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打小，二姐小毛在家里就格格不入。母亲每次都无奈地叹口气，用手指指脑袋，摇摇头，说二姐这里不好使，坏掉了，不要和她一般见识。

二姐很小的时候，得过脑膜炎。母亲是乡里的赤脚医生，晚上在卫生院值班。小人儿半夜醒来一个人哭着找妈妈，懵头懵脑闯进了病区，从病人那里感染上了脑膜炎。脑膜炎会造成脑部损伤，就是母亲说的脑子这里有问题。

相比大姐温柔贤淑的性格，二姐从小就像扎人的刺猬。母亲提起二姐的种种违逆，一脸厌烦。生产队里分口粮，大家慌不择路担着箩筐去挑玉米红薯，刚刚跌跌撞撞会走路的二姐死活不让母亲走，拉着衣角抱着大腿，像螃蟹的钳子一样把母亲紧紧箍住，哭得歇斯底里和撕心裂肺。母亲说那个恨啊，但凡去晚一步，分到的玉米番薯就有差别。母亲狂躁着把孩子拎起来，像石臼里舂年糕一样，上下杵着。大姐和哥哥都个子高挑，二姐身形小巧，大概是小时候被母亲杵坏了，再加上后来得了脑膜炎，这个孩子就有点废了的意思。

母亲对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已经读小学，二姐临近高中毕业，却死活不肯去学校，说要回家来务农。母亲和父亲百般劝说：“你大姐因为要干活带妹妹，初中念完就不让她读了，你再过半年就高中毕业了，不去考大学今后别后悔。”二姐坚定地说：“不后悔，我写保证书。”

若干年之后，当无数次徘徊在命运的十字路口时，我想二姐肯定后悔当初的年少莽撞，促使她坚决不肯去学校的主要原因，还是来自父亲的影响。

父亲是公社党委书记，在那场运动后期被人关起来接受审查。哥哥和大姐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因为别的孩子会欺负他们，放狗、扔石头。只有二姐很勇敢，她自告奋勇去给父亲送饭。被关在黑屋子里如困兽一样的父亲，悲喜交加吃到了奶奶做的饭菜，又为自己的尴尬处境狼狈绝望，在那段至暗的时光里，是二姐的陪伴和无畏，让他有了支撑下去的勇气。

两年后父亲平反了，我家表面上看起来算扬眉吐气了，家里又像过去一样人来人往。只有父亲知道，有些东西就像打破的碗，纵使黏合起来也是有碎痕的。二姐的心里，想必也是有伤痕的，她总会梦见同学们对她扔石头丢垃圾，朝她吐唾沫，昔日的好友也躲得远远的，老师让她在走廊上罚站。就像三毛被老师在脸上用墨汁画鸭蛋，此后开始逃学一样，二姐总想着怎么离开学校。

二姐不想再读书了，她想用一己之力改运。

她喜欢文学，在农村里有这样的爱好，总显得格格不入。文学不能抵工分，不能带来实质性的利益。她有空躲在楼上读《简爱》《茶花女》，和懵懂的我说起《飘》里面的卫希里，两眼闪闪发亮，满是少女的期待。每天中午，她入迷地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的朗诵，《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内心波涛汹涌，她像堂吉诃德一样，开始徒手挑战命运的风车。

二姐写下保证书后，就回到家里当上了农民。母亲挥着保证书，扬扬得意像是拿到了一张卖身契：“你自己选的路，不能后悔哦，以后家里的田、山上的树，都归你了。”

当时刚刚责任承包分田到户，我家里有四五亩田，山上还是生产队统一出工。哥哥从部队回来之后，就到学校当了民办老师，大姐到镇上服装厂上班，父亲还在乡镇上班，家里就是二姐和母亲。

可能得过脑膜炎的脑子，是和别人不一样，按照母亲的说法就是一根筋。

村里人开始看笑话，一个从学校回来的十七岁高中生，个子小小的，皮肤白白的，又是公社书记的女儿，怎么可能种田啊上山砍树啊。人家杭州来的知青，多少年了还不熟悉农活，你放着好好的书不读，回到村里来当泥腿子，自讨苦吃，得过脑膜炎的人，脑子一根筋啊的确有问题。

“一根筋”开始种稻了，那个时候都是双季稻，最累最苦的是“双抢”，就是抢收抢种，抢收就是割早稻，抢种就是插晚稻秧苗。南方地区一年要种两季水稻，七月早稻成熟收割后，必须立即耕田插秧，要在立秋之前将晚稻秧苗插下，如果过了季节，收成将大减，甚至绝收。短短半个多月时间，收割、犁田、插秧，兵荒马乱，人都要脱一层皮。天微亮的时候就要去稻田割稻，锋利的镰刀和坚硬的稻秆时常会在手上留一个血口。打稻、耕田、耙田、平田、拔秧、种田，等等，七月酷暑，脚踩在四十多度的热水里浸泡着，上烤下蒸，脚上还有蚂蟥叮咬，苦不堪言。

二姐就像被逼入绝境一样，咬着牙坚持着，她从没有在人前诉苦，只是夜晚在床上因为全身疼痛而辗转反侧。不多久，她就晒得黑乎乎，手上磨出了粗粝的老茧，腿上脚上一层层蜕皮。半年下来，已经没有学生的模样了，戴着农村里常见的大草帽，卷着裤腿，粘着泥巴，像是地道的农村妇女。她种的水稻，竟然是生产队里长得数一数二的好，每株稻子绿得黑亮，粗壮健硕，在阳光下飒飒作响，微风吹来的时候，一波波的稻浪好像钢琴键的起伏。每次表叔经过二姐种的水稻田，总会驻足啧啧赞叹：“小毛啊，你这片田打理得比我还好啊，有出息，到底是读过书啊。”

在忙活的二姐听了，摘下大草帽扇扇风，露出白白的牙齿不好意思地笑了，头发上的汗水和泥巴黏在一起。二姐是善于钻研的，养谷子、种稻子，插秧几分深浅，锄草、放水、排水，等等，她像实验室里搞科研一样，虚心向村里的老把式求教。

该吃亏的时候，二姐知道后退迂回，但是对于显而易见的欺负和挑衅，她也表现出天不怕地不怕的一根筋。

村里有个赖子叫根闹子，一个人住一间茅草破屋。但凡孩子哭闹听说他来了，马上会止住哭声，连狗都要避得远远的。根闹子仰仗光脚不怕穿鞋的，看见哪个孩子不顺眼，抽起棍子把人家撵得鬼哭狼嚎。平时借了自己的疯痴，常在生产队里揩点油占点小便宜。

有一次队里安排上山砍毛竹，二姐也去出工了。忙活到下午，明明是二姐砍的一大堆毛竹，根闹子和队长说这是他砍的，工分要记给他。想象得出来，根闹子斜睨着眼睛，一副你敢拿我怎么样的表情。二姐问他，这个毛竹到底是谁的，他说就是我砍的，你个子这么小，怎么可能砍得动。二姐听了，二话不说，抡起砍刀就朝他劈过去，根闹子躲得快，趔趔趄趄跑得老远，回头停下脚步，傻愣在那里。队长吓得要死，赶紧夺下二姐的砍刀：“哎呀，你这个小囡，怎么真的劈，要出人命的呀。”

从那开始，二姐在生产队里就树立了威信。大家说，根闹子不怕别人，就怵我二姐。

得过脑膜炎的二姐，怎么可能真心想当农民呢。她白天干农活，拖着脚疲惫不堪回到家。每到夜晚，她就在楼上写小说，她的钢笔字写得很漂亮，方格稿子一摞摞堆在桌上。那些文字在她面前跳跃着，舞蹈着，似乎是一个个灵动的音符，越过眼前的黄泥土屋，越过一座座黑魆魆的山、一条条蜿蜒曲折的河，一直到达她自己的远方。

记得二姐订阅了很多杂志，《收获》啊，《十月》啊，写的稿子叠起来很高，平时放在一只樟木箱子里，外面还挂着一把锁。二姐不断投稿，不断地杳无音信，她很想去上写作培训班，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村，看课外书、写作都是不务正业，哪里能走远呢。

她像一滴水无声息地融入海里，她把自己的理想埋在绵延不绝的大山里，在每个静静的只有蛙鸣的夜晚，寻找着自己的深海和灵魂上的图兰朵。

二

二姐出嫁的时候是我做的伴娘。那年我读高二，第一次穿这么好看的红衣服，我说太抢眼了吧，二姐说真好看，年少就是好。

相比大姐结婚时的排场和热闹，二姐的出嫁显得有些寒碜。在大姐的婚姻上干预过多的父母，在二姐这里总算松了口，说恋爱自由，你自己不反悔就好。想必父母对二姐的一根筋已经领教过了，即使反对也没有用。不过二姐也没有嫁远，她在乡里的针织厂上班，嫁给了同一工厂做机修工的姐夫。

年轻时候的姐夫长着和小说《飘》中卫希里一样的高挺鼻梁，也像卫希里那样的沉默寡言、聪明能干，会修机器，会做油漆。姐夫家里有两个弟弟，一个读高中，一个念初中。奶奶和母亲身体都不好，一个瘫痪在床，一个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更要命的是姐夫家在山上，一条羊肠小路歪歪扭扭，从山脚到山上要走一个多小时，什么都靠手提肩挑背扛。

二姐第一次去村里的时候，三十多户人家，有限的几亩田，稀稀拉拉散落在山坡上。村里女的都外嫁，很多光棍娶不上老婆。被类风湿性关节炎折磨得剩把骨头的姐夫母亲，硬撑着身子给二姐杀了一只过年鸡，掏了红包给二姐，拉着她的手半天不肯撒手，眼泪汪汪。二姐吃了姐夫家的鸡，抱着强烈的悲悯之心和英雄主义情结，义无返顾地走进这户家庭。

屋漏偏逢连夜雨，二姐婚礼前不到一个月，姐夫家里竟然因为电线老化着火了。一瞬间熊熊大火吞咽了新打的家具、刚买的家电、首饰和银行的存折、现金。除了背出来两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其他物品无一在这场火灾中幸免。

整个屋子火光冲天，场景宛如电影里一样，黑色的烟火弥漫了几个山头，屋梁劈劈啪啪轰塌下来，火星暴雨一样滚滚而落。被烧垮的屋子，最后只剩了三堵黑色的断壁残垣。

人在最绝望的时候，是没有眼泪的。就像《活着》里面，富贵在有庆没了后，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再也听不到有庆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我赶回家的时候，父母和二姐坐在屋子里，不发一言。当时二姐还没有领证，亲戚劝说悔婚吧，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二姐还是按照原来说好的日子出嫁了，一辆拖拉机上搁着几床棉被，还有一张吃饭的方桌。我穿着二姐买给我的红衣服，恓惶如丧家之犬。

婚房是村里生产队给的一个仓库，窗户全部是黑乎乎的窟窿，虽然用稻草堵了，北风还是呼呼地往里灌。结婚当晚，全村的人都来了，大家没有闹洞房，安静地吃糖嗑瓜子，安静地看新娘子。

放寒假我去看二姐，住的地方还是仓库，用布帘子一隔，就算是两个房间了。姐姐背上用布带缚着孩子，在灶台上忙活着。灶台边铺着两张床，一边是姐夫的母亲，一边是姐夫的奶奶，仓库里四面漏风。奶奶早就起不了身，大小便都在床上，当时还没有尿不湿，奶奶和小外甥女都用尿布。姐夫的母亲也常年卧床，类风湿性关节炎把她折磨得痛不欲生。姐夫到外地工厂去做机修工，姐夫的父亲上山去给别人烧炭，十天半月下山。姐姐一个人要照顾两个躺在床上的老人，一个嗷嗷待哺的娃。

高中毕业之后第一年，我高考没有考上，母亲说要不嫁给什么王木匠李大厨的，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吗。二姐把我接到她家里看书，炖山羊肉给我吃，悄悄塞给我一把钱，说到县城去复习吧，那里条件好一些，你复习了肯定能考上的，一定要农转非，不要像姐姐这样吃苦。

三

我们是快递之乡，一开始，大家都瞧不上做快递的，觉得不正经。村里年轻人除了读书、当兵奔前程外，其他只有外出打工踩三轮做小工谋出路。山沟沟里太苦了，田少山多，绵延不绝的山冈望不到尽头，像是挡着路的一扇扇屏风。山与山之间狭隘逼仄，把村庄挤得透不过气来。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们那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组合“三通一达”（申通、中通、圆通和韵达），快递产业在全国出了名，老乡们纷纷各占山头承包各个省份的快递区域，等二姐醒悟过来的时候，经济相对发达的地盘基本没有了。

二姐和姐夫四处筹钱，缴了费用，承包了某通重庆一个区域的快递站点。

有一句话叫做“少不入川，老不出蜀”，讲的是天府之国实乃温柔之乡，好山好水之外还美女如云。二姐和姐夫到重庆做快递后，和我们交流很少，春节时候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二姐穿着貂皮大衣显得贵气，姐夫开着奥迪Q7，都是喜气洋洋的。

有一天，我接到了在重庆读大学的外甥女电话，小姑娘说妈妈状态很不好，在医院精神病科住着呢。姐夫赌博，外面有了女人，三天两头不回家。更要命的是，公司里的账户没有钱了，工资发放有了问题。

一开始我觉得不可思议，那几年谁做快递不赚钱呢，春节那些快递老板回乡，开的都是宝马奔驰保时捷，春节放的鞭炮像龙一样盘旋在田里，噼里啪啦的比谁家放的时间长，是放一亩地还是两亩三亩地。大家在牌桌上玩牛牛，堆的钱都是成捆成捆，几乎拿尺子量的。

还在读大二的小姑娘在电话里泣不成声，说小姨子，你和我爸谈谈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是的，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怎么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呢。在医院住院的二姐，压根不知道姐夫外面有女人。她对自己太自信，只是用原有方式来思考爱情、思考家庭。当年自己嫁过去的时候，姐夫一家是怎样感激万分，姐夫怎么可能会背叛她，在外面找女人呢？

我看到姐夫和那个女人的照片，女人在歌舞厅上班，长相普通庸俗，烫着一头焗得金黄的大波浪，蕾丝上衣牛仔短裙，斜背着一只LV包包，笑得妩媚风尘，但的确年纪很轻。我也看到了她和姐夫的肉麻露骨对话，是从QQ上截屏过来的，两人你情我浓。姐夫隔天就从银行取钱，三万五万的，全部是现金。

我给姐夫打电话，姐夫也不辩解，一副无所谓大不了的态度。我说我们不要婆婆妈妈，我也不想听这些男女苟且之事，大家爽快一点，你就和二姐离婚吧。姐夫很诧异，说我是家里的老幺，没有权利管姐姐的家事，他不想离婚。我说我可以拿到父母和我外甥女的授权委托，由我来全权处理这件事情。二姐现在在医院精神科室，从法律层面讲，你是有遗弃嫌疑的，如果从第三方介入婚姻角度来讲，财产分割你并没有优势。公司是你们的婚后财产，股份本来就是一分为三，我姐姐和外甥女占三分之二，姐夫你只占三分之一。

姐夫说，你姐得过脑膜炎，脾气不好，处理事情只按照自己的想法，个性特别强。现在做快递的老板，哪有不赌博不去风月场合的，有人去澳门，输一次都是几百万呢；有的常年不回来了，外面有儿子。姐夫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只是大家都心知肚明，他总不能一辈子，活在姐姐是他家恩人的阴影里吧。

没有多久，二姐从医院出来了，还是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我问二姐，医院里有没有人虐待她，在医院的毕竟都是精神上有问题的，二姐说，这个医院和疗养院差不多的，作息有规律，在医院里修身养性，反而清净。

我问二姐为什么要喝酒呢，姐姐说最初到重庆的时候，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饮食不习惯，公司里招不到员工，招到的员工又欺负外地老板。分给他们的摩托车，他们卖了；干私活的汽油费，入公司账报销了；管理上瞎子摸象，员工私自收件收钱。稍微说说他们，就集体撂挑子不干了。你姐夫每天晚上去机场取件，到总公司开会、打牌，彻夜不归，我一个人害怕啊，一宿一宿的，总是睁着眼失眠，心想喝点酒就睡着了。

看二姐还是这样稀里糊涂的，我说长痛不如短痛吧，索性把所有的事情向她兜了底。

二姐沉默了半晌，她早就知道姐夫出轨，只是两人都装糊涂。二姐说，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人都没有了，钱还留着干吗，大家败光拉倒，这个日子不过了。你知道吗？我一直想回到老家，梦里都想。这嘉陵江的水远没有我们富春江清秀，重庆的空气里都弥漫着辛辣的火锅味。我是个没有出息的人，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就像那年我躲避高考一样，事实上，我当年如果没有考取，再复习一年也能考上，但是我不想在外面了，就想回家。

我又想起母亲讲的，不要和你二姐计较，她得过脑膜炎，脑子和别人不一样。

二姐说，那年你姐夫在外地厂里干活，他大弟考取军校之后就要分配工作了。本来指望他终于能接济家里了，结果来消息说出了点事，需要用钱打点。农村里一年到头刨点土疙瘩的，哪有什么钱。老头子在山上放羊，挖点药材去卖，生产队年终可怜巴巴的一点分红，又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借钱，托了关系到信用社贷款，好不容易凑了几万元钱打给大弟，这才保住他的饭碗。

二弟长得虎头虎脑，英俊帅气聪明勤快讨人喜。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和隔壁村的姑娘谈了恋爱，女方要一笔数量不小的钱订亲，家里一下子拿不出来。二弟很苦闷憋屈，一个人跑到山上发呆。恰逢有一伙人上山偷生产队的树，二弟看见了，就去阻拦他们，他们把二弟狠狠揍了一顿，出拳打的都是外表看不到的内伤。二弟回来什么也不说，那两天就是埋头睡觉。我以为他心情不好，就由着这个孩子多睡一会。第三天早上，二弟很晚没有起床，我上楼喊他吃饭，才发现二弟竟然没了。当时我只顾得哭，这个孩子一个晚上得多痛啊，但是他都忍着一声不发。平时有什么事情，他不会和他爸和他哥说，只会和我这个嫂子说。他不知道，我已经在给他凑彩礼的钱了。他唯一没有告诉我的，就是在山上被别人打了，他没有还手，那时肯定是委屈绝望到顶了。二十出头的年纪没了，村里的人都说是短命，农村孩子不金贵啊，白事也没有办，就这么草草找地方埋了。

我是一直到两三年后才知道二弟被打的事情，才想起他走的时候，嘴角乌紫沁出血。我想报案，给二弟一个说法，二弟这样肯定死不瞑目。你姐夫他们不愿意，一则事情过了两年了，找证据很难，现在再开棺验尸，就是让二弟不得安宁了。二则都是乡里乡亲的，即使把他们绳之以法，二弟也回不来了，我们年纪大了还是要叶落归根回老家的，今后怎么面对他们呢。

这些事情郁结在我心里，就像藤蔓一样紧紧缠绕，挥之不去。你姐夫奶奶和他母亲，都是我养老送终的，我一个女人背着孩子，灶边两张床，一边躺着一个，都嗷嗷等着我做饭照料，她们两个都喜欢孩子啊，但是，手无缚鸡之力，连抱孩子的力气都没有了。有一次，我把孩子搁在你姐夫妈妈膝盖上，我去门前溪沟里担水。就那么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滚落在地上哇哇大哭。

孩子断奶后，就送到外公外婆这里了。从小学到初中、高中，都是外公张罗送衣被、送菜。现在想起来，不要说培训班，估计那个时候连家长会，孩子也是没有家长去参加的。就是为了到重庆谋生，我们这样背井离乡的，你说图什么？做了快递，你姐夫有钱了，买了房子，开上奥迪，就开始忘本了。他奶奶和母亲都是我养老送终，给她们体面地送上山。但是你姐夫竟然想把那个女人清明节带回去扫墓，我能承受得了吗？我心里的血，早就流光了。

这些事情，我都知道，都知道，我的心里，痛啊。

暗暗合计，被姐夫糟蹋出去的钱，该有几百万了。我问二姐，这个钱你不心疼，不想拿回来吗？她说，怎么不心疼，现在公司很困难，每年都在贷款的，连房子都抵押了，五六十号员工，每个月发工资都得二三十万，公司越来越难了，实在撑不下去，只有卖房子。

瞒着二姐，我们找了个私人侦探，查到了姐夫在外面的女人地址。终于等到有一天，姐夫要去上海总部开会，大家商量好了就在当晚行动。找到那女人后一定要理性冷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姐夫到底给她多少，是二百万、三百万，还是五百万？她承认拿了多少，就写下来多少，至于能不能要回来，以后再说吧。法庭上只认法律证据，姐夫给她的钱，单方没有馈赠的权利，而且这还是公司账户上的钱，只要拿回一半，公司的日子就不至于这么艰难。

从工商查到这个女人刚开了一家担保公司，给别人做借贷。担保公司总要有本金吧，否则怎么运营，这个本金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姐夫给的呢？

我坐立不安，一直在等二姐消息。到了晚上十点半，我实在忍耐不住，给二姐发微信问怎么样了，二姐没有回复。第二天，我迫不及待打二姐电话，二姐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昨天他们根本没有去找那女人。走到半路，二姐突然不想去了，转头直接回家了。

我诧异极了问为什么？二姐说，我给她打了电话，说大家都是讲道理的，你也读过书，不能去做破坏人家家庭的事情。

对方口气很嚣张，说都是姐夫自愿的，说二姐管不住男人，得过脑膜炎。

二姐对我说，我自己也有问题，谁让我身体也有病呢？钱有这么重要吗，由他败吧，败光了，就不会折腾了。

我恨恨地挂了二姐电话，此后很长时间，我没有再和她联系。

但是经常在无际无眠的夜里，我会想二姐在干吗呢，现在不知道怎样了？我经常梦见她被别人关在医院里，隔着铁栅栏，说有人要打她，她从窗户里伸出手喊我去救她。我梦见自己背着书包去找二姐，在乡间道路上转来转去，四周到处云雾缭绕的，我怎么也找不到二姐的家。

嫂子让我不要担心，说二姐现在挺好的。信佛吃素，彻底和酒断了，自己在管理公司，也聘请了一个经理人。姐夫没有钱，兜里空了，歌舞厅那个女的也不愿意搭理他了，听说拿了钱回乡下老家造房子，找个男人结婚过日子去了。她家在四川非常偏僻的农村，也算是衣锦还乡了。二姐说，那也是她的福报，希望她以后好好的，不要再祸害别人。

母亲说，二姐这不是大度，是傻，还是小时候得过脑膜炎的缘故。

四

但是快递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自从总公司被全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收购后，整个快递系统明面上管理规范了，但是地方上承包区域的小公司都出现了很多困难。面单价格上涨，惩罚措施也越来越多，一个双十一，积压的货没有及时发出去，二姐她们非但没有赚到钱，还被罚了二十万。

很多大公司早年有规划打算的，打下了江山，积累了房产、仓库、车队等资产的，钱跟着钱走，雪球越滚越大。像二姐这样的公司，之前好赚钱的时候，钱被挥霍了，现在整个行业进入微利，管理上又存在陈年积垢，就不得不勒紧裤带。二姐聘请的经理人，巧舌如簧高于实际能力，年薪拿得不少，公司的生意却始终不见得有起色。投资了两个快递之外的项目，结果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迫不得已，二姐卖掉了重庆一套房子、老家县城两套房子。怎么办呢，这么一个大摊子，工人工资不能拖欠，每天眼睛一睁开就是花钱，忙忙碌碌到半夜才能休息，重庆没有了房子之后，一家人就挤在公司的楼上。真的倒应验了那句话：白天是老板，晚上睡地板。

疫情缘故，我和二姐也是两年多没有见面了。去年国庆节，快递村的一个大户办酒席，我见到了特地飞回来喝喜酒的二姐。干瘦、枯瘪，五十多岁的人，眉毛竟然有些发白了。通往村里的道路在放假前就开始拥堵，蜿蜒的乡间公路此刻显得局促不安，平日里空荡荡的小山村，突然被这汹涌而来的造访者、川流不息的车辆打破了宁静，村里的狗和猫相互追逐和叫嚣，亢奋得不得了。

不要说狗子们，来到婚礼现场的所有人，对这场山村里举办的婚礼大典，也是瞠目结舌感叹不已。婚宴的现场布置在秋后的农田里，光是搭展就花费了上百万，服务人员都是准五星酒店请过来的，蓝色璀璨的星空下，垂挂着硕大的水晶琉璃吊灯，宛如置身于好莱坞大片里的梦幻城堡。

这是快递村一位老板娶儿媳，婚宴不收礼，老人们都被请去吃饭喝酒了，还送了丰盛的伴手礼。这个村叫做夏塘，是中国民营快递发源之地，二百六十户人家就有两个上市公司，一个亿以上身家的老板有十几个。这次办婚宴的老板承包了深圳的快递，去年卖掉了一部分区域，获得了六个亿的套现。

二姐问老板借了钱，一分利息，人家娶儿媳，该上的账还是要上的，该还的人情得还，别人家起高楼宴宾客，那是他们的本事，二姐的公司一直亏损，当初能卖个千把万的快递公司，现在价格一落千丈，市场都是赶涨不赶跌的，谁也不敢在低谷时候来接盘。

说这些话的时候，二姐脸上表情宁静平和，好像在说菜园子里的豆角萝卜，现在是疫情，不仅是快递，很多生意都不好做，大家都难，也许过了这一阵子，生意就会好起来了。

外甥女大学毕业后，接管了公司，去年公司没有亏损，还略有盈利。这个90后的小姑娘，学的是外语专业，长着和父亲一样高挺的鼻子，看似美丽柔弱，却比一般同龄人更自信沉稳和坚定。

二姐的人生梦想就是回老家，一家人整整齐齐在一起。每次讲到这个话题，就是一脸幸福神往的表情，好像当年我们对山外的向往。她说，土地和我结缘，我种什么，什么就肥。耕几亩地，点几垄瓜果蔬菜，山坡上放几只羊，溪沟里养一群鸭子，多美啊。

岁月似乎随风而去，在我面前的二姐，眼神里依然有着三十多年前少女的天真。我们一起躲在阁楼上热烈讨论初恋选卫希里还是白瑞德，我们抛着硬币决定买奶油还是赤豆冰棍。夏天并排躺在竹榻上看星星，逮萤火虫，吃浸在水缸里的西瓜。周六放学回家，我骑着二十八寸的自行车吭哧吭哧拼命往家赶，书包里放着用省下的零花钱买的一根油条或一个麻球，欢天喜地带回来给得过脑膜炎的二姐。

时光不羁，那一幅幅挂在梦里、驻足心里的思乡画面，像万千只蝴蝶在我眼前飞舞扑腾，按也按不住，飞过万重山去。

【邱仙萍，陆春祥文学院签约作者。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曾在《湖南文学》《山西文学》《青海湖》《散文选刊》《西湖》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数十万字，出版散文集《向泥而生》。现供职于杭州日报社。】