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本文提要

提及“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先驱者之一的许地山，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小学课文《落花生》。兼具“无我”和“有我”的“落花生精神”，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汗漫以“逆时追溯”的温情笔触，捕捉许地山四十多年短暂人生中的诸多片段：与妻子周俟松之间的深情；呼吁民众在国难当头时应匹夫有责和抢救居延汉简时的家国情；与张爱玲、老舍、冰心等人的交情……在“有情者”许地山身上，有“空山灵雨”的一面，也有“士大夫精神”的另一面。

向上复向前

汗漫

一

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香港，罗便臣道，许地山寓所。

下午两点，周俟松把庭院门前的奥斯汀牌轿车擦干净，发动。丈夫许地山没从二楼书房下来，她看看手表，抬头喊：“地山——时间到了——”仍无回应，她就走进寓所，噔噔噔噔上楼。

自一九三六年九月离开燕京大学，受聘为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与家人、保姆共六人，居住于此。一楼有客厅、厨房、保姆卧室，一间客房，住过梁漱溟、陈寅恪、熊佛西、徐悲鸿等数十位旧日友人，或友人介绍来求助的陌生者。他们来香港讲学、谋职，或中转去昆明、重庆避难，一概由许地山与周俟松照应。二楼是卧室和书房。五年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周俟松，成为丈夫和孩子的专职司机。许地山不会开车，善于开玩笑、开车门，掀起长衫下摆，坐在副驾驶位置，抚摸一缕山羊胡子，说：“夫人掌控大局，在下无忧无虑矣。”或者说：“副驾驶位置就是副职嘛……”周俟松不言，盯着盘旋曲折的山路，嘴角有笑意波纹般荡开。车子开往半山腰上的香港大学，或去浅水湾一带某个社团、学校、寺庙……

许地山每天的日程，周俟松稔熟于心。

——早晨八点，去香港大学上课，讲“中外宗教对比研究”“社会学”“中国文论”“离骚”“西方文学经典鉴赏”等课程，每周共计约二十小时。中午十二点回家，午餐，去书房内的小床上休息。下午两点，参加社会活动，例如去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会、保卫中国同盟，商议募捐抗战物资、救助贫困儿童等等事宜，或再去香港大学开讲座，进图书馆查阅资料、记卡片、写论文。他像上紧了发条的钟，充满倒计时般的紧张感。

——傍晚，他会在七点前回寓所，与家人、保姆围桌进餐。时常有客人出现在餐桌上，他举着筷子和酒杯，招呼客人“吃吃吃吃”。扭头，见两个孩子周苓仲、许燕吉跑到院子里与邻家孩子踢毽子、扔皮球，就大叫一声“我来了”，扔下筷子、酒杯，一头冲进孩子们的欢乐里，又踢又扔。客人愕然，与摇头叹气的女主人对视一眼，共同哈哈大笑。

——晚上，八点进入书房阅读。九点，去孩子房间探看。他们可能正等待父亲到来，指导排练《岳母刺字》《三岔口》等等剧目，孩子的床铺就成了小舞台。周俟松听见丈夫弹奏琵琶的声音、孩子的诵唱声，长久不绝，忍无可忍，从楼下客厅或卧室走过来提醒：“该睡觉了，孩子们。”许地山就孩子般紧跟周俟松，抱琵琶，扭头与一儿一女做鬼脸：“睡觉，别误了明早的功课。”躺在妻子身旁，许地山及时以各种方式赞美，比如：“嗯，香，怎么回事？”周俟松回答：“窗台上有花盆，庭院里也那么多花，自然有香气了。”许地山说：“那些花，总会凋谢，六妹则不同……”在周家排行老六的周俟松，心脏一下子软得像云朵、蜂蜜，面色绯红。床头墙壁上的镜框里，嵌着许地山写给妻子的“爱情公约”：“一，夫妇间，凡事要相互忍耐；二，如意见不合，在说大声话之前，各自离开一会儿；三，每日工作完毕，夫妇当互相给予精神和身体的愉快；四，一方不快时，另一方当使之忘却；五，上床前，当互省日间未了之事及明日当做之事。”行文肃穆中不乏俏皮。条约下方，用小字标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于印度”。那一年，许地山第二次去印度游历，为筹划《印度文学》《佛藏子目引得》两部书而收集资料。途中，他写出代表作之一的中篇小说《春桃》。此前，二月初，在广州度假期间，因许地山散漫不羁，两人吵了一架，周俟松去码头向乘船启程的丈夫挥手道别，转身抹眼泪。许地山在甲板上看见这场景，一路痛悔反思，遂有这封特殊的情书寄回北平，被周俟松珍视终生。一九九五年，她在南京去世，床头仍悬挂这一镜框。

——凌晨四点左右，许地山悄悄起床，轻手轻脚到书房，揿亮台灯，开始散文或小说写作。台灯旁，有一尊泰戈尔白色瓷像。一九二六年，许地山三十二岁，在牛津大学宗教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后，与任教于伦敦大学的老舍拥别，回国途中，第一次去了一心向往的佛教圣地印度，拜访泰戈尔，并获赠诗集《吉檀迦利》《新月集》和白色瓷像。后来，他将诗集转赠郑振铎，鼓动他翻译为中文，出版后造就了风靡南北的“泰戈尔热”。正是在泰戈尔的激励下，许地山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梵文字典》，树立起中印文化交流史里的个人形象：津梁与舟车。许地山认为，白昼是学问的养父，夜晚是文学的保姆。若落雨，更令他兴奋异常。从晚餐开始，门外若雨水缠绵，周俟松就明白，丈夫将会有新作在凌晨萌生，遂小声招呼两个孩子，不要去打扰突然沉默、走神的父亲。天色大亮前，许地山一般写两个小时，再躺到书房小床上，稍微眯一会儿。

——早晨七点，他出书房，哼着闽南小调冲澡、刷牙，吃饭，下楼，八点去香港大学上课或外出交流……

这一日，许地山上午和中午的行程，与往常无异。此时，下午两点已过。

周俟松噔噔蹬蹬奔上二楼，推开门，见丈夫仍躺在小床上，头枕一张《大公报》，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她忙俯身呼唤：“地山啊！地山——”她又扭头朝楼下保姆哭喊：“阿姨请医生啊！先生快不行了啊！快啊！”许地山微微睁眼，低语：“我累了……累了……你负责啊……”周俟松忙回答：“我负责！我负责！”两点一刻，待医生赶来注射强心针，许地山已辞世。周俟松将《大公报》从丈夫脖颈下轻轻抽出，看到他在一张新闻照片上用钢笔画一个大大的叉号，像批改一道错题。照片上，汪精卫在南京接受日本人赠送关于富士山的巨幅风景画，满脸媚态。旁边，是另一张巨大照片：一群中国少年军人在进行刺刀训练，小钢盔闪烁光芒。两张照片，如此冲突、对立，大约也激起许地山内心和脑血管中的波澜，再加上长期的愤懑、劳累、疲倦，导致早亡，终年四十八岁。这一年，周俟松四十岁，两人已有十二年的婚姻史。儿子周苓仲十岁，女儿许燕吉八岁。

下午三点，宋庆龄身着黑衣踏入许地山的寓所，双手捧一个小花圈。她是第一个上门吊唁的人。客厅里，那一个诗人、小说家、翻译家、学者，躺在刚搭起的灵床上，一块巨大白布覆盖灰色长衫。宋庆龄鞠躬，与周俟松握手、叮嘱：“节哀、珍重……”她俯身亲了亲两个孩子的面颊，缓缓转身出门。她看了路边那辆很熟悉的奥斯汀牌轿车一眼，副驾驶位置很空虚，再也没有一个山羊般的人微笑着朝车窗外挥手。吊唁者陆续前来。众多花圈涌来，充满小院，溢出到门外的罗便臣道上。

次日，八月五日，香港半岛各地区均降半旗志哀。中午十二时整，远远近近的钟楼和公交车辆汽笛鸣响两分钟，惊飞起屋顶上、树丛中的小鸟。全香港都知道了：一个影响中国文学尤其是香港现代文化面目的人，走了。香港大学礼堂，许地山遗体告别仪式在此举行。王云五、叶恭绰、梅兰芳、陈君葆、陈寅恪等故交，垂首立在祭奠者阵容最前面。梅兰芳最醒目，玉树临风般，戴一双白色手套。即便天气炎热，一个青衣演员仍需呵护双手。上海沦陷后，他隐居香港，仍难以隐匿自身的光辉。香港太小，街头游荡着各种政治背景的间谍、特工、记者。灯红酒绿间，各种秘密和流言蜚语在酝酿、勾兑、发酵。这一年的年底，香港也将沦陷，梅兰芳随即回上海闭门不出、蓄须明志，已经是许地山不知晓的事情了。此时，一千多名师生及香港四百余家社团代表、中小学生，从香港大学礼堂漫延到门外广场。未能来到现场吊唁的徐森玉、胡适、茅盾、郑振铎、老舍、陈寅恪、冰心等等，请人送来花圈，以花朵的形式，围绕一个落花生般的人——花朵垂落后，果实于黄土中生成。许地山笔名为“落花生”。一副副挽联垂满礼堂，造句精工，情志鲜明。

许地山遗体前最醒目的位置，并排摆放着周俟松送的花圈、宋庆龄送的花圈。前一花圈上写着“夫且安息，妻定负责”，后一花圈上写着“赤子之心”。

二

一九四一年五月四日，下午三点半，香港大学，陆佑堂演讲厅。

许地山走上演讲台，见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英籍教师法郎士等友人，并肩坐在听众席前排。彼此点头致意。听众除本校学生，也有新闻记者、其他大学中学的学生。

来港后，许地山所作演讲三百余次，规模各异，大到一个露天广场，小到一个幼儿园教室。凡有邀请，他一概允诺，悉心撰拟提纲。他对周俟松解释：“能对一人、千百人有所触动，就有益家国。”听众对象不同，有教师、中学生、各类教徒信众、官员、家庭女性、文学协会会员、僧人，等等。涉及主题缤纷繁杂，有“儿童文学的意义”“学习国语之重要”“情感与文学”“中国文字的命运”“高尔基逝世五周年与香港文学现状”“正义与人道”“保卫中国之责任”“宗教与政治”“鲁迅先生的呼吁”“作家的责任”等。他平素话语不多，一旦开口则势若冰河解冻，庄重与谐谑并存，故能引发听众兴趣。每每涉及时事与国难，屡屡有激烈言辞汹涌而出。常见一些戴墨镜的听众在场，神态诡异。某日，家中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听筒内，有陌生的男低音发出警告：“先生，讲话要控制火候，免得引火烧身。”许地山回答：“我不怕，你大概怕了罢？！说出名字来！站到我家门前来！”

这一日，许地山演讲的主题是“五四运动与今日中国青年”，《大公报》等报纸有预告，故座无虚席，部分听众站在走廊或窗外。许地山一直心率过快，低血糖症也时时困扰他。他与周俟松开玩笑：“我是有情人啊，心跳不寻常。我是苦涩的中国人啊，请六妹加一块糖。”此时，喝一口周俟松提前准备的糖水，他便开始演讲。

“今天，是五四运动二十二周年，中国面目大变，与这一场运动有关。我们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就不能让这两位先生轻易离开。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那一天，我是燕京大学三年级学生，走在游行队伍前列，长发飞扬，穿一双拖鞋，高举红旗，的确是一番愤怒模样（笑声）。正是这模样，引起街头围观者中一个女学生的注意。十年后，她成为我的妻子，不容易（笑声）。由此可见，两个青年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相遇，很重要，决定了他们之间故事的走向。在座各位先生、女士，与自己爱人的相遇，或许是游轮、咖啡馆、酒吧、茶坊，那就一生比较惬意（笑声）。当然，你们或许就相遇相识在这一演讲厅，那么我就参与了你们的命运，希望将来有一杯酒给我喝（掌声）。当然，你和爱人的相遇，也可能需要等到未来，比如谈判室、战场，那就注定一生与家国兴亡相联系。”

寂静。许地山停下来，又喝一口糖水。演讲厅后排坐着一绿衣女子，许地山认出来，是入校两年的中文系学生张爱玲。旁边，坐着医学系学生炎樱，身着粉红色上衣。这一绿一红，在校园里形影不离，出现在此时此地，许地山有些意外。她俩对政治话题不感兴趣，埋头功课，成绩优异。许地山、法郎士曾为张爱玲颁发奖状和奖学金。张爱玲拿着奖学金就去做了十几套衣服，半日换一套服装，引人瞩目和热议。

许地山曾在这一演讲厅，就“中国人的服饰与命运”开讲座。那一日，张爱玲、炎樱也来了，坐最前排，各自穿着金色、玉白色的旗袍。“女子的发型、服饰，自古至今变化不大，长发是古代女子为了盘起来作为垫子顶起水罐，发饰是女子作为奴隶的标记。现在的项链、手镯，都是由锁链演变而来。”女生脸色普遍阴下来。“新时代女性穿裤子，留短发，是男女平等的标志。”女生脸色骤然明亮起来。“女性解放，要从衣服开始，穿男性服装便于工作和自立，若沉溺于服饰的性感和艳丽，则与古代女子处于男性玩物地位，有何不同？”议论声嗡嗡响起，如野蜂飞舞。讲座结束，在走廊，张爱玲和炎樱向许地山鞠躬问候。炎樱问：“先生一贯身着长衫，便于工作否？”许地山愣一下，笑了：“嗯，问得好呵！看来，对我观点持有异议？我再思考一番，不宜草率结论……”

张爱玲在一年后亦即一九四二年回上海，以新锐作家面目进入文坛。所作散文《更衣记》，回应了许地山演讲中的观点：“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常年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打滚，质地与图案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纯这一点，我就不愿做一个男子。”在小说《茉莉香片》中，她这样塑造言子夜教授的形象：“言子夜进来了，走上讲台。传庆仿佛觉得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一般。传庆这是第一次感觉到中国长袍的一种特殊的萧瑟的美。……然而那宽大的灰色绸袍，那松垂的衣褶，在言子夜身上，更显出身材的秀拔。传庆不由地幻想着：如果他是言子夜的孩子，他长得像言子夜么？十有八九是像的……”传庆的原型即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言子夜的原型即许地山。她把“许”字拆解、转化为“言子夜”。在一个激烈而宽阔的长者身上，张爱玲表达了对缺失的、理想化父爱的幻想。

五月的香港，许地山身穿一件宽大的灰色绸袍，衣褶松垂，讲叙关于“五四”“中国”“青年”等关键词的思考。

“五四运动的光荣过去了，我垂垂老矣，好汉不提当年勇（笑声）。今日有为青年，应勉力于现实和未来，使中国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在下一直觉得，我们的国民感觉迟钝，教书的人没有化育民心，读书的人没有学习效力，互相敷衍，互相欺骗，中国如何自立自强？国家危难之际，尤需青年对于种种问题，有深切了解和及时回应，尤其要胸怀远大志命，而非蝇营狗苟（掌声）。否则，我泱泱中华，会一次次濒临亡种灭国之绝境。日本军队已经在大亚湾登陆，罗湖桥封闭数月了，桥那边，敌寇虎视眈眈。倘兵临城下，在座青年能有何选择？中国之拯救，我辈应有何作为？今天，五四青年节，本就不是一个喜气洋洋的日子。讲这些不开心的话，诸位听了，若得到刺激，踔厉风发，无畏前行，就好（掌声）。中国的命运在于青年，现在不努力挣扎，将来要挣扎就没机会了。真是为中国的命运捏一把汗呀！我已非青年，仍须挣扎！有人问我：许先生，您一基督徒，却吃素念佛，又写了一部《道教史》，为何不隐居修禅、志在烟霞，反而满口‘斗争’‘抗击’一类尖锐词汇？诸位大约也有此类困惑。但，请您去寺庙看看，观音菩萨之所以微笑面对人间，是因为旁边有金刚执剑握刀、怒目圆睁（掌声）。中国即观音，全赖我辈去做怒目之金刚（掌声）！生在这有武力方能论道义的世界上，中华儿女须刚健雄强，自护且护他，自救亦救国，终不能口诵阿弥陀佛、一退再退、束手待毙（静默片刻，掌声）……”

走下讲台，许地山与陈君葆、法郎士握手寒暄，转身出陆佑堂，走向周俟松已经发动引擎了的轿车。突然，车边闪出一个身着西装的中年人，向许地山求助：“Mr.Xu,please help me！”许地山一愣：“您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说汉语吧！”那人涨红了脸，不语，讪讪而去。许地山很生气，上车后对妻子说：“中国就是被这样不自尊的人，搞得没了尊严。”周俟松劝慰丈夫：“消消气，看你脸，又瘦又黄的……”轿车奔向浅水湾酒店。傍晚，那里将举行欢迎夏衍、范长江来香港的晚宴。次日，许地山还将主持“徐悲鸿作品展览及义卖仪式”并演讲，义卖款项全捐献到抗日前线。

许地山乘车离去后，陆佑堂内，听众未散去。演讲厅成为剧场，香港大学女生同学会演出独幕话剧《女国士》，为抗日将士筹集军费。这一话剧的剧本作者正是许地山。陆佑堂内掌声一次次响起。演出结束，“中国不能亡，中国当自强”的口号声久久回荡。我无法确认，张爱玲是否看完这一独幕剧，但我觉得她应该听见这回荡于校园的口号声。

六十多年后，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被李安改编为同名电影。其中有一幕，正拍摄于陆佑堂：岭南大学一群流亡于香港的学生，演出抗日爱国剧，王佳芝、邝裕民挥臂呼喊“中国不能亡”，引发强烈回应，这完全是早年演出情景的再现。电影中，演出结束，这一群青年乘双层巴士张臂欢呼，掠过灯火璀璨的街道，掠过那些苟且偷安的人、隐秘反抗的人、走投无路的人、迷茫徘徊的人，掠过张爱玲笔下的易先生、张秘书、老吴……许地山乘车所去的浅水湾酒店，也进入《色·戒》的叙事，成为易先生与王佳芝初次约会之地。这一酒店，还被张爱玲写进《倾城之恋》。一九四一年暑期，张爱玲母亲与几个牌友结伴来香港，住浅水湾酒店。此后数人分别去新加坡与越南河内，余下一男一女，搬进同一房间，成为白流苏、范柳原的原型。“那酽酽的，滟滟的海涛，直溅到窗帘上，把帘子的边缘都染蓝了。”

当然，许地山不知道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以后的沧桑人间。累了，就睡去吧，与浅水湾的蔚蓝永远相伴共处。墓地位于半山间的基督墓园。生前，每逢周末，许地山常带领学生爬山，屡屡路过此地，登顶俯瞰香港。“我名字里有山，爱爬山，会当凌绝顶啊，一览众山小啊！”他一边爬，一边激励学生。他也曾在寒暑假带领学生，去广西、湖南一带作社会考察，研究政治局势。途中，他不穿长衫，改穿方便奔走的短衫。某日，路边歇息，一个名叫梅雨丝的人认出许地山，掏出随身携带的纸墨求字。许地山笑呵呵答应，俯身在一处石阶上，写了“向上望，向前行”六个字。多年后，这一墨迹出现在某书画拍卖会上，拍出惊人的一串数字。

某一年，我在香港寻找到许地山墓地。俯瞰低处的浅水湾、浅水湾外的大海，想起法国诗人瓦雷里的《海滨墓园》：

这片平静的房顶上有白鸽荡漾。

它透过松林和坟丛，悸动而闪亮。

公正的“中午”在那里用火焰织成。

大海，大海啊永远在重新开始！

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了一番深思，

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

三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中午，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陈君葆办公室。

年近花甲的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不时从沙发中起身，拄拐杖走到门前和窗口探看，对陈君葆嘀咕：“地山该有消息来了，该有消息了……”陈君葆跟在他身后，小声安抚：“先生别着急，别着急……”他口中这样说，眼神同样焦灼，用手帕擦拭那一副眼镜，戴上，又取下来，再擦拭一遍。窗外，隐约可见香港当时最高的建筑物汇丰银行，孤零零地竖着，云朵缭绕于楼顶四周，像一个人纷乱不定的思绪。一阵电话铃声响起，陈君葆狮子一样扑过去，许地山气喘吁吁的声音从话筒中传来：“告诉徐先生，告诉他！东西都在，都在！电话里不说了，我马上回来！”陈君葆眼里一下子涌出泪水，连忙擦去，转身对徐森玉说：“放心了！都在，都在！”徐森玉长长松一口气，大声喊：“茶——我要茶——”

许地山在电话中所说的“东西”，是自北平、天津、海口辗转运往香港避险的三大木箱的居延汉简。

北平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沦陷。次日拂晓，大雾蒙蒙，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北大文字研究所研究员沈仲章，雇人力车，将图书馆内存放的一万余件汉简，分类为八大木箱运出，以外商货物名义存入法国银行，费用昂贵。不久，周作人受托，询问这批汉简下落，沈仲章回答：“不清楚。”他急忙将这八大木箱运抵天津。此时期，徐森玉正在故宫文物南迁途中，越山渡水至长沙，获悉居延汉简处境危急，他瘸一条伤腿，转身北赴天津。徐森玉与沈仲章碰头后，携带其中五箱居延汉简，历时半月运抵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于地下书库，贴封条，陈君葆、许地山一并在封条上签字。书库新加一把大锁，钥匙由陈君葆随身携带。其余三箱居延汉简，由沈仲章携带登船，但在青岛港换船时发生波折：沈仲章意外脱船，写着“香港大学陈君葆许地山收”等字样的三个大木箱，独自南来，像三个离开父母上路、不知道自己多么宝贵的懵懂少年。接到沈仲章发来的电报，徐森玉读了一遍又一遍，递给陈君葆，用拐杖把地板捣得当当响：“年轻人啊年轻人！靠不住啊！那是我们的命根子啊！”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是预计三个大木箱到达香港的时间。清早，徐森玉、陈君葆、许地山就聚在这间办公室，等待海港取货通知。电话迟迟不响。陈君葆说：“得去太古轮船公司和海港查一查。”许地山一拍脑袋：“不等了！我上午没课，我去——那货箱上写着我的名字嘛！”徐森玉也要去，被许地山拦着：“我去就行了，等我消息！”说罢，许地山就疾步朝门外跑去，长衫下摆飏起来。陈君葆感叹：“一个慢悠悠的人、不守时的人，也急了。”徐森玉低语：“地山啊……”自上海在一九三七年沦陷后，郑振铎、徐森玉等人就秘密成立“文献保护会”，抢救江南一带著名藏书楼散出的典籍，与日本和汪伪政府等各方势力角逐。先后有上百万册典籍得以收购，秘密运往香港或途经香港运往重庆后方。这一工作，持续至许地山去世后的香港沦陷期。部分典籍，就藏于此刻他们所在的冯平山图书馆地下书库里，包装箱上收件人的名字，都是郑振铎亲笔写下的“许地山先生”。郑振铎信任这一同仁同道，给许地山的信中谈及文献保护事宜，有“清夜自思，如芒在背，辗转反侧，任重道远”之句。当然，他并不期待收到许地山回信。一个原因是，郑振铎的上海地址总在变化，以逃避日伪政府的追捕。另一个原因是，许地山不喜欢回信，但从未置之不理，收到友人的信就会按信中要求去做，毫厘不爽。

终于，有了上述那一个电话传来的消息。又过约半小时，外面楼梯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门哐当一声被推开，许地山闯进来，一屁股坐在徐森玉身边的沙发上：“我先去海港，查到那三个木箱的下落——太古轮船公司卸载后，装上货车。我又跟着货车跑到轮船公司仓库，他们讲，沈仲章欠了四十五元的餐费运费，账不结清，不放货。我身上没带现钱，电话里说也不方便——总感觉周围有人盯着我，只好跑回来。徐先生，您可以放心去上海见振铎兄了，下午三点的船，也该出发了，我家六妹在楼下等着开车送您。我现在坐计程车去太古公司候着，免得节外生枝。”陈君葆拉开抽屉，掏出一叠钱塞进许地山的口袋：“我去向学校申请一辆货车，咱俩等会儿在太古公司见！”徐森玉点点头：“汉简运回后，给我发电报。记着，沈仲章赶到后，叮嘱他抓紧整理、拍照，世事危急，早做打算……”说完，三双手握在一起。

居延汉简，被徐森玉视为“我们的命根子”，可见其珍贵稀有。八箱“命根子”，自北平迁徙至香港大学，这件事，只有蒋梦麟、傅斯年、胡适及前述四人知晓。

十一年前，即一九二七年，三月初，北大、北平图书馆等相关机构人士，发起成立“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旨在控制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酝酿中的西北考察之举，及其他外国机构类似活动。多年后，斯文·赫定回忆：“三月十日，在一所大学的房间里，我们与反对组织进行了第一次会面。长桌对面，坐着中国的十二位代表，分别来自不同的、对我们充满敌意的科研机构。”这十二位代表中，有周肇祥、徐森玉、刘半农、袁同礼、马衡、李四光等。会议后，达成双方联合组建“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协议，标志中国知识阶层开始自发保护国家文化，敦煌文献遭盗窃流出境外的历史到此结束。五月九日，中国、瑞典两国探险家，联袂自西直门车站出发赴包头，徐森玉代表“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到车站送行。三年后，一九三○年，在额济纳河旁边的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周围，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发掘出汉代木简一万余枚，命名为“居延汉简”。这些汉简，记载了汉代军事、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消息，继而纠正教科书和各类典籍中的舛误与谬见。其墨迹，草体与隶体相融汇，疏可走马，密不透风。一撇一捺，可以写得像短刀或长剑，充盈整条木简，辉映出汉民族一个敦厚朴茂、遒劲自由的时代。居延汉简运回北平，经胡适、傅斯年建议，珍存于北大图书馆，以方便整理、研究，沈仲章是贯穿考察与研究活动全过程的一员。

而此时，一九三八年一月，香港与内地北方的冷峻局面截然有别。香港的大街上，红男绿女仍薄衣短衫，纸醉金迷。兵破孤城、尸陈街头之惨状，尚待三年后，即一九四一年底才会出现。

傍晚，一辆卡车载着三个木箱，驶入香港大学，移至冯平山图书馆地下书库。陈君葆、许地山在三个木箱新贴的封条上，郑重签下各自的姓名。

次日，徐森玉所念叨、埋怨的那一个“年轻人啊年轻人”沈仲章，穿着风衣，戴着贝雷帽，出现在香港大学，满脸不安。陈君葆上前拥抱他：“汉简有惊无险，赖祖先神灵护佑，兄亦立下大功。”沈仲章摇头：“惭愧，惭愧，一路惴惴……”许地山开玩笑：“青岛脱船，沈弟有何故事可讲？”沈仲章连连作揖：“许兄啊！不见汉简，六神无主，哪里有什么故事可讲啊……”

自此，沈仲章以中央研究院特派研究员身份，在冯平山图书馆内上班，继续对居延汉简进行清理、拍照、研究，工作量繁重。随后，在四川李庄，第一版的影印《居延汉简集》出版。一九四一年底香港沦陷前，这一万余枚汉简的保存成为难题，重庆、昆明的湿润气候都不适宜保存，干燥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亦有沦陷之危险。最后，寄给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以个人物品的名义，保存于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抗战胜利后才得以运回祖国。同样，郑振铎、徐森玉委托香港大学保存的珍贵文献，在冯平山图书馆成为日军马厩之前，转运至西南后方。一九四九年，革故鼎新，这批文献一分为二，运往台湾或留在北平。徐森玉拒绝国民政府“携带文物迁徙台湾”的指令，退隐上海，后复出为上海博物馆馆长，于一九七一年去世。陈君葆坚守香港大学，为新中国寻找、收购众多失散文物，于一九八二年去世。沈仲章后半生从事民族音乐和民俗文化研究，一九八七年去世于上海。

在香港工作期间，沈仲章租居于薄扶林道上的一座木屋，戴望舒、徐迟也是这木屋的租客。春秋三度，夙兴夜寐理汉简，黑发覆盖一层薄霜。逢节日，他会到许地山家做客，听这一个诗人、小说家、文人、基督徒、道教研究者、梵文翻译家，怀抱琵琶错杂弹，喝周俟松酿的米酒。沈仲章会拉二胡，自恩师刘天华去世后，他便不再碰触那两根充满哀声的琴弦。此时期，徐森玉继续押送南迁文物，出长沙，入云贵，进巴蜀，途中被马车车轮压断一条腿，打着石膏板继续迁徙，并遥遥关注居延汉简整理事务的进展。许地山、陈君葆、陈寅恪、叶恭绰等可靠人士，参与对部分居延汉简的解读与辨析。日伪政府背景人士，亦屡屡进入香港大学徘徊、刺探。

旷野上，孤零零的一座四方形古堡，“像一辆卡车车厢，陷进泥沙，抛锚。我们把它开到香港，再开进未来——向前”！许地山盯着居延汉简发现之地的一张旧照片，这样说。沈仲章身心一震，停下手中咔嚓咔嚓拍照的相机，抬头说：“许兄才思敏捷，张口就是一首好诗啊！”

四

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北平，中山公园，来今雨轩。

许地山身着新做的一件青色长衫，头发剪短到符合常理的程度，笑呵呵。旁边站着周俟松，身着一件紫红色旗袍，大眼明亮，微笑。一年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周俟松，去燕京大学教授熊佛西家串门，偶遇许地山。这个已经以散文《落花生》名扬文坛的作家、学者，当时身穿黄色对襟长衫，山羊胡，长发披拂，一副才气纵横、桀骜不驯的样子，令周俟松生发兴趣。许地山主动写信追求，两人在燕京大学周围的餐馆、剧场、电影院、公园，频频约会。一年后，有了这一场婚礼。

来今雨轩，一个茶馆——旧雨新知，都是今天的雨，汇聚在中山公园内这幽静一角。许多文化名人在此聚会、写作，比如鲁迅。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他在靠近窗子的一个常坐的位置上，埋头翻译小说《小约翰》，忽听见茶桌一角被轻轻敲响。他抬头，见是钱玄同，就笑了，于是停笔。两人对坐品茶，谈一些海阔天空的闲事，发牢骚，生闷气。夜深，两人各自吃一个冬菜馅包子便散去。张恨水在这里完成长篇小说《啼笑因缘》。胡适、陶行知在这里为杜威举行访华送别仪式，时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当天，胡适在日记中感慨，来今雨轩内的文化盛会不知有多少，“仔细收集，足可编一本很厚的书，足见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在来今雨轩举行婚礼，许地山和周俟松为这“一本很厚的书”增加一页新传奇、新美谈。

半月前，周俟松建议：“我们在来今雨轩举行婚礼吧——你和友人成立文学研究会的地方，多有意义啊！”许地山幼年在漳州受洗为基督徒，本来想去燕京大学附近的缸瓦市堂，接受牧师祝福和唱诗班赞美。他也是在那里做礼拜时，认识了教堂义工舒庆春亦即后来的好友老舍。周俟松这一建议，令许地山感动：“六妹有眼光，不寻常！”许地山的情书、散文中，频频出现“六妹”一词，指周俟松，也可能指他的亡妻林月森，读者需辨析一番，才明白其抒情对象是前后哪一个妻子。从照片看，这两个女子差异颇大。林月森瘦弱，一条长辫孤垂腰间。周俟松健朗，齐耳短发。两人共同之处更多：都在家族兄妹中排行第六，都有一双灼热的大眼睛，都爱着一个怪异、奇特、不寻常的男子。

林月森出身于台湾著名的林氏家族，与许地山家族渊源深厚。一八九五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两个家族不愿苟且偷生，相继渡海到大陆来，在漳州相遇。一九一五年，许地山、林月森订婚。一九一七年，许地山的父亲、清末进士、原台南团练局统领、诗人许南英，在缅甸求职谋生期间猝然离世。许地山的母亲强忍悲痛，对外隐瞒这一噩耗，仓猝为儿子举行婚礼。旋即摘下家中高悬的红色喜幛，带领新婚的儿子和儿媳，远赴异域为丈夫送葬。闽南风俗：举行葬礼的人家，一年后方可再办喜事。“须先办婚礼！许家再痛苦，也要强作欢颜，不能让林家为难，让姑娘为难。”林月森闻听婆婆这些话，泪流满面。一九一八年，许地山考取燕京大学前身之一的汇文大学。一九二○年，他从燕京大学文学院毕业后，又入神学院就读。暑假，许地山回漳州接妻子来北平，经上海，林月森突发疾病亡故，埋葬于静安寺对面的墓园。临终前，林月森摘下翡绿色戒指，戴在许地山手上，说：“这戒指还给你，看看它，想一想我。将来再婚，就不要再看、再想了，去过新生活……”

这些年，许地山被燕京大学的同学、同事，称作“许怪人”“许真人”，除了他服饰、行止和言语异于常人，另一细节，就是戴翡绿色戒指。熟悉的友人知道一个爱情故事的存在，避免言及。初次相识的人很好奇：一枚女性气质的戒指，如何在男子的手指上闪光？若尝试去问，许地山只是淡淡回答：“纪念。”说完便不再多言语。

周俟松初识许地山，自然也好奇、询问。许地山细细说了从前的家事：台湾，漳州，父亲，母亲，林月森。周俟松听着哭了。恋爱后，许地山把这戒指摘下来，周俟松责备：“怎么摘了呢？还是戴上吧。是美好记怀。我不会嫉妒。有了彼时的累积，才有此一时的你我，对吧？”许地山动情地搂着周俟松，像荒凉山地，俟候到一棵松树的出现，风景顿然一新。婚礼前，他又尝试摘下这戒指，周俟松坚持：“戴着它，姐姐天上的灵魂，就会祝福我们。”许地山就一直戴下去，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去世后，周俟松把它摘下来，裹在一小块红绸里，终生珍藏。

这一天，来今雨轩内，电唱机轻声播放着《教我如何不想她》《诗人之恋》《为艺术，为爱情》……许地山确定的曲目。他当初送给周俟松的定情物，就是其编译出版的《世界名歌一百曲集》。部分歌词由他翻译，汉语的节奏声韵，与旋律相融洽。他钻研过作曲，为瞿秋白《赤潮曲》一诗作曲，从而产生中国第一首红色革命歌曲。面对许地山，恋爱中的周俟松，总是唱歌般感叹：“你有多少未知、多少才华啊，如何认识你、看清你？吃素，却信仰基督，研究道教，又成为作家……”许地山开玩笑说：“请六妹挖掘许地山，这一座矿山……”

双方亲属及部分友人前来参加婚礼。蔡元培、周作人、田汉、陈援庵、熊佛西等，或西装，或长衫，向新郎新娘致贺。八年前，亦即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在此地酝酿成立文学研究会的那些同仁，只有周作人在场。其他人，或身居异方，比如，茅盾在一年前去了日本，郑振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小说月报》；或已经有了分歧，走上不同道路，对八年前文学研究会成立的主旨“为人生”，各自抱以新理解、新追求。周作人参加婚礼，更多出自旧谊前情，许地山曾担任其助教。两人合力撑起燕京大学“现代文学”课程，讲台下，坐着冰心等等低年级学生。后来，许地山与周作人渐行渐远，根于对日本、对时局的态度，差异巨大。这场婚礼前的一年，即一九二八年，日本军队以“维护侨民安全”为借口，在青岛登陆，制造济南惨案，中国民众伤亡近两万人。自幼年，至壮年，许地山的履历遭际，始终与一个岛国纠缠难分，使其性情沉郁而激烈。周作人则态度恬淡、苦涩。谈起东瀛，周作人说：“吾与尔犹彼也。”许地山反问：“吾与尔何以犹彼也？”两人沉默。两个人可以说的话题，日益匮乏。此刻，周作人出现在婚礼上，关于“爱”这一话题，又能说些什么？

九时整，熊佛西面对话筒，以婚姻介绍人的身份讲话，嗓门响亮。一个戏剧家、戏剧学教授、胖子，讲话自然像念诵台词一样，充满夸饰和感染力：“许先生与周女士，是天作之合，但也需要烘云托月的人——那就是我！”掌声响起。“许先生爱周女士，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穿上了袜子。”一阵笑声，许地山挠头，周俟松脸红。周作人没笑。熊佛西当然也不笑：“北平城里，我认识两个奇人，一个是许先生，另一个是赵先生。赵先生是穿袜子的，但一次穿五双袜子，脏一双就脱掉一双，最后脱成许先生那双脚的样子。”周作人也忍不住微微笑了。熊佛西继续说：“许先生的新长衫，不再是毛边书了，因为爱。但是不是会重新成为毛边书？拭目以待。”又一阵笑声。“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许先生会有大量新作出现在《小说月报》《晨报》上，当然，我们期待着从许先生的文章中，捕捉到他一不小心泄露出的私生活细节。”又一阵笑声。“在来今雨轩举行婚礼，让我想起杜甫的《春夜喜雨》，‘润物细无声’。祝福新郎新娘，喜雨今日，花开明朝，早生贵子！”更热烈的掌声和笑声，骤雨打新荷一般哗哗啦啦响起。

婚后，许地山恢复邋遢状，长衫下摆又磨成毛边书。周俟松逼着丈夫洗澡、理发、换新衣，遭抵抗或拖延，就生气、哭喊：“我嫁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许地山就心软了，老老实实按周俟松的要求做。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发生在广州度假期间，随后，就有了许地山在印度写给周俟松的那一纸“爱情公约”。

许地山的临终嘱托，在周俟松心头回响一生：“你负责啊……”自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起，她负起独自养育两个孩子的责任。她卖掉奥斯汀牌轿车，辞掉佣人；九月起，到香港一家师范学校工作。年底，香港沦陷，大街小巷处处可见因饥饿而倒毙的尸体。生计困顿，周俟松开始典当衣物。

一九四二年，重庆与延安，开始转移救助香港文化界人士。许地山的家属似乎被遗忘了。周俟松决定自己带孩子回内地避乱。随身物品中有“爱情公约”，丈夫的手稿、日记、琵琶。在逃难的队伍中，那琵琶格外醒目，用白色被单裹着，形状就像大雪覆盖的小岛，有着异乎寻常的孤傲和壮烈。他们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但坚持朝西南方向走，那里是大后方。一路遇到中国军队卡车，因汽油不足，竟然靠燃烧的木炭提供动能，黑烟缭绕。周苓仲和许燕吉，对这一情景感到困惑和新奇，两双小手紧紧抓着母亲的衣摆，像溺水者抓着一块浮木。但这是一块饥饿、疲惫的浮木，充满了即将沉溺于洪流的预感。两个孩子的衣角，缝缀着孩子及其父亲许地山的名字，以防失散。“许多人知道爸爸，你们记着他的名字，就能获救。”周俟松反复叮嘱，孩子们懵懂点头。

过湖南耒阳，操场上，一剧团正在演出，慰问第九战区抗日将士。孩子们兴奋极了，扯着周俟松的手去看。剧团演了两出戏：《薛仁贵征东》和《精忠岳传》。观众席中间位置，端坐着战区代理司令薛岳。正是他，违抗蒋介石“稍安勿躁，静待时机”之命令，打了三次长沙会战，将日军陆路南下步伐阻滞于湘江边。此时，锣鼓铿锵。前一出戏结尾，薛仁贵凯旋回朝，大写一个“薛”字的军旗迎风飘扬，皇帝下殿迎接。此场景未了，后一出戏的演员就疾步登台，擎着大写一个“岳”字的军旗，两面军旗上的“薛”“岳”二字碰在一起！薛岳激动得一下子站起来，高举戴着白手套的一双手鼓掌。众将士随之站起来鼓掌。

周俟松在这座小城里找到教职，得以喘息。不久，学校同事向薛岳告密：“亲共的左翼作家许地山，其妻子在此教学，应予逮捕。”薛岳想了想，答复：“许地山太著名，让他家人离开此地就行了。”周俟松只得带着孩子继续朝西南方向走，到重庆。抗战胜利后，周俟松在南京五中任教，以副校长的身份退休。临终，她对着丈夫的遗像喃喃道：“地山啊，我尽责了……”

某一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我隔着展示柜上的玻璃，看到周俟松捐献的许地山手稿及她的日记。其中一页，记录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的婚礼情景。这页日记上方，是许地山当晚补写的一行字：“风和日朗我们于九时行婚礼。”

五

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伦敦。

老舍当日所记如下：

阴。在大英博物馆读者休息区，遇许地山兄。非第一次在此相遇。其正受郑振铎先生之托，搜集敦煌风俗史料。仍穿那一套灰西服，不合身，像借来的，且有墨水痕迹，他自嘲像梅花图。中国人还是穿长衫的样子妥帖，风雅。但中国的风雅，在这世间所剩无几，不足为外人道也。地山兄长衫穿得邋遢。倘有女人爱，会有不同。一个笔致温柔、名动中国的男子，竟无女子爱，可见此男子之奇特、众女子之胆怯。右手那一枚翡绿色戒指惹眼，让我看见就替他难过。

中午喊地山兄吃饭，他不理，嘴巴念念有词，埋头默记。记一段，就起身又往资料室跑，急风一样。再跑回来，坐下，又念念有词，埋头默记。如此情形，已数月矣。大英博物馆规定，对珍贵资料不许拍照、抄录，地山兄只能进资料室去读、背诵，再出来默写。博物馆管理员很困惑，问他为何频繁进出，他回答心脏不好，需时时到外面透气。几万字的敦煌史料，都是英国人抢来的，又经地山兄得以复制、传回国内，郑振铎很感动，我亦长叹连连。佩服他的记忆力、意志力。中午，我独自去喝了一碗热汤，给地山带两个羊角面包回来。自去年来伦敦，我就吃得不舒适，落了胃病。地山兄胃也不好。胃不好心情如何能好？他与我开玩笑：正适合写小说嘛。我就写起小说。《老张的哲学》已完成大半，他推荐给郑振铎，在《小说月报》连载。今天，我一边陪地山兄，一边写两千字，明天寄回国。地山兄搬去牛津大学已半年，见面少，彼此心情益发孤凉。好在伦敦不大，我与他总能在图书馆、博物馆不期而遇。他有一个‘牛津书虫’的雅号，想尽快把宗教学学位读出来，省些费用。

傍晚，我独自坐在大英博物馆外台阶上，看车流灯火。忽听地山兄在身后大喊：“庆春，我饿坏了！”一同去吃饭，聊天竞赛至深夜方分手，各自归去。

老舍所言的“聊天竞赛”，始于一九一九年初。

二十岁的舒庆春，北平某小学校长、未来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在缸瓦市堂，与二十五岁的许地山初相见，就震惊于这一兄长的绚烂繁复如行山阴道中。他能熟练运用英语、法语、德语、日语、梵语、希腊语、粤语、闽南语、北平官话，打通宗教学、民俗学、文学、教育学、社会学的边界，无所不知，无可不言，完全是一个通才、奇才、鬼才，令舒庆春目不暇接。很快，他与许地山就成为可以相互映照的肝与胆。舒庆春自谓“任性而重情”，认为许地山“随和又执拗”，故两相洽和。从敬称“许先生”开始，到昵称“地山兄”，舒庆春只用了一个月时间。每次见面，先用纯正京腔谐谑开场：“早啊，您老！”许地山则以粤语回应：“耐唔客气呢哉，我地唔爱敢哉！”彼此大笑，随后转入用北京官话“竞赛”阶段。两人去小羊圈胡同，看舒庆春在家中练功的刀枪剑戟，又绕后海转圈，或去燕京大学宿舍围着火炉烤花生、吃番薯。两个人聊得天昏地暗、月朗星稀，才一拍大腿、各自散去。正是在这样的聊天过程中，许地山有了《落花生》《命命鸟》《黄昏后》的写作灵感，作品相继发表于《小说月报》，并以“落花生”作为笔名。

在伦敦，两人的聊天竞赛，开展得登峰造极——言辞的峰顶必有极端的美景，四望无垠。许地山常因这一竞赛，误了既定行程或晚班地铁，惹来同事怨言或同学警醒。许地山在聊天中“能由男女恋爱扯到中古的禁欲主义，再扯到原始时代的男女关系与服饰。他的话一会儿降低到贩夫走卒的俗野，一会儿高飞到学者的深刻洞明，谈一整天也毫无倦容，我和其他人听一天也不敢疲倦”。老舍在许地山去世后这样回忆、抒情：“他即使是一个强盗，我也认他为知己良师。”老舍曾向许地山发出过类似周俟松在若干年后发出的疑问：“地山兄，您是怎样的人呢？宽阔通达，又孤高冷傲。博学多识，又拙手笨脚。沐欧风美雨，怀梅香疏影。激进、追新，守旧、寻根。这可让那些想来亲近您的女子，如何是好？”许地山大笑，山羊胡抖得风吹野草一般：“如何是好？孤灯明月静悄悄。”老舍最后得出结论：“地山兄，您就是落花生一般的人！这笔名，土气又洋气，开花又结果，好看又好吃。”许地山的眼睛孩子般亮起来：“庆春啊，舒兄啊，舍予忘我成妙道，也是落花生之情怀啊……”正是许地山这一声感叹，造就“老舍”笔名。一九三五年回国，老舍在青岛教书，作同题散文《落花生》，向许地山致敬，向一种沉实、忍耐、献身于故国命运的精神致敬。

老舍在一九二四年八月来伦敦大学教中文，初与许地山租居于伦敦北郊巴尼特的一座小楼，聊天竞赛开展得空前便捷，楼上楼下彼此互访。许地山入牛津大学后，仍常来约旧友满城晃荡，观察街景与人文。老舍感慨：“地山兄，英国的先进处固然多，但这伦敦的月亮并不比北平圆满。”许地山赞同：“英国人的礼貌极端虚伪，比如，吃饭不能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人生快乐就打了折扣。”接着他一声叹息：“西方人说中国是一头睡狮，可它睡着了，还能算是狮子吗？貌似恭维，实则嘲讽，虚伪之至！”在一个剧变的时代里，两个人的聊天竞赛，如何能避开社稷家国？

许地山向老舍谈过幼年经历。父亲许南英，字窥园。董仲舒发奋读书，有“三年不窥园”之说。“作学问，终究为济世安民，如何假装没看见园子和园子外的世界？”许地山记着父亲这句话。在《落花生》中，他写长满落花生的童年园子。花期过后，花柄入土，花生默默滋长成熟，教育一个孩子如何隐忍、沉实地生活。一八九五年，父亲遭日寇通缉，遂将家产散于众邻，逃亡大陆。行前，母亲去台南关帝庙，向手持大刀的红脸泥塑神像询问：“咱中国何时驱走日寇、光复台湾？”问罢，抽一卦。僧人解读之：“中国像一株枯杨，根发新芽，方有希望。”九岁，许地山在广东揭阳故里读书，看到《檀弓》中一句：“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他嚎啕大哭，私塾先生为之一惊。在伦敦，许地山写短篇小说《枯杨生花》，叙述一个寡妇追寻新恋情的故事，决绝、罕见、蕴含深意。他后来所写小说《春桃》《缀网劳蛛》等，同样以女性为主人公，主题始终是追求身心解放，以此隐喻一个国度的复活与重生。

在伦敦，老舍曾想研究宗教，许地山不赞同：“你会讲故事，话语有趣鲜活，咱俩的聊天竞赛，你屡占上风，何不写小说？写写北平人的生活，这是前人没写的题材。你应该能成为大作家，可广泛影响世道人心。宗教嘛，修心自度而已，不急，不急。”老舍对许地山广泛涉猎各种宗教，很困惑：“宗教的共同点在哪里？”许地山想了想，回答：“都是关于彼岸的一种又一种理想吧。向上望，向前行。教堂、寺庙的高远处，不都画满光芒、天使或菩萨吗？文学亦须怀持理想，诗人与作家，亦应向上望、向前行，民族与人性，才有再造重塑之可能。”舒庆春点头称是，遂转变成老舍，学许地山的样子，在价值三便士的杂货铺账本上写作，写满一本就递给许地山。许地山看着，常常笑得咳起来：“有趣！就这样写吧。”于是有了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待到一九三○年归国，老舍已成为当时最著名的作家。他说：“没有在英国的经历，没有地山先生，我或许能成为牧师、武师，决不会成为小说家。”

回到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这一天，伦敦。

许地山走出大英博物馆，街头灯火四起、车流汹涌，蓦然见老舍独自坐在台阶上发呆，高兴地大喊一声：“庆春，我饿坏了！”两人进入博物馆旁的一个中餐馆，霓虹灯标志有些脏。几张方桌旁，坐满黄面孔的人。他们要了两份饺子，两碗蔬菜汤。老舍说：“论味道，当然还是北平的好啊，但也算有饺子可吃了，终究比披萨好！”聊天竞赛开始。许地山掏出当天默写下来的敦煌风俗史料，感叹：“博物馆里的原本，几千年前的字迹，俊朗无比，比我这字迹不知好多少倍！”老舍伸头去看，那些字抄在一个纸质很好、价格很贵的硬面抄里，抄满一本就寄给郑振铎。老舍说：“兄字迹也好，本份、朴素，像落花生。”许地山笑：“庆春啊，你是可以谈一个好恋爱的，也能成为一个好作家，不信，咱走着瞧。”老舍掏出当天在大英博物馆新写的章节，递给许地山，又要求：“兄有新作否？让我看看，我不能吃亏。”许地山笑了，从书包里掏出同样价值三便士的杂货铺账本：“《空山灵雨》要出版了，编辑嘱我写一个序，昨日草就，明天寄回国。”老舍拿过来，先是读出声来，随即沉默着看完：

生本不乐，能够使人觉得稍稍安适的，只有躺在床上的那几个小时……自入世以来，屡遭变难，四方流离，未尝宽怀就枕。在睡不着时，将心中似忆似想的事，随感随记……积时累日，成此小册。以其杂沓纷纭，毫无线索，故名《空山灵雨》。

昏暗电灯下，众食客以英语夹杂着汉语交谈，像奶油拌蔬菜而成的沙拉，大约说着山雨外并不空灵的话题。

老舍定定地看着许地山：“兄睡不着时，正好写小说嘛，想一想这伦敦城里还有愚弟在，你也略有宽慰吧？”许地山点点头，眼睛潮湿了。用筷子夹起饺子，放到醋碟里去蘸：“且以酸楚攻酸楚。”两个人都笑了。

六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六日，北平，燕京大学。

许地山站在桃树下，身穿棉袍，身形瘦削。左手握教案，右手扶着低垂的桃树枝。树枝上，桃花大约开得明艳。挂在树枝上的钟，似乎期待转化成一颗桃子，那个负责敲钟的老校工，总是当当当当地打破它的这一幻想。

看着一张照片，我写下这些文字。黑白照片，桃花自然是白的，枝条是黑的。照片背景，是一座两层重檐式古典小楼。大约是下课后或上课前拍下这张照片，且是许地山的自拍。他总是随身带一台相机，拍下家人、同学、朋友的奇形怪样，惹来不快或欢乐。许地山在照片一角，写下初春时节这一日子，使我追溯一九一九年这一关键年份的若干细节，有了可能性。

这一天，许地山给冰心亦即谢婉莹，拍了另一张照片。谢婉莹用一双大眼，平静对待相机镜头和未来，如同一朵停在离地面很近处的云。背景也是这一桃树。我推测，是许地山下课后喊了一声“婉莹同学留步”，遂有了照片的生成。在这所充满修行气氛的教会大学里，谢婉莹欲语不语、温柔敦厚的古典美，对异性充满了吸引力。她明白这一点，愈加显得矜持和淡然，与周围人保持适度距离。许地山在给谢婉莹拍的照片背后，以隶体字写了一句诗：“一片冰心在玉壶。”此时，谢婉莹以“冰心”为笔名写诗，出版《春水》《繁星》等诗集。晚年回忆中，她感谢泰戈尔的《新月集》《吉檀迦利》这些作品，为自己走上文学之路竖起路标，而最早在课堂上讲泰戈尔诗歌的人，正是许地山。

四年后，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七日，冰心在上海乘“杰克逊总统号”客轮去美国留学，在异域写作《致小读者》，确立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位置。那艘轮船，云集二百余位来自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子，除冰心外，还有许地山、梁实秋、孙立人、顾毓琇等。梁实秋与冰心在甲板上初次相遇。此前，梁实秋在《晨报》发文，批评冰心小诗之“轻”。冰心读到了，记着作者名字。此时，海风劲吹，云团低垂。梁实秋问冰心：“您去美国读什么专业？”冰心答：“文学。您呢？”梁实秋答：“文学批评。”两个人都有些窘，扭头去看追逐轮船翻飞的一群海鸥。许地山站在一旁观察两人的表情，及时提议：“我们办一张壁报如何？敦促大家写作，也可自娱，否则，这一路的海天寂寞如何排解？”梁实秋、冰心的脸色舒展开来，互相看看，笑了。三人组成《海啸》壁报编委会，分别约稿、抄稿。每隔三天，一群学子就涌向船舷上张贴的新壁报前，读冰心的诗《乡愁》《惆怅》，许地山的短篇小说《海角的孤星》《醍醐天女》，等等。这些作品，由许地山寄给郑振铎，相继发表于《小说月报》。某日，许地山受冰心委托，去船舱喊一个吴姓男生来谈话，错把俊朗高大的吴文藻带来。无心插柳，促成了吴文藻与冰心之间的柳荫浓、紫燕飞。后来，许地山与周俟松的订婚宴上，冰心举杯致贺：“我来祝福，也是还礼，地山先生是我和文藻的月下老人呢！”

多么关键的一九二三年，多么关键的一艘轮船！二百多位精英，赴海外谋变图新，又次第归来，深刻影响中国现代史、文学史、社会史的局部乃至整体景观。当然，这是后来的事情。当然，这不仅仅是后来的事情，一切“后来”都是“从前”的后裔。

回到一九一九年四月的这一天，距五月四日那一场著名运动，尚有十八个日夜。

照片上，桃花明艳，春天正蓄力包孕一切，无论悲伤与愤怒、斗争与欢乐，都处于萌动、生发之中。桃树下，许地山的站姿雅致、抒情，决定了他后来在纽约、伦敦、香港的一系列立场，乃至最终在香港面对大海的永恒睡姿。此时，他对未来一切都不知不觉。妻子林月森，将在次年亦即一九二○年去世，这一重创的到来，他同样毫无预感。面对燕京大学校园到处种植的桃树，他此一时期是否开始构思《春桃》？我没有查到相关资料。一九八八年，凌子风根据这部小说拍摄成彩色故事片，女主角扮演者刘晓庆，其大眼与强悍，酷似许地山后来的妻子周俟松，不像林月森。区别处仅仅在于，周俟松戴眼镜，数学成绩比刘晓庆好。婚后，周俟松开心时，会用“鸡兔同笼”一类的趣味数学题考问许地山，看丈夫伸出十指数来数去数不清的窘态，就乐不可支。

此时，桃树、校钟、燕京大学，刚由汇文大学、协和大学等重组而成，校址位于盔甲厂胡同。未名湖周围的新校园，须待一年后动工修建，六年后方正式迁校。眼下，九个古旧四合院落，分作女校、男校两部分。从前的王府，精致幽深的客厅、卧室、闺房，被改作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学生宿舍。走廊上，栏杆或红或绿，雕刻、描绘着花鸟虫鱼图案。墙壁，有紫藤与爬山虎随风晃动，似芳心暗许、春情萌动。女生们去男校院落里上课，会精心打扮一番，涂上不过分的腮红、口红，长裙布鞋，穿门过槛，像一群大观园里的人。校内与校外，似乎是两个世界，有着巨大的时差与温差。周边，抽屉胡同、大羊毛胡同、东库司胡同、钓饵胡同、船板胡同，长短参差，阔狭各异，迷宫般，考验着师生们如何寻找一条通往理想国、桃花源的出路。小河肮脏，大路泥泞，乞丐哭喊苍蝇飞……这一切悲苦景况扑面而至，与静谧课堂上的思辨和表达，如何脱得了干系？

这一年，正攻读文学院三年级并开始兼任教职的许地山，住男校宿舍。两张木床相对，其间摆书桌和火炉，上方吊一盏灯，床头墙壁凹进去成为书橱。冬日里，胡同隐约传来“萝卜赛梨，辣了换”的叫卖声，师生纷纷跑出去买，“吃了，在煤气昏暗的房间里，能爽神做学问”，许地山在文章中这样回忆。若北风呼啸一夜，清晨，挂在桃树的钟当当作响，许地山起床，会发现自己像从沙漠里醒来——满脸满床满房间的灰尘，一夜间从门窗缝隙里挤入。许地山用双手作为梳子梳头发，拍拍长衫，进教室上课，面对低年级学生“先生早上好，今晨洗脸否”一类戏谑问候，他回答：“北风负责我邋遢。”满教室响起笑声。

许地山此时期已有作品轰动文坛。故，周作人选他为助教，给低年级同学上课，讲授自己编选的“现代文学选本”，篇目有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俞平伯的《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等等。废名、徐志摩、冰心等新一代作家的诗文，进入选本与课堂，尚需要一些时日。两人上课风格迥异。一个人讲得月明星稀秋水静，另一个人讲得山呼海啸风雨来，都受学生欢迎，课堂上经常坐着外专业来旁听的学生。

许地山之于冰心、凌叔华等低年级学生的关系，半先生，半同学。学生呼他“地山先生”，尊重里含有俏皮。他走路时也翻看一本梵文书或佛经，念念有词，旁若无人。圣诞节聚会，他走上舞台，表演女子脚穿高跟鞋、挥臂打高尔夫球之情状，惹得满堂大笑；复怀抱琵琶，双目微闭，转瞬间，一派天高地迥声声慢的气氛弥漫开来。授课读书之余，许地山还与熊佛西、冰心、凌叔华等人，编辑出版《燕京大学季刊》。在从前仆人所住的小房间里，几个编辑为作品中该用“像”还是“象”这一类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许地山查资料、写信，论证个人观点，寄往女校。下次见面，冰心、凌叔华赶紧求饶：“地山先生说得对，很对！信就不必写了啊，面谈，面谈。”许地山开心欢笑，在课堂上依旧严肃强调：“就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计较。自我辈开始，改掉不认真的习惯，中国才有改变的可能——‘怎么着都行’，则奴隶的贱命，如何摆脱？！”

讲台上，许地山信马由缰，时时将话语的马头，从前朝言辞的雅致，挽缰挥鞭，蓦然奔向时代的纷乱动荡。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六日这一天，课堂上，谈到梁启超从巴黎传来的一系列关于“日本欲占据德国的山东权益”的消息，许地山放下手中的《庄子》，说：“庄子推崇自由、逍遥游，但这是一种负重之自由与逍遥，非凌虚蹈空、毫无担荷。他尊敬孔子，屡屡记叙其行其言：‘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眼下，吾国吾土就是寒至霜降局面！山东，孔子故乡，中国人的精神源头。德国战败，走了，另一个战败国日本欲继续霸占，天理何在？我是基督徒，向来吃素悟禅，厌倦暴力字眼，但当外寇来袭，一个仁义之邦，若只能凭‘仁义’二字护生存命，何其幼稚，何其羞耻！”据冰心回忆，讲这些话时，许地山脸色铁青、嘴唇发抖，一个平素散漫随和之人，突变得令人畏惧。正因华夏尚有无数“突变之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到来，乃至现代性中国的构建，势不可挡。许地山在十八天后作为学生领袖冲上街头，及至随后在伦敦、在香港迸发出的一切爱、恨、情、仇，乃至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的弦断歌歇，势所必然。

除了桃树下的一张黑白照片，在老舍文章中，我看到关于这一天的叙述：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六日，傍晚，老舍亦即此时的舒庆春，与刚认识不久的许地山，去缸瓦市堂。唱诗班在管风琴伴奏下，正在试唱许地山新写的《神佑中华歌》——

神明选择赐与，一片荆原棘地，我祖开辟；

子孙继续努力，瘦瘠变为膏腴，使我衣食无亏，生活顺利。

旧邦文化虽有，许多消灭已久，惟我独留；

求神永远庇佑，赐我一切成就，使我永远享受平等自由。

恳求加以护庇，天灾人患永离中华美地；

民众乐业安居，到处生产丰裕，信仰、道德、智慧，向上不息。

歌声中，舒庆春不经意间侧首，看见天窗投下的一缕夕辉，正照耀着许地山两眼的泪水。

【作者简介：汗漫，作家，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一卷星辰》《南方云集》《居于幽暗之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