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父亲去世以后很多年，我都没能梦见他。他离世那天，二〇一四年的十二月十号，我不在南京，到第四天才拖儿带女从美国飞抵南京。那时他们已经住进朝天宫的老人公寓，类似于宿舍的单间。我进了宿舍，房间里只剩下老母亲。她看到我进门，一如既往满脸是笑，笑完了眼圈红了。冥冥中，我私下觉得父亲一直在生我的气，故几年来从不入梦，但最近我终于梦见他了。

在梦里，我独自站在维加斯的大街上，那个被称为“黄金一英里”的闹市区，从米高梅赌场门口的广场上传出的音乐彻夜不绝。滚滚车流，各种牌子的豪车带着炫目的金属光泽，喷着呛人的尾气，流星一样从身边疾驰而过，掀起的热风即使在夜里也炽人。街道的两边是高楼大厦，巨大的霓虹灯伴着同样巨幅的液晶屏幕，闪现出赌场的名字，永利、米高梅、凯撒皇宫、贝拉吉奥、威尼斯人……大楼的下部是赌场大门，被霓虹灯照得雪亮如白昼，激光灯在天空打出一道道彩线。但我谁都不认识，除了老虎机不会玩别的赌博游戏。站了一会儿，陌生人的面孔像一朵朵波涛一样向我扑来，我决定回酒店躲一躲。

酒店的前台和大厅也是金碧辉煌，人声鼎沸，墙壁贴满半透明的高级液晶屏幕，闪出人造森林和海洋，鲜艳的鱼和鸟同时出没其中，美妙的音乐像轰炸一样。我跌跌撞撞回到房间。开了门，房间里坐着老年的父母。他们各踞一张沙发，在读华文报纸。父亲抬头从眼镜后冲我打了招呼。他比记忆中任何时候都要年轻，是我童年时记得我们住在鸡鹅巷时的样子，一头花白发剪得短短的，宽肩阔背，两腿健壮，身体里好像有一股电流。但他的眼睛是温和的，甚至是伤感的。过了一会儿，他放下报纸，起身朝我走来，那个样子好像要来拥抱我，但真正走近了却和我擦身而过。他打开墙上的一扇门走了进去，关上门，就消失了。

酒店房间有巨大的落地窗，从那里不仅可以看到楼下车水马龙的街景，还可以看到更远的地方，看到我所到过的别处，内华达、纽约、新泽西、佛罗里达……甚至可以看到中国——最熟悉的两个城市，南京和北京都在其中。不仅可以看到远方，还可以看到过去，在我出生之前发生的事：父亲童年在浙东乡下，水田里蚂蝗叮在他腿上，夏天粘知了在火上烤了吃；我出生以后我们住的鸡鹅巷蜗居，巷口卖开水的老虎灶……这些记忆中的细节都一目了然，像电影一样呈现在这个神奇的窗户里。唯一看不到的是父亲，但我确定他就在这里，跟我在同一间房间里，甚至他身上带着狐臭的汗味，仿佛都可以闻到。

父亲爱动，坐不住，在家里时不是搞清洁，就是在洗菜准备做饭。身为工程师的他，特别喜欢修理东西，换电灯泡、修理不灵的电插座、把露在外面的电线用胶布贴到墙角这种简单的安全操作，是他最喜欢做的。他在美国的家里住的时候，即便只住上十天半月，都会留下他修理东西的痕迹——原来吱吱作响的通向阳台的纱门拉起来安静顺滑了，烤箱坏了的内灯又亮了，断了链条的自行车修好了……尽一个老工程师的职业本分，也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和动手的瘾。

父亲来美国多次，但并没有来过赌城。办完丧事以后，我请老母来美国探亲。为了让她散心，我带她去了位于内华达沙漠里的维加斯赌城。这个地方，任何人第一次来都会眼花缭乱。妈妈不赌钱，不喜欢待在没有窗户只有空调的赌场里，觉得闷。她最喜欢做的是黄昏时去佛蒙大街上看灯光秀。维加斯有一种要饭的，妆扮成超人、蝙蝠侠、自由女神等形象，站在街上主动来撩行人，跟你合影，然后问你要钱。我妈喜欢这个。每次人家热情地跟她打招呼，用中文飙几句“你好”，她都要停下来，问我这是什么角色，然后欣欣然和他合影，然后让我付钱给人家。在蝙蝠侠、超人和米老鼠的左拥右抱下，她的脸上难得愁云散去，露出儿童一样开心的笑。拍完照片的当晚，她立刻叫我把手机里的照片送到店里打印出来，“一定要给你爸爸看看！”至于怎么给爸爸看，她没有说。我猜她会把照片叠放在父亲的遗照边，二维的花花世界的影像好像可以轻易进入另一个二维的人的眼睛里。这种奇想之术，英文里叫magic thinking, 不讲科学原理，但随时轻易地跨越生死，妈妈很快就掌握并熟练运用。她像一个老年的彼得·潘,独自在悲痛的海洋上飞翔，不肯落到水面，从来不流露伤心。

一九六二年母亲从南京汇文女中高中毕业，考大学落榜，混迹于当时南京市里众多的“社青”队伍。社青就是没有工作的社会青年。据她说，一九六一年是考大学最容易的一年，一九六二年招生收紧，上大学的人数只有原来的几分之一。无事可做，无工可上，白天她和一群落榜的同学到南京图书馆闲逛。有一天坐到了一个正在读书的身材高大的男生旁。这个男生自我介绍是南工的学生，温州人。母亲是在抗战时期逃难的路上出生的，地点就在温州。虽然从来没有去过，她对温州这个地名一直有特殊的亲切感。于是她回家兴奋地对阿太说，认识了一个温州佬大学生。南工即南京工学院，一九五二年院校调整时，东南大学被拆解，文理科迁出并入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等院校，工科留下变成了南京工学院。一九八八年“南工”又改回东南大学，那时我已经在北京读大学。我从来不习惯说东南大学，提到父亲的母校，我一直称之为“南工”。

实情是，男生那个时候已经从南工本科毕业，工作分配到徐州电业局。但他不想去徐州，迟迟不肯去报到，他要留在南京。因为户口限制（他是浙江苍南户口），且当时的政策是大学生必须统一服从国家分配，不去徐州工作是不行的。留在南京唯一的办法，是找一个本地姑娘结婚。这是他心之所想，可以说暗中的小计划——在图书馆偶遇南京的年轻女子，结识，交往，结婚，然后他就可以留在南京了。这个美好梦想是否能实现，他并不知道。遇到妈妈，却绝对是缘分。

那时母亲二十岁出头，外公打成“右派”以后被送到青龙山农场劳改。全家住的省卫生厅的公寓被单位收回，他们被扫地出门，外婆带着四个儿女再加上阿太（外婆的老母亲）租住在卫巷的两间小屋里。房间太小，母亲晚上睡觉不得不在厨房里搭床，白天起床后再把床拆了。那时，卫巷六号那个地址的户口本上一共登记了七个人。

为了开源节流，外婆在阳台上养鸡。从母鸡孵蛋开始，蛋生鸡，将小鸡仔儿养大，拿出去卖了换钱。外婆喜欢养鸡。她有一本关于养鸡的书，字里行间画了横线，作了眉批。没有防鸡瘟的防疫针，鸡有时没精打采，外婆把土霉素碾碎了冲水，掰开鸡喙灌下去。过一夜，鸡就精神抖擞了，早上起来喂食时已经可以跑得飞快。外婆的土霉素治好了病鸡，治好了偶尔生病的我，之后还治好了尧化门农场的农民的孩子。

卫巷属于进香河街道，离南工一箭之遥。几天以后母亲在卫巷六号再次遇到闲逛的“温州佬”，从此开始交往。我的父亲母亲就是这么结识的。“在人生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遇到了你爸爸。”每次提到这段人生，她的声音里都带着笑意，充满骄傲和得意，“我是幸运儿。”

在维加斯的那些天，每天早上酒店免费供应自助餐。我们起得早，基本是最早进餐厅享受免费早饭的客人。我们坐在洞穴一样巨大的餐厅里，头顶上的电风扇缓缓转着。“夜生活的人还没起床。”母亲环顾四周，评论道。餐厅太大，刀叉碰到杯盘上都带出回声。服务员问要什么饮料，我给妈妈点一杯叫作“马太”的鸡尾酒，酒杯边缘插着一把洋红色的小纸伞，妈妈喜欢马太里掺的浓烈甜美的朗姆酒。离我们不远坐着一对老年人，跟我们一样也是来度假的。每次吃完，老爷爷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拉过老太太的手臂，放在自己的臂弯里，然后两人缓缓地迈步离开。母亲不错眼珠地看着这一对手拉手地走远，她低头喝一口马太，半天不语。

酒店的晚餐有乐队伴奏，早餐时会放这些乐队头天晚上演唱的歌，但声音没有那么吵。最轻柔的一首《我属于你》，有一种婚礼歌气氛，每餐必唱。听了几天，这首歌就记住了。有一天老母亲很好奇，让我把歌词翻译成中文说给她听——打开你的心房，你发现爱，爱，爱，重启计划，还等什么，爱，爱，爱……我一边译一边尴尬，维加斯为老母亲选了这么一首粗糙直白的情歌。她却很自在，情歌不就是粗糙直白的嘛。

等我们吃完，其他的客人陆续进来。餐厅的墙壁跟赌城其他地方一样，没有窗户，但挂着许多镶金框的镜子，映出大厅里金碧辉煌的水晶吊灯、大理石桌面，以及饭后坐在那里发呆的老人们。年轻人飞快地吃完，迫不及待地奔出门去。留在大厅里的都是老人，镜子里映出的都是老人，我和母亲也在其中。留下来的都是幸运儿，她说。马太喝完了，老太太皱巴巴的小脸泛出红晕，她伸出细瘦的胳膊拉住我的手，朗姆酒让她的手热乎乎的。走，我们上街逛逛，找超人蝙蝠侠唐老鸭拍照去。这些要饭的扮的卡通人物，成了母亲的朋友。“在维加斯我谁也不认识，就认识他们。”她笑嘻嘻地说。我同意，我也一样。

在赌城，母亲头上戴着一顶宽边的草帽，帽身上滚了一道浅蓝缎带的边，穿着我替她在梅西百货公司买的枣红色带领的polo衫，下着一条米色的九分裤。草帽是捡她外孙女的，裤子是捡我的。赌城位于内华达沙漠，昼夜温差很大，白天太阳下气温高达四十度，晚上会冷到需要穿夹克。乍看之下母亲跟赌城里蜂拥而至的万千老年游客没有什么两样——银发，晒成小麦色的脸，穿着鲜艳，看什么都精神头十足，中餐馆自助餐的条桌前，他们站在姜葱炒螃蟹前挑来挑去，半天都不挪步。

白天在“黄金一英里”的大街上做快乐的游客，晚上回到酒店，母亲变成另外一个人。夜越深，想起来的事越多，她也越不安。开始都很平静，她坐在电视机前的单人沙发上，手里拿着遥控器，手指按键找华语中文台。酒店的有线电视据说有三百个台可以看，总归可以找到一个华语节目，或者亚洲节目。十分钟，十五分钟，果然找到了！她笑眯眯地看了一会儿，不超过半小时，“啪”地把电视关了——美国的电视实在无聊透顶！这也是她看当地华文报纸以后最常见的评价。美国这些事，都是小题大做，茶杯里的风波——什么州长贪污，赞助商给他白修一个游泳池就是贪污，判州长刑！她唯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浪漫剧，对话听不懂、中文字幕看不清都没关系，只要五十英寸彩色大电视上出现年轻美貌的恋人、轻柔伤感的画外音乐，她就不再换台了。画面上的人亲吻或者床戏，妈妈会有点不好意思，扭头对我说，我跟你爸爸，有时也会这样。说完立刻转回头继续看，生怕错过了屏幕上的妖精打架。

每次话匣子都是用这句打开，“我跟你爸爸就是这样”，或者“我跟你爸爸不是这样”。说着说着她从沙发里站起来，在客房里走来走去，努力在记忆中寻找着，转成言语，说给我听。说到往事的高光点——你爸爸终于从宿迁调回了南京，在我们分居九年以后！或者，你考上北大了，我们扬眉吐气！她提高嗓门，声音颤动，重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说到人生的低谷，高中毕业，大学没有考上，一天上午去粮店买米，米太重，她学着大人的样子把米袋扛在肩上，一只手托着，“就这样很侉的样子”。就在她很侉地扛着一袋米在路上走的时候，遇到了考上大学的高中同学。那一瞬间的丢脸她永远不能忘记。所有的无助无望都储存在她身体里，她说这些往事的时候眼睛很亮，语速很快，滔滔不绝地说着，眼睛看着我，但目光的焦点不在我身上。悲伤的受辱的事说得更频繁，情感更强烈，细节更清晰——跟谁，当时的天气，菜的价钱，衣服的式样，她都会津津乐道。而幸福的事往往只有一两句话，一笔带过。

每次说到父亲最后一次中风，谈话戛然而止。妈妈两眼望着前方某一个点，面色惨白，双手颤抖，整个人缩成更小的一团，好像把身体缩小就可以躲开迎面劈来的雷击。我知道她心里的话——中风瘫痪，大小便不能自理，每天靠鼻饲管靠吸痰活下去，还不如死了。所以她不想救，断然作了决定，不救了，赖活不如痛痛快快地撒手人寰。这个决定，多年以后一直像鬼魂一样纠缠着我们母女。

离开赌城的花花世界，我们开车去内华达州的印第安人纳瓦霍保留地，纳瓦霍语称作“普埃布洛”的村庄。出了城，车在高原行驶，风景变得开阔而荒凉。褐红色的沙漠上只长一丛一丛低矮的鼠尾草，黄沙地上是一成不变的蓝天。路上车辆稀少，很久才会见到对面的车道开来一辆车。沙漠一马平川，偶尔有四方山。“普埃布洛”指印第安原住民盖的粘土屋，就建在四方山上，房顶是平的，四四方方，二层的房子直接盖在第一层的平屋顶上，远看这些房子像蜂巢一样呈几何图案，堆叠着。

妈妈很好奇，东张西望，问这问那。她的面容舒展开来，高原沙漠的大太阳照在她脸上，皱纹深深浅浅。她眯着眼睛，眼角有一抹疲惫和安详，好像内心什么神秘的机器被车外荒凉永恒的景色启动。一种深厚的看不见的力量让她变得肃穆。她戴上墨镜，沉默良久，忽然说，也许死在这里并不是太坏的事，死在哪里都不是太坏。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但是时间还没到呢。

父母死了，丈夫也死了，下一个轮到你，母亲喃喃自语，像梦呓又像说出深思熟虑的结论。越野车的仪表盘正中间是一只电子钟，绿色的秒针跳动着，时间在匀速流逝。她忽然注意到这个车上的时钟，伸手摸了一下。她和爸爸一直都喜欢钟表，钟表曾经是他们生活里的稀罕物品。

刚刚结婚时，两人都身无长物。他们拥有的唯一一块手表，是外公的旧表，时走时停。有天夜里醒来，发现表又停了。妈妈怕早上起来上班迟到，特意起床，出门去街上的烧饼铺问时间。烧饼铺是安徽人开的，每天凌晨三点开始发面生火打烧饼。她进去问几点了，师傅回答四点一刻。四点一刻，这是烧饼店的时间，带着煤球生火时呛人的白烟，生面团发酵时的热量，芝麻炒熟以后的香味，凌晨时分浑浊的思绪。妈妈回头看着我，眼神已经完全出戏，仿佛回到那个我出生以前的年代。

“你知道，我跟你爸爸还是未婚同居呢，两个人在一起偷偷过了两年。”妈妈微微一笑，小皱脸上甚至有羞涩的表情，薄薄的嘴唇抿成一条线，“婆婆带着阿龙他们去湖熟下放，南京就剩下我一个人，因为那时我招工进了无线电厂，开始上班。我和你爸爸，那时开始住在一起的。”她说到这里，又强调一遍，“住一起”。我点点头，不用她强调，我知道“住一起”是什么意思，他们生活的这段她以前说过。他们结合的那一刻，好像是零，有了零，才有一，零是最伟大最原初的数字，时间的尽头。我的人生，像水上散开的涟漪，终于与父母亲的时间联上了。

那天夜里，我们住进一家接受游客预定的普埃布洛。红色的粘土垒成厚厚的墙，四四方方，平顶，房上叠房。我们住一楼，屋外有木楼梯，可以爬上二楼的平台。

夜里，唯一的灯光是土屋外墙上的一盏电灯，夜空里的星星特别亮。沙漠的夜特别冷，店里发给客人织得极粗糙的印第安毛毯。晚饭以后，我们爬上楼梯，坐在房顶的木椅子上，一边喝酒一边看着楼下的篝火发呆。毛毯是灰色的，带着暗红色的阔条纹，她把毛毯顶在头上，从上到下裹住身体，只露出一个小脸。布满皱纹的脸，平平的五官，单眼皮下的黑眼珠，加上她冷峻的表情，跟明信片上的印第安老婆婆很像。

“结婚的最初几年，实在太穷的时候，我们就送衣服到当铺去典了换钱。”她看着围在身上的毛毯，突然说。“那时有当铺吗？”我问。“当然有，一直有。”她回答。当铺在鱼市街，一直存在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当铺应该是在南京城区改造时，随着鱼市街、估衣廊、鸡鹅巷那一片全部拆迁才关门。“每次没有钱了，我们就挑一件好一点的衣服拿去当。从你外婆离开医院起，一直就这样。我进厂从学徒工做起，月工资十四块钱。每月还要交两块五的房租。有时你外公从农场回到南京，也会给我一点钱。他下放以后，开始的几年只拿原来在卫生厅的一半的工资，还有五十多块，是农场工资最高的。当时农场的农民编了一个顺口溜，说这些‘右派’‘不认稻子不认草，一人一块大手表’。”

妈妈的声音慢慢低下去，过一会儿，传来轻轻的鼾声，她睡着了。我把她的毯子脱了，半拖半抱，搀扶她回房间睡觉。妈妈的身体轻得像一只猫，顺从地靠着我的手臂，仿佛无知无觉地迈着步子。

一人一块大手表？嗯，她点点头，像对暗号一样，报出下一句“不认稻子不认草”，眼睛还是闭着的。

记得这两句暗号的人，基本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外婆一九九七年四月去世，过了两个月外公去世。一年以后他们最小的孩子——我的小舅舅去世。在湖熟下放时，小舅舅被人诬陷判刑，送到栖霞山边的龙潭水泥厂劳改。进水泥厂劳改前，听别的犯人家属偷偷说，在那里待过五年的人，没有人活到五十岁。一说是那地方有放射性矿，一说是粉尘病。小舅舅九年后释放，去世的时候，他离五十岁生日还差几天。

一人一块大手表？我又问，这时妈妈已经睡熟，不再答话。

一只蝙蝠飞过，昏暗的夜空被它迅疾飞翔的翅膀划动。

不知道过了多久，天色开始发亮，窗外有脚步声，马蹄和车轮压在普埃布洛前的卵石地上。妈妈醒了，坐了起来，说我们也出去看看吧。

我们裹着毛毯，摸索着顺着木楼梯上了屋顶。破晓不是一瞬间，是一个从暗到明漫长的几分钟。那几分钟最冷，我被冻得浑身打颤，把毯子裹得紧紧的。在朦胧的曙色里可以看到对面远山上西班牙耶稣派教堂白色的山墙和黑色的十字架，山谷里运矿石的小火车从远处开过来，火车头前的灯颠簸着，在黑暗中划出一条条颤动的金线。随着曙色降临，风景在无声中展开着。忽然之间，我们身边站满了印第安人，他们也裹着毛毯，黑色的头发披散着，木然地面朝东方，好像在等待，又好像在祈祷，甚至是打瞌睡。这些塔一样的人像森林一样包围着我们。

“生你的那天是端午节的清晨。”妈妈在我耳边悄声说，这段其实我很熟悉了。在我们目力所及的远方，赭红色荒凉山脉慢慢褪去了夜的蓝色，天际的尽头露出粉红和橘色的霞光。“你出生在湖熟的医院里，外婆亲自给你接生，她是那里唯一的正牌医生，内科、儿科、妇产科都由她管。端午是大节，杀鹅蒸鱼，光是包粽子的豆沙就煮了满满一锅。满月以后我坐长途汽车回到南京，在下关下车，叫了一辆三轮车。南京大雨，水漫到下关的马路上。菜市场唯一可以买到的是螃蟹，六毛钱一斤。人力三轮车上的雨，六毛一斤的螃蟹。”是大闸蟹吗？每一次我都问，每一次她都回答是。

每一次回忆，远兜远转，最后总能说到吃的，螃蟹、水磨年糕、新出锅的蒸二糕和粽子，最高档的是四块钱一瓶的白沙酒……然后再沉重的话题都能变得滑稽——妈妈从湖熟回来的公交车上遇到曾经心仪的语文老师，老师被剪了阴阳头打肿了脸，却还认得出自己喜欢的学生，还主动打招呼，在他招手致意的一刻，在课堂上的帅像回光返照，出现在那只没有肿的眼睛里（他没有死，熬过了这十年，后来被评为最早一批特级语文教师）；阿太凌晨起来排队买豆腐，豆腐买到却发现沾了一头的虱子，但豆腐很好，没有一块是臭的，吃了好几天；陪斗的阿太因为年事已高搞不清出了什么事，对群众的愤怒和侮辱根本无感，回家立刻点起煤球炉，生火做饭……

一只瓦罐传到我手里，我学着周围人的样子喝了一口，玉米土酒在嘴里像火炭一样辛辣。喝完传给妈妈，她犹豫了一下，也喝了一口，咽下酒时狠狠皱着眉头。突然，红潮一样的光线扑满我们全身，天光大亮。四周的印第安人忽然发出单音节的拉长的吟声，头顶上黑色的鸟群飞过。我以为会有更大的戏，突然他们停了，转身像影子一样迅速地离开。其中一个走的时候脚步趔趄，带倒了一把凉椅。铝合金的凉椅发出惊天的响声，我松了一口气，又回到人间。印第安人走后，四周的风景空无一人，天上连一只鸟都没有，空气凝固，带着非人的寂静，群山在高原的尽头延绵着，黛紫色朝霞在炽烈的阳光下迅速变成单调的蓝色，每一分钟，皮肤上的凉意在减少。我们像醉了酒一样，蹒跚下了屋顶，回房间补觉。

醒来时已经是中午，母亲坐在床对面唯一一把椅子上，在刷手机，旁边放着一本《封神演义》。这是父亲的旧书，也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书。现在它的封皮以及书的前几页已经脱线散页。剩下的部分，第一页第一句是“玄玄上人，太上老君，老君者，元炁之根，造化真宗，体任自然。自然者，道也。强为之容即老君。以虚无为道，灵元为性，清空寥廓，晃朗太玄，含孕于空洞寥落之外，莽荡玄虚之中，寂寞无里，不可称量”。

凌晨时刻的普埃布洛住着玄玄上人，母亲说，她从老花镜的上端看着我，那样子很像父亲。我狐疑地看着她，记不清昨晚发生了什么。

从维加斯回来以后，妈妈和我们又住了一个月，然后坚持要回国。“除了孤单，其实在国内我过得挺好的。在这里更孤单。”她把残破的《封神演义》留给我。此后她一直生活在南京，在朝天宫附近的老人公寓住了八年，最后我们把她搬到在马群的另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