孙百刚请这位表叔一起吃饭聊聊。

孙百刚推脱不了，便答应了郁达夫，在一个周日见了面。

吃过饭以后，这位表叔朱似愚让郁达夫朝着窗口坐定，他在旁边仔细地看着郁达夫的面相，搞得王映霞和孙百刚家的新夫人纪瑞大气都不敢出。

又问了郁达夫的生辰八字和郁达夫正在交的运数。郁达夫说，他的生辰八字是丙申，庚子，甲午，甲子。交的是甲木运。

这位表叔便慢悠悠地对郁达夫说：“以前的事，我想不用多说，你在甲运以前，一直都还不错，不过也是镜花水月，虚而不实。以后的运却要相当注意。三五年内，波折不少。假使能自己生场大病，或者家人有点疾病，那算是幸运了。但命相之说并非一成不变。修心可以补相，居易足以俟命。先生你是通达之人，用不着多说。总之，今后数年中，凡事小心在意，能不出门最好莫远行，能忍耐受气，切莫发火暴躁。你和我这位表侄是多年至好，所以我也不揣冒昧，交浅言重了。”

王映霞本来想着郁达夫先看，自己再求这位表叔也看一下的，看他说话如此不吉祥，所以两夫妻没有说多久便回家了。

孙百刚等郁达夫和王映霞走了以后，问他的这位表叔说，他们可是刚刚建好了风雨茅庐，郁达夫又刚得了好的差事，夫妻算是幸福恩爱，不会有这么不好的命运吧。

哪知他的那位表叔说：“我哪敢当面对他直言，只不过略略讽示一二而已。老实说，要我完全违背相法命理，作违心之论，阿谀之言，那是不可以的。其实我也阅人不少，今天看到这位郁先生的命相，也算是一桩巧事。总而言之，他的命相刚到目下为止，从今以后或许要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倘若自己性命能够逃出，那是祖宗的阴德了。”

然而，不论如何，这一次的算命影响到了郁达夫的心情，这一年岁末的时候，郁达夫在福州王天君殿里，也抽了一个签。签诗的意思也是坏的，四句诗被郁达夫直接写进了《毁家诗纪》里，如下：“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

郁达夫的日记不全，已经无法考证他是具体哪一天听到了谁带给他的所谓王映霞出轨的谣言。一开始他是不信的。

谣言起于什么呢，在郁达夫的《毁家诗纪》的注释里，第二首诗的注释，便提到了王映霞行为不检的谣言。第二首诗的注释是这样的：“这一年冬天，因受日本各社团和学校之聘，去东京演讲。一月后，绕道至台湾，忽传西安事变起，匆匆返国，已交岁暮。到福建后，去电促映霞来闽同居。宅系光禄坊刘氏旧筑，实即黄莘田十砚斋东邻。映霞来闽后，亦别无异状，住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以不惯，仍返杭州。在这中间，亦时闻伊有形迹不检之谣，然我终不信。入秋后，因友人郭沫若君返国，我去上海相见，顺道返杭州，映霞始告以许绍棣夫人因久病难愈，许君为爱护情深，曾乞医生为之打针，使得无疾而终，早离苦海。”

这一段注释像日记一样，写得详细而清晰。王映霞一九三六年的八月生了他们的第五个孩子。而一九三七年三月王映霞带着次子郁云到了福州，住到了五月回杭州。郁达夫的注释里说的是，住得不习惯而回杭州。这一点上，郁达夫有些情绪，事实上并非住不习惯，而是当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郁达夫让王映霞回杭州照顾好家庭的。

如果我们都看过小田岳夫的那篇传记，一九三六年底郁达夫去日本，开讲座，买印刷机，顺便秘密地想要郭沫若回国。当时他是公费出差，如果不是怀揣着对王映霞的一份真挚的爱，那么，依郁达夫的本性，一定会去逛妓院的。然而，他没有，不但没有，还在小田岳夫邀请他的时候拒绝了，理由是内人不许。

这个时候的郁达夫丝毫没有污蔑和诋毁他们婚姻的意味。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海沦陷后，整个浙江和上海的官僚们都在逃亡。王映霞带着孩子逃到了富阳。郁达夫回到杭州场官弄发现家里没有人，很生气。

郁达夫在他的《毁家诗纪》第三首诗的注释里直接写清楚了王映霞与许绍棣的关系，他是这样写的：“‘八一三’战事，继‘七七’而起，我因阻于海道，便自陆路入闽，于中元后一夜到严州。一路晓风残月，行旅之苦，为从来所未历。到闽后，欲令映霞避居富阳，于富春江南岸亲戚家赁得一屋。然住不满两月，映霞即告以生活太苦，便随许君绍棣上金华丽水去同居了，其间曲折，我实不知。只时闻自浙江来人言，谓许厅长新借得一夫人，倒很快乐，我亦只以一笑付之。盖我亦深知许厅长为我的好友，又为浙江省教育界的领袖，料他乘人之危、占人之妻等事，决不会做。况且，日寇在各地之奸淫掳掠，日日见诸报上，断定在我们自己的抗战阵营里，当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人之情感，终非理智所能制服，利令智昏，欲自然亦能掩智。所以，我于接到映霞和许君同居信后，虽屡次电促伊来闽，伊终不应。”

郁达夫的这个注释，也有可能只是他个人的理解。比如，屡次电促，那时候，战争进行中，邮电是不是也在崩溃中。

王映霞逃至富阳，之后又去了丽水。

孙百刚在《郁达夫外传》里，也提到了，他在王映霞富阳的住处，借宿了一个晚上，那天晚上，他将他即将到达的地址告诉了王映霞，让她将来有一天，如果有需要再次躲避，可以去找她。

王映霞将孙百刚的地址记下来以后，突然拿出了几封许绍棣写给她的信，让孙百刚看。孙百刚在《郁达夫外传》里这样写道：“映霞突然拿出一束信来给我看。在暗淡的灯光下，我抽读了两三封。原来都是许绍棣（当时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写给她的信。信中内容，非常平淡，大致说些战事的发展、前途的推测、杭州的空袭、机关的疏散等等。我对信中的话，当然不感兴趣。关于许绍棣和映霞的情况，我在杭州并不知道。记得曾有人问过我，我回答说不知道。后来那位问的人又说了很多的话，我也曾替映霞辩解过。我说：许绍棣我不熟悉，不便置论。关于映霞，我知道她一向对男女交际，落落大方，不拘形迹，也许因为彼此来往密些，言语随便些，因而引起了一些流言蜚语。这些，事后我当然不便开口去问映霞，我向来不喜欢刺探别人的隐事，更何况是男女间的事。所以，一直置之脑后，不闻不问。直到那时映霞拿出许绍棣的信给我看时，我想这倒是绝好机会，不可错过。许绍棣负一省教育行政之责，当此国难临头之际，何以会有如此闲情逸致，对一个朋友的夫人，写这种娓娓清谈、叙话家常的信。同时，我还想将上次在杭州听到的那些话告诉她。不料，我正要开口问她时，听到外面一阵异样的叫嚣扰动声。映霞三脚两步跑到窗口向外一望，大声喊：啊呀，不好了，火起！”

孙百刚没有机会问那些流言是不是真的，但是，他写了两件事情，第一，在富阳避难的时候，王映霞，已经和许绍棣通了许多封信，而不是像她的自传里所说的，是认识郁达夫的朋友李立民，李立民托郁达夫带他的长女李家应去汉口，这个时候，李家应说起了她的同学孙多慈未婚，她求王映霞给李多慈介绍一个对象，才和许绍棣通信的。

王映霞在她的自传中，专门写了他是如何从富阳到浙江丽水的。是因为在富阳街头遇到了程远帆，程远帆夫妇与郁达夫也是熟悉的，所以，程远帆建议王映霞将行李运到富阳城，他们开车去金华的时候，专门到富阳来接上她。

当然，郁达夫与程远帆是熟悉的，交情是不是到了专门开着车子接上王映霞一家到丽水去避难的程度呢？而且，这前前后后，郁达夫并没有委托他帮助。

最重要的是，他们到了丽水以后，居住的地方，正好和许绍棣住在同一栋楼上。

在多年以后的今天，读起来，无论如何，也有些像小说了，因为有太多的巧合。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郁达夫，自从到福州的天王殿里求了一个下下签之后，心情十分沮丧。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改组，将总司令部训政处扩大为政治部，由当时的湖北省主席陈诚兼任部长，政治部下设三厅，第三厅负责宣传，由郭沫若担任厅长。第三厅下面又设了三个处，而郁达夫被任命为第七处的处长。

郁达夫在从福州赶往武汉的路上，先到丽水去接王映霞和三个孩子。

可是，郁达夫到达丽水的第一个晚上，王映霞拒绝和他同房。第二天，王映霞仍然拒绝，告诉郁达夫她来了月事。第三天的时候，许绍棣从金华回到了丽水，下午的时候要去碧湖，王映霞突然决定坐车去碧湖，并在碧湖过了一夜。

郁达夫《毁家诗纪》第四首的注释里写到这些细节，他还感慨说：“我这才想到了人言之啧啧，想到了我自己的糊涂，于是就请她自决，或随我去武汉，或跟许君永久同居下去。在这中间，映霞亦似曾与许君交涉了很久，许君似不肯正式行结婚手续，所以过了两天，映霞终于挥泪别了许君，和我一同上了武汉。”

不同房这样的隐私，一般人是不会写出来的。然而，郁达夫写出来，一般人都是会相信的。因为他是一个连自己吸鸦片和嫖妓都如实记录的人。他断断不会栽赃自己的老婆和自己的好友，更何况，如果无此事，许绍棣声明一下即可。

之二：启 事

大抵是一九三八年的三月中旬，郁达夫携全家到达了武汉。因为三月二十五日郁达夫给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题了词。

两天后的三月二十七日，郁达夫当选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四月三日，在冯玉祥的家里参加了文协的第一次理事会，被选为常务理事，并任研究部主任和《抗战文艺》的编辑委员。

四月十四日，郁达夫和作家盛成一起去郑州、台儿庄、徐州等地劳军。这一次的视察一直到了五月三日才结束。

在《毁家诗纪》的注释里，郁达夫这样写道：“四月中，去徐州劳军，并视察河防，在山东、江苏、河南一带，冒烽火炮弹，巡视至一月之久。这中间，映霞日日有邮电去丽水，促许君来武汉，我亦不知其中经过。但后从一封许君来信中推测，则因许君又新恋一未婚之女士，与映霞似渐渐有了疏远之意。”

从一九二八年结婚，到一九三八年春天，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姻正好维持了十年。他们都面对着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第一他们无法选择时代，时代的炮火就在他们的四周。这是一个乱世。乱世里，他们没有整块的时间厮守在一起，这让他们的一些误解更加扩大。

五月回到武汉之后，郁达夫和茅盾、老舍等人一起，还给在北京的周作人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不要堕落为日本人的帮凶、民族的罪人。

六月下旬，郁达夫又去浙东和皖南视察。一直到了七月上旬才结束。

回忆郁达夫在武汉这一时期的文字有一个人的特别值得阅读，那便是刘开渠的。刘开渠是郁达夫的学生，他在《忆郁达夫先生》一文里详细地说明了他与郁达夫的关系。

一九二四年，郁达夫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在北京艺专兼职代课，于是刘开渠成为郁达夫的学生。一九三三年，刘开渠从法国留学回来，到了杭州的西湖艺专做教师，在杭州又一次遇到了郁达夫，两个人都非常欢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刘开渠随着学校西迁至了湖南沅陵。然而，一九三八年，刘开渠要和他的同事程丽娜结婚，当时程丽娜的父亲反对这门亲事，可是程丽娜坚决要嫁，所以，她父亲提了一个条件，嫁可以，要在武汉举行婚礼，且要请两位社会名人做证婚人。

于是，刘开渠就请了郁达夫和王映霞。

刘开渠当年新婚不久，郁达夫便给他写了一封信，请刘开渠在沅陵帮王映霞和孩子租一个住处，或者是和他们家一起居住都行，并在信里列清楚大概有十二三件行李。

刘开渠一看到信，立即就求助于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沈从文的大哥，一听是为郁达夫找房子，一口答应，告诉刘开渠，一切都包在他身上。

可是，在武汉的郁达夫和王映霞发生了一系列的精彩故事，所以，没有按照原计划去沅陵。

发生了什么精彩的故事呢？

王映霞自传说的版本是：“在郁达夫去台儿庄劳军回来之后，我经常见他眉头一皱，头略略一摇，从经验告诉我，这是他要发脾气的先兆。他脾气发起来，往往不告而走，让我担忧担惊；但他出走几天就会回来的。不过在这个时候，非寻常可比，飞机日日在乱炸，一家老小要吃要用，无论如何我决不能让他不告而走。母亲可以由我带去，还有三个幼小的儿子呢？这一个重担，教我又如何挑得起？想到这里，我只能先开口问他：‘你又打算走么？要走，可以的，你须把三个儿子也带了走。否则，就让我走！’其实，我所提出的‘就让我走’这四个字，原是一无准备，打算探一探他的口气的，却不料他居然来个‘你走就你走’这几个很坚定的字。这些年来，我从未听见他对我讲过如此严重触犯我的自尊心的话。这时，我顿时怒火高烧，站起身来，马上去我母亲的房内取了两件替换衣服，手中提了一个拎包，三步并作两步从堂屋走到天井，再从天井里跨出了大门。假戏已经在真做，郁达夫看了我这个子，也跟在我身后走了出来。走到大门口，正好看见一辆空车，我就一边跨上车去，一边向车夫说：‘你给我拉到火车站。’”

王映霞自然并没有真的到火车站，而是住到了小朝街上的曹秉哲家里。曹是杭州著名的律师，也和郁达夫熟悉。曹秉哲是跟着陈诚到武汉的，当时，他是陈诚的秘书。

王映霞在自传里这样写她为什么到曹秉哲家：“我离开家庭时，应该去到什么地方最为适当这一个问题，是着实要经过一番考虑的。就是说，我不能去到单身男子的人家，又不能去到一个只有女子的家庭，要在几分钟之内，马上决定下来，这实在是一件为难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终于决定了去曹家。”

这是一九三八年七月四日发生的事情。

郁达夫并不知道王映霞住到了朋友家里，以为她已经回浙江找许绍棣同居去了，于是非常恼火地在武汉的《大公报》做了一个寻人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子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

王映霞住到了曹秉哲家里以后，不让曹秉哲告诉郁达夫，说如果告诉郁达夫，她便立即离去。所以，一直到了第三天，即七月六日，曹秉哲才将王映霞住在他家的消息知会了郁达夫。

经过友人从中调解，郁达夫不想离婚。但是，他又希望王映霞能保证不再和许绍棣联系，所以，王映霞写了一份保证书，内容是这样的：“映霞因一时家庭生活痛苦，精神上无所寄托，致与许绍棣君有精神上的热恋情事，现经友人调解及自己之反省，觉此等情事，实与夫妇生活有碍。今后当绝对与许君断绝往来，夫妇共同努力于圆满家庭生活之创造。此致，郁达夫君收存。二十七年七月九日王映霞具印。”

关于这一封保证书的真实性，学界是存疑的。

那么，让我们先放下王映霞的这封保证书，再接着看他们两个人的精彩故事吧。

经过朋友们的劝说，郁达夫在王映霞回家的当天写了一封道歉信，刊登在7月9日的《大公报》上，全文如下：“达夫前以神经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并在登报招寻启事中，诬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劝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深致歉意。郁达夫启。”

这封道歉信有非常多的信息，第一是，他承认诬指。那么，如果现实中真的压根就没有王映霞和许绍棣的事情发生的话，那么，郁达夫不可能在一年之后又发表《毁家诗纪》实名指出王映霞与许绍棣的关系。第二是，他承认自己神经失常。

然而看郁达夫那几天，在王映霞离开的这两天里，他写了一篇政论文章，叫做《抗战周年》，如果精神失常，哪还有可能正常写文章发表。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为了维持家庭，为了维持体面，只能否认这一事实，不然的话，两个人就只能分开了。

第二天呢，在《大公报》上又刊登了一份和解的协议，不但有郁达夫和王映霞的签名，还找了两个见证人签名。协议书的内容如下：

达夫、映霞因过去各有错误，因而时时发生冲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狱，旁人得乘虚生事，几至离异。现经友人之调解与指示，两人各自之反省与觉悟，拟将从前夫妇间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今后绝对不提。两人各守本分，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夫妻间即有临时误解，亦当以互让与规劝之态度，开诚布公，勉求谅解。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错误情事，及证据事件，能引起夫妇间感情之劣绪者，概置勿问，诚恐口说无凭，因共同立此协议书两纸，为日后之证。

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九日

立协议人：夫郁达夫

妻王映霞

见证友人：周企虞 胡健中

如果说王映霞和许绍棣的事情根本不存在，那么，这一个协议就不可能会签。因为，王映霞不会同意签署这个对她有污蔑的信。这封信里反复强调的是——两个人都有错误。王映霞在自述里说的只有郁达夫的错误和郁达夫对她的诬蔑，那么，何来的两个人都有错误呢？

还有，协议里所说的“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错误情事，及证据事件，能引起夫妇间感情之劣绪者，概置勿问。”这一句特指应该就是王映霞与许绍棣的情书。

显然，这一协议，是郁达夫的退让，以后不再提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的事情，王映霞郁达夫当着朋友的面说完以后，回到家里又来审问自己，所以，直接约定“诚恐口说无凭，因共同立此协议书两纸，为日后之证。”

两夫妻签协议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的七月九日，就在签完协议的当天，郁达夫还写了一篇评论《我们只有一条道路》发表。

七月十一日，郁达夫所在的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开始撤离武汉。

在此之前，郁达夫已经给刘开渠写了信，刘开渠也已经回了信，让郁达夫从常德再坐船到沅陵，沈从文的大哥已经帮助找好了住处。然而，郁达夫一家老小到了常德以后，觉得常德的消费物价水平，并不低，又听人说不远的汉寿倒是生活便利又经济，于是，郁达夫想到了他的老同事易君左便是汉寿人，于是他给易君左打了一个电话，让易君左帮他找一处房子。

郁达夫为什么写《毁家诗纪》，和易君左对他们的祝福有关系。易君左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知道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武汉闹得满城风雨的事件。他的印象里，郁达夫和王映霞，就是富春江上神仙眷侣。于是，给郁达夫写了一诗，送给他们夫妻俩的。

郁达夫当时看了以后，真是有苦难言。要知道，他刚刚和王映霞签了一纸让他自己都觉得屈辱的协议，只为了将这个家庭维持下去。

由于易君左的诗，郁达夫动了开始写《毁家诗纪》的念头。

易君左共写过两篇回忆郁达夫的文字，其中《海角新春忆故人——小记郁达夫与王映霞》这篇文字里曾经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达夫和映霞也常常到我家里玩耍，但奇怪的是，他们并不大同时来，常常是参差的。而每当我邀请达夫出游或是拜访朋友，映霞往往借故不参加，在居家汉寿期间，表面上尚安定，然而他们创痕已到无可弥补的程度了。我曾劝他们好几次，总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摸不到真相，实在也就等于‘隔靴搔痒’。……但达夫的举动确有令王映霞难堪之处，他印了一套珂罗版，既不是大涤子的山水画，也不是王羲之的兰亭帖，而是把他的夫人王映霞的‘情书’原原本本印成一套，好像卖明信片，以留纪念。当达夫送我一套时，我当场撕毁了，并劝他一齐烧掉。在诗歌散文上，也公然宣布他夫人和人家的私事，那就未免太率直了。”

易君左对于郁达夫的评论甚高，在这篇文字里称郁达夫是一个人才、天才和仙才。所以，他觉得王映霞嫁给郁达夫，是王映霞的福分。

然而，他仍然认为郁达夫印刷妻子给许绍棣的情书给外人看，用来损害自己妻子的名声，这样的行为不妥。所以，当场撕了郁达夫的珂罗版。然而，他的这个回忆更加确证了一点，就是，王映霞在自传中反复说，他和许绍棣的通信并非情书，而是给孙多慈介绍男女朋友。看来，这一段自传中的叙述并不可信。

再加上孙百刚在《郁达夫外传》中所描述的，在富阳避难期间，王映霞的手里已经有一束许绍棣的信，而那个时候，王映霞还不认识李家应。王映霞是在认识李家应之后，才答应李家应给她的同班同学孙多慈介绍对象的。

到了汉寿之后不久，郁达夫住在汉寿县北门外的蔡天培醋铺的后面，这一住就是两个多月。一直到一九三八年的九月二十二日，接到福建省主席陈仪的电报，仍让他到福建任省政府参仪，月薪三百元。在汉寿期间，郁达夫写了一篇《国与家》，回顾了他们一家从武汉到汉寿的经历。王映霞在自传里，也专门提到了这一篇文章，王映霞说：“不过在两个人的心中，在到达汉寿之后的一个时期里，也的确有过重归于好的愿望。他在当时写的那一篇《国与家》里，确是很真实、很明显地表示了他的态度，而且还较具体地写出了隐讳之言。”

那么郁达夫在这篇《国与家》里写了什么隐讳之言呢，我直接摘录一段：“自北去台儿庄，东又重临东战场，两度劳军之后，映霞和我中间的情感，忽而剧变了。据映霞说，是因为我平时待她的不好，所以她不得不另去找一位精神上可以慰藉的朋友。但是在我呢，平时也不觉得对她有什么欺负；可是自我从福建回来，重与她在浙东相遇，偕她到武汉以来，在一道的时候，却总觉得她每日每夜，对我愁眉苦眼，讨恨寻愁。七月四日，正打算遵政府疏散人口的命令，预备上船西去的中间，一场口角，她竟然负气出走了；这原也是我的不是，因为在她出走之前，我对她的行动，深感到了不满，连日和她吵闹了几场，本来是我先打算一走了之的。她走之后，我因为不晓得她的去向，——当时是在疑她只身仍回浙东去的——所以就在《大公报》上登了两天寻人的广告。而当这广告送出之后，就在当天的晚上，便有友人来信了，说她仍在武昌。这广告终于又大大地激怒了她。后来经过许多友人的劝告，也经我们两人的忏悔与深谈，总算天大的运气，重新又订下了‘让过去埋入坟墓，从今后，各自改过，各自奋发，再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的一个誓约。破镜重圆以后，我并且又在《大公报》上登了一个道歉的启事，第二天就上了轮船，和她及她的母亲与三个小孩，一道奔上这本来是屈左徒行吟的故地，从前叫作辰阳，现在称作汉寿，僻处在洞庭湖西的小县里来了。”

王映霞认可这一篇文章写的。然而这一篇文章，长长的句子说明了王映霞嫌弃郁达夫平时待她的不好，所以“不得不另去找一位精神上可以慰藉的朋友”。

由这一句，基本可以断定，两个人的“深谈”是各退一步，王映霞保证以后好好过日子，不再和许绍棣来往，而郁达夫在报上公开道歉，好消除对王映霞的坏的影响。

如果两个人就此在汉寿过下去，他们的婚姻可能不会离散，渐渐修复以后，也许会再度温热。因为，郁达夫一直是喜欢王映霞的。

可惜的是，一九三八年的九月二十二日，郁达夫又赴福州。在沅江的船上写第一封信给王映霞的时候，他还是深情的：“临行时，颇觉依依。晨发汉寿，水上略有风波，然亦行百余里，今晚泊沅江，到长沙须后日上午。野阔天低，湿云与湖水相接，阴阴瑟瑟，颇与此次行旅之心境相像。出门多年，往日每以远游为乐事，此番独无兴致，亦不知是何缘故？”

在这封信里，郁达夫表现出来的，仍然是一种失落感，既舍不得将王映霞推开，又有些悲伤，因为，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太信任王映霞，而他为自己有这样的怀疑而难过。

王映霞在这一天给郁达夫也写了一封信，现存的这封信不全，前半部分已经遗失了，从现存的书信内容来看，王映霞至少是下定了决心，不再与郁达夫分开，她在这一天的信的末尾写道：“你有没有决心实行你答应我的条件，那只有天知道，我如今是鞭长莫及了。”答应的条件，无非是以后不再翻旧账，不再去调查她与许绍棣的事情。

九月二十七日王映霞的信里则进一步表达她对家庭的坚守，她是这样写的：“警报又来了，传说敌机已到长沙，想来你廿四，至迟廿五总可以离长去南昌的，不然又将为你添愁添虑，此时出门真靠不住，所以我总梦想着甚么地方都能与你同行来得好些，并非我能防止空袭，与其老远在为你担心，倒不如大家在一起受惊来得痛快，复仇过后心境依然是澄清的，只教你能明白自家的弱点，好好地爱护她，则得着一颗女人的心亦不难也。”

显然，王映霞此时已经安静下来了，也做好了与郁达夫好好地过生活的准备。十月十五日，她和老大郁飞一起给郁达夫写了信，更是有着让人动容的战争时期的家庭氛围，也不过是想告诉郁达夫，她和孩子们在牵挂着他。

然而，三天以后，十月十八日，王映霞又给郁达夫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有这样一段埋怨：“现在只教你来信中一提及往事，那即刻就会使我把过去的仇恨一齐复燃起来，你若希望我不再回想你过去的罪恶时，只有你先向我一字不提，引导我向新的生命途中走，大家再重新的来生活下去，至于你的没有爱过旁的女人和对我的爱从未衰落过的那些话，我读了，只会感到你的罪深而刑罚太浅，这如病重而药轻一样的无济于事。能不能使我把你的旧恶尽行忘去是在你，请你记住。”

为什么在这封信中如此冲动地指责郁达夫呢，因为王映霞接到了他在浙江兄弟的来信，说郁达夫又在往浙江写信，打探王映霞是不是又趁着郁达夫去福州而偷偷地回浙江与许绍棣会合了。

这当然让王映霞伤心。所以，在信里，郁达夫尽管表达了对王映霞的爱，如何如何没有变，但是王映霞丝毫也没有接收到这一份爱心。

这封信写完以后，王映霞又附写了一段，仍然是埋怨：“别人都会在文章称赞自己的妻子、爱人，只有你，一结婚后便无声无息，就像世界上已经没有了这个人一样，做你的妻子，倒不如做个被你朋友遗弃了的爱人来得值得，就如徐亦定一样。”徐亦定曾经和郭沫若相恋，在郁达夫的上海日记中常常出现，但是王映霞应该是写错了人，因为郁达夫对徐亦定并没有感情的暧昧，倒是对寡居的徐之音，有过暧昧之情，甚至一度在他被王映霞拒绝的时候，作为恋爱的备选女人。

如果郁达夫去福州以后，不再质疑王映霞，可能，他们的婚姻不会毁掉。

然而凡事没有如果，一九三八年的十月十一日，郁达夫给王映霞的信里，又一次提到了许绍棣的信里所说的三十七万港币。于是十月二十四日，王映霞生气地给郁达夫写了回信，开头是这样写的：“达夫：今天为孩子们补了七八双破袜，且时刻都在等你有信来。倾得十一日平信，气得我手足冰凉，又是半夜未曾合眼，原定不复你信，想想总似乎有些话不说不明之恨。所以又从新起来。你喜欢听传言，我自然不能管，不过自此以后，我才知道自己是有身份的了，我永远都记得‘有人赠我三十七万元港币’这句话，请你去谢谢那位告诉你的朋友，这样秘密的事又偏会给他——你那位忠心的朋友知道，到今日我始知你朋友的本领不小，而且你的这个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的家庭的生命，亦许就会断送在你朋友的口里！”

郁达夫显然违背了他们在武汉所签订的协议，不再提旧事，重新再开始灵魂的碰撞。然而，郁达夫在孤独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委屈。毕竟老婆出轨，自己又恨自己多情，不舍得抛弃王映霞，所以，他既矛盾，又无助。

被郁达夫逼得急了，在二十四日的这一封信里，王映霞写出了自己的委屈：“我仇恨你之心，自然难以消灭，八年前的春日的一个人偷偷的跑到富阳满舟街去住七夜，即是与别的女人困七夜，和在六年前为我的女友而又跑上别的旅馆中去住半月，那些时候你是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八年后的今日，这一个被你认为是弱女子的人，也终有一天复仇的日子的，万事不能预料，连自己亦不知自己将来的日子如何？你能看得我到底吗？”

他们吵架的时机真是不对，此时，广州已经于三天前的十月二十一日沦陷，长沙也在备战中，所以，王映霞担心火车如果不通了，她们有可能会被堵在这个偏僻的乡下。十月二十五日夜和十月二十八日，王映霞连写了两封长信给郁达夫。二十五日的信里，王映霞说她的母亲想回浙江了，因为王映霞的两位兄弟在浙江的安全地带生活着，她的母亲只是可怜王映霞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太苦了，才留下来帮她的。

在信里王映霞竟然埋怨郁达夫因为爱买书，所以，没有留够足额的储蓄：“在这十二年中，你假如能够节省一点买书买烟酒的钱，怕我们一家在安全地方亦有一两年的好生活了，从前总是苦口婆心的劝告，无奈你习惯已养成，朽木难雕，终于改不转来，专靠我自己节衣节食，甚至变换了衣饰来作家用，而你又哪里会得知道，知我那时欲未雨而绸缪的一点苦心？前年在日本两月，还买了五六百元的书，可怜到如今，只在给别人一车车的拖出家门去卖，若依我的计划，把所有的书籍全部捐给图书馆，又漂亮，又经济，如今是甚么都完了。十年来向你的种种忠心的劝告，都只等于零，请想想，是不是无形中只在使我灰心，使我失望？自己没有明白自己的短处，不望成家立业的短处，还能怪着别人？假如我有女儿，则一定三世都不给她与不治生产的文人结婚！”王映霞在这封信里恼怒至极，直接说将来自己的女儿一定不会嫁给像郁达夫这样不懂靠体力生产的文人。

郁达夫到福州的时候，恰好陈仪去外地开会未回，所以郁达夫有很多事情未定。十月二十八日王映霞致郁达夫的信里面已经急得没有时间和郁达夫讨论婚外情婚内情的事情了。她这样写：“我会再把十四日的信寄还给你，请你仔细地再看看，而且再请你看一看我十日寄上的信中，是说着为了什么事而亦许不愿再写覆信。什么第三者不第三者都是废话，大家把一切的气愤都丢弃了，来计划计划以后的家计。大局不意变化得如此之快，你不去香港，不去广州都成为了塞翁失马，而你福州去得那么快，主席又偏去开会，亦是不幸之至。这是后话，且看主席回来后如何再说，总之，我们一家，只须你心思好，待人好，不怕会饿死，到处都可以生存，这不必愁，宽你的心亦就是宽自己的心。”

被郁达夫气恼了几天的王映霞，再一次决定不计较郁达夫的猜疑，无论如何，三个孩子一个老母亲，总要送到安全的地方再说。家庭和婚姻的细枝末节，以后余生有的是时间吵架。这大概是当时王映霞的心思。

......

节选自《四川文学》2023年第9期

赵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已出版长篇小说《六十七个词》《女导游》等六部，散文随笔集《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一碗面里的乡愁》等多部。有作品获杜甫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